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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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改革的发展,中国经济和社会也迎来了飞速的进步,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繁荣和安定。 P24

但真的是这样吗?在详细考察了历史之后,我们却会发现:其实,这所谓三大基础并非从德国人那儿来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 P25

这本书的主角不是每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演化力量。 P26

由于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统治者无法让千里之外的人们都俯首听命。 P27

最早进入皇帝视野的是国有企业。 P28

它规定:当一个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给他一块耕地;作为交换,一旦他成年,就必须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当他死亡时,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发给其他的新生人口。 P29

但随着中央财政的崩坏,皇帝往往拿不出钱来养活边关的军队,于是,他把边关地区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合并起来授予同一个人,让他自己想办法收税,再用这些税收养活军队打仗。 P30

而懂经济的人不懂历史,他们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状况想象得过于简陋,割裂了历史与现代的联系。 P31

而本书正文的三部,则对应着中国集权时代的三个大周期。 P32

王莽时期,惑于复古主义的政治幻觉,政府进行了激烈的、带着计划经济色彩的财金改革,但由于政府干预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太大,导致了政府的垮台。 P33

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却很快就失败了,因为人们都乐于从政府手中分到土地,但当有人死后,他的子孙却并不愿意将土地交回给政府,而是隐瞒不报,偷偷继承了下去。 P34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三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 P35

在汉代,一场战争的花费,就可以达到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战争可谓消耗巨大的游戏。 P36

这场战役的一方是汉朝的大军,主要策划者是一个叫作王恢的官员,另一方则是匈奴的军臣单于。 P37

谁知大汉皇帝却敌不过草原霸主,刘邦在白登山(位于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团团围困,差点儿成了俘虏。 P38

而大行令(最早称典客,景帝时改称大行令,武帝后期改称大鸿胪)属于九卿之一,比御史大夫地位低,但他的职责是管理归附朝廷的外国人,匈奴事务与他负责的领域直接相关。 P39

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汉书》列出了双方争论的三个回合,直到王恢第四次发言后,皇帝才拍板决定使用武力。 P40

匈奴单于在进军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好的兆头。 P41

他认定王恢临阵退缩。 P42

这些恶战对于汉匈双方来说都得不偿失。 P43

相应地,财政支出也要尽量最小化,只承担必要的安全保障,如军队、警察的开支,承担一部分实在没有私人愿意做的公共事业,比如修建道路和水坝。 P44

这套制度在中央是三公九卿制,也就是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官僚系统)这三公,加上九个辅佐皇帝的官员以及他们的部属。 P45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P46

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他抛弃了前几位皇帝谨慎的态度,追求战争带来的征服感。 P47

最初,匈奴在战争中占了上风。 P48

这两次战役是卫青扬名立万的标志性事件,军事学家则称之为远程奔袭的楷模,是中外战役史上的名局,为汉政府出了一口积压了几十年的恶气。 P49

最后,武帝只好下诏卖爵,因为卖爵可以获得三十余万斤黄金的收入。 P50

为了弥补马匹的消耗,汉武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去养马。 P51

对于依靠农业税和人口税的大一统王朝而言,这两项的常规税收是有限的。 P52

所以,一旦政府开支膨胀,常规渠道根本没有办法满足资金的需要。 P53

公元前123年的一次战役之后,政府的一次卖爵收入就高达三十余万斤黄金。 P54

汉武帝采纳了酷吏张汤的意见,依靠政权的力量创造了两种新型的货币:皮币和白金。 P55

民间社会一方面在交易中抵制这类货币,另一方面又大量偷铸假币,希望以此牟利。 P56

张汤乘机找人告发颜异,说他有意见不好好提,心怀不满,肚子里瞎嘀咕,犯了腹诽之罪,应当将其处死。 P57

到这时,国家垄断制度已经呼之欲出。 P58

于是人们又给这些人起了一个名字,叫“聚敛之臣”。 P59

这些能臣又做了些什么来帮助皇帝获得军费呢?他们和现代非洲的军事独裁者们所做的一样:通过创建国有企业,垄断自然资源,进而垄断最能影响国计民生的工业部门来获得收入。 P60

国家财政由大司农掌握,主要收入来源是全国的土地税,用于国家治理方面的花费,如军费、官员俸禄等。 P61

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商业税已经无法满足皇帝的胃口。 P62

在产盐铁的地方,政府垄断,低价采购,再运到外地高价售出——其中的差价就是政府的利润。 P63

盐业垄断的弊端,在西汉没有具体的数字可供参考,但我们可以从后世的效仿中找到一些痕迹。 P64

在马邑之战后不久(约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已经引入了商业税。 P65

武帝时期成为西汉王朝酷吏最多的时代。 P66

遇有不服审判者,狱吏则采取严刑逼供的办法来定案。 P67

所谓均输,是一种让政府插手商品运输和销售的做法。 P68

这就像水库对水位的调节一样,丰水期蓄水,枯水期放水。 P69

消失的小政府 比较武帝统治前后,就会发现汉代的宫廷已经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气象。 P70

”从官职来看,最初负责财政的是大农,当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税。 P71

[32] 对于农民来说,农业税和人头税虽然没有明显增加,但他们所受到的盘剥却十分严重。 P72

汉武帝对于财政收入的渴求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在制度上,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受到了永久性的损害。 P73

不过,虽然尚书台的地位得以提高,但尚书台的官员,比如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的级别都很低。 P74

统一的代价? 关于汉武帝的改革,人们的争论仍在继续。 P75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方面宣称要放权于民,一方面却舍不得放弃垄断的“蛋糕”的原因。 P76

[2] 马邑之战的详细情况主要记载于《史记·韩长孺列传》《史记·匈奴列传》《汉书·韩安国传》《汉书·匈奴传》。 P77

” [6]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着有《国富论》等。 P78

[10] 《汉书·地理志》: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 P79

”又[索隐]大颜云:“一金,万钱也”。 P80

《汉书·惠帝记》注引《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 P81

根据《汉书·食货志》,“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偷铸犯中赦免、自首、法外的三项几据相加,已为二百几十万人。 P82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 P83

[32] 《汉书·王嘉传》:“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 P84

但六国灭亡后,制度惯性让秦政府无法重构财政,导致财政机器沿着惯性继续抽血,民间经济无法重建,最终崩塌。 P85

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给中央政府留了机会,完成了官僚和财政的集权,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到这时,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才趋于稳定。 P86

随后,起义军中最强大的一支军队在项羽的率领下也到来了。 P87

秦末民变一爆发,诸侯力量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P88

只有秦国是个例外,由于暴秦是大家共同的敌人,不可能让秦王的后裔保留统治权,就由投降了项羽的三个秦朝将领瓜分了原来秦国的国土。 P89

现在人们一提起霸王,首先想到的是蛮横、不讲理的人,然而在古代,“霸王”一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称号。 P90

在秦代以前,整个华夏地区就是一个小型的地球,人们早已习惯了各国的存在。 P91

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是古埃及的新王朝和赫梯人(Hitties,位于今土耳其)争霸的时代。 P92

