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会三部曲(套装共3册)中国道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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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P16

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 P17

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 P18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P19

借着这三册书与读者——特别是内地读者——见面的机会,我也全面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 P21

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以政治社会学为日后学术工作的重点,其中政治和社会发展、政治文化、政治体制、政治领袖、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乃研究重点所在。 P22

一方面,我没有把握能够从内地取得大量信而有征的材料和数据,以作为严谨学术研究的基础。 P23

1992年,英国政府派政治人物彭定康来香港当总督,旋即爆发中英之间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的严重对抗,并最后促使中国政府以“另起炉灶”作为反制的策略。 P24

二是他们服膺于那些理论背后的西方价值,并确信那些价值代表普世价值,因此应该在香港树立和推广。 P25

总的来说,我认为,西方学者在概念和理论建设方面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在将社会现象拆解后进行分析,然后再将分析结果予以整合来建构理论这一方面。 P26

香港过去的经历、事件、人物、制度、政策和一些“集体回忆”,都左右和规限着香港目前和将来的发展。 P27

诚然,我的“核心”概念不是批评者的“核心”概念,他们认为我的“核心”概念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社会现象,因此对香港的分析有失偏颇,并错误理解部分现象,而基于我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建议不但无用,而且对香港有害,比如不利于推动香港的民主发展,也不利于让当政者正视香港的社会矛盾等,不一而足。 P28

第一,香港在“开埠”伊始已经是一个特殊的英国“殖民地”。 P29

为了巩固殖民管治,英国人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手段笼络华人精英,让他们成为殖民政府的“同路人”,同时减少社会上出现“独立”于殖民政府的政治力量的可能性。 P30

我当然不会否定社会冲突的存在,但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政治稳定对我和不少人来说,应该是较为瞩目和值得探讨的现象。 P31

殖民政府介入社会和民生事务的程度有所提高,港人对政府的依赖不断提升,因此社会上逐渐涌现一些政治人物和组织。 P32

中英双方的政治角力塑造了香港的民主化路向,但同时分化和弱化了刚冒起却又“先天不足”的本地政治领袖和势力。 P33

泛民主派政党属于“永久的反对派”,从长远来看有走下坡、内部分裂和日趋激烈的趋势。 P34

在“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下,香港的利益和未来必将建构在“两制”关系融洽和中央与特区合作的基础上。 P35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从“非常态政治”过渡到“常态政治”绝非一个顺畅的过程,反而是一个艰难、曲折和反复的过程,2014年爆发的“占领中环”行动和香港最近涌现的“本土主义”主张可为明证。 P36

第五部分则讲述了政治精英和政党发展的情况,其中突出了“局部民主化”所造成的精英政治与群众政治分离的种种现象,进而指出香港脱离殖民管治过程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P37

第三部分讲述了香港人独特的民主观,指出香港人有明显的民主诉求,但其民主观充斥着自相矛盾和实用主义的元素,因此难以构成庞大、持久的民主运动的基础。 P38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的尹宝珊女士既是我以前的学生,也是长期以来我在研究工作上的得力助手与伙伴。 P39

虽然近几年部分国家的民主发展有所逆转,但在人类历史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世界冲击之大是毋庸置疑的。 P41

然而,就解释香港的民主改革为何发生而言,这些因素却不能使人满意。 P42

相反,殖民政权经常以过往在经济及行政上的良好记录为傲。 P43

对于行将撤离的英国政府而言,其权威与认受性都会随着1997年的到来而不断下降,英国人因此迫切需要在香港引进民主改革,以讨好港人,从而维系其殖民管治。 P44

此外,香港的民主化纵使有着上述各种有利因素,但仍然受到相当严重的限制。 P45

所以,殖民政府并无迫切政治需要下放权力。 P46

首先,因为大部分港人抗拒中国收回主权,所以中国担心民主化会在香港触发反对中国的行动,以及促使一些反对中国恢复在港行使主权的政治团体出现。 P47

殖民政府在法理上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在规划香港的民主前途时,那两个一直以来都甚少介入香港管治的“外在”政府(即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便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P48

第四,由于香港民主化过程是一个民众参与度有限的纯粹政治事情,本质上也是本地政治精英争夺权力的现象。 P49

为了政治理想,同时也为了取得政治影响力,这些团体希望改变香港的政治体制,以便进入权力结构内。 P50

它们之间不断转变的合纵连横关系,使一般港人目眩,甚至感到厌恶。 P51

在香港,虽然已经引进了民主改革,但因为有关民主改革的重大决定掌握在上述两个高高在上的政府手中,香港的政治重心,可以说是转移到在香港之上及以外的地方。 P52

香港政治动力的物理形态好像强大的旋涡,把本地所有的政治精英自下而上地引向中央权力。 P53

在不同程度上,它们大部分是这次浪潮中政权改革、替换及转化的特征。 P54

香港民主化的产生背景,有以下几个促使精英分化的因素。 P55

第三,与第二点有密切关系的是在后殖民时期的香港,所有政治精英都倾向于质疑其他人作为政治竞争者的地位,自然也不会准备对那些政治前景不明朗或黯淡的对手做出妥协。 P56

就精英摩擦而言,香港现在正处于一个混乱状态。 P57

这场围绕着游戏规则的冲突,因为旧政治规则的不断剥落,而新规则还未确立,以及港人对中国政府不信任的情绪高涨而不断激化。 P58

立法会的职能,基本上是代表各方利益及监察行政部门,主要依靠否决权力以行事。 P59

因此,中国政府被迫亲自出面插手调停,或被某些势力催促介入以恢复政治秩序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P60

本地政治精英由于被中英两国所组成的政治重心所吸引,更容易脱离民众。 P61

民主化没有为香港带来一个更团结的社会,港人反因此更加分化。 P62

[3]功能界别是中国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内,代表社会各个职业而在特定公职选举中拥有投票权的分类,是实现间接民主的一种方式。 P68

一时间,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成为“民主”国家,“非民主”国家反变得凤毛麟角。 P69

通常,西方国家也会借机要求陷入经济困难的国家推行或深化西方式的民主和市场改革,以此作为经济援助的条件,结果进一步加剧了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困难,从而使西方的民主体制更不受世界人民认同。 P70

在这个文化重塑的过程中,显而易见的目标是,要争取与西方国家及人民平等的地位和待遇,进而督促西方国家与亚洲以及全世界人民一起建设一个平等、公义、和平与共赢的国际新秩序,并彻底廓清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西方民族中心论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造成的种种不义与祸害。 P71

然而,香港政治前途问题出现前,香港仍是由以英皇委任总督为首的殖民政府,以典型殖民地的方式来管治的城市,完全谈不上有明显的民主成分。 P72

6同时,英国也担忧在民主选举下,支持中国政府的政治势力会取得政治权力,从而变成对殖民地政权的威胁。 P73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展示中央政府对港人的信任;另一方面则通过回应港人的民主诉求,以增强他们对香港前景的信心以及对中央政府对港政策的信任。 P74

然而,《基本法》所规定的民主进程,虽然受到反共民主派的屡次进攻,却仍然屹立不倒。 P75

这种看法的一个谬误在于狭隘地把民主等同于普选,这种不认真分析究竟当地的普选安排是否真的能够达到民主目标的做法反而会损害民主的真义。 P76

人均收入水平偏低的印度和菲律宾一直以来都被西方称许为成功民主范例。 P77

总体而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香港的民主实践是成功的。 P78

正因为特区政府的施政受到反共民主派的阻挠,不但实行不了“善政”,更不能在香港处于水深火热时大力推行大胆而又重大的政策举措,为香港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P79

回归初期,在重重困难下出现的施政失误,严重打击了新政府的认受性。 P80

《基本法》采取较保守的循序渐进民主化模式,在最大程度上使原有的状况得以保留,防止急剧的政制变迁对社会、经济、管治方式和既有的利益结构造成过大冲击,从而回应了港人维持现状至少“50年不变”的要求,维系了港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和对中央的信任。 P81

诚然,香港民主发展模式和步伐最终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手中,而英国政府在回归前,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谈判香港前途期间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P82

事实上,香港的情况相当罕见。 P83

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能够通过政治参与,左右政府领导人的选拔和他们的行为与决定。 P84

毕竟在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中,港人从未经历过民主的政治生活,有的顶多是所谓开明的独裁统治。 P85

中央并没有屈从于西方压力,坚持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设计香港的民主发展蓝图,而西方势力事实上也缺乏足够力量左右中央的对港政策。 P86

港人希望民主发展能够与社会其他范畴的发展相互配合,因此温和的民主化步伐最合他们的心意。 P87

香港在回归祖国后不但成功落实了“一国两制”政策,也有效地逐步推行了“香港特色民主”。 P88

目前,与中央政府所构想的并与香港政策原意相符的政治秩序雏形已经清楚浮现,展望未来,我们可审慎乐观地期待此新秩序将进一步巩固,从而令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得以继续发展。 P92

事实上,香港的非殖民化过程不但没有导致政治领袖的出现,由于中英之间针锋相对的冲突,这个过程实际上还造成香港政治领袖进一步的弱化和分裂。 P93

第八,接受“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特别是选举制度、行政和立法之间的权力划分,以及香港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此划分乃由《基本法》规定,其修改也必须遵守有关原则和条例。 P94

香港回归后的前6年,中央政府对香港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策,以此向港人及国际社会显示维护香港高度自治的诚意。 P95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香港民众珍惜殖民统治给予的保护,使香港不必卷入中国内地的政治斗争中。 P96

这些人包括商界领袖、对中国共产党效忠的左派分子、在香港前途确定后转而支持中央的社区领袖,以及具有强烈民族情感的港人,建制派的两大政党为民主建港联盟和自由党。 P97

不过,建制派在回归后未能执掌权力,使得中央构想的新政治秩序无法实现。 P98

在殖民体制中,所有权力都集中在总督手上,不存在殖民政权之外的自主政治力量。 P99

该政策也基于若干对香港回归后的假定,但这些假定都被后来的发展所推翻。 P100

更糟糕的是,反对派乘虚而入,将社会情绪推向怀念殖民统治、支持香港本土主义、不信任中央以及对“一国两制”冷漠的境地。 P101

事实上,香港在1997年时进行的过渡,不单是政治上由英国殖民地转变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也标志着香港进入一个以知识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型期,如此巨变带来相应的社会解构,贫富之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使民怨和对社会不公的指控越发凸显。 P102

《基本法》第四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依照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此条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而不是“香港民众”字眼,是有意的,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P103

在这些因素背后,是中国崛起以及因此在香港引发的民族情绪和爱国主义。 P104

与此同时,中央采取主动措施维护其基本利益,其中最重要的是在2004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未应要求”而对《基本法》做出解释,否定在2007年以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和在2008年以普选产生立法会。 P105

第三,“以民为本”的管治,意即要求以保障民众的福祉为首要政治责任,同时政府要加强关注对民意的回应。 P106

7民主改革的问题已变得不是那么突出,对民众而言,其重要性和迫切性都已下降。 P107

若要使上述经济策略成功,中央的允准和支持不可或缺,香港特区任何一届政府在能够成功推行此策略之前,先要获得中央政府的信任。 P108

建制派变得更团结,部分原因是反对派在一段时间内从大游行中获益,对建制派构成其共同的威胁,中央政府在推动建制派形成统一阵线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董建华政府还是曾荫权政府,都增加了建制派成员在管治过程中的参与,并协调其内部不同的利益和信念,从而令建制派的政治影响得以增强。 P109

就香港回归后建立“一国两制”之下的新政治秩序而言,香港特区在最初的10年(尤其在最近几年)出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变,已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基本矛盾的负面作用,“一国两制”的成功落实已被港人认许,并被视为符合港人的基本利益。 P110

不过,也可预见新政治秩序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不会完全符合中央的构想。 P111

不过,此秩序会因香港各种政治势力的介入而出现不同形式的改变,一旦新政治秩序建立起来,“一国两制”计划就会得以实现。 P112

这个立法机关(立法会)存在的目的,是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 P116

同时,几乎所有议员提出的重大动议或草案都无法通过,这也省却行政长官董建华动用否决法案的权力。 P117

文中引用的民调结果是我在1999年年中进行的全港性问卷调查。 P118

正如在其他地方的总统制一样,香港行政主导体制也是将行政与立法的权力分开。 P119

”即使私人条例草案很少进入立法会的讨论议程,它也要经历非常艰难的立法审核过程。 P120

为防止立法的否决权造成行政与立法的僵局,或更为严重的强迫行政服从立法的情况出现,立法会的选举机制有意识地设计成容易分化并且尽量塞进政府的支持者。 P121

12对香港的行政长官来说,幸运的是,多数议员(其中绝大多数是通过功能界别和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与他的政治视野和政策取向基本相同。 P122

较典型的例子是1999年的胡仙案。 P123

17对待立法会议员,董建华采取一种屈尊谦让的态度,从一开始他就表明,只要政治上允许,他会尽量避免与立法会打交道。 P124

同时,由于官僚体制的僵化,以及缺乏与立法会议员讨价还价的能力,高层官员的游说几乎没有成效。 P125

事实上,私人条例草案是否提出,取决于立法会主席和政府的关系。 P126

另一方面,如果行政长官在没有设置阻力和抵抗的情况下就签署公布草案或修正案,那就意味着尽管不情愿,行政长官还是接受议员提议制定法律条例的权力从此开创先例。 P127

由于行政长官和大多数立法会议员其实都是依靠狭窄的精英支持基础选举产生,但也有大约1/3的议员是通过普选产生。 P128

二是董建华对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双重效忠,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他在处理与立法会关系上的运作空间。 P129

民众对公务员队伍的尊重下降的后果特别严重,因董建华的新政权正是依靠民众对公务员队伍的支持来赢得民望的。 P130

偶尔,也有不负责和错用这个策略的情况,但除非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否则可想象议员只会越来越积极地采用这个策略。 P131

实际上,很多法官都不是本地人而是海外专家,政府因此不知道他们在审理案件时是否能够维护政府的立场和利益。 P132

尽管厌恶鼓动民众,政府也会偶尔成功地调动民意来打击立法会。 P133

章末注1.Lau Siu-kai,“Hong Kong’s Path of Democratization,”Swiss Asian Studies,Vol.49,No.1(1995),pp.71-90;Lau Siu-kai,“The Hong Kong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97,”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9,No.23(2000),pp.77-93.2.中央政府当初认为,就算行政长官拥护中央而引起港人的戒心,那些依靠民选的立法会议员在与行政机关对抗时也会有所顾忌,因为他们不愿意由此引发中央对香港本地事务的介入。 P134

比较近期的例子是俄罗斯,本来大权在握的叶利钦总统在现实政治中却无法进行有效管治。 P135

14.South China Morning Post,February 5,1999,p.1.15.South China Morning Post,March 12,1999,p.1.16.例如,对董建华第三份《施政报告》的致谢动议,立法会的地方选区和选举委员会组别的投票,仅以高出半数出席会议人数一票之微获得通过。 P138

20.香港的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行政与立法的对立观点,如《大公报》,1998年7月5日,第9页;《信报》,1998年7月8日,第18页;1998年7月10日,第14页;1998年9月23日,第23页;《苹果日报》,1998年9月23日,第A13页。 P139

更有甚者,政府的管治能力也受广泛质疑,只有少于1/3(28.3%)的人对政府管治能力有信心。 P140

对高级官员信任的降低,也因此引起港人对这些人领取常俸的质疑。 P141

政府对法院判决的态度受到民众的支持,因为港人对内地人本来也存有偏见。 P142

历过10多年的发展,香港的政治党派仍未制度化,民众对各政党的支持一直空洞且脆弱,并以矛盾的心态看待政党。 P144

2香港的民主化进程明显有别于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 P145

然而在现实中,立法会依然缺乏组建或解散政府、提出或制定政策以及任免高级官员的宪制性权力,香港立法会大体上仅履行监督职能。 P146

第五,立法机关有限的权力及其与行政机关的分离,都意味着行政机关仍然是公共政策以及政治恩惠资源的主要来源。 P147

在1998年的调研中,我们询问了香港政治制度正常运作是否需要政党的问题,并将答案分成五等,从1(需要政党)到5(不需要政党),仅18.2%的受访者认为不需要(即选择4及5),同时44.7%选择了1及2。 P148

他们认为,选举出来的立法机关至关重要,因为它具有监督非民选政府的职能。 P149

局部民主化更触发了本地政治精英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1997年殖民统治终结的既定命运也改变了他们之前的权力分布。 P150

香港局部民主化的最大获益者,毋庸置疑是那些在殖民统治下的政治“局外人”。 P151

各政党主要通过其对民主化步伐和形式之间不同的立场,以及面对执政当局的立场来相互区分。 P152

与民主党组建松散联盟的是数量庞大的公民、社会、宗教和压力团体及独立商会。 P153

该党在1995年获得10个席位(9个来自功能界别,1个来自直选);1998年,同样保住10个议席,其中9个来自功能界别,1个来自选举委员会。 P154

各政党刻意放大它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尽量以削弱对方的办法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P155

该分歧与“应否信任北京”的分歧一样,可以预料,精英党派和民众党派会鲜明地站在相互对立的位置。 P156

自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虽极力改善与香港民众之间的关系,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依旧极大地影响他们对待政党的态度。 P157

每一个组织都被打上其形成之初的烙印,那是由创始人留下的重要政治和行政决策烙印,特别是那些影响组织成形的决定。 P158

回归后的民调一直显示社会经济问题的突出性。 P159

对此的合理解释是,这是为了避免党内矛盾分化。 P160

再加上这些政党在社会经济问题上的看法很相近,也阻碍了政党的转变。 P161

从某种意义上讲,香港的政党与民众都成为政党建立历史时刻的俘虏。 P162

尽管以群众为导向的政党与政府的亲密程度不一,但广义上政党都是政治的局外人,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起反对党的作用,唯其如此,才能得到其选区选民的支持。 P163

因此,回归前的政党发展繁荣期纵未陷入衰退,也已被目前的停滞期所取代。 P164

24.Hong Kong Transition Project,“The Matrix:What’s Real and What’s Not in Hong Kong Public Opinion,”unpublished report(1999),p.28.25.最明显的内部分裂便出现在民主党之中,在究竟应该协调中产还是基层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个日益严重的危机。 P169

对于饱经回归前10多年中英冲突和社会内部分化的港人来说,由董建华执掌特区最高权力象征着某种形式的政治救赎。 P171

不容置疑的是,董建华政治命运在其第一任任期上的逆转,与香港回归后遭遇突如其来的经济重挫有密切关系。 P172

显然,董建华最重要的意图,是在大力去政治化从而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带领香港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P173

我们也力求社会秩序井然,并珍惜安定。 P174

港人尤其记得在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之后,英国所推动的民主改革和人权法案。 P175

6董建华赢取民众信任的另一个策略是积极倡导中国的传统美德。 P176

总之,大部分港人和董建华的政治信仰相近,他在上任初期赢得相当高的社会认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P177

老龄化问题也是新政府要重点处理的事情。 P178

尽管如此,在特区刚成立的那段时间,董建华使香港政治平复下来的各项努力还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P179

基于商界对香港出现政治民粹主义一向担忧,有些直言不讳的经济精英甚至一开始还心怀期望,即董建华政府可削弱殖民政府在临走时为“光荣撤退”和获取民众支持而推动的民主改革。 P180

董建华显然没有充分重视如何把不同背景拥护者的良好愿望,转化为新政府有组织、长久和稳定的支持基础。 P181

因此,他只能依靠几位获信任的商界朋友以及私人助理的支持和建言。 P182

只要中央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经济保持活力,联盟成员得到民众一定的信任,一个主要代表精英阶层、具凝聚力的管治联盟,还是可以相当好地辅佐董建华管治香港的。 P183

事实上,最重要的几位官员都是彭定康在其主政的最后阶段有意扶持到高层位置的。 P184

从政治上看,这些行政会议成员斗志不高,也不愿意面对立法会或公众为董建华的政策护航。 P185

出于爱国情怀和对中央的遵从,这些势力还是很尽责地围绕在董建华的身边。 P186

但是负责各项政策的公务员都享有终身职业保障,董建华也没有办法惩罚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员。 P187

与其前任相比,董建华政府对民意民情以及社会的各种利益团体都不够敏感。 P188

官商之间这样融洽的关系,引起很多港人的不满,特别是中产阶级,他们注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憎恶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 P189

目前立法会的选举制度,的确能使大多数议员与董建华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理念保持一致。 P190

