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黄昏:乾隆(1736—1757)(新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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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虽然取材于乾隆盛世,但与一些以乾隆帝生平或人物为主线的作品不同,作者并未着重描写这位在民间传说中颇具魅力的帝王在文治武功上的得失成败,而是截取了发生在乾隆年间的一些重要事件,包括反贪、民变、科考、谋杀,以及文字狱等,以此来展示王朝治理中无处不在的矛盾、妥协与血腥味。 P6

他独立运营的微信号“彰考局”,其名源自“彰往考来”,这个词源自《易经·系辞·下》,原文为“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 P7

虽然它的覆灭有后来的外患因素,但细读过那段历史之后,不难发现,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帝国迟早也会走向末途:当集权制度发展至顶峰时,层出不穷的权术与内斗不但毫无解决可能,而且积重难返。 P8

尽管如此,带着争议上台的雍正帝,仍然带着巨大的争议死去。 P9

国库丰盈归功于雍正帝有效的财政改革:火耗归公,把熔铸银两时额外的损耗银充公,官吏的灰色收入合法化;严厉惩贪,官员中饱私囊的现象得到遏制;摊丁入亩,使田赋不至于隐匿太多,滚滚财源涌入国库。 P10

由于事发仓促,鄂尔泰骑着骡子入朝,屁股都磨出了血。 P11

暴死说、自杀说、吕四娘刺杀说、被宫女勒死说、中毒而亡说等流传两百多年,衍至 19世纪,演绎成诸多小说、野史。 P12

很明显,乾隆帝是在借先帝的权威行己所欲。 P13

这番用心收效甚微。 P14

《大义觉迷录》强烈批驳明末清初思想家吕留良的华夷之别论,强调统治的合法性。 P15

至于二人之罪为何一致,乾隆帝没有明说。 P16

事实证明,围绕雍正帝身上的谜团并未散去,“谣言”非但没有堵住,反而被大肆传播。 P17

这并非儒家理想中的君臣治理形态,自诩儒家正统拥趸的乾隆帝决心改变这种情形。 P18

一周之后,乾隆帝再下旨求言。 P19

三条意见看似劝告乾隆,实则均针对雍正。 P20

曹一士说,自康熙、雍正朝以来,民间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 [18],断章取义,借题发挥,捕风捉影,而官府也“见事风生”,株连万端,许多人因此丧命。 P21

皇帝开始整肃、驯服不符合自己口味的言官,1737年只是一个开始。 P22

薛馧是开年第一个尝试将批评政务与批评皇帝联系起来的御史。 P23

但话还是要说,“言路不可不开,而公私不可不辨”,如果“朕躬某事未当,能直言其失,朕必乐于听受”,“诸王大臣某事有误,能直指其非,朕亦必为之奖许”[23]。 P24

正如言官摸不清胡说八道与符合实际的尺度一样,何为挟私,何为公心,何为揣摩迎合,何为沽名钓誉,也是猜不透。 P25

再有原则的政治策略也敌不过政治需要。 P26

言官向皇帝提意见,无论针对具体政务还是皇帝本人,都是高风险的政治行为。 P27

稍需劳心者,都是一些赈水旱灾、增减粮税、向新开垦地征银的旧事。 P28

他的去世,无疑让乾隆帝实践儒家正统宗法继承理念的理想落空。 P29

与其父辈、祖辈相比,乾隆试图把钟爱的皇子之丧办成一桩“国丧”。 P30

调查人员不信德保的话,认为是狡辩,“这是德保之罪,有何辩处”,真正原因是“并不敬谨预备”。 P31

尽管二者从“违礼”到正式处理意见下发经过了三十多天,但终究有惊无险。 P32

官员们对此揣摩得炉火纯青。 P33

不过,这一次与此前的情况有所不同,地方官与乾隆帝在如何处置上出现了分歧。 P34

在重视礼仪的年代,他们以涂黑文庙这等大不敬的方式抗议,可见事态之严重。 P35

知县萧荃则说,郭向高侵蚀寺庙的田租 150石,“把持各佃欠租”,“匿犯殴差”,干扰执法,还“咆哮公堂”,他不得不亲自打郭向高的屁股。 P36

至于钱粮,县令负有督催之责,不按时按量纳清,轻则罚俸,重则降级、革职。 P37

刘延泰闭门不出、不出来抓人是心虚,而等驻防军拿完人又不及时通报,实属“昏庸不职”,不革职不足以肃吏治。 P38

在收到孙嘉淦奏本之前,乾隆帝已经从别的渠道知道了此事。 P39

[46]在乾隆帝口中,事件出现了反转:由督抚眼中的知县渎职违例,转为读书人违法乱纪。 P40

而官僚因循旧轨(康熙、雍正时期宽待生员的例子甚多),与皇帝出现了认知上的偏差与错位。 P41

案发颇为偶然。 P42

这是最常规的处罚。 P43

看起来事情到此为止——王德纯贪贿,王士任没有干系,但身为督抚,归属“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序列,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均负有监察尤其是举劾下属的职责。 P44

不过,审理过程中,王士任的表现很反常,其他三人基于不同的考量,将这一情况上奏,皇帝很快作出决断。 P45

朱续晫到来之前,王士任先是要求巡抚下辖的“抚标”绿营“捉拿聚谈、讹传、窥探、打听之人,务期街道肃静”,又“差长随张英”指使他人托名查监,“与王德纯密语多时”。 P46

