《竹书纪年》解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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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大學近年設置的一個常年漢學講座也以“早期中國”命名。 P9

真正的考古學提供的是另外一種證據。 P10

本叢書不僅是介紹西方學者一些具體的早期中國研究的成果,引進一些新的概念、技術、思想、方法,而且更希望搭建一個開放性的不斷探索前沿課題的學術交流對話的平臺。 P11

最近我有幸與優秀的譯者合作,這個願望也終於得以實現。 P12

還有一個新寫的後記,其中我提出了全書的大綱。 P13

剛開始我只是畧作嘗試,但隨着工作的開展,我越來越堅信我的理論是可行的。 P14

黄帝在位時間,大約從公元前2402年到公元前2303年(詳見下文)。 P15

但到20世紀,大部分學者,以及所有西方學者都接受了王國維的説法(我在哈佛念研究生的時候,學的就是王國維的觀點)。 P16

宣王元年爲公元前827年,本無争議。 P17

0.7 守喪期這一説法,可能是我的研究無法爲中國大陸學者接受的一個主要原因。 P18

班大爲確認其發生年份,實爲公元前1576年。 P19

這對我來説,亦頗爲重要,因爲我要利用《竹書紀年》,推算出從黄帝到西周的完整紀年。 P20

而孝王一直統治到公元前864年,王子胡(即厲王)誕生。 P21

後來,這篇文章被譯成中文(《武王克商之日期》),收録於北京師範大學國學研究所編《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書中(第513-525頁)。 P22

1.0.1 历史論點提要 關於武王克商之年,我在1983年、1984年和1985年發表了三篇文章。 P23

小盂鼎銘文二十五年説明公元前1003年是正確的登基日期。 P24

那麽公元前1077年是唯一的可能性。 P25

在《漢書》中,劉歆説伯禽治魯四十六年,開始的那年正好是成王在位三十年的第一年(我認爲這裏指的是成王守制後的年曆)。 P26

公元前1036年要求十二月是冬至前的第二個月(或許其後是閏十二月),日期爲11月27日;公元前1031年則要求日期爲12月31日,而下一個月又比張培瑜的曆表早一天(朔在03:20,所以有可能)。 P27

公元前1050年文王去世,所以武王八年是公元前1042年。 P28

周曆6月/夏曆4月庚戌(47),即西曆6月3日,此日爲小滿第一天: 周在滿月之日祭祀慶賀。 P29

因此我認爲在緊接大月(三十天)的一個月中,“既死霸”(一月中第四個四分之一的開始)是二十四日;在緊接小月(二十九天)的一個月中(如夏曆二月)是二十五日。 P30

根據《周本紀》我們可改正爲十一月。 P31

1.5.1 這裏附上一份大事年表,從文王出生至成王公元前 1030年完全獲得統治權。 P32

不同意我的學者們不可不被迫承認《史記·周本紀》給予厲王的公元前841年之前的37年在位期。 P33

在生霸和在死霸是第一弦和第三弦底日,即大月後的第六和第二十三日,小月後的第七和第二十四日;亦是既生霸和既死霸的上日(其餘請見1.4.11.1“克商役圖”)。 P34

1.7.1 有關武王克商的兩個年份之間,恰好相差兩年。 P35

“會朝清明”一句,令人費解,以致人們需要杜撰一些故事來解釋。 P36

由外往裏的第二層同心圓以“十二辰”按順時針方向標明,表示陽曆月及一天十二時辰(每個時辰兩個小時)的劃分。 P37

所以,當時太陽於午夜時分移至正北,而北斗星斗柄(位處大火)必指向正東,按順時針方向,與太陽相距三格。 P38

) 此處,我參考了夏含夷的解讀(1991年,第87-105頁),但主要還是採納于省吾的解釋(第94頁),並根據我的發現將其解釋爲“清明日”,即每年祭祖的日子。 P39

