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危机 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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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这一梦想破碎,不仅是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主要也是捉摸不定的环境形势多变使然。 P7

17个(欧元)国家在自我授权的欧洲理事会的框架内实施行政联邦主义,这俨然成为后民主时代的执政模式。 P8

欧洲货币联盟国家眼下计划在重要政策领域的决策上加强协调一致,这需要扩展合法性基础。 P9

制定国际法的目标早就不单是针对发展欧洲联盟之初的安定和平这一初衷了。 P10

60年前通过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一段涉及基本权利,该段落的第一条第一句又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P14

与此相反,作为法律概念,人的尊严观念既未曾出现在18世纪经典的人权宣言中,也没有出现在19世纪的法典中。 P15

与这一观点恰恰相反,我想要提出的命题是:这两个观念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概念上的密切关联,即使这种关联起初只是隐性的。 P16

立法者和法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通常会得到不同的结果,现今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对有伦理争议性事实情况的规定,例如安乐死、堕胎或者对遗传基因进行优生学控制。 P17

例如,鉴于各种主动招徕客户的新型营销技术会造成不可预知的风险,法官们引入个人信息的自我决定权,此时他们援引的就是对人的尊严的保护。 P18

[15]没过几年,《世界人权宣言》已经在第22条中要求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使每个人都能够在“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条件下生活。 P19

这一发展也解释了这个概念在司法裁决中所确立的重要意义。 P20

那些创始人也非常清楚,人权尽管可以纯粹经由道德得到确立,但还是必须进行民主的“解释”,并在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框架内得到细化和实施。 P21

在这一联系过程中,人的尊严这个书面语中存在的观念自身发生了转变,而那些日常口语中关于社会尊严的想法在这里显然也起到了作用,它们在欧洲中世纪的等级社会以及近代早期的职业等级社会中分别与某种特殊身份联系在一起。 P22

法律允许一切没有明文禁止的东西。 P23

[23]从理性道德到理性法律的转变要求转换视角,从尊重珍视对方自主权的对称交叉视角,转换到由对方认可尊重本人相应自主权的要求。 P24

作为现代法律概念,人的尊严与公民在自我创建的政治秩序中所具有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P25

目前还缺少人的尊严这个概念在系谱中的两个关键步骤。 P26

而今,自由在于个人理性地自我立法的能力。 P27

这里作一个更多是说明性而非有确凿历史依据的提示。 P28

[35]这一矛盾只能在民主立宪的世界社会(它也因此无需自身具备国家的特质)中方才得到理性消除。 P29

完全撇开基本权利在南美和其他某些拿民主装门面的国家[38]中纯粹的象征性力量不谈,联合国的人权政治表现出矛盾性,一方面人权话语在扩展,另一方面它又被滥用成为常见的权力政治的合法化手段。 P30

[40]随着人权在成文法中的确立,人权观念和人权现实间的张力侵入现实本身,令我们如今面临挑战,既要以现实主义思考和行动,又不能背离乌托邦的动力。 P31

[43]极简主义忘记了,各国内部依旧存在的普遍人权和特殊公民权之间的张力是其国际动力的规范性原因。 P32

”[5] BVerfG, 1 BvR 357/05 vom 15.Februar 2006, Abs.124.本裁决参见Jochen von Bernstorff, ”Pflichtenkollision und Menschenwürdegarantie.Zum Vorrang staatlicher Achtungspflichten im Normbereich von Art.1 GG“, in: Der Staat47/2008, S.21—40。 P33

”[16] “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其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 P35

参见Jeffrey Flynn, “Habermas on Human Rights: Law, Morality,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 in: Social Theory and Praxis29/2003, pp.431—457。 P36

……法律权利,当其成为整体要求合法性的成文法律秩序的一部分之时”(”Menschenrechte zwischen Moral und Recht“, a.a.O., S.66)。 P37