钦差御史朱续晫回京所奏,更让乾隆帝坚信自己的判断。 P47

他说,上述行为如果放在雍正朝就是死罪,必然不敢这样贪贿。 P48

尽管如此,皇帝仍然紧盯他,乾隆八年五月二日,密谕山东巡抚喀尔吉善密查他威海老家的资产,理由是他“处处寄顿家私”,在各地储备家产。 P49

喀尔吉善后又查出王氏所得古董玩器洋货甚多,且在“苏州曾开有古董铺,货物价值约及万余两”,又在登州、莱州等地经商贸易,放给商人 4000余两的债务。 P50

王士任诈索王德纯,作为上司,既贪,又失察。 P51

[70]从吏部尚书降为刑部右侍郎候补。 P52

清制,督抚大员集地方司法、民政、军事权力于一身,王德纯案完全可以在王士任手上慢慢消化,即便往后牵出王士任案,也可以在新任闽浙总督德沛手上“妥善”处置。 P53

而发生在山西的腐败案,则留下了更为丰富的桥段。 P55

所以,早前三个月,乾隆帝将四川布政使高山调任山西布政使,更早前的乾隆二年,萨哈谅由广东布政使降一级调任山西按察使。 P56

他们请求辞官,皆获准。 P57

另有皇帝所不知道的是,喀尔钦与仆人合作买卖他人妻子,或为己用,或转卖他人。 P58

喀尔吉善则面临失察的处分。 P59

乾隆六年七月,刑部作出裁决,初参罪名全部成立,议以“监守自盗罪”且“侵盗钱粮 1000两以上拟斩监候”律论。 P60

压力最大的显然是山西巡抚喀尔吉善,萨哈谅事发后,皇帝给该省贴上了“吏治废弛”的标签:“山西地方,自石麟为巡抚以来,因循旧习,吏治废弛……贪黩者常多,廉洁者常少。 P61

[88]皇帝立即撤了刘泽民的官。 P62

然而喀尔吉善没等到陛见的那一天,当年十二月十四日,他被火速调往安徽担任巡抚处置赈灾事宜,结束了山西两年胆战心惊、鸡飞狗跳的巡抚任期,吏治整顿成效如何再无人问起。 P63

事实上,萨哈谅在被举报之前,皇帝已有拿他问罪的先兆。 P64

作为有满人血统的皇帝,乾隆的反应可想而知,但他采取发布上谕的方式公开反驳,颇有乃父之风。 P65

由直隶总督、江南河防总督、两江总督、安徽和江苏巡抚组成的豪华治水团,进驻灾区。 P66

有些地方的县令还是由此前并未涉足州县治理的“河员”担任,这些人“无论署印之员,自知非久于其任,不过粉饰一时”,官员们赈灾,多“临时仓皇,自不得不授权于胥吏,假手于约保,因之冒滥遗漏,百弊丛生”。 P67

[96]及至六月,河水大涨,上年未堵住的堤坝为洪水“指明”了流向,“上下两江去年受灾之所,六七月间复被淹没田禾” [97],一切都已经来不及,灾而复灾已是普遍现象。 P68

同时,淮河又能借抵住洪泽湖湖水的高家堰大堤加强水力,“敌黄”入海。 P69

乾隆七年七月,安徽泗州乡民数十人请求开启洪泽湖分洪区——高邮湖的昭关坝,地方官劝退后,第二天,乡民暗中开挖湖堤放水,而下游的江苏“乡民”赶来阻止,双方发生械斗,“各有数人受伤”。 P70

即便是离洪泽湖最近的“泗州”,“犹顺流直下”,更何况离湖泊数百里之遥的凤阳府、颍州府,所以,打开洪泽湖闸坝泄洪并不能缓解上游洪水,反而会让下游百姓遭殃,黄河水借湖水力缓之际倒灌入湖,“天然坝之必应永闭不开,以免下河淹漫之患,毫无疑义”。 P71

高斌称“学士大夫倡之,下吏之沽名者扬言之,大吏之未谙者轻信之”,但在他看来皆是“种种谬论,以讹传讹,离奇矛盾”。 P72

皇帝也拒绝之,理由是不到万分危急不能开堤坝“纵其淹没”,开闸前提前通知也不行,因为这会坏了泄洪的工作。 P73

可以说,为保住财赋运道,广袤的淮北地区事实上已成为泄洪区。 P74

既然大灾不可避免,稳住东边大水不影响运河运道就是重中之重,在“财赋”与“民命”之间,标志性的洪泽湖堤坝高家堰构建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选项。 P75

在此期间,朝廷地方官与舰长乔治·安森(George Anson)及其两百多名船员相处得很糟糕。 P76

抵达马尼拉附近时,“百夫长号”的船员因患坏血病相继死掉不少,生者又缺水少食,五艘舰船仅剩旗舰,攻击力孱弱。 P77

于英方而言,安森首次来华,此前所知的中国,皆是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传播的有礼、有德、文明发达的中国,但他所期待的中国人热情导航的场景并未出现 [114],反而是漫长的等待——他等了近半年才获准上岸,他所看到的中国是新鲜的、不合理的、叫人愤怒的,强烈的反差足以激起强烈的倾诉欲望。 P78

由于印光任此前答应总督“愿亲往说降之”,便叫上一名译者,乘坐一艘小艇,来到“二巨舶”前。 P79

答应补给,亦是基于类似考量,策楞说:“此时正值夏令天气,南风居多,押逐出口,势难归国,必致仍在附近外洋游行湾泊,口粮既绝,难保其必无滋事”,如果不给粮食,安森就会“滋事”,这并非“抚恤外夷,绥靖海疆之道”。 P80

印光任顺势表明“欲断汝粮,饿死汝”的真实意图,红毛总兵“意大沮”,:“伏地请”“诚然粮尽,然终非有心犯天朝也,公幸赦之,且教之”。 P81

总督的面子与中方带有浓厚天下观色彩的记述不同,安森等人留下的史料多描述亲身经历。 P82

过了一会,通事说,他不相信会有任何答复的。 P83

安森报官后,官员先是不理。 P84

安森还特别点评了清朝的军力:一个不首先维护公众安全、抑制外国势力兴起的政府形式,肯定是最不健全的体系,而中国这个人口众多、富饶和辽阔的国家,尽管一直自诩其高尚的智慧和政策有口皆碑,却还是被一撮鞑靼人用十年时间就征服了,即便是当下,也因国民的胆小懦弱和缺乏适当军事管理,而不断遭受内乱威胁和边疆骚扰。 P85