因此,每月月初,北斗星指向的位置,並非恰好正對某一辰格。 P40

這個年表並非《竹書紀年》所涵攝的全部兩千年,而是上迄所謂三代開端之前,下逮夏、商、西周諸朝所有具有争議的年代。 P41

但是,假若果真存在諸多的反證,又應當如何?若不採用最早的史料,就必須判斷其之所以“誤”的原因。 P42

2.1.4 僅先提出初步的看法:人們有時假定,戰國編者推算古代紀年的唯一方法,是將歷代王公的在位年數依次相加。 P43

但是五十一年而非五十二年的説法,實則出於作者對文中“歲六月”的誤解。 P44

三、 月相資料與穆王之年代 2.3 欲求更多舉證並推算準確的年代,則首先需要解決在古文獻與周代金文中争議頗大的所謂月相用語的含義問題。 P45

因此,這再次證明穆王元年應爲公元前956年。 P46

2.4.2 有關上述年代假説,又可引康王期的兩條材料作爲旁證。 P47

2.4.3.3 再舉另一個證據(同類例子尚多)。 P48

戰國時期,人們普遍認爲公元前1045年爲克商年份。 P49

在《竹書紀年》中,命禹代虞事爲公元前2029年,即舜十四年。 P50

2.6.2.1 所以,仲康五年九月發生日食的記載不確。 P51

將日食年份往後移動四年,必然要求《竹書紀年·夏紀譜》年份增加四年。 P52

帝癸在位三十一年,即公元前1589年至公元前1559年。 P54

假設施行“夏曆”,則公元前1577年首日必爲當年春分之前月之初一,即二月十七日,儒畧曆1145471日,此日爲甲子,乃六十日干支周期之首日。 P55

通過觀察和思考便可發現,商王命名是按照一定的規則:① 商王從來不以“癸”爲名。 P56

太戊(小庚之子),公元前1477/公元前1474年至?年,3+? 年;公元前1477年元旦(冬至所在月),公元前1478年12月24日,甲寅(51),無效的;公元前1474年元旦(冬至前之月),公元前1475年11月22日,戊戌(35)。 P57

2.7.4 從第八位王太戊元年到第二十二位王武丁元年,我除了使用以“天干”爲名的王和《竹書紀年》所記王年之外,幾乎没有採用其他方法來斷定年代,而在我看來,其中有兩個王(太戊和盤庚)的年代是不對的。 P58

武丁是最後和最年幼的兄弟之子,這似乎與慣例有違。 P59

武丁必須比他所有的弟弟活得更長。 P60

《竹書紀年》記“文丁”在位十三年,即爲公元前1118年至公元前1106年;其他年表則記文武丁在位三年,爲公元前1108年至公元前1106年。 P61

所以馮辛並未改變所謂16+11年的計算法。 P62

結果之三:帝癸被假造了,始有35年(前1589至前1555)。 P63

因爲,若將全部守喪期删去,《竹書紀年》所記穆王世結束年份應爲公元前908年。 P64

我認爲,起碼有一處文獻記載,宣王卒於其在位四十四年,而非四十六年。 P65

附録一:先周紀年的發展 2.9 在這裏,我有選擇地制定年表: (a欄) 《竹書紀年》中從黄帝到商的年代,加上虚構的“帝癸”在位期(《竹書紀年》並没有堯之前的年份,但是這些年份可以推算出來); (b欄) 在較早的年表中,從黄帝到商的年代中並無“帝癸”的三十一年在位期,而且假定堯之前的君主去世後均有兩年的間隔; (c欄) 假設最早無誤的年表,(i) 舜十四年爲公元前1953年;(ii) 堯的統治結束於他在位的第五十八年,其子丹朱遭流放,堯的餘年則爲舜所軟禁,而這些餘年算作舜在位期的前九年,在此之後則是兩年的守喪期。 P66

1860=31×60,每隔三十一年,陰曆月份朔日的干支就重復一次;每隔六十年,那年的首日就往前運行十二天(明顯地,這些數字只能是近似值)。 P67

商朝年代的重建需要假定太戊活到八十歲以上,如果他是小庚之子的話,同時也須對雍己是否爲太戊之兄弟持懷疑態度,或許雍己是小甲之子、太戊之表兄弟。 P68

/b ([5]1):??若篡位者把前任帝王的年曆占爲己有,抑或帝王在駕崩前已爲繼承人設定年曆,帝王間的在位期則可能出現重疊。 P69

結果是商初年被移動後從公元前1589年到(原本的)公元前1554年,乃不得不插入一個“帝癸”(桀)在諸夏王之後,使以前的年期(主要的是帝堯元年公元前2145年)被定而不易。 P70