虽然如此,领导人的个人威望运用有效,还是能部分减缓一些不利的影响。 P191

很多香港政治保守人士和经济精英都坚定地认为,如果不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回归后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影响,董建华的管治策略也许可以实现去政治化的目标,同时也能保持香港政治稳定。 P192

政府官员也被批评为冷漠、自负,且没有处理危机的能力。 P193

到目前为止,香港以商界为主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是依靠中央和特区政府保护其商业利益,最终当大众政治日益占主导地位,当政治体制日益开放,当面对来自民主派和基层政治人物的挑战时,毫无组织的保守力量将会变得越来越脆弱。 P194

回归前,由于香港政治前途问题更为迫切,而且殖民统治者缺乏远见,因此,重新制定社会契约的工作一直没有着手进行。 P195

当然,我们不应指望一个存心在香港去政治化的人会关心他的公众形象,也不希望其使用政治花招来提升形象。 P196

对中央缺乏信任,使他们不可能对中央指定的行政长官有很大兴趣。 P197

后来,当港人意识到政府也没有什么办法时,大家就把政府的失职,以及自己的失败,都算在董建华的头上。 P198

这两个事实表明,董建华政府失去了他两大支持群体,即基层民众和商界的可靠支持。 P199

对董建华来说,幸运的是,香港的商界基本对特区政府亲商界的倾向仍很赞赏,对民主派和大众政治的恐惧则仍让它们把董建华作为其利益的主要挡箭牌。 P200

由于支持中央的阵营希望向主流社会靠拢,从而甩掉他们长期受排斥的形象,因此,在社会反对新政府声音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他们对董建华的支持也不再那么坚定。 P201

他在行政会议的那些非官守成员(一般相信应是最亲密的盟友),或在政治上极其低调,或毫不相干,这种现象引起极大的关注。 P202

尽管占据这么重要的位置,很多成员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应起的政治作用。 P203

立法会复杂的选举制度,使立法会议员很难团结一致以作为对抗政府的手段,但是政府也无法在立法会取得可靠和稳定的大多数支持。 P204

他没有意识到,要想成功改变民众的偏好,满足港人的社会经济需求,他需要拿出一套可行的政治框架。 P205

我清楚知道有不足之处。 P206

对董建华来说,商界对他的理解和支持仍十分必要,因其新的执政策略将改变之前亲商政策的倾向,转向较公平地对待社会各阶层。 P207

考虑到香港非常依赖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其良好的愿望来保障经济繁荣,还考虑到香港作为中国通往世界的桥梁,西方国家实际上对政治反对派形成一种庇护。 P208

这种体制行之有效的前提是,行政长官在他的行政机关中应有和他理念相同、相互信任、利害一致、共同进退的主要及高级官员协助。 P212

在旧社会契约中,公司与其雇员之间的协议内容包括:“雇佣关系的永久性,提供长期的工作保障和彼此的投入承担。 P214

因此,当社会陷入大范围困境时,政府根本无法应对。 P215

”他还勾勒出运用变通性领导力(adaptive leadership)的五个步骤:一是确定变通性的挑战;二是在应对变通性工作时,把痛苦维持在可控的范围内;三是把主要精力放到可解决的问题上,而不是减缓痛苦;四是在他们可承担的范围内,让百姓自己处理这些工作;五是保护那些并没有权威的领导者的声音。 P216

调查共成功完成839个访问,回应率为49.7%。 P217

大部分改革举措都出自政府内部高层,有些实际上是董建华自己的得意之作。 P219

董建华开展的另一项改革是证券与期货市场的合并,以此希望更好地规管金融部门,但也有人提出此举实际上扼杀了竞争。 P220

以前民众相信香港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经济危机加深了民众对这个想法的怀疑。 P221

更困难的是谁应为改革付出代价。 P222

从表7-1我们能看出,民众认同香港在众多领域需要进行重大改革,尤其是环境保护、教育制度、土地房屋政策、社会福利制度和医疗制度。 P223

学历越高的人对教育制度改革越热心,因他们对子女教育的需求更关注;学历越低者则越强调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希望政府能改善对他们的照顾。 P224

因此,当被问起董建华提出的改革措施时,不论是正在推行的还是行将出台的,港人对这些改革的态度冷淡也是意料中事。 P225

不仅如此,这些人对董建华政府也不那么信任,因此也可预料他们对董建华的改革是持怀疑态度的。 P226

这些改革包括:减少社会福利、尽量把政府工作交由私人机构承办、要求市民为自己的医疗费用储蓄、开征新税项、增加公立医院的收费、输入内地人才、“八万五”房屋政策和减少对大学的资助。 P227

在港人眼里,这些改革对他们有益处,因为会给他们带来一个结构简单、回应迅速、更有效率和更廉洁的政府。 P228

如男性比女性更支持政府的具体改革措施。 P229

调查结果显示,港人基本上并不反对改革。 P231

表7-7 对董建华推行改革的态度(%)如表7-8所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受访者对董建华推行改革的态度大多有显著区别。 P232

同样地,港人对董建华改革的动机也认识不清。 P234

结论总而言之,港人认识到,在经济逆境中进行改革是必要的,而且期望特区政府在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他们基本上同意董建华的改革方案,包括改革的数目和步伐;整体上并不认为董建华的改革损害了其利益,不过也不认为他们能从这些改革中获益。 P235

章末注1.在2000年的施政报告中,董建华用这样的表达间接地承认了错误,他说:“总结早前的经验,我们今后推行改革,会更注意采取有效的沟通方式,作充分咨询,尤其是仔细聆听反对的声音;在推行时更要精心策划,事先全面评估对有关各方带来的影响,分别处理,并且准备好各种配套条件,及时解决在推行期间出现的问题。 P236

3.本文利用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来判断变项之间的关系,显著水平低于0.05者,即被视为存在显著的差异。 P237

正式的政治游戏规则又与非正式的政治游戏规则不断互动,各自谋取政治主导权和话语权。 P239

中央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在某种程度上始料未及。 P240

中央所理解的行政主导政体,来源于它对英国殖民统治下总督主导制的认识,主要有几个方面:3一是行政长官的地位不可与立法和司法机关等量齐观。 P241

《基本法》不期望司法机关积极推动社会变迁、树立新的价值观、蚕食行政权力和夺取公共政策的制定权。 P242

香港特区政府在管治上面临不少实际困难。 P243

无论如何,在新政治游戏规则下,管治困难和政治混乱不可避免,而香港的长远发展和经济竞争力也难免蒙受其害。 P244

代议政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要在香港回归前夕成立一个以立法为主导,并经由港人普选产生的政府和立法会。 P245

为表示回归后香港的行政长官不是殖民管治时形同独裁者的港督,中央愿意授予立法机关对政府实质的否决权和监督权。 P246

由于反对派在港人心目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和公信力,他们对“一国两制”、中央对港政策、《基本法》、人大释法、行政与立法关系、选举制度等基本事务扭曲性的诠释,影响了很多港人,从而增加了港人与中央的矛盾。 P247

自《基本法》颁布以来,香港出现的一些重要转变包括: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快速成为香港经济体系的支柱、高附加值和低附加值产业并存而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贫富两极化情况严重、中产阶级日趋不安与不满、中产阶级出现两极分化、部分中产阶级人士成为反建制力量的中坚、大资本家的政治野心与影响力不断膨胀但同时又内斗不断、大商家与中小商人的矛盾显著、香港的国际竞争力有下降趋势、一个具排他性的上层阶级逐渐成形、社会向上流动机会未随教育程度提高而相应增加、向下社会流动则有上升趋势、阶级矛盾激化、政府增加介入经济和社会事务、整体社会福利负担越趋沉重。 P248

相反,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义务和以大局为重的胸襟则颇匮乏。 P249

实际出现的新政治游戏规则的确在一些方面符合原先设想,但在更多方面因争议太多而尚未明确,甚或是在原来设想之外。 P250

这个不断在演化的新政治游戏规则有若干重要特征,兹分述如下。 P251

他们更力图在港人中间宣扬和散播其政治观点,动员港人争取尽快普选特首,以及不断鼓动市民冲击政府的权威和管治。 P252

毋庸置疑,正确的认受性观点尚未确立成为新政治游戏规则的核心特征。 P253

围绕着何谓正确的中央与特区的关系,争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P254

他特别强调:“香港特别行政区处于国家的完全主权之下。 P255

由于“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成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央认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确保“一国两制”在港准确落实。 P256

不过,没有中央的批准,香港也无从启动改变政制程序。 P257

第六,有关国家安全立法的斗争。 P258

回归初期,反对派的论点显然占了上风,但近一两年来港人逐渐明白“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败也关系到中央和内地同胞的根本利益,所以对中央在港的政治行为越来越采取谅解态度,并开始接受中央的这些政治行为乃香港政治生态的一部分,只要那些政治行为被视为中央保障“一国两制”准确落实的举动。 P259

因此,特首在联系中央和内地与港人时应没有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难。 P260

由于《基本法》并未列明此制度,因此不少论者,包括反对派人士,对之大加挞伐,批评它为行政体制的一大变化形式而已,与保持香港原有制度50年不变的精神相悖,因此违反《基本法》云云。 P261

之所以要特别给原有制度予崭新称谓,是要刻意凸显主要官员需肩负政治责任与有可能要下台的特征,并争取各方面支援特首在公务员系统以外物色人才担任部分主要官员。 P262

然而,在问责制实施初期,鉴于香港政治人才匮乏,未必所有问责官员都具备良好的政治能力,加上部分高层公务员对外来人选有抵触情绪,而一时间又难以界定清楚问责官员与公务员之间的职权和分工,以及政治责任的界定和问责官员在何种情况下应受到何种处分,这些都为反对者提供了攻击问责制的借口。 P263

在此极端政治思维下,人们容易滋生对问责官员的怨怼之情。 P264

诚然,不少问责官员的确具有公务员背景,而在可预见的将来公务员仍会是问责官员的重要来源,但他们在成为主要官员后便要马上离开公务员队伍,而其身份和利益也朝着政治人物的方向演化。 P265

第八,港人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但同时怨怼之情也颇为明显,公务员实在难以在工作表现上充分满足民众的要求,因而也难以赢得他们赞赏,反而要承受无休止的批评和责难。 P266

这些机构的行为和决定,往往对公共政策造成影响,甚至有时与政府的政策立场相左,严重时双方甚至对簿公堂,导致政府败诉的尴尬局面。 P267

不过,经验却显示此路不通。 P268

事实上,行政机关与立法会既然处于相互制衡的关系,而双方又无时无刻不在争取民众的支持,制度上的矛盾必然会导致两者都希望扩大自身权力,以便置对手于下风。 P269

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与立法的权力分配,已出现实质上行政权力下降而立法权力上升的局面。 P270

中央不希望回归后行政长官的权力如殖民地总督那么大,愿意看见香港出现一个较殖民地政治制度更为民主的政治体制,因此同意让行政机关受立法会的适度制衡,但却仍坚持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应以合作为前提。 P271

五是虽然香港的行政主导政制保留了一些行政向立法负责的内容,其中包括行政机关接受立法会的质询,但立法会的质询权力并不完整。 P272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反对派一直以反共主张和争取双普选作为鼓动民众对中央和特区政府不满的两大手段。 P273

为达此目标,法院一方面刻意强调香港司法的独立,尽量避免呈请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另一方面则刻意凸显其对人权的高度重视。 P274

结果是,司法机关要处理日益增加的政治和政策事项。 P275

第四,法院越多处理宪制性问题,在其极不愿意请求人大释法的心态下,香港法院的判决与人大常委会的立场出现相左机会便越大,从而增加人大释法推翻法院判决的可能性,导致司法机关权威受挫。 P276

但对特首不可有政党联系一事,中央坚决反对的态度迄今未有丝毫动摇。 P277

香港的社会团体数量极多,但一般规模不大,组织松散,且较多关注其成员的自身利益,介入社会或政治事务则较少。 P278

商界的政治力量上升,主要源于中央的器重、政治体制的设计和商界政治期望的改变。 P279

特区政府因此相当依赖商界的支持并在施政上不得不向商界利益倾斜。 P280

传媒特别是最畅销传媒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在回归前的香港是不可想象的。 P281

尽管如此,传媒的政治力量也不宜过分夸大。 P282

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人数并不多,加起来约50万左右,当中不乏社会精英分子,因而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不算太庞大,而且大多数教徒也并不热衷于政治。 P283

作为一个非由港人普选产生的当权者,同时在港人眼中又是唯一有能力处理公共问题的机构,特区政府便天然地成为民意要针对和监督的对象。 P284

商界基本上放弃争夺政治权力的野心,甘愿在殖民政府的庇荫下谋求发家致富。 P285

尽管各方势力并非经常一致行动,但为了应对,政府官员不免疲于奔命,但又往往劳而无功。 P286

事实上,只有强势的政治力量才能有效驾驭回归后的政治局面,它对中央效忠,以行政权力为核心,整合和统领各方面零碎分割的新兴政治势力,促使各种反对力量边缘化,重塑适合于“一国两制”的政治游戏规则和确立香港长治久安的根基。 P287

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 P288

8.2003年香港发生了一起针对董建华政府的有数十万人参与的大规模游行示威。 P290

13.事实上,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部长下台也属罕见,因为此举会打击政府威信。 P291

当议员提出的修正案有可能被立法会通过时,政府便会采取这种“先发制人”的手段,既为政府挽回颜面,也避免宪法“危机”的出现。 P292

21.Lau,“Democratic Ambivalence,”in Lau et al.(eds.),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Hong Kong 2004,pp.1-30;Wai-man Lam and Hsin-chi Kuan,“Democratic Transition Frustrated:The Case of Hong Kong,”in Yun-han Chu et al.(eds.),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pp.187-208.22.香港的终审法院在1999年就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居留权案件做出判决。 P293

参见Anthony King,The British Constitu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14-149.24.其中一个例子是中资机构在立法会内没有功能团体议席。 P294

作为政治学概念,常态政治通常指围绕着物质或实际利益而争夺的政治,主要涉及经济、民生、权力、名位等方面的矛盾冲突。 P295

以上种种矛盾分歧往往牵涉思想倾向,容易触发强烈情绪反应,形成意气用事倾向和非理性行为。 P296

当然,这并不表示非常态政治从此寿终正寝,它还会不时出现并引发政治风波,因此转变过程不时出现反复。 P297

香港的主流精英和社会一贯对爱国力量采取排斥和蔑视态度。 P298

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动员香港的内部力量抵制中国政府和日益壮大的爱国力量,使英国在殖民管治的最后岁月中有足够能力去保障英国的利益和扶植“亲英”或“亲西方”的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治者。 P299

经仔细考虑后,英国政府聪明地改变了它的对华与对港策略,放弃对抗,转而与中国政府合作处理回归的各项工作。 P300

5原因是港人对中央对港的政策放心,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老实人”形象有好感,而香港的经济仍处于令人亢奋的“泡沫”状态。 P301

不过,孕育非常态政治的因素仍然存在,并不时有新情况的出现,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摩擦仍会不断对香港的政治生态造成困扰。 P302

反智、反精英和反权威意识泛滥。 P303

7政府内部士气不振,担忧动辄得咎,少做少错的心态弥漫。 P304

第十二,不同党派的社会支持基础、政治组织和动员方式也有所不同。 P305

常态政治的主要表征自2004年左右开始,一些非常态政治的表征陆续减退,而常态政治的表征则相继浮现。 P306

2004年以后,由于社会各界大部分时间围绕着经济、社会、民生和生活水平问题进行讨论,香港的政治局面相对平静,没有出现激烈斗争的事件。 P307

然而,他们却把特首视为中央的化身而予以无情挞伐。 P308

反对派在常态政治下自然也希望利用非政治性议题来巩固和强化其政治力量,不过迄今为止尚未取得实质成效。 P309

再者,反对派即使愿意改变立场,并得到理解或同情,也不保证他们可以获得一批新的支持者,但却肯定会失去部分原来的支持者。 P310

主流反对派尝试找寻和利用各种可能与中央沟通的管道借以表达善意。 P311

9公民党的不成功,意味着反对派试图进行政治转型以应对常态政治来临的尝试并未取得成功。 P312

2006年社会民主连线(社民连)的成立及后来(2011年)自社民连分裂出来的人民力量的出现,意味着反对派的进一步分裂和香港政治的进一步对立分化。 P313

传媒的处境与反对派有雷同之处。 P314

部分反对派的立法会议员开始较愿意在社会民生问题上与特区政府合作,并逐步减少对特区政府的恶意攻击。 P315

尽管它们是特区政府的政治盟友,但它们的民望却无法随特区政府的民意上升而上升,反而却会因特区政府民意下降而受累。 P316

可以肯定的是,虽然长远来说成功机会不错,但这个过程必然是坎坷而且荆棘满途的,中间更会出现逆转的挫折。 P317

正因为港人中不少人是在国共内战时迁移到香港的,他们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怀有很深的成见,这种负面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 P318

港人更乐意支持反对派去冲击特区的执政者,即使支持中央的人士也因为未受重用而对董建华不满。 P319

第四,从“抗共”心态走向与中央构筑合作互信关系,较以往愿意去了解、考虑和照顾中央的看法和利益。 P320

港人越来越以身为中国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荣。 P321

港人同意在发展香港的民主时,应该同时考虑到它对中央和内地可能造成的冲击。 P322

第五,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信任有所回升。 P323

曾荫权上台后,特区政府有了新的开始,从而可以发挥凝聚民心、化解民怨的作用。 P324

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巩固金融机构、协助中小企业、稳定就业和纾缓民生困顿的措施,让香港安然渡过了危机。 P325

中央的这些策略有利于拉近与港人的距离。 P326

相反,反对派尚在痛苦地探索前路,且内耗内讧不断。 P327

1较全面的解释是存在一组偶然聚合且有利于殖民管治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在战后香港特别明显,赋予殖民政府一定程度的政治认受性,并令殖民管治为港人接受。 P334

港英政府在探索出路时,曾尝试不同办法,但直到今日仍未能确定可行的对策。 P335

无论港人意向为何,香港不可能宣吿独立。 P336

除了香港的左派人士在1967年为响应“文化大革命”而掀起反英抗暴运动外,中国极少介入香港事务。 P337

在这种环境下,政治极端主义很难滋长。 P338

他们没有政治抱负,对政治权威怀有敬畏之情,并且可以借助社会纽带来照顾自己的需要,所以他们对政府的依赖相应减少,而政治中立性或反政治取向亦因此得到强化。 P339

当整个经济体积在膨胀时,便比较容易多分配一点利益给民众。 P340

“九七”阴霾固然不利于经济发展,但世界经济放缓(中东战争更加速了这个过程)及香港主要海外市场的保护主义情绪越演越烈,也对香港经济构成了重大威胁。 P341

第二,自1982年中英谈判香港政治前途以来,殖民政府的自主性便进入不可扭转的下降轨道。 P342

不过,由于英国政府的顾虑、中国政府的反对、既有利益者的抗争、港人的冷漠以及民主力量的薄弱,至今只能落实少量民主改革。 P343

即使是港英政府惯用的咨询民意手法也被广泛接受,这可以在该调查中较多人认为“一个肯咨询民意的政府”可以被视为“民主政府”中看出。 P344

公务员虽在口头上支持民主政体,但对香港能否成功建立民主政府缺乏信心。 P345

22但在过去数年,GDP的增长速度急降。 P346

假如在今后一段较长时间内经济表现依然逊色,那么认为香港的经济奇迹是与殖民管治有机地联结起来的神话便会不攻自破,而政府对港人的重要性也会被贬低。 P347

在20世纪60年代,一种微弱的社群认同感慢慢出现,特别是对以香港为家的年轻一代而言。 P348

因此,民众对社会权威的嘲讽之情,甚至鄙屑之感,有增无减。 P349

然而,由于传统制造业的衰落及其为取得廉价劳动力而迁往内地,工人的工资得不到显著改善。 P350

例如,3/4的受访者认定,工作的上向流动机会(即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是很低甚至是没有的。 P351

由于有与没有外国护照的人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客观政治处境中,他们很有可能慢慢发展出迥异的身份认同与心态,彼此的关系也不可能和谐。 P352

因此在1988年的调查中,有68.2%的受访者表示不会信任已入外国籍或已取得外国居留权的港人来作香港的政治领袖(只有17.7%表示信任)。 P353

由于很多港人是为了逃避内乱才移居香港的,所以这种态度不难理解,再加上自“二战”以来,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发展方向迥异,两地的生活水平及思维方式差距又极大,这种态度甚至可说是十分自然的。 P354

