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经济学:解读中国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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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因年龄渐长而生产能力不断下降,直至无任何生产能力的老人由部落人群共同赡养的养老制度,在当时也是一种自然合理的选择。 P7

如果每个家庭养育一些孩子,将那些青壮年时消费不了的产品“投资”在孩子身上,当他们的孩子成长为青壮年时,他们的养老就由他们的孩子来承担。 P8

”当然,这只是一种乌托邦的思想。 P9

因此,原来以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模式为主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入不敷出的财务危机,养老保险制度隐含的债务包袱越来越大。 P10

因此,当前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转轨是与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同时展开的,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难题。 P11

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在制度设计方面已经进行了诸多建设性工作,完善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但在满足养老需求和制度可持续性方面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 P12

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于19世纪末在德国首创,逐渐传递到欧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较快,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制度。 P13

如果在模型中加入生产和投资,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一因素修正萨缪尔森的模型,那么,养老金的增长就取决于两个因素:人口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P14

第三章“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讨论”,主要讨论为什么需要公共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各国的公共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哪些共同的特征。 P15

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养老保险制度对不同的群体福利有不同的影响,我们从代内和代际两个方面讨论其分配效应。 P16

第四章“养老保险模式选择与经济增长”,从第二章讨论的结论中我们已经发现,既然两种模式中养老金增长的物质基础是完全一样的,即养老金获得增长的物质源泉只能是下一代就业人口的增长和他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么,两种模式的选择会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关键在于两种模式在何种前提下可以增加或减少储蓄率,从而使储蓄率与经济的黄金律增长的要求储蓄率相一致。 P17

但是,如果我们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考虑问题就会发现,基金制养老保险模式对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因此,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基金制通过对资本市场的促进作用从而对经济增长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P18

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金融知识差异很大,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低及缺乏金融知识的人而言,模型的解释力度显然是不够的。 P19

当然在改变某些假定之后,我们也可以发现,养老保险水平对退休决策无影响的情况。 P20

主要理由是:第一,从美国等国家的情况来看,居民储蓄长期低于最优经济增长所要求的储蓄水平,因此当资本积累不充分时,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率将高于人口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之和,即高于GDP的增长率。 P21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已经转向完全基金制的国家,养老保险贡献征收以后,并没有立即用来作为老年人的养老金,而是通过投资经过若干年后才作为养老金发放。 P22

从资金来源上来看,名义账户制的资金来源建立在现收现付制的基础上,劳动者的缴费用于支付当期退休者的退休金。 P23

长期来看,个人账户较现收现付的措施来说,受人口变化的影响较小,国家同时也通过对个人账户资金投资方式进行监管保障基本收益,一些国家设定了最低收益率,降低一部分投资风险。 P24

这时养老基金向社会统筹方向发展势在必行。 P25

在对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总体运行情况进行考察之后,我们又着重对中国养老保险体系运行方面存在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做了考察,利用省级层面数据对养老保险规模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 P26

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尤其是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人口结构的未来变动更加不利于现收现付制体系的运行。 P27

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起源与演变虽然比较成熟的现代养老保险制度在19世纪末才产生,但在人类历史上养老保险思想和现象却是古已有之,其零星地散见于各种社会保障行为中。 P29

这一期间还出现了“养儿防老”的现象,其规模甚至扩大到整个家族,演变为家族养老。 P30

1601年的英国《济贫法》正是在这一人口流动、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出台的。 P31

随之,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出现在19世纪末的德国,德意志帝国议会在1883~1889年先后通过了《疾病保险法》《工业伤害保险法》《退休金保险计划》等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和政策。 P32

但德国的无产阶级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做指导,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战斗组织,因此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比较发达,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很激烈,国内的社会矛盾比较紧张,对当局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 P33

中央政府较少干预地方,立法上实行两院制衡,宪法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P34

之后,陆续有许多国家开始仿效。 P35

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较晚,原因与英国的较为相似:生产力发达,私人保障措施较为完善,且美国的个人主义精神更甚于英国。 P36

到1914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P37

到了80年代初,世界上已有127个国家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养老保险,75个国家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医疗健康保险,16个国家实行了生育保险,136个国家实行了工伤保险,38个国家实行了失业保险。 P38

首先,随着就业与失业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城市中的生活要比同等条件下农村的生活艰难许多。 P39

这是因为保险计划一般面向蓝领工人而非贫困人群,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参加了保险计划,钱就放在了政府手里,也就使得工人更倾向于拥护当前的政府。 P40

五是“列维坦理论”,认为社会保险主要用于尽可能地扩张政府。 P41

在实际的设计和运作中,养老保险制度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体现出不同的运行特性。 P42

在劳动者退休后,以其个人账户上的积累金额(本金加上利息)作为养老金。 P43

由于确定缴费制下缴费与待遇直接相关,实际上参保者承担了制度运作的风险,这弱化了社会再分配功能(即在这种计划安排下收入转移不明显)。 P44

依据参保者的服务年龄和工资基数确定参保者的养老金收益,使得受益与缴费实行了分离。 P45

混合制使养老保险的给付更加复杂,使分配和收入转移的效应更加复杂,也可能造成社会成本的提高。 P46

养老保险收入仅仅满足当前预算期内的支出需求,而不为以后存留积累资金。 P47

完全基金制指的是劳动者在工作期间以固定缴费率在养老金账户上积累资金,由基金管理机构对私人账户进行统一投资管理,劳动者退休后按个人账户积累的基金数量从个人账户上领取养老金。 P48

它将筹集到的资金一部分按现收现付原则用于支付当前退休者的养老金,剩余部分为现在的劳动者预留下来,用于他们今后的养老支出。 P49

可以说所有的养老计划都建立在一个社会契约上,每一代人向上一代人转移他们所生产的商品或劳务,但是将来下一代又会补偿他们。 P50

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有和谐的代际分配关系。 P51

雇员按本人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雇主配套或按工资总额缴纳一定比例的保险费;国家财政负担或补贴一部分。 P52

政府通常没有直接投入,不承担任何费用,也不负直接的经济责任。 P53

实际上,在一个国家中往往并不止一种模式的养老制度,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养老保险改革以来,许多国家建立起了多层次、混合型的养老保障制度的安排。 P54

少数完全基金制的养老保险模式,也是由政府直接管理运作的。 P55

完全基金制的养老保险计划实施“市场运作+政府监控”,法定托管人和具体管理营运的受托人的分离已经成为国际上养老金管理的主流趋势。 P56

如在法国,工人互助组织历史悠久,养老保险制度一开始就分别建立在不同的行业内部,没有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 P57

而当涉及养老保险金的缴纳问题时,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这两种养老保险基本模式的不同选择所导致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些实质性区别就会体现得非常明显。 P58

(二)现收现付制的基本特征从融资的根本来源上说,现收现付制是由工作的一代人的收入支付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所以现收现付制本质上是代际转移支付的问题。 P59

