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秦始皇 辛德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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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旧史舆地文录》《旧史舆地文编》和《读书与藏书之间》(共二集)《困学书城》《纵心所欲》《石室賸言》《祭獭食蹠》《中国印刷史研究》《那些书和那些人》《书外话》《史记新本校勘》,以及《建元与改元》《制造汉武帝》《海昏侯刘贺》《海昏侯新论》《发现燕然山铭》《学人书影初集》等。 P4

包括《赵正书》在内的这批西汉竹书,其入藏北大,是在2009年。 P7

至此,整理者的基本工作,可谓大功告成。 P8

从场面上看,骤然兴起的热潮,退去得也是很快。 P9

历史记载的不完备性和相对性,无疑会加重这样的疑惑。 P11

譬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这句话,其真实涵义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值得仔细推敲的重要问题,而若是顺藤摸瓜深入思考下去,就会联系到我们眼前这部刚刚出土的奇书,让我们发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P12

这一点本来也是从无异说的,可是,晚近地下出土的秦简,却使某些学者别立新说,且在一段时间以来流行甚广,那些喜好以新材料颠覆传世文献记载的人对此等新说更是张之扬之,不遗余力。 P13

然而,这样的疑问正是吸引学者探索历史的动力。 P14

但这就是历史研究,尽管状况往往不甚理想,学者们也不能因此就回避对问题的研究。 P15

作为一个从外行进入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学徒,我以往的学术经历,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增长自己的能力。 P16

推出自己的著述,却甘当无名英雄,这事儿在今天看起来好像颇显怪异——没法评职称,没法争头衔,没法抢座椅,也报不了各类奖项,领不来各个级别的奖章奖牌,那还写它干啥?那你在领导眼里还算个什么东西?甚至究竟还是不是个东西?然而这些“有用”的需求,只是我的国当下一种新常态,不是普天之下都这样,更非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其实天底下真没有多少自古以来就有、或是自古以来就没变化过的事儿,包括山川草木也是这样,更不用说活人所干的勾当了,要不然还养活那么多历史学家干什么)。 P17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 P19

是以仲尼曰‘无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P21

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读者一定要清楚知悉这些《诗》、《书》是何人的作品。 P24

(《四书改错》卷一七“是以论其事也”条)这是在放言指斥朱熹对《孟子》的解读“一往鹘突”,也就是一塌糊涂,话讲得虽然不够温柔敦厚,但毛氏紧紧扣住经文本身,对这一“世”字的理解,自然比朱熹要合理得多,而究其实质,不过是回到上述孙奭的后一种旧解而已。 P25

所谓“古书”,其实并不很“古”,大致是春秋末期才开始出现的。 P26

”同时他还认为,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时人著书,“尚不自题姓名也”,且谓之曰:“凡古书之题撰人者,皆所谓意必之辞也。 P27

他的绝大多数看法,不仅经历了时间的检验,而且在他身后出土的大量古书早期写本,愈加证明了这些看法是确切不移的。 P28

不过我在读书、研究的过程中,经常想到的,是孔夫子讲过的那句格言:“道不远人。 P29

早期的“官书”,之所以有“名”,余嘉锡先生以为是由于“其书不作于一时,不成于一手,非一家一人所得而私,不可题之以姓氏,故举著书之意以为之名”(《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 P30

在余嘉锡先生举述的那些早期“官书”中,其“尤为显而易见”系“举著书之意以为之名”的,莫过于《诗》、《书》、《礼》之类,而在我看来,《诗》、《书》、《礼》这些所谓书名,与其说是“举著书之意以为之名”,不如说更像是以书中文字所属的类别称谓之;更清楚地讲,也就是说,像《诗》、《书》、《礼》这样的名目,最初只是后世学者归纳概括其文本属性而命名的一个类别,是大类的名称,而不是后世意义上的书名,更不是作者自定的名称。 P31

另外,从思辨的逻辑上来看,这样的认识,也或许会更加合理一些,即假如我们把书名看作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东西,古书有一个由无名到有名的衍化过程,那么,或许就能够更好地解释书名的生成和它的演变了。 P32

”(《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这些话,大体讲明了古书篇名初生时期的基本状况,但在表述上,似乎可以再稍加调整,这就是古书最早出现的篇名,除了“摘首句二字以题篇”这种最常见的形式之外,还有“取篇中旨意,标为题目”这样一种形态。 P33

《祭公之顾命》与《祭公》,《傅说之命》与《说命》,这还都不算是差距很大的篇题,再来看《尚书》传世文本中的《金縢》这一篇,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中,同一篇的篇题更被写成了这个样子——《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壹册),这差的码子就实在有些太大了。 P34

而其早期繁复的形式,正显示出这些篇名的幼稚性或不成熟性,显示出其“无中生有”之初的状态。 P36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中有一篇《周公之琴舞》,明显属于“取篇中旨意,标为题目”,但在同一书手同时书写的一篇题作《芮良夫毖》的竹书的背面,这个书手曾误题有“周公之颂志(诗)”这一篇题。 P39

这就是出土战国竹书带给我的规律性认识。 P40

由于孔夫子以这些由他编定的各类文本教授学生,一方面,这些编入其中的著述被凝结为一体,固定不变;另一方面,像“诗”、“书”、“礼”这些原本属于著述类别的名称,也随之转变成了特定书籍的专有名称了,这也就是所谓“官书”的“书名”。 P41

这些“书录”,有一部分随着当时校定的书籍一直流传到今天,著名的《战国策》就是这样。 P42

清陈宗起《丁戊笔记》卷上)。 P43

武威出土西汉后期书写的《仪礼》,篇题依然如此。 P45

需要注意的是,东汉和帝时经过蔡伦对造纸技术的重大改良,纸张开始逐渐取代竹木简牍,成为写录书籍的载体。 P48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古人自定书名之事的缘起,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一书中也做过说明。 P49

两相参照可知,后者是以人名书,而所谓“太史公书”,意思也就是“太史公写的书”。 P50

因此,“赵正书”这个名称,也绝不会出自作者自题,应如战国以来递相承袭的情况,只是读其书者随意标记的一个名称。 P52

其实不仅社会公众为其新奇异常惊诧得“舌挢然而不下”,专家学者更从史料学角度对这些内容投以庄重的目光。 P53

另一方面,《赵正书》的具体整理者在撰著专文论述其史料价值时,尽管认为“司马迁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家,作为太史令,他参考的典籍更为广泛,其中还包括了秦国史书《秦纪》在内。 P54

