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案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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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北京临时政府农林总长、国民党代理事长。 P10

小明为学,实事求是,人如其学,学如其人。 P22

后读尚君关于袁世凯与青柳笃恒之论文,亦觉甚好。 P23

宋案发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但宋案的历史真相至今仍令人感到扑朔迷离,谜团甚多,疑点不少。 P24

另外他在北京市档案馆查阅了“国民共进会档案全宗”,发现其中包含当年从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移交北京司法机关的不少有关宋案的档案,包括一些从未公布的核心史料。 P25

然而,实际情况却非如此。 P29

第二类是宋案探究中较值得注意的一类文字,然而其数量非常之少。 P30

则应桂馨之外,必更有一人焉,为应桂馨之主动可知。 P31

[10]唐德刚实质上也认为袁、赵是幕后主使,只不过他又对二人在杀宋心态及背后考量上的差别进行了区别分析,他说:1913年初春,在宋氏旅行讲演锋头正健之时,袁即连电召宋来京磋商要政。 P32

应当承认,将寻找刺宋主谋作为宋案研究的主要方向,并没有问题。 P33

早在一百多年前,当宋案核心证据刚被搜获、租界会审公廨尚未开始预审之时,《民立报》就发表过一则极有眼光的评论,要国民不受其他因素干扰,把注意力集中在此项证据上。 P34

以上两篇文字成为后来研究者征引宋案证据最主要的来源。 P38

这些文件之所以一直被忽视,根本原因就在于研究者错误地将“宋案”简单化为“刺宋案”,换言之,这些文件从一开始就被认为与“刺宋案”无关,因而被弃之一旁。 P39

这是关于宋案最重要的一部分档案,其内容主要包括三大方面:(1)洪述祖、应夔丞之间往来的大部分函电原件及电局译件;(2)应夔丞个人履历及由其担任会长的共进会各项活动的相关文件;(3)1918—1919年司法机关提解、审讯及判决洪述祖绞刑的相关文件。 P40

(8)姜泣群编述《渔父先生雄辩集》(附《举国同声哭》)(中华艺文社,1913)。 P41

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还没有一人系统搜罗分析过上述20余种报纸中关于宋案的各种资料。 P42

[3]仲材:《刺宋案之六不可解》,《民权报》1913年3月26日,第3页。 P43

[11]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67—68页。 P44

[25]《宋案证据全录》,《申报》1913年5月1日,第1页;《宋案证据全录》(二),《申报》1913年5月2日,第1页;《宋案证据全录》(三),《申报》1913年5月3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四),《申报》1913年5月4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五),《申报》1913年5月5日,第1页;《宋案证据全录》(六),《申报》1913年5月6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七),《申报》1913年5月7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八),《申报》1913年5月8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九),《申报》1913年5月9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十),《申报》1913年5月10日,第1页;《宋案证据全录》(十一),《申报》1913年5月11日,第2页;《宋案证据全录》(十二),《申报》1913年5月12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十三),《申报》1913年5月13日,第1页。 P45

一 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在追悼宋教仁大会上的演说按照史料面世时间,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在追悼宋教仁大会上演说词的披露,比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于1913年4月25日深夜通电撮要宣布宋案证据,还要早近一个月,因此理应首先注意。 P46

自宋被刺后,上海拿获凶犯为应夔丞,应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又有密切关系,不仅外间报纸啧啧,即总统亦不免疑赵,而赵则以洪述祖时往总统府,又不免疑总统授意。 P47

次日,袁以此剪呈报纸给我看,说:“如此措辞,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登报后也不声明更正。 P48

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王治馨演说词将成为破解宋案谜团的关键证据之一。 P49

入门后,即派华捕两名、安南捕两名驻守大门,禁止闲人出入。 P50

英捕房意见则“以年来暗杀迭见,迄未一破,今既目罹法网,应将各人证移送英廨,归案澈究”。 P51

关谳员即会同英康副领事升座楼下公堂,当将各种文件用皮纸包固,火漆烙印,并有木箱一只,因无铰链锁匙,故由谳员加贴本廨封条四张,连同公文一角、印批一纸,一并检交陆、吴两代表查收,即由陆、吴二君呈出收条各一纸交与关君,附卷备查。 P52

木箱上除了法捕房封条外,又加贴检察厅封条。 P53

”程曰:“还是阁下好,我则连自己也不信,惟锁匙终不能交与阁下。 P54

会审公堂为上海租界特有之公堂,即不欲征信于国民,亦应征信于上海市民也。 P55

其言曰:凡应犯家中搜出之罪证,尤当及今从速宣布,尤不可不及今将搜得之物全数表示,以供研求,俾其真际豁露,不致再为造谣者利用,此固确不可易之办法也。 P56

然而,从证据搜查、移交、保存及检查、拍照等各个环节来看,均有多方代表参与,且程序极为严密,丝毫不存在程、应及黄、陈等人舞弊可能。 P57

前引“剑农”所言曾基于对宋案证据完整性的怀疑,设想将来辩论公开之际,若洪、应二氏坚以证据不完为词拒绝审判,则该当如何。 P58

函电本不可留存,即留存之,何必逐节注明,一若预知此案必破,恐人不能解者,更不可思议矣。 P59

赵阅后大呼:“糟了!糟了!”缘原电所谓发给应桂馨五万元公费内务部有案可稽,其实内务部并无片纸只字,既有此电,又须另造一宗案卷,恐难掩阖署人耳目,必至欲盖弥彰,故赵大不赞成。 P60

黄无嫌疑,秉钧何独不然?现居京养疴,到沪甚危险,殊无赴厅投案必要云云”。 P61

四 共进会相关已刊未刊文件宋案正凶应夔丞系共进会会长,收抚共进会又是宋案的起始环节,因此,掌握共进会相关文件,不仅为了解应夔丞本人所必须,而且为理解与解释宋案发展过程中诸多重要环节所必须。 P62

这些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文件,将会对深入认识应夔丞其人及其与袁、赵、洪之间的关系,起到重要作用,进而为破解宋案谜团发挥关键作用。 P64

因为撰者并不真正了解内幕,这些客观描述会让读者感到很难理解,但其真实性也恰在于此。 P65

[3]《一塌糊涂之刺宋案·赵总理之愤慨》,《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29日,第2页。 P66