它秉承“代内自养”的原则,依靠个人在年轻时的储蓄来支付老年时的消费。 P60

因此基金制养老保险体系的成功关键,在于是否具备良好的养老基金营运公司和安全有效的资本市场以及严密的法律监管体系。 P61

具体过程如下:假设t期的工人数量为Lt而工资率为w,人口增长根据Lt+1=(1+n)Lt,t时期工人缴纳税收Tt=θwLt,这一期退休人口所获得的养老金Bt+1等于当期工人缴纳的税收,Bt+1=Tt+1=θwLt+1。 P62

因此,在不存在资本积累的经济下,现收现付制的引入对一个经济来讲是帕累托改进的。 P64

在一个动态有效的经济中,ρ必然超过经济增长率γ(Cass,1965)。 P65

假定个人储蓄的实际净收益率rn<ρ,差额显示的是资本边际报酬率和个人储蓄收益的差。 P66

当ρ>rn时,意味着相当于(ρ-rn)sθw0(1+rn)-1的额外损失,另一部分消费现值的损失反映了养老保险贡献回报和资本市场投资回报间的差别。 P67

只有当代际转换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相等时(δ=ρ=rn),每一代就业人口的净福利损失才会降至T0,从而和第一代的意外收益相等。 P68

由此可见,消费现值的净损失不仅存在于养老金体制的最初阶段,而且与其随后的普及密切相关。 P69

从长期来看,劳动力的增长为n,即Nt=N0(1+n)t,如果以每一期人均消费量最大作为长期经济效率最优的标准,索洛在其增长模型中推导出著名的经济增长的黄金定律:当一个经济的资本增长率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加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时,经济处于最优增长的路径,与此相应的利率即为长期动态的最优利率。 P70

第二部分储蓄是就业人口的养老储蓄,每一个人的养老储蓄为τwt-1,全社会的养老储蓄额为τwt-1Nt-1。 P71

只有当现收现付制下一个经济的总储蓄出现不足时,即该经济的利率会大于黄金增长的最优利率,这时如果通过基金制的引进,可以提高国民储蓄,使利率增长回到与黄金增长相一致的水平。 P72

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两大体系平稳运行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P73

也就是说,在现收现付制之下,养老保险体系的平稳运行必须降低养老保险体系的政治风险,保证公众对养老保险体系平稳运行的信心并塑造一个稳定的预期。 P74

两大养老保险体系效果上的差别,产生了许多对两种养老保险体制孰优孰劣的争论。 P75

但是,在现收现付制下,个人的养老金水平是一种政府的承诺,政府可以改变个人的养老金水平,因此个人也面临着政治风险。 P76

而基金制下,个人的养老金水平与个人的养老储蓄联系紧密,因此对个人的消费储蓄以及劳动力供给决策改变很小,从而造成的效率损失也很小。 P77

这些特征包括:公共养老保险体系通常依靠向劳动收入征缴税收的方式来保证运行;绝大部分国家的养老保险体系具有现收现付制的特征;存在代际收入再分配;个人养老金收益与其一生收入正相关等。 P78

(二)养老金受益随一生劳动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养老金受益通常与个人退休前平均工资正相关。 P79

(四)养老保险通过征收收入税(Payroll Tax)来平衡预算绝大部分的养老保险体系通过收入税的形式来收缴养老保险贡献。 P80

退休者没有选择一次性获取全部养老金的权利。 P81

(七)绝大部分养老保险体系由政府负责管理绝大部分养老保险体系由政府管理。 P82

(九)养老保险体系大部分是现收现付制,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穆利甘和萨拉伊马丁(1999a,1999b)发现在实行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全部或部分实行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模式。 P83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政府在老年人方面的支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P84

同样,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建立了养老保险体系。 P86

若筹集方式是部分积累模式的,则只有部分缴费存入个人账户,剩余部分满足当前的现收现付支出。 P87

解释养老保险体系存在与发展的理论很多,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理论角度探讨过养老保险体系的产生与发展。 P88

这些理论大部分都解释了为何由政府来管理养老保险体系。 P89

逆向选择问题在退休保险理论和最优寿命保险理论里都有体现:个人在老年时的健康状况和是否具有继续工作的能力的信息属于外人很难甄别的私人信息,那么市场在提高退休保险时,老年时不具备继续工作能力的人就倾向于购买退休保险,而老年时健康状况良好、具有继续工作能力的人则倾向于不购买退休保险。 P90

保险市场的失灵正是政府介入退休保险市场的理由,政府通过建立强制性的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可以有效地解决退休保险市场上的逆向选择问题。 P91

市场上存在两种保险合约,一种是完全保险H,价格是p,另一种是无保险。 P92

平均成本由所有选择了合约H的消费者的赔付额决定,相应地,边际成本可以表示为:将需求和成本曲线表现在图中则是如图3.1所示。 P93

再考虑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是消费者福利和生产者福利的总和。 P94

因此,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由于逆向选择的存在,保险公司倾向于采用较高的价格,一部分消费者将不购买保险,市场均衡情况下会出现保险不足,从而造成一定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当于四边形CDEF的面积。 P95

一部分不应该有保险的消费者也得到了保险,这部分消费者对保险的估值低于他们的预期赔付额,竞争性力量迫使保险公司降低价格以吸引这些消费者,同时吸引更多有利可图的超边际消费者。 P96

大量研究的结果支持这种正向关联的存在,实证研究的对象包括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Mitchell et al,1999;Finkelstein & Poterba,2002,2004,2006;McCarthy & Mitchell,2003)。 P97

一系列文献探讨了为什么这种总体冲击不能被私人资本市场分化。 P98

之后,派普和威廉姆森(1989)指出工业化加快了经济增长,同时也拉大了年青一代和老年一代的收入差距,因此更加需要政府加强代际收入再分配的力度。 P99

因此,一定程度上养老保险体系是个人一生收入的保险。 P100

戴蒙德(1977)还提出了几个存在“短视”的可能原因:个人缺乏规划一生消费储蓄决策的必要信息;个人因为不愿面对今后某一天会退休的事实而不能做出正确的长期决策;在个人的消费函数中,对未来消费的权重过低等。 P101

社会的平均资本是每个人的人力资本的加权平均:/。 P102

从而老年人的人力资本存量低于社会平均人力资本存量水平。 P103

但是我们发现现实中普遍实行的是累进的所得税,因此卢卡斯的假说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并审慎对待。 P104

该理论认为由青年人向老年人的收入再分配是效率增进的,因为它减少了储蓄,刺激了消费。 P105

7.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理论现收现付制下,养老金来源于年青一代的收入税,这样看来好像老年一代的养老金水平和年青一代的收入直接相关:年青一代的收入越高,按照一定税率的养老保险贡献的缴纳就越多,从而老年一代获得的总量养老金就越多。 P106

收入分配有助于减少收入差距,从而促进消费、维护社会稳定等,而且收入分配很难由私人市场完成,因此在很多时候也是政府实行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 P107

他通过计算美国各代养老保险收益率的差别,显示了美国养老保险体系的代际收入再分配功能。 P108

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养老保险的代际收入再分配功能提供了代际风险分摊机制。 P109