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令已经不佳的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 P355

“难以管治”的问题当政府有效管治的基础被动摇,同时受困于超乎其负荷能力的政治诉求,又为多于其能力的政治责任所苦时,“难以管治”的问题便会自然浮现。 P356

种种现象对香港未来几年的管治方式有严重影响。 P357

34但在1990年3月的调查中,相关数字下降至35%、29%。 P358

政府内外受困很容易导致犯罪活动上升,这令香港的治安急剧恶化,并使人们对警方的能力失去部分信心。 P359

最重要的是,香港的经济虽处在滞胀中,但仍有发展。 P360

对年轻及学历较高的人来说,职业晋升的机会大幅增加。 P361

随着殖民政府权威的式微及管治的必然结束,殖民政府根本无法单凭本身的力量,在未来数年重建政治权威。 P362

近期从机场及港口基建计划所引起的争议,可以印证我的观察。 P363

积极的“单干”做法意味着殖民政府采取确实行动来应付香港的问题、抗衡来自中国政府或香港内部的政治挑战及扩张权力基础。 P364

不过,两国间仍有不少摩擦。 P365

也许是为了本身利益,或是基于反共意图,外国政府可能会对香港持“同情”的态度,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外国政府(甚至是美国)愿意明目张胆地为殖民管治撑腰。 P366

虽然殖民政府极其畏惧失去政治自主性,并且势难忍受中国政府的可能干预,我仍估计它会逐步寻求中国政府支持,以巩固弱化中的政权。 P367

由于港人的温和保守与务实取向,他们也意识到只有中英政府均属意的领袖,才能在过渡期有效发挥作用,因此,这类型领袖应该可以获得不错的群众支持。 P368

不过,这个过程肯定会在中、英、港三方政府之间产生困难与摩擦,甚至有时会激化那些早已存在于香港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P369

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港人之中,有一股根深蒂固却又若隐若现的反英情绪。 P372

40.虽然财政拮据,港英政府却依然试图通过增强表现以提高其认受性。 P377

新政策的目标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其一是洗脱殖民政权的“跛脚鸭”形象,这对时日无多的殖民政府来说一般难以清除;其二是重振管治权威下坠的政权声威,保卫和促进英国在香港及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在1989年后中国政治局势不明朗的大环境下,增强英国对港政策的机动性。 P379

毫无疑问,“光荣撤退”的大前提是在撤退前能维持有效管治。 P380

除了叛乱和内战外,撤退中的殖民政权与继承者通常都和睦相处并开展合作。 P381

因此,中英在过渡期内的倾轧此起彼伏便是势所必然。 P382

因此,中英两国都视结束殖民管治为一件突然的事情。 P383

8对于那些为殖民地感到不安的英国人而言,香港有助于他们洗涤罪咎感。 P384

第一轮对管治能力的觅寻:前进与后退香港非殖民化的独特方式,使过渡期的管治困难问题成为英国重大隐忧。 P385

其他价值观,包括法治、司法独立及政治中立的公务员体系早已实现,并且由《基本法》庄严地予以保存。 P386

在1984年11月公布的《代议政制白皮书: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英国在改革的攻势中第一次做出战略性后退。 P387

中国要求英国放弃任何进一步改革的计划,直至中国公布对未来政治制度的构想;或英国的改革能与未来制度衔接,方有可能取得中国的认可。 P388

此外,《白皮书》也没有提及未来宪制发展的方向与计划,因此这份文件充其量只是一项改动现行体制意图。 P389

虽然这项策略肯定会被香港民意、日趋好斗的立法局以及支持民主的力量所反对,但英国依然视之为必需,以保证其管治能力及光荣撤退,而且也可以承担其代价。 P390

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的意见是,“《中英联合声明》对英国在中国市场的表现似乎影响甚微。 P391

香港的民主化程度尽管有限,依然给本地政治势力提供了政治活动的空间。 P392

西方国家组成联合阵线对付中国,主要是通过经济制裁,务求一举拖垮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共产党政权。 P393

英国遂决定改变对华和对港策略,并对中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的诚意失去信心。 P394

在北京政治风波中,中国政府第一次感到来自香港地区的政治威胁,以及因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所产生的政治不安全感,使中国领导人更怀疑英国的意图。 P395

这一方案远远不能满足争取民主的团体的要求。 P396

英国锐意加速香港的民主化步伐,即使这样做违反与中国已经达成的协议,或甚至悍然否认协议的存在也在所不惜。 P397

向公众直接提供服务的政府部门必须做出服务承诺,履行过程也须接受公开监督。 P398

英国全面落实立法局选举的改革,新策略的其他部分大体上也顺利推行。 P399

中国对英国意图的理解包括英国蓄意为未来特区政府制造麻烦、摧毁香港对中国内地的经济价值、英国拒绝交还香港,以及与对中国深怀敌意的西方国家结成联合阵线,企图以香港为借口插手中国内政。 P400

中国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具备即将收回香港主权的战略优势,而内地迅速恢复政治稳定及经济发展也有莫大作用。 P401

中国政府在过渡期事务上的不合作严重挫伤了港英政府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能力,包括那些可能惠及小市民与工商界的政策。 P402

然而,新的民主派“盟友”却难以取代前者成为英国的可靠支持者。 P403

55总而言之,英国新策略没达到原定的双重目标,即增强管治能力与“光荣撤退”。 P404

在这个阶段,英国基本上放弃了新策略,并重新采用过去与中国政府及香港的保守政治势力合作,以谋求管治能力与“光荣撤退”的旧策略。 P405

结论英国在香港的撤退方式史无前例,因为需要处理一个从未经历过的非殖民化难题,就是必须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把香港殖民地交还给中国,但它们认为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或文化上都与英国水火不容,交还行动又得不到大部分殖民地人民的认同。 P406

此外,香港的民主派两度受英国扶植,又两度被背弃,令它在回归后需要面对中国报复的局面。 P407

改革建议也有可能只是英国官员未经深思熟虑,并架空港英政府的草率行动,目的在于将一些在其他殖民地实行过的宪制改革重复在香港实施。 P413

根据该法的第301款,美国国务卿每年须向众议院议长及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提交报告,内容讲述《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的实施情况。 P415

这些文件在1992年中英合作崩溃之后才公开发表,South China Morning Post,October 29,1992,p.3。 P416

唯一剩下及逐步演进的道路被拖延且颠簸不堪,充满中英两国政府和香港本地精英之间的冲突摩擦。 P421

值得肯定的是,现代化已为香港带来更加多元的社会经济秩序。 P422

殖民政权经受住数次严峻挑战,而没有经历任何重大变革。 P423

英国随后向中国让步,表示香港未来的政治改革需要和《基本法》衔接。 P424

彭定康来港担任最后一任总督,改变了香港民主发展的步伐。 P425

高举民主旗帜的新生政党或政治团体(如香港民主同盟、香港民主民生协进会、汇点),都不超过500名成员,财政来源也不稳固。 P426

21对此问题的正面回应,应表示更认识和支持民主。 P427

1990年,也就是两年前,43.1%的受访者选择维持现状,比选择民主改革的比例(38.5%)多。 P428

23表12-2总结了港人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民主期许之间的关系,但这些数据与美国的发现不同。 P429

另一方面,蓝领工人在政治制度中的代表不足,似乎明白自己的利益要依靠民主转型,或更具体要依靠普选产生的立法机关来保障。 P430

量度支持精英管治的问题是:“有人认为,每一个社会里都只有一小部分特别优秀的人才有资格统治其他人,而其他人就应该由这些优秀的人领导,你同意这种说法吗?”45.9%的受访者表示同意,仅36%的受访者不同意。 P432

对于反对家长式管治的人,他们较倾向于支持增加直选议席,这肯定说得通;然而,支持增加直选议席来实现代议制民主的人,也接受公务员管治和精英管治的持续存在,这就难以理解。 P433

其次,50.6%受访者认为,立法局自加入直选议员后,表现比以前好,只有9.8%的受访者持相反观点。 P435

在1985年、1988年、1990年和1991年,选择“肯咨询民意的政府”的受访者各是43.9%、44.2%、39.5%和35.9%;而选择“由市民选出来的政府”的受访者分别是23.2%、14.9%、27.9%和21.9%。 P436

但几乎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一旦香港有进一步的民主改革,中央政府会更重视港人的意见。 P437

表12-5 民主预期效果的因素分析注:表内数字乃使用变值尽简法进行因素分析的结果,因素负荷量低于0.6者不予登录。 P438

在我们的调查中,当受访者被问到“香港政府是否需要受到约束”时,50.1%的受访者表示需要,而36.1%的受访者表示不需要。 P439

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的调查发现中,民主派议员与其他议员相比,是值得信任的监督者。 P440

29表12-3的C部分显示,对政治现况、政府推动民主表现,以及目前政治制度的不满,均与民主期许有显著关系。 P441

最后,他们并不希望积极参与这个过程。 P442

简而言之,当民主与其他价值发生矛盾时,港人对民主的追求仅停留在中等水平。 P443

他们认为,要达到这些目标,仅依靠获得选举授权的人制约政府权力就已足够。 P444

3.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8).4.Lau Siu-kai,“Colonial Rule,Transfer of Sovereignty and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Leaders in Hong Kong,”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0,No.2(1992),pp.223-242.5.“现代化理论”是指一个松散的理论研究和实征研究的集合,这些研究由勒纳(Daniel Lerner)、利普塞特(Seymour M.Lipset)、多伊奇(Karl W.Deutsch)、卡特赖特(Phillips Cutright)等人开创。 P445

13.李正仪从港人不愿对抗中国政府的角度,解释了本土民主运动的弱点。 P448

1988年调查完成396个访问,回应率为61%。 P449

18.1987年,当政府检讨是否应在1988年引入立法局直选时,大专教职员关注政制发展小组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样本是976人),题为“香港市民对政制改革意见研究”。 P450

30.参见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对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温和正面观感和发展目标不兼容的讨论。 P453

殖民者不仅建立法治和保障人权,还设立多个独立机构以限制自己的权力,如廉政公署、审计署、申诉专员公署等。 P454

这对香港的实际意义是明显的,因目前民众对政府施政的不满若还未上升到政权结构层面,那我们最多只面临特区政府的执政危机,而非体制危机,无论这体制是民主还是局部民主。 P455

尽管如此,也要承认大众文化和制度稳定或变革间的关系复杂多变。 P456

过去自由专制体制的成功范例、今天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以及未来民主体制的不确定性,又如何塑造民众对民主的承担?民众对民主认受性的信念,不可能源于现实生活的经验,因香港的局部民主体制也是新生事物,没有太多实践经验可供参考。 P457

压力下的局部民主前文提及港人对经济和政体普遍不满,这究竟是执政危机还是体制危机?在民众看来,这明显是执政危机。 P458

换而言之,缺乏民主会刺激民众对表现不力的不满,而民主认受性有助宽赦表现不力的行为。 P459

11最后,除了对经济和政治的表现不满,港人也普遍对政治制度感到厌烦。 P460

”三是裙带关系:“雇人的时候,虽然外人的条件和资格都较好,但都是应该将机会优先给自己的亲友。 P461

这八对论述包括(前者是左方,后者是右方):一是个人自由,“捍卫传统宗教与道德价值”vs.“尊重个人想信什么就信什么的自由”。 P462

其次,鼓励个人创新、多劳多得,比收入平等更重要。 P463

受访者被要求从以下三个选项中选取自己最赞成的一项:“与很多其他类型的政府比较,民主任何时候都是最可取的”,“在有些情况下,专制比民主较为可取”,“对我来说,政府是否民主都是一样”。 P464

16当然,这样比较并不公平,因为直到1991年,香港都未有普选,时至今日也仅部分选举实现普选。 P465

18如表13-2所示,我们建立了6个回归模型,模型1只纳入经济下滑,模型2加入政治不满,模型3加入政治分离和政治疏离,模型4加入中国传统主义,模型5加入自由主义、后物质主义和社会主义,模型6加入个人社会经济背景。 P466

在这个背景下,本文有关香港的发现令人惊讶。 P467

换言之,虽然民众对局部民主体制表现(包括从政人士和政府整体)的不满,是推衍到民主作为理想政府的抽象、结构性层面,但与研究民主危机的学者所指相反,这种溢出的影响并非负面。 P468

我们利用交互表列分析(cross-tabulation)进一步展示政治分离与民主认受性的负向关系,结果显示政治分离程度低的人士,较倾向于认为“民主是最佳政府体制”;政治分离程度高的人士,则较倾向于认为“政府是否民主都是一样”;但两类人在“专制有时比民主较可取”的取向上,并没显著分别。 P469

模型5显示,民众对自由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的信念越强,越倾向于认为民主是最佳的政府体制;与此相反,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却会降低民主认受性。 P470

结论时下流行的说法是,与回归前的大多数预测不同,香港回归后政治上尚属平稳,经济上则未必。 P471

亚洲金融危机和政府连连失误,使这种局面雪上加霜。 P472

我们在调查中,用以下一组问题探究了这方面的民意取向:“有人说,换一种方式来管治香港,会比现在的特区政府做得更好。 P473

虽然这不表示民众不表态支持民主,但问题在于,港人对民主的理解不全面,对民主虽表态支持却不转化为行动,我们在其他文章已论述这些问题。 P474

32然而,我们非常肯定的是,港英政府现在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是执政危机,而不是认受性危机。 P475

5.Pippa Norris,Critical Citizens: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66.6.调查的总体是年满18岁的香港华裔居民,样本为概率样本。 P476

12.根据因素分析的结果,民主认受性(下文会讨论),以及上述变项可简化为三个因素:第一个包括“经济下滑”,以及对政治的各种不满;第二个包括“不讨论政治”、“对政治没兴趣”、“政治太复杂难以理解”;第三个包括“民众对决策没发言权”、“官员不在乎民众想法”。 P477

第二个因素变项的值加总为“政治分离”指数。 P478

19.必须强调,我们的研究无法验证香港经济发展/下滑客观状态与民主/民主发展客观状态的关系。 P479

我们目前关注的是,与民主或是其替代政体有关的实际政治经验对提升民主认受性的可能影响。 P481

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越高,民众的犹疑越少,反之亦然,这是不必申述的。 P483

4俄罗斯人则多数将民主和自由联系起来,5不少俄罗斯人认为,如果有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便乐于牺牲作为民主要素的自由。 P484

结果,由于缺乏政治安全感(回归问题及民众对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的反应),和对香港特区政府的表现不满(如2003年7月1日大规模示威游行),香港也偶尔涌现一些民主行动。 P485

更重要的是,港人对民主持有一种独特的理解。 P486

总的来说,受访者对香港政治体制的评价存在分化。 P488

以获得的民主成绩而言,港人并不觉得不如发达国家。 P489

更明显的是,在特区政府够效率但不够民主,或够民主但不够效率之间,大多数(56.7%)受访者挑选前者,只有17.2%的人选择后者。 P491

事实上,大约有一半(46.4%)受访者担忧加快民主发展步伐会使经济发展受到不利影响,35.6%的人持相反的观点。 P493

不过,那些担心会有更多享受“免费午餐”的人,倒不认为这一定就意味着税率的提高,有刚超过一半(51%)的受访者认为加快民主化不会令香港大幅加税,而27%的人则持相反观点。 P494

自“二战”结束以来,这还是港人第一次对自己、对香港的制度和发展模式的信心产生动摇,随之引发忧虑、不确定和悲观的社会情绪。 P495

他们认为,政府应对经济危机之所以表现无能,是源于香港政治制度的非民主化,而这个无能政府阻碍着香港经济的复苏。 P496

即使有人谈论这些议题,也无非是分析其发展与香港成功民主化之间的关系。 P498

有意思的是,有不少(39.9%)人相信港人“一人一票”选出的行政长官不会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只有21.3%的人持相反看法。 P499

表14-7 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受访者不赞成普选行政长官的原因(%)与此相同,如果普选立法会会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大多数(60%)受访者就不会赞成立法会的普选,只有21.1%的人表示仍会赞成。 P500

18香港政党的规模很小,不仅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且民众对他们的支持也很有限。 P502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央因素的影响将变得越来越大。 P503

自回归以来,他们对外国干预越加警惕和忧虑,以至于那些求取外国支持香港民主化的本地政坛人物都受到鄙视。 P504

与这些社会不同的是,港人没有经历过痛苦和混乱的民主化过程,却享受着这些据说是民主化的“果实”。 P505

除非受到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干扰,不然香港很可能继续其循序渐进式的民主化轨道。 P506

1我在2006年的香港社会指标调查中进行了矛盾民主观的跟进研究。 P511

第五,由于反对派认为2005年曾荫权提出的政改方案不够激进,因而成功挫败了他的方案,这反而有损他们作为民主斗士的形象,因为大多数港人接受这个方案。 P512

在以下三种看法中,只有35.9%的受访者最认同“在任何情况下,民主体制都比其他政府体制为佳”,但有28.3%的受访者最认同“对我来说,政府体制是否民主都一样”,更有13.7%的受访者最认同“在有些情况下,专制的政府比民主体制好”,另外多达20.8%的受访者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立场。 P513

外面的评论员常喜欢把香港政治的特点概括成“有自由而非民主”的体制,但是,由于香港特殊的民主观,百姓对这种概括不以为然。 P515

年纪较大、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一般对香港作为“民主社会”的看法更满意,也更乐观。 P516

200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若就政府的形式有所选择的情况下,港人并非毫不含糊地都选择民主政府。 P517

从中我们再次看到,对很多港人来说,民主只是对实现其他更重要的目标有利时才是重要和有价值的。 P518

鉴于香港的经济奇迹是在殖民威权主义之下创造出来的,这种威权主义既制约了各种民粹倾向,也制约了大商家的影响,因此,民众认为民主化不可避免地会使经济增长受到负面影响。 P519

不过,担心会有更多享受“免费午餐”的人,倒不认为这一定就意味着提高税率,有差不多一半(46.1%)受访者认为加快民主化不会令香港大幅加税,而24.9%的人则持相反观点。 P520

不论回归前或后,香港民主派一直积极向中央政府和香港执政当局施压,要求在香港实现全面民主。 P522

正如表15-5所示,社会上对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重要性已形成一定共识,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社会经济背景者也有相当一致的看法。 P524

百姓对政党的冷淡可从调查结果看出,超过一半(51.3%)受访者并不同意没有政党就没有民主,只有18.4%的受访者同意。 P526

回归以来,尽管政府表现不合格,而且经济的衰退也推动了增加民主的呼声,但港人骨子里还是不想承担快速民主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他们担心快速民主化影响现实中好的方面。 P528

2004年调查完成845个访问,回应率为48.2%;2006年调查完成830个访问,回应率为47.5%。 P529

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P537

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 P538

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 P539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P540

借着这三册书与读者——特别是内地读者——见面的机会,我也全面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 P542

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以政治社会学为日后学术工作的重点,其中政治和社会发展、政治文化、政治体制、政治领袖、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乃研究重点所在。 P543

一方面,我没有把握能够从内地取得大量信而有征的材料和数据,以作为严谨学术研究的基础。 P544

1992年,英国政府派政治人物彭定康来香港当总督,旋即爆发中英之间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的严重对抗,并最后促使中国政府以“另起炉灶”作为反制的策略。 P545

二是他们服膺于那些理论背后的西方价值,并确信那些价值代表“普世”价值,因此应该在香港树立和推广。 P546

总的来说,我认为,西方学者在概念和理论建设方面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在将社会现象拆解后进行分析,然后再将分析结果予以整合来建构理论这一方面。 P547

香港过去的经历、事件、人物、制度、政策和一些“集体回忆”,都左右和规限着香港目前和将来的发展。 P548

诚然,我的“核心”概念不是批评者的“核心”概念,他们认为我的“核心”概念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社会现象,因此对香港的分析有失偏颇,并错误理解部分现象,而基于我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建议不但无用,而且对香港有害,比如不利于推动香港的民主发展,也不利于让当政者正视香港的社会矛盾等,不一而足。 P549

第一,香港在“开埠”伊始已经是一个特殊的英国“殖民地”。 P550

为了巩固殖民管治,英国人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手段笼络华人精英,让他们成为殖民政府的“同路人”,同时减少社会上出现“独立”于殖民政府的政治力量的可能性。 P551

我当然不会否定社会冲突的存在,但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政治稳定对我和不少人来说,应该是较为瞩目和值得探讨的现象。 P552

