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史探秘【中苏研究权威专家沈志华解读教科书外的 (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文史哲研究系列)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P17

入选文库的图书必须是出版五年以上、对学科发展有重要影响、得到学界广泛认可的精品力作。 P18

文库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包括专著和主题明确的文集,应用对策研究暂不列入。 P19

主要著作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P22

主要著作有《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同床异梦:美国的欧洲战略》、《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决策》(日文)。 P23

全书分为四篇:第一篇“难以确定的对手(1917~1949)”,主要讲述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因素的双重推动下,苏联及苏共与中国政府及中共的双轨制关系;第二篇“同志加兄弟(1949~1960)”,主要讲述中苏同盟建立以及双边关系从蜜月到分歧的发展变化;第三篇“从分裂到对抗(1960~1978)”,讲述本来意识形态和根本利益一致的中苏两国、两党走向全面对抗的历史过程;第四篇“走向正常化之路(1979~1991)”,讲述中苏两国在国际冷战的背景下经过艰难的努力,最终恢复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 P24

本书的初版曾获得2008年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2009年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P25

作为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发展的亲历者,我认为,“以史解史”终归是回顾和缕析中苏(俄)关系发展史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 P42

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显示,仅从1923~1927年,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而开会122次,通过了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通过一个决议。 P43

第三,这个时期中苏国家间关系中也暗现不合音符,比如《1950年中苏条约》苏签订时间一拖再拖,其关键性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不愿放弃《雅尔塔协定》中有利于苏联的特权性规定。 P44

直至1965年3月,苏联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召开国际共运会议,中苏两党分裂大势已趋。 P45

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实行两个“凡是”期间,中国在对外方针上仍将反“苏修”置于重要地位,诸如“苏修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等提法盛极一时;而苏联方面也同样把中国视作其主要敌人,与反“苏修”针锋相对。 P46

尽管中国并不是独立的一极,但这也是中国走独立自主外交道路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P47

对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大致做这样一个小结。 P48

中苏关系集两国关系、两党关系和两国以及两党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交往于一体,它同时包含了大国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不同文明国家间关系、新型民族国家和欧洲传统大国间的关系等广泛内容,并且掺杂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 P49

自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至20世纪70年代前,中国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苏关系的走向联系在一起。 P50

有学者精辟地指出:“由于特别的地缘政治原因,中美俄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特殊的相互关联性,此不仅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发展常常以第三国为考虑出发点或归宿……而且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变化自然而然会对第三国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即使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不以第三国为目标或对象,这种关系也会对第三国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作用。 P51

对比中苏和中俄关系史的发展历程,我认为可以得出以下五点基本启示。 P52

还应特别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真正做到“和而不同”。 P53

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这本来早有定论。 P54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双方都要坚持从维护中俄关系大局的高度处理遇到的问题,牢记中苏关系的经验教训,坚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推动中俄关系发展。 P55

[4] 刘爱华:《关于中苏关系的历史思考》,《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第68页。 P56

日前,接到志华兄的电邮,以不容商量之口吻,要我为再版本作序。 P57

但后来,随着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严重争端,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亦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走向破裂。 P58

大体来说,人们对于中苏关系的研究受到了两方面的大因素的制约。 P59

与此同时,由于中苏关系演变本身的历史魅力(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在这个题目上又出现了大量抄来抄去、以讹传讹的编撰类书籍,充斥于市,搞得人们良莠不分,甚至将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往往缺乏可读性)挤到边缘去了(有时甚至完全挤出了人们的视野)。 P60

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和尊重,许多当事人在接受访谈后将自己保存的笔记和相关文献提供给他们使用。 P61

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之际提出了“一边倒”的大政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两个月,他又以日理万机之身亲自访问苏联,从头至尾(加上途中时间),历时达三个月之久,以求同苏联结成同盟。 P62

他对于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批判,是到后来才变得越来越严厉的。 P63

同其他部分相比较,这一段发生得最晚,学者可以接触到的第一手资料也最少(或根本就没有)。 P64

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它的动力之所在,以及它所面临的挑战——仍然处在那个“革命时代”的巨大遗产的影响之下,并往往是由那些遗产所界定的。 P65

2007年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以下简称《史纲》),各卷撰稿人依次为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和栾景河。 P67

大家非常认真,讨论也很热烈。 P68

此外,我们承担的另一个上海市重大课题——俄国有关中苏关系的档案整理和翻译工作也初步完成。 P69

针对学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修改。 P70

(四)第二篇的增订:在史料的运用方面,利用了最新出版或披露的中国和俄国档案文献,也参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P71

一方面,除增补一些新的材料和阐释评说外,还在第一、三、四章中分别增加了一个小节:“苏联撕毁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周恩来访苏与两党会谈破裂”、“中美化敌为友联合抗衡苏联”,使得本篇所勾勒的中苏关系面貌显得更加完整。 P72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史料基础上,作者的抽象、分析和归纳也非常到位。 P73

就中俄双方史料的收集和利用而言,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虽不敢说做到穷尽,但我们确已付出了最大努力,相对来讲可以说是最全面的。 P74

全书把握了一条主线,即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变化:1949年以前,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与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并行交错,随着1949年中国政权易手,两条线索合并。 P75

当然,尽管经过努力,本书仍存在不少缺陷。 P76

这应该也是本书再次修订出版的原因。 P77

其三,修订了修订版编辑时的个别差误,恢复了修订版编辑时删节的一些内容。 P78

此外,一些原本叙述略显重复之处,在此次修订时做了重新梳理,以使行文更加顺畅、明了。 P79

”[1]中国人中最早真正向俄国人求助的,是孙中山。 P80

但是,一直到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为止,中国的情况不仅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而且因为军阀割据和战争不断变得更加脆弱不堪。 P82

但是,表现在中国这时报纸上的这种喜悦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从4月开始,各报就陆续对“俄国社会主义流辈”、“抱极端主义者”、“极左党”与二月革命后组成的俄国临时政府相抵牾,且力主与德国停战议和的消息,表示严重关切。 P83

“俄国过激主义的传染非常可怕”,非想法子“预防”不可。 P84

自十月革命后一直借助于日本报刊悉心观察和研究欧俄社会革命形势的李大钊,这时公开认为:“自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1shevism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P85

[11]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俄国革命和俄式社会主义的诱惑与冲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恰好适应了国人对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强烈渴望。 P86

消息传来,不仅举国鼓噪,大批青年学生涌上街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而且众多激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既不能指望本国政府,又不能指望欧美各国政府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开始另寻救国的道路了。 P87

[12]五四运动期间,一直不被世人看好并且一直受到十四国武装干涉的苏俄政府,已经牢牢地在其欧洲地区站稳了脚跟,并开始向其亚洲方向推进了。 P88

”[14]不难看出,苏俄的对华宣言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一举扭转了国人对苏俄革命的恐惧,不少人迅速开始把目光从欧美转向了苏俄。 P89

维经斯基不仅带来了大量新的宣传材料,出钱资助相关的宣传出版事宜,并且很快通过前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联络起中国南北各地的激进知识分子,发起召开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成立大会,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先后出版了诸如《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等宣传刊物。 P90

[16]对于这些已不满足于新村主义或工读主义等改良主张,开始转向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来说,走上赞同暴力革命的道路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P91

[17]1920年11月,维经斯基与陈独秀等拟定发布了明确标志中国共产党俄国色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在思想上与各派社会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划清了界限,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P92

对外输出革命,是共产党人基于其革命的意识形态所设计的最可靠也是最简便的一种成就自身胜利的方式。 P93

而因为红军当时还无力与入侵到远东地区的日本交战,俄共(布)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还想出了一个在远东地区建立“缓冲国”的策略,试图以俄国的远东地区,包括外贝加尔地区、阿穆尔地区、滨海地区、库页岛、堪察加以及中国东北的中东路地区为远东共和国的领土,宣称对外独立和对内民主,以区别于共产党独大的苏俄政府,使日本等国再没有武装干涉的口实。 P94

6月10日,优林一行抵达中国边境城市恰克图,12日以远东共和国全权代表名义致电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要求发给入境签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 P95

外蒙古,依照1727年中俄布连斯界约(又称恰克图界约)规定,属中国主权范围。 P96

8月8日,优林一行自恰克图乘汽车启程,经库伦(今乌兰巴托)于8月26日到达北京。 P97

[25]基于这样一种目的,优林坚持要与中国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进行会晤和商谈,但这不仅超出了北京政府原有的意图,也引起了各国驻京公使的反对,故优林到京将近两月时间,都无法与中国政府的代表开始正式商谈。 P98

但是,由于远东共和国这时对华外交姿态很低,而东北地方当局急谋解决经贸问题,故与远东共和国政府围绕着一些具体事务进行了较有成效的商谈。 P99

然而,这一交涉契机,却因突发外蒙古问题而丧失。 P100

直到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取得胜利,日本干涉军也于1922年10月25日全部撤出了苏俄远东地区,远东共和国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P101

双方随后虽未正式开始谈判,却已接连数度就外蒙古问题进行了交涉,中方再三说明了苏俄红军必须退出并交还库伦的要求。 P102

新任外交总长顾维钧明告越飞:“贵国方面如能迅予办理”从外蒙古撤退红军和归还中东铁路一切权益事宜,“则为中俄间亲善之最好机会,且其他各问题亦必易于解决也”。 P103

”[32]中苏双方代表随后多次接触和会谈,却仍因相互承认问题而无法展开正式交涉。 P104

部分青年学生甚至还为此上街游行示威,以示对北京政府的抗议。 P105

3月14日,王正廷、加拉罕草签《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5条、《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1条,及附件7种。 P106

大纲规定:协定签字后两国即恢复使领关系,并在一个月内举行中苏会议,迅速商定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中国与帝俄签订的一切条约、协定等概行废止;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完全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并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在两国各自境内不准存在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的各种机关团体及其举动;中东铁路所有关系国家及地方主权之事务概由中国政府办理,中方并有权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所属一切财产,中东铁路由双方共管,理事会及监事会由两国各选派理事五人组成,理事长即督办和监事会长为华人;局长一人由俄人充任,副局长二人,俄华各一,以下处长一华一俄,平衡任用;苏联政府放弃前俄国政府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等等之特权及特许,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取消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 P107

与此同时,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已宣布“自治”,不承认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甚至指其为丧权辱国,考虑到中东铁路等事宜必须取得张作霖的认可,加拉罕不得不再派代表前往奉天与张作霖进行局部交涉。 P108

但加拉罕很快即回国述职,直到12月1日返华后,会议才正式进行。 P109

但是,由于孙中山的主要活动及其骨干多在海外,他虽然成功地促成了辛亥革命,并成为中国近代共和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又连续依靠其个人的威望推动或领导了二次革命和护法革命等,但其革命的过程总是屡起屡仆,受尽磨难。 P110

经过共产国际代表,这时也在协助越飞工作的马林等人居中联络,孙中山和越飞在1923年1月26日于上海达成了一项重要文件,即《孙文越飞宣言》。 P111

而苏联当局中的许多人这时正试图促成外蒙古的独立,自然不会允许孙中山国民党把库伦当成自己国家的土地,辟为军事基地,并创建军队。 P112

随着10月上旬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及部分军事顾问来到孙中山所在的广州地区,苏联与国民党正式开始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合作。 P113

[5] 《民国日报》1918年5月27日、6月17日。 P114

[12] 一湖:《二十世纪之大问题》,《晨报》1919年5月1日。 P115

[18]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547~551页。 P116

[24] 《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9年,第89页。 P117

[33] 转见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第215~218页。 P118

”参见周谷《孙中山早期与俄国革命党人的来往》,《传记文学》第58卷第3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 P119

孙中山没有料到,他的强势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莫斯科对国民党前途的左右;而他的去世,则使莫斯科必欲引导国民党前进方向的努力和国民党内部的反抗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P120

为此,它坚决主张不能与资产阶级妥协与合作。 P121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及青年团这时总人数虽然只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2%,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到了全体代表人数的10%。 P122

此后至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召开,即国民党改组前后一年时间,党员基本上没有增加,一些地方还明显减少。 P123

一些共产党员为强调北京政府拖延承认苏联的无理性,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北京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态度,提出外蒙古理当享有民族自治甚至是独立的权利。 P124

对此,鲍罗廷毫不含糊地答复说:国共两党原本即“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 P125

而黄埔军校的学生兵这时才只有3个连,因此,这批武器不仅装备了第一支国民党的军队,而且还被用来装备了广州市的警备部队和工人纠察队。 P126

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P127

因为,无论是奉系张作霖还是皖系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中国对苏政策都可能因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变得强硬起来。 P128

此时奉张之重要敌人即系冯玉祥”。 P129

除了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里共产党员占据着三分之一的席位以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8个部1个处里,中共党员则占据了77%的领导职务。 P130

三二〇事变的直接原因有三。 P131

”[26]其二是熟悉蒋介石性格的鲍罗廷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后即因季山嘉等人的排挤,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 P132

[27]对此,正好率领苏联方面的代表团来广州考察的联共(布)中央书记兼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认为苏联顾问包办太多,因此明确主张答应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 P133

第三节 苏联顾问与北伐战争严格来说,苏联并不反对国民党用军事手段来统一中国。 P134

还在1925年9月,加伦就明确提出:“为国民革命运动着想,现在重新提出北伐和进军长江的主张,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必要的。 P135

[31]北伐战争的胜利,还得益于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参与和支持。 P136

[33]斯大林也公开表示:如果说在欧洲,革命靠的是人民起义和暴动,那么在中国这已经不适用了。 P137

仅武汉一地,北伐军占领后两三个月里,就发生罢工150余起,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急于摆脱贫困、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相互攀比,“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等过激现象。 P138

[39]但是,正当中国共产党人跃跃欲试地在上海等地“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以便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新右派争夺领导权的时候,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总是慢半拍的联共(布)中央,突然于3月下旬接连开始向中共中央的革命热情大泼冷水。 P139

”他在4月6日的一次演讲中留下了一句名言:“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 P140

武汉政府甚至解除了鲍罗廷的顾问职务。 P141

而莫斯科研究再三,却又不能接受汪精卫的要求,只同意提供200万卢布的援助。 P142

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最终确定了分共的方针。 P143

[6]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35~136、138页。 P144

[13] 此会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称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而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介绍此次会议时则称,会议“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P145

参见马林《转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70~171页;韦慕庭《孙逸仙: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第159、165、222~223页并注释99;《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39页。 P146

[25] 加伦:《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转见卡尔图诺瓦《加伦在中国》,第222~224页。 P147

抗战爆发前后,蒋介石亦几度向苏联方面提出希望能够再请加伦做军事总顾问。 P148

[38]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19~23页。 P149

在此之前,中共基本上是依赖莫斯科的财政援助来开展自己的活动的。 P151

莫斯科不顾外交受损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一直到具体政策文件的制定,从决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上海,甚至到苏区就近帮助工作和指导作战,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几乎一包到底。 P152

他公开宣称:中国革命的失败,只是“类似于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败”。 P153

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还没有完全中断,它驻北京的使馆和驻北方个别城市如哈尔滨的领事馆也还存在。 P154

会议不仅撤换了知识分子出身的瞿秋白,代之以老工人向忠发,而且另组了一个50%以上都是工人党员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P155

为了确保莫斯科的指示能够被最好地执行,他们只能指定由他们培养出来的中国留苏学生来充当中共和青年团的最高领导人。 P156

国共关系破裂后短短几年时间,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就被彻底地改造了。 P157

东北易帜自然不会根本改变东北处于日本严重威胁之下的特殊形势和地位。 P158

5月3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哈尔滨领事馆被袭一事提出抗议,并宣布“苏联政府从今起,对于驻莫中国代表处,及其驻苏联领土上之各领馆,亦不问国际公法之拘束,而不承认其享有国际公法所赋之治外法权”。 P159

鉴于中方不理会苏联从速释放被押苏方人员和取消不合法之行动的要求,苏联政府于17日强硬宣布与中国全面绝交。 P160

中方海军江防舰队顽强抵抗后几近全军覆没,“江平”、“江安”、“江泰”、“利捷”、“东乙”5舰被击沉,“利绥”舰受重伤逃回富锦。 P161

对此,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P162

第三节 苏联的翻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中央之所以会在中东路事件上采取“拥护苏联”的态度,根本上在于当时共产党人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观念。 P163