[26]《刺宋案第一次检点文件》,《时事新报》1913年4月15日,第3张第2页。 P67

[48]《上海程都督应民政长来电》(4月26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P68

[64]《委任本署各巡缉员通稿》(共18员名单附,1912年12月9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4。 P69

[84]《北京电报》,《民立报》1913年5月14日,第2页。 P70

果真如此,则陈当然也是宋案关键人物。 P71

不过,洪述祖的高祖却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他就是乾嘉著名学者、大名鼎鼎的洪亮吉。 P72

时值中日战事将发,洪述祖两次被盛宣怀派赴朝鲜,办理电报事务。 P73

[34]除协助李经方办理安徽铁路事宜外,据陈去病记述,洪述祖还帮助李经方在沪经理房地产事务。 P74

尝谓: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厨子,虽置之五伦之一可也。 P75

“钱”和“枪”成为应夔丞早年接触到的两样最重要的东西。 P76

[72]然而,在上述斑斑劣迹的后面,应夔丞又有另外一副面孔——反清革命志士。 P77

1912年3月21日,应夔丞在《申报》刊登启事,历数其自辛亥鼎革以来的功劳:自志士昌言革命,即从诸君子后奔走国难有日。 P78

应夔丞“自以有功民国,骄恣跋扈,为害地方”,共进会党徒“所至骚扰,民不安枕”。 P79

当兹千钧一发,未识会长以何长策,挽此狂澜?事机危迫,请速示覆,以便遵办,而全大局。 P80

[107]由于唐绍仪为“袁之私人”,清廷这一举动被时人视为“政府欲以内阁总理畀袁,冀其与革党议和,商定满意之改革办法,以平乱事而保朝廷”,因此,唐绍仪“允否赴任,颇为人所注意”。 P81

[114]“开少川之缺”在九月二十六日(11月16日)袁内阁组织成立,以杨士琦为邮传部大臣之时。 P82

余与皇帝仰体列圣爱民如子之心,实不愿以改革政治妨害民命……自念余一妇人,皇帝方在冲龄,忝居臣民之上,不能绥辑万方,已为疚心,何忍再使生灵涂炭。 P83

”[122]可知洪述祖亦南下参与了和谈。 P84

准确把握袁、赵、洪三人的微妙关系,对于判断各人与宋案可能的牵连程度甚为重要。 P85

但用“小人”者,往往又要冒受制于“小人”之风险,这是分析袁世凯与洪述祖的关系,特别是分析洪述祖的所作所为给袁世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P86

然而,洪述祖与应夔丞并不相识,于是便有了介绍人总统府军事顾问张绍曾的出现。 P87

[160]不料刺宋案发生后,程德全之秘书长罗良鉴对外宣称应夔丞任“江苏驻沪巡查长”系陈其美推荐,这无异于告诉世人,宋教仁被刺,陈其美是有责任的,结果招致陈其美不满,引发一段小小风波。 P88

这是洪述祖写给应夔丞的第一封信,但对应已经以“老弟”相称,而自称“小兄”,可见二人经过一个月的接触,已经建立起很亲密的关系。 P89

手颂勋安。 P90

于是,洪在函中具体指导应夔丞应如何撰写禀帖,写成后由他转陈大总统,“缘说歹话人多”,有了这个说帖,大总统就好为应夔丞说话,并据以“任命或委任”职务。 P91

同时,“除你我私信方亲笔也”一句还告诉我们,此后洪、应之间往来信函,凡属二人“亲笔”者,均属“私信”,非第三人所知,这一点对于判断袁世凯、赵秉钧与后来宋案各环节是否有关,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P92

同时,应夔丞又向洪述祖通报,自己将乘12月18日快车北上,“带团长、师长、连长各一员,小使一人,妾一,书记二”,并请洪约内务部“预派警探三四人来站照料,免生他虞”。 P93

敬叩岁朝万福。 P94

中央补助月费将近两月,共该若干,务希商明赵总理,即日汇交。 P95

[216]《神州日报》则说:“应到京后,由洪述祖介绍,谒见赵总理,力言其南方之功及其势力,始而要求勋四位,政府拒之,后又要求少将,政府又拒之。 P96

呈文中最令人吃惊者,应夔丞竟然主动要求大总统任命其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总长”。 P97

应夔丞领取共进会5万元遣散费及每月2000元津贴,也都由洪居中协调。 P98

前年革命时,唐少川(即唐绍仪——引者)与洪往来颇密,吾时住天津,耳其名,然终未识面也。 P99

第一,赵、洪二人何时相识。 P100

因此,赵秉钧的说法应是可靠的。 P101

如《大中华民国日报》说洪述祖“到部后,揽权纳贿,任意招摇,日在大李纱帽胡同醒春居、石头胡同武林金并某孀妇处与某某等秘密谈话,其声名之恶劣,固通国皆知。 P102

[6]吕培等编《洪北江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1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376—436页;李兆洛:《洪饴孙墓志铭》,《养一斋集》卷一〇;戴伯元:《洪深家世考》,《常州文史资料》第15辑,政协常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8,第87页。 P103

[25]傅增湘:《记洪述祖遗事》,《近代史资料》总8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114页。 P104

[43]《直隶总督陈夔龙奏为考查候补道洪述祖等声名平常各员事》(宣统二年十一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档号03-7447-009。 P105

[62]《袁干卿与应桂馨之朋比》,《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4月18日,第2页。 P106

于先生有时穷困,付不出房租,老应先生从不催收房租,大概所欠房租是可观的数字。 P107

[96]《共进会快快解散》,《民权报》1912年12月14日,第10页。 P108

[116]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总53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78页。 P109

[133]《洪宪宫闱秘史》,《申报》1918年7月24日,第14页。 P110

[156]《赵总理之谈话》,《新纪元报》1913年4月30日,第3页。 P111

[170]《第三十二件 应夔丞妻致应夔丞信一纸抄电二纸》之《抄电一》(1912年10月24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6页。 P112