案实际上它应该是这位二世皇帝在改行新元之后发布的一道安抚天下民众的诏书,后文将有具体论述)。 P55

2015年9月,鹤间先生在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一部著作,题作《人间·始皇帝》,特别侧重发掘、阐释新出土史料所蕴涵的历史讯息,利用这些出土资料对秦始皇和他所建立的大秦帝国做出很多不同于以往的解析,《赵正书》自然受到他特别的青睐。 P56

只是在我看来,要想很好地解答这些新问题,不仅需要首先清楚判明《赵正书》与《史记》纪事的异同,重视《赵正书》提供的新信息,更重要的是,还需要从一些最为普通的一般性基础谈起,这样才能合理地认识二者之间的是非正误。 P57

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 P58

书及玺皆在赵高所,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余群臣皆莫知也。 P59

更为书赐长子扶苏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 P61

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故罪,今皆已下矣。 P62

在这一遗址的发掘者后来正式刊布的简报中,又去掉“继位后第一个月”的“后”字,径谓这一木牍载录的“是秦二世胡亥继位第一个月发布的诏书”(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处《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发掘简报》,刊《文物》2016年第5期)。 P63

因此,要想更加清楚地确定这一时间,就需要先来落实秦始皇去世的具体时间。 P65

可是这样的推论,并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而中国古代史籍中类似的岁时月日文字舛误,比比皆是,并不是什么稀见的事情。 P66

古人云“三占从二”,两处不同的纪事,其文字产生同样讹误的可能性毕竟很小。 P67

每当改行新纪元的时候,帝王们往往会发布改元的诏书,以示“与天下更始”的气象。 P68

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 P69

假如这样的推论不谬的话,尤可见“尊始皇庙”一事的重要性,竟重要到等不及下诏改元而先予施行(关于这一问题,接下来在另外的专题里还会进行专门的讨论)。 P71

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 P72

同样,唐肃宗也是在马嵬坡以武力逼迫其父明皇,才得以登上大位,然而在继位仪式上却假模假式地说道:“圣皇久厌大位,思传眇身。 P73

《赵正书》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东西,在这里姑且按下不表,先让我们抛弃惟新见材料是崇的扭曲心态,稍微看一眼西汉初年人是怎样看待胡亥即位这件事情。 P74

第二个事例,是汉高祖十二年,当刘邦想要“以赵王如意易太子”时,叔孙通劝谏说:“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 P75

三、一样的史实,不同的写法与《史记》载录的同一史事相比,《赵正书》的纪事,有异亦有同,并不都像胡亥继位缘由那样天差地别。 P77

众所周知,在即位为王之后的第二十六年,“赵正”或谓之曰“嬴政”(这个残虐至极的暴君,他的名字到底叫什么,以后再单列一篇来专门谈)这位秦王,创制了“皇帝”这个称号。 P80

况且李斯当时是在给二世皇帝上书,所谓“先某”云者,还是相对于秦二世“现某”的身份亦即大秦帝国当朝的皇帝而言。 P83

因为骤然看上去,情景颇显迷离。 P84

逮秦地之狭隘。 P85

盖如俗话所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P86

司马迁是直接将这一记载纳入《史记·李斯列传》而未暇整饬其文字上的瑕疵,所以才会留下像“先王之时”这样明显不符合史实、也不合史书通例的说法,而《赵正书》则对原有的文字有所改易,特别是刻意夸大其词。 P87

可是,在《赵正书》中,却由其“南定百越”一语,胡乱衍生出“南入定巴蜀,入南海,击大越”的说法。 P88

窃善陛下高议。 P90

虽然从字面上看,这是李斯自承“七宗罪”中的第一宗,并且说“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但连傻子也能明白,这不过是正话反说的激愤之语,给自己论功摆好。 P91

按照《史记·蒙恬列传》的记述,这段子婴进谏于二世的奏语,是在扶苏已经被逼自杀的情况下,胡亥想要释放羁押的蒙恬,而“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怨之。 P92

盖子婴所述赵、燕、齐三国的事例,其所更变者都只能说是刚刚发生或是变更发生前即已存在的“故事”,而绝对算不上什么“古事”。 P93

毁损社稷,则是江山易主之后才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不然顶多只能迁置其址,这位二世皇帝又岂能恣意损毁本朝的社稷,而在子婴的谏语中又根本没有劝阻二世自毁社稷的话语?前后文之间完全没有照应。 P94

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 P95

若是在这里先做一个简单、形象的说明的话,可以说,《史记》和《赵正书》的差别,就像《汉书》同《赵飞燕外传》、《汉武故事》的差别一样:前者是信史,后者或为情色读物,或为神仙家故事,就其纪事的史料价值而言,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P96

夫幽冥之实尚可知,沈隐之情尚可定,显文露书,是非易见,笼总并传,非实事,用精不专,无思于事也。 P97

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始皇,始皇杀轲,明矣。 P98

春秋时期其他各个诸侯国的史书,其“通名”虽然并不相同,例如,楚国称作“梼杌”,晋国称作“乘”,但体例都应和鲁国《春秋》相同,都是编年系事。 P100

虽然另外或许还有记录典章制度的“书”或“志”以及用表格的形式罗列史事的“表”,但后世效法《史记》的史书,或有或无,并不是非有不可的构件,这也愈加显示出“本纪”和“列传”是这种史书的核心内容。 P101

可是,在缺乏成文可以依据的情况下,一下子写出七十篇传记来,而且每一篇往往又包含不止一个人物,这实在是一件相当艰辛、也相当困难的事情。 P102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P103

《蒙恬列传》篇幅较短,除了秦始皇去世之后二世和赵高对他的迫害之外,并没有多少其他的事迹可记。 P104

在当时,一部合格的历史著述,首先是要充分尊重历史的实际,准确地记录历史的本来面目。 P105

然而若是仅仅这样一对一地看问题,犹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新材料再好、再重要,从实质上看,毕竟只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P106