[18]“苏维埃”,是一个纯粹俄国的名词,意思是“会议”。 P164

正是在广州起义的第二天,即12月12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了。 P165

远东局对此提出异议后,中共中央才一度加以修正,改称为“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却还是特意加上了“准备委员会”的字样,以示这一会议并没有选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资格。 P166

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立即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简称总行委)。 P167

中国革命必须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即“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风潮底铁围来包围当地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在军阀军队里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 P168

以苏维埃为特征的这样一种政权形式和国家形式,由此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持续了几年的时间。 P169

而且红军出于政治的目的和生存发展的需要,也必然要不断地向外扩张,因此中央政府一旦获得机会,还是会组织中央军连同地方军阀势力一并出兵“清剿”。 P170

严格地说,莫斯科对中国红军军事行动的态度尚没有受到太多政治的观念束缚。 P171

而这一指导思想,随着1933年11月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更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强化。 P172

为确保数万红军和中央机关突围成功,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严密封锁消息,一面仍旧摆出一副死拼到底的架势,一面秘密进行各项准备。 P173

[3] 转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0,第281页。 P174

[10] 《华盛顿伍朝枢致南京外交部电》,1929年7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4.20/5050.02-03,1842。 P175

[16] 《评陈独秀的信件》,1929年11月18日。 P176

[23]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的信》,1930年10月;并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52页。 P177

而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则带来了更加不可预测的危机局面,迫使苏联政府不能不放弃此前援助各国革命的做法,转而通过外交向西方各民主国家示好,以便取得集体安全的相互承诺,抑制德国狂热的反苏分子挑起对苏战争。 P178

不仅如此,鉴于俄国十月革命利用当时国家因对德作战陷于危机成功夺取政权的经验,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人显然对利用这一机会来推翻国民党统治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P179

[3]共产国际执委会虽然不主张提出反对蔡廷锴等抗日军官个人的口号,但也一样看准了这样的机会,来电要求中共乘机在全国各大工业城市,“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 P180

紧接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提议,提出了“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方针,主张在东北不仅要实行下层统一战线,而且应该联合其他抗日武装一致抗日。 P181

这种情况很清楚地显示出,因为日本威胁的加剧,苏联的对外方针其实已在发生某些重要的变动了。 P182

再次,苏联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孤立状态,于1933年12月正式决定提出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主张在国际范围内签订区域性的防止侵略的相互保护协定。 P183

1934年7月,新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正式提出:“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同时必须不再把向社会民主党领导发出的一切呼吁看成是机会主义。 P184

”“因此,我们的党不应当对反蒋派别底反蒋军事行动采取旁观态度”,“应当在一定战线上实行最积极的军事行动”去支持这种战争,直至把这些反蒋军事行动转变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强盗和本国卖国贼的民族解放斗争之一部分。 P185

但是,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再以华文报纸的方式加强宣传,同时并经常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残存的组织发布指示,因此,这一政策转变的消息,还是或多或少地传递了出来。 P186

[14]蒋廷黻此行得到了苏联方面的肯定,莫斯科并且表示出愿意与南京政府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的意愿,故蒋介石对借助苏联来牵制日本侵华明显地开始有了新的想法。 P187

”[17]12月19日,在得知了苏联方面的态度之后,蒋介石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求苏联方面立即安排南京驻苏武官邓文仪与20年代曾来中国帮助他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进行会面,明确表示希望能够与加伦将军再度共事。 P188

对此,蒋介石也予以同意。 P189

不料,陈立夫经欧洲转赴苏联商谈两国军事互助的消息,这时已经在国民党高层传播开来。 P190

在这份电报里,中共中央特别着重报告了他们在这半年时间里成功策反国民党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情况。 P191

他们很快起草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转而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主要谈判对手,商谈联合抗日的问题。 P192

”[25]不过,莫斯科这个时候并不那么悲观。 P193

而张学良却一方面寄希望于蒋介石和中央政府,一方面寄希望于与日本有严重利害冲突的苏联。 P194

塔斯社的言论,很快就被陕北的中共中央从广播中得知。 P195

[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告上海民众书》,1932年3月5日。 P196

[10] 《康生、王明二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 P197

[17]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鲍格莫洛夫的电报》,1935年12月14日;《斯托莫尼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1935年12月28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29页。 P198

[23] 《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9~90页。 P199

但是,抗日战争期间的中苏关系,不可避免地陷入党与党和国与国关系的矛盾状态之中。 P201

[2]注意到中国政府的积极态度,苏联方面也在互助条约问题上改变了态度,提出:两国政府应首先开始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如果太平洋公约不能签署,苏联也愿意重新考虑缔结苏中两国互助协定的问题。 P202

之后,蒋介石又进一步指派军委会参谋次长杨杰去莫斯科参加谈判。 P203

同时,苏联还利用过轮船,通过英法殖民地港口,从海路向中国运送过弹药和火炮等。 P204

十分明显,苏联对中国援助,以及苏联陈兵中国东北中苏边境的现实,都对日本侵华和南下占领东南亚地区,具有极大的牵制作用。 P205

1939年5月,外蒙古边防骑兵巡逻诺门坎地区时,遭到了日军的袭击,双方发生冲突。 P206

9月9日,日本驻苏联大使向苏联提出停战要求。 P207

[10]第二节 中苏两党关系的困扰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让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甚满意的同时,也使中共中央感受到不小的困扰。 P208

[13]还可以知道的是,1940年2月,斯大林根据周恩来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要求,又一次决定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 P209

这种情况自然也就极大地影响着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组织构成,以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认定的问题。 P210

中共的体制是高度统一和集权的,特别是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内外战争的环境下,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和能力对党的生存、发展和前途,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P211

季米特洛夫虽然极力劝告毛泽东保持冷静和缓和的态度,但是毛泽东同样不肯为此牺牲中共已经争得的利益。 P212

蒋介石国民党在对日作战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突然对中共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怀疑蒋日之间可能有所勾结。 P213

第三节 苏德战争与中苏关系的逆转就在国共关系高度紧张之际,苏联与日本的关系也正处在十分微妙的时期。 P214

由于日本这时急于获取南太平洋国家的橡胶等各种战略物资,因此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意图,需要确保苏联不会威胁“满洲”。 P215

苏联西部大片领土被德军占领,一时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再也无暇顾及中国了。 P216

苏德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很快就要求中共中央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帮助苏联,如出动兵力牵制日本军队向北平、张家口、包头一线集结等。 P217

对王明、博古等人历史错误的检讨和批评,使共产国际的威信降到历史最低点。 P218

而为了让各盟国政府相信自己的诚意,苏联外交官还特别向所驻国领导人就此一行动做出了具体的说明和保证。 P219

尽管共产国际已经宣告解散,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还是亲自致电毛泽东,对中共的这种做法委婉地提出了批评。 P220

苏联注意到盛世才依靠一两万汉族军队难以控制整个新疆,急需得到苏联支持,因而决定援助盛世才。 P221

[33]蒋介石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个统一新疆的重要机遇。 P222

”[36]宋美龄一行离开迪化后半个多月,盛世才就开始分别向苏联在新人员和中共驻新人员下手。 P223

它先是进入甘肃河西走廊,控制了内地通往新疆的通道,然后用各种不同名目分派小股部队入新。 P224

阿山地区哈萨克牧民反叛武装乌斯满部,就最早得到了苏联和外蒙古政府的承认与支持,不仅得到了武器装备的援助,还在苏联飞机及苏蒙军事顾问的帮助下,迅速成长为一支上千人的武装,整个阿山地区均处于锋镝遍地的状态。 P225

苏联表示承认,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 P226

[38]到1945年7月,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已全部被“民族军”所占领。 P227

但是,1944年春天,日本军队在中国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即所谓“一号战役”,又称“豫湘桂战役”。 P228

[39]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个时候新疆“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军”正在苏军的支持下与中国政府派去的军队激烈战斗,但斯大林丝毫没有提及这方面的问题。 P229

”甚至要魏答复美国政府:“租借地名称为我整个民族全体人民所认为最大之羞辱与污点,今后决不愿此名词再见于中国之历史。 P230

[43]在美苏两国政府的压力和催促下,6月30日,行政院长宋子文率团抵达莫斯科,开始与斯大林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就雅尔塔密约中提出的条件进行双边会谈。 P231

如斯大林坚持我必须承认外蒙独立,则可考虑中止交涉。 P232

但蒋介石更为关心的还是战后中国的统一与政权的稳固问题,毕竟,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实际管辖过长城以外的东北和西北各省区,而要实现对这些地方的统治恰恰都必须要得到苏联的帮助。 P233

我之所以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就是因为我深知中国人对本国领土主权有着异常强烈的本能意识,如果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等于背离了这种民族本能意识,实际上就是置社会舆论于不顾,从而也必将使政府难以获得巩固的地位。 P234

又为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在同盟期间内,组设一中苏两国军。 P235

迫于此,10日,日本天皇被迫公开向盟国乞降。 P236

根据上述条约与协定,依照国民政府的要求,苏联政府做出了公开承诺,即“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P237

故毛泽东明确主张:“准备廿、卅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一来配合苏军收复东北,二来得到技术条件。 P238

而苏蒙军队则有三个方面军137万人,再加上空军、海军等30余万人,各种炮将近3万门,坦克、自行火炮5000余辆,战斗机5000多架,兵力和装备都占据了绝对优势。 P239

筑垒面积正面达50~100公里,纵深约50公里,包括3~7个抵抗枢纽部。 P240

直到8月26日日军奉命投降,苏军才占领该地。 P241

[1]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与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的谈话记录》,1937年3月11日,《近代史资料》总第8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186~187页。 P242

[8] 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475~494页。 P243

[14] 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RPSDMH),495/74/291.[15] 《季米特洛夫日记》,第107页。 P244

[22] 《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的中心任务致周恩来电》,1940年11月2日。 P245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还可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P246

[36]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九),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第4907页。 P247

[42] 《蒋主席致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嘱面陈杜鲁门总统请其坚持一贯政策使中国之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不受损害电》,1945年5月23日;《蒋主席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商谈关于请苏助我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与行政独立等问题谈话纪录》,1945年6月3日;《蒋主席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嘱对美表示中国今后决不能再有租借地名义出现电》,1945年6月11日;《蒋主席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讨论有关缔结中苏友谊互助条约之问题谈话纪录》,1945年6月12日;以上分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547、550~551、557、559~561页。 P248

[47] 《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中苏条约的会谈纪录》,1945年7月7日,沈志华编《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3卷,第600~603页,转见SD12024。 P249

[52] 《蒋主席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告以大连自由港问题准予权宜决定电》,1945年8月11日;《蒋主席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告以对外蒙古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宜处置之权电》,1945年8月13日;均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646、649页。 P250

[57] 转见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第302~306页。 P251

为此,当中共中央力图利用抗日战争结束时的天时地利,在关内取得更多利益的时候,斯大林却出面进行了干预,坚持要让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 P252

[1]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接受日军投降的“一号命令”,规定除中国东北的日军应当向苏联军队投降外,其他所有在中国和在越南十七度线以北的日本军队,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P253

[5]8月20日,就在蒋介石再电毛泽东,邀请其赴重庆谈判之时,斯大林也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说明中国应走和平发展道路,毛泽东应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否则一旦战争打起来,中华民族将会毁灭一半。 P254

[9]对于苏联力劝国共和谈的做法,中共中央在8月22日有过一种估计。 P255

事实上,对于不在自己势力范围以内的共产党力量,斯大林这时的基本策略是要求他们“走法国式的道路”,即放弃武装,转入和平的议会斗争。 P256

由此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干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重庆和谈才得以顺利举行。 P257

直至苏军撤出东北,中共控制了北满之后,苏联才又出面压制了“民族军”中的独立派,来促成新疆伊宁政权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妥协。 P258

7月1日,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张治中以国民政府西北行辕主任的身份兼任新疆省主席,“民族军”方面的阿合买提江和维吾尔族知识人士包尔汉任副主席。 P259

一是中共与苏联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联系使苏军无法拒绝帮助中共。 P260

苏军原定12月1日从中国东北撤退完毕。 P261

这意味着,国民党坚持要把美国人和美国资本引入东北地区,对此,斯大林显然难以接受。 P262

2月11日,美英公布雅尔塔密约,暴露了苏方攫取中国东北权益之计划。 P263

”[20]1945年9月苏联红军将缴获的大批日本枪械转交给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当然,注意到自己在东北的军队实力尚不足以控制全东北,中共中央于3月20日提出了以长春为线,国共两党分别在南满及北满驻兵的战略设想,并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 P264

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再度声言,对于中共在东北的所谓“民主联军”和“民选政府”,“决不能承认”,从而再度堵死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可能性。 P265

[22]当然,蒋介石在东北的一意孤行,也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 P266

不难想象,国民党对美国和苏联所表现出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并且将东北不加分别地纳入对美国全面开放的清单之中,这不能不对苏联当局形成强烈的刺激。 P267

考虑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安全问题,莫斯科特地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如果需要,苏联方面愿意派出专机接运中共领导人脱离险境。 P268

斯大林接到来函后马上签署文件,满足了林彪的要求。 P269

在接连几个月的时间里,罗申多次向国民政府表示,苏联愿意出面调停中国内战,他甚至表示,这是因为苏联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 P270

正如1949年4月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所说明的那样,目前最危险的,是美国军队可能对中国的内战进行武装干涉,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开往南方的情况下从华北进行登陆。 P271

毛泽东自1947年以来一直急于访问莫斯科,就是因为看到战争进展迅速,成立新中国的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他有许多问题要与斯大林商量和向其请教。 P272

”[35]没有想到,正当毛泽东全力以赴地试图打破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阴谋之际,斯大林于1949年1月10日突然发来一封电报,通知他说,南京政府照会苏、美、英、法各国政府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 P273

[37]直到斯大林进一步发来补充的电报,详细说明了他强调不让战犯参加谈判和不允许外国参与调解,就是要既接过和平的旗帜,同时又要使谈判无法进行,毛泽东这才多少有所释怀。 P274

为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民族解放的真正领导者,中共领导人明显地希望外蒙古能够回归中国。 P275

他详细说明了他是如何同“左”右倾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是如何使党、军队和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损失的,他以及其他党的领导人是如何遭受打击的;而他成为领袖后,又是如何团结同志、纠正错误的。 P276

任弼时则希望通过建立中苏经济联合体、贷款和由苏联办租让企业等形式,帮助中国开发矿藏,创办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各种武器制造业。 P277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P278

据苏联情报,他们密谋成立“泛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想要争取美国及中东国家的外交承认,试图以此来取得伊斯兰各国民众的援助,阻止新疆落入共产党人之手。 P279

刘少奇此行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听到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扬。 P280

[5] 《蒋主席再电毛泽东昭示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并促速来渝文》,1945年8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27~28页。 P281

[11] 转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第399~400页。 P282

[18] 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第87~91页。 P283

[25]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429~1451页。 P284

[33] 尼·特·费德林、伊·弗·科瓦廖夫等:《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167~169、187~188页。 P285

[40]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6~1478页。 P286

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毛泽东在危急关头毅然决定出兵援助朝鲜,不仅改变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认识,也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 P288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P289

于是,毛泽东在出访前一个月反复告诉苏联人,他希望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以替代1945年苏联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条约。 P290

[5]21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政治局会议研究后的意见是,如果“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斯科)似无必要”。 P291

[8]这一次他真的动了气。 P292

两人较劲大约一个星期,斯大林终于让步了。 P293

9日,苏联外交部呈报了条约草案第二稿。 P294

缔约国双方还同意,中苏之间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议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重新审议。 P295

[17]1月21日,副外长葛罗米柯等人呈上了委托他们起草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决议的草案和中长铁路两个议定书的草案。 P296

[19]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些草案几乎包括了中苏谈判可能涉及的所有问题,却唯独没有旅顺口、大连港协定和中长铁路协定。 P297

关于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铁路的协定,等到对日和约签订后再行审议。 P298

[21]24日23时,由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将中方修改后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递交给苏方谈判人员库尔久科夫。 P299