此函信封有“辛缄 初八日”字样,可能写于1912年11月或12月中旬。 P113

[202]《宋先生案之一线光明·应到京后之行动》(北京本报4月1日特记),《民立报》1913年4月5日,第7页;《应夔丞节略》,见《任用应夔丞之始末》(续),《盛京时报》1913年4月11日,第3页;《应夔丞节略》,见《北京发表任用应夔丞之始末》(续),《时报》1913年4月11日,第3页。 P114

[218]《第十八件 赵总理致应夔丞信一纸信封一个国务院应密电码一本》(1913年1月14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16页。 P115

[237]《北京电报》,《民立报》1913年3月29日,第6页。 P116

[254]《欢迎国会团与洪述祖》,《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29日,第2页。 P117

然而,由少数激进派国民党人组织的欢迎国会团在上海忽然出现,成为事件的转折,不仅惊动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而且将国民党领袖牵连进来,宋案由此继续向前演进,并最终酿成洪、应杀宋惨剧。 P118

”[11]甚至有舆论认为,“国会地点研究会”就是由欢迎国会团改名而来,“其意并不在实行研究,盖不过藉此以动摇人心,以便其阻止议员北来之举,其主旨仍丝毫未变,国会决意拉往南京,国都亦即在南京建设,又有建都武昌之说”;并说“该团现在已在各要埠组织会所,四面派人运动,上海、汉口、浦口三处均已派有人,实行截阻议员北来;更有昌言某某等省军队已为其运动成熟,极愿助彼成事者”。 P119

”[18]接着又发表《三论国会自行集会》与《咄咄冯国璋之国法》两文,反驳“老圃”(即杨荫杭)对欢迎国会团违背《约法》的批评,并斥责冯国璋为“袁家之走狗”,其“口吻在在露出狞牙狰齿,启干涉立法之先声,尤足征欢迎国会团之主张确有见解”。 P120

”[33]这四条基本上是1月20日袁世凯致程德全电内容的具体化。 P121

[40]1月22日晚,洪述祖偕同京妓苏佩秋及应夔丞乘火车离京,准备南下活动。 P122

孙中山具负高明,不肯为此无谓之举动,而劝止又不可,不劝止又难逃物议,遂乘势驶赴东瀛,以表明心迹。 P123

[57]洪述祖此次南下的主要使命是调查欢迎国会团实情,由于“已得真相”,洪的使命可以说已经完成,但他却觉得还缺点什么。 P124

电文开头一句“宪法起草创议于江、浙、川、鄂国民党议员”,方祖燊认为是指“国民党时由王宠惠执笔起草有‘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与‘草案’,于民国二年三月二十八起,连续刊载于《民立报》上”。 P125

□意不问将来总统为员为长,决从革命之根本上解决。 P126

”[74]可知应夔丞总共打算给王、章1000元,而非1500百元。 P127

也就是说,应夔丞是在还未收到洪述祖来信的情况下,便发出了“东电”,由此可见其对于实施阴谋计划迫不及待,甚至有些抢头功的意味。 P128

早在1912年8月,德国《柏林日报》驻北京记者萨决曼就曾问黎元洪:“来岁正式政府成立,谁人将为大总统?副总统亦有意于此乎?”黎曰:“否。 P129

[91]“冬电”所谓“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部分含义似即指此,而所谓“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云云,也似有所指。 P130

”[102]前句解释尚有些许道理,因为洪、应二人所设计的“激烈文章”确有以危词耸动政府之意,但“勘电”故意不提洪述祖以怎样的“激烈文章”恐吓政府。 P131

革命党人“捄炎”则解释,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可能与宋教仁《间岛问题》一书在日本印行时之纠纷有关,他说:此案证据中,及赵秉钧之通电,均有宋在日本“骗案刑事提票”之语,颇足滋不知者之谣惑。 P132

只不过这一次应夔丞失算了,从接下来的案情我们看到,袁世凯似乎有所戒备,要求应夔丞先提供“物证”,然后再付款。 P133

而实则余并未如此办过。 P134

函中“中央”二字,当然既包括袁,也包括赵。 P135

而其居心之最险恶者,抑若深恐欢迎团立时解散,则我辈必无可挟,所图必致松紧,因重以为忧者。 P136

[133]吴稚晖甚至说早在1月下旬该团在上海就已没人当回事,要北方“不理他这事”。 P137

时人对宋案证据的各种解释也多不及此函,似乎此函与宋案关系不大。 P138

”意思是,“邓”这个人反对政府主张激烈,所以比较容易找到下手机会,而宋并非激烈之人,所以需要在宋“有激烈之举”时,“方可乘机下手”。 P139

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缴足,六六二折,买三百五十万,克日成交起息。 P140

“蒸电”已交财政长核办,债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 P141

[165]由于此信原件被捕房在应夔丞宅中搜出,因此它是否寄给了洪述祖,就成为一个问题。 P142

由此可知,应夔丞所谓“该三家合以各家戚友,将外国银行存款一例提出”,用以购买公债,“专为补注中央财政计”,以及“夔处并不扣用”云云,完全是冠冕堂皇的谎言,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借机获取私利,并且不许洪述祖染指。 P143

洪述祖试图将“燬”“毁”二字混为一谈,也是狡辩。 P144

[183]同日,袁世凯又在复黄兴电中辩称:至赵君与应直接之函,惟一月十四日致密电码一本,声明“有电直寄国务院”,绝无可疑。 P145

他说:盖群小聚谋,本无真面目之可言,且必各有所挟,以尽驱策之用。 P146

但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宀木,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P147

十三以后应函有“若不去宋”云云,祸机嫌疑,发生于此。 P148

应惑于虚荣之一念,而始冒死为之,此又情事显著者也。 P149

近住在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外有各种股票,时值四十余万),为遯初之运动费,并不问其出入。 P150

不过,对于应夔丞信中所谓“嘱令登转”云云,《时报》在宋案证据公布后曾致函国民党机关报《民立报》予以否认,称该报“所登来稿,确系〈在〉自北京报剪下,并非应夔丞嘱登”。 P151

经查,该批驳文最早出现于统一党所办《新纪元报》,分3月8日、9日、10日三次在头版连载,题名《驳宋遯初演说词》,篇首有报馆识语,谓:“昨有投函本馆者,拆阅,为驳宏〔宋〕钝初演□□□□□□一年来政府办事之内情,极为详卷,大约此公为局中人,故能知之如此其晰。 P152