政权的兴衰取决于本部的国王的能力,甚至取决于一场战争的胜负,当本部军队被消灭,外围区域立刻脱离核心。 P93

当军事征服刚结束,由于惯性,大量的军队仍然存在于四方,他们的利益不容忽视,如果迅速把财政权从他们手中移开,会造成军队的不稳定;如果继续让军队掌握过多的资源,又无法创建起后续的政治结构,最终会产生资源分配上的严重不平衡。 P94

所谓变法,本质是改变经济资源的配置,提高国家财政效率的做法。 P95

到了春秋后期,随着几个大国的崛起,国君感到这种杂凑的军队已经不能满足军事需要了。 P96

时间长了,各级封君发现无主的土地已经吸引了太多的人,而封君们自己的土地产出却越来越少,影响了税收,而税收的减少又影响了他们的军事实力。 P97

与此同时,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却利用这个机会发展壮大。 P98

然而,在所有不利因素之外,秦国的隔绝和落后却又变成了它最大的优势:由于六国发展过早,国家内部已经有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即便经过了艰难的兼并和整合,国君仍然无法将所有的资源集中起来投入到统一战争中。 P99

那么,为什么齐国最终却在与秦国的竞争中失败了?主要原因就在于齐国国内复杂的利益团体阻碍了齐王掌控更多的资源。 P100

这两个人都是法家和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分别主导了魏国和秦国的变法。 P101

到了荒年,就减免一部分税收,并低价把粮食卖给农民,用这种办法平抑价格。 P102

秦国所创建的这套制度也成了未来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制度的蓝本,虽然地方管理的层级越变越多,但管理的思路再也没有变化过。 P103

一旦这些人移居到秦国,就分给他们土地,并免除三代人的兵役,让他们专心种田。 P104

[17] 许多人赞成第一种模式,因为这是大家已经熟悉的套路,好处是各个诸侯都会立即担负起统治责任,全国可以迅速平静下去;而坏处则是几代人之后,各诸侯国再次厮杀,将周代的形势重演一遍。 P105

秦军征服过后,许多地方的精英分子都被带走安置到其他地方,而这些人离开时留下了大量的土地,秦始皇再靠赦免的罪犯,或者调其他地方的人来填充,重建社会结构。 P106

如果秦代能够维持更长久的和平,也许等这些六国余孽都老死了,人们能够适应新的模式,就真的完成了政治征服。 P107

至于重新统一,谁都不想也不敢去尝试。 P109

秦末的起义者中,包括两类最主要的参与者:六国的贵族和各种对强秦不满的亡命之徒。 P110

他们总想将领地扩张一点,从邻国手中抢几座城市。 P111

这位能够忍辱负重的将军在北伐中灭掉了魏、代、赵、齐诸国,并降服了燕国,这些曾经最强大的诸侯国要么灭亡,要么结为同盟。 P112

于是在谋臣的帮助下,刘邦在关外就迫不及待地导演了皇帝登基的大戏。 P113

而此刻汉帝国最大的功臣韩信,由于被封为楚王,已经被汉高祖当作了第一种人——旧秩序的代表。 P114

“当上齐王”与“对汉王忠心耿耿”,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P115

在异姓诸侯曾经统治过的地方,他必须再树立一个诸侯来代替原来的角色。 P116

更重要的是,帝国虽然完成了武力征服,具有了表面的形式,但在更深层次上,却没有完成政治征服,尚有两大问题急需解决:第一,在经历了如此众多的动荡之后,如何保证社会的经济发展,让人们对帝国产生信心,不再想回到过去。 P117

高祖本人对经济并不精通。 P118

而汉高祖的性格多疑、自大,控制欲强,这一点与秦始皇并无二致。 P119

即便在汉代统治的高峰时期,除了中原、山东、关中、川蜀之外的其他辖区,比如西北、东南,包括越北,由于人口稀少,经济成本高昂,最多只能自给自足,无法向中央缴纳财税。 P120

如果诸侯势力太大,中央政府的征税权就会变小,最终无法同众多的诸侯相抗衡。 P121

汉文帝时期,是先发展经济,普遍实现人民富裕,还是先创建可靠的中央财政制度,约束诸侯财政,保证帝国不会解体——这两个问题都已经非常迫切。 P122

他登基的第二年,就将土地税暂时减半,从十五分之一变成了三十分之一。 P123

这时,大臣晁错替皇帝想了一个办法。 P124

晁错又建议文帝让富人把粮食上缴到中央政府在各地的仓库。 P125

由于当时恰好处于财政紧缩时期与和平时期,政府不需要太多的花费,所以这种做法是可以的。 P126

至于匈奴一方,文帝的和亲政策和贸易政策也足够明智,没有像武帝那样主动挑衅。 P127

由于和平,方才富足;而富足伴随着和平,于是成就了汉初的盛世。 P128

当戈尔巴乔夫做出这个妥协后,他本人并没有认为这是个大问题。 P129

可另一方面,在经济继续发展的同时,依靠文帝威望和仁慈来维持的帝国体系已经出现了危机。 P130

可以说,他们只对政治和社会控制术感兴趣。 P131

贾谊的做法是典型的儒家做法。 P132

每一个诸侯国的官员设置几乎和中央一样:诸侯王也有丞相、九卿,也有太傅辅佐;对应于皇帝掌管财政的大司农(最早叫治粟内史),诸侯王有内史;掌管军队的叫中尉,对应于皇帝的太尉。 P133

[38]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改革是剥夺诸侯的财政权和司法权,将诸侯国内少府、御史大夫、廷尉等重要官职直接裁撤。 P134

与文帝时期的放任政策不同,景帝做了许多完善财政系统的工作。 P135

他们一点一点地将中央集权的观念灌输给世人,等那些不接受新形势的老人死去后,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已经将这个中央帝国视作理所当然。 P136

[2]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P137

[4] 《史记·秦始皇本纪》:“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 P138

[8] 如波斯的小居鲁士就做过位于现代土耳其的小亚细亚的总督,但小居鲁士并不听命于他的哥哥波斯王,反而利用希腊人武装入侵波斯本土,抢占王位。 P139

关于对初税亩的批评,典型的如《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初始者也。 P140

[16] 《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言秦之弊:“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P141

” [20] 本表总结自《史记》《左传》《战国策》《管子》《孟子》等。 P142

[24] 《汉书·食货志》:“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 P143

[29] 晁错《论贵粟疏》:“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P144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 P145

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 P146

垄断金融成了历代政府聚敛钱财的重要手段。 P148

新帝即位时,汉室江山已经存在了六十余年,随着天下太平和经济的发展,秦时的战乱已经成为过去。 P149

只有《史记》是个例外,司马迁将历史一直写到了他生活的年代,并且秉笔直书,丝毫不顾及皇帝的情面和本人的安危。 P150

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武帝,而是换成另一个皇帝,或许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继续文景时期的政策,让汉初的盛世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永久。 P151

景帝削藩后,更是将中央直属官僚系统铺向深层。 P152

王朝初期,经济处于快速恢复期,经济增长的速度还能高于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这时,民间的收入就会增加,人们的日子更好过。 P153

