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类学家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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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中我的人类学背景,提到当时市面上人类学书籍出版的势头已经日趋显露,但是对于大众来说,人类学这一学科本身及其背后丰富的人文知识,仍稍显陌生。 P4

掐指算来,我被贴上“书评人”这个标签已经过去近十年。 P5

时间转眼四年,在过去的2018年中,我仅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椰壳碗外的人生》完成一篇书评,这算是过去十年里我的书评产量最低的一年。 P6

而人类学作为一门闻者甚少的学科,书评更是肩负向公众普及学科知识的重任。 P7

如何理解这种差异,并将其“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语言。 P8

这能使我们更快地对那些远方的习俗,或刚刚出现的新兴文化做出准确的归类和分析。 P9

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尝试过的所有人类学实践,将引导我们更怀善意与宽容地审视我们栖居的这个世界中众多精彩纷呈的文化现象,都在激励我们以更大的热忱投入到对这个世界的参与中来。 P10

所以,第一板块就围绕人类学家的故事逐一展开。 P11

我在这里选择的篇目既有广义上的“田野调查”,也有涉及具体的网络社会、民族艺术、民族植物学,甚至社会史、气候史,灾害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 P12

当然还包括,代表我作为书评人“出道”的,具有反身性的独特书评。 P13

另外,在书中还有一些“彩蛋”,我将与主题相关的非书评性短文章,以“外一篇”的形式嵌入书中。 P14

第二,回到体系。 P15

比如我曾经翻译过的《石器时代经济学》,在出版时被收入一个名为“学术前沿”的译丛,该书初版于1970年代末,再版于2003年(只是增添了一篇新版序言)——该译丛大部分著作都属此种情况。 P16

反之,另一些以独特民族习俗为卖点的作品,则背离了人类学的初衷。 P17

至于选择怎样的文本作为话题的导引,离不开我们日常随时随地的积累。 P18

这样造成的结果,自然就是人类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减小、差异性放大。 P24

他的奥匈帝国波兰人身份,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的羁留,他和另一位著名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双星交辉,他在私人生活方面的暧昧色彩,都为后人津津乐道。 P25

更名为“班戈”的斯塔斯在小说中拥有两位好友,其中之一就是化名“永不复焉公爵”的马林诺夫斯基。 P26

尽管如此,马林诺夫斯基毕生的文学偶像并不是这位小初恋的父亲,而是以《黑暗的心》蜚声文学与人类学界的波兰裔英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后者正是从马林诺夫斯基的故乡克拉科夫“坐上了维也纳快车”的。 P27

”但他后来还是“和列宁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后来发现对方‘善解人意,和蔼可亲’”。 P28

借助这些细节,我们可以发现,这场奥德赛式的知识探险之旅,或许的确有个阿伽门农式的源头。 P29

在这次旅行的归途中,马林诺夫斯基也收获了他的美狄亚——墨尔本的化学教授的女儿艾尔茜——他告诉这位美狄亚,他构想出新人文主义的支柱之一,是一门关于“他的人类同胞的科学”,一个更广泛的、充当公共角色的人类学。 P30

大家都觉得这位马先生与当地人相聚甚欢,才能写出这般深刻的作品。 P32

康拉德和吉卜林之间,隔着一个大仲马马林诺夫斯基在1914年9月抵达澳洲时看的第一本书是《(澳大利亚)手册》。 P33

成为勃朗特三姐妹的拥趸歇了两年以后,马氏又来巴布亚新几内亚继续调查,他在这两年里都待在澳大利亚,进行写作、恋爱,以及避免被澳大利亚政府抓到关押同盟国人员的战争集中营。 P34

要不是那本左拉的《帕斯卡医生》在3月被偷,他还可以多读一本小说。 P35

这个月以他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告终。 P36

在第二阶段中,除了始终伴随马林诺夫斯基的吉卜林的著作外,勃朗特三姐妹的作品超过大仲马成为他最忠实的田野读物,尤其是在他寂寞难耐的时候。 P37

在这些盛名之下,有些尴尬的是,提到莫斯,总让人想到他是涂尔干的外甥,其学术继承人。 P38

自从法国社会学家让·卡泽纳弗1968年出版《莫斯》一书之后,二十多年里似乎不再有完整介绍他的作品问世,直至1994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法裔社会学家马塞尔·福尼耶终于出版了迄今最全面的莫斯传记《马塞尔·莫斯》,2006年该书有了英文节译本,2013年该书的中译本《莫斯传》也终于同我们见面了。 P39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是与涂尔干、莫斯同时代德国社会学系齐美尔对当时的社会学提出的“终极问题”。 P40

“与许多青年的知识分子一样,莫斯也卷入了其中,为联合社会主义的提出作出了贡献。 P41

这一努力突破了1874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专注物质文化的局限,将文化的探索扩展到了“意志”层面,集中体现在了1926年莫斯独立完成的《民族学手册》中(遗憾的是,福尼耶在本书中似乎把这本莫斯“一战”后少数重要著作之一给遗漏了)。 P42

“二战”中,莫斯奇迹般地未曾离开巴黎,这或多或少增加了他的传奇色彩。 P43

在其身前最全面的传记是散文家、传记作家德尼·贝多莱所写的《列维-斯特劳斯传》,2009年去世之后,他的影响力不减反增,学者兼作家的帕特里克·威肯为他出版了迄今分量最重的传记《实验室里的诗人:列维-斯特劳斯》。 P45

然而,当罗兰·巴特与萨特(1980)、拉康(1981)、雅各布森(1982)、雷蒙·阿隆(1983)、福柯(1984)、布罗代尔(1985)、杜梅泽尔和波伏娃(1986)相继去世之后,在他一枝独秀的最后二十多年生命中,原本需要与他人分享的光辉,或许都只照耀到列维-斯特劳斯这个几乎处于隐居状态的人类学家一人身上了。 P46

1907年,这位“对印第安人困境深感同情”的现代主义者“奉命把巴西的电报网络从库亚巴延伸至亚马孙河”以便沟通玻利维亚,让人莞尔的是,龙东电报线铺好后“从不曾正常运作过,……在10年施工并造成数百名工人死亡之后,电报线的功能已悄无声息地被无线电发报机所取代”。 P47