殖民政府介入社会和民生事务的程度有所提高,港人对政府的依赖不断提升,因此社会上逐渐涌现一些政治人物和组织。 P553

中英双方的政治角力塑造了香港的民主化路向,但同时分化和弱化了刚冒起却“先天不足”的本地政治领袖和势力。 P554

泛民主派政党属于“永久的反对派”,从长远来看有走下坡、内部分裂日趋激烈的趋势。 P555

在“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下,香港的利益和未来必将建构在“两制”关系融洽和中央与特区合作的基础上。 P556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从“非常态政治”过渡到“常态政治”绝非一个顺畅的过程,反而是一个艰难、曲折和反复的过程,2014年爆发的“占领中环”行动和香港最近涌现的“本土主义”主张可为明证。 P557

第五部分则讲述了政治精英和政党发展的情况,其中突出了“局部民主化”所造成的精英政治与群众政治分离的种种现象,进而指出香港脱离殖民管治过程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P558

第三部分讲述了香港人独特的民主观,指出香港人有明显的民主诉求,但其民主观充斥着自相矛盾和实用主义的元素,因此难以构成庞大、持久的民主运动的基础。 P559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的尹宝珊女士既是我以前的学生,也是长期以来我在研究工作上的得力助手与伙伴。 P560

伴随着此等新政治势力的出现,港英政府的威信持续下降,其管治香港的时限也只剩下5年多。 P562

结果,民众在使用政治准则来区分不同的领导组成部分时,虽然稍有困难,但仍能对之做有限度的分辨。 P563

这些领袖分别是(括号内的数字为提及该领袖的受访者人数):李柱铭(由功能团体选出的立法局议员及民主运动领袖)(12)、卫奕信勋爵(香港总督)(7)、邓莲如女男爵(行政局委任议员)(5)、司徒华(由功能团体选出的立法局议员及民主运动领袖)(3)、麦理浩勋爵(前香港总督)(1)、李鹏飞(行政局及立法局委任议员)(1)、尤德爵士(前香港总督)(1)、李永达(由直选产生的区议员及民主运动领袖)(1),以及徐四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1)。 P564

一般而言,政治团体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民众信任,同时,有限的民众信任往往投向那些反对中国政府和推动香港民主化的团体。 P565

第三类是与中国政府有关系的制度与组织,包括两个由中国政府参与组织、负责起草《基本法》的团体(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及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中国政府的驻港代表(香港新华),以及拥护中央的左派机构。 P566

这个颇为正面的评价在另外一项调查中也可以看出来:在受访者心目中,虽然没有值得信任的领袖,但依然有22.8%的人认为,香港在回归之前会出现一些他们能够信任的领袖,30.8%的人表示不会,而答称“不知道”的则有43.1%。 P567

李柱铭和司徒华是典型的“反建制”民主积极分子,两人都是不受港英政府及中国政府欢迎的人物。 P568

在调查中,我也挑选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政治团体,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他们的意见,表1-3列出了调查结果。 P569

所以,对港人而言,政治团体有别于政治制度及政客,至今仍然是新兴、陌生的事物。 P570

不过,鉴于政党一词在香港的政治文化中有不少负面意义,所以港人对成立政党也有一定的保留。 P571

对于香港政治领导的组成部分缺乏社会支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P572

他们对民主政制有所憧憬,但同时觉得如果现行体制继续下去,会对自己的既得利益有利。 P573

这些矛盾很清晰地在我的调查研究中显露出来,对于社会及政治争议事项,港人的态度越来越有分歧,包括:第一,对3个政府的信任程度。 P574

虽然59%的受访者愿意接受现有体制,但仍有25.9%的人不予完全接受。 P575

42.1%的受访者表示满意香港的经济状况,18.5%的人表示不满意,认为经济状况只是一般的有26.9%。 P576

持相反意见的则甚少,只有18.2%。 P577

在不同的社会组别中,各种态度分歧并没有一致性的分布,不足以互相强化。 P578

虽然如此,香港的政治领袖及团体都十分细致地凸显了他们在取向上的差异,努力利用这些有限的差异,建立自己的独特形象,并以之号召民众。 P579

然而,较不信任中国政府的,却不一定会较信任其他(即非“建制”的和非拥护中央阵营的)制度,特别是那些对中国政府采取对抗姿态的制度。 P580

但这个因素与民众是否赞同政治领袖及团体的意见无关。 P581

此外,这个因素也与民众是否赞同政治团体的观点无关。 P582

从上文对港人的态度分歧,以及与港人对政治领导组成部分取向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P583

对于在香港建立政治领导体系而言,最紧要的现象是港人有如下的明显倾向:把所有政治领导组成部分不加区分地归并在一起。 P584

当被问及他们会支持哪一派的参政人士时,1%的受访者答称会支持保守派,22.3%支持温和派,34.1%支持民主派,而17.2%的受访者则回答全部不予支持。 P585

同样地,民众究竟支持哪个派别的政客,与他们在政治、社会及经济事项上的各种态度分歧只有微弱的关系。 P586

缺乏社会基础的政治穆迪(Moody)在综观了后儒家社会(post-confucian societies)的政治情况,特别是政治与社会分离的现象之后,做出了以下分析:在当代体系,无论是执政政权,还是反对派,都没有特定的社会基础,那群控制政权的人之所以走在一起,主要因为他们拥有权力……反对派人士当然对政策有自己的意见,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需要照顾,但执政者与反对者之间可能没有系统性的政策分歧。 P587

民众很容易转换拥戴的对象,而且转换原因很多时候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或者投机。 P588

管治的精英分子不认为需要争取市民的支持。 P589

所以,在港人眼中,制度、领袖及团体之间的政治冲突与社会脱离,因此也和社会不相干。 P590

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新生的政治领袖及政治团体仍然会依靠民众对政治制度的接受度来建立自己的地位,但这会带来隐患。 P591

一般来说,港人对政治的态度是务实及功利的,如何衡量政治及政治参与的价值,主要取决于能够为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 P592

由于普选已经成为政治晋升的途径之一,部分政治精英会致力于与民众建立联系。 P593

该调查在1991年1~5月进行,发现不同政治取向的政治领袖所得到的民众支持度相差不远。 P595

按照亨廷顿(Huntington)的说法,妥协、选举及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过程的组成部分,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是这一浪潮中出现的政权改革、替换及转化的主要特征。 P598

例如,香港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不存在严重的民族、文化、宗教、地域、阶级或意识形态矛盾,港人没有受到政治动员,分化亦不严重,故而缺乏政治力量禁止政治精英进行谈判并达成共识。 P599

要在政见分歧较大的精英间找寻共通点,肯定是件异常艰难的工作。 P600

民众对政党的冷漠态度阻碍了强大政党的发展,从而令香港不能借强大政党把精英组织起来,促进精英团结,并把精英纳入紧密及有力的组织。 P601

当被问及他们心目中有没有值得信任的政治领袖时,在1988年、1990年及1991年的调查中,各有69.9%、69%及71.6%的受访者答称“没有”;认为“有”的则分别只有16.2%、9.5%及12.7%。 P602

也许还可以这样说,港人把自己的政治无能感及政治愤世心态都投射到了政治领袖身上。 P603

香港的政党现在仍处于发展初期,而且前景并不明朗。 P604

不过,港人至少对政党有着正面的看法。 P605

普选作为挑选政治精英的渠道,除了有其重要性外,还有一个作为政治领袖之间仲裁者的重要职能。 P606

就政治领袖的形成而言,这些改革所衍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同时建立了选举的及非选举的领袖选拔方式,但都不是主导的权力分配方式。 P607

”1990年及1991年的相关数字则为59%及72%。 P608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1990年及1991年的调查中,相关数字为39.5%及35.9%。 P609

事实上,正如表2-2所示,在选择政治领袖时,民众较属意那些没有政治背景及政治野心的人,而不是那些“专业”政治人物,例如,政党领袖、压力团体领袖及政客等。 P610

港人同时接受政治性的及非政治性的领袖选拔途径,阻碍了有组织的专业政治领袖以及强大政党的产生,并造成了政治领袖的分裂。 P611

实际上,直选议员及其他议员在民众拥护及信任程度上的分别不大,有限的分别并不表示非直选产生的议员不孚众望。 P613

22.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的支持是成为有作为领袖的最重要因素;认为“港英政府”及“香港市民”是最重要因素的受访者分别只占4.2%及26.9%;不过,仍然有29.9%的人觉得“三方面”的支持最为重要;表示不知道答案的则下降至15%。 P614

而在香港现时的环境下,政治领袖是难以满足这些要求的。 P615

纵使香港缺乏政治领袖,港人也渴望出现有所作为的领袖,但他们依然要求领袖不要持有外国护照或拥有外国居留权,以证明他们对香港及港人有奉献精神。 P616

有56.4%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有外国国籍或居留权的人当政治领袖,只有19.2%的人持相反意见。 P617

如果民众在领袖身上找不到那些素质,便直截了当地不给予支持,恶性循环亦由此形成:因为来自民众的支持不足,强大领袖难以出现;同时,由于民众对领袖的道德要求较高,不少具有领导才能的人可能因缺乏满足民众期望的自信,不敢贸然到政坛发展。 P618

从表中可以看出,民众一般突出领袖的道德素质,对他们的政治技巧则重视不足。 P619

港人对于作为政治基本元素的冲突现象,以及政客作为处理冲突的能手,似乎并不特别欣赏。 P620

总的来说,民众心目中的理想领袖素质,并不是由某一类领袖所“垄断”。 P621

这些态度包括:对领袖的低度信任、对政党的矛盾观点、对政治领袖多种选拔途径的接受,以及对领袖道德素质的重视,均强化了历史性及结构性因素对领袖形成的负面效应。 P622

首先由港英政府统计处协助,在全港以分区等距方式抽取居住单位地址;其次是抽选住户,如果已选取的居住单位有超过一家住户或为一群体住户(如宿舍),访问员将根据随机抽选表,抽选其中一家住户或一位符合资格人士接受访问;最后是抽选受访者,如已选取的住户有超过一位符合资格人士,访问员将利用基什方格(Kish Grid)抽选其中一位接受访问。 P624

”Lau Siu-kai“Decline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Political Cynicism and Political Inefficacy in Hong Kong,”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Vol.11,No.2(1992),pp.3-20。 P625

23.本文利用卡方检定(chi-square test)来判断变项之间的关系,显著水平低于0.05者,被视为存在显著的差异。 P628

然而,本章将表明,对于政府在经济领域扮演的角色,官方和民间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 P629

然而,政府从未以一种前后一致、系统且详细的方式来阐述有关信条。 P630

经济干预以商业法规的形式出现,比如一些公营的公共设施工程、大量的公屋项目、界定比较清楚的基础设施投入、一些政府资助的宣传机构、一个非常精细的私营商业咨询网络、一些与私营企业合作的项目,以及政府资助和管理的各种社会服务等。 P631

2调査在1988年进行,成功访问了396人,回应率为61%。 P632

同时,对一些政策的支持,比如限制市场垄断、规范投机行为、保护本地工业不受外来竞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P633

这就让我们对民众抱持自由放任信念的诚意和强度产生怀疑,同时怀疑当市场运作失败或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时,人们是否还会坚持这一信念。 P634

就意识形态而言,私有化和自由放任联系紧密,因为前者预示政府下放经济职能。 P635

正如对自由放任原则的支持一样,对私有化表示认同的民众并不保证他们不赞同政府干预。 P636

人们对商界领袖越有好感,就越会认同自由放任,而对于政府的认同则比较复杂。 P637

除管制投机性活动外,对工商界领袖的信任和对政府具体经济职能的认可表现为轻度正相关(在不信任工商界领袖的受访者中,75.5%赞同管制投机性活动;在信任者中,69.2%赞同管制投机性活动),例如,信任工商界领袖的人更加希望积极管制工商业活动以防止欺诈(93.5%:89.5%)、由政府鼓励和协助工人组织工会(81.9%:74.1%)、征富人重税以减少贫富差距(81.3%:79.6%),以及保护本地工业免受外来竞争(81.2%:79.3%)。 P638

信任政府和认可自由放任原则是相关的,我们可能因此认为,信任政府的人会反对政府承担干预经济的职能,这与它拥护的自由放任原则相一致。 P639

在民众心中,一个强势政府应意味着干预性,但是在理论上,这一关系并不明显。 P640

鉴于对政府角色的这种看法,香港民众觉得公共福利不足是理所当然的。 P641

与此不同,香港华人的自由放任原则显示出对政府的信任和对个人主义的克制。 P642

因此,明显的问题是,统治香港多年的现实方式,怎样才能和民众对该政府的看法分割开来?为理解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P643

香港权力分散的经济结构和工会的弱势,意味着即使产业工人要求改善经济状况,也只能通过市场机制有限地达成目标。 P644

此外,还有一些计划正在酝酿,这些计划旨在创造必要条件,吸引外国投资和人才来填补缺口,迎合发展的需要。 P645

为简化数据,文中表格省去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的数据。 P646

”中国和英国于1984年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2明确了香港政治的未来,把经过深入讨论的香港社会经济制度都详细地写进了《基本法》。 P649

本文旨在记录港人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看法的转变,所使用数据来自我和其他研究人员在过去10年(特别是1994年)所进行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 P650

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有3个,即港元和美元汇率挂钩带来的输入性通胀、人才外流以及劳动力短缺。 P651

战后初年,工业化发展带来了经济相对平等。 P652

10虽然回流的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人才空缺,但他们对香港的承担是脆弱的。 P653

在1991年的调查中,一方面,有59.4%的受访者自认信任港人,同时有54.6%的人表示喜欢港人。 P654

在香港,民众对机会均等的要求极为强烈。 P655

1985年,87.6%的受访者同意香港是一个充满发展机会的地方。 P656

1990年,56.4%的受访者认为香港财富分配不公平,仅26.4%认为公平;69.7%的受访者肯定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矛盾,仅18.2%否认。 P657

同时,51.8%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有社会地位的人所尽社会责任并不足够,认为足够的亦仅有7.4%。 P658

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支持,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特定领域的干预会引发厌恶和反感。 P659

社会经济不满情绪和社会整合在港人心目中,香港不再是公平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再神圣不可侵犯,这不但影响了香港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其变得更松散,也使得港人的社会经济不满情绪不断高涨,例如,在1988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2b年和1994年调查中,满意香港经济现状的受访者比例依次是57%、42.1%、31.6%、32.2%、35.3%和39.3%。 P660

表4-3 对维持社会秩序各因素的评价,1994年(单位:%)港人明显将重心放在道德和法律上。 P661

因此,在1985年的调查中,有73.4%的受访者同意香港法庭在审判时,富人比穷人有利,相关比例在1988年和1994年分别是69.2%和74.9%。 P662

在1985年的调查中,59.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香港人,36.2%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相关的数据在1990年分别为57.2%和26.4%,1991年分别为56.6%和25.4%,1993年分别为53.3%和32.7%,1994年为56.5%和24.3%。 P663

虽然在调查数据中看不出集体认同感的来源,但认同感能保持稳定是有助于缓解社会经济结构瓦解给香港带来的不利影响的。 P664

章末注1.《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http://www.basiclaw.gov.hk/tc/basiclawtext/images/basiclaw_full_text_tc.pdf)。 P665

(3)1988年调查完成396个访问,回应率为61%。 P666

当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英国在中国香港与内地之间所起的屏障作用便消失,身份认同问题将严重影响两地关系。 P670

香港虽然在一个半世纪以来是英属殖民地,但在其大部分历史中,香港的华人并非在此定居,或以此为家。 P671

第二,在整个香港历史中,其发展道路与中国内地的差异极大:香港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内地则大体上走社会主义道路。 P672

不过,由于香港始终是不少人的庇护所,所以在塑造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无论是中国民族主义还是反殖民主义,都没有成为强大的力量。 P673

明显地,较多受访者选择“香港人”为主要身份。 P674

如果从“香港人”及“中国人”的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差异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香港继续由英国管治,那么在过去10年中认同“香港人”身份的港人比例应稳步上升,因为教育普及化及在香港出生的人所占比例增加。 P675

在1992年的调查中,我也发现有较多的“香港人”(20.7%)表示有信心能够移民,有信心能够移民的“中国人”占16.6%。 P676

与此同时,与“中国人”(62.2%)相比,更多的“香港人”(72.8%)相信,香港居民越来越多地使用不正当手段争取利益。 P677

同样地,只有15.2%的“香港人”能够接受回归后个人收入大降,却有较多的“中国人”(29.5%)表示可以接受。 P678

然而,86.1%的“香港人”及89.5%的“中国人”诚挚尊重勤劳工作的人,那些一世好命的人却只得13.2%的“香港人”及18.9%的“中国人”的尊敬。 P679

事实上,这两种身份认同非但不是完全分割或相互排斥的东西,反而有相当程度的重叠。 P680

这些现象表明,如果是涉及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央政府,港人的感情是复杂的,甚至是负面的。 P681

在1992a年的调查中,我们向受访者提出12个问题,目的在于了解他们对香港及整个中国的感情。 P682

地方主义情绪也明显可见,在涉及香港与内地关系的事情上,他们倾向于以照顾香港利益为首要任务。 P683

与“香港人”较倾向于不信任中国政府相一致的,是他们对香港的前景也较缺乏信心。 P684

1995年的调査也发现,相对于“中国人”(39.2%),较少的“香港人”(22.4%)相信中国政府在“九七”后会真正让港人自治。 P685

正因为“香港人”更信任英国及港英政府,15所以他们倾向于要求英国政府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便不足为奇。 P686

这种民主观代表一种功利性与片面性:功利性是因为港人期望民主政制能为自己带来一些具体的政治成果;片面性是因为人们从负面角度去理解民主,即民主政制的功用在于保障自己的权利,使之免受中国政府及香港当权者的侵犯。 P687

虽然“香港人”与“中国人”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双方仍然存在微妙差异。 P688

同样地,当被问及经济繁荣与民主政府哪个更重要时,依然有较多的“香港人”(17.8%)(“中国人”9.6%)认为民主政府更重要。 P689

无论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都是建立在种族与文化基础之上,而且似乎都不具有地域认同,因为都不涉及对香港或整个中国的效忠。 P690

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港人在心理上受到“身份危机”的困扰。 P691

在带有地方色彩的身份认同上,港人会逐步接纳一个更大的华人身份认同,社会主义中国也有可能成为认同的对象。 P692

(4)1991年调查完成401个访问,回应率为55.8%。 P693

例如,可参见:Myron L.Cohen,“Being Chinese:The Peripher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Identify,”in Tu Wei-ming(ed.),The Living Tree: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88-108;David Yen-ho Wu,“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nd Non-Chinese Identities,”in Tu(ed.),The Living Tree,pp.148-166。 P694

Lucian W.Pye,“The Challenge of Moderniz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Chinese University Bulletin,Supplement22(1991),pp.12-29.11.不少学者都强调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都建基于种族及文化因素。 P695

15.在本文引述的所有调查中,“香港人”都比“中国人”更信任英国及港英政府。 P696

香港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增长在1998年11月出现负数,在通缩阴影下,经济一蹶不振,1998年香港的实际本地生产总值下跌5.1%。 P698

最值得注意的是,董建华的经济哲学以行动主义和家长式统治为特征,把香港转型为知识为本的经济体系和全面照顾社会的迫切需要排在政策议程的前列。 P699

金融风暴以前,人们虽已察觉中国内地这个潜在竞争对手的存在,但一般人还是不太在意。 P700

民众之所以有此宿命论式看法,都是因香港在过去曾经历无数次逆境,并且在其后变得更加繁荣。 P701

6在1991年的调查中,58.4%受访者称赞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好的经济制度,只有5.2%反对。 P702

可是,港人不太赞成工人在市场经济下以集体行动改善权益的做法,44.3%的受访者反对雇员将罢工作为提高薪酬或改善工作条件的武器,只有28.3%同意罢工,17.6%则不置可否。 P703

事实上,传统价值观对港人仍有一定影响,并且继续塑造民众对政府经济职能的态度。 P704

与此同时,表6-2中的数据表明,港人希望政府能在多个领域做出干预。 P705

随着时间的流逝,港人是否真的越来越支持政府干预经济?根据不同时期的调查,我们可以找出港人对经济干预的支持度的转变。 P706

1988~1994年,民众对政府扮演更重要经济角色的要求有所增强。 P707

数年后,这一比例虽有所下降,但民众仍认为个人因素是导致贫穷的最重要原因。 P708

多次调查表明,港人认为贫富不均难以接受。 P709

港人普遍认为富人是特权阶层,这是不满的原因之一。 P710

除年长者比年轻人更不满这种社会不公外,其他具有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受访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差别很小。 P711