王朝前期表现得再美好,到了后期还是要面对民生凋敝的无奈结局。 P154

除了物资转运之外,战备消耗是另一个死穴。 P155

冒险过后能够及时收手还好,如果过了能够回头的临界点,就必然采取财政上的一系列集权措施,最终导致财政的崩塌。 P156

其次,农业税税率低,并不意味着农民税收负担低。 P157

这或许是中国无法摆脱农业社会的原因所在。 P158

在货币还没有出现,人们利用金、银、铜做交换的时代,人们会按照金属的实际价值来估值。 P159

这种称重的做法只是在民间采用,而政府更倾向于采用另一种办法。 P160

这是一种自由竞争的模式:口碑欠佳的铸币没有人接受,就慢慢地消失了;而口碑良好的钱币接受的人多,会成为竞争的胜利者。 P161

然而,中国历史上却有一段罕见的时期,由于形势所迫,政府采取货币自由竞争模式,促进了经济的大繁荣。 P162

第二,秦代的半两钱太重了,不便于使用。 P163

这也是一个验证货币竞争理论的恰当时机。 P164

汉文帝时期,货币问题已经成为群臣争论的焦点之一。 P165

七国之乱的爆发,令这个中国少有的金融黄金时代进入了尾声。 P166

二是在皮币、白金、三铢钱名声不佳之后,武帝规定了一种新的钱币——五铢钱。 P167

这些钱币的发行权已经不再授予郡国,而是收归中央政府,在京城铸造。 P168

这种做法造成了中央帝国的金融稳定,却又让每一个朝代都带上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并为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留下了后门。 P169

在历史上,货币的减重总是悄然地逐渐发生。 P170

人们对新一任领导人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期待他们在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性问题。 P171

但从现已启动的国企改革来看,虽然政府提出了股权多元化的主张,但是一条底线却横亘在人们的眼前,那就是:政府不会失去对国企的控制权,也不会完全放弃资源垄断。 P172

武帝末年,一位叫赵过的人担任搜粟都尉,大力推广代田法。 P173

在制度创建初期,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往往能得到最好的效果。 P174

随着经济的好转和农业的进步,昭宣时期逐渐出现新气象。 P175

与此同时,汉武帝时期功劳最大的大臣桑弘羊仍然在朝,当贤良、文学们控诉他亲手制定的政策时,桑弘羊自然坚决不同意,跳出来辩白。 P176

可是,人们没有注意到,虽然贤良、文学们迂腐,看不到问题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却揭示了集权社会的一个悖论:从理论上看是很美好的事情,但一到现实中就变了味儿。 P177

再比如,政府把铸币权收归国有,在大部分人看来都是好事,认为政府可以防止劣币出现,让货币的品质更高。 P178

第二年,在曾经富裕的齐地出现了大饥荒。 P179

这和当年“昭宣之治”的思路是一样的。 P180

从汉代起,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政权的结构,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双重治理结构。 P181

地方政府只选择有利的条款执行,而把对自己不利的条款过滤掉。 P182

当秦代结束了战国的局面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塑期。 P183

这些人要么被皇权所淘汰,要么投靠皇权,个人的选择余地并不大。 P184

[41] 元帝、成帝时期的丞相张禹是另一个例子。 P185

汉代的人才流通机制非常孱弱,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容易形成社会的结块现象。 P186

这样,政府控制了经济和财政收入,就可以利用这些收入来调节民间的财富。 P187

当官僚集团复杂化之后,中央政府即便想放权,也很难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甚至中央政府正准备放权时,地方政府立即把中央政府放出的权力收到手中,而民间仍然一无所获。 P188

’”[索隐]按:褚先生补史记,合集武帝事以编年,今止取封禅书补之,信其才之薄也。 P189

同时,武帝使用酷吏来纠察官员的罪行,审理了大量的官员腐败案件,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吏治。 P190

’” [10] 见《汉书·西域传》。 P191

[14] 《汉书·食货志》:“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 P192

”同书引晁错:“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P193

故吴、邓钱布天下。 P194

[26] 本表依据《史记》《汉书》相关材料制成。 P195

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 P196

’” [33] 见《藏书·富国名臣总论》。 P197

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或滋益甚。 P198

[41] 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P199

但随后王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却导致了政权的垮台,而改革的核心则是金融和财政。 P200

过于平静的改朝换代 公元前71年,就在汉昭帝去世、汉宣帝继位三年后,一位叫作王政君的女孩出生了。 P201

在丰收的年份,人们的生活与文景时期毫无二致;可一旦出现灾荒,由于政府平时从民间抽走的利润太多,民间的积累已经不足,就会有人陷入赤贫。 P202

西汉王朝的外戚专权问题又因汉武帝时期对官制的破坏而进一步加深。 P203

但正是因为他有好名声并得到了官僚集团的拥护,王莽在哀帝死后很快重新执政,并废除了哀帝的外戚集团。 P204

甄邯听说王莽推荐自己,立刻跳出来推举王莽。 P205

当然这只是王莽代汉的起点。 P206

这也表现出翟义起兵在王莽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P207

这些粉丝的数量有限,却掌握着一大半的舆论和话语权。 P208

武帝扰乱了汉家制度,但后世的皇帝即便不喜欢他的政策,也必须首先接受这个事实,在这个现实基础上再做调整。 P209

这个结块的社会还造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地方权力失控。 P210

实际上,随着汉武帝将儒术定为官方学问,汉代的大学机构(太学)的确输送了一批儒家学者进入官僚系统。 P211

[13] 这就像清代康有为谎称孔子是改革的典范来推动变法一样,借古讽今,却也让民心更加偏激和失控。 P212

汉代的社会思潮又由于今古文经的争执变得更加复杂。 P213

刘歆被认为是王莽的国师。 P214

元帝时期,一个叫作贡禹的官员很得皇帝喜爱。 P215

这就距离王莽的货币改革更近了一步。 P216

不过,他下野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和继任者师丹共同策划了一次土地改革。 P217