迪斯尼和约翰逊(Disney & Johnson,2001)集中了10个主要OECD成员的专家,以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对各自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做了比较研究,我们在此仅介绍他们所得到的主要结论,以对世界范围内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保分配效应有一个直观的、大概的了解。 P11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养老保险体系的代内收入再分配情况。 P112

我们将在持久收入模型的框架下分析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对收入不平等以及财富不平等状况的影响。 P113

从上面的结果,读者可以发现个人之间资产不平等的变化远比个人之间消费与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的变化速度要快。 P117

在上面简单的模型中,我们讨论了养老保险体系的代内收入再分配机制缓和了个体间的消费及财富不平等的状况。 P118

以上因素的存在抵消了部分乃至全部的养老保险体系“累进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P119

肖严华(2008)从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两个角度考察了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分配功能,发现“双轨制”导致了代内人群间不公平性加剧,而现收现付制的代际互助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代际不公平问题。 P120

总体而言,有两类模型可用来解释政治斗争:多数原则的理性投票(Majority Rational Voting)模型和利益集团(Pressure Group)模型。 P121

1.老年人领导政治联盟获胜模型由于老年人并不占投票者中的大多数,那么在多数原则的投票模型中,老年人并不能保证获得多数选票,以支持他们合意的政策,所以他们必须与其他利益集团结成联盟以便于在投票中胜出。 P122

相比于青年人和中年人,老年人更加同质,他们都偏好养老保险,是最团结的投票群体,因此形成了一个比较统一的票仓,而社会保险的代内再分配成分使得这个系统可以获得低收入的青年人的支持。 P123

在资本市场提供高回报时,贝弗里奇模式也更可能出现。 P124

最后,获胜的政治联盟中包含了穷人,因此养老保险体系应该是累进制的,以实现收入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 P125

自利的青年人和中年人可能不愿意支持养老保险体系,除非他们预期这一体系在他们年老时依然存在。 P126

对于青年人而言,在当前和下一期中共支付2A,但在年老的时候将得到2A的收入,由于没有贴现,他们的收益和支出的现值持平,因此他们对是否在当期引入养老保险制度抱无所谓态度(当我们放松假定条件,允许出现经济增长,则利率和贴现率为正,养老保险制度将损害青年人的利益。 P127

布朗宁的理论并没有解释这一点。 P128

马特奥斯普拉纳斯(Mateos-Planas,2008)用一个没有承诺的一般均衡OLG模型(马克洛夫均衡)分析了社保的决定因素,模型中代理人能生存很多时期,每个时期的替代率都由具有前瞻性的代理人投票决定。 P129

特佩和范会西(Tepe &Vanhuysse,2009)对传统的中间投票者模型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投票选择模型通常会忽视公共支出的路径依赖和长期支出承诺,事实上公共支出更多的是一个遗产,而不是选择,政府不能随意更改公共支出水平,尤其是对于养老金而言。 P130

(二)利益集团模型不同于投票模型,利益集团模型主要通过利益集团的分析方法来构建模型,并解释养老保险体系存在的原因。 P131

例如,可以将个人收入视为个人的主观努力程度和生产率的乘积。 P132

假设有个工人用未来的养老金收益做抵押进行借款,那么他年老时工作的动机比那些没有借款的人更强,因为后者工作将丧失养老金收益,而前者将这种损失转移到了债权人身上。 P133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养老保险体系中的收入转移虽然从经济效率角度看似乎是无效的,但它有利于保护纳税人,使他们避免受到来自受益人方面的过多压力。 P134

下面我们来看两个决策主题的决策问题:首先,青年人的决策问题。 P135

净收益为养老收益T与成本之差,成本包含两个部分:直接成本O和福利损失M。 P136

具体而言,对于任意给定的养老收益,M′的值越大意味着养老收益对老年人福利的边际损失越大,从而也就意味着养老保险体系的所造成的效率损失越大。 P137

该模型另一个较大的缺陷是只假定青年人将成为纳税人,但却没有解释为何不是老年人向青年人纳税,即对政治斗争的内部结构未做讨论。 P138

我们假设一个经济中不存在增长,私人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是r (r>0),第一代老年人从青年人手中得到T单位(T>0)的养老金,养老金的征收与支付都是一次性的。 P139

该理论的问题正是存在于非理性的假设前提:青年人怎么相信当他们年老的时候养老保险制度还能得到有效的执行,虽然老年人对此做出了承诺,但这种承诺并非完全可信,甚至当老年人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未来的青年人还没有出生。 P140

私人养老金计划的回报率等于资本市场的回报率r,而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计划的回报率将等于经济的增长率γ。 P141

由于这些原因,只有当现收现付制的回报率rss大得足以弥补补贴和税收造成的福利净损失时,连环传导机制才是可行的。 P142

从中我们也能看到为何养老金数额与退休者的工资水平挂钩,因为退休者的工资水平越高,从他们手中赎买工作的代价也越大。 P143

此外,美国的体制受利益集团干扰严重,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把守政治体制,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使得政体越来越偏离公众的利益(Fukuyama,2015)。 P144

均衡税率对人口冲击的反应会降低老年的消费风险。 P145

战争冲击可能影响了中产阶级的经济和管理偏好,当中产阶级有高度的股票市场参与时,会支持对投资者的权利保护,从而倾向于将养老金储蓄投到资本市场,促进金融发展(La Porta et al,1997,1998),但当财富很集中因而中产阶级大多依赖劳动收入的时候,会倾向于社团主义者的政策,即劳动保护,反对投资者保护(Pagano & Volpin,2005;Perotti & von Thadden,2006),因此在这样的国家,政治上的大多数会选择不要把养老金投到资本市场。 P146

在1935~1950年建立起来的养老保险体系,虽然经常被修改,但大多数仍然存在,国家和私人的养老保险的历史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持续了(Mulligan & SalaiMartin,2004)。 P147

一般来说,养老保险制度的引入,会通过行为人一生的预算约束的改变或所面临的风险而使个人的最优决策发生变化。 P148

但是,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消费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们发现有很多计量事实不能由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所解释,比如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 P149

在我国由于没有遗产税与历史文化的原因,遗产动机也是家庭储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因此关注遗产对个人储蓄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P150

”[1]正因为叠代模型是养老保险模型得以建立的基础,并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洞察各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在逻辑。 P151

为了得到内生的储蓄与消费决策,需要引入企业的决策来确定利率和工资。 P152

右边是净储蓄:第一项是青年人的储蓄;第二项是老年人动用的储蓄。 P153

2.基金制养老保险制度对生命周期储蓄的影响设dt是t期青年人的养老保险贡献,bt是老年人在t期得到的养老金。 P154

这一结论背后的直觉很明显:社会保险储蓄dt,被私人储蓄的同等减少所抵消,总量s′t+dt恰好等于分散经济中的储蓄水平st。 P155

为了进一步分析养老保险对私人储蓄的影响,我们求解满足约束条件(4.2″)式的最优化问题(4.1)式。 P156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在生命周期叠代模型中论证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这两种不同筹资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生命周期储蓄的影响。 P157