若把眼光拉长到整个乾隆朝,乾隆八年这一年,帝国向西方透露出的官僚不良习气、渐成差距的军事实力以及民间的混乱管理,也许只是为马戛尔尼的印证提供引子。 P86

这一意见,是舒赫德八月主考完顺天乡试后提出的。 P87

舒赫德就被派往顺天乡试主考,八月初九、十三日的前两场结束后,他报告乾隆帝,42名考生“夹带”小抄入场。 P88

没有任何背景的士子往往会被严格搜检,可谓各种“凌辱刁难”,他请求派大臣先从“官卷”(用于单独录取大臣子弟的试卷)、“旗卷”(用于单独录取旗人的试卷)开始,严格搜查。 P89

弊端迄今已经达到了顶峰。 P90

舒赫德从考试文体、学习效果、作弊三个方面攻击科举制不可能选出好官,“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士心苟且,日以滋甚”,制度与人心都出了问题,他这回搜查,“固足以稍清积习”,若要治本,还是需要“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 P91

如果采用汉代的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弊端比科举制更多。 P92

清制,满人可通过祖上恩荫、担任侍卫、翻译、笔帖式、累积军功、参加科举等途径当官,科举只是众多入仕方式之一。 P93

因此,舒赫德虽然洋洋洒洒列出科举诸多弊端,但更大的动机是希望通过“废科举”打击科甲气焰,手段之一是减少录取名额。 P94

清代以前,科举制经历多次存废之争。 P95

官方文字对被杀经过讳莫如深,乾隆帝在上谕中,简单地以“以约束家人赌博,奄遭凶逆”带过,刑部的结案文本,亦是用满文书写,并未公之于众。 P96

据光绪年间编纂的《黑水先民传》记载,阿尔赛是汉人,生在黑龙江齐齐哈尔,隶于汉军正黄旗,原名崔枝禄,阿尔赛是满洲名字,他以黑龙江水师营六品官起步,仕途非常顺遂。 P97

雍正帝为此发明了一套理论: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之分。 P98

“最严主仆之分”的主流舆论,明显偏向主人的法律,让仆人心中充满恐惧。 P99

且隐讳之例一开,地方将以此揣摩皇帝不忍闻祸事,避讳灾情,他劝告皇帝公开,毕竟“阿尔赛被伤一案,近在辇毂,事系大臣,尤非寻常民间凶逆之比”。 P100

解释与掩饰皇帝所指例用“清”字完结的“类此者”,当指涉及旗人的命案。 P101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慎修提及刑部的行为时,措辞用的是“单用清字完结”,一个“单”字,无意中透露出以往类似命案的书写,满、汉两种文字并行。 P102

自雍正以来,清廷厉行“禁教”,白多禄传教是非法行为,按律应押至澳门,遣送回国。 P103

乾隆十一年五月十二日,福建巡抚周学健提及,福安教案的线索源自福宁府知府董启祚的一次例行巡查。 P104

传教士很得地方人心,抓捕必须早作准备。 P105

知府董启祚甚至指责,“他以野蛮人的行为拷打无辜者”。 P106

翌日,人们……要求主教先生返回他刚离开一夜的藏身处,但房主却断然拒绝他进入,那名勇敢的主教打定了不再藏身的主意,自行到村庄中露面。 P107

他估计,当地教徒起码有一二千人,但这个数字仍显得相当保守。 P108

福安县知县周秉官与福宁镇标左营游击罗应麟素有矛盾,乾隆十一年初,罗应麟的一位朋友向主教白多禄的房东(天主教徒)借钱遭拒,随后便向罗应麟检举房东窝藏传教士,以为报复 [170]。 P109

1.煽动引诱民众入教。 P110

该教竟能让具备儒家思想的读书人改换门庭,跟随“邪教”,周学健感叹:“以读书入学之生监归其教者,坚心背道,至于如此,是其固结人心,更不可测也。 P111

结合西洋国王资助传教的传说,白多禄等人已具备“谋逆”的嫌疑。 P112

尽管没有实据,官员审问传教士德黄正国时,对于“奸淫”的怀疑仍坚如磐石:问:你来行教为什么要那守童贞的女子伺候呢?明明就有奸淫之事,从实供来。 P113

[186]福建官员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论,即便在判决书里也没有提及奸淫之事,但这并不妨碍巡抚精心修饰预先认定的“罪名”,他向远在千里之外、依靠“奏折治国”的皇帝报告,传教士的行为导致“男女混杂,败坏风俗,其为害于人心世教者,最深且烈,不可不痛加涤除,以清邪教耳”[187]。 P114

尽管如此,皇帝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杀伐决断。 P115

据耶稣会士书简,郎世宁在福安教案期间与乾隆帝见了三次,第一次是乾隆十一年十月皇帝五台山巡游回京后,郎世宁趁皇帝召见他画画的机会,向皇帝诉苦:“我请求陛下可怜一次已处于绝望之中的我圣教。 P116

”[196]乾隆十二年四月之前,死的只是白多禄一人。 P117

今虽少加惩创,不可不留心防范,即如案内白多禄被诛一节,乃系内地情事,吕宋远隔重洋,何以得知。 P118

乾隆十二年三月至五月,山西解州安邑县与蒲州府万泉县民众先后上街,毁牌坊、烧城门、劫犯人、揪打主官,人数一度达到上千人。 P119

佟浚指挥外委把总冯世勋带着 10名民兵前去对抗,而来者有七八百人,此不啻以卵击石。 P120

彭洙说,知县佟浚的仆人牛保、典史陆祖龄以及差役张升纵容银匠向民众额外勒索“火钱”,以购买熔银所需煤炭;另又巧立名目,征收烙印钱,向民众出借粮食时又“平出高收”,变相放高利贷。 P121