从此以后,知识界更是把王莽、师丹这些最高层的官员树立成改革的先锋。 P218

他希望通过严厉的措施来彰显王权,达到集中权力的目的。 P219

到了汉代,这个只存在于孟子头脑中的制度在一代代儒生的努力下,却被渲染成周代实际实施的制度了。 P220

王莽的激进改革显然打破了这种默契,地方势力放弃了幻想,不再配合中央政府。 P221

这就像现在的限价令一样,当政府的财政金融扩张造成了通货膨胀时,政府则要求民间限价,来掩盖通胀的事实。 P222

王莽本来的意图是抑制商人,疏远商业人才,但他很快就发现,如果离开了这些商业人才,就无法将政策推行下去。 P223

他的失败已经无法避免。 P224

即便粗糙,但只要能够在短时间内大量铸造,满足全国的需要,就是好货币。 P225

王莽的币制改革分为四次,而第一次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P226

[26] 这一年,王莽发行了三种新的货币,和五铢钱并行使用。 P227

而发行契刀和金错刀更是一本万利。 P228

而第一次货币改革之所以出问题,在于面值五十的大钱与五铢钱之间的比值悬殊。 P229

王莽将上述所有的材料都纳入一个复杂的体系中。 P230

不仅是普通百姓,就连那些公卿大夫因为被强迫使用高面值的货币,也出现了破产的情况。 P231

[28] 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被杀。 P232

[3] 见《汉书·王莽传》。 P233

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 P234

” [9] 见《汉书·翟义传》。 P235

汉代最重要的传是《春秋公羊传》,这个传虽然传说来自孔子的再传弟子公羊高,但一直以来只有口头流传,直到汉代才付诸文字,其中夹杂了大量汉代的思想。 P236

[18] 见《汉书·师丹传》。 P237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 P238

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俞病。 P239

犯者俞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 P240

东汉的财政能力不足以支撑对外战争,却恰好遭遇了羌乱盛行的年代,皇帝最终只能通过卖官、敲诈等各种手段获得收入。 P241

如果从两千多年的皇帝中选择几个好皇帝的话,他的排名绝对在前十位。 P242

他们大多是地方上的富人。 P243

他们组织了武装力量,杀害前去调查的官员。 P244

作乱分子毕竟都心怀惴惴,既然有机会获得既往不咎,就赶快利用机会。 P245

但是,即便在明帝和章帝时期,皇帝的权威依旧不够强大,行政效率仍然低下。 P246

汉章帝临死前意识到,在他所处的时代,一个皇帝能够做成的事情已经很少了,所谓的皇权,与其说是一种权力,不如说是一种无用的福利。 P247

为了防止各种势力不听话,在他确立全国统治权不久之后,就想方设法加强中央集权。 P248

东汉皇帝始终都无法像西汉皇帝那样,拥有那么大的权力。 P249

从表面上看,东汉和西汉之间,只是隔着被王莽一不小心打断的二十年。 P250

光武帝做出的妥协如下。 P251

盐铁大都被地方豪族垄断,他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P252

在西汉时期,还屡屡有平民皇后出现。 P253

在一个阶层板结的社会中,一个人的一生在他出生时就已经注定,不管他怎么努力都很难获得改变。 P254

以司马直为例,当他被皇帝选中、授予太守的职位之后,首先要去京城,到皇帝的西园,找皇帝和太监咨询“助军修宫钱”。 P255

司马直只得从京城出发前往钜鹿,在到达黄河边的孟津关时,他给皇帝上书,极力申诉当时的弊端,并预言如果继续这么做,必然引起巨大的灾祸。 P256

至于正规的税收,随着行政效率的退化,已经无法指望了。 P257

据《后汉书·独行列传》记载,明帝时楚王试图谋反,结交了一些天下善士。 P258

明帝死后,继位的章帝知道明帝时期的严苛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作为长者的他立即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方式,删减酷刑,实行仁政。 P259

明、章两位皇帝之后,和帝时期,东汉政府与匈奴的决战逐渐升级。 P260

窦宪和梁冀只是两个代表。 P261

[24] 也正是在安帝时期,中央财政崩溃的信号终于传来。 P262

永和六年(公元141年),顺帝下令,由皇帝出面借走王侯一年的国租,用于战争开支。 P263

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桓灵时期的局面实际在前朝就已经注定了。 P264

分析其中的相关性,可以大致了解财政旋涡与社会瓦解之间的相互关系。 P265

而灵帝的卖官已经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份上,一个人不管才能如何,如果想当官,都必须付款。 P266

制度之变与王朝崩溃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汉灵帝做了一次大胆的改革。 P267

在皇帝过问地方事务时,只需拿这个官员是问,再由他确定其他官员的责任;而投入到该地的财政资源,也由这个官员统一分配。 P268

而集中资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刺史的权力扩大,不仅让他掌管官政,还要掌管财政和军政,也就是将这个地方所有的资源都交给他去管理。 P269

在州牧这个职位设立一年后,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大将军何进联合袁绍,欲除去宦官势力,但在争斗中被宦官所杀。 P270

[3] 西汉平帝原始二年(公元2年)的人口数量达到高峰,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口(《汉书》)。 P271

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 P272

罢左右将军官。 P273

……又省水衡属官令、长、丞、尉二十余人。 P274

[19] 见《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 P275

其次,《后汉书·梁冀传》记载,(皇帝)“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 P276

[27] 《后汉书·段颎传》:“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费用四十四亿,军士死者四百余人。 P277

[32] 见《后汉书·孝灵帝纪》。 P278

成帝更为牧,秩二千石。 P279

东汉末年,最早发现战争财政秘密的是曹操。 P280

南朝时期,政府的头等大事是清查税源。 P281

这也是东汉末年最残酷的时期,每一个军阀都拼命挣扎,图谋吞并别家,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P282

各地的州牧和将军们为了供养部队,首先实行的是掠夺式财政政策。 P283

但在战乱时期,许多百姓都无法耕种田地,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 P284

在东部的中原一带,与曹操争天下的二袁——袁绍和袁术,同样不知道后勤的重要性。 P285

汉武帝设立了张掖、酒泉等郡,又在北方的上郡、朔方、西河等地设置了屯田官员,发动了六十万士兵实行军屯。 P286

在官渡之战中,曹操两次出击袁绍的后勤部队,这是击垮袁绍的关键。 P287

政府采取了他的提议,许多老百姓因此得以返乡种田。 P288

与曹魏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相比,三国中另外两个国家在屯田上花的力气却要小得多。 P289

[8] 这个数字虽然有争议,但整体上可以反映蜀国的疲弱。 P290

这时距离蜀汉灭亡还有整整二十年,距离东吴灭亡还有三十七年。 P291

在三国时代,魏国要进攻吴国,有两条路几乎必选其一:一条经襄阳,一条经寿春。 P292

根据他的计算,当时有二十多万人因为战乱而脱离了农业生产。 P293

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不要创建严密的户籍网络,也不要干扰人民的生活,让他们安乐。 P294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发动针对东吴的统一战争时,羊祜已经死去,但正是依靠他留下的丰富遗产和战略,晋朝才成功地统一了天下。 P295

所以,晋武帝年间,西晋之所以能够统一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军事范畴,成为一个事关全局的财政问题。 P296

统一后,晋朝人口数量已经比三国的总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 P297

如果这个办法顺利推行下去,那么,晋朝将成为一个持续数百年的强大王朝,不用等到唐代的出现,中国就将进入另一个太平盛世。 P298

禅让得来的政权之所以短命,原因在于新政权虽然继承了前朝的统治权,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 P299

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统一规划,进行分配。 P300

晋武帝司马炎的土地改革,本来就是针对这些佃客的,希望通过清理户籍,让他们重新向政府缴税并服兵役。 P301

当“客户”阶层人数一多,纳税的人就会大幅度减少。 P302

匈奴人刘曜围困晋怀帝时,官员都挨饿,甚至有了人吃人的现象。 P303

如果你心里已经没有了,我就回我的琅琊(晋元帝当皇帝前,是琅琊王),退位让贤。 P304

在东晋这个孱弱的朝廷中,皇帝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之所以存在,只不过是因为世家大族们商量不出一个公认的领袖来取代他,不如让司马氏继续干着。 P305