更重要的是,港人对下一代的经济前景信心减弱了。 P712

少于四成的受过大专教育的受访者相信,个人努力与成功有关联。 P713

中产阶级中愤愤不平的人也可能会要求政府更多干预,不单是为自己的利益,也是要纠正香港社会的不公平问题。 P714

(3)政府在1998年3月20日宣布成立一个由11人组成的创新科技委员会,其目的是为发展香港成为高科技生产及服务中心向政府提供意见(SCMP,March21,1998,p.6)。 P715

他的言论引发颇多议论。 P716

(4)1993年调查完成892个访问,回应率为54.6%。 P717

比如,民众舆论强烈赞成保护环境的条例、确保职业安全以及保证食品和药物的质量。 P718

在这种愈演愈烈(但不一定理性)的政治否定(negativism)的情势下,即使是一向备受推崇的公务员也难以幸免。 P720

本章将根据我在2001年进行的全港性随机抽样调查讨论港人的政治态度,特别是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经济精英的信任和信心。 P721

表7-1 对个人处境的满意度(单位:%)整体来说,港人大多满意个人处境。 P722

因为与各地华人一样,港人格外重视教育。 P723

不过,他们大多与亲戚维持较好关系。 P724

表7-3 对香港现状的满意度(单位:%)调查也反映了人际关系的恶化,例如,只有23.6%的受访者满意社会人际关系;认为港人是可信赖的更少于半数(46.8%),不同意者占9.1%,认为普通的则有39.8%。 P725

同样地,拥有较佳职业、较高家庭收入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不满的比例也较高。 P726

虽然回归前民众曾担心法治会受到腐蚀,回归后又遇上经济不景,但受访者并未把治安看成是严重问题,52.1%的受访者仍相信香港司法系统的公平性,批评它不公平的只占少数(12.2%)。 P727

港人非常重视教育。 P728

香港与全球经济融合,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更加深了贫富鸿沟,在达尔文式的全球经济环境中,一方拥有能参与竞争的知识与技能,另一方则因缺乏此等条件,连生存都备受威胁。 P729

至于职业、家庭收入及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则与学历的情况相近。 P730

在民众眼中,社会已陷入全面衰落,包括生活品质严重下降,经济竞争力、政府管治能力、青年拼搏精神、社会风气及社会和谐大幅变差,港人的道德水平、工作态度和社会责任感每况愈下,创业精神、公务员能力和人际关系以及守法精神也出现倒退。 P731

年轻受访者较怀疑政府的管治能力,而年长者则对港人的守法精神较缺乏信心。 P732

对香港的信心港人虽认为香港社会已出现各种衰败征兆,但仍对其前景颇为乐观,42%的受访者表示有信心,信心水平一般的占28.2%,坦言没信心的仅占25.7%。 P733

港人于回归前对中央政府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怀疑,现时大部分已消除,认为中央政府已履行承诺的达39.4%,持相反意见者仅占27.5%,23.4%则既不同意,也不反对。 P734

学历较高者虽对政府廉洁有较强信心,但对董建华及制定政策官员的信心较弱。 P735

大部分受访者(62.4%)表示香港根本没有值得信任的政治领袖,回答有的只占18.4%。 P736

只有13.3%表示满意政府表现。 P737

例如,当被问到谁要为当下众多问题负上主要责任时,较多受访者(31%)把矛头指向政府,另有13.5%指责董建华要为困境负责。 P738

立法会一直是香港民主改革的重心,5其部分议员由普选产生,所以比行政部门享有较高的认受性,立法会议员应更能代表港人(特别是草根阶层)的意见和利益。 P739

除性别外,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受访者对政治人物的信任有显著分别(见表7-12)。 P740

政治和社会人物的代表性港人不信任政治人物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后者不理解民众的需要和担忧,所以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和利益。 P741

事实上,在贫富悬殊不断恶化的环境中,商人是最不受信任的精英。 P742

至于家庭收入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则没有出人意表的结果。 P744

在介绍调查结果时,除罗列主要变项的频数分布外,也会分析这些变项与性别、年龄及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项的关系。 P745

在人们眼中,他们注重物质享受、关心家庭、只顾及个人的成就(学习或考试优秀)。 P748

第四,香港金字塔式的教育制度,义务教育只提供到初中,港人享有更高等教育的机会极为有限。 P749

第二类权威主体是辅助管治的准政治工具,包括最高层的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由港督委任,只具咨询职能)以及其下属的市政局和18个区议会(半数成员由近年引入、近乎普及但投票率偏低的选举产生;市政局具有行政职能,但限于区域范围的环境卫生、文化活动和市政服务;区议会只具有针对地区事务的咨询职能,因新近成立,至今还未赢得选民的广泛认可)。 P750

在大多数学校,公民教育、公共事务、公民训练等课程无一例外地不受重视。 P751

在政治、政府及其辅助机构中,与民众较接近的市政局议员和区议员比级别更高的机构和议员做得更好。 P752

亲朋密友(父母、老师和朋友)再次受到高度信任,父母居首位;大众传媒紧随其后;接下来是落后不太远的政府及其辅助机构。 P753

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受访者对商界领袖和富人各自享有权力的评价存在分歧,这两个群体中的具体个人其实相当重叠,显示了“富人”此称谓的负面含义。 P754

在青少年眼中,除家庭与其他密友之外,香港明显缺乏宽厚的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 P755

总之,家庭是青少年身份认同和信任的载体,虽然并无特别,但他们对家庭与其他非首属关系权威主体在认同和信任上的悬殊却是相当独特的现象,即如果在华人青少年心目中有任何可信任的和值得支持的权威主体,最主要的一定是父母,接下来是其他亲朋密友。 P756

这个问题下文会进一步阐释。 P757

然而,到目前为止,理想主义的潜流对青少年的社会行为可谓无甚影响。 P758

大部分青少年与父母关系良好,我们可据此推断,他们能在一个舒适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P759

但是,仍有几个发现值得关注。 P760

在其他社会,例如,美国、6尼日利亚、7波兰,8在过去几十年间,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大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P761

施塔特(Statt)研究了15个国家中58名成年人和1738名14~25岁的年轻人,9发现发展中国家年轻人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一小撮富豪精英与贫苦大众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P762

有研究发现,香港青少年大多同意宗教会带来正面的价值,例如,促进人们相亲相爱、构建社会秩序、信仰上帝、有人生目标等,15但是受访者不愿意认同宗教是一种普世需要,他们认为,人之所以受到尊重,更多是因为他行得端、坐得正,而非有宗教信仰……大多数受访者更看重一个人遵从自己的良心,而非拥有宗教信仰……大量受访者亦认为,一个人能否找到生命中的真正幸福,是否信仰宗教并不是必要的,他们也不认同历史上存在着上帝这种说法。 P763

17从另一个角度看,家庭和其他主要社会网络的民众相互依赖,令华人无需太努力就可以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感到满意,即使无法以个人的能力让自己过得更好。 P764

19香港青少年多追捧大众传媒。 P765

宗教的软弱无力,令它不能给予其他世俗权威宗教的正当性,因而不能协调家庭权威和非家庭权威的关系,或是为二者的沟通架起一座桥梁。 P766

首先是在香港所有中学(总数430)中随机抽选40所,其中38所愿意参与;其次是在每所学校随机抽选两个班。 P767

即使与中国台湾及内地相比(它们的现代化程度都不及香港),港人的政治参与水平仍然偏低。 P772

1政治参与度尽管港人对政治参与的需要和机会都有所增加,但参与度依然偏低。 P773

香港立法局在1991年进行了历史上首次直选,以产生1/3的立法局议员。 P774

就非正规的政治参与而言,虽然这类活动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并往往在传媒中成为头条新闻,6但在港人的政治生活中,这类活动只占很小一部分。 P775

在个别接触中,最主要的对象是港英政府;除了政府,民选政客也是民众寻求协助的重要对象。 P776

8香港的政党仍处于雏形阶段,而民众对政党的态度既矛盾又缺乏鼓励性。 P777

正因为私人利益与周围政治环境有紧密的联系,港人自然大量吸收来自各种传媒的新闻信息,例如,在受访前的一个星期内,只有39.7%的受访者表示没收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有11.7%收听了一至两次,至于收听了数次和几乎每天都收听的则各占8.4%和37.2%。 P778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朋友是最重要的论政对象,但有多达41.9%的受访者表示在居住的社区内,并没有知心朋友。 P779

10港人极少参加政党。 P780

在1991年的各类选举中,享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港人,尤其是男性及较高学历者,比其他人更多地登记为选民,并在投票当日投票。 P781

然而,就组织性参与而言,个人学历的高低并非重要因素。 P782

因素负荷量低于0.5者不予登录。 P783

在港人的参与行动中,中国因素的影响巨大。 P784

我们预期,虽然“运用关系”会日益式微,但是随着普选在香港政治体制的重要性日趋上升,助选活动将有所增加。 P785

内在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人自认为拥有的认识政治、表达诉求和推动实际政治变迁的能力,代表了个人对自己作为公民及被管治者所具备能力的看法。 P786

53.7%的受访者的看法颇为极端,同意“好像我这类人对政府的决策无任何发言权”,而持相反意见者则占41.2%。 P787

在调查中,我们向受访者讲述了一个假设性情况:当立法局在讨论某项法例时,有人为自己的利益而托立法局议员加以赞成或反对。 P788

况且,由于政治领袖和政党所关注的问题一般不能引起民众的共鸣,因此他们作为推动政治参与者的效用也大打折扣。 P789

虽然民众对中国政府缺乏信任,却会间歇性地触发一些自发性和零散性、短暂性和表达性的参与行动。 P790

受访者中,41.5%的人认为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在5年后会比当前好,预期会变差的只有12.1%。 P791

第二,主要以追逐个体利益的狭隘性参与形式表现出来。 P792

总而言之,香港的政治参与实际水平较低,而且非制度化。 P793

27结果是,虽然日本人的政治参与度偏低,但与港人相比,他们有较多的群体性政治行动。 P794

这个样本原有2065个住址,扣除无效和没有使用的住址后,实际数目减少至1633个;访问员成功完成892个访问,回应率为54.6%。 P795

Verba et al.,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pp.14-15.Joan M.Nelson,Access to Power:Politics and the Urban Poor in Developing N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Samuel P.Huntington and Joan M.Nelson,No Easy Choice: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85-112。 P798

民主化的其中一个功能是将社会和经济制度置于民众的政治监察之下,令其更易回应民众的需求。 P803

2港式民主香港受英国殖民管治将近一个半世纪,虽未能实现民主化,但殖民统治基本温和,给予香港很大程度的自由,近年来,人权亦渐受重视和保护。 P804

虽然回归时立法局议员都将由选举产生,但是只有近1/3来自分区直选。 P805

除政党、政客理想主义的说辞以外,他们之间相互争权夺利,致使民众对政治产生不信任感,犬儒心态弥漫,侵蚀了政治领袖的认受性。 P806

科尔曼(Coleman)曾一语中的地指出,殖民统治并不利于培养民主精神:殖民管治本质上是一种官僚的威权主义,政府被看成是所有公共政策的主导者,并且是一切公共设施和好职位的供给者。 P807

但不可否认的是,港人对民主的体验仍非常有限。 P808

至于民主对中国政府所能产生的影响,港人的评估则现实很多。 P809

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倾向于认为民主会带来更大程度的政治平等、港人更团结、政局更稳定、政府管治更有效率、更在乎民意,且会更多地介入社会经济事务。 P810

表10-4 对香港的归属感(单位:%)民众对公共制度及社会的不满情绪,相信只是部分源于他们对个人生活领域的不满,如工作、家庭、健康、社会地位。 P812

这说明越来越多的港人在个人整体生活状况方面,感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 P813

1992年的调查显示,对于在立法局选举中引入直选议员,民众总体上持正面评价。 P814

表10-6 对港英政府表现的评价(单位:%)官方数据反映了差不多的结果。 P815

反过来,公务员的政治焦虑和挫败感也势必影响其与民众的关系。 P816

但到了1994年,只有39.6%的受访者同意政制改革改善了政局,而14.8%认为变差了。 P817

港督彭定康虽竭力讨好民心,却也清楚感受到自己逐渐低落的人气。 P818

11政治领袖也未能避免民众的信心鸿沟。 P819

就目前而言,政治团体并非港人信赖的政治角色。 P820

14过去未改革之前的威权政治其实享有更高的民众支持,这颇具讽刺意味。 P821

民众对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信任并不相互干扰,可以从这三者的因素分析结果中看出。 P822

因此,其进程未能广泛动员民众对民主的诉求,而且动员效果非常微弱。 P823

正如调查数据所显示,香港已实现局部民主化,但港人对各方制度表现的满意度,并不足以提升他们对公共制度的信任。 P824

他们对民主的诉求在1992年有所增加,认为应进一步民主化的占59.8%,认为应保持不变的只占30.5%。 P825

首先由港英政府统计处协助,在全港以分区等距方式抽取居住单位地址;其次是抽选住户,如果已选取的居住单位有超过一家住户或为一群体住户(如宿舍),访问员将根据随机抽选表,抽选其中一家住户或一位符合资格人士接受访问;最后是抽选受访者,如果已选取的住户有超过一位符合资格人士,访问员将利用基什方格(Kish Grid)抽选其中一位接受访问。 P827

中国政府日益参与香港事务,也自然令殖民政府越来越感受到未来主权国日渐扩张的影响。 P834

当然,这种认受性可以由香港的独特性来加以解释。 P835

1992年的调查清晰显示了殖民政权受到港人的拥护。 P836

如果香港以后继续由公务员管治,你是否同意呢?”反对的人则只占微不足道的7.5%。 P837

8由此可见,在很多人心目中,所谓民主改革,其实基本上是以现行政制为基础加以改进,而非激烈的变革。 P838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用了“政府高官”这个词,使受访者容易联想到一些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官僚,因而做出负面的回应。 P839

这再次显示了下降的趋势。 P840

对于港英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民众表示赞赏,却不满政府无法控制通货膨胀。 P841

在调查中,有37.8%的受访者承认担心未来几年会出现政治不稳定,而比较之下,没有这个担忧的人的比例则稍多一些(42.7%)。 P842

在调查中,稍低于一半的受访者(45.4%)肯定香港各界人士尽力向政府争取自己利益的做法,大约1/4的受访者(23.7%)则表示无所谓,只有23.2%反对私人利益抬头。 P843

在中国人的社会与政治思维中,冲突是令人厌恶的东西,甚至被当成是不正常的,社会内如果出现严重冲突,为政者也会面目无光。 P844

因此,在公众利益的名义下,国家可以干预社会经济事务。 P845

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有多达81.6%的受访者选择一个家长型的政府(即一个爱民如子的政府)。 P847

连带有关的是,多数受访者(56.8%)不愿看见出现一个拥有无上权威而又不受其他力量约束的政府,这种看法在学历较高者中尤其普遍。 P848

香港的法治体系一般为民众所接受,因此港英政府也不会被人指控歧视华人或实行民族不平等政策。 P849

相反,如果民众不信任中国政府,民众会因逆反心态而支持殖民管治。 P850

这些制度包括港督、行政局、立法局、立法局委任议员及政府高官。 P851

总体来说,计算得来的数字并不足以显示民众是否接受殖民管治,与政府在行政上的表现有太大关系。 P852

在调查中,表示信任港英政府的受访者有45%,而信任英国及中国政府的则分别只有20%及18.4%。 P853

对好政府的理解与对政府的信任在上述分析中,我们集中讨论了可能影响港人对殖民管治接受与否的因素。 P854

在民众心目中,有几个被认为是好政府的标准与是否信任港英政府及英国政府有较密切关系。 P855

到目前为止,这股情绪在香港的政治生活中,只是一股不太重要的暗涌。 P858

从表11-10中可以看出,所有反映愤世情绪的语句都获得了受访者的普遍认同。 P859

殖民地人民之所以服从殖民权威,主要是由于害怕在物质方面受到剥夺,以及在肉体上受到惩罚。 P860

为了追求经济发展机会、逃避政治迫害,或是替自己及后代寻找庇护所,大量华人自中国内地涌入香港。 P861

再者,民众也一致认为,中国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及政治本领,可以随时收回香港主权,这便令人相信香港之所以维持殖民管治,原因并非中国国力薄弱或中华民族破败不堪,而是一种中国内地及香港华人皆蒙其利的精明及务实政治安排。 P862

因此可以说,殖民政权的权威主要不是建立在“规范性服从”及“镇压性服从”(coercive compliance)(即服从是基于对武力镇压的恐惧)之上,尽管规范性及镇压性的因素在维持殖民管治过程中仍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P863

在调查中,我们询问受访者:“如果香港要管治得好,究竟好的政治领袖较重要,还是好的政治制度较重要呢?”54%的受访者认为好的政治制度较为重要,而25.3%则认为两者同等重要,只有11.6%认为好的政治领袖较为重要。 P864

对权威的认受而言,人们对更高消费标准的预期,比魅力、传统或法理似乎更具广泛重要性。 P865

在觉得港英政府丧失权威的受访者中,92.6%担心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威,社会将出现更多冲突;61.2%认为政府应该对挑战其权威的人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反对这样做的则为25%;57.3%认为政府没有机会重振权威,对此持乐观态度的只占28.2%,这对于在未来数年维持殖民政权认受性来说最不利。 P866

在这种情况下,殖民政权在撤离前不会感到有交出权力的迫切性。 P867

调查的总体是年满18岁的香港华裔居民,样本为概率样本。 P868

(4)1990年调查完成390个访问,回应率为69.8%。 P869

香港特区政府虽在理论上是“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等原则的最佳体现,但从第一天起,它便需面对如何在一个惶惑不安的社会中建立政治认受性的严峻考验。 P873

民众在回归时对殖民管治的怀念,及对与中央政府、工商界关系密切的特区政府的疑虑,难免会对新政权造成困扰。 P874

2在以下的论述中,除非另外注明,所有数据都来自1997年调查。 P875

66.5%的受访者认为英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对香港的管治做得好,认为做得不好的则仅有2.1%。 P876

调查也发现,民众对香港政治体制的支持有下降趋势。 P877

在过去10年,港人大多视内地与香港为互相矛盾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持此看法的人逐渐减少。 P878

新政权由于在相当程度上由中央政府扶植,并深受器重,民众因此普遍预期特区的成立不单为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带来和平,双方也会合作愉快。 P879

同样地,大多数受访者(68.2%)同意政府应立法处罚不肯赡养父母的人,反对此建议者则仅占21.5%。 P880

因此,董建华不能轻易地假设人民会千依百顺,并以此作为建构其政府认受性的基础。 P881

当被问及一个好的政府应首先关心哪个问题时,34.5%的受访者选择社会稳定、33.4%选择民生问题、20.5%选择经济发展、5.4%选择人权自由、1.7%选择民主发展。 P882

重要又值得留意的反而是,民众对港英政府及特区政府的信任有正向关联。 P883

信任特区政府的受访者一般对香港的前途较有信心、较相信“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落实、对中国的前途较具信心、较信任中央政府、较信任董建华,以及较认同“中国人”(而非“香港人”)为自己的主要身份。 P884

在受访者中,表示信任董建华的有26.4%,信任彭定康的则只有21.5%。 P885

由于大部分港人都接受传统价值观,所以董建华很自然地比彭定康更受港人欢迎,纵使他与新政权有密切关系。 P886

相反,正如表12-4所示,如果受访者估计特区政府在未来表现良好,现在便会信任董建华。 P887

因此总体而言,彭定康个人所得民众的信任低于他所领导的殖民政府。 P888

总体来说,与彭定康的支持者相比,董建华的支持者年龄较长、学历较低且家庭收入较少,这些人较易受到董建华的传统思想所感染,同时,他们对董建华在满足其物质与精神需要上抱有较大期望。 P889

在这些不利因素下,目前董建华所制定的管治方针恐怕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P890

毕竟在艰苦时刻,港人热切渴望新政府是个不折不扣地实行家长式仁政的政府。 P891

3.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Public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Authorities and Colonial Legitimacy in Hong Kong,”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3,No.1(1995),pp.79-102.4.53.4%的受访者表示对香港的前途有信心,表示没有信心的只有11.1%,另有32.1%表示其信心一般。 P892