如果基金制的养老保险体系也诱使个人提早退休,那么基金制将倾向于增加个人储蓄。 P158

个人储蓄变为Y1B-C1A,储蓄减少的部分Y1A-Y1B是由于养老保险的挤出效应。 P159

但是,盖尔(Gale,1995)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了代内收入再分配对个人储蓄的影响。 P160

考虑到个人面临寿命的不确定性,养老保险体系通过年金化的养老金,实际上向个人提供了对未来过于长寿的保险。 P161

如果个人的养老保险资产与个人其他的资产具有良好的替代性,那么结论就与基准模型相同;如果个人发现两种资产并不具有良好的替代性,个人就不会根据其养老保险财富的大小来一对一地替代个人储蓄。 P162

因此,养老保险体系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保险功能,减少了预防性储蓄。 P163

巴罗指出老年人出于关心下一代的利他主义动机,会给年青一代留下遗产,而遗产这种代际收入转移与现收现付制下的收入转移的方向是相反的,前者是收入从老年一代转移到年青一代,后者则是由年青一代转移到老年一代。 P164

具体分析养老保险体系的一般均衡结果,需要借助复杂的模型与数值模拟的方法。 P165

继费尔德斯坦(1974)开创性的研究之后,大量的实证文献检验了养老保险财富和家庭储蓄之间的替代性。 P166

如何确定预期的养老保险财富对时间序列研究的结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P167

例如费尔德斯坦(1974)估计的养老保险减少38%的储蓄,并不意味着资本存量将比不实行养老保险时减少38%,因为在他的估计中包括了获得意外收益的第一代。 P168

根据前面介绍的生命周期假说,在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下,当养老保险财富增加一单位,个人财富会相应地减少一单位。 P170

但是除非研究者能够在回归方程中包括所有影响个人财富的重要变量,并使用正确的回归方程,否则会产生错误的结果。 P171

阿塔纳西奥和布鲁贾维尼(Attanasio & Brugiavini,2003)利用微观面板数据对意大利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的研究发现,养老保险财富对于私人金融财富具有替代作用,随着1992年改革导致的养老保险财富的减少,人们的储蓄率上升,特别是中年人。 P172

因此养老保险的抵消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养老保险体系及其变化的了解。 P173

卡普坦和潘尼斯(Kapteyn & Panis,2005)利用三个国家(美国、荷兰和意大利)的微观数据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在养老金给付水平更高的地方,个人通常拥有更少的储蓄。 P175

他们还发现替代性的强弱与教育程度有关,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没有发现替代效应的证据,而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养老金财富完全挤出了私人财富,但在地中海地区和东欧国家替代程度很有限。 P176

例如,当政策制定者发现许多个人在退休时由于储蓄较少而导致老年生活的贫困,此时政策的制定就会加大养老保险的规模,这就意味着即使养老保险对储蓄没有影响,也会使低储蓄率的国家会有比较高的替代率。 P177

考察基金制对储蓄的影响,实际上就是考察强制储蓄和自愿储蓄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的大小。 P178

在澳大利亚的养老基金机制开始实施的时候,澳大利亚政府估计存到养老金账户里的每一澳元,都会给其他储蓄带来30~50分的抵消。 P179

阿塔纳西奥和布鲁贾维尼(2003)、阿塔纳西奥和罗威德尔(2003)运用工具变量,通过使用外生的国家政策变化来避免由个人报告养老金财富所带来的可能的测量误差。 P180

为退休进行的储蓄是和其他类型的储蓄不一样的,其他类型的储蓄更可能是出于短期需求。 P181

这是由于虽然养老保险挤出个人的生命周期储蓄,但是非流动的养老保险财富并不是预防性储蓄(针对个人收入的不确定性)的良好替代,个人出于预防性的动机必须要增加储蓄。 P182

但均衡只不过是存在于经济学家头脑中的一种理想状态,现实经济从来不会达到均衡状态,而是处于一种不断向均衡状态逼近的过程中。 P183

而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对储蓄的影响不是十分明确,取决于是否确实存在挤出效应,如果存在,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不存在,就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P184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所指出的:如果对金融资产支付的利率大大高于现有技术条件下的投资效率,金融资产就会引诱一些企业家从落后的生产过程中抽出资金来为进行先进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投资的其他企业提供资金。 P185

在这方面,基金制要比现收现付制有更明显的优势。 P186

这就需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让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P187

养老保险体系的不同会影响父母以及政府对教育的投资,进而影响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 P188

在自由放任经济与基金制下,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代际外部性,个人无法获得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因此他的教育投入低于最优水平。 P189

因此在考虑到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作用之后,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依然会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基金制则没有这种作用。 P190

分母的符号不清楚,因为提高利率对储蓄的影响不清楚。 P191

例如,若我们假定效用函数为代数型效用函数:u= lnc,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f(k)=Ak-δk,其中δ是折旧率,所以f(.)是净产出而非总产出。 P192

并假设计划者仅关心t+1期当前和未来各代的效用。 P193

r*满足:当R和n不很大时,(4.14)式可以近似地表示为:f′(k*)=R+n。 P194

如果稳态资本存量超过了黄金律水平,资本存量的减少将使稳态的消费增加。 P195

因为在基金制下,养老保险的引入不会对储蓄产生影响,因而也不会对社会福利产生影响。 P196

所以,养老保险增加使得储蓄轨迹向下移动,从s到s′。 P197

稳态的资本存量减少了,未来各期的资本存量相对于它原本应该的值也一样减少了。 P198

此时,若引进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因为它对稳态均衡没有影响,所以也无力改变经济中资本积累过度的缺陷;若引入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因为这一制度会对稳态均衡产生影响,使稳态资本存量减少,所以会改善经济中资本积累过度的缺陷。 P199

[1] 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卷3)[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821.[2] 稻田条件是指:f(0)=0,f′(0)=∞,f′(∞)=0。 P200

这一章我们将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讨论养老保险体系选择对资本市场运行的影响。 P202

两种不同的养老保险体系,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 P203

类似地,ri表示资产i的预期收益率,r是由ri组成的向量。 P204

从模型的结论(5.14)式,我们很清楚地看出养老保险财富对个人资产组合的影响。 P207

在他们的分析中,养老保险的上升会挤出年金需求,当公共养老保险减少的时候,人们会通过购买更多的年金来弥补,二者之间几乎是完全替代,因此年金对股票和债券投资的影响可以被用于推测养老保险的影响。 P208

在标准情况(没有保险费用、不对称的死亡率认知及遗产动机)下,最优选择是如果金融财富超过了一定水平就开始购买年金,即使还没有到退休年龄,之后逐渐把金融财富转移到年金上来,到50岁的时候不再持有直接的债券投资,78岁时不再持有股票投资。 P209

长期来看,向基金制的转变带来的并不全是改善,许多人能从中获利,但收入最低的阶层获利最少。 P210

在对居民投资组合的研究中,一个关注热点是人们的金融知识水平。 P211

范·阿罗、卢萨尔迪和阿莱西(2011)同样对荷兰进行了研究,认为大部分家庭缺乏关于基础金融概念的知识,拥有更多金融知识的家庭更倾向于为退休做打算。 P212

PPRFs的总体规模在2006~2007年大约是4.4万亿美元(如果包括美国的信托基金),表5.1和图5.1分别列出了一些国家PPRFs占GDP的比例和规模,OECD成员的PPRFs占GDP的比例约为15%,非OECD成员约为4.2%,日本的PPRFs规模更是高达1.22万亿美元,占GDP的27.9%。 P213