然后反问道:“现政府果无因循苟且之罪乎?……果可称为励精图治,丝毫可告无罪之政府乎?”又斥责“匿名氏”“故意逢迎政府”,称:“此乃公等官僚卑劣之故态,吾人岂为之耶?吾人素来作事,不存权利之见,亦不畏强硬反对,吾惟行吾之素。 P153

但对袁、赵而言,如果要对宋教仁进行反驳,完全可以光明正大进行,没有必要采用匿名方式。 P154

寒电到。 P155

”[248]这与洪述祖3月13日电恰可互证,证明政府并无所谓“债票特别准”之事,同时也印证了洪述祖的确未向袁、赵报告过“蒸电”。 P156

乃今除武士英死外,其与应同囚者,仅一朱姓,不闻更追应之书记,且绝未闻官中提及此事。 P157

自从2月4日洪述祖致函应夔丞提出“望弟以后用‘川密’与兄,不必再用‘应密’”以来,应夔丞一直遵守这个约定,但3月14日“寒电”却忽然改用“应密”发出。 P158

由此电还可看出,洪述祖之所以假借中央“酬勋位”诱应杀宋,原因之一应该是其在构陷“孙黄宋”阴谋失败后,受到了袁世凯的嘲笑,这刺激到了洪述祖。 P159

夔。 P160

合行发给信牌。 P161

结合前引应夔丞给朱荫榛所发命令,可知赵秉钧并没有讲假话。 P162

”[283]3月6日,洪又在致应函中有些失望地说:“观察使一节,想程、应(指江苏民政长应德闳——引者)两人不赞成,请将实情告我。 P163

中下之流以谣言为是非者多,中上人物为大局计,须以稳重态度对待之。 P164

这样就出现了民初历史上极为吊诡的一幕:一个自称“革命元勋”“手创共和”的人,杀害了另一位真正的革命元勋、共和功臣。 P165

若不加惩创,恐祸乱立至。 P166

暴露这一玄机的,是该“宣告文”中所谓判决宋教仁死刑的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陪审员薛圣渡”,另一个是“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 P167

但如前所析,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因早在3月6日洪述祖函中,便已产生杀意,并唆使应夔丞“乘机下手”,造意杀宋者为洪述祖而非应夔丞。 P168

事实上,应夔丞的怨恨对象也绝非宋教仁,而是陈其美,这从租界公堂预审应夔丞时,其律师爱理斯与应夔丞的对话中可以明显看得出来:爱问:汝自己有会否?应答:有。 P169

后谍报科裁撤,一律遣散。 P170

梁启超在看到“宣告文”后,仔细研究了应夔丞所列欲加惩创人员名单,不但注意到自己排在已被暗杀的宋教仁之后,为“第二候补者”,而且得出了一个十分肯定的结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 P171

[16]《大总统对待欢迎国会团之办法》,《大公报》1913年1月26日,第3页;《各都督不赞同欢迎国会团》,《大公报》1913年1月30日,第5页。 P172

[37]《黄克强来电之声明》,《顺天时报》1913年2月3日,第3页。 P173

[55]《北京电报》,《民立报》1913年3月28日,第3页。 P174

[69]《第三十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一纸信封一个》(1913年2月□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5页。 P175

[84]《青岛洪述祖来电》(5月3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P176

据《顺天时报》1913年4月29日第7页“政府拟发表宋案辨明书”一则报道:“宋案发生,证据未布,群疑纷沓。 P177

宋方拟成行,忽收到由民报馆转来两信,封面书‘宋京卿启’或‘宋京堂启’,信中大意云:‘你既回国做官,请讲点情面,将来我等回国做革命工作,如被你拿获,请勿用刑讯。 P178

[128]《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1913年4月底),稿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P179

十四日,应桂馨又电洪述祖:‘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 P180

[154]《第三十七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电底二纸原告三纸》(1913年3月10日下午3点30分由上海发寄北京四等第5519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9页。 P181

[171]超然百姓姚之鹤:《宋案证据平议》(续),《时事新报》1913年5月5日,第1张第1页。 P182

”由此可见袁世凯在授勋一事上对稽勋局之无视。 P183

[207]蔡世襄:《赵秉钧与应夔丞同谋之铁证》,《民立报》1913年5月9日,第2页。 P184

[219]《上海欢迎宋钝初君之大会》,《中国日报》1913年2月26日,第6页。 P185

[234]《关于刺宋案演说中之要闻》,《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1日,第2页。 P186

[254]《应夔丞致洪述祖密电》(1913年3月14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3页。 P187

[273]《委任本署探访员虞震寰、蒋瑞森、陈□□承缉行刺本党宋遯初君之凶手信牌稿》(1913年3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13。 P188

按此则材料为《民立报》记者采访言敦源的报道,言在谈到洪述祖之为人时称:“洪素来招摇撞骗,其特性在善窥人意,以为媚上之术。 P189

[307]《第三十二件 应夔丞妻致应夔丞信一纸(1913年2月8日)钞电二纸》,《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6页。 P190

而宋案证据宣布后,共进会副会长宋伯飞等曾集合多人,公电政府,称“近因宋案发生,总机关原在应处,致逮捕时将本会图记、名册、证书,被捕抄去”。 P191

宋案重审 历史电子书 第2张

这样,袁、赵就在案情未明的情况下,被认定为刺宋主谋。 P192

首先,赵秉钧说“原函所称‘冬电’,是否明电,抑系‘应密’,洪述祖均未译呈,不知原电所指何事”。 P193

[10]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证据,即应、洪二人提出构陷“孙黄宋”计划,目的是要乘机向中央“索一数目”,[11]倘若真如赵秉钧所说不曾接到过“冬电”,也不曾有洪述祖谒见袁世凯面呈“冬电”之事,则洪、应二人骗钱计划已经流产,后续也就不会再有相关动作。 P194

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 P195

恰好,王治馨在3月30日宋教仁追悼大会上演说时,不经意间披露了他从赵秉钧那里得到的相关内幕,他说:前日(指3月28日——引者)赵与总统面谈……总统说:洪述祖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之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 P196