有标价的东西,也可以用等价物品来替代它;而超越所有标价之上的东西,无法以等价物品替代的,这便是尊严(Ebd., S.68)。 P38

依赖于身份的人的尊严概念正是做到了这一点。 P39

在这一关联下,我必须消除在《元哲学》(Metaphilosophy )杂志特刊引言“Symposium on Human Rights: Origins, Violations, and Rectifications”(Bd.40/Nr.1, 2009, p.2)以及安德里亚斯·弗莱斯达尔(Andreas Fllesdal)的文章(“Universal Human Rights as A Shared Political Identity.Necessary? Sufficient? Impossible?”, ebd., pp.78—91, p.85 ff.)中的一个严重误解。 P40

施米特指责人权是一种歧视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合法手段的意识形态,他认为威尔逊政策的和平理想带来的后果是,“区分正义和非正义战争”导致“更深、更尖锐、更完全地区分了敌友”(Die Wendung zum diskriminierenden Kriegsbegriff , a.a.O., S.50),在自然形成的国际关系中,对敌人道德化是掩盖自身利益的致命方法,因为攻击者躲在看似透明的围墙后面——它自称理性,因为人道地消除了战争。 P41

其中写道:“如果强调这些权利的政治法律功能是合法干涉政治的理由,这在总体上是容易误导的,因为这会意味着本末倒置。 P42

下面我想从国际法的宪政化[2]这个视角展开一个新的、有说服力的叙述,根据康德的观点,国际法的宪政化大大超越现状(status quo )而指向未来世界主义的法律状况。 P44

很显然,当前的危机在短时间内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P45

可是,始于2008年且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把这种国家借债的机制也阻塞了。 P46

鉴于欧洲问题的重要性,政客们应该毫无条件、开诚布公地将这些问题摆出来,主动向民众解释关于短期成本与实际效益的关系,让他们弄清欧洲工程的历史意义。 P47

法律与政治的“联合”同国家本身一样古老。 P48

但是随着18世纪的宪政革命,它被瓦解了,准确地说是在国家内部被瓦解了。 P49

我们只要在这一维度里谈论成就——正如康德当年谈论法国革命的影响一样[16]——那么“合法性(Legalit?t)[17]的进步”始终都是以下事物的副产品:阶级斗争、帝国主义的掠夺、殖民主义的残暴、世界大战和反人类罪行、后殖民主义的破坏以及文化断根。 P50

二、欧洲联盟面临选择:跨国家民主制还是后民主的行政联邦制长久以来,纵横交错的众多超国家组织一直引发这样的担心:在民族国家里获得保障的基本权利与民主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可能遭到破坏,民主主权会被在世界范围已独立自主的行政权剥夺。 P51

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创新:成员国保留其暴力垄断地位,但服从超国家法律,哪怕有值得考虑的保留条件(见“第一项创新:超国家法律优先于暴力垄断者的国家法律”);成员国在特定意义下与联盟的全体公民分享其“主权”(见“第二项创新:欧盟公民和欧洲各国人民分享制度权”)。 P52

公民若要合作起来影响其社会的生存条件,则要求国家有相应的行动空间,以便通过政治创造生活条件。 P53

这么说来,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大系统要比小系统更民主,因为它掌控特定任务——比如国防和环境污染问题——的能力更大些。 P54

[26]从这个视角来看,人民主权的思想是在国家的对外主权中实现的:在国家行使对外主权的行动中,公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视为一个政治集体中共同行动的成员。 P55

[28]仅领土面积增加,也就是说共同体成员国的数量增加,其复杂性就会发生改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必然发生质的改变。 P56

在我们认清欧盟的决策还缺少哪些合法性之前,我们必须先看看欧盟凭借《里斯本条约》已经达到了怎样的民主质量。 P57

只有共同体要素(第一个要素)直接具有法律的特性,因为公民社会只有在法律的形式里才能建立;满足民主的合法化的条件的政治共同体只可能以平级构成的、由法律同伴(Rechtsgenossen)联合起来的共同体形式存在。 P58