在殷墟卜辞的研究历史上,这两篇文章切实认定了卜辞中先公先王的名号,以此为基础,卜辞的研究才有了一个贯穿的序列,这为其后的一系列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而又普遍的基础,因此可以说是一项划时代的研究。 P107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在王国维先生身后,这一论述就被学界奉为其所独创的一种治学大法,时至今日,凡研治中国古代文史者,甫一入门发蒙,即无不知之。 P108

那么,王国维先生在比勘核实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要想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就应该切实把握当时的具体语境,要把前面谈到的他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中所说的话同“古史新证”课堂上的讲法结合起来思考,才能做出比较允当的说明:一是“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而就其强调指出这一方法时实际针对的关于殷商历史的记载来说,便是“《世本》、《史记》之为实录,且得于今日证之”;二是对那些较殷商更早的上古早期传说时代来说,“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P109

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P110

1974年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被有些人誉为世界历史上的第八大奇迹。 P111

这种做法,至少在前清时就已经相当普遍,而且在编录文集时,一般会文归其主,即谁执笔写的,就收入谁的集子,在标题下面附注说明系“代某某”而撰就是了。 P112

但文物一旦出土着风,往往不如在它原来埋的那个地方保存得好,所以要不是有盗墓贼先行探路,帮助考古学家打开一条通道,造成曝光透亮的事实,国家是根本不让挖的。 P113

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 P114

就《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而来说,在“初并天下”之前都是文字简要的编年体,和《史记·秦本纪》的记述体例相同。 P115

因此,《史记》关于秦始皇陵内部的记述不仅完全可以相信是史实,而且所描绘其如何壮丽恐怕远不及其面貌的什一。 P116

若是我们在王国维先生和黄永年先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把他们通过所谓“二重证据法”得出的结论再向外推展开来,从总体上来评价一下《史记》纪事的信实程度呢?仔细究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三言两语很难说个明白,但若是简单地谈一下基本认识,我认为,《史记》的殷商以下部分,都是地地道道的信史,也就是信而有征、信而可征的历史纪事。 P117

如前所述,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早期历史记载,都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这种情况,这是人类成长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幼稚阶段,而不是进入什么“后现代”以后才发生事情。 P118

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P119

西洋东洋,四海同心。 P120

针对司马迁的《史记》,紧随其后撰著同样体裁的西汉断代正史——《汉书》的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有如下一段评价: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 P121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 P122

具备严谨专业素养的学者,对这类记述,会与《史记》、《汉书》之类正规的史学著述区别对待的。 P123

那么,这些史官史事发生的过程中又是如何记言、记事的呢?《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如下一段文字,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生动的例证: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 P124

寻根溯源,所谓“记事”之史职以“御史”为名,本见于《周礼》的记载。 P125

至于杜佑谓此御史为“记事之职”,亦概言记言记事,并不是特指与“记言”相对的“记事”。 P126

司马迁的家族,本出自周之太史,而且“世典周史”,同时也“世主天官”。 P127

上面提到的晋国太史屠黍亡奔于周后,对周之威公讲晋国将亡的征兆,乃对之曰:“臣比在晋也,不敢直言,示晋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当。 P128

”这是讲太史负责观察四时的运行,以把握适合的土壤水分条件,适时耕作,而太史待到“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的天象出现,便可知悉“土乃脉发”,到抄家伙动手的时候了。 P130

商纣王时有大夫姓辛名甲,姓和名都是天干的名称,这一点就很特别,冥冥中显现着他与天文历法的联系。 P131

同样,敢谏与敢书一样,也与这一职业所赋予的特殊品质有关。 P132

西汉人贾谊称“天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书过则死”(贾谊《新书·保傅》),实际上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P133

这样,或许就不会面对被奸人盗掘出世的《赵正书》而产生什么困惑了。 P135

关于这一点,如同我在《一件事,两只笔》中所说,对读《史记》和《赵正书》,就像并观班固的《汉书》和《赵飞燕外传》、《汉武故事》之类的著述一般,二者完全不可等量齐观。 P136

但相关学者对什么是“小说家”,和《赵正书》为什么属于“小说家言”、特别是《汉书·艺文志》时期及其以前的“小说家”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书籍,并未做具体说明,而在我看来,这一点对我们深入认识《赵正书》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书中纪事的史料价值。 P137

在这里,没有必要与之一一比照,只具体对比一下那些表面特征直接相关的类别,就大致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 P138

苏秦、张仪固然属战国纵横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而《汉书·艺文志》一方面在“诸子略纵横家”下著录“《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另一方面,却又把《战国策》著录于“六蓺(艺)略春秋家”下,并附注云“记春秋后”,亦即载录春秋时代之后事迹的史书,这显然是对其纪事性质给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P139

试想当日苏秦、张仪之辈若是对各国之间发生的事情,懵懂无知,讲起时事来完全随心所欲,信口开河,何以能令各国君主信服?司马迁撰著《史记》,在各国世家部份,就大量采录了《战国策》的记载,说明司马迁对其史料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汉书·艺文志》将其与《史记》相并列,也应当是基于同样的认识。 P140

鲁迅先生这样简明的解释,并没有能够澄清所谓“小说家”的性质,而《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仍存有待阐发的问题。 P142

张舜徽先生在诠释《周官》一书的名称时写道:自来论及《周礼》者,皆未究此书所以命名之义。 P143

儒家之《周政》、《周法》,盖所载乃布政立法之总论;道家之《周训》,小说家之《周考》、《周纪》、《周说》,犹后世之丛考、丛钞、说林之类耳。 P144

又通观这篇竹书的内容,是于一年十二月外另加一个闰月,月别一章,以周昭文公于每月初一训诫太子的形式,讲述君道政理;另外再缀以岁末一章,于年终腊日,做出同样的训诫。 P145

这样的比例,已经不低,显示出它不会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应当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P146

看不到书,就没有具体的例证能够体现出这一类书籍的实际状况,因而也就很难切实地把握究竟什么才是其独有的特征。 P147

不过鲁迅先生所说“据班固注”而得出上述结论,与事实并不相符。 P148

班固自注这条路既然走不通,那么只能另辟蹊径。 P149

所谓寻流讨源,自是历史研究中惯行的做法,张舜徽先生思考的路径,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P150

”丛残小语,即所谓“街谈巷语,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德勇案:此乃《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小序文句)也,不云出于稗官者,桓谭因泛论学术,涉笔及之,与刘班(德勇案:指刘向、歆父子与班固)著录,务穷流别,本自不同耳。 P151