而从袁对赵秉钧所云“洪述祖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之政见不同”一句来看,恰与洪述祖的上述动作相印证,这就有力地证明了袁世凯对赵秉钧所透露的内幕完全属实。 P197

综上,袁世凯并没有指使洪、应杀宋,但宋最后被杀,却不能说与袁毫无关系。 P198

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很清楚。 P199

袁亦无以自白。 P200

吾人惟论其有此本事与否,不当论其不宜有此心;其既为之,则只宜责备其为好总统而已。 P201

这并非宋教仁等少数人所主张,而是国民党绝大多数人的主张。 P202

”[71]在3月18日一封信中更明确说:“三党合并已定议,吾入京数日后即发表。 P203

3月22日,即宋教仁伤重不治身亡当日,国民党推吴景濂等为代表谒见袁世凯,袁谓“‘正式政府本赖宋氏为巨擘,今竟失之,实梦想不到也。 P204

又曰:钝初当总长甚好,若总理则资望尚有待耳。 P205

至今应之公文、印领尚存国务院,有案可查也。 P206

洪为内务部秘书,赵如此处理纯属公事行为。 P207

“□□□”当指应夔丞的差遣员朱荫榛。 P208

钧手启。 P209

嗣洪述祖声称接有应夔丞由沪发来致伊密电一通,借用此本,去后并未缴还。 P210

其三,赵送应夔丞密码电本时间为1913年1月14日,当时并无所谓“阴谋破坏民党、谋杀民党中人”之事,戴季陶将后来应、洪利用“应密电本”所谋划之“阴谋破坏民党、谋杀民党中人”之事,不问青红皂白,不察具体情形,皆归咎于赵,认为“无论直接间接,赵皆为造意”,未免过于武断。 P211

综上可以肯定,赵秉钧1913年1月14日函送应夔丞密码电本,纯属其作为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的寻常公事行为,并无阴谋对付国民党人之目的。 P212

余以总统不愿干涉告之,彼殊怏怏退。 P213

[137]在应夔丞看来,赵秉钧作为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和袁世凯的亲信,当然知道他和洪述祖南下调查欢迎国会团之事,但他哪里知道,正是他的这一电一函,鬼使神差把赵秉钧牵入局中。 P214

证之来电所称二月二十二日洪致应犯函有“智老已将‘应密电本’交来,纯令归兄一手经理”之语,可知凡属“应密”来电,洪述祖均未译呈,本总理无从查阅也。 P215

[146]但2月2日“冬电”是否如洪述祖2月4日致应函所云“‘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有喜色,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国民党人和赵秉钧解释又不相同。 P216

这一情况正好与恩华所谓“电务处人言,以后亦未接有上海特别密电”相吻合。 P217

洪述祖1917年在上海公共公廨受审时,曾试图否认这一事实,称:“川密电本”我处留存一本,“应密电本”则不在我处。 P218

”洪述祖别号“观川居士”,“川密”为其自用密电码,由此可以看出洪述祖早就居心叵测。 P219

即如洪与应来往电文,洪既未经呈阅,安能逆亿所言何事,是否招摇,是否隐射,事前安能预知。 P220

”[173]又谓:“盖赵为袁之人才内阁总理,一旦完全之责任内阁出现,纯由政党出而组织,则赵将来之地位,必难继续,故赵对于责任内阁主张,衔之甚深,遂因是而波及于主张责任内阁之人。 P221

[182]照此看来,即便不能说赵秉钧积极主张政党内阁,但他至少不反对建立政党内阁。 P222

由当时赵秉钧所言所行可以看出,他对正式政府总理并无觊觎之心,而在袁世凯心目中,将来正式政府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也非赵秉钧,而是徐世昌。 P223

如果沈为总理,则国民党无价值矣。 P224

只是辞职也好,发表“勘电”也罢,赵并不能自行做主,其背后皆有袁在发挥作用,因此,世人对赵之误解也就无由解开。 P225

但惠赐五十万元,实不敢受。 P226

[38]《国务院日记》(1913年2月4日),《神州日报》1913年2月11日,第5页。 P227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第911—912页)陈旭麓说:“宋教仁完全陶醉于国会选举的胜利之中了,他以全国第一大党的领袖自居,自以为很快就可以成为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实权总理。 P228

[79]《袁总统之正式总统谭》,《中国日报》1913年2月26日,第2页;《大总统不愿宪法之束缚》,《大公报》1913年3月9日,第4页。 P229

[99]超父:《再辟赵秉钧勘电》,《国风日报》1913年5月10日,第2页。 P230

[116]《宋案旁征(八)·洪应狼狈之真相》,《神州日报》1913年4月28日,第3页。 P231

[134]《第二十件 北京寄洪荫芝电一纸(1913年1月25日晚12时北京来电)复电稿一纸(1913年1月26日凌晨2时发)》,《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17页。 P232

[151]张国淦:《北洋述闻》,第47页。 P233

[170]《赵总理之谈话》,《新纪元报》1913年4月30日,第3页。 P234

[190]《正式政府内阁组织问题》,《中国日报》1913年2月18日,第2页。 P235

这当中究竟有何内幕?袁氏所为用意何在?一 袁纵洪逃离京津实情宋教仁遇刺身亡当日,即3月22日,袁世凯发出命令,责成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 P236

”说明3月25日报纸已有关于洪述祖与刺宋案有牵连的报道。 P237

[14]洪述祖于3月25日发现自己已经暴露后,很快于当晚做逃离前的准备。 P238

[20]袁世凯既有意放走洪述祖,那么洪述祖逃至天津两天竟安然无恙,跟踪至天津抓洪的警察一无所获,也就不奇怪了。 P239

我遂至青岛闲居云云。 P240

顷接胶督电开:东电敬悉。 P241

再联系洪述祖逃至青岛本为总统府故纵,则言、程二人青岛之行究竟所为何来,就更加令人怀疑。 P242

[50]5月1日,外交部致函德国驻华公使,将程德全等抄录证据一份送交德方,请“转达胶督,迅将洪述祖归案讯办”,函云:径启者。 P243

[64]“胶督亦以证据中于实行谋害宋教仁之字样未有,以故此项证据未能认为有效,遂判将洪羁留青岛,一面先将供词抄送外交部核办。 P244

不意区区苦衷,无人见谅。 P245

某秘书拍桌呵之云:“如此不学无术,安可做总理。 P246

他不像段祺瑞那样手握军队,而是孤立无援,因此,他才不得已请关系并不很密切的张国淦帮忙活动免职之事,并且说出了“此时只求免职,才可免死”的话,可见其内心的惶恐及希望自证清白的急切心情。 P247