原因在於,守喪期删去以前,已經確定了商朝開始年份與太戊開始年份。 P71

若克商在公元前1040年,那麽商周共存的年份應爲公元前1056年至公元前1041年,共十六年,而公元前1086年以前十六年是公元前1102年。 P72

劉歆的誤説來自上述《國語·周語》中的那段記載(其所記之時爲公元前522年)。 P73

漢初的慣例是使用夏曆中的月名來確定任何年曆中的月份。 P74

所以公元前1027年克商的假説乃屬於視《竹書紀年》爲僞書的觀點。 P75

2.12.1.1 關於以公元前1935年爲舜之崩年的理由(如果舜這個人物確實在歷史上存在過的話),見倪德衛、彭瓞鈞在《早期中國》第15卷第95頁中的有關論述: 可以説舜的確卒於公元前1935年,即他在位之32年,於此《竹書紀年》記曰:舜“陟方岳”,因爲在《竹書紀年》中“陟”總是用來表示君主的“死”。 P76

商的真正始年是公元前1554年,帝癸則是虚構人物,説見本章2.6.3.1-2。 P77

於是假設陰曆月首都已確定,因此形成二十九天的月份和三十天的月份相互交替。 P78

2.12.4 西周  (“十二”和“十七”對换:説見2.5.1,5.2.1)  厲王生於公元前864年,夷王在此之前一直未有繼承人,也許這就成了孝王篡位的借口。 P79

在這章中,我將不斷地使用這種“假説+求證”的方法。 P80

鄭玄爲劉歆13年説的錯誤所誤導:他也許是從戊午部二十九(前1083)計算十四年到克商年(此年包括在内)。 P81

”就是説,禹(司空)有見於帝(帝堯或者攝政帝舜)乃帝給他用玄圭之權(圭爲政權的符號)。 P82

我想起我從前的學生艾文賀(P. J. Ivanhoe),他在1996年時編過一本書。 P83

唯一不確定的,是統治者的名字,如何運用於各紀譜篇名,以及一些不規則的副文,即不以17字爲基數成倍增加的副文,是如何處理的。 P84

這一處名字,並不是爲了記述有關帝王的事迹,而是爲明示新帝王紀譜的開始。 P85

另有許多證據佐證。 P86

“今本”《竹書紀年》中,成王紀譜裏有一處很規範的副文。 P87

他們改動時,非常仔細,所以並非偶然。 P88

假如,公元前1035年,木星位次爲十;公元前1047年,木星位次亦在十;而公元前1050年,木星位次則在七。 P89

在《吕氏春秋》和《史記》中,周克商發生在武王十二年(按武王在位的曆法計算,而非周“受命”紀年。 P90

從禹名義之元年(即“今本”載公元前1989年),到夏朝結束(即“今本”載公元前1559年),共四百三十一年。 P91

他認爲(而我同意)那支在武王記録中的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竹簡原本應在成王記録之十四年至十八年之間,而被誤置入武王的記録中了。 P92

3.9 此外,夏教授相信“百年”傳説和武王十七年去世的結論大概是第3世紀史學者之説法,可能對了;可是似乎他亦相信漢以前没有此説法,而這個“相信”不對。 P93

他的新學説暗示那改换簡文是魏人所作的,然而亦必是魏人將其置入武王記録了,欲使武王活到十七年,纔能定克商年爲一個歲在鶉火之年。 P94

注: 康王紀譜曾以半簡作結。 P95

關於這部分竹簡,我尚不太有把握。 P96

有人指出,每卷竹簡可再分爲上下兩卷,每卷三十支。 P97

第三卷的三十支竹簡,終於少康復國。 P98

哀侯在一次討伐武公之戰中被擒,次年(小子侯元年)因武公下令被殺。 P138

自公元前368年起,各年年份均有羅列。 P139

由“七年”推斷,黄帝第五十年應爲公元前2353年。 P140

我參考了方詩銘、王修齡編《古本竹書紀年輯證》所引王國維之觀點,第208頁及注釋。 P141

“禹立四十五年”(第073簡上)爲副文而非正文。 P142

但實際上,該天象發生於帝孔甲二年,也即公元前1576年)。 P143

後來,可能改成“名伷”。 P144

若此,帝乙二年應爲帝乙十二年(若視周伐商爲替季歷復仇之象徵性行爲,則“帝乙二年”無誤。 P145

第181簡對此有清楚記載,即第十一年(帝辛五十二年)。 P146

公元前1555年前的496年爲公元前1059年,這一年商朝結束,周朝開始。 P147

管叔在東,封於管地(商人先祖之地),蔡叔和霍叔在殷之都城(見《逸周書·作雒解》)。 P148

試比較我對第102簡和第110簡所作之評注(按雷學淇的説法,此處年份爲公元前864年。 P149

用“後幾年”的説法則不必用精確的年期且不冒犯錯的危險。 P150

那麽,它是什麽時候,又是如何被加進簡文的呢?方詩銘、王修齡編《古本竹書紀年輯證》第262頁指王國維提到《唐書·曆志》有關《詩·小雅》第193篇日食的記録:梁代天文學家虞鄺以曆推之,認爲日食在幽王六年。 P151