这些学者,或更多地偏倚新出土的秦简,或愈加侧重重新解读《隋书·经籍志》提供的线索,尽管他们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在我看来,所做论述,并不比余嘉锡先生旧日的考释更为深入,也更为切合实际,所以,在此一概置而不论。 P152

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P153

苏代谓曰:“今旦代从外来,见木禺人与土禺人相与语。 P154

”《汉书·匈奴传》“此温偶駼王所居地也”,班固《燕然山铭》“斩温禺以衅鼓”,“温禺”即“温偶”。 P155

滑稽出之,正言若反,以世人不可与庄语”故也(马其昶《庄子故》卷七)。 P157

故其言曰:“某家者流,盖出于某官。 P158

惟细思此说,似仍未能尽厌人意。 P159

”(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问题是《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其自身的流别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呢?如果我们把桓谭《新论》所说的“近取譬论”看作是当时的“小说”恒所必备的一项基本特征的话,再结合“寓言”称“稗”的实际情况,那么也就很容易想到,“稗官”之“稗”指的本来也应该是以所谓“譬论”为主要特色的“寓言”,这也就是如淳所说的“偶语”。 P160

《孟子》曰:“苟为不孰,不如荑稗。 P161

由“寓言”这一特殊表述形式,来核实偶然留存下来的非常有限的文字记载,可以看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那些书籍,是契合这一特殊表述形式的。 P162

(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同样,关于所谓《百家》何以在此“小说家”中,余嘉锡先生的论述事实上也触及了这一因缘:《艺文类聚》卷七十四引《风俗通》曰:“门户铺首。 P163

至于桓谭《新论》所说的“丛残小语”也好,《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文所讲的“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者也好,一是其篇章长短的基本形态,一是其主要的出处来源,或不具备突出的独特性,或不具有关键的决定性,恐怕都不如“寓言”这一特征更加重要。 P164

言者随意“说事儿”,不拘真假,是那么个理儿就行;听者只在意你讲的事儿是否能生动形象地体现出想说明的理儿,或者说顺着你说的事儿是不是能顺出你想说的理儿,根本不在意这事儿的虚实真假。 P165

现在我们明白了“小说家”是以“说事儿”为基本特征的,因而也就很容易理解这些书都应该是拿伊尹、鬻子、黄帝、封禅方和周代史事说事儿的(其他如臣饶《心术》、臣安成《未央术》的情况,应与《封禅方说》类似)。 P166

研治古代文史的学者,常常会感叹“余生也晚”,没有赶上心目中的学术盛世。 P167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篇《赵正书》,说不定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谓《百家》中的一篇。 P168

三、哪有不讲《诗》、《书》的儒生研究过去的历史,是为了探明历史的真相,是要一看历史的真实形态。 P169

在中国的老辈学者中,在从事文史研究的方法上,颇有一些人强调“读书得间”。 P170

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P171

在现在通行的三家注本《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南朝刘宋时人裴骃的《史记集解》引述东汉人应劭的注解是:“禁民聚语,畏其谤己。 P172

应劭注释《汉书》的书,名为《汉书音义》(《汉书》卷首唐颜师古《汉书叙例》)。 P173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因为传世的《汉书》,系唐人颜师古注本,而颜师古在做出这一注本时曾对底本的文字做过系统的刊改。 P174

话讲得好像有点儿绕,实际操作也不是那么轻巧,得练一阵子。 P175

——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仅当时不可能,即使是后来在1984年的第一空降场也是绝对不可能实行的:哪怕是极端集权的体制,终究也有不可逾越的极限。 P176

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 P177

首先我们来看这些秦廷的“博士”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 P178

[书籍分 享V信 iqiyi114]前面在《一件事,两只笔》那一篇里我提到过的秦廷儒学博士叔孙通,就是与这七十位博士具有同等身份的一位大秦“博士”。 P179

愿陛下急发兵击之。 P180

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 P181

至于秦二世是在法定的那七十个名额之外把叔孙通列为“七十一博士”或“博士第七十一”,还是正好有个已“拜”的博士死了,让叔孙通填补上空缺的位置,就不得而知了。 P182

秦始皇“坑”掉这四百六十余人之后,剩下的那一大群至少在表面上还效忠于大秦、谀颂这个统一大帝国的儒生以至“文学博士”,包括新科博士叔孙通和他的弟子在内,直到秦廷倾覆之际,依然是饭照吃,觉照睡,当然更重要的是,依照他们的职业本分,书也要照样读,学也要照样讲。 P183

可要是一见面说上两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会惨遭“弃市”,那么,谁还会干这份倒霉的差事,岂不早就像叔孙通后来所做的那样“一走了之”了呢?当年郭沫若先生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之前写下的那首《三十七年七月偶成》诗,咏叹云“偶语诗书曾弃市,世间仍自有诗书。 P184

应劭、颜师古以至现代学者郭沫若等人对“偶语《诗》、《书》者弃市”这句话中“偶语”的理解既然荒谬不合情理,我们就只能另辟蹊径,寻找它的正解。 P185

换句话来讲,就是这段话乃是李斯那一段话所针对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其中“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以及“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这些话,而“诸生”们讲说这类话,必然要包含大量凭借《诗》、《书》等儒家典籍来说事儿的内容。 P186

唐代以后,颜师古的注本独行天下,其“耦语”的写法自然很容易影响人们对《史记》文字的认识。 P187

这意味着“偶语”这两个字在这里表述的只能是应劭所说“对也”这一语义,即诸将相对而语,而不能解作说事儿的“寓言”。 P188

晚近以来,更径以法家人物视之。 P189

事情显得越来越混乱,好像越发让人看不清个头绪。 P190

逮近人吕思勉先生,则清晰阐明“道德名法一贯之理”:盖古称兼该万事之原理曰道,道之见于一事一物者曰理,事物之为人所知者曰形,人之所以称之之辞曰名。 P191

这就是一种很有道理的看法。 P192

由此引申,那么也可以说儒家学说本来是用以弥补法治的不足,而不是排斥或取代社会的法治。 P193

因此,在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有时倒过来从后往前捋,也许会更容易厘清其发展过程。 P194

