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国际关系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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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从翻译作品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前进的方向、爱的勇气和生命的力量。 P8

这种编写方式的妙处在于,全球范围内的顶级学者几乎都成了“牛津手册”的作者。 P9

我们将这套书的出版,理解为新一代学人突破学科壁垒的尝试,坚持自我和坚守学术的拼搏与努力。 P10

因此,当翻译团队邀请我为这本译著作序时,想到他们为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不畏艰难、奋力耕耘的精神,我欣然同意。 P11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篇幅最长的一部分,探讨了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九种实体理论: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英国学派、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强调范式间对话优势的折中主义。 P12

本书第五部分探究了上述新兴领域的动态,兼顾国际关系学科的主流方向与分支领域,力图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发展图景予以全方位的展示。 P13

如果说国际关系学科缺乏多样性,那此种批评多半是针对该学科受美国学界主导性的影响。 P14

冷战后和“9·11”后的安全研究已经转而探讨有关民族冲突和恐怖主义问题。 P15

相比之下,更多受西方影响、进行“休克疗法式”改革的苏联地区在转型进程中遇到不少的挫折。 P16

方芳博士和她的团队历经三年的艰辛努力,完成了这一非常有意义但异常困难的翻译任务。 P17

在此,我们谨对几位对本《手册》做出卓越贡献的朋友表示特别的感谢。 P18

安德鲁?·?贝内特,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政府管理学教授。 P19

罗伯特?·?考克斯,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政治学荣休教授。 P20

伊恩?·?赫德,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政治学助理教授。 P21

理查德?·?利特尔,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政治学系国际政治学教授。 P22

乔尔?·?夸克,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法律系、威伯福斯奴隶制与奴隶解放研究所(Wilberforc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lavery and Emancipation)英国研究基金会(RCUK)研究员。 P23

格里?·?辛普森,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国际法教授。 P24

桑德拉?·?惠特沃思,约克大学(多伦多)(York University, Toronto)政治学和妇女研究学教授。 P25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既是一本入门书,又是一本参考书。 P26

我们认为这本《手册》不仅仅是一份调查,而且是一种介入,我们试图以一种特别的视角来审视整个学科。 P27

尽管理论学派差别明显、相互争鸣,但它们的形成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我们应该如何行为”这一问题所推动。 P28

我们的目标在于跨越这一惯常方法以期发出这本《手册》自己的声音。 P29

不过,我们的策略是专注于以国际关系为思想和理论的背景,要求作者们利用其不同的经验知识各抒己见。 P30

后现代主义者基于解构的学术立场,提出无情批判时,并非是为了进行现实阐释(尽管这是他们的部分动机),而是因为这对权力和统治结构构成了某种对抗。 P31

关于这一问题,不同的视角关注的问题领域不同,就采取何种行为达成的结论也不同。 P32

但是,他传递的这一信息从未被误读。 P33

贯穿本《手册》的第二个主题是不同理论和方法论视角之间的动态互动。 P34

本书的编排范围广泛,这反映了我们对相关思想争论的脉络及其发展的判断。 P35

本书关于方法的概念十分宽泛且包容。 P36

一方面,在“国际关系”大旗下的独立学科骤增。 P37

这些争论的若干核心问题包括学术研究的身份定位、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本质以及“科学”与客观性的关系等。 P38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国际关系都是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学科,从某种程度上讲,当前依然如此。 P39

其中一些流派彼此紧密相关,而且大多具有互补性(例如,理性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女性主义与批判理论),而其他流派则通常被认为是彼此对立乃至敌视的(例如,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P40

一方面,我们构建理论以回答问题。 P41

与启发式或演绎式能力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是所有理论流派的共识,也是其引以为傲的标准:女性主义者与新自由制度主义者都无法容忍逻辑上的矛盾和不合逻辑的结论。 P42

最后,理论研究的这一设想既适用于针对“如何”等阐释性问题的理论,也适用于针对“为什么”等解释性问题的理论。 P43

甚至在它们内部,差异也随处可见。 P44

它同样适用于实证性的理论化,如阿罗不可能性定理(Arrow theorem)(1951)指称,所有的国际性投票或决定都无法满足某些民主愿景。 P45

但是,从后面几章看,这种差别也许不能用于区分特定的国际关系理论。 P46

后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流派常被认为不可调和,而其他流派,比如社会学(克拉托奇维尔,本书第二十六章)和心理学(戈尔德吉尔和泰特洛克,本书第二十七章)则可能没有共同语言。 P47

尽管很多国际关系理论常常标榜自身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其背后对假定的选择从来不是客观的,推动理论发展的价值观也不是客观的。 P48

早期的英国学派(科克伦,本书第十六章)和美国的自由主义流派(理查森,本书第十二章)分别强调了秩序和效率都是不可置疑的追求目标,二者同等重要。 P49

如今,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十分重视其分析内部的选择偏差。 P50

人们完全以逻辑替代价值观,这种有误导性的做法更使伦理考量被束之高阁。 P51

安德鲁·基德(本书第二十五章)的说法更加笼统,他认为理性选择以自由主义的规范性价值为前提,包括尊重个体在内,倾向于诸如自由交流和地方分权等具体的实体性成果。 P52

这一分裂严重损害了国际关系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 P53

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解释过的,国际关系一直以来是一种实践性话语,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如何行为”这一问题已经对该学科的学者提供了支持和启迪。 P54

这一点在我们对主要实体理论的审视中已经做得非常系统。 P55

[7]前者指理论试图实现的价值或目标(无论以公开的或隐晦的21方式)。 P56

[8]我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说明我们所选的用于比较的轴线是唯一贴切的、可展现相似性或差异性的维度。 P57

人类个体的福祉在伦理上具有至高地位,而解开个人自由的枷锁也具有优先性。 P58

这两种理论对于国际关系中道德变化的可能性都持怀疑态度。 P59

现实主义者以权力争斗界定政治;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示意过程都生成权力。 P60

那么,这种多样性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吗?谈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有些老套,但进展的观念对于所有的学术研究确实有所启发。 P61

虽然某些问题持续存在,但其他问题正随着国际大事和学术潮流的变化而变化。 P62

上述转变有些萌生于现实中新问题的滋生,有些萌生于不同理论方法的内在逻辑,有些萌生于学术场域的变化,而通常这些转变是以上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P63

批判学派和女性主义已经对“主流”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由来已久的偏见发起了挑战,而阐释性研究和更多历史导向型的研究也对实证主义更为普世性的野心提出了挑战。 P64

研究国际关系实体问题的统计学和形式化的数学方法使用更为广泛,而且设计更为精巧(曼斯菲尔德和佩弗豪斯,本书第二十八章)。 P65

关于变量选择问题的统计学分析使人们特别重视定性研究中的变量选择问题,因而人们对超越单纯的统计学模型的变量选择问题和研究设计的理解更加全面(Signorino 2002)。 P66