[92]《民权报》则于同日刊登徐谦《布告国民》书,云:“我民国何不幸,而有此暗杀民党、阴谋不轨之政府!……此案实施犯罪者武士英也,共谋杀人者应夔丞也,故唆杀人者洪述祖也,而造意杀人者,非他,乃政府也……政府杀人之证据,今宣布于我国民之前矣。 P248

至五月一日而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之命令下矣(内务总长以次长言敦源代理)。 P249

[106]《新纪元报》也刊登社说,对赵秉钧欲辞职赴沪对质表示“大愚不灵,大惑不解”,称其不仅“规模狭,局量褊小”,而且“视国家之轻,不如其视自身之重”。 P250

”[113]甚至有华侨通电提出“不杀主谋,何以谢天下”,要求“速诛赵以谢天下”。 P251

即谓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证据中有秉钧致应夔丞、洪述祖函各一件,查致应函系发给密码电本一事,向例外省奉差人员,均得请用密电。 P252

上海地方检察厅。 P253

”[138]不几日,“二次革命”爆发,于是,赵、程赴沪候质事不了了之。 P254

她回津后,由黄复生、赵铁樵等创立“血光党”,“专以暗杀大总统及以次政界重要人,藉以引起暴动,颠覆政府”,公推黄复生为部长,黄复生南去,部长系赵铁樵,又财政长阮滢辞职,补推谢持为财政长。 P255

然而,事实是,杀宋之意起自洪述祖,系洪假借中央名义,唆使应夔丞付诸实施,袁、赵与杀宋并无直接关系。 P256

”[162]其他各界反对袁世凯担任正式大总统的声音也不断出现。 P257

这样一来,“江电”也就成了袁、赵为自己辩护的有力依据。 P258

[1]《临时大总统令》(1913年3月22日),《政府公报》第315号,1913年3月23日,第305页。 P259

[18]《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第12页。 P260

[36]《电索牵涉洪述祖之证据》,《大公报》1913年4月6日,第4页;《宋案破获后之各方面观》,《民主报》1913年4月5日,第3页。 P261

[58]《宋案证据到京》,《大自由报》1913年5月8日,第7页。 P262

[80]《北京电报》,《民立报》1913年3月31日,第3页。 P263

[103]《国务总理内务总长赵秉钧呈大总统因病请免官文并批》(1913年6月16日),《政府公报》第400号,1913年6月17日,第269页。 P264

[124]《北京地方检察厅致上海检察厅函》,《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6月1日,第3页。 P265

[145]《军政执法总长陆建章呈报破获暗杀团办理情形由》(1913年5月21日),原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22函。 P266

[166]《人心不死·九亩地之公民大会》(1913年5月1日),《民立报》1913年5月2日,第10页。 P267

[2]很快,国民党人就通过古董商王阿法及六野旅馆住客获得重要线索,并报告租界捕房,将应夔丞、武士英抓获。 P268

余当以不能为此等事却之。 P269

今王所供如是,请为注意。 P270

一是自1912年10月以来,应夔丞及其共进会组织已经接受了政府招抚,应夔丞并亲口承诺“情愿效力,设法取缔共进会,如有违背法律、扰害治安之事,伊愿负担保之责”,[21]应夔丞为此还到京城见过袁世凯,表达输诚之意,袁世凯则给了他5万元经费,以解决共进会成员的解散、抚恤等问题。 P271

[27]在刺宋之前,穷愁潦倒的武士英因为即将获得应夔丞的千元赏金而忽然举止怪异,“得意忘形”,以致同住六野旅馆者目之为“神经病”。 P272

”[31]陆惠生亲自参与了抓捕武士英,他记述当时情形道:应既受拘,其第二着即为看守其居室与其眷属。 P273

侃问:尔在何处被捕房弋获?答:在应先生家。 P274

二十三日早晨,进以馒头八个,食其六,尚留其二。 P275

呈文云:窃思蔚自接管该犯以来,因案关重大,当传驻团官佐、士兵、夫役等,凡遇个人私事,一律不准请假,并不得擅自出入,即有来宾晋谒,必须禀知蔚允许,准在客厅接见。 P276

(三)脑,所取出考验之物系由脑膜与脑连处刮出,此处见脑血迸裂之旧状。 P277

此不过昨日各方面所传说,至究竟真相,非局外人所能知也。 P278

”余尚恐有误,即授以笔,令书应示彼之明信片背面所注之字以示余。 P279

何氏虽降于军阀,不能始终民党,然于宋案确有破获之功,其手段之敏捷,比之名探,无多让焉!当时以应党林立,何虽破获此案,民党报纸相约坚守秘密,而何亦深居简出,旋赴浔阳谒赣督李烈钧,规划起兵事,由是益无人知何与此案之关系矣。 P280