一味侈谈“唐、虞、三代之德”的孟子既然处处碰壁,生于其后的荀子,不管是个人想在社会上有所施展,还是想要施行儒家的根本社会理想,都需要相对于孟子的主张做出更能适合社会实际的调整,此即《荀子》开篇处“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一语隐而未发的本义所在(参据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一二《诸子》),而在这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不效法唐、虞这些上古时代的“先王”而“法后王”,所以他才把“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列为子思、孟轲一派儒者的首要罪过(《荀子·非十二子》)。 P195

上一节引述的李斯奏上“偶语《诗》、《书》者弃市”这一“国策”时所讲到的“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云云那一大段话,正是荀子“法后王”思想的具体表述,而类似的话,此前在秦始皇二十八年“颂秦德、明得意”的琅邪台刻石铭文篇末从臣附记中已经做有清楚表述,即恣意贬抑“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史记·秦始皇本纪》)。 P196

《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 P198

/ 图34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刻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之《荀卿论》其实不惟李斯,在秦国更早大力推行法治的商鞅,初见秦孝公时讲的也是儒家主张的三代帝王之道,因秦孝公以其不合时宜,实在耐不住“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不得已,商鞅才改而“以强国之术”说之(《史记·商君列传》),故唐人司马贞以“王道不用,霸术见亲”称之(《史记·商君列传》篇末《索隐述赞》)。 P199

学申商刑(形)名于轵张恢先所。 P200

首先,既然李斯所习所知就是儒学,那么,秦始皇重用他,这本身就是重视儒学的一项重要表现。 P201

荀子是其理论上的重要倡导者,李斯则是发挥其理论并践行其事的实践者。 P202

这话就讲在秦始皇三十四年的“始皇帝”庆寿宴上。 P203

至于所谓“焚书坑儒”,更是有特定的意图和对象,而不是要禁断儒书并杀绝儒生。 P204

所以官方“博士官所职”者,并不在毁弃之列;第二,朝廷所要毁弃的民间私藏书籍,并不仅限于儒家的著述,《诗》、《书》等《六艺》之外,还有“百家语”。 P205

不管先讲“黑”,还是先说“白”,哪怕秦始皇嘴里吐出来的话,句句都是颠倒黑白,那也是谁都不能妄议、更不能稍许偏离的宇宙真理。 P206

故宋人郑樵云“(秦始皇)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覩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通志·艺文略》),这样的说法,自属通人之论。 P207

这句话,如前面第三节引文所见,今本《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记作“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P208

又《汉书·萧望之传》载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偕太常受业”,唐颜师古注引曹魏如淳语曰:“令郡国官有好文学敬长肃政教者,二千石奏上,与计偕,诣太常受业如弟子也。 P209

昔清人汪中论荀子在儒学传承中的地位,谓“荀子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经典”,若《毛诗》,若《鲁诗》,若《韩诗》,若《左氏春秋》,若《谷梁春秋》,若《礼》,其经历嬴秦仍得以传承,荀子的门徒都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清汪中《述学·补遗》之《荀卿子通论》),盖在当时儒者之间“荀卿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P210

礼制,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常规体制,这是天地自然之理,终归是谁也逃不脱的。 P211

同样,泰山刻石以下琅邪、之罘、碣石、会稽各地的刻石,同样也是其以“礼”治国的重要举措。 P212

因为实际上没什么材料能够证明在秦始皇之前确实有人在泰山搞过封禅,这事儿一直只是个美丽的传说,就连这些儒生的祖师爷孔夫子都觉得这档子事儿“盖难言之”(《史记·封禅书》),他们这些后生小子又有谁能够说得清楚?既然儒家在君臣父子、夫妇长幼这些社会礼仪方面的修养和能力“百家弗能易”,也就是具有其他任何一家学派都不具备的极大优势,那么,秦朝只要存在,就一刻也离不开这些儒生。 P214

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 P215

顺着这一思路继续追究,很容易想到,刘邦是大汉的皇帝,自然要用皇帝的礼仪,而秦始皇是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位皇帝,这是前无所承的,所以这位始皇帝在秦朝使用的各项礼仪,必然有很多是出自秦廷自己的创制,最适合、也最有可能给秦廷创制出这套全新礼仪的人,只有儒生。 P216

不然,就不会有汉家的礼仪制度建设和儒学的传授与“独尊”。 P217

圣人是人生的,暴君也是人生的。 P219

生和死,都同秦人故国沾不上一点儿边儿。 P220

在大秦帝国开国的时候,就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 P221

这样讲的话,当然与历史事实会有重大差距,而胡说八道的话在好糊弄糊涂人的同时,对于肯动脑筋想问题的人来说,自然都不大好懂。 P222

所谓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已然如此,夏禹之前的五帝,就更难说了:这几位“大咖”当时是不是自称或被小民称之为“帝”,今天实在已经无从稽考,不过我们看殷商两周时期活在世上的任何一位君主并没有“帝”这个称号,就有充足的理由,对所谓“五帝”时期“帝号”的存在,理直气壮地表示怀疑。 P223

在我看来,所谓“帝号”问题,亦应如此,同样并不可信。 P224

我们看到,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和廷尉李斯等人上奏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 P225

”(《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说,把“泰皇”的“皇”字留下来做形容词,用以修饰“帝”字,构成“皇帝”这一名号。 P226

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 P227

现在有“品位”的历史学家,学问做得越来越高大上,对我提出的这样的问题,通常是不屑一顾的。 P228

就某一具体朝代的研究而言,相对来说,秦代的史料是比较稀少的,但若是就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这一具体问题来说,秦朝反而具有其他很多朝代所难以比拟的坚实史料。 P229

众多国人,喜大普奔,打飞机,与盛事,高兴得不亦乐乎。 P230

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 P231

刻此诏。 P232

贾山写过一篇题作《至言》的文章,是呈送给汉文帝的,文中“借秦为谕”,述云:秦皇帝东巡狩,至会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为过尧舜统;县(悬)石铸钟虡,筛土筑阿房之宫,自以为万世有天下也。 P234

《至言》这篇文章所提供的比这更加重要的价值,就是它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始皇帝”、“二世皇帝”以至“万世皇帝”这些称号,虽然在秦朝刚一有“皇帝”的时候就都由它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定好了,但实际上是一种相当于谥号的名号,只有在当朝的皇帝死去之后,才能被“激活”启用,即“死而号曰始皇帝”。 P235