例如,归纳研究能够增进我们对世界形势以及我们关切的重要关系的理解,即使这些关系的理论化程度还不高,归纳研究也是非常有用的。 P67

各领域内部的发展往往源于对某理论假定的内部逻辑的思考,或对该假定指向的经验领域的探索。 P6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将国际关系对政治理论的借用重新发扬光大。 P69

虽然这种借鉴难以衡量好坏,针对特定情境所做的设计或许也有“削履”之嫌,但从事实上看,通过借鉴外部进行研究已取得较大成效。 P70

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能够揭示不足,挑战假设,强化论点,并提出新的问题。 P71

它们之间的争辩有时聚集在这两个学派(它们自身内部十分多样化)在认识论或本体论方面能否相互兼容以支持两者间的积极正向的沟通。 P72

国际关系理论就此产生一个悖论:单个领域的进步不会拓展整个学科的发展,至少在针对主题达成统一的、全面的认识方面是如此(Kitcher 1981)。 P73

我们并未忽视真正的差异点,事实上我们使先前未被人们充分承认的差异得到了人们的关注,而且我们也从未淡化这些差异的重要性。 P74

这也不意味着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要(都能)不断地对所有的经验性和规范性问题进行研究。 P75

国家决定是否参战,设置贸易壁垒。 P81

本章对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背后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回顾。 P82

该赌注的核心是这样一种预感,即源于对国家的强调的简约或理论上的简练,将比损失一些因广纳行为体而获得的实证方面的富足更为重要。 P83

生存被认为是追求其他政治目的所必需的初始目标。 P84

国家一旦实施某项政策,该政策就对其所有公民具有约束力。 P85

由于其权威行为体的独特地位以及其代表公民行事的能力,国家就成为比其他行为体更为核心、更加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也因此常常成为国际政治中合适的分析单位。 P86

正如任何系统进程理论一样,国家由此就成为对系统层面进程理论有用的分析单位。 P87

这三种理论依据都对理论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 P88

其目的都是为了指出我们需要更加语境化的国际关系理论。 P89

今天很多学者都在关注国内政治利益和制度,目的是为了确定国家希望从国际政治中获得什么东西并对此做出更具现实性的解释(综述,参见Gourevitch 2002)。 P90

国际政治中最有趣的难题来源于各国不同群体之间以及各国之间的战略互动(Morrow 1999)。 P91

如此,即使我们接受了国家利益很少存在这一批评的有效性,国家中心主义理论可能仍然十分有用。 P92

整体性建构主义理论表现出的局限性与此类似。 P93

虽然有一些跨国行为体,如天主教教堂,自现代国家体系诞生起就已经存在了,但威胁要将主权“逼入绝境”(Vernon 1971)的跨国公司跨国倡议网络(Keck and Sikkink 1998; Smith and Wiest 2005)的崛起让很多人开始对国家中心主义理论的持续效用提出质疑。 P94

[20]近来的研究显示,“主权”一词的含义及其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生变化。 P95

然而,这一理解就毫不掩饰地认可了“如有需要,国家可以重申对私人行为体的控制”这一主张。 P96

更广泛地说,国家对于哪些技术得到了发展、如何使用以及因何目的受到监管等都在施加广泛的影响。 P97

3.1 国家结构如前所述,国家结构限制了跨国关系的可能性和政治。 P98

全球化促使人们重新关注国家结构问题,尤其是国家和社会如何区分的问题。 P99

不过,我们缺少一个完整的对国家结构的分类法,尤其是融入了新制度主义见解的分类法。 P100

[24]这些理论秘而不宣的假定还有:首先,具有领土主权的国家由相邻领土构成;其次,尤其在更接近当代的时期,具有领土主权的国家成为民族国家,其公民具有相对类同的政治权利和责任而且某个徒有虚名的群体并不统治其他有身份的群体。 P101

如今反思历史,更确切地说苏联当时应当称作俄罗斯(内陆性)帝国,自然,它从来也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Dawisha and Parrott 1997; Esherick, Kayali, and van Young 2006)。 P102

3.3 国际等级制国家中心主义理论还假定作为主权实体的所有国家在由国家组成的社会中在形式上是平等的。 P103

此外,在国际社会层面,新的国际托管问题正跻身于国际议事日程之上(Bain 2003; Fearon and Laitin 2004; Krasner 2004; Lake 2007b)。 P104

二战期间被德国以更加等级化的方式统治的国家对于执行“最终解决方案”更加卖力,在大屠杀期间杀害了本国更多的犹太人(Hollander 2006)。 P105

相反,国家中心主义理论家只是试图利用国家的中心角色来解释世界政治的格局和趋势,包括什么时候更加可能或不可能出现暴力,什么时候经济的相互依赖会增加或减少,以及各个社会是否能够以集体方式解决对其共同未来施加的威胁。 P106

虽然国际关系学者们仍然承认这个世界处于形式上的无政府状态,而且各国保留了相当大的权力和特权,但是他们越来越强调国际领域,该领域的结构取决于物质和规范因素,国家与为数众多的其他行为体共享这一舞台,塑造其全球政治态势的不仅有国家,而且还有这些行为体和力量。 P112

首先我们探讨无政府状态这一主题以及约翰·阿格纽(John Agnew)(1994)所说的“领土陷阱”并研究了若干促使国关学者们摆脱这一陷阱的关键力量。 P113

一般来说,治理可以被理解为“集体秩序的维护、集体目标的实现以及寻求秩序和目标所需要的集体管辖过程”(Rosenau 2000, 175)。 P114

尽管如此,我们的立场还是受到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深刻影响,我们认为它提供了一些关键的知识性工具,这些工具能让我们了解过去几十年全球关系所发生的关键变化以及未来可能的变化。 P115

国关学科的无政府状态叙事塑造了二战后的研究议程,该议程专注于在无政府状态使合作可遇不可求的情况下追求利己主义的各国如何追求安全和福祉。 P116

此处不宜重温对这些理论的批评或者建构主义的崛起,但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对这一发展来说十分关键的两个维度。 P117

对很多人来说,如今国际关系这一标签不再是一个便利符号,而是一个妨碍分析的矫揉造作之物。 P118

如此,举例来说,全球公民社会的好处在全球化的南方所受到的质疑往往比北方批判性的国关学者的质疑要大。 P119

然而,一旦安全意味着国家的安全,安全的目标渐渐成为被纳入日渐流行的人类安全概念之中的群体或个人。 P120

既然国际关系学者承认全球政治带有一种社会性,我们就有可能重新使用那些与各种政治命令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但又一度被摒弃的概念。 P121

几十年前对于国际关系的“科学”研究和规范性国际关系分道扬镳,各行其道,二者没多少机会也没多少动机进行杂交(Price 2008; Reus-Smit 2008)。 P122

有关全球治理的研究反映了世界政治研究中的上述变化。 P123

我们认为,这一立场属于一种备受围攻的正统观念,因为只靠国家无法解释重大的国际结果或全球政治的构造。 P124

确切地说,有两种行为体,即国际组织和跨国行为体受到的关注更多,因为它们在因果关系上十分重要,而且对于全球治理来说十分关键。 P125

有关政权的文献对此论述尤其清晰明了。 P126

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1972)引进了跨国政治研究,但这一特定研究议程并未在短期内得以繁荣,只不过使人们更加注意到了世界政治中的跨国公司问题。 P127