若此説不謬,則可意外解開一個有關《竹書紀年》中最後一位周王隱王的問題。 P152

總的來説,我認爲武王並没有“克”商,但和倖存下來的商朝王子達成了一項協定。 P153

20世紀,人們貶斥之聲愈烈,認爲《竹書紀年》或不可靠。 P154

班大爲表示,舜十四年即公元前1953年,當年二月有一次五星會聚。 P155

《竹書紀年》解謎 历史电子书 第2张

可能此時第五世的商王太戊的統治年限也被更改了:將其即位之年公元前1474年改爲繼位之年公元前1475年,剛好是商朝創立者湯所用年曆的始年(前1575)後的整一百年。 P156

所以公元前335年須是惠成王稱王之年。 P157

後來,也許在晉代,“兇”字(灾難)似不合理,便改成“兕”字(神獸)。 P158

周代自此至幽王共經歷292年(前1062至前771)。 P159

但事實卻是如此,不由得你不信。 P160

(f) 從發上溯至芒,共201年,所以芒逝後僅有一年無王期。 P161

魏惠成王侯罃在公元前335年稱王,從公元前334年採用新曆。 P162

所以,五星會聚的年份,相應地往前移動十二年,即一個木星周期,因爲木星恰好也運行到會聚點。 P163

魏國大梁那些專家們,是不是覺得他們排定的日期,要比早先編年史家所做的更準確?答案是否定的。 P164

劉歆是西漢後期非常有名的占星家,以使占星系統化著稱。 P165

但實際上,應爲帝乙十三年。 P166

周成王定鼎於洛陽時,曾有占卜,預示周王朝將延續三十世代,共歷七百年。 P167

該過程的第一年,有異象,預示着王道將興。 P168

我們可以將“十八年”和“十年”作比較。 P169

另見本書第四章對第168簡和第169簡簡文的評注及注釋1;第二章第2.2.3節及注釋。 P170

這項制度將對其以後的年表,産生影響。 P171

6.1.4 吉德煒的甲骨文研究表明,商早期,通常每一代都有兩位君王。 P172

) 6.2.1.1 非常遺憾,夏含夷只在該書的脚注中談及了這個觀點,但他之後的研究與此一脈相承(過去的數年間他也用中文發表了大部分的研究成果)。 P173

最近,我在清中葉早期研究《易經》的學者惠棟那裏,看到了有關此理論的一個例子。 P174

有的時候此年稱爲“七年”(從公元前1037年算),有的時候它稱爲“五年”(從公元前1035年算),然而此結束年必爲公元前1031年。 P175

人們普遍認爲,在此其間,西伯昌撰寫了部分《易經》,其中包括第五十五卦及對他來説仍記憶猶新的那次日食(所以,確切年份之推算,亦可證實傳統上普遍認爲西伯昌撰寫部分《易經》一事)。 P176

共王名下兩件青銅器上的銘文,很好地説明了這個問題。 P177

但當讀一個日期,不肯承認雙元説時,只有假設這個日期在半個月的腕部(如第十四日),纔可以用這樣的辦法。 P178

史學家中较早注意此問題者是夏含夷和我,但我們遲至2001年前纔能出版我們的結論;而在2000年斷代工程已經出版了他們的錯誤結論,將編鐘銘文所敘述的事件移入假想的厲王37年在位年間,亦假想此編鐘是紀念了那個銘文内的事件而被後作的。 P179

范曄的《後漢書·西羌傳》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短文,敘述中國宣王、幽王時代約五十年的争鬥(第四章之第270簡至第273簡的評注中分析了范氏的原文)。 P180