20世纪30年代末的旅行和40年代初的体验,奠定了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路径:同情原住民,对发展主义保持谨慎的疏离(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对“浪漫原始主义”的推崇,也不是投身反理性、反现代之流),并由此提出了一种更彻底的科学而理性的“结构主义”。 P48

他对亲属结构的分析也许值得商榷,但由此延伸出的“结构主义”,却因其对人文世界的科学尝试成为20世纪后半期前段,社会科学界最重要的关键词。 P49

并不悲观的保守主义者虽然对“结构主义”的把握欠缺,但是作者最后提到,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这一点,他是对的。 P50

因为这些文章没有收入《列维-斯特劳斯文集》,笔者对照了几本他的传记后面的“参考书目”,都没有提到,所以有点沧海遗珠的味道。 P52

很多时候,这种宽泛的相对主义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包容一切文化,以至于变得失去了自我的判断);幸运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只是用这种相对主义精神作为自身的反省。 P53

人类学家在这种关头该如何做出选择?是应该认为“(女性)割礼是野蛮和荒谬的”,还是该“赞同这些信仰的人是无罪的”。 P54

因为理解和宽容,并不意味着委曲求全,忍辱包容。 P55

他总结了杜维明观点中的三个困境:第一,儒家当时很多人未必知道,这只是一个地方知识而已,在这个专题上要与完全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沟通;第二,一个现代人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第三,这还是一个跨文化的沟通,一个东方人要和西方人沟通。 P56

作为20世纪后半期,著述被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引用最多的学者之一,格尔茨以他的解释人类学闻名社会科学界。 P57

我们需要两个人研究宗教和亲属关系。 P58

剑桥的一次为增进欧美两国人类学共识而举行的会议上,一位看起来不那么社会化的年轻与会者对格尔茨说道:“你应该去摩洛哥,那里安全、干燥、开放、美丽,那里有法国学校,食物很棒,而且还是个伊斯兰国家”。 P59

照片的背景中,常会有一些风景,像丛林、沙漠、摇摇晃晃的茅舍,或许还有几只山羊或几头奶牛,散发着边远、隔绝和自给自足的气息”,这类景象已经不复存在。 P60

格尔茨祭出了解释学(诠释)大旗,变迁并不比静止更难把握,表面的变化,并不改变文化的内核,关键在于如何发现那些决定文化本身的内在层面。 P61

但诠释文化的过程“却是一种很不错的度过人生的方式,它时而引人生趣,时而令人沮丧,却不能不说是富有裨益和充满乐趣的”。 P62

就我而言,我在任何地方都无法久居到安定下来,有别于众所周知的青蛙。 P63

虽然应日方编辑要求,书中专为非西方读者设想,主要介绍作者“在爱尔兰和英国的教育,在美国的学术经历,在印度尼西亚、暹罗和菲律宾的田野调查”,“以及我对西方搞笑和所偏爱书籍的一些思考”。 P64

两年后弟弟佩里·安德森在上海出生。 P65

不过,他与印尼之间的缘分很快中断。 P66

他在书中将近代社会以来的民族主义浪潮分为三波,分别是美洲国家独立运动、欧洲民族国家兴起,以及20世纪以来,他所亲身经历的亚洲国家独立运动。 P67

仅从书中留下的文字上看,如果不算他儿时留下记忆的越南保姆的话,本尼童年时代与中国(亚洲)的联系,在他五岁离开昆明后,就被一笔带过,余下的那些也不过是通过父亲传递的信息,属于上一辈的记忆。 P68

与祖父辈自西向东、自南向北相反的那个潮流,恰好就构成了本尼一生中,生于中国,最后选择印尼、泰国、菲律宾为研究对象的生命轨迹——短暂地生活于中国后,再次回到了他的祖辈驻足的东南亚,并最终返回了欧美,仿佛一条对称的钟形函数曲线。 P69

我和母亲过去常常就此有礼有节地争论——她坚决地支持中国,痛恨日本”。 P70

他一生中始终表达了对非西方社会的极大同情,这或许就始于那种与殖民主义始终保持距离的疏离感。 P71

人类学家大多数时候没有现成的文本可供参考,因此同时兼具文本的采集者与收集者之责,需要将各种形式的观察数据,以文字的形式“扫描”输出。 P73

与此书相伴将近十年,我早已不是“天真的人类学家”了,但每一位与“小泥屋”相伴成长的人类学者,都依然怀着一颗“天真”的心。 P74

因为,“他们曾做过田野,他们看到了”,而你没有。 P75

不过,巴利的忍耐为他赢得了胜利。 P76

另外,这些异文化同样肩负着提供更多“选择路径”的重任。 P77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错过可能发生的事情,错失与记录对象交流沟通的机会,少不了要与土著一起生活。 P78

身体上的苦还都不算,如果像巴利那样千辛万苦回到家里,等来一句朋友的问候,“你两年前忘记在我家里的毛衣什么时候来拿?”你还会如此热爱这门学科吗?答案是肯定的。 P79

”我已经很久没有翻开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了,然而,每当我想起这本集旅行、田野、异文化于一体的名著,书中那种令人迷恋的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便随着“简尼巴波”果的浓烈味道和食人鱼沼泽散发的雾气扑面而来。 P80

还好,在研究性工作者遭遇潜在的“尴尬”之前,还有机会遇到一位“年轻、英俊、右翼”的妇科医生兼市长。 P81

同样,20世纪80年代的费孝通,开始关注“小城镇”建设,这又与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诉求结合在一起。 P82

尽管之前有过在朋友陪同下进入的经验,但作为一个在以汉文化为主流地区成长的人,当我第一次需要独自面对陌生的人群,进入陌生的“田野”场景时,总会不自觉地紧张起来。 P83

曾经有位在菲律宾猎头民族中进行田野的人类学家威廉·琼斯就是因为当地人“未及时将他的物质文化藏品送往低地,令他极度受挫。 P84

虽然未必尽善尽美,但他们一直努力向我们讲述无处不在的生活,与生活其间的人们。 P85

海外学者们兴奋地以为“民国时期的(中国)社区研究,其复兴好像触手可及了”。 P86

对已有的人类学研究前提和程序进行了归纳,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解决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P87