为弥补损失,差役往往赶在免粮之前,加紧催促欠粮民户交税。 P122

这也是当初山西省主官坚持双方各当各差、各营各业、两不相涉的原因之一。 P123

直到乾隆十二年三月,御史张孝挰抖出此事,才为朝廷注意 [208]。 P124

讬庸在安邑县拿获 8名村民,立即被七八十人夺回,再发兵一百追捕,却被壕沟、车辆等防御工事拦阻,束手无策。 P125

大范围处死罪犯已不可避免。 P126

法律还要求,督抚“遇此等案件”,需“速讯明确”。 P127

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没有足够的力量维持秩序。 P128

乾隆帝在谕旨中一方面责备山西“地方官不能约束整顿,以致刁民无所顾忌”[223],一方面又承认“州县即有衙役民壮,城守即有汛兵,而众寡不敌势难擒捕”[224],算是体谅地方官“非不为而实不能”的无奈。 P129

两地聚众案发后,乾隆帝仍带着这种心态来分析闹事的原因。 P130

据讷亲的审案报告,乾隆十二年三月十三日,为首者张远与几个亲戚打定主意抗粮,在乡村发放传单纠集同党,单上写着“如有一村不到,即将乡约房屋烧毁”。 P131

事机之由,积小成大。 P132

两名总督一个自尽,一个被处死,还有一名巡抚自尽。 P133

在皇帝眼中,皇后对太后很孝顺,又“崇节俭”,史称其不戴“珠翠”等名贵首饰,视皇帝荷包上的“金银”镶嵌为“暴殄用物”。 P134

皇帝的心情,官员不必揣摩即可知,但偏不能阻止其更进一步。 P135

乾隆帝以其 12岁时恪尽孝道为例反驳尽孝无关阅历,属于举例失当,因为他之尽孝对象是有血缘关系的祖父,而阿哥不是,既无大错情形,皇帝以其未能哀伤而责以“不孝之罪”,甚至说出“不忍杀伊等”的话,不得不说是小题大做,反应过度。 P136

六月十二日,接举报,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汉、奉天锦州府知府金文淳在百日内剃头,乾隆帝立即声称这是违背“祖制”的大罪:本朝定制,遇有国恤,百日以内,均不剃头。 P137

这一狡辩很荒谬,因为习俗不等于法令,既未见任何要全体臣民遵守的谕旨,金文淳等人剃头充其量算是违背习俗。 P138

此案高举轻放,或有更深层次的考量,若执行这项连满洲人都未必清楚的“祖制”,势必导致各省争相举报,更多人头将落地。 P139

皇帝抄了周学健的家,将其逮捕至京问罪。 P140

塞楞额再犯法,更让皇帝坚信满洲习俗“不可不亟为整顿”,因而塞楞额的处罚特别重,其他汉官则较轻,理由是:(剃头案)……岂知督抚大员中,又有周学健,则更无怪乎金文淳。 P141

为平定大小金川,皇帝投入大量财力,派遣重臣内阁大学士讷亲、平苗乱有功的川陕总督张广泗指挥重兵大举进攻,却屡屡失利,遭遇重挫。 P142

两个月后,皇帝宣布,七月至九月将在木兰围场(今河北围场县)“哨鹿”。 P143

据内务府上呈的清单,皇室此行所用物品多达上百种,如貂皮、银纽、宝石末、六安茶、米面糖油酒醋、干鲜腌菜清酱等,另包括弓箭、刀具等武器,总数难以计算。 P144

八月,还在木兰围场的皇帝曾与署理直隶总督陈大受商量第二年春天赴赵北口打猎的路线,他对百姓之情感到诧异:“望幸”“小民田庐乐业已久,行围当非所愿,而上年经由该处,见居民舟子,异口同声,皆有欢欣望幸之情,其故云何?”陈大受答复说:“舟车辐辏闾里,小民佣趋贸易,更可获利资生,臣体察舆情,深切欢欣望幸之忱,并无丝毫不愿之处。 P145

据《啸亭杂录》记载,合围之前,要先挑一处开阔平坦之地,在高处搭建几个蒙古包作为皇帝的“看城”。 P146

”(蒙古王公随驾,另驻营在大营数里外。 P147

第一,行围可以整饬军武。 P148

烦心事少了,皇帝有足够的闲心边打猎边处理政务,有能力给官员一种人虽在外,而帝国一切运转如常的印象。 P149

将现有鸟枪,每枪给银一两,概行收回。 P150

一回国却遭受牢狱之灾,消息传到华人社区,影响恶劣。 P151

但三年过去后,仍有不少人滞留海外。 P152

八月十九日,殖民当局派军警突袭华人社区,杀害华人近两万人,鲜血染红城外的红溪河水,史称“红溪惨案”[250]。 P153

福建巡抚潘思榘告诉乾隆帝,陈怡老“私往噶喇叭,潜住十余年”[252],在印尼充当“甲必丹”,还“携带番妇,并所生子女银两货物” [253]归国,乾隆帝怀疑他“借端恐吓番夷,虚张声势,更或洩内地情形,别滋事衅” [254]。 P154

然而,即便朝廷设置种种障碍,也难阻断侨民对故国的思念。 P155

乾隆十九年,皇帝对身怀故土之思的侨民再次格外“开恩”。 P156

诬以通番罪,公然论首恶。 P157

这大概是乾隆帝万万没有想到的。 P158

帝制时代,这显然是一个爆炸性新闻。 P159

席间,刘时达拿出“伪稿”,李世璠还当众念了起来。 P160

像衙门伙夫郭庚,就从刘姓屠夫的肉铺中抄来一篇,声称“这稿如今连街上脚夫都是知道的”。 P161

凡此种种,朝廷认为官贵震等人有捏造伪稿的动机。 P162

后来,贵州巡抚开泰又在龙氏家中搜出了一份康熙年间的伪诏。 P163

江南官贵震案中,皇帝南巡,“江宁省城因修御路”,地方官将官贵震妻舅郑鹤年的房屋拆了,“是以不甘”。 P164

而官、民四处传播,比伪稿本身更让皇帝感到不安。 P165

云贵总督硕色反应迅速,他曾因查办“曾静案”受到表彰,对类似案件颇有经验,所以在截获伪稿后的第二天上报皇帝,审案亦非常高效,一个月内即将案情查明,把来源指向湖北,清除了本省库存,很快便置身事外,也赢得皇帝表扬:“所办可嘉。 P166