其中,澳大利亚、瑞士和美国的确定缴费制已经比确定给付制规模更大,但日本依然几乎是100%的确定给付制。 P216

与李嘉图等价假说和莫迪格利亚尼—米勒定理一样,这个中性结果的结论也依赖于许多严格的假定,比如完全的资本市场与个人不受到流动性的约束。 P220

养老保险经济学:解读中国面临的挑战 经济管理电子书 第2张类似的,吉纳科普洛斯等人(Geanakoplos、Mitchell & Zeldes)发现,在美国,许多个人由于不同的原因并没有投资于股市,当养老保险基金改变投资组合并投资于股票时,可以显著地提高这些受到约束的个人的福利状况。 P221

养老保险税率的下降意味着个人年轻时的可支配收入上升,个人将增加储蓄,并使均衡增长路径上的人均资本存量上升。 P222

此后的一些研究则认为机构投资者对噪声和跟风行为更不敏感,因而行为更加理性(Aggarwal & Rao,1990;Chopra et al,1992;Daigler & Wiley,1999;Brennan,2004;Kaniel et al,2008)。 P223

此外,虽然许多文献认为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的转变会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因为这一转变可能增加储蓄,从而提高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储蓄的比例,但埃里克和阿明(Eric & Armin,2003)质疑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预期的人口老龄化会刺激储蓄和资本市场,但一旦人口老龄化到来,这一刺激就消失或者向反方向进行了。 P224

这里的风险很容易理解:弱的市场导致低回报,而且比起发达市场的成本更高。 P225

由于采用的方法和样本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在这些方面都存在争议。 P226

对其他国家的研究中,沃伦科娃和博尔(Voronkova & Bohl,2005)发现,波兰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羊群行为和正反馈交易比起成熟市场要高许多,这可能是由于严厉的投资管制和市场高度集中,他们没有发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交易对将来的股价有显著影响。 P227

对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机构投资者的讨论,目前在结论上还存在争议,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机构投资者会增加股市的波动性。 P228

基金持有人的频繁申购和赎回使得机构投资者更加被动,同时,机构投资者也会主动利用市场上投资者的行为金融偏差,这两种效应叠加造成了机构投资者的助推行为。 P229

对资本市场发展的分析大多使用跨国数据。 P230

但是,他们承认他们的一些估计结果受到严重的测量误差的影响,结论也是初步的,当有更长期的观察数据时需要进一步确认。 P231

对于拉丁美洲而言,公司倾向于在国际市场上发行债券,但养老保险基金的快速发展刺激了本地的公司债券发行(Mihaljek、Scatigna & Villar,2002)。 P232

首先,人口变化会改变这些国家的储蓄的时间路径。 P233

[4] 有些养老保险基金虽然不是政府所有,但会收到政府的大量补贴,或者是像智利一样经过养老保险改革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私营的养老保险基金,这些养老保险基金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与政府统一管理的基金比较类似。 P234

这一章我们将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讨论养老保险体系选择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进一步揭示养老保险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 P235

与之相类似,英国65岁以上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从1900年的61%降到8%,德国则由58%降至5%。 P236

这样的养老保险体系会改变个人的退休决策。 P237

接下来,我们依次放松这三个假定,可以发现这时养老保险体系会明显地改变个人退休决策。 P238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定在这个模型中的储蓄仅仅具有储藏功能,它的收益率为零,个人的主观贴现率为零,这两个假定可以被放宽并且不影响模型的主要结论。 P239

这时候我们发现在存在养老保险体系的情况下,个人效用最优化问题与不存在养老保险时个人的最优决策问题相一致[2]。 P240

当我们放松完全金融市场的假定,假定个人不能以市场利率在市场上借入或贷出资金,即个人每期的私人储蓄必须大于零,st≥0,ct≤1-p。 P241

根据消费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个人就倾向于使用多余的养老保险储蓄(相对于个人合意的储蓄而言)去购买更多的闲暇,而在这个模型中,个人获得闲暇的唯一途径就是退休。 P242

在存在流动性约束的情况下,最低领取养老金年龄的规定就会推迟或提前个人的实际退休年龄。 P243

接着我们来看养老保险水平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上式右边的分母小于零。 P244

在上述分析中,养老保险作为一种强制的储蓄,影响了劳动者的跨期决策。 P245

基于此,科伊尔和格鲁伯( Coile & Gruber,2000); 格鲁伯和怀斯(2002); 隆押尾桑等人(Takashi Oshio et al,2011)等研究表明,劳动者会比较不同时期退休得到的养老金财富,如果延迟退休会使养老金财富增加,则劳动者会选择延迟退休。 P246

2.期权价值模型以上三种度量养老金对劳动者退休行为影响的指标虽然考虑了退休时间的不同导致的养老金的变化,但是它们都仅从收入的角度出发,忽略了退休带给劳动者的多余的闲暇。 P247

施托克和怀斯(1990)利用微观个体的退休行为和工资养老金的信息,用极大似然法估计了模型中的重要参数:度量闲暇的κ、度量效用凸性的γ和贴现率β。 P249

同时,如果劳动者在整个样本期都没有退休,那么概率为: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利用微观数据的劳动者的退休选择,用极大似然法估计模型中的重要参数κ、γ和β,得出κ约为1.665,γ约为0.769,β约为0.786。 P251

近几年的文献对期权模型进行了扩展,将上述渠道也纳入期权模型的分析框架。 P252

二、延迟退休对中青年劳动者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养老保险和退休政策会直接影响老年劳动者的退休决策,改变他们的劳动力供给行为。 P253

老年劳动者就业的增加并不必然挤出中青年劳动者的就业。 P255

其中根据第六章第一(二)小节中的定义,隐性税可以用/来度量,隐性税越大,说明老年劳动者延长工作年限的额外收益越小,老年劳动者延迟退休的激励越小。 P256

进而该文章利用计量模型去分析。 P257

实证结果表明,无论哪种模型,老年劳动者和青年劳动者的就业都是显著正相关的。 P258

同时他们还对劳动者按教育程度进行分组,由于相同教育程度之间的劳动者可能存在更大的替代性,结果显示在同一个组中老年劳动者对中青年劳动者就业没有显著影响(除了教育程度最低的那组中,老年劳动者与青年劳动者就业显著正相关)。 P259

一些延迟退休的反对者认为由于延迟退休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可能造成“部分就业”以及工资下降等。 P260

[2] 读者可以发现养老保险体系的参数并不进入个人目标函数,并且个人的预算约束并不随养老保险体系参数变化而变化。 P261

面对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的财务困难,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包括:降低养老金发放水平,增加养老保险税,延迟退休,通过移民或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保持养老保险体系的财政均衡,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等。 P262