”而对于一个与研究对象相处不多的国外或国内研究者,更变得“只是将观察到的事实照搬进笔记”。 P88

正是这些描写,将费解的“星星”(符号)与婚姻关系、村落的政治地位联系在了一起。 P89

”同时,研究者也从被拐妇女家乡山区的经验获知,“她们在家乡不仅要做所有的家务劳动,还要下地干活,等于双份工。 P90

如何研究这些从二次元并接到三次元的人类行为呢?“老司机”遇到新问题。 P91

“根据我们的定义,对于全世界少至1亿,多至10亿人来说,参与在线社区是社会体验中常规和持续的部分。 P92

”事实证明,网络社区与社会科学研究者传统上研究的现实社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P93

但他也提到十年前,“数字化和网络技术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在今天,这个说法比当时更贴切。 P94

我便迫不及待地把斯特劳斯先生对人类学家“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的训诫抛在了脑后。 P95

当我们离开城市,前往山水之间,感受“自然”体验之时,是否想过那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表演,是如何产生的呢?从“艺术”到“商品”故事的开始,要追溯到1982年,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舞蹈家协会要联合搞“全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从云南省,到大理州,需要“发掘”地方民族舞蹈,普查中,“大家对南涧打歌的舞蹈性质没有任何质疑,却提出了‘跳菜’是否属于舞蹈的问题”。 P96

1991年,“大理以法律形式将具有悠久历史的‘三月街’民俗活动确定为‘三月街民族节’”,为了筹划当年的“三月街”活动,创作新节目的任务落到了一位杨编导的身上,杨编导既没看过,也不知道“跳菜”是怎么回事。 P97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南涧“跳菜”分明属于彝族支系,却偏偏出现在了洱海白族的表演中。 P98

作为“原始”、“民族”或“原生态”的消费者,我们的确需要一个“民族艺术”的生产者,但我们没有权力束缚“生产者”。 P99

看着这本小书,让我有点走神,想到了一个有趣的学科。 P101

存在这样的逻辑框架:首先,草木有根,且严格遵循自然条件分布;其次,包括榕树在内的自然物,肯定早于嵇含之前千万年就已在栖息地生存。 P102

其一为本地人群的称法,另一个就很可能是外来语了。 P103

构树的用途揭示了古人的智慧:从不浪费。 P104

而这种考察的目的,是为更好地把握时代变迁的脉络,而非一事一地、一言一行、一餐一饭的考据。 P106

从“历时”到“共时”刘永华先生新近编成《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以下简称《读本》)一书,21位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及日美学者的20篇文章编入书中五个部分:国家认同、信仰·世界观·地域社会、仪式·政治·社会、历史记忆、感知·交流·空间·习俗。 P107

第一,在材料的选取上,更多关注以往文字史之外的内容;第二,在视角上,以共时性取代历时性,力图以平面结构的方式,展现一个时代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细节,而不以一人一事为主。 P108

地方神灵的擢升,首先表明国家中心或边界的移动,使得原本位于阃外或边缘位置的地方信仰,发生了地位上的变化;其次神灵地位的上升,同样反映了国家对神灵身上负载的某些实际功能的重视。 P109

每每人们提到这个传说,都会说起为何把“如厕”称为“解手”,还要饶有兴趣地观察自己的小脚指甲是否分瓣,人们追溯自己的起源,无不自豪地宣称“山西洪洞大槐树底下”。 P110

然后经过萧凤霞的层层剥离,我们发现习俗背后是今天珠三角主流“汉”文化的肌理内部的地方文化特征,“抗婚问题的提出引起人们去问究竟谁曾经是珠江三角洲的本地居民?”答案就在那里,但并非显而易见,不过我们可以从习俗中发现,深藏在“层垒结构”中的历史的“堆积层”,就是这样层层相积的文化过程,塑造了今天的中国社会。 P111

有趣的是,这些选手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出身“二人转”演员。 P112

这些二人转出身的表演者并不似越剧演员,在扮演女性时追求一种形似神更胜的柔美感,反而以扮丑作为主要的表演目的。 P113

我们熟悉的“扭秧歌”,即来自东北“大秧歌”这个形式。 P114

当然,作者并不满足于此。 P115

因为,无论是大秧歌还是“野人舞”更多的都是一种通过音乐和舞步展现的行为,而二人转实则由“丑”和“旦”这两位演员的语言和形体表演来展现演出的内涵。 P116

萨满为了呈现悠游自然之中,“登天”的艰难,会用刀梯象征“天梯”,用烧热的铧犁象征“火海”,代表自己凭法力上天入地。 P117

配合一丑一旦的搭配,两者之间的相互问答为了表现附体神灵与被附体者之间的兼容状态,便产生了时而答非所问、时而天马行空、时而一惊一乍的荒诞感与喜剧效果。 P118

萨满文化对当代曲艺的影响仍然可以继续发掘。 P119

与之相应,一场有关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讨论,也在每年差不多同一时候升温。 P121

夏日魅影也许是为了给当下的人们敲响警钟,过去的研究者往往偏爱那些给人类带来深痛体验的严寒,仿佛异常出现的严寒本身就是一切的元凶。 P122

在未开垦过的土地上新村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P123

“1315-1321年大饥馑前一个世纪……北极地区的水手已开始体验到天气日益寒冷带来的影响”,“1215年,欧洲东部冬季格外寒冷,导致了大面积饥荒。 P124

气候变化导致歉收,就像战争和疾病一样,只是一种压力的成因”。 P125

可以说,正是自然的善变多姿,才让人类发展出了游牧、农耕、林地采集等文化类型。 P126

那么年底的时候,总结一下2018年的电影荧幕,或许就能对过去一年的全球状况有所了解。 P128

该书从海啸、地震、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的角度出发,深入谈灾害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并把研究这一问题的学科,称作“灾害社会学”。 P129