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 P300

[24]1月31日,中方又提出了根据苏方草案相应修改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草案。 P301

维辛斯基关于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显示,中苏双方对条约文本只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以及贷款、航空、贸易、派专家等协定也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了,争论发生在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上。 P302

但另一方面,苏方认为中国军队从“满洲”沿苏联铁路向新疆调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合理性,中方的建议实质上是对苏联建议的“反提案”,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 P303

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同意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几处不大的意见。 P304

斯大林能够在旅顺港问题上主动做出让步,是因为他知道中国在若干年内,不可能建立起强大的海军。 P305

[34]这时斯大林才明白了中方的真实意图,即顺利地解决蒙古问题是以同意中方提出的协定草案为前提的,否则中苏同盟条约将无法缔结。 P306

为此,杜鲁门以总统名义发表公开声明,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国务卿艾奇逊则发表长篇演讲,讲述俄国在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还声称台湾不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内。 P307

很可能,就在莫斯科不得不做出抉择时,美国国务卿的演讲和苏联驻平壤大使馆的一封电报以及中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草案的附加条件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并为其提供了化解这一矛盾的机会和途径。 P308

这样,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P309

这不仅使他对毛泽东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诚意表示怀疑,甚至产生了报复的念头。 P310

而如此设想和计划的结果是,苏联既可以通过军事和政治同盟使中国加入莫斯科的东方集团,又能够保证其在远东的战略权益。 P311

[4]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2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第175~178页。 P312

[11] 《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73页。 P313

[18]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2卷,第259~265页。 P314

[27] 《补充协定》原件及中方的修改意见参见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2卷,第313~315页。 P315

[34]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2卷,第287页。 P316

[41] АПРФ,ф.3,оп.65,д.776,л.33-38.[42] АВПРФ,ф.059а,оп.5a,п.3,д.11,л.92.[43] АВПРФ,ф.0430,оп.2,п.18,д.5,л.1-7;АВПРФ,ф.0431I,оп.1,п.52,д.8,л.40-43、44-45,转引自Kathryn 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8,1993,pp.9-11。 P317

[47] 详见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2卷,第175~178页。 P318

[1]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兵朝鲜,不仅挽救了平壤,也为莫斯科的错误决策弥补了漏洞,为社会主义阵营守住了东方大门。 P319

显然,斯大林不愿意看到战后朝鲜成为中国可以控制的地区。 P320

周恩来提出了中国的困难,要求苏联供应武器装备,并提供空军支援。 P321

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P322

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 P323

[15]然而,第三次战役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志愿军已无力再战。 P324

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并决定了“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 P325

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 P326

苏联给予志愿军最直接的军事援助,首先是出动空军掩护后方运输线。 P327

[27]总地来说,到1951年春,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成效,完成了保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P328

1953年,苏联空军战斗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33%。 P329

11月17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说,为解前方作战燃眉之急,需要立即从驻辽东半岛的苏联部队中抽调500辆汽车。 P330

第四节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经济援助中国出兵朝鲜的最大困难就在于经济实力不足,由于多年战争的破坏,新中国的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既要应付战争,又要恢复经济,的确是困难重重。 P331

1950~1953年中苏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总值68394万卢布,三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 P332

涉及援建工程或中国特别要求的具体项目和设备的技术资料,是通过双方外贸进出口公司提供给中国的。 P333

这些专家满怀热情来到中国,不仅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给中国经济建设的各行各业带来了崭新气象,而且他们那种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也感染和教育了中国干部和工人,他们不仅帮助中国建立起一整套现代工业管理的规章制度,而且通过言传身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 P334

[45]毫无疑问,与后来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规模相比,斯大林提供的援助还是有限的。 P335

[1] 涉及这方面内容的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Sergei N.Goncharov,John W.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 годов,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0;Andrei Lankov,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The 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1945-1960,London:Hurst & Company,2002;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正确而辉煌的运筹帷幄》,解放军出版社,2003。 P336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38、539~540页。 P337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722页。 P338

[20] 《朝鲜战争文件》,第786、804~805、808~809、828~831、838~839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92,第122~128页。 P339

[28] Орлов А.С.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с.131.[29] Орлов А.С.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с.142-143.[30]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第17页。 P340

[34] 以上材料均是笔者根据2001年6~9月多次对王亚志的访问记录整理而成。 P341

[42] Фuлаmов Л.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11.[43] 详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第三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95~111页。 P342

其结果,不仅引起了一系列有关各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发展的深刻问题,也对中苏关系的演变乃至冷战格局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P344

在国际方面,苏共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样一套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和总路线。 P345

这些问题,只是苏联新领导人感受到而不是深刻认识到的问题,或者是已经有所认识但不能坦白讲出的问题。 P346

[4]尽管程度有所不同,苏共二十大确实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非斯大林化的方针,从而构成了国际共运史上的所谓非斯大林现象。 P347

在1956年1月30日主席团会议研究二十大工作总结报告草稿时,最集中讨论的就是议会道路、和平共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P348

马林科夫在1953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农业改革纲要,可以被看作经济政策“解冻”的第一个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发展方针的初步尝试。 P349

[13]应该说,苏联领导层的“非斯大林化”实际上早在斯大林刚刚倒下时就开始了,尽管步履蹒跚并充满了自相矛盾。 P35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医生案件”得到平反,主席团还通过决议,赞成贝利亚采取措施揭露过去国家安全机构制造冤假错案的罪行,“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 P351

很显然,这是在不点名地批评斯大林。 P352

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 P353

[22]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大会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问题,没过多长时间就有了明确答案。 P354

赫鲁晓夫首先表态,认为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但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 P355

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 P356

但重要的是,在任何场合,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没有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P357

苏联驻华使馆对《论十大关系》进行分析后做出的评论是有根据的:在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强调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福利和进一步发扬民主问题等方面。 P358

几乎没有人怀疑,积极推动将斯大林问题从党内高层扩展到基层和一般民众乃至国外的,正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本人。 P359

[39]尽管观察者和研究者对当时苏联社会的主流倾向有不同的判断,但明显的是,斯大林问题在如此广泛的层面展开讨论,其主要结果就是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会的分裂和混乱。 P360

这种混乱的局面,加上舆论压力和党内本来就存在的意见分歧,苏共在召开二十大后不久便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方针,放慢甚至停止了“解冻”的步伐。 P361

[48]通过《内部参考》的报道可以看出,各地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都感到“吃惊和迷惑”,出现了“各种混乱思想”和“种种揣测”,甚至有人怀疑翻译时出现了错误。 P362

[50]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的一种心态:并不担心非斯大林化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 P363

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便对斯大林问题展开了全面讨论。 P364

苏共中央在6月30日的决议中,特意援引这篇文章来说明中共“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所采取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 P365

[57]在5月2日与尤金的轻松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批评斯大林的错误。 P366

刘少奇所做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八大政治报告,评价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P367

以后的情况表明,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严重分裂,反而更加紧密了。 P368

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59~360页注释。 P369

[11] 关于1953年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争先提出经济改革措施的情况,详见Зубкова E.Ю. Маленков и Хрущев:лич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ке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5,№4,с.109-111;Пuхоя Р.Г.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8г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6,с.8-11。 P370

不过,在笔者看来,即使受害者人数少了一些,也无法改变“大清洗”和斯大林罪行的性质。 P372

[31]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参见:李海文《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进行的努力》,《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万家安《〈苏中与中共联合书面意见〉与马共路线》,《东方文荟》2006年8月6日;《华玲会谈前的〈苏共与中共联合书面意见〉》,《东方日报》2005年10月23日;任东来《从“两大阵营”理论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对民族主义国家看法和政策的演变》,《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4期;熊华源《从万隆会议看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播与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 P373

[36]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详细研究见《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以下简称《思考与选择》)第二章第三节及第五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P374

[42] Аксютин Новое о ХХ съезде,с.114.[43] 《内部参考》第1861期,1956年4月8日,第385~390页。 P375

[49] 《内部参考》1956年2月25日至4月4日各期。 P376

[54] 文章发表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委立即在党团员中和党外人士中,广泛地进行切实的学习和讨论,并且随时将学习的情形和讨论中的问题报告中央宣传部”。 P377

对于苏联而言,赫鲁晓夫资历尚浅,文化水平不高,又缺乏统筹全局的工作经验,无论是稳固其在苏联党内的领导地位,还是保证苏共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指挥,都离不开中共的政治支持。 P379

[1]由于中方提出的项目庞大而繁杂,要求的设计和供货期限又短,特别是原始资料和基本数据准备不足,以及缺乏外交谈判的经验,以李富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与以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进展十分困难。 P380

[6]即使到这时,中苏之间仍有许多具体问题无法确定,中国不得不走“上层路线”,于是给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表现的机会。 P381

赫鲁晓夫立即给予答复:“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不仅将协定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的总值增加了3.5亿~4亿卢布,而且主动建议在目前中国正在建设的一些企业里,用苏联新改进的几种军事技术代替原协定的规定。 P382

[11]笔者曾对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做过详细研究和分析,结论是:从1949年8月刘少奇偕第一批苏联专家回国,到1960年8月苏联撤退全部专家,12年中在中国工作的各方面顾问和专家总计约18000人,其中,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前约5000人,但其中军事方面的顾问和专家比例很大(约2000人),1954年10月到1958年底约11000人,1959~1960年只有不足2000人。 P384

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援助总数的一半给予了中国。 P385

这笔约占1959年苏联国民收入7%的资金,当时可以修建268万套公寓,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困扰已久的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 P386

对此,苏联方面也有所察觉。 P387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真理报》转载后,受到苏联广大读者的拥护,苏共中央还把全文重新翻译后印发了20万册单行本,供全党学习。 P388

[29]离京前,刘少奇还在机场会见了出席中共八大的波兰轻工业部部长马热茨,表达了中共对波兰改革的钦佩之意,并强调完全支持波兰共产党人为纠正错误所做的努力。 P389

几天之后,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撤军,而赫鲁晓夫担心在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引起连锁反应,十分为难。 P390

赫鲁晓夫请刘少奇连夜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说明中共的立场。 P391

[43]第三节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政治支持东欧的喧闹刚刚过去,苏联国内又爆发了更大的危机,毛泽东再次向赫鲁晓夫伸出了救援之手。 P392

在持续8天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P393

[46]同时,苏联驻华使馆还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紧急约见毛泽东。 P394

[49]此时莫斯科对中共的态度还一无所知,赫鲁晓夫显得非常焦急,于是派米高扬立即飞往中国,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 P395

[52]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里面大有名堂。 P396

[54]就在四个月前,苏共领导集团刚发生了一场政治地震,现在又出现一次重大人事变更,赫鲁晓夫非常心虚。 P397

作为回报,情绪激动的赫鲁晓夫立即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向中国提供核援助。 P398

[6]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451页。 P399

如果按照中方的估计,此期在华苏联专家的人数还要多。 P400

[22]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汇编(1957~1992)》,学习出版社,1996,第1164页。 P401

[29]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44~45页。 P402

[34] 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mik 1956,c.124-126.[35] Leszek Gluchowski,“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The Situation in the Polish Internal Security Corp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17,1997,pp.81-82.[36]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5~16页;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第43页;Волков В.К.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1998,с.457-463。 P403

[41] 详见沈志华《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冷战国际史研究》第6辑,2008。 P404

[47] 阎明复:《代序》,《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赵永穆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2页。 P405

[54]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435页。 P406

在近年冷战国际史的新研究中,由于俄国档案的开放,有关苏联核历史的论著有了明显增加,并占有突出的地位。 P407

当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炫耀性地请毛泽东观看了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 P408

当钱三强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时,苏方含糊地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P409

[17]赫鲁晓夫的这个最初反应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苏联的既定政策是可以向中国提供核保护而不提供核技术。 P410

当苏联拥有核武器,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本人意识到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之后,莫斯科对防止核扩散的问题有了新的考虑。 P411

赫鲁晓夫回国不久,10月23日,毛泽东便与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兴致勃勃地谈起原子弹,并有意透露中国“正在开始研究”那个东西。 P412

[27]作为核合作的内容之一,1月2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在中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 P413

[31]12月,以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院长诺维科夫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 P414

其主要研究方面包括高能物理实验、核结构、核反应、中子物理、理论物理等,并且正在进行多电核高能实验和最新的螺旋线式强聚焦回旋加速器的研究和设计。 P415

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并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的钚。 P416

[45]在这一基础上,11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名为二机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 P417

然而,尽管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对中国提供了大力援助,苏联对于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要求却反应冷淡。 P418

苏联帮助,我们就去学习。 P419

谢皮洛夫还宣布,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毫不拖延地就立即停止一切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的试验和实验性爆炸的问题,缔结苏联、美国和英国的三国协定。 P420

[54]这个回答与中国的要求相差太远,聂荣臻对此“大失所望”。 P421

[58]但苏方迟迟不予答复。 P422

6月18日,聂荣臻和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再次向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正式请求,阿尔希波夫答应请示政府后给予答复。 P423

聂荣臻汇报后,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组织代表团赴苏谈判,委托聂荣臻负责筹组代表团。 P424

希望中国政府能早日定案。 P425

[71]《国防新技术协定》和《补充协定》是中苏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合作的一个里程碑,从此,中国的原子能工业“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P426

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有关方面熟悉和掌握尖端武器的研制情况及技术。 P427

如开采矿石的铀矿场(湖南郴县、大浦和江西上饶),粉碎矿石和初步提炼天然铀的水冶厂(湖南衡阳),提取二氧化铀和制作核燃料棒的核燃料厂(包头核元件厂等),制造浓缩铀的核扩散厂(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等),制造原子弹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0基地),以及核试验场(21基地)等。 P428

列车由10多节车厢组成,头尾两节载有苏军官兵,共102人。 P429

[84]经过与苏联专家的协商和谈判,1958年10月6日,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在北京正式成立,代号为543部队。 P430

但是,当中国的专家反映对讲课的内容可能记录不完全或有理解上的错误时,苏联专家便将许多讲课内容抄写给他们。 P431

”[91]其实,苏联在尖端技术上对中国有所保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中国自身也是认可并实行这种“内外有别”的原则的。 P432

[4] 最重要的有《聂荣臻回忆录》;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本书编写组《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人民出版社,1999等。 P433

[8] 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71.后来俄国的核武器专家也提出了这一问题,见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3。 P434

[1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90页;维克托·乌索夫(В.Усов):《原子能问题是如何破坏苏中友谊的?》,(俄)《新闻时报》2003年8月6日。 P435

[18] 李鹰翔2010年3月12日给笔者的信。 P436

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465~488页。 P437

[31] 吴玉崑、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1950~1985)》,1987年,未刊,第15~17页。 P438

[39]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1页。 P439

[4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05页。 P440

[51] 《人民日报》1956年7月18日。 P441

早在6月,聂荣臻就提请国务院将一部分留苏学生转学导弹和电子专业,另外争取再派400名学生去苏联学习上述专业。 P442

见外档,109-00792-02,第17页。 P443

[73] 吉林省档案馆,1/4-14/126,第1~12页。 P444

[80]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27~628页。 P445

[90] 李鹰翔2010年3月12日给笔者的信。 P446

很多人认为,莫斯科会议得以召开,是由于苏共的倡议,并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党的支持和响应。 P447

赫鲁晓夫又提出了可以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委员会”。 P448

为此,经过相互协商后决定,结束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活动,停止出版情报局的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P449

但是,这绝不是说,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革命的兄弟政党的国际团结和接触的必要性已经失去意义。 P450

对于大使的提问,周恩来回答说:召开这次会议的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整个这件事起源于毛泽东本人。 P451

会议提出,可以先分别与南共和中共协商如何召开会议的问题。 P452

[17]然而,就在会议筹备工作开始进行时,苏共内部发生了六月事件。 P453

[22]10月29日晚,毛泽东会见尤金大使时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苏共中央送来的文件。 P454

10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把这次莫斯科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P455

赫鲁晓夫说,苏方正在根据中共的意见修改宣言草案。 P456

11月7~9日,毛泽东分别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会谈一次,与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会谈两次。 P457