另一波文献审视了跨国主义的“暗面”,指出全球公民社会的本质令人存疑,缺少能离开北方主导国家世界观和资金来源的自主性,以及其可问责性和代表性问题等。 P128

人们认为恐怖主义组织是围绕网络建立的,这使各国更难以对它们进行监视、定位和监禁。 P129

2.3 我们如何进行研究?研究什么和研究谁必然促使我们考量如何进行研究。 P130

在此方面,人们对“可能性条件”、什么使某个行动成为可能、什么备选项绝对正确而无须反思或讨论,以及哪些备选项被视为难以想象产生了兴趣(Wight 2006)。 P131

当然,任何略具合法性的国际秩序都将在符合决定该秩序的国际规范的行为中有所反映。 P132

理论发展和方法论创新对该任务来说非常关键,但有时候国关理论家会为了自己而迷恋于理论和方法,结果使手段变成了目的。 P133

人们逐渐达成的共识在于对大的理论综合可能性的排斥。 P134

对很多人来说,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 1981)对揭示权力关系以期对之加以改变的批评理论和承认现实的问题解决理论所做的区分一直是一个临界点。 P135

该研究将常常涉及费解的反事实、复杂的研究设计以及严苛的证据。 P136

它使学者们关注一系列可能受到理论修正和实证分析的可控问题。 P137

相应地,全球治理研究最终关注的是规则的创立、生成、维系和改进,这些规则如何有助于定义集体行动的目标以及这些规则如何控制国际性、跨国性和日益国内化的行动。 P138

但是,要看到全球治理的权力需要看到其多重维度所具有的权力,其中包括强制性权力,即某个行为体对另一个行为体的直接控制;制度性权力,即行为体通过普及制度安排对其他行为体间接实施的控制;结构性权力,即主体能力的结构性构成;以及生产性权力,即主体性的话语生产。 P139

我们不会在范式和方法方面付出无谓的努力,我们需要掌握所有的理论和方法论工具以捕捉全球社会和全球治理复杂而又具有社会性的79本质。 P140

对该问题回答“会”的人设想了一种对这个世界上的国际关系进行解释的方式,人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一束开放性的数据,与行动保持距离的分析人士对这些数据进行观察,这一方法后来被称为新现实主义。 P145

在最好的情况下,历史也只是用来挖掘数据以测试该体系的采石场。 P146

没有受到一神论影响的文明对历史的看法更为自然,认为历史是一个类似于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和生老病死生态循环的循环进程。 P147

宗教和世俗的历史观都是关于变化的,但这些变化只是人类行为的间接后果。 P148

大约在同一个时间,传说中道教的创始人,即中国的老子,则认为转换和变化是自然之根本特征,变化则是阴和阳对立两极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可分割的阴阳就是终极现实或“道”。 P149

3 有目的的变革国际关系研究首先应该专注于影响人类生物性生存的关键问题;然后才是人民生存状况中对正义的追求,后者对于维护他们对于可存续世界秩序的支持非常关键。 P150

其中的无限大(天体物理学)和无限小(粒子物理学)表明古典力学中明显的确定性在这些领域并不适用(Prigogine 1996)。 P151

●进程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熵增和解体趋势可能被自我组织抵消,这意味着未来不会确定不移地复制过去。 P152

在此进程中出现的结构是人类自创之物,不是据称恒定不变的“人性”和“自然秩序”中的内在之物,也不是一个极其广阔的历史进程中的内在之物。 P153

这些情况就再也不能被视为给定物,必须以批判的眼光将它们视为历史产物。 P154

“帝国”跨越形式上主权国家的边界,通过公私领域顺从的精英们从内部控制其行动。 P155

外部主权和内部主权都对被吸纳进“帝国”有所提防。 P156

这一松散的、有弹性的特征是一种优势,使它能够让很多不同的群体围绕某个中心问题而聚集起来。 P157

合法性使权威能够在行动中得到可持续的支持和公众的默许。 P158

然而,“帝国”压倒性的军事力量、经济胁迫的能力以及其通信资源和思想资源等并未能获得人类广泛的支持或默认。 P159

近些年来,该学科拓宽了视野,将从文化到生态在内的新研究领域纳入其中。 P161

此类批评与一种存在时间更长的谴责存在交集,后者声称国际关系仍然坚守着某种殖民主义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对于南方国家的现状的理解是扭曲的,也偏离了其规范性视野。 P162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自诞生之时起就特立独行的叙事由于人们对在现代主权(Hardt and Negri 2000,70,103; Barkawi and Laffey 2002)和现代经济(Mitchell 2002,80—119)形成中,欧洲与其殖民地居民的关系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认识的加深而深受挑战,在某种程度上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1989,89)有关“永恒欧洲”这一迷思的揭示就对此有所预示。 P163

现代殖民主义对于人员、理念、价值观和商品流通的建制负有责任,而我们认为这些建制是当今全球化的内在之物。 P164

知道了这些,我们就可能看到这一阴暗面在近来国际干预主义中的共鸣以及其普世主义的伪装如何掩盖了它们与西方统治的共谋。 P165

他认为亚非国家致力于将这一优先顺序反转(Mazrui 1967, 135)。 P166

阻击了来自三个大陆的外交攻击后,西方国家找到了新的盟友并安心追求自己的议程。 P167

然而,我们认识不到位的地方在于,如今在原殖民世界正在推行的政策比曾经的帝国时期所追求的政策更具有干涉主义色彩。 P168

这两点对于后殖民主义研究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如今在国际关系边缘地带正获得不少认可。 P169

不过,也有迹象表明这一再思考进程可能被压缩,正如民族主义领导人相信二战后的去殖民化也可能被压缩一样。 P170

一直以来,不仅新加坡(人们可能对其有所期待),而且德里和北京(人们可能对它们无所期待)都在援引其权威;许多非洲的博士论文自始至终不离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有关国家利益的论述。 P171

一直以来,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论争主要是一些内部事务,而且它们具有将国际关系与其他观察国际社会的方式相隔离的效果。 P172

即使是现在,仍有人抵制有关国际进程对普通百姓生活影响的研究。 P173

有关他者的知识必须用于更好地了解自我,从而揭101示自我知识的相关性(Todorov 1984;另见Todorov 1995)。 P174

如果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倡议力有不逮,它们还是能够挑战人们的心态,记住犯错误可能具有创造性这一点是有价值的,虽然值得商榷,依附理论的情况同样如此。 P175