據此,應推測可能是減去了四年的重復年份,將日期往前移動,而非將穆王最後一年往前移動。 P181

這之間相差的兩年是公元前864年至公元前863年。 P182

這一個年代更改,把武王在克商後的在位長度定在五年,而非兩年。 P183

所以,章蔀法給出的日期爲丁亥日(24),即2月20日。 P184

我們知道,厲王繼位時,年紀尚輕,須有人輔佐,度過一段攝政期。 P185

所以歷史記録中,有關他的去年,均從他繼位年算起(孝王統治之初可能亦無守喪期滿后之新元年,因爲懿王不是他的父親,且孝王繼位之初,懿王可能仍活着)。 P186

所以,《竹書紀年》本身對帝辛元年的説法,有訛誤。 P187

若一祀長約三十七旬,則工典完畢後要增添一旬,或在“翌”組祀典完畢後增添一旬。 P188

此處“示壬”,即“壬”欄第二排之王名。 P189

但實際上,人們並不總這麽做。 P190

7.2.1 商代晚期,唯一符合以上描述的年份,爲公元前1077年。 P191

而以甲午(31),或乙未(32),或丙申(33)爲最後一日的年份,僅可能是公元前1077年。 P192

《竹書紀年》商代紀譜末尾的總結寫到,從湯滅夏到受稱王,即帝辛,共歷二十九世,四百九十六年。 P193

我認爲,這些卜辭分屬商代最後四位帝王。 P195

這樣一來,帝乙的受祀日就和爲報乙舉行的“翌”祀典在同一天。 P196

原因在於, 公元前1084年12月時,周祭首日爲甲戌(11)。 P197

其後,曆法制訂者把周祭的周期改成三十七旬、把周祭首日移至甲戌。 P198

這個年份數應有其依據。 P199

秋分日的儒畧日序號加上一定間隔,可得與之相應的中氣日儒畧日序號。 P200

從公元前1086年至公元前1068年,共十九年,恰好爲一章(古代中國人應已意識到章的周期及長度,但真正對此有概念上的認識,則要在六個世紀以後)。 P201

所以,(48)至(16)爲閏十一月。 P202

常玉芝(1998年,第307-308頁,第13組卜辭)列出《合集》11545的一組卜辭,以此證明公元前1185年有閏四月。 P204

公元前1188年有十三個月。 P205

因爲很多年以前,我已採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法,推算出了這個年份。 P206

這兩點相一致,可引爲證據。 P207

7.7.6.1 我將描述一個最近讓我關注的例子——《合集》40610(圖1),我完全有理由在意它。 P208

有一片甲骨碎片使我們對此深信不疑:《合集》11482(圖2),吉德煒將之斷代爲公元前1189年,其中,刻在背面的月食日期“旬壬申(09)”是月食文本的開頭,它位於與正面十天一記的癸亥日(60)對應的位置上(10天包括壬申日)。 P209

但《合集》40204也有《合集》40610缺失的細節,在癸未日(20)上方是從其他甲骨上抄寫下來的癸日卜辭(《合集》40610上没有),因此時間晚於它: 癸巳(30)卜貞,旬亡禍。 P213

有懷疑,故有“修補”置閏十三月) 公元前1192年:55=57  武丁,57/60年(建子。 P214

這使他們在夏至日後加上2×91天而得到冬至日的日期,導致官方的冬至日往往要比實際晚兩天。 P215

對此争議頗多,但無論如何,公元前1192年12月27日的確發生了一次月食,直到午夜以後纔結束(請見上文武丁59年十三月至60年正月)。 P216

7.7.6.8 我們是否知道商代稱呼午夜或是(更準確地説)午夜前一段時間的術語呢?下面的證據似乎表明了曆表上緊隨這一個時段的次日。 P217

我的年表包含越多的細節,它所傳達信息的可能性也越高——而事實上它幾乎包括所有信息(爲了使之更易理解,這個材料需要幾幅甲骨的插圖,就像在常玉芝《殷商曆法研究》第21頁[《合集》11482]和第28-30頁[《合集》40610和40204]那樣,每片甲骨都要展示正反兩面)。 P218

徐鳳先還在書中提到另一條卜辭記録,即《明》61。 P219

所以,《明》61與《合集》37852並不是一起被發現的。 P220

很可能,它在遭埋藏以前,原來帝乙在位十九年的記録被改爲了九年。 P221

這就要求公元前1086年爲帝辛元年。 P222

有許多“文武丁”名下的祭祀活動,發生在“丙”日(“丁”日後一天);還有一些其名下的祀點發生在“乙”日(島邦男《綜類》537.2-3)。 P223

《竹書紀年》也涉及武丁廢黜一事。 P227

注: 若從秋分日算起來確定二十四節氣(正常來説,應從冬至日算起),牧野之戰獲勝日,即公元前1040年建寅二月甲子,爲清明日。 P228

注: 張培瑜(1987)認爲,公元前1098年子月冬至日爲辛未(08)。 P229

注: 帝辛首日(子月)爲甲子(01)。 P230

本文僅探討紀年四要素完整的銘文,只有兩處例外。 P231

+表示該項在倪德衛1983的列表中並未出現(其實我對1983的列表做過多次修改)。 P232

#6班簋的銘文也可證實這一觀點(此處爲我和夏含夷的重大分歧之一。 P233

這樣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共王掌權後,下令在第七個月前置閏,從而開始採用他自己的新曆(例子請參見#16曶鼎;又參見第七章,關於公元前1188年,商祖庚元年)。 P234