医学知识的广泛普及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导致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老龄化的速度比许多发达国家更快。 P263

为了解决世界养老保险体系面临的这些普遍问题,世界银行提出了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改革蓝图。 P265

第二支柱与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同。 P266

正是因为第二支柱的引入是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核心所在,所以我们在下一节具体分析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的争论。 P267

我们以是否彻底放弃现收现付制基础为标准,把各种改革措施分为两类,一类是“改良主义”的,即主张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另一类是“激进改革”,即主张根本性的改革,要求从现收现付制转向私人管理和投资的完全基金制。 P268

既然向完全基金制的转轨并不能解决现有体制存在的问题,并且有可能引起诸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风险分摊功能不足等新问题,因此改良派认为对现有体制进行适度的调整更为可取。 P269

当人口按n速率增长时,每一代人实际上是按n比率向上一代人的储蓄支付利息,因此在一个纯储蓄并通过现收现付的代际转移来维持养老保险的社会里,养老储蓄的利率等于人口增长率。 P270

从长期来看,劳动力的增长为n,即Nt=N0(1+n)t,如果以每一期人均消费量最大作为长期经济效率最优的标准,索洛在其增长模型中推导出著名的经济增长的黄金律:当一个经济的资本的增长率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加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时,经济处于最优增长的路径,与此相应的利率即为长期动态的最优利率。 P271

只有当现收现付制下一个经济的总储蓄出现不足时,即该经济的利率会大于黄金增长的最优利率,这时如果引进基金制,可以提高国民储蓄,使利率增长恢复到与黄金增长相一致的水平。 P272

而金融市场则出现超额供给,导致金融资产的价格下降。 P273

但是这一点忽略了人口结构与资产价格的关系。 P274

以上的分析对基金制可以比现收现付制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提出了疑问,在基金制下,当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养老基金必须卖出它持有的债券、股票以支付老年人的养老金,同时未退休人群数量的相对减少,导致金融资产的供给大于需求。 P276

在t=0时刻在经济中引入由收入税平衡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收入税的税率为θ。 P277

在第六章我们已经讨论过,遗产动机(Barro,1974),养老保险体系的诱致退休效应(Feldstein,1977)等因素的存在使得现收现付制一定减少储蓄的结论大大值得怀疑。 P278

转轨成本也就是转轨所必须支付的隐性养老金债务。 P279

在费尔德斯坦所提出的该转轨计划中,是什么机制带来了后代福利的上升呢?是否仅仅是因为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二者的收益率不同,从而由低收益的养老保险体系转向高收益的养老保险体系就会带来福利的上升呢?为了更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描述另一种债券转轨的路径。 P281

如果隐性的养老金债务并没有得到偿付,那么仅仅由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制并没有改变养老保险体系实质上的均衡。 P282

从费尔德斯坦的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γ的大小是影响转轨福利收益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P283

表7.3是转轨期间养老保险系统的平衡与转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P284

正是转轨所带来的增长效应超过了转轨所需偿付的成本,使得转轨得以顺利实施。 P285

面对这一批评,费尔德斯坦指出美国居民拥有很少的金融资产,1995年59%的美国居民并不持有任何形式的股票,50%的44~55岁的居民和60%的55~64岁的居民没有持有任何形式的股票,以至于那些接近退休的人群人均持有的金融资产不及他们半年的收入[8],所以他认为美国居民普遍面临着凯恩斯式的流动性约束,没有足够的金融资产来减少以抵消个人账户的储蓄。 P286

(三)个人养老基金投资于资本市场的收益、风险及其宏观经济影响基金制下是否就有较高的收益率呢?支持转轨的经济学家认为:具有个人账户的基金制养老保险体系通过将养老保险贡献分散地投资于资本市场可以获得资本市场的预期收益率。 P287

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集中管理,统一核算,因此它的规模效应比较明显,管理成本较低。 P288

以上我们讨论了两种养老保险模式的收益率,但是仅仅比较两者的收益率是不完整的,一个完整的分析还应该包括两者风险的比较。 P289

对现收现付制而言,在养老保险贡献率一定的情况下产出的下降会降低征收的养老保险贡献。 P290

美国标准普尔指数在过去的70年中曾经有8年下跌的比例超过10%(按照名义值,如果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节,下跌的年份将更多)[10],而且有三次下跌的幅度超过35%。 P291

因此基金制的养老保险体系的平稳运行,需要发育良好的资本市场、有效率的资产管理公司和有效的政策监管体系。 P292

我们都知道现收现付制并不像基金制一样把每年征收的养老保险贡献投资于资本市场,而是将每年征收的养老保险贡献立即转移给每年的老年人作为养老金。 P293

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对劳动力供给的扭曲作用,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费尔德斯坦认为只有转向具有个人账户的基金制养老保险体系才能够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P294

但目前老龄化的加剧催促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 P295

其中第一种成本是改革之前遗留下来的,叫作遗留成本;后两种是改革引致的成本。 P296

比如,关于利率的选择,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政府债券的利率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替代,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化不充分,这个利率并不准确。 P297

原来改革遗留下来的成本以及新改革引致的成本都可以通过隐性养老金债务来表示。 P298

第二种情况,改革只针对年轻的劳动者,比如40岁以下的劳动者,而其余年龄较大的劳动者还在原来的养老金体系下,那么,改革时立刻需要的现金流不会很大,但是会逐渐上升,直到所有劳动者都进入新的体系,比如将退休年龄设定为60岁,那么在20年以后,所有劳动者都是在新的体系下的。 P299

第三种方法为转型成本融资——税收,对这一方法争议较大,因为税收会对劳动力供给造成扭曲。 P300

黄金律通常是指平衡增长路径中消费最大化的条件。 P301

随着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的增长以及出生率的下降,每一名退休人口所对应的工作人口数量都在下降。 P302

不同的国家已经使用了不同的方法来改革它们的养老金系统。 P303

即使能够复制,也不一定能够产生同样的结果。 P304

在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日本和韩国等欧洲国家和东亚国家,如果现有人口参数和养老金制度不进行任何改变,2050年时的每名65岁以上老年人将仅仅有1名左右的工作人口进行赡养。 P305

老龄化的效应可能减缓经济增速与生活水平。 P306

绝大部分OECD成员都使用来自雇员和雇主的缴纳来为养老保险系统融资,其中一些OECD成员也会使用其他收入来支持养老保险系统。 P307

在具有企业年金的最大的七个国家中,养老金基金的累计值超过GDP的25%,包括美国、加拿大和丹麦。 P308

这些改革的模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事实上,许多国家采取了不止一种的改革方式。 P309

第三,个人账户:这些账户是个人所有的全资账户,由企业雇主或政府或制定的第三方管理。 P310

这些经验也强调了在实施这些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很多精力,另外一项改革的关键是,政府必须确保公众对养老金系统改革的意义已经了然于胸。 P311