[21] 在这个政权中,一切都是临时措施,晋武帝制定的土地改革计划早已经被放弃,因为东吴本来就缺乏土地,根本不可能给每个人都分配法律规定的土地数量。 P306

那些原住民的永久身份证用黄色木片登记,所以称为“黄籍”,临时身份证则用白色的纸登记,称为“白籍”。 P307

清查土地和人口,就成为东晋政府必须去做的事务。 P308

为了对付白籍人口不纳税的问题,东晋政府让各地因地制宜地制定了许多收税方法,对工商业、土特产都进行征税,避免由户籍和土地问题造成税收流失,也为了安抚拥有土地的黄籍人士。 P309

与此同时,在东晋的北方,一个强大的蛮族政权正在兴起。 P310

这次战役也使得中国北方再次陷入了一片混乱,东晋得到了暂时的喘息。 P311

这次土断之前,会稽的士族虞亮就曾经因为藏匿了千余逃亡户,被刘裕处以死刑。 P312

在那几年,齐武帝正在严格调查人民的户籍问题。 P313

在政治上也常常因为直言不讳而得罪人。 P314

然而,为什么这些违法分子还会理直气壮地进行反抗?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响应?原因在于,却籍户认为自己不是犯罪,而是在打碎一项不合理的制度。 P315

与东晋相比,南朝的所有皇帝都不是士族出身,他们大都成长于寒门,从武职晋升到高位,并通过禅让获得了政权。 P316

南齐高帝萧道成篡权创建南齐王朝之后,首先做的又是整理财政。 P317

从秦到南朝,帝国的财政系统一直保持着延续性。 P318

三国时期,各个地方政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尽一切办法发展财政,试图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P319

[2] 见《后汉书·孝献帝纪》。 P320

本节未作标注者,均出自《晋书·食货志》。 P321

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 P322

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 P323

” [19] 见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三册)。 P324

[24] 《隋书·食货志》:“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 [25] 见《晋书·食货志》。 P325

” [28] 《晋书·哀帝纪》:“三月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 P326

一旦财政系统乱套,即便是皇帝也会变成可怜虫。 P327

借助财政的恢复,唐德宗决定镇压藩镇势力,恢复大唐盛世。 P328

唐德宗连忙召集新的人马去救助哥舒曜。 P329

然而,令这些饥肠辘辘的士兵感到不满的是,中央政府派来犒劳的官员京兆尹王翔只提供粗茶淡饭,一分钱都没有拿出来。 P330

唐德宗只好带着太子、诸王、妃子、公主一百多人,加上几个愿意跟随他的宦官,从皇宫的花园北门出逃。 P331

所谓货柜税,就是向长安的钱庄借钱,向粮商借粮。 P332

” [6] 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帝最深刻的自责。 P333

[7] 他逃离长安的历史已经证明,所有的大臣,所有的百姓都是不可靠的,会为了一丁点儿利益抛弃整个皇朝。 P334

在叛乱爆发之前,唐代的财政失衡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只是掩盖在表面的繁荣之下。 P335

“安史之乱”对唐帝国的打击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大的打击在于切断了唐帝国的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 P336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公元756年肃宗即位后,首先想到的是从商业上寻找补贴。 P337

由于史思明已经占领了运河枢纽,中央政府的物资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运河和黄河运来了。 P338

人们只要向政府交钱,就可以得到皇帝颁发的证书,被授予一定的官勋称号。 P339

平常由太府掌管,由尚书的比部审核。 P340

第二年,肃宗再次出手,发行了千枚重二十斤的“重轮乾元钱”。 P341

京城更是达到了人人偷铸的程度。 P342

在专卖之前,每斗盐只值十文钱,专卖之后涨到一百一十文,整整上涨了十一倍,其中的差价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 P343

[17] 加上皇帝无法掌控领土内所有的土地资源,政府的开支仍然紧张。 P344

[19] 除了盐之外,代宗还逐渐创建了酒业专卖,唐代的专卖制度进一步复杂化。 P345

过了一年,每亩又在这个基础上加了一升。 P346

“安史之乱”前,(藩镇)节度使只存在于边境地区,是为防范外族入侵而设的。 P347

当军事、行政和监察权都集中于一人,这个人还拥有任命官吏的权力时,他就等同于一个小规模的皇帝了。 P348

当时的税收一部分需要留在州政府,也就是州刺史收税后,提留下来用于本州的行政花费;一部分则交给节度使,供他养兵之用;最后一部分才上缴中央。 P349

由于藩镇割据,加上地方的州县吏治恶化,这些机构截留了太多的税收,民间被压榨得很厉害,但中央政府并不了解民间经济的苦楚。 P350

但是,德宗皇帝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呢? 雄心勃勃的帝王和可怜的财政 唐德宗上台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 P351

德宗对待宦官也毫不手软。 P352

两税法的实施,主要是因为先前的租庸调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实施,已经积累了太多的问题,无法清理了。 P353

在杨炎的两税法中,不再区分主户和客户,也不再区分土地的性质。 P354

[30] 但两税法的意义在于,中央政府由此得到了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中央政府的话语权大大加强。 P355

按照代宗时期留下的惯例,对于这些地位显赫的节度使必须给予安抚,默认他们的世袭权力,当老节度使死去后,朝廷就任命他指定的接班人(一般是儿子)来担任新节度使。 P356

在朝廷官吏的巨大压力下,有的人受不了压榨而自杀。 P357

所谓间架税,就是住屋税,官员挨家挨户去数房间,每个房间都要交税,上等间两千钱,中等间一千钱,下等间五百钱,隐匿一间打六十杖。 P358

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曾经帮助中央政府打败了反叛的襄阳,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好处,这时终于也参加了叛乱。 P359

只是,这次战争的代价实在太大。 P360

但刚刚开了个好头,就被现实击得惨败。 P361

[39] 为了增加收入,德宗还派宦官作为宫使(皇帝的使者),以几乎白拿的价格来买东西,还要向人们索取各种好处。 P362

历史将掌声送给了宪宗,却没有人意识到他将德宗留下的家底再次耗空,造成了唐王朝的最终衰落。 P363

北魏最早创建的土地公有制传统,跨越了朝代的界限,造就了唐代这个财政失控的中央帝国。 P364

士卒出境,则给酒肉。 P365

[8] 从附录表2,见《通典·食货七》,但需指明,各典籍记载数目略有差异。 P366

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 P367

[16] 《新唐书·食货志一》:“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 P368

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 P369

[24] 见《新唐书·食货志一》。 P370

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P371

[31] 成德节度使治理恒州(今河北正定)、冀州(今河北冀州)、赵州(今河北赵州)、深州(今河北深州),魏博节度使治理魏州(今河北大名)、博州(今山东聊城)、相州(今河南安阳)、贝州(今河北清河)、卫州(今河南辉县)、澶州(今河南濮阳)。 P372

其后第五琦请天下常平仓皆置库,以畜本钱。 P373

志贞多纳豪民赂,补为军士,取其佣直,身无在军者,但以名籍请给而已。 P374

” [40] 《新唐书·食货志四》:“初,德宗纳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 P375