在国家层面就已经存在专断权力顺服法律的文明化元素,法律则是由被统治者合法地(或者以其名义)制定的。 P59

我认为本文提到的两个创新是国家暴力核心进行法制文明化的重要步骤。 P60

他们认为,在解释欧盟条约时,成员国的国家法院可以被视为合法的守护者,守护本国宪法的民主—法治核心。 P61

目前欧洲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欧洲大陆的各国人民试图通过新的建构重新赢得一定的政治行动空间,以应对国际社会的政治大国及系统性压力。 P62

《里斯本条约》赋予了欧洲理事会及部长理事会显赫的地位,这反映了那些作为欧洲统一倡议者和推动力量的成员国的历史地位。 P63

1787年9月至1788年8月间,在美洲,很多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45]的书信、文章和演说等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如果想在欧洲寻找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东西,就会发现,在欧洲受过教育的外行和知识分子之间几乎没有过积极公开的辩论。 P64

联合国在21世纪初就被视为193个民族国家的联合。 P65

[54]尽管2004年的欧洲宪法失败,但从目前生效的《里斯本条约》仍会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公民和国家之间“分享”主权[55],因为议会(尽管以有限的方式)被纳入修改宪法条约的过程中,并且在“普通立法程序”里作为平级机构与欧盟理事会并立。 P66

这种不幸的二选一又将为确定谁拥有最终决定权做出预先判定。 P67

人民的主权,即“来自人民”的“权力”在每个民主宪政的共同体内从一开始就分成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三条交往流。 P68

虽然制宪主体在作为(未来)成员国成员的角色中已准备好将自己已立宪的国家的主权的一部分让渡给新的共同体,但是他们这么做有所保留,这个保留远远不仅限于原本就很常见的保证,即将联邦共同体划分成联邦州。 P69

当然,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根据民族国家以外对统治进行民主的法律化的标尺,偏离让人熟知的合法化模式是否真的就暴露了一个缺陷?我的看法是,当两个立宪主体——联盟公民和欧洲各国人民——某个时候在所有立法功能中能坚持不渝成为平等的伙伴,那么以上所述的偏离就不一定意味着合法化受损。 P70

[65]正是为了获得短缺担保,欧洲各国人民仅仅要和欧盟公民分享制宪的权力,而不是完全献身于欧盟公民的角色,否则连修改宪法的权限也会全部落在欧盟公民头上。 P71

在欧洲理事会的政治权力与它的决议缺乏法律效力之间存在特殊的矛盾。 P72

政治实践似乎是社会利益状况、非正式权力格局和系统功能需求领域中的因变量,但事实并非如此。 P73

尽管如此,在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着循环的、相互促进或阻碍的互动作用,即一方面是政治过程和宪法规范,另一方面是共享的政治—文化态度和信念的网络。 P74

国家公民团结若要扩展到超国家层面,则取决于一些学习过程,就像目前的危机让人们产生的希望那样,这些学习过程在认识经济和政治必要性中受到激励。 P75

在主权国家,超越大空间和复杂情况的共享的生活世界具有流动的视野,这一视野一直都必须通过大众媒体来形成,必须通过公民社会的交往关系用各种思想的抽象循环来填充。 P76

在金融市场的压力下,通行这样的看法:在引入欧元时,宪法工程的关键的经济前提被忽视了。 P77

因为,长远看来,各国行动空间会越来越狭窄,国家当权者出面的重要性越变越小。 P78

[78]在这种形势下,欧洲国家尝试着通过建立超国家共同体重新赢得部分政治调控能力,这就不仅仅是一个自我主张的问题。 P79

类似的全球性调控需求同样产生在生态不平衡领域以及大型技术的风险领域中。 P80

[79]如果我们现在认为,民族国家行为体一直主要专注于政治行为能力,却无力应对具备不同功能的世界社会中的调控需求,那么就会发现一方面在全球层面,另一方面在跨国际层面明显有亟须进行的任务。 P81