我们仍面临一个问题,即学科性国际关系批评者对自身的定位在哪里?致力于变革需要针对主流国际关系领域,因为这里是权力的归宿。 P176

……人们被引导着去寻找包容多种意象的原因汇合点。 P180

随后,不同的文章可能略有差别:有些文章试图证明这些看似不同的理论实际上整合起来可以解释某个问题;另一些文章试图通过解释某一问题证实某个理论,而推翻其他两个理论;少数文章声称这三大理论都不足以解释这一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更多的时候是某一旧理论的改头换面)。 P181

每种研究传统本质上有一套独特的基本原则,包括研究问题的选择和界定,在这种范式框架内所表现的经验观察和因果逻辑。 P182

接下来,我们将首先介绍社会知识的实用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学术进步就是尽可能地扩大对话并拓展创新实验。 P183

但是,实证主义学派有很多不同变体,它们的差异非常大,已经无法在学术进步的指标上达成共识。 P184

这种立场将一般的解释理论一概排除在外。 P185

实用主义可追溯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ierce)、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等学者的著述以及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社会行为符号互动观点。 P186

与此同时,与主观主义者不同,实用主义者关心的是解决社会问题(Bohman 2002)的各种真理主张的后果。 P187

现实世界行为体则努力使其语汇及解读可以匹配它们的规范性承诺及不断遭遇的现实问题。 P188

对一些人来说,在自我与社会进行的辩证交流中,理性和明智的行为者所处的角色不仅使得理性选择理论与实用主义研究之间保持一致,并且弥补了侧重根据制度本身进行分析的弱点(Knight and Johnson 1999)。 P189

实用主义者和他们原则上都拒绝明晰地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Putnam 2002)。 P190

这种范式导向的研究传统简化了社会现象,也因此产生了优秀的研究成果。 P191

”为了克服这些学术交流上的障碍,从观察中获得深刻的洞见并提高观察的精确性,特别是使得研究与现实世界行为者的关切联系在一起,“社会研究的多视角模式”在学术上是有益的(Bohman 2002, 502)。 P192

的确,不同理论范式是依据不同本体论和认识论假定所建构起来的,在这些研究范式之间折中可能会导致认知模糊。 P193

相反,分析折中主义以问题为导向。 P194

分析折中主义旨在认识在目前研究范式构筑的理论框架之外的实证和道德可能性;与此同时,继续认可目前的范式并与其交互融合,希望能就国际关系的实际问题扩大对话的范围和质量。 P195

这场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或制度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吸引了大多数学者的关注,但是这两种范式都没有预见到世界政治的革命性转变,也无力就转变前、后世界之间耦合性的关系提供一致的建议。 P196

回顾美国对外政策历史,不难得知:美国既是国际主义者,同时又是孤立主义者,它不停地摇摆于两个身份之间,同时又陷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矛盾中。 P197

不论对错与否,康灿雄的复杂解读挑战了现有的理论(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这些理论忽略一些因素而专注于另一些因素,将中国崛起描绘成威胁东亚稳定的因素。 P198

虽然他承认三大研究传统都存在各自的缺陷,但是他的阐释还是结合使用了三大研究传统(Jervis 2005, 16—26):建构理论所强调的非暴力规范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之间的共有身份;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民主、经济互赖以及国际组织中的共同成员资格三个要素产生的和平效应;以及传统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外在威胁、美国霸权和核威慑三个要素促成的合作。 P199

最近的研究不仅跨越了这三个阵营,而且吸收了通常被这三大传统忽略的新概念和变量,三大传统的概念因此现在已经过时。 P200

伦纳德·西布鲁克(Leonard Seabrooke 2006)对国家金融权力的社会根源所做的探讨是折中主义分析的另一种案例。 P201

在高度不确定和充满风险的环境中,评级机构向经济主体提供透明公正的判断,供后者决定如何有效地分配稀缺资源。 P202

根据观念理论,空间是一种社会创造和实践。 P203

此外,由于分析折中主义也有意识地接触不同的研究范式,因此它能够扩大研究共同体之间交流的范围并提升交流质量,揭示不同的实证难题、规范性关注和理论解释之间的关联性和互补性。 P204

更好的替代办法……就是采用时下最实用的理论传统,并最大限度地根据这种传统来进行研究。 P205

仅凭这一原因,就值得投入至少部分的资源——分析的折中模式可以加强我们在不同研究共同体之间对话的整体能力,逐渐为国际关系中遇到的复杂问题的各种概念、理论和经验创造更大空间以解决问题。 P206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促成其他理论派别的边界清晰,观点明确,成果丰富。 P211

这样的区分并非学术上的吹毛求疵。 P212

科迪(C. A. J. Coady)(2005,122)将现实主义与宗教做了形象的类比,将现实主义理解为“一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信念,一种思考和回应的方式,或好似一种向异教徒传教的狂热情绪,或是那些思想生活与现实生活都不尽相同,却又有着共同宗教信仰的圣徒们的圣殿”。 P213

[41](2)自利主义。 P214

群体主义和自利主义同时适用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 P215

某些类型的思想家就世界如何运行持有相近的观点。 P216

例如,关于战争爆发的原因,一些现实主义者更强调自利主义因素,认为人性是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原因,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无政府状态是首要因素(Spirtas 1996)。 P217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沃尔兹再次进行了尝试,提出一种新的、复兴的现实主义理论,后来人们将其称为“新现实主义”。 P218

因此,古典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分支学派;它就是沃尔兹于1979年出版《国际关系理论》之前,包括各种相关理论思想的现实主义传统。 P219

学者们对摩根索现实主义的批评渐增,而此时学界对使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的兴趣日益浓厚(特别是在美国),沃尔兹试图将摩根索现实主义的一些核心思想转化为自上而下的、系统的理论框架,进一步拓展古典现实主义,他的思想被称为新现实主义。 P220

在寻求对这些问题阐释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学者发现沃尔兹的理论解释力不足,其理论更适用于解释一般性的问题。 P221

这些研究有个共同点,即均以沃尔兹对现实主义重构的思想作为研究起点。 P222

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高度抽象,忽视了国际关系的一些重要变量,比如地理和技术因素。 P223

即使由于地理、技术或集体认同等因素,征服他国变得困难,但是极为可能的是,他国会制定相应策略克服这些因素。 P224

虽然新现实主义及其衍生的相关理论都清晰简洁,但它们仍无法清楚解释与对外政策相关的任何问题。 P225

针对其他时期欧洲的一些国家集团,防御性现实主义给出了关于国际环境的更准确的模型。 P226

各分支学派可帮助了解各学者的思想有何关联,各种论证之间如何相互佐证,以及学术研究如何被推进。 P227

因此,尽管苏联对美国在许多领域的力量对比均处于绝对性劣势,美国还是在二战后对苏联进行外部和内部制衡。 P228

霸权稳定论的基础是,大国倾向于追求全球范围或区域的霸权,进而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体系下建立等级。 P229

若将现实主义内的任意分支学派等同于现实主义传统,那就遗漏了重要且有用的理论。 P230

对于不同的问题和案例,现实主义的各种分支在不同程度上都能对各种问题和案例进行解释。 P231

如果认为无政府状态确实是常量,那么人们就可能认为强调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主义理论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以及所有情境。 P232