大体上,现代化理论倾向于论述民主建立,而文化理论则较注重民主巩固。 P895

调查是在1993年(台湾与香港)和1994年(内地)进行,方式是面对面的访谈。 P896

但愿这些区区贡献能引发更多的研究与讨论。 P897

第八句和第九句表达的是传统观念中的秩序情结。 P898

3这是非常广泛的说法,在一些方面和西方政治学的主流看法有重要区别。 P899

我们关心的是民主化中的华人地区,这是过渡政治的研究,民主参与的制度不能视为当然,甚至纵然已引进选举制度,但参与平等的原则尚未贯彻(如香港),或者由于制度的地域、事务或运作上的局限,有可能流于形式(如内地乡村)。 P900

表13-2 政治参与(单位:%)注:表内数字是回答“有参与”的受访者占比。 P901

要知道,立法会60个席位中,只有18席由地区普选产生,这样的安排对政府组成和公共政策都不会产生影响,理性选民当然不会投票。 P902

内地在道德国家观的许多具体问题上的取向6达成共识的程度,7约为香港的3~4倍。 P903

在这一节,我们可以通过问卷调査数据,对社会经济现代化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 P904

分析结果列在表13-4中,其中括号内数字是净相关系数(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即控制了学历的影响后,剩下的传统政治取向与政治参与的关系。 P906

奇怪的是,传统政治取向在最传统的内地居然能促进政治参与。 P907

为什么?解答这个疑团,要从制度和政治参与模式入手。 P908

自变项是传统政治取向,依变项是6种政治参与模式和政治参与指数。 P909

结论上述实证分析可以简单总结为5点。 P910

第五,这个违反有关理论假设的内地现象可以通过制度动员来解释。 P911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比较政治文化研究也发现,西德人欠缺公民文化有可能危及民主稳定。 P912

后期所谓“第三波”的民主化,却是一步到位开展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选,但是竞争、反对性的选举参与得不到法治与自由的保障。 P913

6.这里指的是道徳政府、道徳领袖、家长主义等方面。 P914

12.比较理想的办法是执行多变项的回归分析(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P915

回答的选择是“很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很同意”“不知道”“拒答”。 P916

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P924

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 P925

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 P926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P927

借着这三册书与读者——特别是内地读者——见面的机会,我也全面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 P929

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以政治社会学为日后学术工作的重点,其中政治和社会发展、政治文化、政治体制、政治领袖、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乃研究重点所在。 P930

一方面,我没有把握能够从内地取得大量信而有征的材料和数据,以作为严谨学术研究的基础。 P931

1992年,英国政府派政治人物彭定康来香港当总督,旋即爆发中英之间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的严重对抗,并最后促使中国政府以“另起炉灶”作为反制的策略。 P932

二是他们服膺于那些理论背后的西方价值,并确信那些价值代表“普世”价值,因此应该在香港树立和推广。 P933

总的来说,我认为,西方学者在概念和理论建设方面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在将社会现象拆解后进行分析,然后再将分析结果予以整合来建构理论这一方面。 P934

香港过去的经历、事件、人物、制度、政策和一些“集体回忆”,都左右和规限着香港目前和将来的发展。 P935

诚然,我的“核心”概念不是批评者的“核心”概念,他们认为我的“核心”概念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社会现象,因此对香港的分析有失偏颇,并错误理解部分现象,而基于我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建议不但无用,而且对香港有害,比如不利于推动香港的民主发展,也不利于让当政者正视香港的社会矛盾等,不一而足。 P936

第一,香港在“开埠”伊始已经是一个特殊的英国“殖民地”。 P937

为了巩固殖民管治,英国人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手段笼络华人精英,让他们成为殖民政府的“同路人”,同时减少社会上出现“独立”于殖民政府的政治力量的可能性。 P938

我当然不会否定社会冲突的存在,但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政治稳定对我和不少人来说,应该是较为瞩目和值得探讨的现象。 P939

殖民政府介入社会和民生事务的程度有所提高,港人对政府的依赖不断提升,因此社会上逐渐涌现一些政治人物和组织。 P940

中英双方的政治角力塑造了香港的民主化路向,但同时分化和弱化了刚冒起却“先天不足”的本地政治领袖和势力。 P941

泛民主派政党属于“永久的反对派”,从长远来看有走下坡、内部分裂日趋激烈的趋势。 P942

在“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下,香港的利益和未来必将建构在“两制”关系融洽和中央与特区合作的基础上。 P943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从“非常态政治”过渡到“常态政治”绝非一个顺畅的过程,反而是一个艰难、曲折和反复的过程,2014年爆发的“占领中环”行动和香港最近涌现的“本土主义”主张可为明证。 P944

第五部分则讲述了政治精英和政党发展的情况,其中突出了“局部民主化”所造成的精英政治与群众政治分离的种种现象,进而指出香港脱离殖民管治过程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P945

第三部分讲述了香港人独特的民主观,指出香港人有明显的民主诉求,但其民主观充斥着自相矛盾和实用主义的元素,因此难以构成庞大、持久的民主运动的基础。 P946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的尹宝珊女士既是我以前的学生,也是长期以来我在研究工作上的得力助手与伙伴。 P947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威权体制,这可以视为就政治体制做出的最激烈回应,试图以此规管或压制因重大经济变革而产生的社会冲突。 P949

我们假定这两个因素在香港都起作用,为这个殖民地带来社会容纳政治的效果。 P950

在解释数据时,“不适用”意指有关需求对受访者不重要,这意味着该需求可能已被解决,或受访者不太看重。 P951

在感到有需要解决财政问题的受访者中,49.5%找朋友和工友寻求帮助,38.2%找亲戚,33.3%找父母。 P952

从这个考察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上文列举的大多数需求与受访者的日常生活并不特别相关。 P953

那么,从调研数据得出的结论就是,受访者和他们的家庭能利用不同的资源网络解决重要需求。 P954

考虑到香港仍存在一定数量的志愿团体,调研数据显示它们的用处不大,就意味着它们可能缺乏资源,或用来解决城市生活问题的资源不能通过这种形式的组织来提供。 P955

此外,香港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同之处在于,规范网络成员间交换行为的互惠原则看起来并不特别显著:43.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帮助的人之前从未帮助过他们;50.1%表示不期望他们帮助的人将来会做出回报。 P956

也就是说,需求很少会转变成政治诉求,要求政府部门予以解决。 P957

一般来讲,迄今为止,港英政府的执政表现符合受访者对政府的角色期待。 P958

一个人未必容易挣到足够的收入来达到特定的生活水平,因此进入不了那个更富裕的阶层;但除了收入,并没有其他社会阶层流动的障碍。 P959

这些数据说明,在受访者的主观看法上,除社会头面人物,其他所有的资源获取渠道在理论上都重要。 P960

阶级意识与对集体行动的认知香港年轻工人的金钱取向,以及相信社会存在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对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的感受不明显。 P961

17因此,79.1%的受访者指出,当通过比较,发现很多港人过得不如自己时,就会满意自己的生活。 P962

然而,在认知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年轻工人的看法正在改变,虽然只是渐进的。 P963

19理论上,我们很难找到“去政治化”的规范概念有什么错误。 P964

换句话说,政治制度有意侵入社会领域,以达到去政治化的目的。 P965

那些号称可以起到这种作用的制度(例如,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办事处、市政局、民政司署)大都缺乏行政和法定权力,社会基层也很少利用它们。 P966

社会容纳政治带来的后果是,社会领域的议题和需求不会通过政治手段予以解决。 P967

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办事处是非政府的公共组织,处理公众投诉和听取市民建议,但没有正式的法定权力。 P971

与此相反,这些事情能够实现的前提是,社会结构有能力满足民众的需求。 P972

例如,引起我兴趣的两个主要理论问题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华人家庭主义的内容是什么;它如何与乡村及传统背景下华人家庭主义保持连续性。 P975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个社会的独特性质,还是能对华人家庭主义原动力有丰富理解的。 P976

家庭组织内的功利主义考虑通常表现在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独立,以及在“征召”边缘成员进入核心范围时的标准上。 P977

接纳的标准通常采用如下方式:吸收成员后形成的家庭组织会服务于核心成员的利益。 P978

香港华人把家庭利益放在其他社会利益之上,这一点非常明显。 P979

一般来说,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家庭一样,香港华人家庭和家庭组织也是寄托情感的社会单位。 P980

钱尼(Chaney)和波德莫尔(Podmore)曾进行调查研究,其中有两个问题的回应与此直接相关。 P981

与远亲和非亲属之间的经济往来虽不常见,但仍重要。 P982

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极端重要,与功利家庭主义的另一主题密切相关,即家庭不再具有能带来社会地位的重要意义。 P983

1976年中期人口统计发现,60.2%的香港住户属于核心家庭。 P984

甚至在公婆与小夫妻同住的情况下,这种情况都真实存在(虽然双方父母很少以社交形式见面)。 P985

第六,家庭内部权威的稀释和平等主义的兴起。 P986

例如,像科恩(Cohen)强调的那样,在台湾的盐寮地区,不少农民家庭属于在其他很多地区并不普遍的联合家庭,这一现象可以轻易地挑战传统文化的解释力。 P987

虽然近期的实证研究并没提供足够的数据让我逐条比对传统家庭主义“非传统”表现和功利家庭主义的特点,但我还是可以挑选出一些要点进行比较。 P988

我们发现,虽然并未在实证研究中得到详尽阐述,但功利主义考虑常用于构建中国乡村家庭的人际关系。 P989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移民通常以不定期、时起时落的方式涌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内地发生的事件的影响。 P990

华人移民本身的组织特征促使他们强调经济上的功利主义,不重视社会对家庭威望和地位的象征性奖赏。 P991

1945年之后的家庭移居计划并不周详,通常还包括家庭关系的急剧破坏,因为不断出现的突发事件以及个人安全得不到保障,从而把道德规范连根拔起。 P992

在大多数情况下,因为可获得的资源并不足以让所有亲属都能分一杯羹,也因为每个家庭单位倾向于接纳新成员以扩大自己的资源基础,那么挑选外人加入家庭组织,以及赋予“亲属”这个词独特含义以覆盖非亲属的人士,成为自然的结果。 P993

因为香港经济的特征是小家族企业占主导地位43,业务失败的风险高,那么家庭和亲属结构转型为一种资源动员的手段便是合乎逻辑的社会结果。 P994

这种不平衡表现在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和低水平的政治发展并存。 P995

53作为一个派系取向的实体,家庭组织会运用理性自我构建和接纳成员,目的是使动员和利用资源的效率最大化。 P996

然而,过去20年来,在第三世界国家蔓延的官僚体制、威权制度、寡头政治带来了阻止大众参与政治的后果,几乎没有例外,这些政体明确强调经济发展的迫切性。 P997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华人占香港人口的大部分,调查结果大体上可推论至香港的华人总体。 P998

另外,41.8%甚至愿意生活在一个社会稳定但存在很多不合理现象的社会,只有27.1%的受访者不这样想。 P999

因此,成员之间具有平等关系的家庭正在增多。 P1002

在过去几十年,官僚体系和社会都经历了持续的变迁,但政治后果是近几年才逐渐显现的。 P1010

随着挫折感和疏离感的增长,小部分中产阶级的个人和组织要求扩大公众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并认为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P1011

他们大多受经济利益驱动,个人倾向于公开的功利主义、政治冷漠。 P1012

为了使社会风俗起到整合作用,需要先满足3个条件:第一,政府颁布的法律不能违反社会风俗,否则社会风俗的权威就会打折扣。 P1013

战后的经济繁荣满足了第一个条件。 P1014

零碎的诉求很容易通过特事特办的方式解决,而这些诉求并不常出现,从而使政府有足够的时间考虑周详、谋定后动。 P1015

与之相伴的是,社会组织、社会控制和社会风俗的重要性在消退(下节描述了这些变化的政治影响)。 P1016

在香港的政治环境里,公众参与度低,政府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总是基于狭窄概念,剥离宽泛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因此解决方案只能从政府的视角来构建。 P1017

将这些专业人士和辅助专业人士纳入统一的薪酬架构,难免会引发对比、制造政治压力要求修订或放弃现存架构、鼓励成立工会,以及怂恿工会斗争。 P1018

公务员作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对社会敲骨吸髓会严重损害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里孜孜以求建立起来的仁慈形象。 P1019

因此产生恶性循环:组织松散的社会要求政府扩大服务职能,官僚体系的回应反过来加剧社会解体、政治疏离和政治权威被侵蚀,继而需要政府更多地介入社会事务。 P1020

个人的选择自由极大增加。 P1021

然而,市场原则也面临困境。 P1022

第三,法律不是按计划制定的,以符合正面和长远的社会文化政策。 P1023

由个人需求累积而成的一般性需求,是一个复杂的工业化、城市化社会所必然提出的:交通、住房、教育、公共安全、社区设施和市政设施。 P1024

结果,政府不断受质疑,要回应大量零散的、难以预料的诉求。 P1025

第二,官僚体系和社会保持非正式关系,公众有具体需求时才会诉诸官僚体系寻求解决,这种现象日益被视为有缺陷。 P1026

这说明了为什么公众广泛接受它们的存在,而且近期普遍要求满足这些需求的呼声越来越高。 P1027

公共资源因工作方式的杂乱无章、毫无规划而被耗费掉。 P1028

意识形态的教育作用和动员能力不容忽视,但对社会政治制度运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明显。 P1029

因此,表面类似性更多的是掩饰而非揭露一些问题。 P1030

因此,政治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和社会需求或物质需求紧密相关,需要具体解决。 P1031

18个区议会将填补中层政治领导的真空,这种真空在过去20年间隔膜了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也带来了两者间越来越难以忽视的沟通障碍。 P1034

政府花了大力气动员民众登记、投票,选举过程中,政府通过大众传媒广泛宣传,并雇用了大量临时工作人员在街边巷口,甚至到家中游说符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和投票。 P1035

候选人、选区和议席的数目分配情况见表4-1。 P1036

香港华人的功利家庭主义直接削弱社会参与。 P1037

总体而言,候选人的政纲可以分为三类:强调个人背景和工作方式;承诺为选区争取特定的项目或服务;将区议会转变成针对全港性议题的意见表达机构。 P1038

作为一个群体,原居民是现行行政安排下的受益者,因此有强烈动机在行政和政治转型期保护自己的利益。 P1039

与外来的竞争者相比,原居民的候选人有3个优势:首先,政治上更有经验;其次,可依靠经验丰富的乡村政治人物和组织的支持;最后,可诉诸原居民的宗族和地缘观念而动员其支持。 P1040

然而,从整个香港看,无论是选民登记率(32%)还是投票率(38.9%),都不太理想。 P1041

在新界区城市化程度较低的选区,竞选风格以较个人化的方式展开,此策略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宗族和地缘观念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P1042

表4-3列举了当选者的组织背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先以为在选举中可能起到很大作用的市区社区组织(如街坊会和互助委员会),表现不太理想;但乡村组织(如乡议局、乡事委员会和村代表)却相反,推出的候选人赢得大多数席位。 P1043

即使就乡村组织而言,我们也不能完全肯定,候选人成功当选的原因是组织因素的重要性超过个人背景。 P1044

根据现有数据,我们可以挑选出3个变项来分析:年龄、委任区议员身份和职业。 P1046

新界区较传统的社会背景应是解释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 P1048

如果我们把教育工作者、公众取向专业人士和其他专业人士合在一起,他们的成功率在市区是46%,在新界区是48%。 P1049

在任区议员的身份对教育工作者的当选机会也没特别的好处。 P1050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难以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以抗衡区议会里如铁板一块的官员群体,实际那些官员垄断了信息、行政效率以及政策执行和影响的知识。 P1051

虽然棘手的主权问题得到解决,但走向并跨越“九七”的政治前景仍晦暗不明,也没有完全排除出现严重政治动荡的可能性。 P1054

虽然从理论上看,中英在政制改革领域进行合作不仅可欲,而且迫切需要,但这种合作充满困难。 P1055

此前香港的威权官僚政制仅培育了一个虚弱的社区、公民和乡村领导层,这些领袖主要是下列组织的干事,包括街坊会(邻里组织)、互助委员会(设立在高层住宅楼宇中)、地区委员会(按行政地区划分)、乡事委员会和乡议局(由新界原居民组成)。 P1056

区议会是民意咨询组织,没有行政职能;一半议席通过选举产生,任期3年。 P1057

香港中文大学进行的电话调查显示,58.3%的受访者相信1985年的区议会选举比1982年的更重要。 P1058

右派希望赢得一些席位,以抗衡日益兴盛的左派,但在组织上溃不成军,因此难以带来真正的威胁。 P105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更多的利益和政治团体参与这次选举,不仅没有提高选举的竞争性,反而降低了。 P1061

真实的情况是,自上次选举后,新的团体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而很多没有参与上次选举(或参与度偏低)的旧团体,如街坊会、互助委员会、香港公民协会、香港革新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等,也把目光集中在这次选举上。 P1062

因此可以说,在香港政治转型的早期阶段,带着改革目标的中层精英首先站出来,扮演积极的政治角色,发现身处的政治场域里充斥着大量软弱无力、支持政府的传统政治领袖和组织。 P1063

假如葵涌/青衣和荃湾在1985年选举中重新合并在一起,投票率会是41.2%,仍然高于1982年选举荃湾的38%。 P1064

所以严格来说,当选的候选人获得的选民授权并不稳固。 P1065

这种在选举中只认人、不认组织和议题的现象,将香港选民与西方国家的选民区分开来。 P1066

用以规定区议会职能的用语较为模糊,在实践中使它可以涉及全港性事务的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其公共地位。 P1067

这是如何做到的?是通过将团体的支持局限在某些预先挑选的候选人身上(他们已具有值得夸耀的个人特征),以及通过更有效的现代传播途径来“推销”这些个人特征。 P1068

在新一届的区议会中,女性比例仍严重偏低(见表5-3)。 P1069

教育工作者、社工和专业人士在新一届区议会中有极大进展,这与政治团体和压力团体在选举中的成功有很大关系。 P1070

经进一步划分,市区在任区议员的当选率是76%,新界区则是71.1%;委任议员的当选率是83.3%,高于民选议员的73.1%。 P1071

中括号内数字是两届选举数字的百分比变化。 P1072

表5-7 具有地区委员会和互助委员会背景候选人的选举表现注:小括号内数字是1982年选举数字。 P1073

就压力团体、政治团体和准政治团体背景而言,压力团体在1985年选举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在新市镇葵涌/青衣和屯门(见表5-8和表5-9)。 P1074

表5-10 当选候选人的政治相关团体背景注:候选人可属于多个政治相关团体。 P1076

这次选举是测试,用来检测港人可以被政治动员的程度和方向。 P1077

上层精英极少参与区议会选举,这显示他们对选举政治的逃避甚至厌恶心态。 P1078

那些曾认为“压力团体”是一种污名的团体,现在也开始使用这个头衔。 P1079

9.在随后进行的区议会主席选举中,民选议员仅赢得19个席位中的5席。 P1080

因此,研究选民如何被动员参与选举及相关活动,对理解民主化进程极为重要。 P1082

虽然“媒介环境”这个词仍较少被提及,而且各个媒介环境常被单独研究,但这些网络的重要性,自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等人的著作问世起2,就已在选举研究中得到广泛认可。 P1083

同样地,在大众社会中,非精英阶层也与社会隔膜重重,并直接受到大众导向的精英阶层动员。 P1084

乡村的住户组织或邻里关系亲密的城中村是产生这类选民的绝佳土壤。 P1085

从英国殖民地转变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其民主化的目标必须首先服从政治稳定。 P1086

媒介环境的初级社会网络在要探讨的所有媒介环境中,初级社会网络是一个人在其社会生活中最亲密、最重要的网络。 P1087

在问及除了配偶,受访者还会与哪些人商量重要的事情时,回答分别是朋友(30%)、父母(27%)和其他亲戚(22%)。 P1088

例如,根据韦尔巴(Verba)等人在7个国家进行的一项政治参与研究15,由个人的动机、资源等特性决定的政治参与,其实很受政党或志愿组织等机构动员参与政治活动的影响。 P1089

20话题回到志愿组织上。 P1090

资料来源:香港之外的数据来自Gabriel A.Almond and Sy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London:Sage,1989),Table X.5 and Table X.11媒介环境的大众传媒有关大众传媒与政治变迁的研究不计其数。 P1091

香港的大众传媒以其开放、多元和普及而著称。 P1092

在所有媒体中,表示对电视传播的信息关注和很关注的受访者比例是最高的,报纸紧随其后,是第二重要的媒体。 P1093

但即使这样又如何?非嵌入式世界公民对政治世界的非嵌入性会对社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在这里,我们只集中探讨一个问题,即媒介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它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参与与选举相关的活动。 P1095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无论是否控制学历和政治兴趣这两个变项,次级社团在促进政治信息的传播上都是无力的。 P1096