仅作学习交流使用,请于24小时删除。 P130

所以,灾害与社会,就成为一个相生相伴的问题。 P131

从《灾害与社会》中,我们看到这一思路的基本论述。 P132

”调查更是显示,“地震发生时在家里的人,只有百分之六跑到屋外去”。 P133

如果在灾害发生前完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在救援阶段优先救助此类人群,就能有效减少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 P134

灾害的另一面最后,我们或许可以用书中一个令人欣慰的例子,来呈现灾害社会学的积极一面。 P135

第二,地球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发现,自从1989年蒙特利尔协定书签订,全球各国氟化物减排二十多年以来,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首次出现面积减小的情况。 P136

尤其在这个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其他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摸石头过河”时遇到的困难。 P137

在中国,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劳动力市场、日常文化和消费的解除管制,先于且不涉及个体化与宪法的牵连,这是和欧洲不同的。 P138

一个乡村的萌动在农村经济改革的过程中,由于财富收入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年长者向年幼者纵向流动——年轻人与年长者获得同等的经济机遇,甚至因为教育、工作等原因前者超过后者——使年轻一代在获得经济地位的同时,也有了挑战传统社会结构的愿望(与能力)。 P139

阎云翔便试图通过下岬村的变迁,揭示“日常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变化”。 P140

”这便是为什么“年轻女性能动性和个体性的发展对父权家庭是一个摧毁性打击”的原因了。 P141

而所有这些用意是用中国个案回应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模型。 P142

然而,这是一个悖论:正因为“个体化”的过程,在中国社会恰恰缺乏三百年的积累;同时,人们又渴望等待得太久,原本应该顺理成章作为结果出现的现象或个人,反而作为原因的佐证被人们“发掘”,而这类证据又被渴望的期求在不经意间放大,甚至成为承载希望的象征符号。 P143

[1] 本文为阎云翔所著《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一书评论,原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2年3月25日刊)。 P144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总量上赶上了所有西欧国家。 P145

我们不用像E.P.汤普森一样穿越将近两百年,也不用后悔未能像马克思那样在19世纪的国际工人运动中身先士卒,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工地”上。 P146

一方面,来自农村的人们需要更多能提供现金的渠道,另一方面,亟须经济发展的大城市,也为这些需求提供了实现的可能。 P147

既然他们无法选择逃避时代的进程,那么努力尝试适应这种变迁带来的挑战,或许成为最佳方案,尽管这些适应的过程在同时代的善良人们眼中多了几分心酸、多了一些残酷。 P148

2004年他带着五六十号工人分包了七栋别墅的主体工程的劳务工作,工钱一共10万块钱。 P149

半个世纪前的汤普森或许是对的,“今天这个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存在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存在着为建立民主而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在工业革命中的经历何其相似——那些在英国失败了的事业,说不定会在亚洲或非洲取得胜利”。 P150

农村传统经济与生活方式遭到破坏的农民,被新兴的城市轻工业所吸引,等待他/她们的不是丰裕的城市生活,而是纱厂中几乎失去自由的日日辛苦劳作。 P151

那么这究竟是文学家茅盾或夏衍眼中一个“异化”的世界,还是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眼中变迁的阵痛?近年来多位关心当下,关心民生,富有良知的海内外作者,都把目光聚焦到了(中国)劳工身上。 P152

同时,故乡的家庭仍等待着她们源源不断的汇款。 P153

张彤禾的丈夫、在中国享有盛名的何伟在《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中,驾着租来的汽车,走在越来越平整的道路上。 P154

[2] 本文为前文《中国大工地》后附扩展延伸部分,同见《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2年5月6日刊)。 P155

回乡之旅本来是个过渡,一是调养身心,二是为即将开始的英伦求学做一些准备。 P156

至此,大多数中国学者才领略到它的全貌。 P157

在丝织业衰退之前,盛泽的丝织业号称‘日产万匹’。 P158

仿佛是出于某种对“丝织业衰退”的无形责任感,驱使费孝通把关注聚焦这里,而这又是为什么呢?通过《春蚕》来读《江村经济》1932年,就在年轻的费孝通返乡之旅之前四年,另一位早已成名的左翼作家发表了一系列作品。 P159

为了翻身还债,老通宝一家豁了出去,把田地抵押买来新的蚕种和桑叶,希望能靠着当年的收入重新兴旺起来。 P160

1930年至1934年间,下降得更为迅速。 P161

而突然而至的“大萧条”迅速抹平了中国农村所积累的财富。 P162

该文最初为2015年1月6日,上海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讲座“费孝通与茅盾的1930——中国人类学家的当代选择”部分内容。 P163

在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所写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他在书中富有启迪地叙述了美国中产阶层产生的背景,并颇为耐心地对其松散的组成进行了细致分类,最后从这两方面不无调侃地总结了复杂而多样的美国“新中产阶级没有任何可能形成、创立或领导任何政治运动;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没有任何持久的不满,也不会为自己的生活状况进行任何负责的斗争”。 P164

有趣的是,对于这一议题,海外学者更关心的是,追求“美国的生活水平——包括高质量住房、一两部家庭轿车、高档服装、旅游的机会,以及相对引人注目的总体消费”的中国新富者,将带来的终极事实:“世界已经无法承受一个始终追求美国消费水平的(尤其是矿物燃料消费水平的)庞大的中国中产阶级”;中国研究者更偏向内在的思考:“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如何演变?它将如何与国家互动,以打造中国的未来?”“中产阶级”意味着什么?从字面来看,“中产阶级”包含经济和社会两方面含义,首先在于其所拥有的财富水平,其次才是群体分类,与米尔斯宽泛的分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似乎不包括“推销员”——如米尔斯所言,“零售业的黄金时代还造就了300多万白领工作人员……1940年,这部分人占劳动大军的6%,占整个中产阶级总数的14%”。 P165

那么,反观《“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以下简称《“中产”中国》)对其所讨论对象所做的分类“1.经济群体(包括私营企业主、城市小商人、农村工厂主和富裕农民、中外合资企业雇员以及股票和房地产从业者);2.政治群体(政府官员、机关职员、国营企业经理和律师);3.文化和教育群体(高校教师及教育工作者,知名媒体人、公共知识分子及智库学者)”就略显得模糊而指向不明了。 P166