下面我将简要描述这个世界社会。 P82

全体大会由公民和国家的代表组成,这样就确保能兼顾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两方关于公正的视角,并且确保让这两个具有竞争关系的视角之间获得平衡。 P83

这样,世界组织的结构和建立能够让它实现其有限却根本的维护秩序的功能,具体说来有:(1) 在全球同等和有效地贯彻禁止使用武力原则,防御性地确保国际和平;(2) 建设性保障崩溃国家的内部秩序;(3) 监督世界各国人权政策实施的情况,积极保护人民免受犯罪政府的迫害,为此,(4)实施的人道主义干预还包括有义务可持续地建设功能性基础设施。 P84

成员国开始不再将自己视为主权国,而是国际共同体中团结的成员,随着成员国这样的意识转变,政治统治的文明化将在更高阶段继续下去。 P85

因此世界议会的选举就成为唯一的具有完全包涵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一类特定的议题必定缺席,即有关自我划界和自我主张的议题。 P86

对任意一人的不公正、对任何一人的伤害都会刺激着我们敏感的道德神经,激起我们道德的怒火或者促使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P87

这些不言而喻的规范允许每个世界公民对世界组织机构的工作做出道德传递的判断,因为世界组织的机构必须根据相应的、经司法微调而精确化的标准对自己的决策进行解释。 P88

让联合国从世界内政中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关乎分配的问题中解放出来也有不利的一面。 P89

因为,我们所建议的模式的关键是,在国家以及国家联盟之外的政治程序被分成两个不同的政治领域,并且分别具有相应的合法化特征。 P90

不过这个缺口可以从这样的历史事实中得到解释:“一致的生活水平”是要求很高的条件,该条件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实现。 P91

世界议会由国家和公民组成,它会考虑到关乎公平的时间因素。 P92

马蒂·莫斯肯尼米(Martti Koskenniemi)在他的德语文章中对国际法的历史做了出色的分析,从这个分析也可了解国际法的宪政化这个思想在德国法学中的突出地位。 P93

[6] 参见本书附录《一部支持抑或反对欧洲的公约?》。 P94

[11] Heinrich Meier, Die Lehre Carl Schmitts, Stuttgart: J.B.Metzler 2004.[12] Carl Schmitt,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Berlin: Dunker & Humblot 1969(1932).[13] 在这个方面,施米特进行了持续终生的论战,反对用国际法惩罚侵略战争。 P95

[17] 此处中文“合法性”(Legalit?t)与后文的“合法性”(Legitimit?t)意义不同。 P96

[22] 关于其中原因参见Christoph M?llers, Die drei Gewalten.Legitimation der Gewaltengliederung in Verfassungsstaat, Europ?ischer Integration und Internationalisierung, Weilerswist: Velbrück Wissenschaft 2008, S.158 ff。 P97

[27] 卡尔·施米特以尖锐的方式解释了全民公决的领袖民主制(Führerdemokratie),表达了与此相反的观点:为了生存,国民特别是在战争中会通过集体的自我主张来赞同虽然不保障其民主参与但保障其公决表态的宪法(Verfassungslehre,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83, §17)。 P98

In: Oliver Eberl(Hg.), Transnationalisierung der Volks-souver?nit?t, a.a.O., S.251—270.原文为:“小空间并非一个以能直接辨别出来的方式决定国家恰当规模的历史事实,而是一种历史上不断变化的状态,符合实时的‘空间—时间—浓缩’规律”(S.265)。 P99

政治的公共领域以一种在社会范围内循环的关于国家组织的法律语言与社会的其他所有功能系统进行交流。 P100

[41]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Sanftes Monster Brüssel oder Die Entmündigung Europas, Berlin: Suhrkamp 2011.[42] 关于国家议会作为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t)的守护者这样一个值得欢迎的角色,参见Calliess, Die neue Europ?ische Union, a.a.O., S.182ff。 P101