31对于初级社会网络来说,通常情况是人们与他人谈论政治越频繁,政治知识就越丰富。 P1097

在香港,公民必须首先登记成为选民,才有投票资格。 P1098

政治兴趣已在选举参与研究中被广泛提及,无须多解释。 P1099

在初级社会网络各项中,配偶和亲戚似乎比朋友和同事更具影响力。 P1100

因此,我们创建了两个新的变项以便进一步分析:第一个是受访者在所属社团参与活动的主动性,第二个是上述社团在竞选活动中的参与度。 P1101

表6-6聚焦于每一个构成媒介环境的因素的影响力。 P1102

40其结果是,媒介环境的效力被削弱。 P1103

43香港还未曾遭受如科恩豪瑟假设的威权运动之害,这可以从3个方面解释:香港是移民社会的本质、“行政吸纳政治”44以及“社会容纳政治”。 P1104

为了更接近事实真相,我们需要正确理解格兰诺维特的假设与僵化的社会分割前景背驰,在他眼中,相对较弱的社会关系反而成为优势。 P1105

所以,香港的公民可以归类为“非嵌入式世界公民”。 P1106

以香港的情况看,该回应率颇令人满意。 P1108

14.港人与配偶、父母或其他亲戚很少谈论政治,意味着香港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政治教化非常薄弱,这的确是事实:69%的受访者表示在他们的童年,家里从来不谈论政治;只有4%表示年少时家里常常谈论政治;表示“有时谈论”和“很少谈论”的各有14%和13%。 P1110

两项的自由度均为6,显著度均达0.001。 P1114

34.官方投票率是以已登记选民人数为基数计算得出,而不是以有资格成为选民者人数为基数计算。 P1115

38.为什么亲密网络对政治知识没有影响而对选举参与有影响,还有待未来在区分了亲密网络和日常联络网络之后,再进一步研究。 P1116

因为它不是将每个人单独的、私底下的意见收集起来,因此不能将公共舆论与调查结果混淆。 P1117

在香港,公民更多是一种地位(status),而在新加坡,公民是一种政府鼓励的行为。 P1119

Thomas T.W.Tan在他的文章“Voluntary Associations as a Model of Social Change,”in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Vol.14,No.2(1986),p.82中指出,大多数社团或组织不可当作是自主成立的,在政府和公民之间自发传递信息。 P1120

2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的信息披露也令获取政治信息所需的成本减少。 P1121

第二,过去60多年,香港从一个自由港转变为工业城市,再转变为金融中心,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高度的社会流动性,都令阶级的形成变化无常。 P1122

一项比较台湾与香港民主化的课题研究正好解释了两地的差异9,即为何台北(这个民主化比香港更成功的地方)的中产阶级在评估自身在民主进程中的角色时,比香港的中产阶级更为积极肯定,而香港的中产阶级在政治过渡期间的真正角色颇具争议性。 P1123

基于1998年立法会直选的随机抽样调查16,本章对上述各种假设都进行检定,并提出政治信息的多寡会影响选民的认知能力,进而影响他们的投票选择。 P1124

《基本法》的宪制目标在于确保行政主导,并防止民选政客占大多数,控制立法会。 P1125

20开始时,我们会运用单一因果模型来解释选民作为一个整体对民主党的支持。 P1126

23然而,梁燕红指出,社会经济背景不是选民选择候选人的重要因素,反而候选人对待中央政府的态度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P1127

29的确,同其他社会一样,香港的利益集团之间同样充满政治,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能与大众接触,参加香港任何一次普选。 P1128

支持民主人士投票给民主党的可能性,一般被认为会大于不支持的人。 P1129

政党取态得分从0~4,得分越高,代表越认同民主党,总体均值为0.8。 P1130

37后续分析没有包括这些受访者。 P1131

41受访者在政治信息量上的差异使后续分析结果变得有意义。 P1132

此外,政治信息对投票给民主党,一直具有正向的独立影响力(模型3~7)。 P1133

我们相信,政党取态、意识形态倾向、对政府表现与民主化的评价、本身与民主党关心的政策的接近程度,都需要不同程度的政治信息。 P1134

45研究结果清晰地证实,政治信息是通过其他变项对选民的投票选择产生影响的。 P1135

否则,我们就可以判定在香港有两种理想类型的选民:情感驱动型与认知驱动型。 P1137

此外,后两个因素比其他因素重要,如此看来是政治信息通过其他因素影响选民的投票选择。 P1138

52有证据显示,对民主党的习惯式投票53,意味着政党认同已成为一种稳定的情感取向,尽管我们尚不能确定这种稳定性从何而来。 P1139

我们的研究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关于信息灵通选民回顾式及前瞻式投票的假设。 P1140

总之,对民主改革进程的不满以及亲民主党的倾向,再加上不同程度政治信息的调和,最终把选票引向民主党。 P1141

与此同时,香港民众始终对中央政府的意图较警惕,对特区政府也感到不满,因此希望政党能起到监察与制衡政府权威的作用。 P1142

这就必然导致社会对政党支持的基础薄弱,从而给独立政治人物、社会经济组织以及议题压力团体在选举舞台上发挥影响力提供足够的空间。 P1143

公众也认为没有几个值得信赖的政治领袖。 P1145

与西方同类型研究所得数据相比(美国的相关数字是25%、32%和41%,墨西哥是23%、2%和46%),香港公众的组织生活确实极为匮乏。 P1147

以“传媒曝光”来衡量,香港的大众传媒使用度很高,平均每4个人中就有一人看报纸。 P1148

18.本章为理解比较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做出了贡献,那便是人们如何在局部民主化的限制型选举中进行投票。 P1149

根据官方数据,19.7%的登记选民投票给民主党。 P1150

四,直选产生的立法会议员比其他选举方法产生的议员更能解决公众的问题。 P1152

然而直到当下,依然还有一小部分右倾工会力量存在。 P1153

对于那些在拥护中央派(或称反民主化)及亲民主派层面有兴趣的读者来说,可以仔细观察“意识形态”变项在表7-1与表7-2中的作用,我们没有单独为亲商界及亲基层层面的政策争议设置一个独立变项,作为一个勉强的替代,可以观察表7-1模型0中“阶级”变项的作用。 P1154

比如,一个人对政治有兴趣,才有可能会说出以下政治人物的名字。 P1155

44.我们仅说“暗示”,因为关于政策距离的发现必须进行非常谨慎的解读。 P1156

自然,在当下选民的考虑中,对民主化进程的评价比对政府表现的评价相关度更高。 P1158

在这个历史转折点,政治团体要求参与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P1160

中英两国的统治精英对政制改革目标的看法必然存在矛盾,这反映了两国政府不同的利益、政治传统以及政制改革对他们的迫切程度。 P1161

在谈判期间,港英政府的权威被以下几种因素逐渐侵蚀:由于中国政府增强对香港影响而出现的“双重”政治权威形势;殖民统治走向末日的不可逆转事实。 P1162

在改革这件事上,中国政府因英国政府没有进行足够磋商而被激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P1163

在“九七问题”出现前,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大部分港人对现存的政治制度表示认可。 P1164

为了减少来自中国的干预,政治活跃分子不断要求在回归前成立一个完全自治的组织架构,从而使时间短缺的问题更加凸显。 P1165

由于香港缺乏温和、坚定的政治领袖及组织,因此选民容易被那些追逐短期及个人政治私欲的政客煽动及游说,进而遭受损害。 P1166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如何确立政治地位没有充分信心。 P1167

简而言之,香港的资产阶级以赚钱机会取代统治权力。 P1168

民主化(把政治中心转到公众身上)会使政府更重视收入再分配,同时出现公共部门膨胀,以及政府管制条例激增的现象。 P1169

第七,到目前为止,香港虽然极其幸运地避免了基本结构的分裂冲击,从而导致政治不稳定,但并不表示这些分裂不存在。 P1170

中国政府期望在港人之间营造一种更具民族主义及拥护中央的立场。 P1171

在香港的威权及官僚政制下,公务员在制定政策过程中通常扮演主导及自主的角色。 P1172

假如中国政府认为真有改革的需要,必定与下述各种需要紧密联系:让社会精英知道他们会在新制度下获益、使有资格的港人在殖民政府离去后填补空缺、向全世界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真正的自主权,并显示殖民统治结束后,会出现更民主的政府。 P1173

《绿皮书》的建议显示了短期内香港会出现的政制改革方向,其重点在于讨论立法局(政治系统的中央咨询机关)的组成,除过往一律委任的成员外,会加上两个具同等议席的议员组别。 P1174

第二,改革是温和渐进的,政府在提出新建议时显得异常审慎。 P1175

纵然间接选举不及直选般“民主”,但选举团中有经验及活跃参政的领袖能在分裂的政治体系中做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以候选人与其他领袖的关系以及他们从事集体合作的表现来衡量其能力。 P1176

这个具有控制及平衡作用的连锁系统可以有效遏止政治极端情况的出现。 P1177

细观《绿皮书》我们不难发现,政府的表现往往是迟疑不决且自相矛盾的。 P1178

细观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不确知因素及限制,对未来政治体制细节的任何预测也会极端危险。 P1179

第一,未来立法机关在体制内力量薄弱,而官僚架构会继续成为公共政策及资源的主要来源。 P1180

利用阶级分歧进行意识形态的鼓吹可能岀现,但也只局限于严重经济困境时。 P1181

但那些锱铢计较、互相利用和喜怒不形于色的选民,会依据候选人从公共部门获取公共资源的能力,以及他们把这些资源传送给支持者及团体的办法来衡量政治领袖的能力。 P1182

第七,我估计,在公众对政治表示冷漠及从政可能遭遇重大危险的环境下,渴望攀上政治高位的领袖的性格将极其独特。 P1183

这一结论部分建基于实际的经验,少数极端情况除外(如美国国会),全球绝大部分立法机关目前在厘定政策及法律的过程中,也只是居次要及辅助的地位。 P1184

鉴于香港社会日趋复杂,加上这个工业城市中公共行政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有可能会出现行政机关扩展政治势力,令立法机关新增的权力再次被削弱。 P1185

由于这些“部长”向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同时只能被最高行政长官罢免,因此这个修改后的部长制,跟一些西方议会式民主政体的内阁责任制,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P1186

个别部门或官僚会发觉他们需要与被选的政客及利益团体发展关系,以增加在官僚政治中的影响力。 P1187

中国法治传统的薄弱、港人稀少的民主经验、香港政治功利主义兼带顺民色彩的政治文化,以及政治领袖半依附的性格,使未来的政治制度充满很强的个人主义(personalism)成分。 P1188

商界、工业界及劳工界各有两个席位;其余6个组别(金融界、社会服务界、医学界、教育界、法律界及工程、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界)各有一席。 P1191

James M.Burns,The Power to Lead:The Crisis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c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4),p.151。 P1192

而且,赋予改革的经济、社会任务也会限制两国政府的选择范围。 P1194

《中英联合声明》表明,过渡期是一段颇长的时期,虽然可以避免一些突然或不安的转变,但过渡期的延长不仅制造了很多困难,而且令政府改革难以立刻有一个总体计划,这可以从《中英联合声明》甚少涉及香港未来政制的事实得到证明。 P1195

这显然是一个吊诡的要求,也严重限制了改革所能采取的途径。 P1196

公务员、资本家和专业人士作为其中的佼佼者,自然对任何改革均表现得惊慌失措。 P1197

同时,民主化将是一个渐进、迂回曲折且偶有折返的过程。 P1198

香港案例之所以独特,首先是因为它不可能独立,中国收回主权势在必行,在未得到中国明确允许之前,主权不能直接由英国移交到港人手上。 P1199

基于上述错综复杂的因素,港英政府对政制改革表现得犹疑和见步行步4也就不足为奇了。 P1200

港人对这些政策都没有好感,因为他们一向忌讳政府扩大对社会、经济的干预,他们也有理由担心中国政府有一天会操纵权力扩大后的港英政府,作为推行政治压制的工具。 P1201

身居要位的精英对改革的反应较为负面,他们担心大众染指政治,对自己在一个准民主游戏里扮演重要角色的能力亦感到怀疑。 P1202

很自然地,中国政府认为,任何急进或缺乏周详计划的制度变革都会引发一些难以预测和控制的力量,从而危及香港的安定与繁荣。 P1203

这些改革可以用来满足几个方面的需要:确保社会经济精英(尤其工商界及专业人士)在原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填补殖民地宗主国撤走后的领导人才空缺;中国政府要向台湾及国际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所享有的自治权是真实无欺的;防止来自中国地方、省级人员对香港做出未经允许的干预。 P1204

与组织力强大的政治力量相比,个体化的政治势力更便于中国政府实行控制。 P1205

虽然鼓吹民主的势力有很多政治弱点,但中国政府要制约其影响并非易事。 P1206

虽然事实如此,但一些政治活跃分子并未因此气馁,而自中英开始谈判以来,政治或半政治团体的出现已到达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其数目亦不断增加。 P1207

虽然这些团体偶然会基于共同利益组成一些以精英为骨干的松散联盟,但这种组合充其量只是暂时性且不稳定的,因为不同利益的组合没有重复的必然性,并且会随着现实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P1208

渗透到香港工会的左派势力不会倒戈相向,做出不利于中国政府的行动。 P1209

此外,这类团体也难逃解体的命运,尤其在资产阶级对政治的不妥协及仇视态度下,这个结局的可能性更大。 P1210

归根结底,港人的实用主义倾向一直使其疏远意识形态。 P1211

相反,未来的领导层将同时包括新旧两类领袖。 P1212

这种现象基本上反映了几个方面的事实:政治流动的渠道突然开放及缺乏层级性;对过往政治经验和论资排辈制的憎恶;迅速建立个人声望的需要;政治组织对成员缺乏约束力;政治领袖的不成熟;对地位、名声和政治职位等物质报酬的重视,高于对该职位应负有的要求和责任。 P1213

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一个暂时性、松散的大型联盟将会出现。 P1214

然而,在中国政府的监督下,这种带有不稳定性质的平衡可以长时期地存在。 P1215

行政首长也不太可能受立法机关的制约,而只能委任民选的议员为部长。 P1216

这种共识,在主权转移的交替转变中更加重要。 P1217

区议会重组后,由于不一定有自己的独立财政和官僚架构,故香港只会出现一个类似二级制的政府。 P1218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 P1219

在英国余下的统治过渡期内,“联合王国政府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以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给予合作。 P1221

不过,尽管有所保留、犹疑不决、不协调和紧迫感,港英政府首次宣布的改革建议明显带有过去英国为其殖民地“准备”自治政府的影子(虽然最后并不一定走向独立)。 P1222

这个矛盾现象主要源于英国政府决定不能让香港独立,之所以不能让香港独立,英国政府曾在几个公开场合解释:由于香港地域狭小,加上中国政府的反对,所以不可能独立。 P1223

殖民统治下的华人社会既散漫又没有政治组织。 P1224

8不可能独立抑制了改革,并明显地在几个方面影响了中国政府及其在香港支持者对改革的反对或暗中阻挠(中国政府的影响不断上升,加上其在香港组织上的存在毋庸置疑)。 P1225

由于不清楚英国的意图,中国政府无法预防某些权力的移交,基于战略考虑和本能地不让权力旁落的倾向,遂感到不得不参与任何由港英政府策划的权力攫取游戏。 P1226

首先是由宗主国断断续续但明显地撤除直接行使的权力。 P1227

没有独立的前景,再加上中国政府的强力反对,英国政府发动的政制改革将难以获得广泛支持。 P1228

同时,它强化了香港不可能独立这一因素所产生的影响。 P1229

正因如此,英国最后在香港推行了一套不同的非殖民化方式。 P1230

即使他们把攻击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仍不能弥补民主派在政治组织和权力上的虚弱,而且最后还可能产生损害传媒公信力的反效果。 P1231

17在印度和其他国家,本土的经济势力希望独立后的政府能给予更衷心和广泛的支持,这驱使他们对民族主义运动做出重要的财政捐献。 P1232

本土资产阶级确信,香港经济的生存必须仰仗威权政府来保证这些条件。 P1233

他们希望得到新的职位及连带权益,只有政府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 P1234

”22香港中产阶级的取向与拉丁美洲的基本类似,甚至更鲜明。 P1235

这些态度,加上不需要与一般民众结盟,与封闭的上层阶级“斗争”(因为香港没有这个阶级),因此中产阶级无须发动民众,并且对民主改革持怀疑的态度。 P1236

政制改革的前进和倒退虽然在1982年以前英国没有在香港进行过重大的政制改革,但也曾建立一个精心设计的咨询制度,以听取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P1237

(二)立法局目前暂时仍须保留若干名委任非官守议员。 P1238

(八)这些安排应分两个阶段实施,即在一九八八年及一九九一年,随着在这两年选出议员加入立法局后而实行。 P1239

”30《绿皮书》所制定的政制发展进程倘若实现,肯定会彻底转变香港的政治制度。 P1240

二,1985年委任的非官守议员将减少1人,由原来提议的23人减至22人,从而使民选非官守议员比委任的非官守议员更多。 P1241

英国政府被要求放弃任何进一步改革的计划,直至中国政府公布未来构想;或者除非英国政府的改革能够与未来制度衔接,才可能取得中国政府的认可。 P1242

虽然英国在实质上放弃了把以港督为主体的政治结构改为议会制政府的计划,但仍能在一些不太重要的领域进行改革。 P1243

39虽然他们只对港督负责,但此举表示“封闭”的行政局与有选举成分的立法局增强联系。 P1244

本地化步伐的加速,不可避免地引发海外雇用公务员的异议,自1985年年中起,政府已停止雇用外籍人士担任政务官。 P1245

自中英谈判开始,港英政府发觉自己陷入动荡的环境中46,其管治的决心和能力受到严厉考验。 P1246

过渡期政府也会因为“远景拉近”效果(telescopic effect)而受损。 P1247

在那里,否决力量星罗棋布。 P1248

香港现正需要一个强大和决断的政府,港英政府却受制于自己一手造成的立法机关。 P1249

正因如此,两局和区议会之间的冲突无法避免。 P1250

他们对英国的忠诚不可靠(许多人已走向中方),也未能对香港表现出足够的承担精神。 P1251

从这两个组成部分可以看出,港英政府采取温和的威权取向作为以后的管治方针。 P1252

有迹象显示,港英政府正谨慎和有选择地收紧信息发放,以削弱立法局与区议会在决策方面的角色。 P1253

近年来,政务官阶层对政府最高职位的垄断虽不时受到专业人士和专家的挑战,但一直以来都是官僚架构的支柱。 P1254

我们能轻易地罗列出一些不利于这方面发展的因素,如缺乏准备、缺乏本地政治组织、英国政府缺乏决心、初期进行的改革缺乏系统性和长远目标、改革方式与客观条件不协调、改革后的政治体制内部不协调、中国政府的反对和压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工商界)的反对等。 P1255

说到底,虽然殖民政府在撤离过程中推行的未完成改革有悲喜交加的插曲,但香港政治体系的制度延续性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P1256

除了其他事项,《效力法》的第五项授予代议制立法机关(即任何有半数议员由居民选出来的殖民地立法机关)“全权制定有关其组成、权力和程序的法律,只要这些法律的通过是符合下列法规在当时所规定的方式和形式:英国国会的法令、英皇制诰、英皇会同枢密院颁布的命令,及当时在该殖民地有效的殖民地法律”。 P1257

实际上,中国政府真正忧虑的可能是以下几个方面:一,在取得了立法局的组成、权力和程序的立法权力后,立法局将会有很多机会取得完全的立法权力,这会令立法局在香港的政治体系里享有最高地位。 P1258

英国在那里镇压共产主义者,以促进李光耀所领导、在人民行动党内不太激进派系的冒升。 P1259

与1985年的调查一样,大部分受访者(87.9%)认为自己对港英政府没有影响力。 P1260

他们受到殖民地公共服务精神的感染,并蔑视那些没有行政经验但意图接管政府的人。 P1262

使“宽厚式”威权政体成为可能的主要条件是一个港人众所周知的事实:能够替代殖民统治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统治。 P1268

1这些由外来因素引起的对政制改革的要求,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对制度的需要格格不入,而这个经济体系早已在非民主的政制下蓬勃发展。 P1269

但我认为,随着宪制以外安排的出现,新政制在某些方面会较开放,对公众也较为有利。 P1270

因此,政治权力的运用基本遵循政治规律,政治圈子以外的人对这些规律则不甚明了,自然地,社会上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参与政治活动。 P1271