如果真不知,亦有“失察”之罪。 P167

第一个惹怒皇帝的人是山西巡抚阿思哈,他声称接谕后“自当凛遵前旨,密访严拿,实力侦缉,断不敢稍有洩漏”,这本是表忠心的“规定动作”,皇帝却大为光火,认为“此不过敷衍搪塞之词,谁不能作此语,足见其并未实心办理!”理由是直隶与山西交界地方查获了传抄伪稿犯,其中就有山西人,而山西“乡人喜谈乐道”,“尤非他省可比,必有传抄乐祸之人”,由此推断,阿思哈“接谕后不过以空言虚应故事”。 P168

密奏制度下,皇帝具有掌握更多信息渠道的优势,官员与皇帝之间很容易出现信息上的不对称。 P169

比如福建,皇帝发布谕旨三个多月后无任何动静,经主动询问,两个月后,福建巡抚潘思榘的搜查报告方才递到皇帝跟前。 P170

搜捕行动一年来,乾隆帝穿梭于繁杂的线索、程序化的公文之中,被“忽此忽彼,似近复远” [280]的案情弄得晕头转向,思维混乱,时而认为官贵震案能问出首犯,时而推断首犯出自湖南(只因“曾静案”在先,可能余党未尽),又时而纠结江南提督吴进义是否看过伪稿等细枝末节。 P171

[282]皇帝告诫审案官不能重蹈不良习气。 P172

40岁的乾隆帝即便年富力强,握有强大的皇权,却未必能挣脱信息的束缚,碾压得过更强大的官场规则。 P173

更可疑的是,整个审案过程混乱无序,刘某等人指东指西,后又全部翻供,忽而又全部承认编造。 P174

党羽抓了不少,但为首的马朝柱逃了。 P175

20岁那年,神又说安徽桐城万山九龙洞有兵书、宝剑,“往取得之”[288]。 P176

马朝柱曾向信徒拿出暗中制好的蟒袍、补褂、顶帽等服饰,托言是西洋所赐,然而明眼人一瞧就知道那是戏服,称是“本朝服色”[291],“疑之”。 P177

马朝柱脱逃意味着搜捕行动的失败,但经湖广总督永常等人的掩饰,这一点变得不那么重要。 P178

皇帝不止一次痛陈“外省陋习,不过虚文塞责”,指责督抚安坐衙门,委之一二干员,自己不实心查拿。 P179

皇帝多以“知道了,正犯尚未就擒,应竭力缉拿,不可一奏了事”[296]训诫,虽然将未能及时觉察马朝柱案的罗田县知县冯孙龙斩首以儆效尤,但此举没有招致更卖力的搜拿,百余名案犯——这是马朝柱团伙突围时的人数——被抓,其中无辜者居多。 P180

五月十五日,皇帝再斥地方官的陋习,“率以虚文了事,并不实力查拿,悬案任其久稽,惟于岁终出具境内并无该犯踪迹印结而已” [302],指责所谓抓捕只是做做样子,因而严令督抚,能将首犯抓到的就有功,“若获自他省,凡经过地方,未经盘诘得实者,必当查明治罪,毋谓朕之不戒也,各宜勉之,慎之”[303]。 P181

最终,知县花了不少钱上下打点,“居民始得无事”。 P182

这鼓励了那些“挟仇诬陷”之徒,乾隆十八年五月,湖北罗山县知县汪沁就被手下的几名文吏摆了一道,后者伪造一封马朝柱写给汪沁的书信,意指二者互相勾结。 P183

经审问,吴方美承认交了 30两银子,帮马朝柱打理寨内事务,吴方曙仅表示认得马朝柱。 P184

万万没想到,“吴方曙”一见湖北巡抚恒文就“极口呼冤”,随后查明的案情,几乎颠覆了广西的结论 [313]。 P185

”[315]当问及何以改名吴晟相、吴方曙,罗晟相亦称乃刑逼所致,其他细节,如“烧炭,看门,做军师,画图形”以及多人姓名,“都是田县主那样问,小的只图免刑,就是那样答应的”,永常还核实了关于马朝柱的其他供词,确系子虚乌有,而对自身住处、行踪以及亲族的供述,则句句属实。 P186

四川总督策楞拼命搜查,却找不到西洋寨的任何痕迹 [317],这很可能又是刑讯逼出来的谎供。 P187

毕竟,马朝柱以发辫外圈蓄发为标识,自己还“把胡子、辫子都剃了”,且以反清复明为号召,极容易勾起百姓对一百多年前满洲入主中原之初强加给汉人的惨痛记忆。 P188

谋划五年,竟无所成,官兵一击即溃,这一谋反团伙更像是一群乌合之众。 P189

虽然乾隆帝在即位之初,一改乃父苛待宗室之风,释放在押亲王,恢复爵位,但对待任何威胁其皇位的宗室毫不手软。 P190

但这仅限于个人私德,搞小圈子、团团伙伙的行径,乾隆帝还是没法容忍。 P191

乾隆帝的处理算是客气,幸运的是,尽管登基时,朝廷已有明显的大臣朋党气象,但与宗室并未有过多勾连。 P192

旗人作为最小的人身单位,各依其主。 P193

不安全感皇帝六月的这道谕旨,对非本门及汉大臣的交涉非常担心,“岁时投刺,即开促膝密谈之端;形迹未绝,保无掣肘显为之事”,“且其意将以此为荣耶?抑别有所为耶?”[329]对于这些交涉细节,饱读史书的乾隆帝不可谓不熟悉,离皇帝最近的雍正朝就有科甲朋党,更别说被当成朋党祸国反面例子反复训谕的前明了。 P194

乾隆六年,时任翰林院检讨的仲永檀密奏,礼部侍郎吴家驹收受劣迹(行贿)官员、已故工部凿匠俞君弼馈银 100两,侵吞公款 2000两,而张廷玉等人还差人给故去的俞君弼送帖。 P195