具体方法如下:1.增加收入计算年数一些国家为了降低最初福利水平,延长了计算一生平均收入水平的时段。 P312

虽然我们研究的大部分国家使用平均工资指数,但还有一些国家包括比利时和法国等,使用的是价格指数。 P313

在退休的时候,每个账户中积累的名义资本会依据特定的计算方法转换成每年的养老金给付,例如在退休的时候对寿命的预期进行每年年金给付的折算等。 P314

总的来说,那些接近或达到养老计划经济可持续的国家都采取过不止一种形式的国家养老计划的改革。 P315

英国和比利时会对低收入群体的给付进行补贴,使他们在收入水平低至无法缴费时的福利水平也能与最低缴费标准下能够获得的福利水平相等。 P316

尽管没有完全改善现状,但新的补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退休人员工作和储蓄的动机,因为只有一小部分的额外收入被退休金的减少抵消了。 P317

这将有助于为劳动者提供足够的时间来了解这些退休计划的变化将如何影响他们的退休金收入。 P318

较早颁布措施的国家有足够的时间积累足够的储备,这有助于降低无法履行退休金义务的风险。 P319

同样,比利时和荷兰计划维持预算盈余、减少政府债务和相应的利息支出,并将这些预留款项转移到它们的储备基金中去。 P320

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日本违背了为养老的目的而进行提前融资的主要目标,即提前储蓄和积累资产,以在劳动者缴费率不变的条件下向退休人员持续提供足够的补助。 P321

除此之外,养老储备基金对私人债券的投资可能对企业监管产生负面影响。 P322

其他国家,包括新西兰等,已经采取措施提供定期报告和更全面的养老金储备基金信息披露。 P323

限制基金投资方式和佣金费用等措施可能有助于确保个人补助的充足性,但过于严格的限制也可能给个人或养老基金经理带来负面影响。 P325

在这种情况下,过渡成本几乎可以不计,因为国家并没有从现有资助中转移任何资源。 P326

与此同时,对匈牙利的短期赤字的担忧使个人账户缴费率的增长低于预期。 P327

瑞士则保证2004年账户持有者的最低收益率为2.25%。 P328

由于需要保障个人最低收入水平,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都可能导致政府开支增加。 P329

然而后来,大多数国家都扩大了可选择的投资组合范围来增加投资多样性,但仍对此加以限制。 P330

智利允许基金对退休后开立新账户、个人账户缴费和分期领取收取手续费。 P332

波兰的销售问题部分是由销售商训练不足引起的,此时这些销售商在和客户接触时可能采取了有问题的做法。 P333

两个国家都需要年金的支出,但市场上没有相应的年金类型。 P334

在墨西哥,政府会给劳动者提供强制养老计划的信息,包括关于养老基金佣金以及收益的信息。 P335

通过降低福利水平,提高缴费标准来维持长期财务平衡。 P336

显然这不是一项简单的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通常需要不止一种形式的改革。 P337

而这样的调整,导致了“缺口”的产生。 P338

1983年,美国的一名专栏作家首次使用了“缺口婴儿”这个术语来指代1917~1921年出生的人口。 P339

”最初的养老保险政策则在明朝就出现了[1]。 P340

该条例为国有企业职工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在退休年龄、养老保险领取资格、养老保险金额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 P341

因此,1951~1978年,中国养老保险的条件逐步放宽,待遇逐步提高。 P342

这一时期的养老保险制度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在养老金的融资上是一个规定缴费的现收现付体系;第二,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有限,仅包括国有企业、政府机关以及其他一些国有单位;第三,养老保险体系不统一,存在着行政区划、行业划分和企业划分上的分割。 P343

由表9.2可见,退休人员从1978年的314万迅速增加到1979年的596万,增加了近90%。 P344

养老保险未能社会化削弱了国家行使对企业的控制权: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负担了养老保险的社会职能,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模糊了经营失败的“责任归属”,不利于评价国有企业经营成本和经营业绩;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顺利地退出企业,企业也不能破产。 P345

人口结构变动的这一趋势势必给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造成日益沉重的支付负担。 P346

1995年3月,国务院发出《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该通知确定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原则,提出了具体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P347

这个计算的假设是平均预期寿命为70岁,并且工资的增长率等于名义利息率。 P348

个人缴费率一次性提高到个人缴费工资的8%,并全部进入个人账户;企业交费全部进入统筹账户。 P349

同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决定在全国10%的县(市、区)按照“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原则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 P350

另一方面,设立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基金制可以使公共财政摆脱不利的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风险。 P351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是一种由企业根据自身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为职工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 P352

另外,非公有制企业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将促进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提高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 P353

三、中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2010年以后)(一)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2009年之后,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继续发展。 P354

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支付终身。 P355

由于就职于国有企业的人员比例不断下降,由1980年的63.6%下降为2013年的7.2%,而同一时期,1990~2009年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中退休人员增长4倍左右,年均增长率为9.8%,向养老保险体系提供资金来源的人数的增长远赶不上退休人数的增加。 P356

当体系内的养老金入不敷出时,由国家财政负担亏损,向养老保险体系注入资金,因此表现出年度基金收入和支出平衡的局面。 P357

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收缴率在改革后的前10年呈逐年下降趋势。 P359

另外,基金的支出逐年增加,从基金支出与GDP的比例看(见表9.4),1991年为0.79%,2000年为2.12%,20世纪90年代后期比90年代前期养老金占平均工资的比重有明显增加,平均在75%左右,大大高于西方国家平均25%~50%的水平。 P360

试点方案提出把个人账户做实,实行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分开管理,个人账户实账运营。 P361

由于东中西部地方财政能力的不同,农民参保缴费标准以及待遇水平也不一样(见表9.6)。 P362

人口老龄化对财政负担的影响将被城镇化和财政收入增长所冲销,中央财政的负担率呈现倒U形或逐年降低的趋势。 P364

陈华帅和曾毅(2013)发现,新农保在增进农村老人福利水平的同时,对于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有着显著的“挤出效应”。 P365

我们考察这些指标2007~2009年的平均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年度数据中有可能存在的非稳定性因素的作用。 P366

不难发现,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财政支出中用社会保障补助的支出都比较少,在10%以下;而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省份,社会保障给地方财政造成的负担比较高,有些省份比重超过15%。 P367

与经济发展差异相对应的是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非农就业比重的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城镇化水平和非农就业的比重也较高。 P369

鉴于地区间对外贸易规模的差异,全球化在各地区社会保险水平的决定上显然有不同的影响。 P371

比较各地区的老年人口赡养系数与各地区养老保险的收支比后,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弱相关关系,即老年人口赡养系数低的地区收支比就相应较高,养老保险基金比较容易实现均衡运行。 P372

因此,目前的退休人员大多来自国有企业。 P373

养老保险体系的负担系数(退休人员与参保职工之比)全国平均为24.5%,而在传统的工业基地,例如上海、辽宁、天津、重庆、四川等,负担系数都比较高,一般在30%以上,或接近40%。 P374

由于目前养老保险基金在省级范围内统筹,中央政府无力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和调剂养老金,无法解决各地区在养老保险水平和负担上的差异和不公平性。 P375

中国农村养老保险的建立不同于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它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传统的社会习俗的变化应运而生的,首先是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由地方政府组织实施。 P376