这种制度通过北魏传承给了西魏、北周,之后被隋继承,并最终成了唐代的制度样板。 P376

太皇太后姓冯,出生于汉人家庭。 P377

[3] 孝文帝时期,冯太后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 P378

这次改制代表着北方文明的重建,也是北方压倒南方的起始。 P379

在此之前,这群鲜卑人曾经被前秦吞并,借着前秦崩塌的机会,魏太祖道武帝拓跋圭再次崛起。 P380

延兴元年(公元471年),孝文帝即位时,他的父亲献文帝已经是位虔诚的佛教徒,而云冈石窟也已经在首都平城(今大同)开凿了十一个年头。 P381

而隋唐最核心的经济制度,在北魏一代就由冯太后设计好了。 P382

冯太后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做法是无法长久维持的。 P383

由于俸禄改革牵扯到增税问题,如何扩大税基就成了太后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 P384

受田人去世后,政府将露田收回,授予其他人。 P385

不过,随着全国开始推行配田,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P386

三长负责厘清土地和人口状况,征收土地税和户调。 P387

查明税基是一个政权走向正规的标志,但同时,查明税基在集权时代又是一把双刃剑,政府收税过于容易,就容易收过头。 P388

而隋代又继承自北周,接纳了北周的财政制度,再将整个制度传给了唐代。 P389

除去所有的花费之外,京城的府库还放满了钱币,多余的储藏甚至堆积到了走廊上。 P390

汉代由于一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是所有朝代中恢复最快的,从汉高祖建国(公元前202年)到汉文帝末年的盛世也经过了四十年的时间; [20] 唐代建国(公元618年)之后,虽然很快进入了所谓的“贞观之治”,但“贞观之治”更多是政治上的调整,经济仍然萧条,直到高宗时期,社会才显出了富裕的势头,而进入盛世则是在建国百年之后了;宋代从建国(公元960年)到仁宗(公元1022年登基)时期的太平盛世用了六十多年;明代从建国(公元1368年)到“仁宣之治”(始于公元1425年)也用了五十多年;清代从统治中原(公元1644年)到康熙后期社会繁荣时期,也用了五六十年,到乾隆时期则用了百年以上。 P391

然而,如果从帝国的财政角度去抽丝剥茧,就会发现,隋代的“鼎盛”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泡沫。 P392

正是由于敌国采取了严密的控制网络,郡县的老百姓离心离德,归附了魏国。 P393

北周最终吞并了北齐,再次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 P394

基于以上原因,隋文帝决心改善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而要改善财政,首先就是整理全国的户籍和土地。 P395

群臣立即摸准了皇帝的心思,渤海郡公高颎乘机上本,要求把整理户籍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同时,要把运动的成果变成制度固定下来。 P396

而根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耕地数量不到二十亿三千万亩。 P397

隋文帝虽然生活节俭,却常常大兴土木。 P398

隋文帝没有办法,只好开辟左藏院,创建新库房来继续堆积物资。 P399

由于隋代初年的运动风潮,各地很快都设立了当社,仓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 P400

到了隋代后期,常常出现政府的官员在大灾时不敢打开义仓放粮的局面。 P401

这一年,也是中国人口达到高峰的一年。 P402

公元609年,隋代的一切看上去还是那么金光闪闪,雄才大略的皇帝、繁盛的人口、繁华的两京,无不诉说着这个新型帝国的繁华。 P403

庞大的军队集合后,向高丽进发。 P404

叛乱者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开仓放粮,粮库里都满满当当的。 P405

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 P406

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P407

[13] 见《魏书·食货志》。 P408

’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试行之,事败之后,当知愚言之不谬。 P409

[22] 《隋书·食货志》:“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 P410

[27] 见附录表1。 P411

……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 P412

[36] 《隋书·炀帝纪》:“辛亥,上御端门,大赦,免天下今年租税。 P413

由于财政收入不足,唐代采取一种奇特的养官制度:自我经营模式。 P414

随着财政压力的增加,皇帝最终倒向了聚敛集团。 P415

成为皇帝之后,唐太宗派兵灭东突厥、击吐谷浑、并高昌,继续了扩张势头。 P416

为了做准备,他在黄河上的陕州和山东半岛一带大量储存军粮,又在南方聚集了庞大的舰队。 P417

当吴兢的《贞观政要》问世后,更是没有人怀疑太宗的治国能力了。 P418

唐代每户征税二石,而隋代每户三石 [8] ,也就是说,唐代的税率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二,加之统计人口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唐代社会的整体税负只有隋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P419

汉代的官制以三公九卿制为主,之后,三公的权力逐渐被从内廷分化出来的尚书台所取代。 P420

隋代时,这六人均为宰相。 P421

唐王朝还实行了府兵制,全国各地设有总管府(都督府),这些府本来只管军事,不负责民事,地位却在州之上。 P422

在这些田里,十分之二是世业田,其余十分之八是口分田。 P423

早在隋文帝时期,土地数据就出现了巨大的浮夸, [15] 这种浮夸必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一旦政治松弛,立即出现了严重的逃户事件。 P424

[21] 到这时,唐代的土地国有制度和分配制度已经名存实亡,由于政府无法获得准确的土地和户籍数据,税收出现了混乱,造成了唐代的财政一直不健康。 P425

元代的马端临感慨地说,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的盛世,可是根据统计数据,天宝十四年的人口不过八百九十一万户,与隋代相当,而其中不需要缴纳税收的就有三百五十六万户,占了总户数的三分之一还多。 P426

[24] 这些公务员的出现,令那些科举出身的大臣感到恐慌,其中谏议大夫褚遂良就直言不讳地说:“从太学和各州送来的人才都要淘汰一半,还有不少不合格的,可是这群家伙一年却有六百多个等着授官,朝廷又怎么能接收得下来?更何况他们都是些粗俗的商人,会坏了官场的风气!”而唐太宗本人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他翻来覆去改变主意。 P427

后来,隋代由于财政充足,废除了公廨钱制度,官员不再搞经营。 P428

官员的职分田和永业田数量都远远超过普通百姓的分田,如此一来,官员的收入就有了保障,不再需要朝廷发给俸禄。 P429

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消费太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营土地并不简单,从出租到收租,再到粮食的运输、储藏和加工,其中任何一环出了问题,官员的收入就要大打折扣。 P430

放贷本是一个专业工作,由非专业人士掌管时,不仅赚不到利息,连本金都赔了。 P431

为了防止资金再次流失,唐太宗下令捉钱令史必须实现盈利。 P432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在经历了两次失败后,还是毅然决定再设置公廨本钱。 P433

公廨钱制度在政府屡次的兴废中经历了唐代的始终。 P434

到了后期,各种各样方便之门大开,唐代的财政官僚制度也进入了崩坏阶段。 P435

女皇一生的故事可以说是一部在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的双城记。 P436

与长安一样,洛阳的宫城也在城市的西北角。 P437

但到了唐代,事情发生了变化。 P438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官员数量达到了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人,其他公务员(吏)更是多达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人,还有许多有了官员资格,但还没有授官的人。 P439

把粮食从扬州运往洛阳,需要耗费多半年的时间。 P440

政府迁移到洛阳时,所有相关人员也都跟过去,长安的粮食需求迅勐下跌。 P441

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能回收的土地有限,土地兼并问题表现得愈加明显。 P442

她一上台,就准备整理财政。 P443

[46] 在长安城外浐水旁的长乐坡,修有皇帝的宫苑望春楼,这里突然开挖了一个水潭直通浐水,过了些时候,从渭水开来三百艘船,停在了水潭外,长长地排开,首尾相接,绵延数十里。 P444