一方面,张党本身低调,多加约束,皇帝不满之处仅限于张廷玉本人的礼节有亏;另一方面,雍正帝许诺给予张廷玉附祀太庙(汉臣仅有)的待遇,皇帝不好擅加贬斥;更重要的是,张党虽众,多是文吏,没法威胁到皇权,而鄂党多是军功起家,鄂尔泰本人又在雍正帝死后,对乾隆帝甚为轻蔑,常常自比诸葛亮,功高震主,这与当年雍正帝杀年羹尧的背景十分相似。 P196

期间,世臣过得并不开心,更糟的是,这种“不高兴”被皇帝发现了。 P198

他本有着很好的仕途资本,出身满洲正白旗,雍正五年中了进士 [333]——舍旗人入仕的诸多特权不用,偏选最难的科举,而且还成功,这在满洲人当中非常少见。 P199

他引“即墨阿大夫”的典故(战国时齐国即墨阿大夫品行端正却遭小人毁谤,齐王派人调查后最终得证清白的事),为自己辩白,暗指遭人陷害。 P200

不过,与明朝不同,这些官职并不是官员迁转的阶梯,而是用来安置满洲八旗成员的遗缺,不少官员直接从当地八旗驻防官兵中选任 [335]。 P201

乾隆帝紧追不舍,逐句批判:又云“秋色招人懒上朝”,寅清重职,自应夙夜靖共,乃以疏懒鸣高,其何以为庶寮表率?又云“半轮秋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 P202

为汉化背锅世臣的满洲人身份间接导致了被发配黑龙江的后果。 P203

至此,世臣之“罪”加上了别的由头,被皇帝消费得干干净净,其可能至死都不知道,皇帝惩罚他别有用意,他担心满洲人热衷吟诗作对,失去特性,忘记骑射的立国之本。 P204

两歧矢进退,故鲜大成就。 P205

这一谕旨毫无预兆,皇帝告诫,调查须“慎之密之”。 P206

皇帝又指胡中藻刻意区分南北,暗讽朝廷出现朋党。 P207

看到诗句“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皇帝说,“夫‘君父’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之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过谓其父之类而已可乎?”提到帝、后,胡中藻直接以“夫”“妻”相称,“丧心病狂,一至于此”。 P208

相比之下,鄂昌之罪轻,似能在满洲内部消化,不幸的是,他与胡中藻是好朋友,后者是其叔鄂尔泰的门生,自诩“西林第一门生”,以鄂党自居,这就问题大了。 P209

胡宝瑔花了 10天时间将查办情形上奏,计查出四件朱批奏折,部分诗文稿、字稿,可以说,文字上的收获并不大,但重要的是,胡宝瑔已完全控制了胡中藻的亲友,控制了传播源。 P210

然而胡宝瑔办案热情似火,特别积极,不光监禁家属、奏请胡中藻家财罚没入官,还顺便参了江西按察使范廷楷一本,指其办事不力。 P211

皇帝对此相当愤怒,“此人实可恶”,“非范廷楷之比尚可宽也”。 P212

皇帝不无傲娇地告诉刘统勋,“汝如此不瞻顾直奏,何愁不永受朕恩耶?”主查胡中藻案的新任江西巡抚胡宝瑔,其执行力并不在刘统勋之下,但皇帝却并不甚满意。 P213

”[356]三次“不必究”,意味着皇帝已完全控制住事态,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P214

两案虽然始于“语言文字之罪”,处理结果却画风突变。 P215

基于上述情形,学界一般将此案看成皇帝打击鄂尔泰党人的由头 [360]。 P216

这名乾隆四年的广东状元因母丧丁忧离任,特向皇帝交代未完之事,其中有一件发生在九年前的案子。 P218

伤重至内损吐血以上,各验其伤;加凡斗伤二等,因而致死者,绞监候;若以威力主使他人,殴打而致死伤者,并以主使之人为首。 P219

之所以迟迟未奏,庄有恭说,六年来,三万两白银只交了一万六千两,罚金未完,不能定案,等交齐了再上奏不迟。 P220

然而,这次的有用信息不多。 P221

赵酉叫他自己看着办,朱呥答应交五千两,被拒,再酌增至两万两获准。 P222

一个要钱,一个要命,一个要赈灾,一个要脱罪,双方一拍即合。 P223

若朱呥以煮赈为名,赎缳首重罪,则江省众绅士岂皆有罪耶?且称该县有借动之项现不无亏缺,此又何谓耶? [372]皇帝认为朱呥以煮赈为名赎死罪的处理方式不合情理,怀疑借此名义拿钱弥补县里的财政亏空。 P224

作为既是心腹,又是情报的重要提供者,竟没有将活跃在眼皮子底下的“悖谬”之事及时上报,不仅会被认为失察,还会有损于作为“心腹”的信任,他见庄有恭自行上报此事,便慌忙借皇帝询问之机辩解。 P225

不是自己不报,而是以为他人会报,这一“心理活动”是真是假,外人没办法验证。 P226

与朱呥案一样,这些人都不是自愿主动申请交钱,庄有恭派人去问“你们都是发谴(流放)重罪,还是愿捐赎问罪” [378]?犯人自然选择交钱了事。 P227

仅就罚赎言之,庄有恭等人并无错,而多罚银子,与贪腐无异。 P228

看起来,彭家屏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P229

可是在收到调查结果之前,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七,夏邑百姓张钦就已经告到御前了:“地方官所办不实,有以多报少之弊” [383],支持了彭家屏的控告。 P230

在皇帝看来,段昌绪等人就是本朝叛逆。 P231

尽管皇帝强调段昌绪案“关于人心风俗者甚大”,但方观承等人面临的并非段昌绪一案,刘元德拦圣驾告状是一案,彭家屏疑案也是一案。 P232

二人想通过拦截皇帝车队,当面再请,亦想博一番美名,同时捞一些赈粮。 P233

皇帝反对,并非因为证据有瑕疵,相反,他认可了调查,只是认为因“暗中主持”上访而定罪太牵强,毕竟“邀誉乡里,亦人情所必有”,这会给那些“阴怀诽谤本朝”之徒落下口实,“反得借口民隐无由上达”[390]。 P234