比如在“第四章 全球化、社会转型以及中国中产阶级的构建”中,“收入差距使得收入较高者跻身中产阶级的行列成为可能”,以及“(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体现了生活方式的变化,因此成为他们构建自我认同、争取社会认可的微观或心理力学”的论述反映了和那个假设前提的最大矛盾:只占分类1/3群体的“构建”标准如何作为整个“中产阶级”出现的标志。 P167

同样,小区业委会、超女评选,以及互联网的普及这类中国“中产阶级”研究中的常见主题,也无法支撑这一假设的结论。 P168

”与此同时,在律师行业的个案中,该文两位联合作者在开头便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中国中产阶级研究的核心问题:“寻找率先在中国搞政治改革的群体无疑已经成为社会学家各自热衷的事情。 P169

过了几年,班里转学来了一位乙同学,乙同学天性开朗,有独到的学习方法,外加努力和运气,时常考过甲同学。 P171

这些想法收入《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一书。 P172

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 P173

他们在“革命时代”继承延续这个口号,则是为了尽快把本学科从“帝国主义使女”的阴影下解放出来。 P174

这个老师表面上和英、美同学的关系密切一些,只不过因为后者在现代性的道路上脚步更快,并不表示他们没有传统的一面,也不表示这个老师就是英、美本身。 P175

与人类学家同行 句子迷的资源分享 第2张是时候将“学生”的视角,转变为“老师”的视角,或许能帮助我们拥抱更大的世界,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国度。 P176

20年前,这本书的作者们就遭遇了同行们的质疑:你们难道不是在替企业做宣传吗?该书编者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詹姆斯·华生教授在前言中回应了这个问题,学界对麦当劳的思考主要关注生产,以管理和劳动者为重心,这仿佛就成了一场“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论战:一边坚称麦当劳是工作与就业的创造者,另一边则指责它剥削员工和浪费资源”。 P177

五个人类学家书中的五位人类学家阎云翔(中国大陆)、华生(中国香港)、吴燕和(中国台北)、朴相美(韩国)、大贯惠美子(日本)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他们眼中的麦当劳似乎挑战了我们“朴素”的情感。 P178

恰好相反,他通过长达30年的变迁研究认为,“香港普通市民的文化遗产并未丧失,他们也没有成为跨国公司的受害者”。 P179

这五份来自20世纪90年代的人类学报告,依然富有相当的时代感。 P180

不管怎样,遍地开花的中式“山寨”快餐业的繁荣就是一个证据。 P181

这两样物质,前者是阿司匹林的主要成分之一,用于镇痛,而后者毫无疑问,便是一种重要的抗生素。 P182

那就让我们看看这个宝库蕴含了多少有趣的信息。 P183

这在很大程度上越过了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制度性”困境。 P184

与之相伴的还有,另一个写着“荣华鸡的包装盒”,出现在稍晚一点的1989年。 P185

如果说,肯德基留下的食物遗存,让我们看到了1980年代末,全球化对中国餐饮业的冲击。 P186

研究食物,其实是在帮助我们了解自己。 P187

第一次见到刘家峡水库的我,被这万顷碧波感动,盛夏时节,身在西北高原,却有环湖碧绿满山。 P188

作为涂尔干的学术继承人之一,哈布瓦赫承认“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力量的同时,指出“个体记忆”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属性,正是这种多元叙事的存在,赋予了个体具体的行为实践。 P189

1958年开工的盐锅峡,在三年后竣工,“大川村的孔家人不会忘记三十多年前村毁庄散、天崩地裂的那个冬天。 P190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集体公社化”的背景之下,人们误解了与水库移民补偿有关的“财产调查”,“当地居民怀疑财产登记的真实目的是要将所剩财产充公大集体”,以致“不少村民故意掩盖自家财产的真实价值”。 P191

当80年代来临,当地人终于有机会重建孔庙时,作者转入第二个主题“经济萧条、文化中断之后的复苏”中。 P192

其中的有趣之处在于,大坝的最初出现宣告了孔庙的终结与集体主义官方的出现,而80年代新出现的社会趋势促成大川孔庙重建的同时,反过来,又通过唤起库区民众对自身权益的意识,重新调整了地方社会的权力秩序。 P193

不管怎样,该书后半部分的瑕疵并不能掩盖全书的睿智之处。 P194

位于四川省最南部的大凉山地区,高原西枕,金沙江带,地貌皆为深山大壑,偶有高山平坝点缀其间,这片至今交通仍不便利的山区,就是彝族人民自古生息的土地。 P195

在田野调查期间,她结识了一帮“凉山兄弟”,透过这帮凉山兄弟的生命历程,刘绍华认识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加诸这一山区民众的困境,以及当地民众的文化回应。 P196

尽管作者没有进一步发掘历史,但《华阳国志》提到的“(汶山郡)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的经济模式,从文化上揭示了四川盆地山区与平原人群至少从16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发展出某种经济互补方式——山区人群在农牧空闲时,会短期前往平原,通过劳作等方式,换取一定物质收入,然后返回故乡。 P197

在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中,由于文化上与他们暂时栖居的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利用盗窃来获得有限的现金收入,继而陷入囹圄,导致在都市中进一步边缘化,成为诺苏青年城市体验的恶性循环。 P198

一方面,闭塞的环境、不便的交通使城市环境对毒品的禁令和道德谴责难以深入山区,使山地居民尚未意识到毒品的危害,甚至反而视其为“佳品”,加剧了毒品的泛滥;另一方面,山区环境终究贫困的经济现实,使得“毒品消费”的增长最终对整个区域的居民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 P199

全书还有一半的篇幅留给了当地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包括国家、地方和国际上的合作项目在这个至今仍然交通不便的山区收到了不同程度的回应。 P200