余买字画果曾有之,至王阿发等平素均不往来,亦不认识。 P281

[91]6月11日,江苏高等审判厅以“不合法理”驳回原告抗告。 P282

伏求迅颁明令,公道平反,宣布宋教仁之主谋内乱及卖国罪案,使有罪者不得幸免,有功者不致沉冤,庶几是是非非,天下共晓。 P283

另有白磁茶壶一具,拖掷地板上,已成碎粉。 P284

旋乘大局鼎沸之际,越狱潜遁,入都谒项城,自陈刺宋有大功,要求给还垫款十数万金,更要求外省重要之位置。 P285

[125]次日,袁世凯令交通总长朱启钤暂代国务总理,同时任命赵秉钧为步军统领兼管理京师巡警事务。 P286

昨日午后,传集四司,在督署会议,指示各项要政,精神尚能支持。 P287

[136]舆论之所以怀疑赵系被人毒杀,其实主要是将矛头指向袁世凯,认为赵曾与袁同谋杀宋,故袁毒杀之以灭口。 P288

项城与人谈到此事,兼有利用形势,推刃智庵之暗示。 P289

故宋案高潮过后,袁世凯很快又委以赵秉钧直隶都督重任。 P290

出齐化门,抵刑场,王方下车,弹已自后至,贯脑而死。 P291

[154]而导致王治馨被处死刑的直接原因,则是其在顺天府尹任内肆无忌惮的卖缺贪赃行为。 P292

民国成立,历官内务次长、巡警总监,亦有微劳。 P293

卫礼贤写道:在逃难的人群中,有一些奇怪的人。 P294

自去岁帝热时,洪又承袁政府命,由其组织暗杀队,潜赴沪上,图害民党要人。 P295

”洪回视之,颜色惨变。 P296

[194]1918年4月下旬,京师警察厅派科员赵志嘉带同巡官并巡警队兵前往上海公共公廨,于当月24日将洪述祖提解到京。 P297

述祖仅立于被指挥之地位,上有指挥人,下有着手人。 P298

[215]或许他内心有所悔悟?但悔之晚矣。 P299

[12]《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1页。 P300

[32]陸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28頁。 P301

[44]《国民党交通部之通电》(1913年4月26日),《民立报》1913年4月26日,第11页;《看看民贼之手段·国民党之诘问》,《民立报》1913年4月27日,第10页。 P302

[67]陸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27頁。 P303

[86]《民主报》曾有报道,谓:“应氏律师拟设专署审讯,重询外国审判官,恐中国判断不公,故提交驻上海各国领事公决,该领事等已电商驻京各该国公使应如何办理。 P304

[97]《应桂馨逃狱之真相》,《神州日报》1913年8月15日,第6页。 P305

[120]对应夔丞被杀细节,桐生《应夔丞被杀案之别报》分析最为精到,其言曰:“夫杀人以刀,较手枪为难而且缓,既与凶手有极猛烈之格斗,则应非睡梦被杀可知。 P306

[136]《内务部之密告》《京津间之临时戒严》,《顺天时报》1914年3月2日,第3页。 P307

[149]袁克文:《王治馨伏法》,《辛丙秘苑》,第6—7页。 P308

[171]怀瑾通信:《青岛司令发还杨度之房产》,《申报》1915年9月20日,第6页。 P309

[192]《洪述祖判决解京》,《申报》1917年8月29日,第10页。 P310

[208]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岳麓书社,1985,第44页。 P311

袁世凯以老道的手法乃至不法手段对付政敌,虽然最终取得了优势,却深刻反映出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与真正的民主共和还有很远的距离。 P312

[14]11月29日,洪函告应国务院已决定拨款3万元,望应尽快来京。 P313

”[38]2月5日、8日、11日洪接连3次发函,要应尽快将“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原件或影印件寄来,以便索款,应未有回音。 P314

3月23日,洪自天津致函应夔丞,告应已接到最后两电,并表示自己将于4月7日赴沪,“所有一切,均俟面谈”。 P315

[84]12月2日,京师高等审判厅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P316

应则利欲熏心,乘机提出以“六六二折”的低价购买公债,变相取利,以为杀宋回报。 P317

”[95]对于洪、应这类人物的特点,以及政府任用洪、应之害,《民立报》曾从革命的不彻底性及革命后国家法律之荏弱立论,进行过颇为深刻的剖析。 P318

至于洪述祖,虽然一时逃脱了惩罚,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终究还是未能躲过审判。 P319

袁世凯的第一个策略,是将宋案定性为法律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竭力反对国民党人将宋案与政治问题相关联。 P320

[111]袁世凯的第二个策略,是对于涉案的洪述祖、应夔丞、赵秉钧采取不同的策略,千方百计予以庇护,尽可能为自己筑起一道防火墙,以免宋案冲击到自己竞选正式大总统选情。 P321

[120]工商总长刘揆一赴沪吊唁宋丧之前,曾于3月29日谒见袁世凯,谈及善后事宜,“以政党内阁为请”,袁意味深长答道:“政党内阁殆不成问题也,国会开后视谁党议员占多数,内阁即应归谁党组织之,余何容心焉。 P322

[128]内务部接函后,很快于5月2日拟定了给京师警察厅的训令,重申《报律》及《暂行新刑律》相关规定,对《国风报》等三家报纸予以“告诫”,“嗣后不得再有此任意污蔑之词,公然煽惑。 P323

此种恶风,不得不惟我公是赖。 P324

”[137]《大自由报》还对以上六变进行概括性描述,称“第一变惊天动地”,“第二变怨天恨地”,“第三变局天蹐地”,“第四变欢天喜地”,“第五变昏天黑地”,“第六变呼天抢地”。 P325

先生既死,则政党内阁无从发生,因而采取总统责任之制,予取予夺,谁敢逆鳞?”[147]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P326

此种小民贼,无恨于宋先生也,无意于政治也。 P327

国务院即发表通电,不点名批评国民党人道:共和告成,皆无数志士军人所铸造。 P328

在宋案证据尚未公布前,《民主报》便发表评论,认为“今袁、赵不自投案,益坚国人之嫌疑,是默认为主犯也,是与共和平民为敌也”,因此敬劝“袁、赵其无自疑,袁、赵其速投案”。 P329

”[173]黄兴在答复袁世凯的电报中称,组织特别法庭是对司法独立“予以精神上之维持”,也有一定道理。 P330

倘若案件不能得到迅速、公正审理,必将对袁世凯竞选正式大总统的前景造成负面影响。 P331

第四,刺宋案发生后,在如何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国民党人始终未能发出统一声音,进行统一行动,这毫无疑问削弱了他们协力对付袁世凯的力量,同时为对手提供了攻击的靶子。 P332

[183]由于主持广东、湖南等省军事的国民党人“多同意黄的意见”,孙中山等人只好暂缓起兵讨袁。 P333

他们始终错误地认为,袁、赵主谋刺宋“证据确凿”,“曲直是非已大白于天下”,因此天真地寄希望于法律解决,而一旦法律解决无望,又缺乏其他有效的反击手段,于是武力讨袁就成为必然选项。 P334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国民党起而反抗,其实有很多理由,并非“师出无名”。 P335

[202]还有人认为:“革命党人虽然宣言要追求的是真正的共和制度,但实际上或者说客观上破坏了这种制度,采取革命的方式、武装斗争的方式取代了和平的方式,违背了人们的意愿,破坏了和平建设国家的路径。 P336