这个人站在第一艘船的船头,穿着短袖的衣衫,红抹额,欢快地领着大家唱歌。 P445

通过几位大臣共同的努力,黄河天险成通途,增强了帝国的运输能力,关中地区不再缺粮。 P446

而府兵制的进一步衰落已经威胁到了边疆的安全,特别是在吐蕃崛起之后,军队能否禁得起战争的考验已经成疑。 P447

政府可以少花钱,但是随着官僚机构的扩大,政府能节省的开支也有一定限度。 P448

除了裴耀卿之外,其余每一位都是野心家的典范。 P449

另外,由于黄河三门峡一段很险,难以通船,裴耀卿在三门峡口的两侧都设了仓库,运粮时先走水运到东库,从东库走陆运,经由十八里山路到西库,再走水运从西库到京师长安。 P450

但不幸的是,由于开凿过程中大量的石头崩塌进入河道,反而使河道更加险峻,只能等涨水时再拉船通过。 P451

新增人口达到了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十。 P452

宇文融下台后,由于他对于正规财政系统和民间经济的破坏,财政收入势必下降得更快,但是皇帝不认为问题是宇文融造成的,反而认为正是缺了他,才有了问题。 P453

最终的胜利者,属于玄宗时期最著名的奸相李林甫。 P454

对于帝国的国库,他也维护得井井有条,不让国库出现哪怕一时的短缺。 P455

如果一切以财政为目标来考核政绩,政治权力就会被这些财政专家所把持。 P456

但由于招不够兵,许多人都已经白发苍苍了,还在驻守边防。 P457

但当时的节度使并不是一个正式官职,只是临时性的称号。 P458

随着边境战事的扩大,以及募兵制成本的增加,到了玄宗中期,直接养兵成本已经高达一千万贯,之后又增加到一千二百六十万贯。 P459

为了保证节度使的忠诚,皇帝特别注意派遣可靠的官员,比如请一些在职或退职的宰相担任或兼任节度使,因为这些宰相对皇帝忠心不二,也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来执行使命。 P460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相,外族将军不听从他的指挥,与宰相出现了严重的对抗。 P461

此外,衡山道士刘玄靖、罗浮道士邓元起等人也在武宗的朝廷内当官,传授长生不老之术。 P462

其中上都长安的左半部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半部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P463

唐武宗第二年就遭到了“报应”:他崇信的道士们让他不停地吃丹药,这些丹药的毒性太大,最终中毒而死。 P464

当政府的征税过于严苛时,人们甚至把土地先送给寺庙,再变成寺庙土地的租户,得到的收入反而比拥有土地更划算。 P465

“安史之乱”后,唐代虽然已经孱弱,却仍挣扎着,一时间恢复,一时间衰落,直到一百多年后才最终解体。 P466

之前的节度使可以全面插手下辖的几个州的财政,现在只能管辖一个州,相当于将节度使的财政权降到了和州同样的级别,这自然引起了节度使的不满。 P467

这个藩镇地处运河要道,威胁着唐朝中央政府的漕运安全。 P468

税务整顿促成了唐代最后一个安定时期。 P469

随着藩镇制度的衰落,唐代统治者已经没有力量来防范全国性的反抗了。 P470

[4] 见《隋书·地理志》。 P471

[9] 《旧唐书·高祖传》:“十三年,为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副。 P472

[13] 《新唐书·食货志一》:“凡收授皆以岁十月。 P473

既平京城,先封府库,赏赐给用,皆有节制,征敛赋役,务在宽简……” [18] 《通典·食货七》:“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信豪族,兼诸色役,万端蠲除。 P474

” [21] 《新唐书·食货志二》:“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 P475

诸司置公廨本钱,以番官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料。 P476

’” [31] 见《旧唐书·则天皇后纪》。 P477

” [36] 《旧唐书·刘祥道传》:“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伤多也;……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已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 P478

根据其测算,唐玄宗时期解决了漕运问题之后,每年最高运量可养活五十一万人,而唐代长安城人口达到了六十万。 P479

[46] 本故事见《新唐书·食货志三》《旧唐书·韦坚传》。 P480

[51] 见《新唐书·食货志一》《旧唐书·宇文融传》。 P481

而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抵、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P482

大凡一千二百六十万(开元以前每岁边夷戎所用不过二百万贯,自后经费日广,以至于此)。 P483

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 P484

” [67] 《旧唐书·宪宗纪》:“丙寅,诏:诸道节度、都团练、防御、经略等使所管支郡,除本军州外,别置镇遏、守捉、兵马者,并合属刺史。 P485

第九章 宋代:改革之殇 [1] 宋代最著名的改革是王安石变法,但最令人惋惜的改革却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 P486

当人们意识到,削减开支的改革不能成功时,就有另一帮人开始呼吁进行增加财政收入的改革,王安石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P487

皇帝之所以要见他,是向他请教富国强兵之道。 P488

最后,在前线担任守备的范仲淹、韩琦、文彦博等人创建起了一道较为牢固的防线,控制住了西夏人的扩张。 P489

在收税时,主要收的是金、银、钱、帛、粟等,金银以两为单位,钱以贯(一千钱)为单位,帛以匹为单位,粟以石为单位。 P490

”皇帝随即再次向范仲淹请教富国强兵的良策。 P491

比如,隋唐时期人们看到先前的募兵制花费太高,所以用府兵制解决花费问题 [7] ,这和范仲淹的初衷是一样的。 P492

所谓“抑侥幸”,指向的是官员的恩荫制度。 P493

政府通过兴修水利、政策鼓励、减少税收的措施来鼓励农民,发展农业和手工业。 P494

总之,改革的核心不是加强政府权力和干预民间经济运行,而是针对政府自身,要从自己身上割肉,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P495

然而,政策下达之后,真正重要的是有人依据政策去执行。 P496

官僚阶层发现,如果改革成功,首先是他们的权力被限制。 P497

庆历新政也留下了一定的成果:皇帝偶尔想起来范仲淹的建议,就会清理一批冗官。 P498

到了五更时分,有组织的军人们在一种狂热情绪的支配下来到陈桥驿的驿门,鼓噪着要求赵匡胤当皇帝,他们随后向赵匡胤的寝帐进发。 P499

更棘手的是,他并没有机会创建一套全新的制度。 P500

枢密使这个发端于唐代宦官、从五代时期起由非宦官担任的职务,到了宋代已经成了类似当今的总参谋部部长,掌管军事大权。 P501

只有“制其钱谷”,才能在不损害一个人的战斗力的前提下,又让他服服帖帖。 P502

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在财政分配上偏向中央,地方需要花费,就由中央进行转移支付。 P503

到了宋仁宗宝元时期(公元1038年—公元1040年),士兵人数已经达到了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而接受俸禄的宗室、官僚为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三人。 P504

在群臣的讨论中,逃亡户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P505

宋代发展出了最复杂的官买官卖制度。 P506

在范祥之前,宋代的食盐专卖制度是这样安排的:全国划分成若干区域,每个区域内有一个食盐产区,而这个产区的盐只能在本区域销售,否则就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P507