毕竟,发展中的问题,终须在发展中解决。 P201

而这些实践则以个体与个体,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作为终极目标。 P202

她不喜欢和丈夫在一起,丈夫不给她提供食物。 P203

1960年代末,人类学家玛乔丽·肖斯塔克和丈夫一同来到非洲南部的博茨瓦纳,与昆人一同生活。 P204

真实的昆人生活并不像电影中那么浪漫和欢乐。 P205

你要这样的话,我就离开你。 P206

就在玛乔丽准备带着失望离开昆人部落时,又想到了这个“坦诚热情甚至风趣”的老年妇女。 P207

昆人的祛病舞蹈没能治好玛乔丽身体上的疾痛,但老年妮萨的确陪伴她走过了生命最后一段历程。 P208

新郎和新娘都是我本科时代的好友,届时我将把散发着汗味的T恤、短裤塞进背囊,刮净半月人类学田野调查中长出的拉碴胡子,换上朋友为我准备好的西服,以伴郎的身份,见证一场华北平原上举行的婚礼。 P209

离开娘家之前虽然相识六年,新娘在新郎家也早已不是外人,但由于新娘家不在本地,第二天上午举行的迎亲活动,在离新郎家不远的一家宾馆举行。 P210

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来自家庭,而家庭又属于背后的“小社会”,而小社会同时也是庞大社会背景的一个有机组成。 P211

“神了,这是我三天里第四次在路上见到这个姑娘了。 P212

换了便装礼服再次出场的时候,我手中的花束换成了酒瓶——里面被纯净水调包的白酒瓶——负责新人敬酒时酒杯不空。 P213

不过这种过程也是连续而渐变的。 P214

在这个过程中,小媳妇们自己的‘生活家庭’开始建立起来”。 P215

漫画的底端画了一堆模糊的人脸,代表中国过剩的数百万男性”。 P217

如何打破这道枷锁的方案倒不太多,作者只是提到通过网络社交媒体上的发言,为女性的生活和经济独立争取更多的理解。 P218

答案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P219

[1] 本文为洪理达所著《中国剩女——性别歧视与财富分配不均的权力游戏》一书评论,原文发表于《南都周刊》(2016年6月16日刊)。 P220

进入文明史以来,女性在家庭中的第一角色,便是妻子、太太。 P221

书中这样描写。 P222

虽然“二战”后丈夫们的退伍,对妻子外出工作造成一定冲击,但1950年代之后出现的经济繁荣,逐渐巩固了女性在家庭、生育、就业,以及财产方面与丈夫共享的平等权利。 P223

”在妻子的督促下,他去医院挂号检查,却诊断出了第三期乳腺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淋巴组织。 P225

“比例高得惊人(90%)的乳腺癌妇女都没有乳腺癌家族病史,同样让人困惑的是,大部分有风险因素的妇女,就算身怀多种风险因素,依旧安然无恙从没有罹患乳腺癌。 P226

其上方则是给8000名基地人员饮用的地下水井,当地饮用水中的苯含量是法定致癌限额的76倍。 P227

’”——《村里最早的家政工》口述史的魅力在于,用不着修饰的话语,呈现生活未经掩饰的质朴、真实。 P229

一个“在老家没有活路”的农村妇女,以当年风靡一时的连续剧《篱笆女人和狗》中,在农村受尽折磨,最终顽强战胜命运的女性角色枣花自居。 P230

当我以为这个中年家政女工的故事最后又回到潘毅《失语者的呼声——中国打工妹口述》中,因“过度劳累而失去劳动力”或“身心受创”那类悲伤的结局时,我发现《怒放的地丁花》中那些人们认为她们已远离黄金年华的妇女们,却散发着另一种魅力。 P231

在同乡的怂恿下,她后来还开办了一家家政中介公司。 P232

不是所有人像高大姐一样幸运地拥有自己的家政公司,但每个依靠自己努力的妇女都获得了自信与经济上的自立。 P233

然而,我们也不能把女性移工单纯视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或是跨国人力中介的商品。 P234

全球化时代的异文化遭遇2009年的秋天,有个在幼儿园供职的朋友前来找我,她的一位菲律宾同事夫妇要在沪上租房,但与房屋中介沟通的过程中,希望能有人做翻译。 P235

而保姆与主家的故事,如同“媳妇与婆婆”之间的经典对立,已经有了无数版本,而这次,究竟是刁难的主人遇上了倒霉的保姆,还是精明的保姆碰上了顽固的主家?这类陈词滥调,只是加入全球化的作料,变成一锅什锦料理?或者都不是?“生产的全球化加速了国际贸易、金融的成长,并重新形塑‘新国际分工’的地景……这样的网络引发了东亚地区的两种跨国人力流动:第一种是来自西方核心国家的专业技术人员与经理阶层,他们穿着套装、提着公文包,在位处商业金融区、附有冷气空调的高楼大厦上班;第二种迁移流动则是低劳动成本的亚洲移工,他们的身影或出现在血汗工厂与建筑工地中,或从事倒垃圾及照顾小孩的工作,隐身在全球化城市的炫目外观之下。 P236

会变身的灰姑娘菲律宾朋友告诉我,他们可以接受4000元人民币以内的月租,换取不少于两室一厅的住房,而我需要在中介与房东之间为他们沟通。 P237

如果我们抹去她们标识出异国文化的姓名——何塞、玛利亚——换上任何一个熟悉的华人名字,这些基于人性本身的行为互动并无不同,只是多加入一些异文化的色彩与文化网络。 P238

她以挑战雇主的英文以及拒绝他们对移工的负面评价来质疑雇主的权威。 P239

并非所有的外来移工,能获得相等的权利,“移工人权的现状,突显出经济的不平等、种族/族群的歧视,以及国际/公民身份的排他等三个面向的不公不义。 P240

人类学从来不会过时,人类文明并不因人造卫星覆盖了这个星球上的每一处丛林和岛屿,就变得毫无秘密可言。 P242

不知杰克·萨利的扮演者,或是《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是否想到过,这个仪式,有一个标准术语:“过渡礼仪”(Les Rites de Passage)。 P243

……好好学,杰克·萨利,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你这朽木是否可雕了。 P244

可以想象,神圣的过渡仪式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合法性”,漫长的婚礼与仪式化的步骤,确保了通过仪式的新人之间,从不同而独立的两个人,合法地组成一体,获得了被认可的持久关系:他们的关系是有益而非“有害”社会的,这还影响由此诞下的孩子——经过仪式的“合法”婚姻生下享受各种权利的孩子,反之,没有经过仪式而来的孩子,则要承受“私自生下”的文化偏见。 P245