经与各党交换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议之后,再召开世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议。 P458

但恰恰是这种做法,为以后中苏论战埋下了伏笔。 P459

[39]所以,毛泽东除了劝告苏共接受这个口号外,还要说服其他各国共产党。 P460

不管毛泽东怎么劝说,哥穆尔卡坚持反对在原则上确定苏共为以后各国共产党会议的召集人。 P461

第一,每个阵营必须要有一个头,他用了一句中国的俗话,叫作“蛇无头而不行”。 P462

实际上《莫斯科宣言》没有任何约束力,文件虽经大家签字,但模棱两可的用语处处可见,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 P463

”[50]11月17日对中国留学生讲话时,毛泽东说得更为简明:“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 P464

但是,就此断定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变化,恐怕是过于乐观了。 P465

处理得不好,有出乱子的危险。 P466

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中国有6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 P467

不过,毛泽东之所以用如此刺激的语言来阐述他的思想,也是有其用意的。 P468

这种危机并不在于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在任何一个同盟里这都是极为平常的事情,在一般情况下,求同存异的确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方式。 P469

关于情报局解散过程的研究,详见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 По новейши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4,с.131-152。 P470

[13] 关于彭真的通报,当事人的回忆不尽相同。 P471

[16]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7页。 P472

笔者为此询问阎明复,阎回答,他是查阅了中央档案馆的记录的。 P473

[3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33~734页;毛泽东与多列士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毛泽东与波立特、高兰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06~107、133~134页。 P474

[39]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31~132页。 P475

哥穆尔卡在17日大会的发言中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 P476

[5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43页。 P477

[62] 吉林省档案馆,1/1-14/126,第16~35页。 P478

[4]不过,这些论述大多语焉不详。 P479

[7]看起来,他不仅早已有“大跃进”的想法,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 P480

[10]掌握了真理,又懂得发动群众,中国的赶超速度自然应当不断加快。 P481

5月18日,毛泽东又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明确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做比较。 P482

在8月初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瞬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 P483

”而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 P484

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P485

[28]7月26日苏联使馆在一份长篇报告中说:“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 P486

在为中国制造设备的工厂和车间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为人民中国完成订货”的鼓动标语。 P487

最初,苏联社会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 P488

”这个意见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赞同。 P489

[41]有些东欧国家开始学习中国“大跃进”的经验,甚至效仿人民公社对本国集体农庄进行改造。 P490

[45]这个批评显然是针对中国的。 P491

第三节 毛泽东在庐山向赫鲁晓夫宣战1958年8月初,毛泽东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P492

[54]显然,中共党内对于1958年的形势是有两种不同的估计和评价的,庐山会议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P493

8月19日,毛泽东又要人去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 P494

[58]其次,无论人民公社还是“大跃进”,都是苏联曾经尝试过的做法。 P495

见陈兼《革命与危机的年代——大跃进和中国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冷战国际史研究》第7辑,2008。 P496

[10]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5~376页;吉林省档案馆,1/1-14/68,第17~23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17页。 P497

[18] 吉林省档案馆,1/1-14/71,第6~11页。 P498

[28] 《内部参考》第2774期,1959年5月17日,第15页;第2803期,1959年6月20日,第12~14页。 P499

[35] 北京市档案馆,100/1/465,第69~70页;上海市档案馆,C38/2/157,第9、11~12页。 P500

[43] 杰留辛在“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北京)的发言,丁明整理。 P501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月后,在苏联外交部为赫鲁晓夫访华而准备的背景报告中,特别提到,“中国朋友虽然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总体上给予积极评价,与此同时却几乎没有提到赫鲁晓夫同志报告的理论部分,并且认为那些部分仅仅是基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 P502

[5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90~391、462~463,504、506~507页。 P503

而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出兵朝鲜,也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其结果对于保障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东线安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P504

中国是否主动提出过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不过苏联确曾提议接纳中国或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例如古巴)加入这个条约,只不过这一动议受到了东欧各国的抵制而已。 P505

彭德怀承认华沙条约对亚洲和中国安全的重大作用,认为发展中苏同盟条约以加强军事合作,是必要的。 P506

会议结束不久,12月14日,中国大使刘晓奉命通知苏联外交部:“为了加强中苏两国在国防工业方面的密切联系和合作,中国政府建议建立中苏两国国防工业联席会议,由双方各派代表若干人参加工作,会议每年召开一次或两次。 P507

周恩来当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待报告党中央和政府商量后再答复。 P508

[17]中苏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不仅限于双方的互相援助和支持,而是考虑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P509

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说,这次会议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无疑“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互助合作”,并表示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不断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我们最高的国际义务”。 P510

到1957年底,中国国防建设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海军如何在新技术、新装备方面有所发展,而苏联遇到的则是怎样在战略上发挥太平洋舰队新装备的核潜艇的作用问题。 P511

早在1954年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时,中国就开始着手长波电台的建设了。 P512

[29]6月5日,彭德怀将这次谈话记录呈送毛泽东,并报告说,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提议6月上旬即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察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 P513

”[31]“长波电台”问题未了,又出现了“共同舰队”的问题。 P514

关于和平利用方面,科委曾开过几次会进行研究,已有布置。 P515

[35]所谓高级会晤无疑就是后面提到的方案:让苏联大使转达主席团的意见,并邀请周恩来和彭德怀来莫斯科商议此事。 P516

尤金汇报结束后,毛泽东抓住共同舰队的问题,不断追问:是否只搞合作社,苏联才干,否则就不提供帮助?尤金一再解释,这只是一个提议,要请中国同志去一起商量。 P517

[39]尤金一再解释,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时,关于所有权、租借权、指挥权的问题,一概没有谈到,也没有说要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与中国同志研究具体措施,所以提出请周恩来、彭德怀到莫斯科去。 P518

他们感到“心情沉重”,并认识到“对中国的政策不完全理解,过高估计了共同的意识形态这一因素的重要性,而对国家利益的差异估计不足”。 P519

[45]显然是接到了莫斯科的指示,尤金请求再次会见中国领导人。 P520

[46]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放心。 P521

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 P522

所以,对于这个建议,“友好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肯定会欣然接受”,“不会有什么困难”。 P523

在这种时候,毛泽东怎能甘居被人指挥的地位,又怎能容忍赫鲁晓夫再重复斯大林时代的做法?!退一步讲,即使苏联人的建议确有不妥,也不过是提出一个想法,是可以商议的。 P524

经过谈判,1959年2月4日,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即《二四协定》。 P525

第三节 炮击金门引发的严重分歧通过梳理史料和思考,笔者认为,毛泽东决定采取这次军事行动真正的和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仅仅通过炮轰的方式来封锁金门,造成一种气势和压力,迫使蒋介石主动放弃金门,从而实现收复全部沿海岛屿的既定军事战略和安全战略。 P526

[59]3月5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托邓小平带信给毛泽东,报告了讨论结果和军委意见:“拟在7、8月开始行动”,“准备在必要时轰炸金门、马祖”。 P527

[63]从后面发生的事情看,还有一种可能是毛泽东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制约美国的干涉意图,让敌人按照自己的设想做出反应。 P528

最后,毛泽东把态度缓和下来说:“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我也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 P529

[68]对于毛泽东来讲,苏联的这些举动正中下怀。 P530

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 P531

[81]显然,他不知道炮击行动为什么会发生,将有什么后果,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P532

8月3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决定:对外宣传应该避免对登陆金门问题做肯定或否定的表示。 P533

苏联政府正在起草一封措辞强硬的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希望就此与中国同志交换意见。 P534

[99]同一天,美台海军在台湾南部举行联合两栖登陆作战演习。 P535

美方拒不接受,并于18日提出自己的方案:先停火,再讨论。 P536

[112]对于苏联的做法,就连美国的情报分析官员都认为,“不论这些声明中宣传的成分有多少”,“目前的危机已使苏联在台湾问题上做了最强硬的支持共产党中国的表态”。 P537

事隔两个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说,苏联要派导弹部队和空军到福建前线,我们没有同意,因为他们说这些部队要由他们自己指挥。 P538

中国主张通过中美及国共之间的直接谈判解决问题,苏联却反复呼吁由联合国或多边国际会议处理危机。 P539

9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紧张局势的措施,即争取10月初在新德里召开包括中、苏、美在内的十国首脑会议,讨论台湾问题,并委托苏联使馆通知中国,苏联政府将给各国首脑发信,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P540

周恩来则指出,现在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了。 P541

所以,尽管对毛泽东的做法不满,但是当美国进行核讹诈时,苏联必须出面反击,当中国需要援助时,苏联也不得不照单提供。 P542

此外,据阿尔希波夫的回忆,中国对苏联禁止核试验及防止核扩散方针的不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P543

在中国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苏联保密专家也表示满意后,苏方于1958年10月函复:“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国。 P544

”此外,“一旦发生战争的话,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将用来回击任何侵略者的侵犯,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 P545

[146]看到苏联在国防技术援助方面态度的变化,中国有关机构不得不抓紧时机,坚持要求苏联方面执行已经签订的其他合同。 P546

[149]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减少专家(特别是尖端技术专家)的派遣。 P547

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1960年1月8日,苏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 P548

协定中没有做具体规定的问题,即强调条文文字,根本不予以考虑。 P549

由于有些关键设备和新技术材料未到货,使一些工程无法形成生产能力,迫使中方不得不组织力量从头研制和生产。 P550

不过,这些论著讨论的内容都是中国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 P551

《阿尔希波夫的回忆》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只是谈话的时间阿尔希波夫的回忆误为1958年夏天了。 P552

[16]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8卷,第41~43页。 P553

[21] “共同舰队”,俄文原文是совместный флот,也有译为“联合舰队”的。 P554

[28] 徐明德:《第一座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建设》,《海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9,第509页。 P555

笔者与罗小明谈话时得知,他的材料来源于其父罗舜初个人保存的笔记和文件。 P556

[41] Верещагин Б.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с.121-128.魏列夏金回忆的内容与中文的会议记录基本吻合,只是简单一些。 P557

[52] 徐明德:《第一座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建设》,《海军·回忆史料》,第509~512页;《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201~202页。 P558

作者当时是赫鲁晓夫访华的随员。 P559

[61]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691页。 P560

[67] 《人民日报》1958年8月4日。 P561

[76]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证见《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 P562

[83] 《人民日报》1958年8月31日。 P563

[91] 有关美国内部讨论的详细情况参见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1972)》,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第207~213页;罗伯特·阿奇奈利:《“和平的困扰”:艾森豪威尔政府与1958年中国近海岛屿危机》,《从对峙走向缓和》,第125~128页。 P564

[97]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 P565

[102]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701页。 P566

[110]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3页。 P567

[117]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86~187页。 P568

[124]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20、21日。 P569

参见Верещагин Б.Н. В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с.14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877~878页。 P570

[140]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2页。 P571

[148]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02~703、705、708、715页。 P572

详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第371~403页。 P573

近些年来,随着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出版,中印冲突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P574

1955年以后,苏联与印度也开始建立起友好关系。 P575

31日尼赫鲁接见西藏叛乱分子代表团。 P576

[6]18日,印度官员散发达赖声明,毛泽东在第二天指示: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 P577

[11]但自中国开展针对印度的宣传攻势后,苏联的态度有所变化。 P578

[16]5月8日,尤金向陈毅外长递交了一些有关印度想要平息冲突的情报材料,并说,尼赫鲁的处境很困难,由于受到国内外的压力,他是动摇的,但也在设法找出路。 P579

[19]西藏局势动荡引起了印度的担心,1958年12月14日尼赫鲁致函周恩来,提出中印之间不存在边界争议问题。 P580

25日,中国军队行至马及墩,与印军遭遇,随即发生枪战。 P581

[26]11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做报告,着重阐明了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态度和方针。 P582

陈毅当即表示,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意见已经在几天前告诉苏方,希望苏方暂缓发表这个声明,并指出中印边界冲突不一定会对赫鲁晓夫访美带来消极影响。 P583

[33]中共中央对莫斯科的表现极为不满,在9月13日给苏共中央的回信中,批评苏联政府“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采取迁就和妥协的立场”,指责塔斯社声明“向全世界暴露了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 P584

即使在接到中共中央的指责信后,也还在一段时间内坚持这种做法。 P585

从中国使馆和外交部的分析看,中国人未必不理解莫斯科的两难处境,只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抓住了苏联的短处,而这些指责又是可以理直气壮拿到桌面上来说的。 P586

毛泽东真正感到无法容忍的是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却又难以启齿,只能拿苏联的中立声明当作靶子。 P587

对于这次访问的效果,他充满信心,并在9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指出,目前已经具备国际关系向好的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以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完全消灭冷战的必要条件。 P588

”[55]当晚,赫鲁晓夫在毛泽东的陪同下出席了盛大的国庆宴会。 P589

毛指出,苏共二十大提出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问题未必合理,“就算你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内部问题,但斯大林是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中国革命运动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样的问题不应由单方面决定,而应共同决定”。 P590

”赫不高兴地说:“这是你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干预”,但“这个问题对国际局势产生了不利影响”。 P591

”赫鲁晓夫转而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时开枪打死了人。 P592

”赫鲁晓夫回答:“我们不接受。 P593

[60]10月4日,如同赫鲁晓夫下飞机的场面一样,毛泽东默默地送走了苏联代表团。 P594

自1958年以来,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发生了诸多分歧,在这些分歧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双方都认为自己最占理的问题,如台湾海峡危机和中印冲突。 P595

关于台湾问题,毛说,炮击金门和苏联在柏林表现的强硬立场一样,给美国带来了麻烦。 P596

问题还是由中印边界冲突引起的。 P597

[74]第47期《新时代》(11月)刊登了有关中印边境问题的述评文章,支持尼赫鲁关于不放弃不结盟政策的讲话,呼吁和平解决中印争端,却没有提到中国关于化解冲突的建议。 P598

[79]由此,中国驻苏使馆得出的结论是:印度官方拒绝了中国的新建议后,苏联继续采取中立调和的立场,急于看到互相让步,和平解决争端;对中方的建议一直不表态,也不刊登相关的材料;对印度顾虑颇多,及时刊登尼赫鲁的讲话,积极准备对印度经济援助。 P599

毛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论就属于杜勒斯讲的和平演变的性质。 P600

(2)赫鲁晓夫就是机会主义,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P601

因为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应该是中国。 P602

“中国的同志们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他们在同印度关系中所犯的错误,而且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苏共中央在调解印中冲突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P603

为了进一步推动缓和的局面,1959年12月8日,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了一份关于裁军的备忘录,建议苏联无条件地单方面裁军100万~150万人。 P604

1960年1月4日至17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期集中研究国际问题。 P605

毛泽东首先指出,赫鲁晓夫访美、举行东西方首脑会议,有好的一面,但给帝国主义“擦粉”不好,赫鲁晓夫不善于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做革命工作,讲话没有分寸。 P606

[96]至此,中苏两党几乎同时确定了完全相同的处理双边关系的方针:努力保持中苏友谊和团结,但必须通过公开表达各自主张和立场的方式影响对方,规劝对方,希望对方能改正错误,站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P607

于是,分歧便显露出来,争论就在所难免。 P608

[1] 在讨论中印冲突对中苏关系影响的论文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有:M.Y.Prozumenschikov,“The Sino-Indian Conflict,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nd the Sino-Soviet Split,October 1962: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p.251-257;戴超武:《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58~79页;Chen Jian,“The Tibetan Rebellion of 1959 and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 8,Issue 3(Summer2006),pp.54-101。 P609

[6]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22页。 P610

[14] 外档,109-01354-04,第62~63页;《内部参考》第2930期,1959年12月9日,第14~15页;外档,105-00946-04,第38~40页。 P611

关于西姆拉会议的中方档案,现存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P612

[28]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8卷,第393~394页。 P613

据印度财政部公布的资料,从独立到1959年11月3日,印度共得到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美国援助达113.3亿卢比,特别是1958~1959年美国政府机构提供的援助剧增,占历年总额的43.7%(外档,105-01001-04,第26~28页)。 P614

[4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69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24~225页。 P615

[51] 《人民日报》1959年9月20日。 P616

[59] 以下会谈内容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Зубок В.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No2,с.94-106。 P617