虽然宋代政府已经通过食盐专卖获得了大量的收益,但是到了宋仁宗初期,食盐专卖的收益却因为另一项临时措施的出现而打了折扣,这项临时措施和政府的运输能力不足有关。 P508

到了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宋仁宗规定商人可以向政府要现钱,也可以要求政府支付茶叶、香药、象牙或者盐、白矾等紧俏物资。 P509

这样一来,成本竟然比让商人们运输物资要便宜得多。 P510

当盐钞成为商品交换中介之后,政府就可以加量发行,获得更大的利益,将盐钞逐渐货币化。 P511

到了皇祐初年(公元1049年),盐钞收入已经达到了二百二十一万,四年后稳定在二百一十五万,这四年的总收入比之前六年的总收入还多六十八万。 P512

后来,政府不再强迫人民买盐了,但是又发行了太多的盐钞。 P513

宋太宗时期,实行盐、酒等专卖。 P514

高峰时期,宋代的正规税收只能提供百分之三十几的财政收入,而更多收入则来自于这些官僚经营机构。 P515

到最后,政府其实做了一笔亏本买卖,除了效率低下,还产生巨大的冗员,财政问题更加突出了。 P516

[32] 面对皇帝时,王圭果然适时地保持了沉默。 P517

双方你来我往,争议不已。 P518

但司马光研究了几天,承认这个工作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 P519

这个主线的唯一问题是:只要政府参与了具体的经济运营,整个市场的效率必然降低,从而造成经济的衰退。 P520

而苏轼等人的想法更为现实。 P521

[35] 在汉代,这一做法就已经出现了问题:由于发运使权力太大,搅乱了市场,因此产生了囤积居奇、强买强卖等各种不法行为。 P522

本来可能一百户农民只有五户需要贷款,但官僚系统的低效率却无法找到真正需要的这五户,反而抓到了另外的人,强行把钱贷给不需要的人,好赶快完成指标。 P523

开封府有人为了逃避保甲,不惜断指自残。 P524

但是,除非像北魏那样存在大片荒地进行重新规划,如果像宋代这样,所有的土地都已经被人占了,那么不管怎么调查,总会有遗漏的土地。 P525

从执行的情况来看,由于把户籍分成了五等,按照财富输钱,也将主要的出钱方锁定在了富人身上。 P526

宋代的朝廷规矩也出现了极大的变化,人们在朝堂上斗个你死我活,抛弃了一切原则。 P527

王安石下台之后,宋神宗的改革却并没有停止。 P528

这次改革是朝代中期的皇帝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官僚干扰的一次尝试。 P529

[6] 冗兵问题详见下一节。 P530

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 P531

其恩数廪禄,与参、枢同。 P532

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赋额岁减,国用不充。 P533

其折变及移输比壤者,则视当时所须焉。 P534

商利益博,国用日耗。 P535

’” [28] 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 P536

[34] 《宋史·王安石传》:“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 P537

” [38] 《宋史·王安石传》:“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知府韩维言之,帝问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 P538

今以钱银谷帛贯、石、匹、两定年额: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 P539

但宋代也为世界金融史贡献了另一大奇观:恶性通货膨胀。 P540

但随后,政府开始加大印钞量,准备金制度被破坏。 P541

钞票发行过量引起的巨大恐慌又让纸币加速贬值,一石大米的价格涨到了价值数亿元钞票。 P542

而在中国台湾的历史上,也出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局必须发行另一种货币“新台币”来取代“台币”,一元新台币换四万台币。 P543

于是金代的纸币展现了“连续迭代”的能力,一种纸币失败了,立即用另一种纸币顶上;新纸币不行了,再换一种更新的纸币。 P544

到了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又发行了“天兴宝会”,此时距离金代灭亡已经咫尺之遥了。 P545

金融诈骗案引出的货币由来 大约是在宋仁宗天圣元年之前,益州知府寇瑊接到了数起金融诈骗报案。 P546

甚至卖家也不愿意去取钱,他们觉得持有交子比持有现钱更方便,金属钱币太沉,一张纸却既不占地方,也没有重量。 P547

恰好这时,薛田取代了寇瑊担任益州知府。 P548

以唐代为例,唐代已经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但是唐代的货币数量却一直不足,政府没有能力铸这么多钱,却又禁止民间铸造。 P549

在唐代,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蚕和织帛。 P550

所谓飞钱,是一种汇兑方式。 P551

但是在宋代,他却要经历无数的折腾。 P552

第四,离开边关后,商人得到了这张凭证,但这只是生意的开始,他还得越过陕西,前往伟大的帝国首都(京师汴州),把凭证兑换成盐票,这些盐票相当于计划经济的配额指标,注明他能够购买多少盐。 P553

当他取了钱,买了房子,躺在首都舒服的宅子里时,回想起一路的艰辛,其中的感慨或许能让他“词兴大发”,填几首词出来。 P554

[13] 到了南朝梁武帝时期,再次大规模发行铁钱,货币堆积如山,物价腾贵,人们拉着整车的钱去买东西,有时候甚至连具体的数目都不算,只看有多少串。 P555

陕西的情况又与四川不同。 P556

币制也是朝廷大臣们交锋的主要论题之一。 P557

但这个结论可以引起人们的称赞,却不会引来皇帝的实际行动。 P558

在这之前,四川每年都铸造数十万贯的铁钱;当钱监停工后,民间立即出现了钱荒。 P559

只要人们不同时都来兑换,就不会有露馅的风险。 P560

钱庄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放贷,当人们把钱存进了钱庄,钱庄就会把这部分钱贷出去收利息,人们存入的钱并不随时都放在钱庄里。 P561

薛田认为,由于交子便于使用,要想废除交子已经不现实了。 P562

每发行一贯的交子,必须有一定的准备金。 P563

薛田和张若谷将交子发行权收归政府,结束了交子最具活力的时代。 P564

在20世纪之前,世界上所有使用纸币的国家,都会将纸币和金、银或者铜钱挂钩。 P565

这个实验在北宋时期还是小心翼翼的,到了南宋则加速并失控。 P566

庆历年间也是铁钱在陕西逐渐流行的年份。 P567

与政府发行量的扩大相应的是,市面上纸币贬值,交子出现了折价。 P568

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政府又多发了十五万贯交子。 P569

[4] 金代货币的记载取自《金史·食货志》。 P570

’” [9] 《新唐书·食货志四》:“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P571

铁钱四路行使: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 P572

” [17] 《宋史·食货志下二》:“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铸钱。 P573

[22] 《宋史·食货志下三》:“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 P574

[26] 《文献通考·钱币考》:“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 P575

蔡京的敛财手段包括:第一,将纸币从四川引向全国,发明一种叫作钱引的货币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行;第二,加大食盐的票据化,把盐票当作第二货币使用。 P576

但由于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购买土地,只好印制钞票。 P577

皇帝之所以动这么大肝火,是由于王安石变法之后派系斗争带来的恶果。 P578

就连新党的章惇、曾布也因为曾经反对宋徽宗继位而受到了打压。 P579

他在任上进行了复杂的财政改革,目的只有一个:帮助皇帝获得收入。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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