在清人严可均辑录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录有一篇号称是李斯所书的白璧铭文,据云是当年秦始皇埋藏于句曲山中,其辞曰“始皇圣德,平章江山,巡狩苍川,勒铭素璧”(《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秦文》卷一。 P237

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君主宣称,他本人作为始皇帝进行统治,其后裔则作为‘皇帝二世’、‘三世’继续统治,以至千秋万代。 P238

好多事儿,都是你听听专家谈他能谈的就好了,千万不要以为他肚子里还藏着更深切也更高明的见识,真的一求教,往往就会让人家发囧出糗了。 P239

所谓“自证”,就像大盂鼎铭文中本已记明这个玩意儿为“且南公宝鼎”,所以这种形制的铜器,就铁定了是“鼎”,而那些被今人指认的“族徽”却做不到这一点,没有一个“族徽”的图形能够表明它就一定是象征着某一特定的族属、氏族或者姓、氏。 P240

/ 图40 商代所谓“族徽”图形(据《殷周金文集成》)不过若是转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许多专业领域,有时会因权威观点的屏蔽而形成某种认识的“盲区”,从而意识不到一些显而易见的抵牾之处。 P241

图形符号表述的内容终究不如文字清晰具体,所以在长篇铭文流行之后,这些图形符号自然也就退出于世。 P242

诸家所说,看似各有合理之处,但也都存有一些不够透彻的地方。 P243

舜赐姓嬴氏”。 P244

换一个形式来表述,概括两人的看法,即他们认为,“氏”本来是一个世上没有的符号,后来,大概是从担任“卿”或“大夫”这些高级官职的人开始,才有了所谓“氏”。 P245

司马迁记述说秦人先祖大费蒙“舜赐姓嬴氏”,“赐姓”而谓之曰“嬴氏”,这本身已经透露出“姓”与“氏”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后生后得。 P246

(《通志》卷二五《氏族略》一)请注意郑樵举述的例证里面就包括嬴姓。 P248

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 P249

天子诸侯建国,以国为氏,虞夏商周、鲁卫齐宋之类是也;卿大夫立邑,故以邑为氏,崔卢鲍晏、臧费柳杨之类是也”(《通志》卷二五《氏族略》一)。 P250

“秦嬴”这一名号,“氏”与“姓”并俱,其自身正很好地体现出“氏”与“姓”的关系。 P252

凡诸侯无氏,以国爵为氏,其支庶无国爵则称公子,公子之子则称公孙。 P253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对“赵政”或是“赵正”这样的用法,也就愈加感到困惑难解了。 P254

”盖秦犹近古,深得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之义,犹皇(德勇案:“皇”应正作“黄”)帝以姬水成遂姓姬、舜生于姚墟遂姓姚是也。 P255

及生,名为政,姓赵氏”,什么叫“姓赵氏”,这“赵”到底是“姓”还是“氏”?/ 图44 清乾隆眷西堂原刻本《潜邱札记》有常规,还有变例;既有一般的情况,也有特殊的状态。 P256

特殊的史事既然已经出现,我们就应该努力关注,看看在它的背后存在什么特殊的原因。 P257

反正像李斯那样拍马屁的臣子说他“圣德广密,……被泽无疆”(《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会稽刻石铭文),“真人”这个称呼好像也对付着说得过去。 P258

后来这孩子一即位成为秦王,便尊称吕不韦为“仲父”,用现在老百姓的话讲,也就是管吕不韦叫二大爷(《史记·吕不韦列传》)。 P259

这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根据,只是一种推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猜想。 P260

孰知很久很久以后在天水一朝才开始流行的《百家姓》,竟然就是把他们赵家排在了天下第一人家的位置上。 P261

“嬴政”,懂的人更多,人们也更习惯。 P262

因为此时“姓”还就是“姓”,“氏”仍就是“氏”,这里所说的“嬴氏”实际上指的应该是“嬴姓”,非子此前所冒用的“赵氏”本与其出自“嬴姓”这一点并行不悖,何须一定要改而以“秦”为“氏”才又得以承续“嬴姓”家之祀?这可以看作是“氏”重而“姓”轻、“氏”实而“姓”虚、“氏”显而“姓”隐的一种体现。 P263

在这一总体背景下看秦始皇改“嬴姓”为“赵姓”这一举措的实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就等同于改“秦氏”为“赵氏”了,但这只是姓氏制度演变总体趋势下所呈现的客观结果,而不是其发生的缘由。 P264

比较而言,还是阎若璩以秦始皇的“赵姓”来解释,更为合理,即“降至于汉,人皆识其为姓”,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说法;也正因为如此,西汉前期成书的这篇《赵正书》,才会把“赵”字冠于秦始皇的名字之前。 P265

及生,名为政,姓赵氏。 P266

’”【索隐】《系本》作“政”,又生于赵,故曰赵政。 P267

“正月”从来没有写作“政月”的,因而秦始皇的名也只应写作“正”,而没有写成“政”字的道理。 P268

这个“徐广”与裴骃同属南朝刘宋,而他生年较裴骃要略早一些。 P269

这是我们在读解上述“三家注”的时候,应该具备的一个基本前提。 P270

张守节在《史记正义》里讲的道理,就是我在前面谈到的始皇之名与其出生月份之间的对应关系。 P271

所谓“地平圈”,是指天球的地平面(通过天球中心并与铅垂线相垂直的平面)与天球相交而形成的一个大圆。 P272

斗柄方向与时令关系表/ 由“初昏”时分斗柄所指地平圈十二支刻度来确定月名这种方式,古称“斗建”。 P273

例如,若将冬至所在之月的子月(“初昏”斗柄正北向,指向地平圈的子位)作为一岁之首,逐月推延直至亥月亦即十二月为岁终,这就是所谓建子为正,称作“子正”。 P274

惟秦人改“建正”而不改月序,仍然承用夏正的月序,所谓“夏正”的正月就是大秦的正月,“夏正”的十月仍是大秦的十月,并没有把十月改为正月。 P275

秦讳“正”,故云“端月”也。 P276

(《史记志疑》卷四)其实,在这方面,还有其他一些例证,如《战国策》高诱注,不止一次提到“始皇赵正”或“秦王名正”(《战国策·秦策四》)。 P278

进一步使这种文本趋于凝固的,是唐人司马贞撰著《史记索隐》引述当时所见的《世本》,为裴骃选择的文本找到了文献的依据。 P279

《赵正书》的发现,不仅促使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秦始皇的姓名问题,若是反过来看,这部西汉时期的写本,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定秦始皇的名字的正确写法,确实是“正”而不是“政”。 P280