皇帝自然不会怀疑彭家屏口供的真实性,转而申斥方观承等人办事“甚属草率”,还对刘慥查办过程吹毛求疵,“不知刘慥前往时系出己意,抑方观承、图尔炳阿令伊前往,是否搜出悖逆书籍?”疑其擅自行事,又责其未先查书籍,而查别的,“若未经搜出,而遽先查什物、衣装,则全不知轻重,办理殊谬” [393],程序可疑,便再派步军统领副都统三泰前往会同调查,将彭家屏家人“严行审讯”。 P235

值得一提的是,烧书均发生在彭家屏被传唤之后,乃彭传笏主动烧毁,彭家屏并不知情,否则就不会主动告诉乾隆帝家藏禁书,其之所以在并未问及禁书的情况下不打自招,用皇帝的话说,是“以朕已查获家中书籍,难以狡饰,是以俱实供认,尚冀稍减万一” [396],想以自首请皇帝开恩。 P236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皇帝因私藏禁书定罪彭氏,但该案始终没见到书本,即便家中查得《大彭统记》,亦只能从书名的角度骂其“甚为狂妄”[397],然而它并非禁书。 P237

乾隆元年,皇帝暗示李卫保举彭家屏为按察使,三年后,皇帝派遣彭家屏前去湖南担任湖南按察使,审理衡永郴道员、行贿官员许登瀛。 P238

恰在彭家屏三个任期已满的江西布政使任上,乾隆十五年,按例应该提为巡抚,彭家屏却意外地被调至云南任布政使。 P239

彭家屏最终被赐自尽,皇帝在两份上谕里找出了必杀他的理由:彭家屏“性情阴鸷,恩怨分明”,“服官已久,小有干具”又“乖张自用”[400],对皇恩“毫不知感”“灭绝天良”,在乡下,“拥有厚资,田连阡陌,而为富不仁,凌虐细民,乡里侧目”,对待皇帝的名字,竟然一点不避讳,“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容”,加之藏有逆书,彭家屏不得不杀,“以为人臣之负恩狂悖者戒”。 P240

乾隆八年(1743年),澳门是“民夷”杂居之地(夷者,指葡萄牙人),“民夷”交往日繁,争讼渐起。 P242

“民夷”杂处百年,遇争讼事,何以竟无按本国律法行使先例?两广总督策楞解释称:唯民夷交涉事件罪在番人者,地方官每因其系属教斗,不肯交人出澳,事难题达,类皆不禀不详,即或通报上司,亦必移易情节,改重作轻,如斗杀作为过失,冀幸外结省事,以致历查案卷,从无澳夷杀死民人抵偿之案。 P243

当然,多数情况下也仍是请讼师撰写状纸,让其他亲人出面对簿公堂。 P244

“好处”被男人盯上了。 P245

德沛称,妇女极有可能被男子利用了,淮安府各地一旦有事,就怂恿妇女出头,“以恃刑所不可即加”,倚靠妇女违法而享有的宽松刑罚铤而走险。 P246

养在深闺,不抛头露面,仍是妇道。 P247

大批“难夷”往北涌向中国的云南、广西边境。 P248

乾隆称赞“办理颇妥”。 P249

各类非难民人士自由出入边境,杨锡绂难以把守关隘。 P250

除非边民能够识字,否则士兵凭口音以及服装的差异来判断,闯关者很容易弄虚作假。 P251

男子提请离婚的条件,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七出”,即女方“无子、淫逸、不事舅姑、多言、盗窃、妒忌、恶疾”。 P252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如果丈夫一方出轨,女子可否提请离婚呢?《大清律例》没有考虑到这点,所有事关婚姻的条文,俱是惩罚女性的视角。 P253

出轨的女方受到的最大伤害,更可能发生在报官之前。 P254

很明显,立法者是鼓励丈夫捉奸的,更鼓励当场杀死“奸妇”。 P255

或妻不安其室,忍弃前夫,而再适者有之。 P256

他当年从广东布政使任上调入山西省,向皇帝例行报告当地的风俗、民情,山西男子的婚姻观就是报告内容之一。 P257

保德州:婚娶论财。 P258

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P259

乾隆帝接报后折中处理,先骂了一通士子不知廉耻,后为搜查作辩护,最终要求考试主管部门礼部制定一套既能照顾读书人的面子,又能防止作弊的搜检办法。 P260

《大清律例》规定,“所属官被本管上司非礼凌虐,亦听开具凌虐实迹,实封径自奏陈”,一旦受欺负,允许举报上级。 P261

嘉庆帝更加重了不利,他规定如果被审后被判诬告者罪加一等,道光帝规定诬告者杖一百、枷号一个月。 P262

又比如嘉庆二十二年,山西阳曲县原知县刘经京控陕西省违背承诺不发给垫办军需银两,后者派去审理的官员竟“不为公断”。 P263

这说明乾隆帝可以轻轻松松地完成每年“挣它个一百万两白银”的小目标。 P264

关税和盐业,这两部分钱,就是 8000万两以上的大多数。 P265

孝敬钱自不必说,属于盐商自愿付出的政治交易。 P266

皇帝有钱了,也会向盐商放贷,生息发财,利率 6.66%(一说是12%)。 P267

比如在各地开设当铺,征召商人经营皮毛、玉石、食盐等生意并抽取利润,参与放贷生意,坐收利息,变卖人参等。 P268

为何要把钱往这方面投?因为有实实在在的好处。 P269

皇室买衣服花费不多,并非因为帝、后节俭不爱换衣服,而是买衣服的钱由户部提前拨给江南织造了。 P270

终乾隆朝六十年,仅乾隆帝花在北京寺庙修建费上的钱,就超过 1000万两,热河的寺庙支出在 500万两左右,这还不包括供养佛事人员的长期费用,比如请喇嘛赴京诵经费、寺庙举行礼仪的各种物件置办费,如香油、蜡烛、铜料等,还有喇嘛本身的吃穿用度,这些多是乾隆帝自掏腰包。 P271