[47] 理查德·穆熙(Richard Münch)很好地概括了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展开的关于欧洲的讨论:Die Konstruktion der Europ?ischen Gesellschaft.Zur Dialektik von transnationaler Integration und nationaler Desintegratio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8, S.186—340。 P102

[53] Christoph Sch?nberger, ”Die Europ?ische Union als Bund“, in: Archiv des ?ffentlichen Rechts129/2004, S.81—120.[54] 顺从欧洲公民们和各个国家共同塑造未来的意愿,本宪法建立一个欧洲联盟,成员国授予联盟权能以实现其共同目标。 P103

这意味着,康德指的是国家法的人民的自由,而不是国际法的国家的自由。 P104

[63] 将欧洲宪法的发展与美国宪法的发展对比会引起误解,但是针对这一对比可以断定,美国宪法对修宪的规定(与欧洲条约的规定不同)确定了让美国逐渐发展成为联邦制国家的发展方向。 P105

[77] 关于迟到的政治化参见Pieter de Wilde/Michael Zürn: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 Can the politicization of European intergration be reversed?“(未发表手稿,2011年)。 P107

(in: Frankfurt Allgemeine Zeitung , S.29)[79] Michael Zürn, “Global Governance as Multi-level Governance”, in: Henrik Enderlein/Sonja W?lti/Michael Zürn(Hg.), Handbook on Multi-Level Governanc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0, pp.80—99.[80] Jürgen Habermas, ”Konstituionalisierung des V?lkerrechts und die Legitimiationsprobleme einer verfa?ten Weltgesellschaft“, in: ders., Philosophische Text, Bd.4, Politische Theorie, a.a.O.(2008), S.402—424.[81] 依据汉斯·凯尔森的中央集权的国际法构想,我的出发点是一个统一的(当然本质是非常复杂的)全球法制秩序。 P108

[85] 指维护和平与保障人权。 P109

[电子书分 享微 信getvip365]《时代》周报文章是我对2010年5月7日至8日连夜召开的历史性会议的反应之作,那时安格拉·默克尔已经感受到金融市场的威力。 P111

联邦政府告别了经济政策上对自动“机制”可靠效果的信心,逐渐将路线调整到政治化了的政府间主义——在幕后起作用的欧元俱乐部大佬们之间。 P112

《时代》周报:您刚刚在耶鲁大学举办过讲座。 P113

随着里根、撒切尔的上台和冷战影响力的减弱,社会福利国家纲领时代结束。 P114

《时代》周报:国家官僚机构就是不擅经营之道。 P115

因此,我在1973年谈到过资本主义“内部”的合法化问题。 P116

哈贝马斯:多年以来积累的大量经验性证据表明,这个预言是错误的。 P117

那些经济界的高层管理者——不仅是他们——诱使我们轻易相信了精英们在公开讨论会上的闲扯,他们一本正经地以楷模自居,在思想上看低社会上其余的人,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就好像他们再也分辨不清功能性精英和沽名钓誉的等级社会精英。 P118

老布什提出过新世界秩序的纲领,他看起来也打算动用长期遭到阻挠——而且被贬低!——的联合国。 P119

但是,即便联合国宪章可以发展成为某种国际社会的宪法,在这一框架下仍然还缺少一个论坛,可以将各个世界强国武装过的权力政治转化为制度化的谈判,商讨世界经济、气候和环境政策、各方争夺的能源资源的分配、饮用水储备不足以及其他需要调控的问题。 P120

当然,已经算是某种全球税收政策的交易所营业税还只是偶尔有人提起。 P121

不过,它对外充分保留了这一本质——尽管国际组织的交织日益紧密,尽管国际法的约束力日渐增加。 P122

该过程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宪法革命以及20世纪的福利国家立法之后得以继续。 P123

它在开展所有柔性外交的时候都忘记了老的联邦德国从历史中汲取的教训,联邦政府在自1989—1990年以来拓展了的外交行动空间中如鱼得水,倒退回了国与国之间权力角逐的熟悉模式中,而国家早就已经萎缩成了小王国的规格了。 P124