印方的说法见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116页。 P618

[75] 外档,105-00946-04,第42页。 P619

[83]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47~48页。 P620

[91] 外档,109-02064-02,第37~41页。 P621

就中国方面来说,这一时期有三个关键性转捩点。 P622

无论如何,在这份国际文件中全面肯定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即苏共二十大,这即在事实上接受了苏联共产党对内对外纲领政策的核心部分,承认了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遵循的共同准则。 P623

苏联从苏共二十一大以来,宣传的论点进一步“右”转,更加强调战争可以避免,强调和平共处及和平过渡。 P624

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在坚持我们原则的条件下克服我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 P625

[6]中苏两党不约而同地确定的这种方针,显然是一种有条件的团结方针。 P626

[7]在中国看来,塔斯社1959年9月发表的对中印边界冲突保持中立态度的声明已经反映了苏联的这种立场,声明的发表,首次向外界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 P627

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政府无论在开战、停战问题上,还是在整个和平谈判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中立者的角色。 P628

[14]2月4日,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高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中国政府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 P629

这即触及了中共和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促使中国迅速采取最直接的报复行动,由《人民日报》于2月6日以《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康生同志谈目前国际形势》为标题全文发表了这篇讲话。 P630

中苏这一轮在具体外交政策上的较量,主要还不是关于国际共运共同纲领的争执,它更多地反映了中国对赫鲁晓夫出访印度时明确苏联袒护尼赫鲁的态度的忧虑。 P631

中央的纪念会将邀请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来宾参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纪念会应邀请当地兄弟国家的外交人员和专家参加。 P632

他们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代表”。 P633

毛泽东在10日和16日亲自审读和修改了第一篇文章。 P634

中共中央此篇打头文章问世之后,对于中国方面的发难,莫斯科一时慌了手脚,应该如何应对,苏联领导层内部议论纷纷,或表示应纠正中共的错误;或要求划清界限,坚决回击;或建议“不要着急!他们正盼着我们卷入论战。 P635

22日上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 P63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同时转播大会实况。 P637

必须要看到阻止战争的巨大力量的出现。 P638

[36]不过,这毕竟还是一场背靠背的、不指名的论争。 P639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休想在中苏两国之间找到任何的可以利用的空隙。 P640

1960年5月1日,苏联防空火箭部队在斯维德洛夫斯克地区击落了一架侵犯苏联领空的美国U-2型飞机,被俘的美军飞行员承认,他是在美国政府知道的情况下驾机进入苏联领空,用特殊的无线电技术装置和摄影装置搜集战略情报的。 P641

而艾森豪威尔政府从5月5日一开始否认有此类事件发生,到9日被迫承认,表示这种飞行是根据总统的指示和包括进行“广泛空中观测”在内的计划进行的,这种观测包括采用“渗入”苏联领空的办法,再到12日由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转交致苏联政府照会,再次声称进行这种飞行是美国的既定政策,[44]态度一直十分蛮横。 P642

会议就此流产后,赫鲁晓夫亮出了坚定的反美姿态。 P643

苏联各战斗部队也举行集会支持赫鲁晓夫的声明。 P644

毕竟在中国看来,这一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中共论点的完全正确,“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 P645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5月7~14日连续五次会见应邀来访的亚非拉国家代表团,谴责美国进行积极的战争准备,介绍中国的反帝斗争经验及革命和武装斗争经验。 P646

[55]《人民日报》也于16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措辞激烈地提出反对向美国人让步的警告,宣称“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凶恶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 P647

我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因为他们不在,但是在京的中央委员已经交换了意见,所有这些同志都完全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的演说。 P648

5月18~25日,《人民日报》还连续摘要报道苏联各主要报纸的评述文章,报道赫鲁晓夫16日的声明和莫斯科及各地群众集会情况,并于头版全文发表赫鲁晓夫在巴黎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等。 P649

此后,到5月23日止,中国各地城乡集会和示威游行的人数已达5300多万人。 P650

一是认为赫鲁晓夫转而采取强硬立场,有被迫的成分在内。 P651

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 P652

在中共看来,对于亚非拉国家中那些尚未取得执政地位的革命党和那些赞成武装夺取政权的社会团体来说,中国激进的口号和纲领比苏联谨慎的缓和策略更具有吸引力。 P653

翌日,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会党员代表举行的会议上,有不少代表指责中国犯了“左派幼稚病”。 P654

为了避免在大会上形成争论,6月5日晚,中共中央召集17国工会共产党和工人党党员负责人40余人举行座谈会,进行内部交换意见。 P655

为了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成员宣传中方的观点,6月8日上午,中国工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在工联理事大会上发言时,全面论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表明了与会议总报告不同的认识。 P656

许多亚非拉国家代表发言表示支持刘的讲话。 P657

我们向世界工联谈话不是没有考虑的,不要估计我党中央冒失,找他们谈是为了拖住他。 P658

苏联方面认为,中国的行动不仅没有得到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的共产党人的支持,而且遭到了他们的坚决反击。 P659

其一,苏联方面针对中国代表在会上的种种做法,竭力指责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共运中使用缺乏党性的派别活动的手段,这次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期间中国的举措就是一种拉帮结派的表现。 P660

对于苏联方面来说,刘宁一曾明确表示不把中苏双方对会议总报告的分歧带到公开的会议上去,但是6月5日中共中央召集17国工会党员负责人座谈会,发表不同于会议总报告的意见;尤其是在事先不与苏方通气的情况下,率先在大会上公开这种分歧,并且积极向其他工会代表、工会活动家进行鼓动、宣传,这种行为不啻是一次突然袭击。 P661

第四节 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的抗争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召开之前,6月2日苏共中央向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领导人发函,建议利用6月下旬罗马尼亚工人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一次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和“确定我们的共同方针交换意见”。 P662

毛泽东随即正式建议:将社会主义阵营12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扩大为举行世界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共同讨论有关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像上次莫斯科会议那样,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党签署发表共同宣言。 P663

中国工会代表团全面展开反对半修正主义苏联的斗争“打翻世界工联理事会的指挥棒”之后,中国方面即注意到了莫斯科的宣传攻势,对苏方可能进行报复这一点已有了思想准备。 P664

中共代表团则除了做出回答外,重提斯大林、和平过渡等苏共二十大的有关问题。 P665

[91]罗党三大开幕后的第二天,6月21日,赫鲁晓夫在大会发言中影射攻击中共,说:对于那些教条主义,“列宁会从棺材里爬出来拧你们的耳朵”。 P666

苏方承认,这次交换意见带有事先准备的性质。 P667

这时,不论幕后是否有苏共的操纵,赫鲁晓夫都已把中共推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要么在公报上签字,要么就背负起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的罪名,可谓报了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陷入类似被动境地的一箭之仇。 P668

毕竟国际共运中党际关系的原则之一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世界性的兄弟党会议,不能一党说了算,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也不能由两个主要大党包打天下,两党事先达成的协议就可以否决掉其他党的建议。 P669

25日,苏联政府又通知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将从7月28日开始撤离,9月1日撤完。 P670

”“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 P671

所以,在对布加勒斯特会议进行总结之后,他突然话锋一转,莫名其妙地提出了在华苏联专家问题,说:“由于中国开始‘大跃进’和采取其他措施,实际上不再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 P672

”“苏联政府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会正确地理解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 P673

复照指出:“中国政府认为,苏联政府这一行动,显然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损害了中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P674

各部门、各地区和各聘有苏联专家的基层单位,对即将返国的专家和家属应当尽一切可能热情送别,充分表达我国人民对苏联专家的谢意,善始善终地搞好和他们的友谊团结。 P675

总有一天,中苏政府要被迫交代这件事情。 P676

照会仍坚持中国有关方面对苏联专家采取了“带有很大成见、偏见和不信任的态度”,轻视和粗暴地对待他们的建议,从而使这些专家感到委屈,并提出离开中国。 P677

但是,照会的说辞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一种官方行为,坚持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有意造成的。 P678

到8月底,在华苏联专家及其家属全部撤退完毕。 P679

[123]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10日,外交部向陈毅和周恩来提出了对苏联第三次照会的处理意见。 P680

需要强调的是,在从事经济建设的1150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国防企业或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部委(如一机部、二机部)、企业和科研机构中工作。 P681

他向莫斯科发出紧急电报,认为“撤退专家是违反国际公约的”,如果必须结束援助中国的工作,至少也应让专家留下来直到合同期满为止。 P682

中共实际陷入了一种对苏政策趋向硬还是软的选择的困境:一方面,赫鲁晓夫挥舞经济武器对中国施压的行为,要求一贯不畏强权的中共领导人起而对抗压力;一方面,周边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险恶的状况,又要求中国尽可能缓和与苏联的关系。 P683

现在的特点是从西方搞起了反华宣传”。 P684

[140]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中国方面不得不指示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于1960年10月31日通过苏联大使转递一份声明,代表中国政府请求分期5年偿还对苏债务;重修已签订的1961年以及而后数年供应苏联货物(包括设备)的合同;撤销中苏互相供货的合同草案;暂停生产苏联订购的设备等。 P685

两党两国的关系总是会雨过天晴的。 P686

[147]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向赫鲁晓夫通报了中国这种新的宣传动态,介绍周恩来的讲话,以及中国报刊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言论,并特别建议苏共中央将刘宁一不久前在东京第六届国际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上的讲话与其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讲话加以比较,指出,两个月前刘宁一与格里申会谈时还说“关于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言论只能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高兴,因为它排除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可能性”,而这时的他却在强调“中国人民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我们也愿意”“同它实行和平共处”。 P687

邓小平再次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起草委员会会议。 P688

[154]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与中国恶化关系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 P689

[157]一方面则是对苏联在国际活动中的一些做法表现出了更多的宽容。 P690

[161]这些问题中,最关键的实际还是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 P691

[165]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人与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等人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争论,使两党两国关系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 P692

[167]但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P693

[168]可以说,这个声明的核心贯穿的是赫鲁晓夫的思想体系,而其特别重申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主旨在于突出社会主义阵营利益与各国民族利益的统一性,以及阵营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党际关系重于国家关系的内涵,进而为重新塑造苏共是国际共运领导者、莫斯科是国际共运中心的形象铺平了道路。 P694

毛泽东阅后批示:原则同意。 P695

陈毅说:前一段我们挺身而出,舌战群儒,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不站起来讲话谁能站起来讲话。 P696

”这次谈话在非常真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P697

不能自己封,人家推举我们还要谦让。 P698

”[179]陈毅于招待苏联经贸代表团的宴会上谈及莫斯科声明时更进一步赞扬说:“这个声明显示了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声明的基础上达到了更高的团结。 P699

除莫斯科市在2月14日举行庆祝大会外,各设有苏中友协分会的加盟共和国首都和中心城市,都将举行这种大会;工厂、学校、科研机关、集体农庄还要举行友谊晚会。 P700

赫鲁晓夫于7月会见访问莫斯科的陈毅时表态说,完全同意中国在老挝问题上的意见。 P701

周恩来还在确认苏方声明发表的时间后,指示将中国政府声明播出的时间由9月1日改为8月31日晚,认为如果苏联于31日晨3时广播其声明,上午9时左右在《真理报》上发表时已是北京时间的下午2时左右,过了《人民日报》的发行时间,故中方于是日晚播出,应是基本与苏联同步。 P702

[188]苏联方面则高兴地指出:你们的这些措施再一次说明我们两党两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 P703

反之亦然,莫斯科以为北京提供军事物资为资本,获取中国在政治、外交上的进一步支持。 P704

[199]苏方还提出帮助中国100万吨麦子的问题。 P705

中苏双方如果能务实地追求具体的共同利益,还是有可能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的。 P706

[3]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78页。 P707

参见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49-84,Longman Group Limited,UK,1985,pp.21-22;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106~107页。 P708

[16] 福建省档案馆,101/2/374,第172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33~334页。 P709

而康生一行是在7日晚离莫斯科返京的。 P710

[31] 《人民日报》1960年4月23日。 P711

[36] 中共中央上述三篇文章的发表和苏共中央库西宁的报告,不仅在西方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使苏联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受到极大震动,他们第一次知道双方领导人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很多人甚至以为是翻译出现了错误。 P712

[43] 《人民日报》1960年5月21日。 P713

[52] 《内部参考》第3061号,1960年5月19日,第23页。 P714

[60] 《人民日报》1960年5月16日。 P715

[6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24页。 P716

[75] 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笔者自存有关报告;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125~126页。 P717

[8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年6月2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107、108~109、141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33~234页。 P718

[90]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83~84页。 P719

[97] 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77页;阎明复:《1960年中苏关系大转折》,未刊,2007年1月20日;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40~341页。 P720

[103] 详见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71~86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36~300页。 P721

[108] 《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第10页。 P722

还有苏联著作指出,破坏关于苏联专家工作条件的协定绝不是地方行政部门的专横妄为,而是中国高层领导人有意识贯彻实施的方针的结果,这一方针反映了中国的总的政治路线(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СССР с Китаем,1917-1974,Москва,1977,с.269)。 P723

[121] 外档,109-02085-04,第18~19页。 P724

[128] 在笔者参加的“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北京,1997年10月)上,原在苏共中央有关中国事务部门工作的杰柳辛和库利克教授也都讲到过这种情况。 P725

来华苏联专家1961年9人,1962年10人。 P726

[140] 《人民日报》1961年4月10日。 P727

[148]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183~185页。 P728

[156] 《杨尚昆日记》(上),第571~573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37~238页。 P729

[164]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01~102、96~97页;《杨尚昆日记》(上),第624~626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9~20页。 P730

[171] 《人民日报》1960年12月8日。 P731

[180] 《人民日报》1961年2月10日。 P732

[188]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331页。 P733

[196]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42页;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第602~603页。 P734

参见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с.277-278。 P735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入手,开始准备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 P737

[1]此后,苏阿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P738

但是也不要去批评它不策略。 P739

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仅没有“挽救”赫鲁晓夫,反而是中共自己先搁置分歧、做出了让步。 P740

此外,还应该考虑到,目前,中共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发展农业上,中国领导人几乎长期住在各省里,我们简直是没有时间处理其他重要的事情”。 P741

于是,一场明争暗斗开始了。 P742

我们把所犯的一切错误认为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P743

周恩来在分别会见胡志明、黎笋、金日成等兄弟党领导人时,也只是批评赫鲁晓夫对阿党的做法,不评述二十二大的报告和新党纲。 P745

23日,周恩来以要回国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由向苏方提出提前回国的要求,并指定彭真为代理团长。 P746

[24]10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的决定,《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0日发出的谴责赫鲁晓夫的声明。 P747

[29]尽管这一阶段中共代表团对外采取了克制的斗争策略,但是在国内,还是开始了集中批判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纲领的活动,这也成了中苏关系重新紧张的起点。 P748

[33]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面临瓦解的危机,这是中共领导人此时还不想见到的。 P749

[36]12月,苏联宣布同阿尔巴尼亚断交后,中国在继续对阿提供政治支持、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同时,在国内发出通知,重申11月26日外交部通知中的有关精神,并强调要求中央、国务院、地方各机构组织,在对外接触中不要主动谈论苏阿关系问题。 P750

契尔沃年科则表示相信,苏中两党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无论多大,也不能阻碍苏共和中共的团结,只要有了紧密团结的愿望,我们就能回到真诚信任和友好的形势之中去。 P751

他们与当地的哈萨克、维吾尔等族群众有着族源关系。 P752

这些证件有领馆发的临时国籍证明书、遗失护照证明,苏侨协会发的申请加入苏籍的证件,苏联国内发的护照抄本、补发的出生证明等,以及苏联的集体农庄、地方政权组织发来的大量邀请中国公民迁居苏联、保证其在苏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召唤书、同意书、邀请书、保证书。 P753