因此,我現在並没有足够的理由來證實幽王繼位之年是公元前783年,而非公元前781年。 P235

關於此問題的更多討論,參見羅泰的著作(2006,第56-64頁)和夏含夷的詳盡分析(2007,第1129-1132頁)。 P236

39. 大簋:《金文通釋》29(175)571。 P237

50. 克鐘:《金文通釋》28(171)531。 P238

關於第24-25日與既望-既死霸,參見1.4.11.1條之克商役圖第2、第4、第6欄)。 P239

(2) 運用置閏法確定帝乙的年代;以置閏法計算擴展至武丁-祖庚更替年代和重新確定武丁之年代(與整個商代的年代計算)。 P240

(4) 赤冢忠#2,第631頁:邲其卣#2,銘文日期爲四年四月乙巳(42),是“翌”祀日,但受祀者爲何人,並不清楚。 P241

(8) 赤冢忠#7,第660頁:嶲臿卣。 P242

在這兩組卜辭中,每月均有三個“甲”日,没有僅包含兩個“甲”日的月份。 P243

〔總之:公元前1066年(公)1月9日,戊辰(5),即建寅公元前1067年12月1日,以公元前1086 年爲元年後20年(朏曆11月)。 P244

綜覽“二十祀”材料後,徐鳳先回顧了學者們對材料的處理。 P245

唯一的不同,是《説文解字》中的這個字下面爲“口”而非“酉”,許慎認爲這個字應讀“xie”。 P246

(2) 爲什麽原來的紀年是錯誤的?在戰國時代由於政治因素被更改了。 P247

全書可能有七策,每策有六十簡(請見第三章)。 P248

第二,將堯的守喪期從兩年延長至三年。 P249

但是這又會導致堯元年不再是公元前2145年,於是人們杜撰了末代夏王帝癸(桀),並給了他35年的在位期。 P250

《竹書紀年》記載了這些改動後的年份(3.3.3-4)。 P251

在中國,公元前5世紀時確實存在確切的年代記録,這些記録包括早至公元前20世紀的年份。 P252

Allan, Sarah艾蘭, “Review of Shaughnessy, 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書評夏含夷,《西周史史料》,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通報》1992年第3卷,第585-587頁。 P253

該文節選自陳力所著“今本竹書紀年研究”,《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28輯。 P254

John C. Ferguson福開森編,《歴代著録吉金目》,上海,1939年;東京:大安,1967年(再版)。 P255

Knapp, Keith N. 南愷時, The Ru Reinterpretation of Xiao儒家對孝的重新詮釋, Early China《早期中國》1995年第20卷,第195-222頁,其中第209-213頁尤爲重要。 P256

劉知幾:參見浦起龍。 P257

倪德衛,“The “Question” Question”(問“問”),Early China 《早期中國》1989年第14卷,第115-125頁(中譯本見《國際漢學叢書》2007年第3期,第139-148頁,樂學書局)。 P258

倪德衛,“Mengzi as Philosopher of History”(歷史哲學家孟子),Alan K.L.Chan 陈金樑編《孟子:背景與釋義》,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夏威夷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82-304頁。 P259

班大爲,“The Metempsychosis in the Moon”(月亮輪回),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遠東古物博物館學報》1986年第58卷,第149-159頁。 P260

邵東方,《劉殿爵等點校〈汲冢紀年存真〉辨誤舉例》,《經學研究論叢》2002年第11卷;收録於邵2005:第60-75頁。 P261

夏含夷,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s《重寫早期中國文本》,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2006年。 P262

TBS: Tsinghua Bamboo Strips清華大學竹簡,參見清華大學。 P263

張培瑜,《大衍曆議與今本竹書紀年》,《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 P264

2008年初,我向倪德衛教授建議:是否可以將他近年來有關《竹書紀年》研究的文字(包括尚未公開發表的)結集出版。 P265

在校樣印出後,我參加了一、二、三校樣的定稿。 P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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