到1997年底,全国有大约2000个县开始组织实施农村养老保险并设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 P377

2000年国务院明确地表明了对建立农村养老保险的态度:在农村建立强制性的养老保险的条件尚未成熟,养老基金的分散管理存在很大的风险。 P378

综上所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依然保持了城乡分割的格局,养老保险制度的二元化特征可以归纳如下(见表9.10)。 P379

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农业的比重萎缩;伴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达,农业生产经历了结构变迁;与美国形成对比的是,欧洲农业以家庭耕作为主,农民的收入相对较低。 P380

GDP已经折算成可比价。 P381

从欧洲国家的历程看,中国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建立当前并非为时过早。 P382

就农村家庭养老而言,诚然,家庭成员之间分享劳动成果、分担风险是一种有效的互助和保障。 P383

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态势受到了抑制,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 P385

其次是储蓄的下降。 P386

姚洋(1998)抽取了12个大类行业中的14670个企业作为样本,采取随机前沿分析法估计了12个大类行业的生产函数,并计算了各个企业的技术效率,研究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集体企业的技术效率高22%,私营企业高57%,外资企业高39%。 P387

如果居民能够将财富投资于除储蓄之外的其他金融产品来分享年均10%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祉增进,那么银行部门将只能通过提高利率来吸储,进而抬高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 P388

由于金融资源配置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运行,金融资源价格无法准确地反映资源稀缺的信号,金融体系也无法甄别出效益好的企业与效益差的企业,以及收益较高的项目与收益较低的项目。 P389

可见,FDI在中国的回报率远大于外汇储备的回报率。 P390

已有研究表明,高效率的金融体系能够鼓励研发和创新,只有通过不断地研发和创新,企业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才能够利用大量外汇储备进行海外投资。 P391

2013年底银行表内资产中,贷款业务占57%,证券和股权投资占22%,同业业务占6.5%,再加上表外理财资金,市场化定价产品占比已经达到了90%;从负债端来看,债券发行融资、同业负债合计占20%,这部分由市场定价,再加上表外理财产品,那么市场化定价产品占比已经接近30%。 P392

特别是如果区内企业能够向国外借款,那么企业的融资成本将出现显著下降,提高企业竞争力。 P393

[6] 11个行业的养老金统筹,包括铁路、邮电、电力、供水、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交通、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煤炭、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P394

2015年初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开始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2014年开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各地开始逐步融合,形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2015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和企业并轨。 P395

2012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助达到了2650亿元人民币,约占GDP的0.5%,若未来不做任何制度改革,财政补助的需求将迅猛增长。 P396

第十章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及模拟首先,我们会说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的受供养人口年龄比例(在城镇化进程中,养老保险制度范围延伸至流动人口员工)。 P397

表10.1 不同养老保险支柱的主要特征/ 资料来源:相关政策法规的整理,其中国务院1997年的26号文件与2005年的38号文件奠定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基础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最重要的公共养老保险支柱。 P398

第二个支柱是个人账户,为缴纳工资的8%。 P399

2014年初,国务院宣布这两种情形将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居民养老保险。 P400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达5.01亿,其中,在2014年末,退休人数达1.43亿。 P401

养老基金结余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在稳定增长,即参保人数远多于退休人数。 P402

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合并计算,累积结余为3854亿元,其中多数为个人账户累积收益[3]。 P403

这种方法的思路很简单:若2000年人口普查的情况可靠,且在2000~2010年的人口变动呈稳定趋势,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假设没有城乡迁移的情况下推测2010年的城乡人口年龄结构。 P404

首先介绍以下符号所代表的含义。 P405

每个年龄段的迁移率符合以下条件:其中/表示性别为i,年龄为j的人口迁移率。 P407

由于数量十分少,50周岁以上的分年龄迁移率可忽略不计。 P408

图10.9是城镇和农村人口的预测情况(实线:有迁移;虚线:无迁移)。 P409

女性工龄在16~55年,男性工龄在16~60年。 P410

/ 图10.10 中国城乡赡养率同时,从图10.10 B中可知,在城镇化期间,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城镇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但其赡养率仍比城镇的低10%。 P411

使用各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与参保率,可以估算将来的参保人数(见图10.11)。 P412

(10.8)式用于计算领退休金的人数。 P413

根据情形2,覆盖率的增长会降低赡养率,在2050年时的赡养率将会下降至1.19。 P414

我们模拟了情形3中的结果:自2010年起的30年内,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44。 P415

官方的年养老支出费用并不区分确定给付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 P416

表10.4 参数假设(单位:%)/在步骤三中,我们使用(10.9)式和(10.10)式来计算每年的养老保险支出和受益。 P417

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养老金系统也早已在2012年出现了年度赤字情况。 P418

对于那些生活水平较高、财政收益良好的沿海省份,政府将会给予参保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额外的补助。 P419

四、改革方案设计本节将模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四种改革情形,包括模拟延迟退休、降低缴费率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预估政府补贴的总额(见表10.7)。 P420

相比于基准结果,情形1中的扩大覆盖范围有利于改善潜在的赤字情况。 P422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制度改革。 P423

除正常的财政收入,政府也通过土地出让来增加收入,土地出让金占当地财政收入的40%。 P424

然而,中国财政的风险正在逐渐扩大,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风险。 P426

)(三)社保的财政支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社会保险项目,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和支出并不包括在中国的财政体系中。 P427

将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保补贴的主要资金来源,部分原因是在公共养老保险改革的过渡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部分过渡成本需要由财政收入来支付。 P428

为应对与日俱增的支出,尽管国内的课税压力已经相当大,政府仍然加大了征税的范围,包括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公司税和关税等。 P429

我们假设若发生赤字,累积盈余将首先用于弥补赤字。 P430

(2)国有企业出售股份后获得的资金与股本。 P431

2001~2012年,国家社会保险基金的年利润率高于8%,远高于4%的通货膨胀率。 P432

世界银行表示,中国的国有企业实行的社保支付率距离常规做法仍然很远。 P433

与其他政府一样,中国政府更多地投资于短期无息国库券,因其较高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P434

表10.12是世界银行对中国生产率在未来20年内的增长情况的预测。 P435

用于增强劳动流动性的政策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P436

同时也与世界银行和其他学者提出的确定给付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中国公共养老保险制度应采用“确定给付名义账户”模式(Dorfman et al,2013)。 P437

国有企业的股息和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是另外两个重要手段,但需要注意的是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取决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综合改革。 P438

[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P439

较早参加工作的员工的初始替代率将更高。 P440

但是,随着90年代国企改革的推进、结构调整的全面展开和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不仅成功解决了城市就业的问题,而且在和平时期转移了2.7亿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业和服务业,使中国总体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以就业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奇迹令世人瞩目。 P506

经济学上的“时间”问题就是金融体系运行所展示的问题,“空间”问题就是不同人口结构之间如何分配所生产产品的问题。 P507

我们团队中的很多学者和学生也继续以此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和博士论文的题目,如团队中的宋铮教授、封进教授、陈沁博士等都相继在国内外发表了很多关于养老保险方面有影响的论文。 P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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