不管多么艰难,只有一步一步实践,才能“通过”仪式。 P246

范热内普的研究启发了至少两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和玛丽·道格拉斯,后者因此写作了《洁净与危险》一书,过渡礼仪划分了世俗与神圣的世界,使人们从仪式前的危险与不可接触,变成了以后洁净与可接受的人。 P247

“无论对个体或群体,生命本身意味着分隔与重合、改变形式与条件、死亡以及再生。 P248

如果仅从谋求学术界“职位”的角度来看,范热内普先生似乎一生都在经历他的“过渡礼仪”,然而正是这段漫长而艰辛的“过渡”塑造了他一生的学术成就,他所经受的考验,与克服考验所展现的毅力,对学术不倦的追求,无愧于自由的思想和“欧洲民俗学研究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的称号。 P249

尽管认真听讲,但我最后还是没有记住到底是三头还是四头的鲍鱼更加名贵。 P250

尽管,杰克·古迪教授没有直接回答,有些人为何爱吃海洋生物,或是泡菜的原因,但他在《烹饪、菜肴与阶级——一项比较社会学研究》(以下简称《烹饪、菜肴与阶级》)一书中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吃的不是食物,吃的是另一些东西。 P251

这些社会的烹饪文化具有一个显著特色,这就是“它们与形成等级的人物联系在一起”;这种分化的极端形式表现为,“为特定角色、职务或阶级进行的特定食物分配,天鹅献给英格兰皇室,蜂蜜酒献给埃塞俄比亚的贵族”。 P252

幸运的是,在小说的结尾,随着食物与政治的联系渐渐淡化,“美食家”的理想也终于能和他的称号一样名副其实了。 P253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牛肉与内脏之间建立在营养学标准之外的阶级划分,同时也能理解陆文夫的“美食家”被美食改变的一生。 P254

我们在感谢现代生活,让我们不分阶级、等级、地位,随时都能品味“地球村”里各地大餐的时候,吃下去更多是锌铁罐头的味道,我们开始怀念食物中的“文化”。 P255

在坚持这个想法那么多年后,我发现,咖喱居然不是一种植物。 P257

”我们现在去新疆餐厅吃饭,服务员还会拿来一碟酸奶酪作为蘸料,凭你口味自己蘸酱。 P258

真正赋予我们熟知的咖喱之名的,是接着葡萄牙人登陆印度的英国人。 P259

[1] 本文为莉齐·克林汉姆所著《咖喱传奇:风味酱料与社会变迁》一书评论,原文发表于《南都周刊》(2016年4月18日刊)。 P260

一个名叫基姆的印度流浪儿,父亲是驻印英军的爱尔兰士兵。 P261

他的笔下人物众多,线索繁杂,让我摸不着头脑。 P262

我还是没有看到吉卜林式的印度,但从这里开始,我终于看到了另一个印度。 P263

终于,我发现,印度真的不只在南亚,印度在印度洋上,在所有迎来送往的人们心中。 P264

《重庆森林》由两个片段组成,金城武和林青霞演一对素不相识的警察和毒贩,王菲和梁朝伟演一对在暗恋中水到渠成的打工女和巡警,我没看明白的第一段故事发生在重庆大厦里,我喜欢的第二段故事发生在大厦附近的兰桂坊。 P265

”他们来这座大厦的目的是什么,作者告诉我们“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生意人及临时工来此淘金,也有国际避难者来此寻求庇护,游客则来找廉价住宿和探险”。 P266

他们既没有从事危险行业,也没有试图犯罪,更像中国工业产品的跨国搬运工。 P267

这个问题看起来有些多余,谁会在意是切腹还是割喉呢?但别说,还真有人关心这个问题。 P269

一切可以追溯到一个名叫“大尝祭”的皇室仪式,这个仪式是在水稻丰收时由日本天皇主持的。 P270

”怪不得,日本武士自尽时,以切腹最为庄严,其实背后是有这样一种信仰体系。 P271

每当樱花即将盛开之际,日本各地都会在樱树种植的道路两旁,用醒目的指示标记在地上划分好场地,届时供市民赏花之用。 P273

却因为频频出现在日本的军徽、战机上,无端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殖民扩张的一部分,使东亚人民望见樱花,或许会产生一种不快的记忆。 P274

由此可见,“在这部诗集中樱花并没有占据中心位置,主要是以荻和梅作为主题和隐喻”。 P275

可以看到,直到此时,樱花作为一种日本常见的植物,虽然开始繁盛遍野,但还缺少一个契机,将其提炼为一种具有特殊象征含义的符号。 P276

“樱花的象征意义从象征生命力的盛开的樱花转化到了象征军人阵亡的落樱。 P277

而直至江户时代,由于幕府将军偶然的推动,樱花以其旺盛的生命力竟从百花丛中一枝独起,成为都城江户重要的自然景观。 P278

历史归历史,自然归自然樱花及其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不是一个类似的“传统的发明”,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P279

透过《樱花》一书,大贯惠美子展现了她的写作意图,通过展现“国家如何通过操纵日本历史悠久的樱花的象征意义来说服人们,为天皇‘如美丽的飘零的樱花’那样死去是一种荣耀”,来反思战争机器对普通日本民众的伤害——人们并非情愿沦为战争的牺牲品,而只是被某种带有象征色彩的意识形态所驱动。 P280

她打算天黑前回来,罗纳多和两个儿子在原先的田野点等她。 P282

这种变化同样无远弗届地影响着山地伊隆戈人,他们也自然成为这一系列文化变迁过程的参与者。 P283

这一变化趋势促使他转入思考一个全新的主题:过去如何创造和再制造现在,并尝试将过去的时空历程与当下的选择联系在一起。 P284

因此,罗萨尔多谈到伊隆戈人的生活选择时,有意识地选择了“随机应变”一词,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是每个社会都无法逃避,人人都需面对的“生命周期”,这不是伊隆戈社会的独有,而是所有人类社会需要面对的。 P285