整个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身处困境,因为它们在所投入力量缩减的情况下不得不玩“零和游戏”。 P125

如今,随着“单边主义”冒险的失败,新自由主义的自我毁灭,例外意识的滥用,美国已经陷入了深度的不安之中。 P126

在莫斯科红场,安格拉·默克尔站在普京旁边,她的在场也重申了“新”德国精神:战后德国的世世代代没有忘记,他们也是被俄罗斯军队——被这些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所解放的。 P127

那些效果全无的意向声明,将希腊视为了个案,阻碍了共同的预防行动。 P128

如今,不再有人可以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建立“欧洲经济政府”的要求视为非理性而从台面上抹去,根据稳定公约的规定执行“符合规则的”经济政策和“自律的”财政的模式设想无法胜任快速变化的政治形势。 P129

并非是这些提议不理性。 P130

对德国人的不信任基于历史原因,这不是仅靠德国人对欧洲和平联合表现出明显兴趣就能打消的。 P131

这个在道德上被战胜、需要自我批评的民族曾如此不安地随时准备快速适应后国家时代的形势,而今这种心态已经消失殆尽。 P132

专家的要求摆到了台上,有种种解决方案提交讨论,包括提高银行自有资本,提高对冲基金交易的透明度,改善对交易所和信用评级机构的控制,禁止富有想象力、但却危害国民经济的投机工具,征收金融交易税和银行税,把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离,预防性地分割“太大以至于无法破产”的复杂银行体,等等。 P133

他们可是最清楚地知道,民意调查得出的公众舆论和国家公民协商形成的民主意愿结果不是一回事。 P134

与巴符州彼处长期自下而上争取到的心态转变相对的,是此处由金融市场短期迫使的各国政府合作的一体化推动力。 P135

这两种期待都落了空,金融、债务和欧元危机接踵而来,清楚体现了一个缺少共同经济政策手段的巨型经济区和货币区的错误设计。 P136

但是如果各国政府确实有意协调政策措施,它们必须在本国“获得”必要的合法化。 P137

其他的选择可能性呢?另一种高要求的选择可能性在于欧盟委员会通过“正规立法程序”的民主途径、即经过理事会和议会的批准来完成这些任务。 P138

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新发现民族统一在德国启动了心态的转变,(正如政治学研究结果证实的那样)也触及了德国外交政策的自我理解和取向,朝向更强的自我中心主义转变。 P139

现在的一揽子计划也是由德国这个经济政策优等生以如此低的敏感度捆绑好的,以至于它的邻国在恰当场合下不再指着“布鲁塞尔”,而是指着他们不愿意被套上的“德国”政策模式。 P140

这些政治家就好像学会了系统论的洞察力一样,他们肆无忌惮地遵从权力实用论的机会主义剧本,而这种权力实用论受到民意调查的导向,挣脱了一切规范性约束。 P141

对政治—媒体阶级的厌烦媒体并非没有参与政治那可悲的形象转变。 P142

但抬头去仰视那些政治精英和媒体也许根本就是错误的,目前缺少的动机也许只有从下面、从公民社会本身方可产生。 P143

以前,历届联邦政府出于可以理解的视角整合自己的政策:阿登纳固守与西方的联系;勃兰特立足于东方政策和第三世界;施密特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局限了小欧洲的命运;赫尔穆特·科尔希望将国家统一纳入欧洲联合的进程中。 P144

——译者注[3] 于尔根·吕特格尔斯(基督教民主联盟)曾担任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该州工业密集,工人队伍壮大,长期是社会民主党的重要势力范围。 P145

《欧元决定欧洲联盟的命运》一文以《我们需要欧洲!新的顽固:共同的未来对我们已经变得无所谓了吗?》为题发表在2010年5月20日的《时代》周报(第47页)上。 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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