[47]苏联方面的这种活动已经广泛、深入地展开,在其影响下,中国边民要求去苏也已形成一股风气,问题已不是双方通过协商就能解决的了。 P754

这个问题的解决要靠本人自愿,中苏双方只能说服不能强迫。 P755

[52]与此同时,已越境去苏的人员也频繁与其中国境内的亲友通信,或邮寄米、面和肥皂、棉布等中国定量供应的物品,宣传苏联生活的优越,劝说他们到苏联去。 P756

尤其是1962年4月,季托夫在塔城擅自召开大会,煽动群众外逃苏联,并曾往返苏联两次进行联系。 P757

当大批群众逃跑越境时,苏方在边界铁丝网上开了几处口子,夜晚用探照灯、红绿信号弹或汽车灯照明,指示逃跑方向,并派出大卡车到边界线上接运外逃人员至集中点,登记和分发钱粮后很快内送,安置于各地的集体农庄。 P758

为此,吉尔吉斯共和国专门为越境的中国公民设立了安置委员会,责成相关地区的党政部门,负责越境中国公民的接待、迁移、安排工作等安置事宜;并为越境中国公民发放补助金、提供交通工具、组织医疗救助,以及安排中国公民的学龄儿童接受教育等。 P759

在“五二九”事件中,闹事者曾三次到苏联领事馆汇报情况和请示办法,苏方均把他们推到中国政府方面,一再申说:如中国政府同意,就让他们去苏联,促使这些人更坚决地向当地政府闹事,强迫地方领导人写出准许他们去苏的命令书等。 P760

1962年4~8月,增设边防站58个,并由生产建设兵团新设了一批国营农场,以加强边境控制力量。 P761

在这场“笔墨官司”中,中国政府连续指控苏联搞颠覆、武装叛乱,步步进逼,调门愈提愈高。 P762

[65]此外,中国政府还进一步严格苏联侨民身份的界限,规定:新疆少数民族中凡同时持有苏联护照和新疆公安机关颁发的外侨居留证的人才是合法苏侨,只有苏领馆所发护照,无新疆公安机关外侨居留证的人,其苏侨身份不能被承认,其所持护照为非法证件,须予没收;同时开始清理在华苏侨。 P763

关于苏侨离境的时间,通知要求大体以批准后一个月为限期,不可过长,而且到期不走的须予以督促。 P764

是年末,自治区人委颁布了《边境禁区管理规定》。 P765

但是这种妥协已大大违背了毛泽东的初衷,使他的心情一直处于压抑之中。 P766

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P767

他指出,中国不赞成片面强调世界战争已经命定地可以避免,但也不认为世界战争注定地不可避免,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中国不认为武装斗争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不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过程中同帝国主义进行谈判;中国赞成运用裁军的口号;等等。 P768

7月初,在莫斯科争取普遍裁军和世界和平大会召开之前,王稼祥根据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确定的一系列缓和方针,提出了中国代表团的与会方案并主持起草了讲稿。 P769

这更明确显示代表帝国主义的是美国,代表修正主义的是赫鲁晓夫,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是毛泽东。 P770

[91]这种思维逻辑直接影响到处理与苏联关系问题的检讨,使他做出了调整对苏方针的决定,将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的思路恢复为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的基调。 P771

[96]9月2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着重讲了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进一步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 P772

[100]中共中央这时开始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 P773

其后,考虑到对付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干涉活动,保护古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以及应对美国在土耳其、意大利、西德、英国设置导弹,以军事基地包围苏联的态势,赫鲁晓夫征得古巴革命统一组织领袖、总理卡斯特罗的同意,于1962年6月开始,不断将有核弹头的中程和近程导弹秘密运往古巴,由苏军设置并操纵。 P774

美国有权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由向苏联提出撤除进攻性武器的要求,苏联同样也拥有这种理由和权利。 P775

[107]赫鲁晓夫退却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国的宣传机器立即全速投入运转,《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通信;[108]大报小报纷纷展开关于加勒比海形势的讨论,有的重要文章甚至把古巴形势比作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隐喻苏联用牺牲古巴主权的办法,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109]城市贴满支持古巴的标语;卡斯特罗关于古巴和苏联领导人关系破裂的电视演说小册子,成为中国老百姓的畅销读物;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中国领导人纷纷出面在各种集会上发表讲话;陈毅在出席11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十月革命45周年纪念大会时,用“良师的口吻”当面指责苏方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 P776

[111]赫鲁晓夫则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借反对教条主义、斥责阿尔巴尼亚之名,指责中国围绕古巴危机的所作所为是想挑拨苏联同美国发生冲突,而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冲突意味着引起世界热核战争。 P777

[117]中国政府并在10月20日答复苏联的备忘录中声明:“如果帝国主义没有真正全面禁止核武器,中国绝对不会承担不生产核武器的国际义务”,如果苏联代替中国承担任何国际义务的话,“中国政府将保留自己对此发表相应声明的权利”。 P778

[122]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斗争当加勒比海涛澜汹涌之时,喜马拉雅山麓也是风高云密,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执。 P779

中印的军事力量相差悬殊,是不可比较的。 P780

这是未被任何人承认的一条对英帝国主义有好处的线”。 P781

“31日古巴问题上投降,反过来就不讲麦克马洪线,不讲支持我三点建议,本质的东西又出来了”,“出卖背叛我们,支持尼赫鲁”。 P782

赫鲁晓夫也不再是“半修正主义者”,在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中,他已被说成是“叛徒”、“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敌对人民的”。 P783

有些同志对当代形势认识不足,主张“三和一少”,这同没有很好了解主席的这一讲话有关。 P784

第五节 左派队伍形成与大论战的开始实际上,195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与斗争的发展,国际共运中赞同中共认识的左派也逐渐形成。 P785

[144]左派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以及向中共取经的情况,极大地鼓舞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 P786

”[146]康生则在年末批评中共党内“对主席领导思想,发生某种动摇”,“对主席著作估计不够”的情况,指称“这是十分危险的”,“应当引起很大注意”。 P787

“要认真接受莫斯科裁军大会的教训,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降低马列主义的原则,迎合修正主义,以至脱离左派,加强右派,增加中间派的动摇”。 P788

具体言之就是:一方面,加强和左派党的联系,不要怕人家说中国党“干涉内政”、“分裂他们党”和搞“宗派主义”;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亚非拉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亚非拉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保证左派的领导。 P789

总之,就是根据毛泽东此时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决定于我们的工作。 P790

如在意共十大上,除中、苏、南之外,30个与会外国代表团中,不反华的党已达半数;赵毅敏的发言迎来了热烈的掌声。 P791

[167]由此,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提出,当前国际斗争的方针应该是:“善于利用僵持状态,争取相对的缓和局势,赢得时间,加速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世界革命力量”;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的斗争,“三者有主有从,必须把反帝斗争放在第一位”,“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的斗争服从于反帝斗争”。 P792

总之就是给赫鲁晓夫、苏共留有余地,不直接点名,不希望跟苏共公开破裂。 P793

中苏两党关系朝着分手的方向无可挽回地发展下去,大论战的气息已扑面而至了。 P794

不过,既然两次莫斯科会议实际已将苏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纲领确立为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赫鲁晓夫自然也不会真想就一条新的总路线的问题,引起共运中各党的大讨论,给中共提供争夺领导权的机会。 P795

应该说,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实在是赫鲁晓夫始料不及的。 P796

后来,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停止论战。 P797

针对其他常委关于以后不要再批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党,首恶必批、胁从不问的议论,他明确说:我们的方针原来就是豺狼当道,焉问狐狸,集中批判赫鲁晓夫。 P798

因此,这场论战的大前提就错了。 P799

总之,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中苏两党关系在思想和感情上已经破裂,组织关系的中断只是时间问题了。 P800

[5]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6,第491~492页;Кулм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07。 P801

[12] CWIHP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p.174-175;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45页。 P802

[2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41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610~1611页。 P803

[29]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14页。 P804

[37] 吉林省档案馆,1/1-17/183,第1页。 P805

[43] 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115~116页。 P806

[52]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6页;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117页。 P807

[59]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10~11、17页;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108~113、120页。 P808

[67]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101页。 P809

[7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16页。 P810

[82]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第490页。 P811

以后,毛泽东曾解释说,“三和一少”是指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尼赫鲁)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毛泽东同新共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记录,1963年5月22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54页)。 P812

[96] 王力:《现场历史》,第24页。 P813

[105] Doberynin’s Cable to 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27 October 1962,CWIHP Bulletin,Issue 5,Spring 1995,pp.79-80;长春市档案馆,1/1-15/53,第48页;尤·阿克秀金编《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李树柏等译,东方出版社,1990,第70~71页;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第225~227页。 P814

[113]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708页。 P815

[121] 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83页。 P816

[130]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89页;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83页。 P817

[137] 《人民日报》1963年2月20日。 P818

[144] 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0页;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56、65页。 P819

[153] 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64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110页。 P820

[161] 长春市档案馆,1/1-15/38,第72、70~71页。 P821

[170] 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6、25页。 P822

[179] 《人民日报》1963年10月31日、12月11日等。 P823

这种状况,使得1964年中期成为毛泽东思考调整中国对外防御战略、改变国内经济政治方针的一个关键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 P824

1963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P825

[8]苏联方面加强与蒙古关系的种种举措,已经明显带有针对中国的军事防卫意图。 P826

在此期间,苏共中央做出决议,指责苏联的一些教科书、学术著作和历史地理地图对苏中两国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不正确的阐述,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评价也不确切,甚至将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的领土列入中国版图内。 P827

[16]周恩来则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 P828

[20]此后,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做好应付战争的军事准备。 P829

他们说不可以。 P830

赫鲁晓夫声称: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进行厮杀。 P831

当时身处“反修前哨”的伊犁军区在总结加强军事情报工作的报告中就提出:要“以反修斗争为中心,配合反帝,以苏联为重点,兼顾蒙古,以掌握当面动向和搜集整理基本情况、战备资料为主要内容,随时警惕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力求提早察觉敌人的企图,保障边防和对敌斗争的需要”。 P832

换言之,中国在实行“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方针的同时,军事防御战略方针中也加入了准备对美对苏两面作战的新的内容。 P833

在他看来,防止中国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唯一途径就是开展一场政治革命,即“文化大革命”。 P834

此项发展战略的主旨在于继续恢复和调整国民经济,获得中共中央多数人的支持。 P835

[38]进入1964年后,毛泽东关于内忧问题的考虑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P836

第一,将国内、党内修正主义的表现进一步具体化,向全党讲明,修正主义在党和政府中的确是存在的。 P837

[48]此后不久,他在5月2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到要加强抵抗苏联入侵的准备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P838

另一方面,毛泽东向全党、全国明确,在国内开展这场政治斗争必须依靠党内外广大的人民群众。 P839

[56]至此,发动一场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准备和铺垫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如何投入一石而激起千重浪——选择适当的时机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 P84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在着手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确定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其中规定,已由旧条约确定了的国界,应按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按照一般国际惯例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 P841

事实上,如果在中苏同盟继续牢固、两党两国关系继续友好的道路走下去,中国政府随着边界调查摸底的深入,俟条件成熟后,应该可以找到与苏方各自都能接受的结合点,达成某种共识,进而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问题。 P842

8月22日和9月21日,中国政府曾两次主动向苏方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在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 P843

[73]而据苏共领导人日后的指责则是,1962~1963年,苏联边界经常受到侵犯,有时还出现粗暴的挑衅事件。 P844

苏联方面提出,关于“某些地段的苏中国界线的走向问题”的磋商开始了;中国方面则表示,“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开始了。 P845

不出毛泽东所料,谈判开始后,苏联方面对于“不平等条约”的提法反应极大。 P846

中国代表团坚持认为,与当时的中苏边界有关的19个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强调列宁时期就宣布废除中俄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占的所有中国领土;并表示,中国政府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出发,为巩固和加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仍然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东部和西部所有边界线的走向,界约规定属于谁的就归谁所有,解决存在于边界两个地段的所有问题,缔结关于边界线的新条约。 P847

[84]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团虽然按照所收到的莫斯科关于“不能把事情演变成政治辩论”的指示行事,[85]却还是为中国方面15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问题的声明而震惊。 P848

[87]3月16日和27日,第三、第四次全体会议举行,中方论战的火药味愈加浓烈。 P849

[89]但另一方面,曾涌泉又在第三次会议上建议双方交换按各自理解标出边界线的地图,随之在第四次会议上宣读了交换边界线地图的具体意见。 P850

5月9日,莫斯科即做出了“准确界定边界全线并在目前生效的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的边界条约”的指示。 P851

[100]这样,苏方让步举措,打破了谈判的僵滞局面。 P852

[104]“不平等条约”问题重新成为焦点。 P853

[107]中国方面态度的突然转变,彻底激怒了莫斯科。 P854

9月、10月,毛泽东在向外宾解释此事时说,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很多。 P855

中国的谈判代表团及其领导人没有真正领会这一底线的内涵,致使毛泽东对边界谈判第二阶段转入降低政治斗争调门,解决具体问题的方针不满,认为在原则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有再度与苏联修正主义进行调和的倾向(曾涌泉在“文革”开始后即被揭发为是刘少奇的人而被打倒),于是决定以对外谈算领土账的方式,于刺激赫鲁晓夫的同时,也触动一下中央领导层中有这种妥协情绪的人。 P856

但是,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的破裂,主要的还应该是意识形态斗争作用的结果。 P857

由此,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实际上进一步恶化了。 P858

第四节 周恩来访苏与两党会谈破裂1964年10月16日零时,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奉莫斯科之命,紧急约见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通报苏共中央十月全会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决定,并递交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 P859

第一种是从修正主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目前这种可能性小。 P860

我们现在的方针应该是“一推二看”,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争取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转变。 P861

[128]毛泽东决策与苏共新领导人进行接触的方针进一步明朗化,其底线是,中共不会为缓和与苏共的关系而做出原则性让步,谈判的基调是“推”苏共向中共的立场趋同;方法为通过“推”进行摸底,观察苏共中央有无转变立场的可能性。 P862

在苏共领导人的心中,赫鲁晓夫是苏中关系缓和的最大障碍。 P863

因此,苏共领导人极力希望将谈判纳入建设性的轨道,通过正面交流,将各自的观点加以比较,清楚地表明各自对问题的理解,找出双方分歧的症结所在,[134]尽力争取取得良好的会谈成果,奠定改善关系的基础。 P864

”接着他又同贺龙谈话。 P865

[139]显然,毛泽东要充分利用此次事件做文章,使之成为向苏方施加压力,推动苏共改弦更张,向中国方针靠拢的筹码。 P866

周恩来则说马利诺夫斯基实际是酒后吐真言,他保留中国代表团以后再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利。 P867

他们还强调:苏共中央将坚定不移地执行苏共二十大以来所确定的路线纲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做任何退让。 P868

[146]11月12日,中苏双方举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 P869

中国代表团关于重新讨论并改变作为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苏共纲领的要求,以及拒不考虑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态度,使谈判无果而终。 P870

[151]这使得苏共中央不能在重新评价赫鲁晓夫的路线纲领问题上轻举妄动。 P871

[153]毛泽东以这种方式,宣示了他与苏共决裂的决心。 P872

毛指示撰写评述赫鲁晓夫下台的文章,说明赫鲁晓夫路线的破产。 P873

[158]中苏之间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休战结束了,两党关系重蹈覆辙,回归政治论战的格局。 P874

蒙古人民共和国曾宣布,因处在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无必要保持常备军。 P875

[13] 伊犁州档案馆,11/1/129,第111~113页。 P876

[22] 黄瑶、张明哲主编《罗瑞卿传》,第476~477页。 P877

[29] 韩怀智等主编《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54页;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51页。 P878

[3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94~1195页。 P879

[42] 毛泽东会见哥伦比亚、瓜德罗普、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外宾谈话记录,1964年7月13日。 P880

[49]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778~779页。 P881

[57] (1)条约线。 P882

参见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9~10页;马叙生:《踏勘边界 谈判交锋——找回失落的国界线〈之二〉》(以下简称《踏勘边界》),《世界知识》2001年第12期,第42页;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726页;唐屹主编《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1册东北卷,第149~151、364~368页;唐屹主编《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3册新疆卷(一),第139~141页。 P883

[60] 此两处按照中俄历史条约规定属于中国。 P884

[62] 1950年代,中国领导人在与苏联领导人进行内部会谈时,曾几次提及中苏之间有关领土的历史问题。 P885

[66] 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789页;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国牧民破坏苏联国界,1960年9月28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29~230页。 P886