即便不从名字,而仅从如此宏大的理论所涉及的范围来看,现实主义理论也一直十分多样化。 P233

近期的现实主义研究试图阐释一般性的实证问题、特定的事件或某种行为模式,关注的焦点仍然是原因和影响。 P234

此外,那些自称现实主义学派的著述越来越多地包含来自其他学科的理论和发现,特别是心理学(Wohlforth 1993; Taliaferro 2004)。 P235

虽然这些成果难以代表它们各自领域的定论,总体来说,它们证明了现实主义对于本学科经久不衰的贡献。 P236

2.自利主义 个体和群体趋向于谋求狭义上的自我利益。 P240

最初情况正好相反,绝大多数最重要的现实主义者都认为伦理在国际关系中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该地位不可或缺,不过整体来说,他们都无法克服这一说法与他们更为人们所熟知的、与道德无涉的对外政策诉求之间的矛盾。 P241

“所谓的绝对普适的原则根本称不上原则,而是对基于特定时期特定国家利益阐释的国家政策的一种无意识反应。 P242

除非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好的,否则没有明显的理由一定要遵循。 P243

现实主义者以人性、国际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和领导人的特性为主要依据,主张其他“更加悲观、限制性更强、更实用的标准必须胜出”(Kennan 1954, 49)。 P244

然而,修昔底德所说的雅典人并非因无法抗拒的本性而冲动行事。 P245

一部分现实主义者过度强调关于“制约政治道德的‘事实’”的本质与重要性,这种过度解读有时不免尺水丈波。 P246

不会有人建议国家应该放弃经济利益或承诺与敌国永不宣战,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若想实现这些目标,只怕会更加举步维艰。 P247

国家理性学派通常仅关注国家及其他政治群体的道德行为。 P248

但现实主义者通常忽略此类问题。 P249

不过,这样的政策既非“价值中立”,亦没有超越伦理或其他规范性界限。 P250

7 审慎“与道德无涉的”对外政策牵涉到一个更具伦理性的争议——“审慎”。 P251

现实主义者执着于讨论追求道德、法律和人道主义目标过程中(重要性无可否认的)的限度,通常无法对权力政治的限度予以系统性反思。 P252

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间关系仅受制于权力,道德不起任何作用。 P253

[49]正如158约翰·赫茨(John Herz 1976, 11)提到的那样,“权力政治中,权力的削弱、施加、平衡和掌控等情形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不可避免”。 P254

大部分伦理传统和道德理论将与自利主义的抗争视为道德行为问题的核心。 P255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第一次冷战”期间,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处于边缘地位。 P259

对于时空发展差异化的政治共同体间的关系缺乏明确的理论化阐述,暴露了马、恩二人对世界历史的整体认知中存在着重大缺陷,这一点尤其反映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相关论述中。 P260

(Marx and Engels 1998, 39)背后驱动这一进程的核心机制是持续推进的资本主义的普世化。 P261

这一新颖概念直接将国家性外扩至普世性,而省略了两者当中的国际性。 P262

然而,将“不均衡”和武力视作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印度、中国、美国内战、奥斯曼帝国等)的内在组成部分,只带来一系列观念上的背叛,而从来不曾产生可以恰当解释世界市场形成、革命与地缘政治之间实际关系的指导性理论。 P263

这本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抽象的“资本”。 P264

基于新的形势发展,社会主义者的战术和战166略也都经历了重新定义(Mommsen 1980; Brewer 1990; Chilcote 2000)。 P265

布哈林和列宁认为,工人阶级持有更高薪酬和更好社会福利的期许融入“祖国”(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剥削产生的“超级利润”将发挥至为重要的作用。 P266

19世纪的最后25年,工人的实际工资持续上涨。 P267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它们与各自殖民地之间关系、殖民地内部发展程度以及帝国之间关系都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 P268

这些批评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该理论未能将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施动者纳入讨论。 P269

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权力和地缘政治位置(核心区、半外围区、外围区)与它们各自的劳动控制机制呈现负相关关系。 P270

具体说来,由于不必支付维护世界帝国所需的难以承受的政治军事成本就能积累全球资本,世界经济体系不会倒退回世界帝国。 P271

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所经历的是结构性垄断商业资本主义。 P272

因此,世界体系理论无法解释这些地区在遭遇和融入体系时表现出有显著差异性的阶级冲突形式和结果:有的地区先前存在的劳动制度反而被强化(如东易北河地区的“第二次农奴制”);有的地区则实施了全新的前资本主义的劳动制度(南、北美洲的奴隶制种植园体系或委托监护制),还有的则向资本主义方向转型。 P273

对力量差异的纯粹的定量概念化无助于理解具体国家形态的定性特征与超越地区的阶级政治之间的相关性(Brenner 1977; Skocpol 1977)。 P274

与此相似,世界体系理论对霸权转移中的霸权战争的叙述也与历史记录相左。 P275

新葛兰西思想主要通过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 1987, 1—15;1996, 124, 135)的著作而引进到国际关系领域。 P276

实践霸权的机制包括国际上的特定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集团、联合国)。 P277

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 1994)等其他新葛兰西主义者列出了四个世界霸权,即热那亚、荷兰、英国与美国。 P278

这样看来,“单子模式”间在不同国家的具体组合不能被预先决定,因为它们并未被当作“单子模式”而经历“发展或(在某些实例中)退化,而是出于资本主义社会扩张与强化的迫切需要,在‘地缘政治’中发生暂时性的相互联系”(Shilliam 2004, 83)。 P279

在中心地带,现实政治被搁置,但是国际政策规划部门及国际事务管理干部,为中心地带的跨国社会化扩张设置日程以成功推进整合、再生产以及持续扩张等目标,包括建立“全面控制概念”。 P280

当时专制——重商主义的欧洲国家体系将其具体的国际关系竞争模式强加于荷兰共和国,而不是按照荷兰的社会模型纳入荷兰霸权体系(Teschke 2003,133—136)。 P281

新葛兰西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开创了强势的研究领域,但受限于霸权中心范畴,最终也不能为研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动态提供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视角。 P282

这一结构性间断还解释了宪法相通、相邻(但可渗透)主权国家系统相融以及跨国国际经济的现象,即“市民社会”帝国。 P283

此类批评对本诺·特施克来说也至关重要。 P284

相较之下,16世纪英格兰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加上革命后不列颠去个性化资本主义主权形态,催生了一个独一无二、充满活力的国家/社会复合体。 P285

考虑到国家间体系的固有性质,全球资本积累的空间和统治的领土形式并不一致。 P286

即使遭遇资本主义的拓展,这些不同的地区性发展轨迹也会强化自身,而非通过融合新旧的“混合发展”抹掉自身特色。 P287

更加具体来说,该理论对于解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国家间问题并未提出任何提示,而后者据说是任何马克思主义“国际间”理论的最核心的待解释项,尽管“不均衡混合发展”只有在其先前基础上才可操作。 P288