串起来讲,按照杜预的意思,《春秋》一开篇讲的这句话,是要讲明天下万民都要奉君王为老大,一切言行举止也都要以他为标杆。 P281

严格地讲,也可以说它就根本不是个年。 P283

由于它本身严格地说不是个“年”,可为了照顾一年中“月”的完整性和日期与“月相”(案指月亮的圆阙形态状况)的对应关系,又要照顾季节与月份之间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在按照月份来排定和划分这个粗略接近一年的周期时,不得不以一定的时间间隔设置闰年,这样排定的年份,其不同年份每个月中的具体日子与地球在公转轨道上的特定位置本来就会有很大差距(其实不管是不是设置闰月,这种差异都会存在,设置闰月之后,只是减小了差异的尺度而已),不易规整地安排包括各种节庆在内的社会生活;更要命的是,一年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事情。 P284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节点。 P285

说立春为“四时之始”,这四时是指天文学意义上的春夏秋冬“四季”,它与日用历法上四季是有明显差别的,即春季开始于立春,而后者开始于正月初一,也就是所谓“元旦”。 P286

“腊”的日期的不固定性,在汉末王莽纂位之初“改汉正朔伏腊日”事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P287

然而,尽管如此,《史记·天官书》中“发阳气,故曰初岁”的记载,还是表明了“腊明日”这个“新年”实质上仍然更有天文特性。 P288

以这“三正”代表的三种岁首,亦即“建寅”、“建丑”和“建子”,若以所谓“夏历”的月序、也就是和现行农历相同的月序来表述的话,是分别处在正月、十二月、十一月。 P289

不同的正月,代表着不同“王者”的岁首。 P290

本来不过是一个很不受待见的“诸庶孽孙”,没有继承王位的机会。 P292

我们所能做的,除了不断加深拓宽研究者的史学修养之外,只能是尽量从另外一些角度多窥探到几块豹皮上的斑点,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研究者的局限性和盲目性,减低其主观认识的偏差。 P293

河鱼大上,轻车重马东就食。 P294

历史的真相是什么,这是他们努力求索的核心目标。 P296

成蟜得全赵为外援,群叔为内应,故行至屯留而遽反也。 P297

可是,根据呢?编剧可以想着说,历史研究却不是这样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的。 P298

赵悼襄王六年,正是成蟜将兵击赵的秦王政八年,他这位长安君在这一年出兵击赵,赵国又正在这一年给了长安君饶这块封地,乍看起来,黄式三的认识,好像真的有根有据,信而可从了。 P299

”古今都是同样的道理。 P300

赵国这个长安君,对于清代初年以后的很多人来说,其实比成蟜要有名得多,虽然说他最早是见于《战国策》的记载,但康熙年间以后通行的发蒙读物《古文观止》选录了相关的那一部分内容,这就是著名的“触詟说赵太后”那个段子(《古文观止》卷四)。 P301

那为什么赵悼襄王会把它封给长安君呢?因为这是一块新得到的土地。 P302

这是两点最为关键的核心问题,不难看出,吴裕垂和黄式三的发挥,都是由此生发。 P303

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尸。 P304

注:徐广曰“鶮一作鹖,屯留、蒲鹖皆地名,壁于此地时,士卒死者皆戮其尸”。 P305

二者若是作这样的理解,未免需要对《史记》的原文添增太多司马迁没有写上的文字,例如在“将军壁死”之前,非添加相应的文字则不成章句,太史公何以如此吝啬笔墨而把文义弄得这般隐晦?/ 图53 清嘉庆稻香吟馆原刻本《三史拾遗》做文史研究的人都知道,所谓增字解经,是深受学人诟病的做法,非万不得已不宜轻易为之。 P306

我对这段文字的理解,最主要的切入点,就是前文所说,我们看不到成蟜有反秦的动机;假如一定要认定他率兵反秦降赵,那么在秦、赵两方也找不到任何相应的迹象。 P307

”这两句话是讲秦国方面对反叛士卒的惩处。 P308

又孙德谦撰《古书读法略例》,其中所列“统下文而义自明例”(见该书卷二),《史记·秦始皇本纪》对成蟜亡故引发之事的叙述,同这些事例也多有相通之处,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比照。 P309

转了这么一大圈,现在回到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主题,看看“成蟜”这个名字。 P310

因此,能姓这个“赵”的,只有他亲身播下的种,而赵高是赵正做皇帝之前就被任用的人,这样他姓名中的这个“赵”字,就不可能是“赵正”的“赵”。 P312

可是这得血脉倒灌,灌回到“赵”之所以称“赵”的先祖造父之前,才能把这两个支属的血缘统合到一起,而在这时却还没有“赵氏”存在,这就显示出这一说法的勉强之处了。 P313

想杀就杀,而不是动用各种肉刑,毁肌肤,断肢体,以至从他们身上切去点儿什么更重要的东西,用以昭示惩处,就是因为有所谓“刑不上大夫”的规矩。 P314

做一个研究这些往事的历史学者,年高寿永,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P315

在专业研究领域,虽然我并不认为人人都有发表学术见解的资格,它应该有一个起码的门槛,但在法律层面,确实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 P316

”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 P317

在这段内容中,唐人颜师古的旧注,有一点疏误,妨碍我们通解上下文义,需要指出。 P318

此事载录于《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时在西汉初年。 P319

我们不能因为樊哙是狗屠夫出身就怀疑他看不明白赵高身子下边儿的事儿(当时人养狗吃肉跟养羊吃肉差不多,《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说樊哙在跟随刘邦造反之前,本“以屠狗为事”,就是专门给人杀狗的屠夫)。 P320

你看见的就是他看见的,那还要专家干什么?我上大学的时候,从西洋武夫那里传过来一句俗语,说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一个好士兵。 P321

第一种观点,出自清人赵翼,即前面第一节所述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谈到的赵高“自宫以进”的说法。 P322