见《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P887

[81] 参见2006年3月24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李凤林大使记录。 P888

[84] Мяснuков В.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351-354;Галеновu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с.90-91;马叙生:《踏勘边界》,《世界知识》2001年第12期,第43页。 P889

[101] 1960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的《苏联国界保卫条例》第5条就明文规定:“苏联国界在可通航的国境河流上,按主航道中心线或水流最深处划分。 P891

[112] 毛泽东会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4年9月10日;毛泽东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9日。 P892

[116] Ткаченко Б.И. Россия-Китай,с.342-358.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达成协议草案时,只有黑瞎子岛一处暂时挂起,留待日后解决。 P893

[120] 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第19~20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39页。 P894

[124]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41~842页。 P895

[134] Прозуменщuков М.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с.19-24.[135] 外档,109-02678-10,第76~79页。 P896

[139]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62~865页。 P897

[146]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86~1787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74~877页;外档,203-00295-03,第32页。 P898

这种状况表明,在苏共党内、苏联国内,地方与中央存在有矛盾的迹象;同时也表明,在党内、国内,尚不存在否定苏共二十大的基础。 P899

中苏两党关系藕断丝连,到1966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1]两党组织关系中断。 P901

第一节 莫斯科三月会议与国际共运分裂虽然在毛泽东看来,在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了”,站在左派方面的只有很少数几个党、十几个党,[2]但是,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的展开,国际共运中几乎所有的党里都有毛泽东的追随者。 P902

你们断言,国际会议以及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只会“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 P903

[5]这种情况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 P904

在毛泽东的激将下,赫鲁晓夫摆出了决心开会的架势。 P905

即如果苏共新领导人能够抛弃赫鲁晓夫的包袱,使国际共运出现以中共纲领为指导的前景,则中共将留在共运内,引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沿着毛泽东认为的正确路线前进;否则,中共将退出国际共运,另起炉灶,领导亚非拉人民从事世界革命运动。 P906

古巴、意大利、英国三国党同意与会。 P907

你们索性开起草委员会吧。 P908

[16]在讨论起草公报时,关于举行世界各国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意共代表主张只应提为未来国际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的条件;英共代表则坚持说准备召开国际会议的最重要条件是苏中两党举行会晤和关系正常化。 P909

会晤公报号召各国共产党人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反帝的“迫切任务”上来,“支持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人民革命”,“团结反帝”、“共同行动”。 P910

其二,会晤不再承担起草委员会的任务,而是制定了加强团结的提案和具体办法。 P911

接着,在会晤结束的3月5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又发出了对此次会议如何表态的通知,明确提出,在对外谈到这个问题时可表示:其一,这个会议就是赫鲁晓夫原定召开的那个分裂会议,尽管改换了名称,它的实质丝毫没有改变。 P912

这种情况,同美帝国主义将苏共领导的一些主要口号接过去,何其相似乃尔!毛泽东强调:必须继续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最大限度地把现代修正主义者孤立起来,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P913

不解决这些原则性的问题,去掉这些设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什么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停止公开论战、兄弟党国际会议,全部是空谈。 P914

这只能被看作想重新发动激烈的反对苏共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冷战”。 P915

中苏两党的组织关系中断,两党彻底分道扬镳。 P916

第二节 双方共同援越抗美中的矛盾冲突当美国在1964年初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即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 P917

[37]面对自己在越南地位和影响的弱化,以及美国扩大对越战争的趋势和越南抵抗美国侵略的决心,苏联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越政策。 P918

可见没有苏联的帮助更好一些。 P919

[42]对于毛泽东而言,中国绝不可以与修正主义苏联在援越问题上搞联合,双方只能是分别行动,各援助各的。 P920

对于第一条要求,中国以越南方面并不赞成苏联的作战部队进驻越南为由加以拒绝。 P921

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苏联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可能被敌人发现,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P922

[47]1967年5月,苏联又向中国提出要经中国领空转运米格-17和米格-21型飞机各12架。 P923

周恩来表示:希望苏联快给越南武器,中国铁路可以帮助运输。 P924

如有少量急需或特种物资要求我转运,可适当安排。 P925

中国方面依照惯例通知越南外交部此事后,连续催请越方答复,但直至11月初越方仍无回音,中国于是将苏联的申请暂时搁置。 P926

故而苏联常常违反同中国签订的运输协议,或不按时提交计划,或不按计划发车,有时甚至既无计划,又不通知,突然将列车开进中国边境站。 P927

1969年初,苏联方面指责中国拒绝运送苏方交付越南使用的军用车辆,迫使苏联在1~3月间几次推迟发出援越导弹技术物资列车。 P928

[61]不过,此协议签署时间不长,中国方面即在驳斥苏方关于“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的言论时质问说:你们为什么不用你们为数众多的远洋船舶,运送援越军事物资呢?你们今年2月份答应给越南同志的海军舰艇,又为什么至今还不直接开往越南的军港,而要运到中国的港口转交给越南同志呢?你们辩解说,美国封锁了越南,苏联与越南不接壤,通过中国领土运输是“唯一现实的途径”。 P929

[65]只是这时越南由于倚重苏联的军事援助,与莫斯科的关系愈益密切了。 P930

[66]这一情况加之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感受到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开始明确做出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部署。 P931

与此同时,中苏边界冲突也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 P932

在“文革”极“左”思潮营造的全国上下强烈的反修氛围和反苏激情中,毛泽东选取了第三种方案,以武力反击苏联。 P933

[73]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提出新的任务和方向,因此,就毛泽东的思考来说,选择在“九大”召开前对苏实施打击,对于进一步突出反修防修方针,通过边境事件强调团结,消除严重的派性,稳定国内局势最为有利。 P934

[76]毛泽东就是要破坏这个会议,给苏联造成麻烦。 P935

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予以同意。 P936

第二,召开记者招待会,3月7日,苏联外交部新闻司长和边防军总部副司令举行记者招待会,向记者具体描述了3月2日冲突的情况。 P937

[79]第七,提出亚安体系的构想,5月29日,《真理报》发表评论,谴责中国在亚洲制造麻烦,点名要一些东南亚国家建立“集体安全”。 P938

毛泽东还说,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 P939

九大政治报告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美帝、苏修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 P940

22日凌晨,中国外交部苏东司负责人通知苏方说:从两国当前关系来说,通过电话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可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提出。 P941

”几天后,《消息报》又发表在卫国战争时期任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的扎哈罗夫元帅的文章,说“粉碎关东军的历史经验,令人信服地和明显地证明,任何侵犯苏联远东边界和损害它的盟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企图,无论来自哪一方面,都必定遭到可耻的失败”。 P942

[97]二是希望降低边界一线军事紧张形势的危险程度。 P943

[99]柯西金则提出了如下建议: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及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目前五年计划(1970~1975)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研究互派大使;等等。 P944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晚邮报》刊登了记者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 P945

由此,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先向莫斯科出示橄榄枝,以期暂缓紧张局势。 P946

第四节 中美化敌为友联合抗衡苏联面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毛泽东最终做出联美抗苏的战略抉择,通过做大珍宝岛事件的文章,即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走到战争的边缘,又向其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中国更主要的敌人。 P947

中美双方1971~1972年的高层会晤,表现出了共同抗衡苏联扩张的浓厚兴趣。 P948

周恩来则强调,重要的是双方交换看法并一起寻找共同点。 P949

他们甚至首次跨越可以看作日本北海道和本州之间的内海的轻津海峡,致使日本极为紧张和不满。 P950

[116]其四,苏联在中苏边界的军力部署情况。 P951

这些具体情节,大大充实了中美在上海公报中所声明的,主旨在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立场[121]的内涵。 P952

由此,在美国方面看来,正在进行的美中高层接触,应该在整个世界的大框架中探讨问题,当双方把目光投向次大陆时,不能只讨论像南亚、印度这样的地区危机,而不考虑苏联对该地区的政策。 P953

第三,商定美方根据印度撤军情况决定承认孟加拉国的时间,并通过已建立的巴黎渠道,通报中方关于承认的时间安排。 P954

[128]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应该是中美之间在军事上初步合作的开始。 P955

5月1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和北京互设联络处,两国朝着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P956

正如毛泽东对基辛格所说的:中美要共同对付苏联,有时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不讲不行呢。 P957

事实上,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长期没有进展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P958

实际上,在中美苏三角外交中,中国本有可能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在三角平衡的天平中增减砝码,影响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 P959

[3] 《人民日报》1964年5月9日。 P960

据中方文献记载,11月24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表示推迟举行26党起草委员会会议,同时通报说“主张召集起草委员会的兄弟党有权进行”会议的“实际准备工作”,起草委员会可以“起草主要文件的草稿”(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43页)。 P961

[17]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1卷,第55页。 P962

[26]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23~93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7页。 P963

[34] 6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说: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 P964

[42] 毛泽东与宫本显治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28、29日。 P965

[49] 中国方面规定,这些国家经由中国运送的援越物资,均免收运杂费,对内由铁路向外交部结算。 P966

[56] 吉林省档案馆,1/1-21/135,第3、6页。 P967

[65] 关于此问题,详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1965~197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5期。 P968

见Zhou Enlai and Pham Hung,29 June 1968,Westad etc.(ed.),77 Conversations,Working Paper,No.22,p.136。 P969

[78]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情况介绍》,乌鲁木齐市革命委员会室委组编《战备教育材料》,未刊,1969,第3~5、7~9页;笔者自存有关当事人回忆录;贡恰罗夫等:《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第15~16页。 P970

[8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6、288~289页。 P971

[9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35页。 P972

[103] 贡恰罗夫等:《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第22页。 P973

[109] 关于美国方面采取的种种措施,可参见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NSDM)17,Henry Kissing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fense,DCI,Chairman of JCS,June 26,1969;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等译,海南出版社,1998,第667~670页;塔德·肖尔茨:《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邓辛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49~164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1970~197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第348~349页。 P974

[129] Memorandum For Dr.Kissinger From Phil Odeen,June 8,1973,NSSM 169,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US.[130] 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与大平正芳谈话记录,1974年1月5日。 P977

[133] 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P978

[139] 2000年9月29日沈志华、张玥等采访王荩卿记录。 P979

所谓的“正常化”主要是为两国关系维持常态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在从同盟到对抗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种处于中间的稳定状态。 P980

所谓的“正常化”,主要是为两国关系维持常态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在从同盟到对抗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种处于中间的稳定状态。 P981

大致梳理清楚这个过程对理解后来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P982

另一方面,这次表述毕竟不是特指中苏关系,而且当时的中苏国家关系同20世纪70年代是根本不同的。 P983

周恩来在两天后报告毛泽东说:“中苏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 P984

在这方面,与苏联领导人相比,中国领导人的思考开始得更早一些,更深入一些,做出的努力也更多一些,尽管有过剧烈起伏和变化。 P985

[9]后来由于两国国内政局出现剧烈动荡,谈判在8月结束后未能继续进行。 P986

但无论如何,正是在敌对的环境中双方开始共同建构“正常化”这个范畴,并且在双方的理解中,这个范畴存在着很大的重合部分,“正常化”因此成为后来中苏关系从缓和到和解再到正常化的一个起点和动力,也是双方能够沟通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话语。 P987

这个时期在中国对苏政策的话语中,继续保持着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原则性论述。 P988

中共十大是在“文革”的炙热气氛中召开的,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为什么会有这段文字?它背后所反映的中国领导人对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外交问题有怎样的思考等诸多问题,还需要深入的分析。 P989

其二,苏联领导人也一再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议。 P990

勃列日涅夫当时就说:“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复杂的时期。 P991

11月25日,越南建立了一个柬埔寨傀儡政府,随即派大军侵入柬埔寨,1979年1月7日攻占柬埔寨首都金边。 P992

正因为如此,中苏关系中才呈现这样奇特的现象,即当两个国家处于最尖锐对抗的时刻,双方却已经基本建构起了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平共处”,而且双方对此范畴的共识在向增加的方向发展。 P993

1979年春因此成了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时刻,双方此前都在考虑条约的存废,并显然都希望能利用这个机会缓和紧张关系,甚至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行有益的探索。 P994

[23]邓小平在8月10日会见园田直时也告诉后者,中方到时“会正式宣布废除”中苏条约。 P995

驻苏使馆的马叙生随即衔命回国汇报使馆的建议,他后来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外交部的想法同使馆的建议是吻合的。 P996

但到4月7日,也就是中方宣布终止条约仅三天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约见王幼平,递交了苏联政府的复照,宣布苏联同意举行谈判,并希望中方告知其主张谈判的题目和希望达成的目标。 P997

苏方的建议是通过谈判来制定一项关于两国关系准则的文件,苏方还提出了文件应包括的主要内容。 P998

目前还不清楚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邓小平的批示是“以在政治局讨论为好”。 P999

但是他们最终的决定是以消除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为首要条件,以及在美中苏战略三角中避免因为中苏过快接近而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P1000

他说:“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个战略“对于打破苏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P1001

中方则提出《关于改善中苏两国关系的建议》,要求苏方首先应消除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包括将苏联在中国毗邻地区的军事力量减少到1964年以前的水平;撤走在蒙古的驻军和军事设施;停止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此外还应先解决边界问题,以及扩大经贸交流等。 P1002

而且实际情况也是在这次谈判之后,两国开始了双边交流。 P1003

[8] 参阅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36、240~243页。 P1004

[15]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24日。 P1005

[22] 转引自马叙生《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第62页。 P1006

[29] 《参考资料》1979年4月5日(下),第2页。 P1007

[37] 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百年潮》1999年第4期,第37页。 P1008

中国领导人则在夏季决定,争取有条件地大幅改善中苏关系,决心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P1009

双方的这种分歧在政治磋商中充分展现,并使谈判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P1010

[1]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塔什干的一次授勋大会上阐述苏联对亚洲政策时,主要谈到了对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政策,其中有关对华政策的部分,被当时的国际舆论认为是苏联改善中苏关系的最积极的表态。 P1011

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提出任何领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就现存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以便达成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P1012

苏联领导人宣布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是表示无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实际上是承认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局已经基本稳定,新领导人足以承担处理中苏关系的重任;另一方面也是给苏联自己调整对华政策提供合法性,以便同毛泽东逝世后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时,免去来自苏联内部的干扰。 P1013

3月24日,很可能是为了强调苏方解决边界问题的意愿是真诚的,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时,重申了勃列日涅夫谈话中关于中苏边界谈判的主张,并称他作为苏方边界谈判代表团的团长,“已准备好现在就进行边界问题的会谈”。 P1014

这就是所谓苏联对华政策展现出的“务实”的一面。 P1015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依恃在经济和军事等各领域取得的成就,终于能够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达到与美国相抗衡的地位。 P1016

对世界政治局势的上述估计推动苏联领导人选择了扩张性的对外政策。 P1017

[8]另一方面则是畸形的国民经济军事化导致各类民用品严重短缺,甚至出现公众“排队买食品的时间比生产食品的时间还要长”。 P1018

[10]所以,苏联领导人在其内外政策面临挑战时,只不过企图通过有限地调整对外政策来大致改善苏联两面受敌的战略处境,同时减轻国内经济面临的压力。 P1019

如果比较了解苏共政治文化的某些特点,通常可以从这种安排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领导人此次调整对华政策的行动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所处位置并不是很高,不是苏联政府的优先考虑,更多是为了大致缓解苏联面临的安全压力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争取改变正在形成中的不利的战略地位。 P1020

根据《邓小平年谱》和钱其琛的回忆录记载,勃列日涅夫“三二四”讲话发表的当天即3月24日或第二天即25日,邓小平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 P1021

黄华的回忆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外交部内部的讨论情况,而邓小平是在听取外交部领导人的汇报后才做出决定的。 P1022

他请后者转告勃列日涅夫,中国重视苏联的实际行动,苏联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例如从柬埔寨、阿富汗问题上做起,或者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做起。 P1023

首先应该看到,中国外交部门的分析大致反映了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对中苏关系的讨论和形成的基本倾向和特点,即应该采取措施来缓和与改善中苏关系,同时对苏联很不信任,对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调整对苏政策,总的看是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P1024