这一决定达赖与班禅人选的仪式,乾隆帝将其设在雍和宫。 P272

他又请画师创作佛装像,画中,皇帝位居中央,蒙、藏两地的宗教领袖环绕周围,以此暗示自己是“人间佛祖”。 P273

叛乱最严重时蔓延至十五个省,年仅二十岁的康熙帝面临“祖宗基业”可能被毁掉的巨大压力。 P275

朝廷惊讶地发现,吴三桂的反叛激活了各地的反清势力。 P276

在地方,对于那些“变节”的官员,清廷也抓大放小,并赦免一些剪辫民众。 P277

这块试金石就是三藩之乱。 P278

面对训练精良的叛军,康熙帝只有依赖多尔衮等人留下的满八旗与绿营(汉八旗)士兵。 P279

满洲士兵多是北人,在多山、崎岖的南方很难发挥其骑射优势。 P280

诗云“暗室难换算”,他仍在计算生机,“缧绁泣孤臣”,他暗讽新朝弃旧人,“余生料无几,辜负九重仁”,他似乎在思念陪伴了几十年的乾隆帝。 P281

态度简直可以说好极了。 P282

乾隆四十八年,闽浙总督陈辉祖也受到同样待遇,他没有遭重刑,只因皇帝说他“不过无耻贪利”而已。 P283

他的“悔过”只能留在绝命诗里。 P284

清制,徒罪以上的案件,需经五道审理、核查,先要州县初审,而后往上递转,经府、道、省、刑部到皇帝处终审。 P285

雍正帝曾批评说,这些“精心锻炼”严重违背“欲必得其情”的本意,根本目的在于免去不必要的行政麻烦特别是三法司的驳回,只求尽早结案。 P286

审案数成为进身之阶,弊端显而易见。 P287

内城全是旗人居住,分官房与民房,尽皆国有。 P289

清代北京,内城最繁华的地方要数东四牌楼、隆福寺街等东边的区域,这些地段房价明显高于其他区域。 P290

比如另辟官地盖官房,低价售卖、出租,又将京城贪官的罚没财产充实官房库存。 P291

他是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较他跟随清兵入京之时,官职上升了一级多,但实权却重了不止一级。 P292

洪承畴将追随他一路南下的身边人一一封官。 P293

顺治九年,李定国经过衡州时,陶汝鼐、郭都贤曾与之相见。 P294

他的大半生活在明朝。 P295

这在《长沙府志》(乾隆十二年修)中可以看出。 P296

由此观之,乾隆四十一年的“贴标签”行为,并未对后来的长沙官方文献中洪承畴的形象造成影响。 P297

见《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49 页。 P298

[14]《清高宗实录》,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癸酉日条。 P299

[29]《清高宗实录》,卷七十八,乾隆三年十月庚辰日条。 P300

[41]讷亲:《题为会议闽省福安县知县萧荃续完任内渔税等项银两开复降级处分事》,乾隆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清宫档案。 P301

[54]王士任:《奏为陈明革审漳州府知府王德纯于何承玉冒考武童之案受贿轨法一案原委事》,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宫档案。 P302

[66]李祖年:《文登县志》,成文出版社,1922年,第 883页。 P303

[78]《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三十八,乾隆六年三月癸酉日条。 P304

[90]萨哈谅:《奏为奉旨补援山西布政使谢恩事》,乾隆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清宫档案。 P305

[103]高斌:《奏为遵议今年湖河为患缘由及应如何办理事》,乾隆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宫档案。 P306

[113](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86、287页。 P307

[124] 策楞等:《奏闻英国被风哨船飘至澳门已令移泊四沙折》,乾隆八年七月初二,清宫档案。 P308

[135]哈达哈:《奏明二场搜出怀挟事》,乾隆九年八月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P309

[147] 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五,《科目》,第 84-87页。 P310

[161](法)杜赫德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4》第324 页。 P311

[171](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4》,第 322页。 P312

[180] 中山市档案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福建巡抚周学健奏报拿获传教士白多禄等审讯并请严禁澳门西洋人潜入内地折》,《香山明清档案辑录·宗教》,第 605页。 P313

[189]吴旻、韩琦编:《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77页。 P314

[198] 《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十,乾隆十三年三月乙酉日条。 P315

[208]《爱必达奏查明万泉民户盐户以丁摊地粮互控及未结缘由折》,乾隆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304页。 P316

[217]《讷亲等奏遵旨审明万泉县民聚众抗粮缘由分别定拟折》,乾隆十二年五月初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320页。 P317

[228]《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九十,乾隆十二年五月己亥日条。 P318

[245] 《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七十四,乾隆十五年十月丁丑日条。 P319

[260]《和其衷奏请密谕两江督臣严究逆稿来历折》,乾隆十六年八月十七日,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文字狱档》,第 703-704页。 P320

[271]《开泰奏审讯提塘吴士周等情形折》,乾隆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文字狱档》,第 699页。 P321

[282]《伪稿首犯杳无下落思之良为愧懑谕》,乾隆十七年十月十九日,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文字狱档》,第 900页。 P322

[294]《胡南山被拿获并审讯情形》,乾隆十七年四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 164页。 P323

[306] 《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二十四,乾隆十七年十月壬寅日条。 P324

[318] 《永常等奏僧正修供认吴成云等姓名俱系捏造》,乾隆十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 194-195页。 P325

[330] 详细考证参见赖惠敏《论乾隆朝初期的满党与汉党》,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 P326

[344] 《胡中藻等俟拿解到京交大学士等审拟谕》,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文字狱档》,第 36页。 P327

[354] 《胡宝瑔奏范廷楷纵容胡中藻折》,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第 52页;《胡宝瑔奏搜查胡中藻家中字迹折》,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第 5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文字狱档》。 P328

[363] 尹继善、爱必达:《为拟速将朱呥等押解来省严审事奏折》,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庄有恭准朱呥捐银赎罪案》,载《历史档案》1990年第 37期。 P329

[371] 《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二十六,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癸亥日条。 P330

[381] 《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二,乾隆二十二年二月辛未日条。 P331

[391] 同上。 P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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