”(乔松年《萝藦亭札记》卷三)。 P323

不过这事儿要说简单也可以说很简单;要说复杂则还需要慢慢从头说起。 P326

司马氏述之曰:“刘伯庄云,其先人曾从彼公(德勇案:指隋秘书监柳顾言)受业,或音解随而记录,凡三十卷。 P327

然而,这样的解释,是根本讲不通的。 P328

这应该是司马光参照刘伯庄和司马贞的解释,有意更改了《史记》原来的写法。 P329

该来的早晚会来。 P330

三、撅着屁股怎么瞧得见人身大势关于赵高是不是受过阉割的宦官,在传世文献中既然如此模糊不清,我想许多人都会想到,全国各地层出不穷的出土文献,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呢?随着出土秦朝史料的增多,确实很早就有专家想到了这一点,即这些人试图利用出土的秦简来勘正《史记》的记载,以澄清这一历史迷案,并且相关研究结果也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P331

马非百先生一看这两个字,长得同“隐宫”二字非常接近,更准确地讲,是前边那个“隐”字一模一样,后边那个“官”字和“宫”就差那么一点点笔划,于是便认为今本《史记》的“隐宫”应是这个“隐官”的讹误(说见马非百先生著《云梦秦简中所见历史新证举例》一文,刊《郑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P332

……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及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 P333

其中那些胳膊腿全乎的,被朝廷免罪释放,还是做自己的工匠,可另有些人却因为自己形体“不完”,不仅不能获得肢体健全的罪徒能够取得的自由民身份,反而还要在“出狱”之后再去接受“劳动教养”,天底下能有怎么荒唐的道理么?秦法固然极其严苛,但严苛也自有一番严苛的道理;甚至也可以说,秦法之所以严苛,至少就其中的一个侧面而言,乃是因为它太讲究处罚的“道理”,正因为所谓“道理”讲得太细,所以要求才会过“严”过“苛”。 P336

它罪比群盗者皆如此。 P337

在我看来,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毋庸置疑的。 P338

相比之下,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者释“隐官”之“隐”为“隐蔽”之义,并谓竹书中的“隐官工”指的“应为在不易被人看见的处所工作的工匠”,这恐怕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差的码子有些大了。 P339

赵高起初是被秦始皇任用为“中车府令”(《史记·蒙恬列传》),而太仆属下本设有“车府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P340

在秦始皇死后,《史记》更明确记载二世常居禁中不朝见大臣,而“赵高常侍中用事”,或谓二世于“燕居”时“乃召高与谋事”。 P341

《汉书·惠帝纪》:“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 P342

”这都是夸赞像宦官这样的卑贱仆从的话,而不是衡量一个朝官才能品行该用的言语;况且若谓二世所说“宦人”就是“官人”的意思,那么赵高前后如一,并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官位越来越尊崇,殊不必强调他是“故宦人也”。 P343

正因为赵高的的确确是一个业已去势的宦官,不仅李斯称他为“故贱人也”,就连赵高自己也自谓“位贱”(《史记·李斯列传》)。 P344

在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很多人都知道,近年李零先生在评议出土文献研究领域的现状时,会用“撅着屁股认字儿”这样形象的说法来描述一些学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识局限。 P345

前面已经讲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至迟从南朝刘宋时期的徐广起,读《史记》者就是把赵高兄弟“生隐宫”解作“为宦者”,这样,其言外之意,便是认为此一“隐宫”是与“宦者”身份密切相关的处所。 P346

但《史记·蒙恬列传》明确记载说赵高的血缘是“诸赵疏远属也”,而不是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野种,所以刘伯庄的说法与之不符,只是出于他的无端猜想,不足为信。 P347

(3)赵母因触犯秦法所遭受的惩处,应当是将其子嗣统统收入“隐宫”,罚作这种“世世卑贱”的奴隶。 P348

不过在这兴工劳作的七十多万苦力当中,“隐宫”之人只占一小部分,若是简而言之,也可以略去不提,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下文在秦始皇三十七年下再一次叙及此事时,便只说“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既将这“七十余万人”尚有一部分“分作阿房宫”略而不书,同时又省略不提这“七十余万人”中还有一部分人并不是刑徒,而是所谓“隐宫”的奴隶。 P349

更重要的是,像我理解的这种“隐”而“宫”之的制度,应该是战国及秦国社会整体形态中一个重要的构成内容,也可以说是一项非常特别的人身区分和管制措施,可是现在还没有看到其他相关的资料。 P350

这说明“隶臣”是一种刑徒,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也有很多实际的例证可以证明这一点。 P352

如前所述,按照秦朝的制度,赵高因生母“受刑”而遭致“世世卑贱”的命运,这也就意味着官府并没有对他施以宫刑,而上面我已经考证清楚,他后来又确确实实地成了一位宦官,而且成了史上空前绝后最大最大的宦官,那么,到底是作为官奴的他又犯了什么罪才受到去除其势的惩处呢?还是朝廷正好需要一名像他这样“精廉强力”(《史记·李斯列传》载二世皇帝语)的宦官,想“宫”就把他“宫”了呢?或者说赵高看在宫里侍奉皇帝及其嫔妃要比在宫外作奴隶更为安逸一些而挥刀自宫了呢?这些我都完全无从稽考。 P353

第二,秦王赵正赏识赵高的才能,命其入宫做“中车府令”,这对于像他这样的官奴来说,待遇和地位都有明显的提升,所以,赵高也会乐于听命。 P354

吾行年十四而立,立卅七岁矣。 P355

其/(議)所立。 P356

臣谨悉意壹智,阴行谋臣,赍之金玉,使斿(遊)诸侯。 P357

”秦王胡亥弗听,遂杀斯。 P358

我走入史学界,从事相关研究,本来的专业,是历史学大世界中一门很小很偏的学科——中国历史地理学。 P359

就像日本人喜欢看鬼片消暑一样,我想这两千多年前古墓坑里挖出来的“鬼书”或许也能煞煞夏日的酷热。 P360

可原定的十二个题目,仅仅写出前五个(加上《开篇的话》共写成了六篇)——写还是不写,这成了个问题。 P361

在这本小书中,我由《赵正书》所提供的线索和时下的一般看法入手,尝试对一些秦朝历史上的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P362

这让我认识到社会上很多非专业人士对历史文化的热切喜爱和强烈需求。 P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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