虽然武力镇压并非毫不重要,但在维系殖民统治的角色上却微不足道,因为香港是一个缺乏自然资源、必须依靠民众积极性和工作动机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地方,如果滥用武力镇压,会破坏经济繁荣。 P1272

因此,港英政府无须承担处理这些棘手问题的责任,也无须面对其政治后果。 P1273

凡此种种,都起到了软化殖民统治的专制性质与增强民众对殖民统治的支持作用。 P1274

这些领袖均态度温和、认同香港式资本主义和支持殖民政权。 P1275

同时,“中国因素”成为一个正面效用的因素,而不再是以往的负面阻吓因素。 P1276

第二,把决策项目或行政职能授予辅助行政组织后,可把这些项目和职能转化为技术课题,并产生非政治化效果,因为政治考虑在解决技术课题中一般不那么重要。 P1277

第五,把立法局、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和区议会议员纳入不同的辅助行政组织,政府可削弱这些代议机构作为政治实体的地位与影响力。 P1278

简而言之,这个“再中央集权化”趋势并不足以减少权力分散和授予对香港政制的重要意义,但至少,它给予公共政策某些连贯性,也给予港英政府充当众多分割及相互竞争利益之间仲裁者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又给予港英政府一些“额外”的政治影响力。 P1279

客观而言,虽然香港的经济表现优越,教育水平亦高,整体政治及社会经济环境却不利于快速民主化。 P1280

威权政体还可防止香港产生公开反对中国政府的情绪和活动。 P1281

在详细讨论前,让我们先看看未来政制的特色。 P1282

它拥有的主要职权为制定法律,批准税收和公共开支。 P1283

第五,中国政府在未来政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会比英国政府现行的显著,特别是当行政长官与立法机关发生冲突时,中国政府会以仲裁者姿态出现,只有中国政府才拥有紧急权力。 P1284

17第一个矛盾是未来政体的自主性可能因资产阶级成员被正式纳入政体而受到威胁。 P1285

对于这点,诺德林格(Nordlinger)曾有简要的说明:在资产阶级的内部,不但对来自下层威胁的严重性有不同认识,就此等威胁对个别资本单位及部门所形成的冲击也有不同评估。 P1286

因选举制度包含直选,所以未来的政制便永远存在如下可能性:涌现以群众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并挑战未来体制的认受性,或使它不能顺畅运作。 P1287

第四个矛盾是未来的行政长官及立法议员分别由独立的选举产生,彼此间没有制度上的联系,因此行政系统与立法机关之间可能出现僵局。 P1288

这种安排所形成的政治困难很可能在回归后延续下去,尤其是当下层代议机构涌入越来越多较“激进”的人士。 P1289

这些矛盾和困难自然也有可能变得并不严重。 P1290

再者,它们也应提高政制主要制度(例如,立法机关)之间的共识及行动一致性。 P1291

如果香港将来不能产生一大群专业政客,公务员体制作为增进政制自主性的机制将更加重要。 P1292

鉴于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仍缺乏互信,履行这一职责显然是一项很细致、很困难的工作。 P1293

还有,行政长官很有可能不是立法机关的主席,因而不能借控制立法程序,防止不友好的议员使用反对与拖延策略,或加快通过政府提交的法案。 P1294

这样行政长官便失去利用公共资源(例如,增加公共福利和服务)的办法来动员大众的支持。 P1295

第四,即使在官僚架构内,也有权力合并的问题(例如,如何协调政策,如何减少官僚架构内部的冲突),因为它存在一个离心的倾向。 P1296

然而,过分注重个人形象,可能会疏离其他立法议员以及自己的支持者。 P1297

32在一些美国城市,权力分割的问题十分严重,所以甚至有人感叹“难以管治”的问题不可能解决。 P1298

第四,当稳定和繁荣被普遍视为最高的价值时,香港社会内部根本没有迫切的意识形态事项,可以用作发动群众支持政党的基础。 P1299

第四,能够用于奖赏,以吸引政党干部与普通党员的公共资源及公共职位非常有限。 P1300

第七,因为功能团体享有自主性,又可以循立法机关的功能界别选举而被纳入政制,所以更不需要依赖政党来取得政治权力或促进其利益。 P1301

有迹象显示,这个管治联盟已初步形成。 P1302

任何排除拥护中央的力量的管治联盟将难以生存,更遑论能有效运作。 P1303

第十,通过《基本法》,中国可以提供宪制性的工具(例如,选举团)来组织及巩固管治联盟,这个工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P1304

因此,我们不能高估其政治支配能力。 P1305

第五,对管治联盟而言,中国政府是一个重要的整合因素,但也不应夸大中国政府在香港政制内的支配地位。 P1306

所以,由于结构与组成架构的限制,管治联盟能履行的功能也很有限:第一,管治联盟提供一个政治场合,让政体及社会经济体系的不同利益者(特别是精英分子)减少分歧,并促成相互协调的行动。 P1307

换句话说,除官僚架构外,香港不太会有一个独立的政治部门,可以从中取得政治权力,并循此途径建立政治事业。 P1308

未来政制能提供的制度性办法,只能部分地解决这些困难。 P1309

然而,如果“三层”代议机构的直选议席大部分落入对手手中,对手便可理直气壮地宣称拥有更高的民意认受性,在这种情况下,管治联盟便不能坐视不理。 P1310

再者,正如前文所言,扩大管治联盟的“代表”基础,有助于提高政制相对于资产阶级的自主性,进而增强政府管理资本主义秩序的能力。 P1311

能带动新政治秩序转变的主要因素包括:一是精英分子的组成和结构转变;二是教育发展及服务行业日趋重要,令中产阶级加速壮大;三是政府在社会经济体系的角色及活动增加,并推高社会的政治化程度;四是社会及经济变迁,导致管治联盟的政治力量重组41;五是改革和民主力量的增强。 P1312

Richard C.Crook,“Legitimacy,Authority and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Ghana,”Political Studies,Vol.35,No.4(1987),p.567.13.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Hong Kong After the Sino-British Agreement:The Limits to Change,”Pacific Affairs,Vol.59,No.2(1986),pp.214-236;Lau,Decolonization Without Independence.14.Lau,Decolonization Without Independence.15.中国对“港人治港”的能力也许会有所保留,这是容易理解的。 P1315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如未能遵照国务院的指令行事,国务院可发布命令将上述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P1316

Steffen W.Schmidt et al.(eds.), Friends,Followers,and Factions:A Reader in Political Cliente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集团或法团主义式的安排,指在政制内最重要的政治单位为大型的(可能是全国性)功能和利益集团,它们与权力日益膨胀的官僚集团联合制定重要的公共政策。 P1324

因此,香港没有一个代表全体工商界的“高峰”组织。 P1326

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40.在这一方面,墨西哥的经验很有参考价值。 P1327

不过,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体制相比,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行政主导程度又非常高。 P1329

大体而言,行政领导人若能深得民望、在立法机关有稳定而可靠的多数力量支持、具备政治睿智、在社会上拥有庞大支持基础,而且能得到精英阶层的广泛支持,则他所拥有的宪制权力与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便会相辅相成。 P1330

尽管如此,行政长官依然拥有相当广泛的权力。 P1331

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民情与民意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P1332

作为特区首长,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区的最高地方长官。 P1333

更为重要的是,《基本法》对立法会议员提案权设置了诸多规限。 P1334

其中最重要的是,行政长官的产生不是通过立法机关,而是经由一套独立于立法会议员选举方法之外的办法。 P1335

相反,长期的殖民统治,为香港营建了一个颇具效率并基本上廉洁的公务员体系。 P1336

行政机关与立法会在制衡行政长官时,立法会所倚仗的权力,主要是对行政长官所提法案和财政预算案的否决权。 P1337

若行政长官解散立法会乃不得人心之举,则反对行政长官的议员经重选后返回立法会的机会便很大,而且在重选后的立法会内,反政府的力量可能更为壮大,使行政长官受到更大的制衡。 P1338

但若立法会与行政长官相持不下,一方面,政府的重要提案不能在立法会顺利通过;另一方面,立法会又未能借反对政府而获得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则整个特区的管治效率及政府的领导能力便会大为削弱,从而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 P1339

然而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香港的法制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使司法机关在政治上的地位与能力大为提高。 P1340

为使香港特区能有较大灵活性以适应环境的变迁,《基本法》对特区的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只做原则性或粗略的规定。 P1341

自从1984年殖民政府开始引入代议政制以后,香港的政治体制便不断变迁。 P1342

结果是:除《基本法》的文本外,中央政府迄今没有颁布具有权威和可显示立法原意的文件,因此一般人不能了解《基本法》每一条文的复杂含义和立法意图。 P1343

要使行政主导政体成为事实,行政长官和他所领导的特区政府必须同时具备宪制以外的政治权力与威望。 P1344

就长远而言,在缺乏强大管治联盟的支持下,不单特区政府难以有效管治香港,整个政治体制的认受性与合理性也会受到质疑。 P1345

显而易见,这种做法只会进一步腐蚀行政主导政体的政治根基,削弱政府的管治能力。 P1346

二是殖民管治的本质是异族统治。 P1347

在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的主政下,行政局成员基本上只扮演总督私人顾问的角色,而小部分成员在总督的授意下肩负政府政策解释者的职能。 P1348

”至于行政会议的职能,第五十六条有如下界定:“行政长官在做出重要决策、向立法会提交法案、制定附属法规和解散立法会前,须征询行政会议的意见,但人事任免、纪律制裁和紧急情况下采取的措施除外。 P1349

再就行政会议内的立法会议员而言,在行政与立法分家的情况下,他们如何既向行政长官效忠,又向自己的选民尽责,确实相当困难。 P1350

从行政主导政体的长远发展来看,行政会议最终不可避免地要成为行政长官领导下的管治联盟核心。 P1351

又由于行政长官的施政成败得失取决于主要官员对他的支持、信任与尊重,后者因此必须对他高度效忠,他们双方必须合作无间,坦诚相待又休戚与共。 P1352

理论上,中央政府在有需要时可运用它对主要官员的任免权来掣肘行政长官。 P1353

首先,被任命为主要官员的人在公务员体制下得到工作上的保障。 P1354

所以,《基本法》起草者对主要官员身份与角色的理解,长远而言,不利于行政主导政体的有效运作与发展。 P1355

在民主集中制下,它的意志是统一的。 P1356

但它的政治认受性基础肯定比行政长官高,至少,一般民众认为立法会是他们所拥有且最重要的政治表达和利益争取渠道。 P1357

《基本法》审慎理财的原则,目标在于防范出现“大政府”。 P1358

在《基本法》的规定下,至少在特区成立的头10年里,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不大。 P1359

从政治现实角度观之,某种形式的管治联盟始终会出现,而出现的时间及其形态与强弱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央、行政长官及建制派的胆量、远见与能力。 P1360

但无论如何,任何管治联盟的基础,都不能与主流民意相差太远。 P1361

相反,临立会在制衡行政机关方面,不单力度不够,而且允许特区政府推行一些颇具争议性的措施。 P1362

当然,迄今行政与立法的关系虽仍处于紧张状态,但在行政机关拥有庞大决策权力之下,政府的施政仍然未受严重影响。 P1363

立法会的多数意见认为:立法会议员提岀的法案是否涉及公共开支或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以及能否提出,必须由立法会主席决定。 P1364

其一是以立法会议员提出的法案或修正案涉及公共开支或政府政策为由,向立法会主席施加压力,不让提案提出。 P1365

在该裁决中败诉的特区政府最后在别无其他实际可行的办法下,终在1999年5月18日通过中央政府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有关香港居留权的条文做出解释。 P1366

可惜迄今特区政府仍未能累积优良政绩,以抗击来自社会各方的专断独行之讥。 P1367

究其原因,除了我在上文剖析的与政治体制有关的种种限制外,其他特殊因素也很多。 P1368

结论《基本法》所设想的行政主导的政体,虽然未能顺利实现,但由于它赋予行政长官极大的宪制权力,又对立法会议员的提案权设置难以逾越的限制,而其所规定的立法会选举办法,在特区成立初期又使反对特区政府的力量在立法会只占少数,所以直至今日,特区政府在民望不高且没有强有力管治联盟匡扶的情形下,仍然基本上按照其意向管治香港。 P1369

政府单靠行政权力不可能完成改革,必须取得社会各方对政府的信心、尊重和谅解,才能肩负带领港人克服艰难和开拓未来的重任。 P1370

”9.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基本法》只是众多的全国性基本法律之一,因此并不属于宪法性质的法律。 P1372

在行政局制度下,港督如果采取与行政局建议相反的措施,必须向英国君主提出报告并列出理由。 P1373

《信报》,1999年7月24日.28.张炳良.特首高官的“行政专权”同盟[N].明报,1999-7-5.[1] 本文曾载于刘兆佳.香港二十一世纪蓝图[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1-36.此次中文简体版略有修订。 P1375

而民主的宗旨就是要把大众带入政治内,甚至最前线。 P1376

精英、大众与民主化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香港政治就呈现出大众民主冒起,精英与大众政治两大阵营相处时好时坏的状况,其原因主要是香港局部的民主化。 P1377

精英政治势力以行政机关,以及靠政治施“恩”,向支持者分配要职为基础。 P1378

就算有一天立法会实施全面普选,政府仍会为精英提供一个他们说了算的政治舞台,以保障其自身利益。 P1379

由于对殖民统治的支持,华人精英也得到了政治上的认可和好处,并反过来帮助他们建立社会地位和声誉。 P1380

这个原本人数少且同质性高的阵营突然扩大,意味着在政治观点、利益和风格上的异质性都陡然增多。 P1381

这些精英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十分保守。 P1382

大众政治缺乏内在一致性和结构,主要是因为没有能长期动员和组织大众参与政治的目标和议题。 P1383

大众传媒,特别是新闻媒体,在某种程度上为大众政治的参与提供平台,只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参与都是间接的。 P1384

精英与大众的脆弱联系除非精英与大众两种政治势力之间的落差得到有效弥补,否则这两种势力的分离只会损害香港政治。 P1385

恰恰相反,人们刚刚发展的民主价值观和理想,正是立足于对精英政治特权的怀疑。 P1386

这些在政治上看不起大众的精英,往往在人前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样子。 P1387

今天,我们很容易观察到,不论是政党、政客,还是社会经济组织,要么参与精英政治阵营,要么站在大众政治阵营一边,很少有跨阵营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既没有此意愿,也没有此能力。 P1388

简而言之,精英与大众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威胁着香港现有的秩序。 P1389

7未来很有可能的是,随着民主追求和人权意识的日益高涨,精英政治将越发处于守势。 P1390

他们越来越支离破碎,为彼此间的激烈冲突提供丰沃土壤,也在社会中培育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犬儒主义,导致政治理想幻灭以及大众对政治权威丧失信任。 P1394

殖民时期团结一致的政治精英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治下的香港一直被一个团结一致、保持统治延续性的阶级统治。 P1395

尽管如此,“二战”后,殖民统治变得愈加宽厚,原因是要应对国际上越演越烈的反殖民浪潮和中国国内兴起的民族主义狂热。 P1396

在殖民政府控制的这套制度下,政治任命位置等级分明,各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P1397

1984年过渡期开始,标志着团结一致的政治精英阶层开始逐步瓦解。 P1398

为达其政治目的,殖民政府所采取的最重要措施是:在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之前就宣布进行政制改革。 P1399

由于民主派既反共又反殖,殖民政府也不可能向他们的诉求全面妥协。 P1400

殖民统治的最后几年见证了殖民政府不遗余力地把高级官员转变为政客的过程。 P1401

理论上,中国政府没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港人治港”的承诺意味着中国政府会自动接纳港人挑选的领导人。 P1402

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人会向中央政府就香港事务提出建议,虽然本质上这种任命的荣誉性质更多一些。 P1403

在本地知名人士被任命进入重要政治组织的同时,那些声名不显的人士也未被忽视。 P1404

那时,中国政府甚至用民族主义的旗帜拉拢民主派,与英国政府及亲英精英分子对抗。 P1405

在这个领袖匮乏的真空阶段,高度政治化的高级官员成为最明显、适任的特区政治领袖人选。 P1406

董建华本人保守,带有父权家长作风和威权意识,并想在政治上取悦中央政府。 P1407

另外,行政长官也获授权可任命新成员进入这些区域组织,条件是新任命成员不超过总数的20%。 P1408

在策略发展委员会和创新科技委员会的任命上,这一特点尤为明显,这两个咨询委员会被认为为董建华的长期执政愿景提供协助,并让他得以绕过公务员团队获得新的政策理念。 P1409

作为行政长官的最高咨询机构,行政会议应展现出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品质。 P1410

尤其严重的是,一批有势力的亲中人士觉得自己向中央政府长期效忠,引来港人的白眼,而现在又被抛弃。 P1411

他们认为董建华的顾问既在决策上无能,又有道德瑕疵。 P1412

因为钟士元在投向拥护中央阵营前,是殖民政权最出名的合作伙伴,他在香港是个极具争议的人物。 P1413

高级官员虽持续抗拒这一取向,但未能阻止董建华逐步令政府在香港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明显的角色。 P1414

从政治层面讲,当管治联盟缺乏有组织和广泛的大众支持时,内部团结对维系有效管治就更为关键。 P1415

虽然我们承认精英之间的竞争是个“健康的”政治现象,但“过度”的精英不团结会威胁社会和政治稳定。 P1416

直到殖民统治结束前,律政司一直是外国人士担任。 P1420

16.1997年4月,特区政府建议修改《社团条例》和《公安条例》,以增加有关“国家安全”的条款,作为政府禁止组团和控制游行的基础。 P1421

在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看来,公务员必须接受指导,培养对一个多种族新加坡的完全忠诚。 P1422

香港成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4年来,支持政党的社会基础大幅减少。 P1424

投票率的降低表明,民众对政党作为表达、代表以及凝聚利益的机制越来越不抱希望,也表明政党与港人之间的隔阂日益加大,而支持政党的社会基础也变得越来越薄弱。 P1425

不仅如此,选民对政党的支持也变得反复无常。 P1426

民众疏离政党对主要大党的影响并不一样,在3个主要大党中,以中产阶级为主、倾向民主的民主党所受影响最大。 P1427

6大众参与政党组织活动的情况很少。 P1428

香港政党的衰落也是因为回归以来,政党陷入意识形态、个人恩怨和政治方向的争论和迷失中。 P1429

事实上,中央对香港政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使回归后香港成为小且“安全”的政治舞台。 P1430

中央还要确保亲建制政党的领头人在政治上都可靠。 P1431

理论上讲,董建华虽是只身上任的政治新手,但若能很快且娴熟地利用行政长官所拥有的分配资源和政治任命等巨大权力,还是可以迅速地建立执政联盟和社会支持基础的。 P1432

虽然这些议员代表的利益分散,没有成为支持政府的中坚力量,但仍然形成一股松散、基本上可靠的亲政府联盟,使政府的大多数法例草案能得到立法会的批准。 P1433

甚至董建华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偶尔联手推动某些具民意支持的政策,政府也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以防在立法会形成可持续的多数反对势力。 P1434

相反,香港的局部民主化却为反对派的出现提供了机会,使反共和亲基层政治人物能通过选举制度登上政治舞台。 P1435

但令中央失望的是,香港商界精英并不想这样做,反而以撤资作为筹码,希望中央压制香港民主的步伐和民粹情绪,以保护他们的利益。 P1436

13而为保持投资者对回归后香港的信心,中央也对商界精英在港的利益给予很多政治保证。 P1437

商界精英充满戒心和个人主义的政治参与风格,使其很难组织集体行动。 P1438

15亚洲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给香港社会的整合带来又一次的打击。 P1439

因此,政党很少提出自己新的政策想法,反而更多的是回应政府或别人提出的政策建议。 P1440

在社会对政府越来越不信任、基层怨气越来越大的背景下,民建联为保持内部团结,有时也要与政府划清界限。 P1441

香港发育不良的政党体系却为政制运作带来严重问题。 P1442

事实上,政党在挑动基层利益与由政府代表的精英利益之间的较量,因此加重了政府本来就不堪重负的工作状况。 P1443

比起权力来源并非商界的殖民统治者,特区政府显得更没有能力和意愿来处理香港经济日益不平等的问题。 P1444

考虑到这些政党在政治上的分野,政党加强合作或会为政治机会主义提供更大空间,但不会导致政党的整合或合并。 P1445

3.1998年问卷调查的抽样方式与上述2000年调查相同。 P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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