由国家——国际关系向全球化转型的主导性趋势,最初被概念化为“国家的国际化”(Palloix 1977)。 P289

”在米歇尔·福柯的去主观化的权力概念中,帝国被视为一种“去中心化、去领土化的统治工具”以“实现……某种恰当的资本主义秩序”,即使“美国也无法……成为某个帝国主义计划的中心”(Hardt and Negri 2000 xi, xii, 9, xiii—xiv,原始重点;评论见Balakrishnan2003; Bromley 2003)。 P290

高恩认为(2006,216),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霸主”,力量强大远超之前所有的霸权国,掌握的经济与政治军事实力(单极核心、在核心区国家间关系中的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压倒性的政权建构能力、打破周期的反馈机制)超越霸权与“全球资本主义帝国”的词汇表达力,应该称之为“美国世界帝国”。 P291

“全球化的政治形态不是某个全球国家,而是多个国家构成的全球体系。 P292

最后,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提出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的概念,以解读过度积累导致营利能力下降和随后发生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资本积累问题。 P293

无论哪种情况,要对国家的永久性政治——领土(帝国)积累逻辑或者资本的跨国资本积累逻辑进行理论合理性归因,都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撑,而且充满具体化的危险(不必要地倒退回现实主义原则)。 P294

依据其批判性使命,马克思主义需要重新概念化,即社会力量的平衡以往是如何影响政治共同体在内外方面的历史演进的;重建政治共同体之间互动与互相渗透的关系;需要具体而完整地描述政治共同体所构建的(资本主义时代以及之前)空间秩序,以便重新提出支配与剥削间的变量关系问题以及抵制它们的可能性。 P295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确实相互对立。 P299

然而,在论述过程中,我希望表达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国际关系伦理反思的一部分,确实有着某些重要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洞见。 P300

此处仅举一例说明这一点:尽管马克思对于道德持怀疑态度,但很多人指出,至少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特别是在所谓的1844年手稿以及《大纲》中,马克思对源自让——雅克·卢梭等思想家的伦理观表现出极为明显的支持,认为人类“生而”自由自主,只是目前受制于将人类“异化”、使其偏离真实自我的生产方式。 P301

然而,此种唯物主义的基础是为人类识别出“善”的自然主义;它是一种并非以道德语言,而是以利益语言表述的“善”(此处再次强调唯物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相似之处)。 P302

不过,这些道德要求至少关心的是现实世界当中(物质的)的“伦理”问题,所以这些道德要求也是政治行动结构的一部分。 P303

比如,劳伦斯·怀尔德(Lawrence Wilde)的《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者们》[Marxism’s Ethical Thinkers (2001)],追溯了自修正主义争论至今的马克思主义对伦理的敏锐,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之中是肯定蕴含着伦理诉求的。 P304

尽管如此,卢克斯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确实包含重要的伦理价值。 P305

多位国际关系学者已对此着重强调,其中最为知名的或许是马丁·怀特(Martin Wight 1966),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对此有所关注,比如罗伯特·南多·伯尔基(R. N. Berki 1971)。 P306

前者与国际关系长期存在的中心议题——武力使用的合法性,当然有重要联系。 P307

尽管马克思主义或准马克思主义反应敏锐,这在世界政治中非常突出,比如在各类反全球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都颇具影响力,但对当代世界政治境况的伦理反思而言,它们有何作为呢?我要指出的是,在此类讨论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两大发展轨迹,每一轨迹都代表了对于国际关系伦理方面严肃而重要的一系列反思,一部分原因是这些方面无法与很多人(包括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与“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分离开来。 P308

很多其他植根于、有时是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者们,明显遵循相似的道路发展着自己的思想。 P309

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lipe van Parijs)和凯·尼尔森(Kai Nielson)等人持相似观点。 P310

但即便如此,它已经对剥削和不公的议题形成了影响,并且深入当代多个反全球化运动当中。 P311

正如艾伦·伍德(Allen Wood 1991)在某篇重要文章中指明的那样,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伦理的解读使其将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以及(或许是更加激进的)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等明确以马克思为灵感来源的后继思想者一道,成为“怀疑大师”;他对传统欧洲思想的道德/伦理的反思引发了十分深刻的问题,他对我们延续至今、一脉相承的伦理传统提出了难以回答的问题。 P312

目前围绕全球经济体系依附理论或世界体系分析的大量文献确实具有规范性意义,即便此类文献并非总是由做出分析的人士拟就,然而弗兰克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学者的确并不羞于从他们的分析中提炼出某些规范性结论,尽管这些分析主要还是结果论的,并且依赖于诉诸解放道德(Kubálková and Cruickshank 1985)。 P313

或许,我们可以简要评论一下最具影响力的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的反思,以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Empire)[2000;又见(我认为)哈特与内格里二人比较不成功的2004年版]为本部分作结。 P314

因此,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长期以来的窘境再次自我呈现了出来。 P315

确实,有人可能会说只有该主张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摒弃传统伦理与道德的同时又维护了解放这种话语。 P316

如果我的观点正确的话,那么马克思的思想遗产能够在国际关系伦理语境下继续存活,并对国际关系伦理做出解释的唯一途径,就是它作为其他思想的支流存在,辅助那些整体问题没有马克思主义那么严重的思想传统的发展。 P317

现实世界就是由这些纷繁多样的制度构成的,它们包括联合国(UN)、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欧洲联盟(EU)、上海合作组织(SCO)、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等。 P320

就像每个人都使用计算机但却一般不是为了计算,讨论博弈论却不是因为它是关于游戏的理论,本章会使用新自由制度主义这一说法。 P321

然而,二战后出现了一波创建国际组织的热潮(Ikenberry 2001),联合国、世界银行(最早被称为国际复兴开发与发展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相继成立。 P322

二战后,最早的研究重点是国际组织,也就是拥有名称、地址等有形存在的实体。 P323

它被含义更为广泛的“新制度主义”所取代。 P324

虽然的确有些学者试图通过这种强调规制的学术转向来缩小现实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之间的鸿沟,但基于两个理由,这种转向仍然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 P325

博弈论使得冲突和合作能够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整合,而不是使得研究冲突(尤其是危机和战争)的学者与研究合作和制度的学者相互对立。 P326

现实主义者将其学术来源上溯至修昔底德,视国家为首要行动者,还强调权力在国际政治无政府主义下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P327

现实主义者提出了究竟为什么需要制度来实现权势之人的利益这一问题。 P328

因此,对制度的关注并没有确定任何范围,因为所有的国际政治都是制度的。 P329

第二个学派在很多方面与社会建构学派是相似的;这就是英国学派,它强调国际社会的存在。 P330

各国认为自主的自利行为可能存在问题,他们更愿意建立国际制度来解决这些担忧。 P331

[56]最后,国家可能还会为了减少与自主决策关联的治理成本而建立制度。 P332

伴随相对收益问题出现了一个小学派,而该学派的观点仍然有不同的解读(Stein 1990, ch. 5; Powell 1991; Snidal 1991a; 1991b; Busch and Reinhardt 1993)。 P333