[8]《程德全保应原电》(1912年10月16日),《民权报》1913年4月8日,第7版。 P337

[25]《洪二年一月二十日请假呈》,见《任用应夔丞之始末》(续),《盛京时报》1913年4月11日,第3页[26]《北京电报》,《民立报》,1913年1月25日,第5页。 P338

[41]《第三十五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三纸》(1913年2月22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8页。 P339

[59]《第四十四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电底一纸》(1913年3月19日下午12点35分上海电报局收到北京发寄四等第3937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4页。 P340

[77]《山东电报》,《民立报》1913年6月3日,第5页;《洪述祖重价延律师》,《正宗爱国报》1913年6月9日,第3页;《宋案近事录》,《神州日报》1913年7月9日,第6页。 P341

[94]《专电·北京》(1913年4月2日到),《新闻报》1913年4月3日,第1张第2页。 P342

[117]《大总统对于办理宋案之慎重》,《大公报》1913年4月7日,第3页。 P343

总之,京中报馆被此种干涉者,多系国民党派所发行者云。 P344

[151]《上海追悼宋先生大会》,《民主报》1913年4月20日,第6、7页。 P345

[171]《致上海黄克强先生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P346

[192]唐德刚:《袁氏当国》,第70页。 P347

即使在“刺宋案”发生百年之后,仍有一些人怀疑陈其美为幕后主使,甚至言之凿凿,认为是事实。 P348

”[8]《新纪元报》称:“闻洪与〔于〕革命时在陈其美部下充当密查之职,同应夔丞职务相同,其相识亦始于此时。 P349

[18]换言之,陈其美根本不认识洪述祖。 P350

陈于是乘其隙,日嗾其徒,倡为举黄之说,以离间黄、宋之交,而使他日内阁总理之庶归之于己。 P351

那么,这篇文字究竟由何而来,又是怎样一篇文字呢?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档案中,笔者有幸看到一封手书残信,从中找到了答案。 P352

[37]随着会审公廨预审于4月中旬结束,应夔丞被移交中方,司法部决定由上海地方审判厅负责审理,应夔丞党徒深感情形不妙,这才又改变策略,发函给雷震春,请求将应夔丞提解至非国民党势力范围的湖北审理;同时,又派爱理斯再次来京,找钱锡霖活动,提出能否将应夔丞交给与应曾打过交道的江苏第二军军长徐宝山。 P353

黄兴因为1912年8月湖北革命功臣张振武被杀事件,与黎元洪关系并不融洽,他能够这样做,恰说明他是一个可以为国民党整体利益考虑的人。 P354

袁世凯应当也看到了这封信,并且看到了雷震春的密呈,他很清楚,洪述祖才是刺宋案的关键人物,应夔丞党徒不过是一派胡言。 P355

知袁、赵之必不肯到案,此案之终不能开审,毒武以灭口,陈其美亦得以卸责,而立于不败之地也。 P356

总之,自此案发生,彼辈即据为奇货,不避嫌疑,一手簸弄,其所谓是,其所谓非者,皆彼辈一党之私言,万难取信。 P357

第二,关于洪述祖、应夔丞、武士英的叙述完全与事实不符。 P358

四 “宋案平议”之论调宋教仁被刺后,由于国民党人认定袁、赵为幕后主使,双方关系日益紧张,特别是宋案证据公布后,谴责袁、赵之声铺天盖地。 P359

灰蛇之迹,雪鸿之爪,精以求之,思过半矣。 P360

不幸的是,袁克文撰写《辛丙秘苑》时,故事中涉及的沈翔云(虬斋)、应夔丞、陈其美三个人物已分别于1913年、1914年、1916年死去,人们将无法证实故事的真假,只能听袁克文这唯一“当事人”的一面之词。 P361

仅此三点,即可以理解,为什么叶楚伧说他“一派胡言”,邵力子斥他“颠倒是非”了。 P362

如前所述,宋教仁被刺后,一直有一股舆论,将陈其美视为幕后主使,倘若陈其美将应夔丞放走,则他必将被人视为应的同谋;倘若他将应夔丞处死,则他又将被人视为杀人灭口,从而坐实主使之名。 P363

袁伟时之言曰:“宋教仁案和接踵而至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 P364

同样,如果有人明知暗杀主谋来自政府,却“曲笔”讳言,不予揭露,那就应该遭受“天诛”。 P365

[19]《沪军都督府各部职员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07—309页。 P366

[39]《共进会竟敢请还文件》,《亚细亚日报》1913年5月8日,第3页。 P367

[56]《宋案之里面观》,《国报》1913年5月16日,第6页。 P368

[80]周南陔口述《宋教仁被刺之秘密》,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123—124页。 P369

问:宋案中四大关键人物相互之间关系怎样?答:洪述祖表面是赵秉钧之秘书,实则与赵关系不睦,而是袁之私人。 P370

换言之,洪杀宋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袁世凯及其支持者的既得利益,但他又披了一张维护共和、维护民国的外衣。 P371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务部全宗,档号1001-2-883。 P372

罗家伦主编《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大借款史料》(《革命文献》第42、43合辑),台北:兴台印刷厂,1968。 P37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孝感市委员会编《孝感市文史资料》第3辑,孝感市文史资料编委会,1986。 P374

2.个人文集洪熙等:《洪节母征诗启》,光绪刻本。 P375

3.日记、书信、年谱徐兆玮著,李向东、包岐峰、苏醒标点《徐兆玮日记》,黄山书社,2013。 P376

谭人凤:《石叟牌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P377

《中国日报》,1912—1913。 P378

《大公晚报》,1944。 P379

方祖燊:《三湘渔父——宋教仁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 P380

周一匡:《宋教仁被刺始末》,《锻炼半月刊》1944年第2期。 P381

尚小明:《洪述祖——“刺宋案”唯一主谋》,《史学集刊》2016年第1期。 P382

可当我真正深入案情后,才愕然发现,过去一百年的宋案研究史,其实是一部失败的历史,我们甚至连宋案的基本案情都没能准确把握,更不要说案件细节了,而这与我们对民初历史缺乏深入理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P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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