回顾该书,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对历史研究的贡献在于两方面,第一,历史是人类活动的结果。 P286

如同该书中记叙的那样,“二战”之后重新复燃的猎头事件中,伊隆戈人已经熟练地用步枪替代了传统的箭镞。 P287

……众所周知,欧洲的殖民地国家与该地区从前存在过的政治实体,两者间几乎没有或者一点没有匹配之处。 P288

安德森曾经以一本《想象的共同体》谈到了殖民主义是如何通过各种现代技术手段推动殖民地社会民族主义观念的形成。 P289

东南亚是个神奇的地方,众多的岛屿被大海隔开,大小不一的岛屿,有的不亚于微型大陆,有的却仅容践履。 P290

而华人在社会各阶层全面融合(甚至进入王室)的泰国,冷战背景之下的短期繁荣,是否今天还在偿还昨天高速发展背下的债务?“想象的幽灵”所有的问题,对应的答案能从殖民时代中找到。 P291

这种基于族群的社会阶级划分(固然与传统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把阶级(职业)与族群严格对应,在方便英国殖民者进行管理的同时,却把问题留给了“后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政治家。 P292

一些与工业资本主义妥协的民族政治家们却发现,除了现代都市之外,他们还制造了数倍于此的贫民窟。 P293

当我们不情愿地提到当今世界具有影响力的印度学者、思想家们:阿希斯·南迪、霍米·巴巴、帕沙·查特吉、杜赞奇,以及阿尔君·阿帕杜莱等人时,难免为中国学者在国际思想界的希声感到赧颜。 P295

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对现代性的爱恨情仇——殖民者带来了“现代”体验之后,却不负责到底,留给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后殖民”阵痛。 P296

在第一部分,作者恰到好处地提醒了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全球化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21世纪,尽管上一个时代(殖民时代)的痕迹依旧若现,但“今日世界族群政治的核心悖论是,原生情感(无论来自语言、肤色、邻里还是亲缘关系)早已全球化了……现在,各群体既处于迁移之中,又通过复杂的媒体功能保持着联系,这些情感随之分散到巨大而不规律的空间之中”。 P297

和更著名的“特罗布里恩德的板球”一样,印度著名的板球曾是殖民者留下的痕迹。 P298

“来自香港的华人在温哥华买下房地产,来自乌干达的古吉拉特商人在新泽西经营汽车旅馆或是在纽约经营报纸摊,还有芝加哥和费城的锡克族当出租车司机,这些例子都证明了在这个新世界里,流离已经成为事物的秩序……”那么在这个属于全球公民的时代,我们又该恪守怎样的“爱国主义”?我们是该对各种异文化现象保持“如坐针毡”般的敏感,还是在不断的文化接触过程中用多元主义的心态接纳整个世界,将是对“后殖民遗产”继承人的考验。 P299

当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揭露肩负“启蒙”使命的殖民者在非洲丛林中犯下的与初衷有违的种种劣迹时,他也承认这一切或许都是文明传播的代价,现代性正是经由这些最初并不太现代的方式向全世界传播开来的。 P300

高效清洁,被世界给予厚望的“现代”能源,如今成了这之后漫长而深远灾难和不幸的渊薮;人类社会自工业时代以来孜孜不倦追求的“现代性”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给了当时53岁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一个机会,在时代车轮飞速旋转的间歇,反思一下《现代性的后果》。 P301

其实,如果不是19世纪中期两位美国探险家的冒险,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存在。 P302

但是,我们时隔一个多世纪,还是很难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理解这种“前现代”的“后果”。 P303

而实际上呢,由于离我(上海)最近的东海油田,远在500公里之外的公海之上,我并不确定我在附近加油站获得的汽油来自哪里,这是哪个炼油厂的产品,这些原油来自哪里——俄罗斯?南海?中东?每天的油价是如何受到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调控,又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中东局势变化,北非政变的影响?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全球化”,“自从机械印刷术引入欧洲以来,通讯方面的机械化技术剧烈地影响着全球化的所有方面。 P304

比如,世界石油交易情况,对中东局势的变化非常敏感。 P305

与信任相对,当然是“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则随着人们对“脱域”的体验而不断变化,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风险”,“信任与风险,机会与危险,现代性的这些两极矛盾的性质渗进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影响着地方化和全球化之间的相互嵌入过程”。 P306

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宫城县北部发生的里氏9.0级强震,随后导致一系列包括海啸,以及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在内的灾害,将我们与“现代性的后果”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这个距离我们2000公里的地区,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社会回应与反思的“浪潮”。 P307

[1] 本文为安东尼·吉登斯所著《现代性的后果》一书评论,原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1年5月15日刊)。 P308

我的另一个身份是人类学家、专栏作家,同时也是一名译者。 P309

然后,还要煞有其事地对当地居民讲:你们现在这样的生活特别好,千万不要走“现代化”的道路,过上现代化生活以后,好山好水都没有了。 P310

[2] 上面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 P311

而沿海的捕鱼业又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种生活方式。 P312

码头由水中或隐或现的大块礁石组成。 P313

当地的渔业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因为交通条件很不理想,这些本地渔业的收获只能在本地消化。 P314

在说到科塔克教授的第二段皮村之旅前,我们先回顾一下本书告诉我们的第一个重要内容。 P315

但是皮村的其他方面也在科塔克眼中变得不那么“原生态”了。 P316

科塔克在书中说出了当地人的心里话,“我希望这些业余人类学家离开阿伦贝皮。 P317

为了培养合格的工人,这家大型企业还资助村民子女的教育,希望他们在学成后有机会为工厂服务。 P318

在发展之初,规划、布局、调整,等等,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适应过程。 P319

他还记得当年村里最喜欢他的老渔民对他像儿子一样,给他去礁石底下捕捉龙虾过生日的事情。 P320

欣赏完这个巴西海滨村庄的美景,我们就正式了解了这本书的第三个要点,如果想要留住真正的原生态,请你一同经历它的改变。 P321

巴西的故事对中国也很有启发,我们的国家,也走在发展的道路上。 P322

[4] 这里就开始了典型的三段论样式,把要点一一填充,每一个要点要用明确的一、二、三标示出来。 P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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