但是,这些情况的存在绝没有降低制度和自愿协议的重要性,只能提醒我们在互惠交流中存在强制性的一面。 P334

俱乐部之外的这些国家或许不愿意在参与或游离在外之间做选择。 P335

在众多领域,有许多文献专门评估国际制度的影响力或有效性。 P336

尽管我们很难从分析的角度来评估制度的影响,各国利用制度来达到预期的结果,这一点仍然十分突出。 P337

它们还在程序规则——如何进行集体决策上——存在不同。 P338

这些设计特征并未穷尽所有可能性。 P339

就描述国际制度的设计特征而言,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不同设计特征之间的平衡及其依据和后果。 P340

国内政治和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需要更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话题。 P341

大多数的国际制度的规模增加了;即便北约及其他专注于安全问题的国际组织,也接收了新成员。 P342

外方现场监督曾经是达成各种安全协议上的一大障碍,如今也更多地被接受。 P343

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双边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与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共存。 P344

这些国际治理制度将如何以及是否能够驯服无政府状态仍可商榷,超国家治理在世界上不断发展,而这种超国家治理正是国家造成的,同时也是各国逐渐接受的。 P345

尽管在当代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里可以发现规范性假设或含义,但这些假设或含义仍然是隐性的。 P350

功能主义认为,管理国际关系特定领域的专门机构组成的网络将会有助于养成合作的习惯,逐渐缓和各种冲突,防止战争爆发。 P351

对霸权稳定理论的批判为制度主义的主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P352

此外,作为与新现实主义紧密联系的对立面使得制度主义无法吸收其他的理论传统,与现实主义的论战似乎也已经开始了。 P353

他的理论出发点并不是认为世界是由自利的国家行为体组成,而是提出了历史背景下的国家——社会关系这一认知。 P354

2 伦理维度尽管价值判断可能为学者选择研究主题提供动力,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家并没有质疑价值判断在社会科学中没有地位这一通行假定。 P355

尽管基欧汉(1984)坚称合作并非都是善意的,且合作具有剥削性,但它还是经常与积极的含义联系在一起,例如,阿瑟·斯坦(Arthur Stein, 1990, ix)写道:“一个希望的时代,一个充满国际合作可能的时代”;或如基欧汉(1989,160)将“脆弱的合作”与“持续的零和冲突和战争”做对比。 P356

评估性语言无非提出了一个总体方向,而理论的概念框架对价值观的提倡或否定能够产生更强烈的影响。 P357

如果制度被认为可以帮助行为体达到“帕累托边界”或者可以在“帕累托最优均衡”中选择,那么就已经预先假定了存在高水平的福利。 P358

以(或多或少)平等条件的谈判为前提的框架既不利于研究极端不平等为特征的各类关系,例如“南北”关系等议题;也不利于研究等级制度,例如主要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金融领域。 P359

尽管如此,他认为现有的机制相比政治上可行的替代方案更加为优:如果有权势之人不能受到规则的限制,那么现有机制下的弱势群体可能面临更加糟糕的处境。 P360

新自由制度主义发现的规范性承诺是否形成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否符合自由主义理念?可以认为这些规范性承诺与福利相关。 P361

伊肯伯里的宪政主义指明了一些经典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如对权力行使的制度限制的优点;伊肯伯里是制度主义者中对现有秩序最为支持的学者。 P362

就标准的自由主义假定而言,基欧汉的理论是令人不舒服的。 P363

不过,从美国以外的角度看,基欧汉的这一讨论是十分典型的西方视角,只回应了西方公众和非政府组织的关切。 P364

[67]4 结语当代制度主义理论可能来自不同的自由主义传统,如功利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基欧汉发展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自由主义,是悲观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杂糅。 P365

明确的规范性这一趋势很好地体现在基欧汉的理论中,为国际关系学科带来了更光明的前景。 P366

在这个社会里,个人和团体的需求通过国内代表机构对“国家偏好”下定义——根本性、实质性的社会目的界定了身处国际事务中的国家的根本利益。 P369

[69]自由主义关注社会决定国家偏好的变化,这将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传统区分开来,如现实主义(强调强制性权力资源)、制度主义(关注信息)和最不理性的路径(关注合适的目的——手段关系的信念模式)。 P370

1 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假定来自国内和跨国社会压力的国家偏好对国家行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前提。 P371

这些动机可能是对荣誉或掠夺的追求(如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也可能是为了维护跨国生产、移民和文化话语的复杂网络(更多是在我们的时代)。 P372

因此,任何自由主义理论必须列明更加具体的条件,说明与其他社会相比,某个社会中社会行为体的利益汇集的特定模式。 P373

国际上,自由国家是一个有目的的行为体;在国内,国家是一个代表性机构,不断被各种社会利益联盟所争夺、建构和重构。 P374

至于这种结果的影响有多大,只需看看德国在国际关系大格局中的演进就可以知道了:从追求好战的国家主义、法西斯统治和肆意掠夺生存空间的希特勒,到战后联邦德国达成社会妥协,以此支撑国家统一、资本主义民主和扩大出口(Katzenstein 1987),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P375

国家的根本偏好会根据战略情势做出调整。 P376

如果政策一致(policy alignment)能够互利互益,并能够降低分配影响,那么国际政策协调或融合就有了动力。 P377

即便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中,如果为了维护政治独立和主权完整而使用军事手段,“对所涉及问题的偏好……可以弥补能力上的劣势”。 P378

这些变体已经出现在最近的理论化过程中,它们分别强调身份、利益和制度。 P379

如果政治认同和现有国家边界一致,那么和平共处就更有可能。 P380

有人认为,相互认可对方的意识形态构成“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这种观点存在着相似的机理(Doyle 1986; Owen 1994)。 P381

这一观点具有广泛的功能主义特色;国内和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改变了跨国经济活动的成本和收益,向国内政府施242压,要么加快,要么抑制这类经济活动。 P382

类似的观点也可以用于分析主权债务(Stasavage 2007)、汇率政策(Frieden 1991)、农业贸易政策(Gawande and Hoekman 2006)、欧洲一体化(Moravcsik 1998)、外商直接投资(Elkins, Guzman, and Simmons 2006)、税收政策(Swank 2006)和移民政策等问题。 P383

众所周知,高度依存仍然无法阻止一战的爆发(Van Evera 1990; Brooks 2007; Kirshner 2007)。 P384

成本和风险都被转嫁到他人身上。 P385

“民主和平”理论的对立面是共和自由主义的战争理论。 P386

我们已经看到,贸易保护、货币不稳定和行业补贴等明显可能破坏大众普遍福利的非自由商业政策,反映了强势的国内群体带来的压力。 P387

为何我们在观察贸易和金融、人权和环境政策等不同类别议题的合作和冲突时,或在相同的议题领域内,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会发现不同偏好、水平和形式?例如,有些地区容易发生战争,而有些地区成为实际上的“安全共同体”,为何存在这样的差异?为何霸权国家和强权国家似乎对维护全球秩序有不同的方案?从自由主义视角来看,自由主义关注具体议题和具体国家的社会偏好,这些实质的差异有各种一目了然的解释。 P388