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对外政策在时间上是同十年“文革”的极“左”外交相连接的。 P1025

这一重大决定对中国领导人改变对外政策的影响至关重要。 P1026

那时中国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战备,就是为了应付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P1027

显然,中共中央工作重心的战略性转移虽然带动了对苏政策变化,但远不能说这个变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重大的。 P1028

1978年春夏季,中国派出的大批出访团,他们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西欧五国访问团。 P1029

这场讨论的主要倾向是认为,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普世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国并不能垄断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同样其他国家也不能垄断,并用它来确定其他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各项政策,给其他国家贴上属于什么“主义”的标签。 P1030

与他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情况相比,尤其如此。 P1031

[23]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四次会见美方代表伍德科克,亲自参加讨论双方争执不下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和中美建交草案等。 P1032

[26]这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好具体准备,不惜采取使中美关系降级的行动。 P1033

第二,要做好准备不惜使中美关系倒退到1972年以前的状态,但具体步骤要妥当,要有准备。 P1034

[30]不少外交官的回忆认为,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同美国拉开一些距离的问题。 P1035

[32]总之,中国选择用“边缘政策”与里根政府对抗,目的包括了最终导致一个稳定甚至向前发展的中美关系。 P1036

1969年秋季毛泽东下决心缓和中美关系,是因为他极为担心他所认定的苏联威胁,他甚至认为,紧张的中苏关系也是缓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条件。 P1037

邓小平还提出,由外交部派遣苏欧司司长于洪亮以视察驻东欧国家使馆工作的名义前往莫斯科,直接向苏联方面转达中方的意图。 P1038

[37]这是中方第一次正式直接向苏方提出解决三大障碍问题。 P1039

这一认识导致中国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进程进行了相当严格的控制。 P1040

”其次是提出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将其正式写进十二大政治报告,从此决定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调。 P1041

第一轮会谈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因为双方在这一轮会谈中分别清楚地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原则,同时也表明尽管存在严重的分歧,但都希望保持这个谈判平台,作为推动正常化进程的正式渠道。 P1042

这项政策完整地说包括了这样一些内容:第一,中苏关系正常化应该以实现中国的战略利益为目标,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战略利益就是根本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和解决在地缘安全领域面临的麻烦;第二,解决苏联的安全威胁问题可以分步骤,可以优先解决的是印度支那地区问题,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第三,由于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优先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及在中苏关系中中国的战略地位优于苏联,中国在正常化问题上“不急于求成”。 P1043

中方是站在国家战略的层次上,坚决地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作为谋求战略利益的过程,务必要达成获得既定战略利益的目标,即逐步地根本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中苏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只能建立在双方拥有基本的战略互信的基础上,以及不能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布局。 P1044

由于目前无法获知中方内部讨论的内容,所以对中方为什么在第一轮磋商中提出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苏联应采取的第一步,目前只能依据钱其琛的有关回忆来分析了,但这样的分析很可能是不充分的,还有待档案进一步解密。 P1045

[41]第一轮政治磋商共谈判了六次,最后一次于21日结束。 P1046

苏方从政治磋商一开始,就不准备讨论涉及安全战略层次的那些问题。 P1047

在这种情况下,中方怎么可能相信他会集中精力认真考虑对华政策问题。 P1048

更何况,中美关系正常化虽然是建立在对抗苏联的战略合作基础上的,但两国建交后双边关系的内容迅速丰富起来,大大超出了战略合作的范围,在经贸、科技、文化等广泛的领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这导致中美关系的基础正变得更加丰富和更加稳固。 P1049

中国领导人从中得出的结论除了应该继续改善中苏关系以外,也包含着有必要保持甚至向苏联提出比较高的条件。 P1050

[3] 勃列日涅夫:《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1981年2月24日,《勃列日涅夫言论选集》,第55~56页。 P1051

[11]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十七大的讲话全文》,1982年3月18日,《参考资料》1982年3月18日(上),第10~11页。 P1052

[19] 冷榕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191页。 P1053

[27]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第133页。 P1054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1982年8月17日,《人民日报》1982年8月18日。 P1055

[44] 冷榕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62页。 P1056

一方面是在缓和与改善两国关系的过程中,中方显然做出了远比苏方更为主动和积极的努力。 P1057

利用一个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逝世的机会试图打开国家关系的政治僵局,在中苏之间是有先例的。 P1058

为确保中国代表团能及时参加勃列日涅夫的国葬,中国为代表团准备了11月14日前往莫斯科的专机,这反映了中方对此次外交行动的确是足够重视的。 P1059

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再次证明了邓小平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对战略问题的关注和坚持,以及对整个进程的掌控,他断不能允许任何外交程序和事务性的交往导致正常化进程的失焦。 P1060

第一是黄华以外长身份主动要求拜见葛罗米柯,争取举行一次外长级政治会谈,意即利用这一机会,直接将中苏政治谈判的层级从副外长级升至外长级。 P1061

黄华在会谈中重申了苏联需要消除三大障碍,他并没有表达苏联可以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而是期待葛罗米柯在苏方从中苏边界撤军方面有所表示。 P1062

他说这是实现正常化的“一个关键性步骤”,但没有说苏方如此做了,中方便会做出何种回应。 P1063

第二节 政治关系缓慢改善不论如何评价中方“葬礼外交”的影响,中苏双方领导人在这次外交行动中展现的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是确定无疑的。 P1064

国际舆论注意到,中国正关注着美苏在谈判中的立场,因为中国会担心,一旦美苏达成在欧洲地区削减战略武器的协定,苏联就有可能把从欧洲削减下来的中程导弹转移部署到乌拉尔山以东地区,从而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 P1065

但是,我们坚定地认为苏中关系的安排不应当给第三国带来损害。 P1066

目前还不能获知贾丕才访华双方会谈的详情,但从公开的信息中可以看出一些变化。 P1067

1983年3月23日,里根向美国公众作题为《和平和国家安全》的电视演讲,提出了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太空的所谓“战略防御计划”,从而向苏联发起了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攻势。 P1068

在勃列日涅夫葬礼期间,中苏举行外长级正式会谈之后,中苏开始酝酿更高层级别的交往,具体考虑是中方邀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但此次访问尚未成行,苏联国内政局因为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逝世而出现新的变化。 P1069

[23]这次交往表明,中苏更高层级的交往本来是有可能提前一年多时间的。 P1070

根据阎明复回忆,阿尔希波夫本人曾经告诉他,苏联方面最初提出,阿尔希波夫以苏联驻华使馆客人的名义访华,征询中方是否同意接待。 P1071

双方固然未就消除三大障碍问题取得任何共识,或许双方本来也没有将讨论这个议题作为访问的重点,但双方都同意共同推动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向前发展。 P1072

中国同这些国家议会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也得到恢复和加强。 P1073

此后双方互派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两国各有14所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 P1074

中苏经贸关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东北地区同苏联东部边疆地区之间的地方贸易的恢复与发展。 P1075

尤其是在经贸领域,双方关系的发展势头强劲,政治与战略安全领域的僵局不仅没能阻碍经贸领域合作的发展,倒是经贸领域持续加强的合作凸显了政治关系的滞后和这种滞后的不合理性,并在实际上为解决两国间的政治难题创造了条件。 P1076

[6]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63~364页。 P1077

[15] 《参考资料》1983年8月27日(下),第4页。 P1078

[24]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新华出版社,2008,第5页。 P1079

[32] 参见魏丽莎(Elizabeth Wishnick)《1980年代早期苏联对中国政策延续和变化的压力》,沈志华、李滨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第507~524页。 P1080

其次是邓小平提出,将实现中苏两国领导人高层互访作为正常化的标志。 P1081

从目前中国公布的一些间接的历史文献中可大致看出,邓小平本人是在1985年春开始考虑有关问题的。 P1082

他在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表示,苏联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能有重大的改善,并且认为,只要双方都愿意,这是完全可能的”。 P1083

邓小平在与希思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消除三大障碍可以有先后,但都要消除,因为那样做“就是要解除对我们的威胁”。 P1084

中方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条件,一方面凸显了中国领导人贯彻“安定南疆”战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从逻辑上分析也表明,他们这时已经基本确定,苏联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的军事力量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中国直接面临的安全威胁,至少他们不认为苏联有入侵中国的意图,所以不再视苏联威胁为中国的首要安全关切。 P1085

柯西金当场表示赞成,但后来柯西金在回函中,唯独未就此建议做出书面承诺,甚至连说明都没有。 P1086

从消极的方面看,在中苏关系持续改善的情况下,中国方面的确已经有必要突出“正常化”的政治含义,以避免关系到中国战略利益的三大障碍问题被边缘化。 P1087

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发言中明确地概括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领导人的重要思考和结论,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和这次会议的决定,对中国的对苏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P1088

[15]另一个需要重视的因素是,在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大致形成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规划,即争取经过七十年的努力,在21世纪中期使中国的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P1089

但是,中美关系动荡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P1090

1985年夏,中国对外政策转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反映在中国政府开始调整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上。 P1091

从黎笋去世后越共中央很快开始在党内检讨和批评黎笋在世时的经济政策这一情况看,越共内部已经存在严重的不满和矛盾。 P1092

黎笋访苏期间出现苏越向改善对华关系的方向协调对华政策,这很可能是推动邓小平请齐奥塞斯库转达口信的直接原因。 P1093

中国这种直接挂钩的做法反映了对自己战略利益的评估,结果是在决定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的诸多因素中,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中苏关系正常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取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度,而柬埔寨问题的确不是苏联能够完全控制的。 P1094

11月4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邓小平的谈话,其中包括分先后解决三大障碍的内容。 P1095

[25]根据其谈话可以做这样的推断,戈尔巴乔夫试图利用这次会谈向中方清楚地表明,他对改善中苏关系是真心诚意的,并且不排除他也很向往亲自实现两国峰会,不过实际上他的主要精力是在思考和处理国内问题,从逻辑上看也就是苏联国内还不具备改变对华政策的必要条件。 P1096

他说:“越南军队将在1990年前撤出柬埔寨,即使那时波尔布特集团的残余分子还在”,“这甚至还可以发生得更早一些”。 P1097

3月18日,胡耀邦在民柬联合政府提出八点建议的当天,就会见了民柬三方领导人。 P1098

此后两国关系逐步恢复和改善,到1988年6月,中老恢复互派大使,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 P1099

”戈尔巴乔夫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表达了对中苏关系带有根本性的认识。 P1100

[35]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是循着相同的逻辑,将解决柬埔寨问题作为地区冲突,推给印支地区的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和越南去解决。 P1101

苏联采取这种行动固然并不都是因为改善中苏关系的需要,它毕竟是一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都有比中国更为复杂的战略利益和战略考虑。 P1102

谈判如期举行,中方团长是副外长钱其琛,苏方团长是副外长罗高寿。 P1103

[42]苏联领导人的这些表态同中方存在明显的互动。 P1104

作为苏联对外政策调整的反映,1987年,美苏关系即出现缓和与持续的改善,包括美苏领导人互访在内的接连不断的峰会、美苏就中程导弹问题达成协议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中导条约、美苏等国达成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美苏在讨论地区冲突时也在讨论解决柬埔寨问题等。 P1105

[48]这是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回应中方举行中苏峰会的建议。 P1106

正是因为苏联做出如此明确的表态,中方认为根本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 P1107

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苏外长能否会晤,取决于副外长级商谈的结果。 P1108

罗高寿第二天向越南第一副外长丁儒廉通报了中苏会谈的情况,向越方转达了中方在越南撤军时间上的立场以及苏联的态度。 P1109

此前苏联曾经一再表示,希望中越关系正常化。 P1110

这次两国外长会谈有两方面内容。 P1111

李世淳按照国内指示,于15日访问越南外交部。 P1112

实质性谈判仍然围绕柬埔寨问题,中方继续利用举行中苏峰会向苏方施加压力,争取苏联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做出更多的承诺。 P1113

[70]直至2月6日,在经过一番曲折之后,中苏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发表了《中国苏联两国外长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同时公布了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15~18日访华。 P1114

[6] 冷榕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85~1086页。 P1115

[14] 江培柱:《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外交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236页。 P1116

该页注释提供了这一信息。 P1117

[31] 《人民日报》1986年3月19日。 P1118

[41] 《参考资料》1987年5月14日,第16~17页。 P1119

[48] 《参考资料》1987年11月28日。 P1120

[58]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第27页。 P1121

[68] 李家忠:《亲历上世纪90年代中越关系正常化始末》,《湘潮》2010年第4期,第36~37页。 P1122

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最重要的事件是5月16日同邓小平举行会谈,邓小平在会谈开始即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了。 P1123

1989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举行会谈根据中方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登载的部分内容,邓小平在会见中谈话的核心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P1124

日本由于侵华战争失败,“中国收复了所有被它侵占的地方”;而沙俄还有后来一段时期的苏联,则从中国“得利最大”,并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 P1125

[4]这种状况反映出大国关系中建立战略互信的重要性,有了战略互信也就有了处理有关事务的基础和前提,至于是否有立即可见的结果有时并不特别重要。 P1126

这六项文件是《中苏关于经济、科学技术长期合作发展纲要》、《中苏关于和平利用与研究宇宙空间方面进行合作的协定》、《中苏关于在中国合作建设核电站和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的备忘录》、《中国向苏联提供日用消费品政府贷款的协定》、《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协定》和《中苏外交部磋商议定书》等。 P1127

他表示中国作为苏联的邻国,希望苏联政局稳定,否则对各方都不利。 P1128

此后不久,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加盟共和国率先宣布独立,其他加盟共和国随后纷纷效法,相继宣布独立。 P1129

中国在苏联解体后第三天,派出以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和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等为正副团长的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建立联系。 P1130

5月,俄罗斯副总理绍欣访华,双方就设立定期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的工作达成了协议。 P1131

[3]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В двух томах,Том 2,Москва:Новости,1995,Глава 39. Москва и Пекин:закрывают прошлое,открывают будущее.感谢沈志华提供的中译文。 P1132

作为同盟关系,尽管1945年斯大林与蒋介石签订了第一个同盟条约,但实际上有其名而无其实。 P1133

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档案文献大量解密并开放,把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中涉及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及原因的讨论层出不穷,硕果累累。 P1134

[4]其中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中苏分裂前夕美国人对中苏关系状况和前途的判断,而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判断几乎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P1135

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将采取一些手段在台湾海峡试探美国的意图。 P1136

[13]到1959年7月底,毛泽东已经在庐山会议期间决定向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宣战”。 P1137

因为这种同盟的存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而且“提高了中苏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P1138

显然,只有寻找和研究这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的内在规律,才能对中苏关系发展趋向做出正确判断,并对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 P1139

苏联已经进入战后国际体系,甚至参与构建了这个体系,而新中国则被排斥在国际体系之外;苏联党已经是成熟的执政党,而中国党才刚刚掌握政权,还没有摆脱革命党的思维和意识。 P1140

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比如英美、英法、美法、美日之间的关系,并非和谐无阻,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乃至出现法国退出北约这样的重大事件。 P1141

总之,从苏南冲突到中苏分裂,从苏联出兵布达佩斯到中越边境战争,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从未稳定过,不断的动荡、分裂、改组,几乎与同盟相始终。 P1142

因此,其根本原因就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原则和理念有关,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内在结构有关,人们就需要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并进而分析这一关系的政治准则和特性,从中找出那种结构性失衡的关节点。 P1143

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 P1144

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一致的认同,于是面临危机时就无法找到妥协的平台和条件,那么两国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必然。 P1145

特别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苏共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就是拥护和实行国际主义的表现。 P1146

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P1147

不过,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比较,中苏关系还有其特殊性,即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 P1148

其实中苏双方并非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本意讲,这对兄弟谁也不愿意分家,但问题是由谁来当家。 P1149

[4] 会后,情报委员会出版了这批档案部分影印件的汇编本及光盘: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Tracking the Dragon: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1948-1976,NIC 2004-05,October 2004。 P1150

[10] NIE 13-58,13 May 1958,Tracking the Dragon,pp.123,137;NIE 13-59,28 July 1959,p.3.[11] 参见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沈志华:《援助与限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P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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