另一个与上述相关的现象是世界政治本质的长期历史变化。 P389

以当前欧洲为例,不像一个世纪以前导致一战爆发,当前的西方大国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并没爆发那么严重的冲突。 P390

它似乎意味着国家可以随心所欲,不受其他国家的限制。 P391

每个国家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尽管每个国家都被迫在其他国家偏好的限制之下实现自己的目的。 P392

强制能力、信息、对合理手段的信念以及其他因素也会发挥作用。 P393

若没有充分控制以偏好为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很容易混淆。 P394

这种在多级解释中优先分析以偏好为基础的国家行为理论的观点,扭转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学家中近乎普遍的观点——“自由主义只有作为一种受限的解释性理论才是讲得通的”(参阅Waltz 1979; Keohane 1990, 192; Matthew and Zacher 1995)。 P395

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P396

一方面,学者寻求超越这些传统以及各种派生理论。 P400

首先,新自由主义试图为自由主义理论奠定科学的基础,(至少)与其他国际关系思想主要范式平起平坐(通过赋予其经验特征,以可经受检验的命题为基础,并使其文本逻辑自洽做到这一点)(这是安德鲁·莫拉维斯克的工作)。 P401

该书力图描述在自由主义法律和政治之下创建的规范和制度所塑造的新世界,代表着新自由主义从莫拉维斯克有时干涩的理论转向一种更为人接受的规范主义。 P402

首先,政治的问题。 P403

这种理论结构的优点在于摆脱了一些关于国家行为普遍性和同质性的现实主义观点(例如国家总是将安全最大化或捍卫主权),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和国际空间之间无法划清的界限。 P404

所以,20世纪的战争就是对立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全球冲突,而对“民主规范”有集体承诺的地区来说,超国家合作(涉及主权共享)是其一大特征(Moravcsik 1997, 527)。 P405

但是,其他领域的自由主义是怎样的?自由主义国家是否更倾向于接受和支持国际法律规则(主要基于自由主义原则)?接下来我们开始讨论斯劳特的著作。 P406

答案是模棱两可的。 P407

每个人权和人道主义领域都充满了自由主义的理想,也并不总是得到自由主义国家的支持。 P408

这既是宣言,也是对世界的诊断。 P409

斯劳特旨在通过这种方式解决全球关系的悖论——我们需要更多的政府,但是我们口是心非。 P410

它提醒我们警惕善于弄权或将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的国际技术官僚主义的崛起。 P411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些网络正在试图或者应当试图去创造什么呢?新世界秩序的内容是什么?毫无疑问,新世界秩序是“人类的愿望激励之下深刻的人类创造”(Slaughter 2004, 133)。 P412

当然,包容作为一种程序性规范无疑具有某种实质意义。 P413

如果这种世界秩序真的出现的话,那么它不会通过地方层面的不断努力、善行的持续积累或思想和实践小打小闹地推广得以实现。 P414

首先,令人好奇的是对应当激励新自由主义这一事业的国内进程信心不足。 P415

其次,“政治的”和“先于政治的”之间存在一个经典的分歧。 P416

新自由主义的矛盾有时最能反映其伦理;而一些问题(恐惧、报复、贫穷和私人财富的扭曲效应)则被筛选掉了。 P417

国际关系中的英国学派是美国主流学派历史最悠久也可以说最重要的对手。 P419

在那时,国际关系界分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范式。 P420

如今,认同英国学派的学者认为它与建构主义一道占据了国际关系的中间地带;中间地带其实更适合在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主流理论以及更激进的其他分支(例如批判理论与后结构主义)。 P421

美国的理论大家是如何看待英国学派的贡献?或者说得更消极一些,他们认为英国学派犯了哪些错误?其中,最重要或许就是与建构主义的争鸣。 P422

在20世纪50年代,他的同事马丁·怀特提出一种研究方法,将国际社会视为现实主义关于系统逻辑的观点和改革派认为国家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走向衰亡的观点之间的中间派。 P423

这种范式得以复兴一部分的原因是,学者认识到是英国学派的鲜明立场与支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假定是不相容的。 P424

而且比布赞更进一步,笔者认为英国学派的区分权是它对于世界政治体系的三大支柱——制度、国家社会和世界社会——如何相辅相成的综合描述。 P425

这就要求我们将国家间规范性秩序与其他两种理想类型置于一处,以说明其边界和约束。 P426

承认是构建国际社会的第一步。 P427

像国家这样的集体拥有代理权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各国利用其代表或公职人员作为中介来行事。 P428

在殖民时期,这种做法经常被描述为托管制度(Bain 2003);在当代国际社会,是被贴上“过渡行政当局”这样政治敏感度比较低的标签。 P429

在多样文化的世界中,成员国具有不同的传统和政治制度,它们唯一都愿意承担风险采取集体行动的就是维护国际秩序。 P430

布尔及其同事所说的“制度”指的是有助于维持秩序的做法,该类做法经历了多个世纪的演变。 P431

它有别于世界主义,后者在实现普世价值的体制安排上抱有不可知的态度:一些世界主义者认为世界政府是最佳选择,而另一些世界主义者则希望完全放弃正式的政治等级制度。 P432

除了规范性的一面之外,我们还看到了由布赞本人引领的分析性研究的出现,这在利特尔的著作中也能看到。 P433

首先,如上所述,系统/社会的区别为回应国际社会的延伸广度提供了一个规范性基准(Wight, Wight, and Porter 1991)。 P434

如此,社会将重新回到系统。 P435

与国际社会力量平衡的制度有所不同的是,它并非机械性的,而是在缺乏世界政府的背景下出于自保策略的深思熟虑的政策结果(Wight 1978)。 P436

虽然这不是宣扬多元决定论,通过体系描述这些从行为体视角来看不可撼动的因素,例如地理位置、人口基数,还有科技与经济实力,总还是有益的。 P437

简而概之,英国学派的一位权威总结道,“这些可以理解为从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清晰的过渡”(Armstrong 1999, 549)。 P438

不过,建构主义者指出了英国学派核心研究中大量的概念混乱及理论建设的不足。 P439

同时,还要求他们以排他性的方式认同某种范式。 P440

英国学派需要更清楚阐明的是,理想型的系统、社会和群体如何解释在国际系统中的重要动态,布赞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P441

文森特试图对人权提供规范性辩护。 P442

除了具有全球经济和军事影响力的不平衡大国的出现,另一个重要的系统逻辑就是“新恐怖主义”。 P443

英国学派很少做出评价性结论。 P447

杰克·唐纳利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写道,现实主义伦理最好被看作是“对不恰当地应用道德标准的警告”。 P448

摩根索的这种看法来源于17世纪到19世纪盛行的贵族外交文化,但是随着民族主义和民主的崛起,这种贵族外交文化逐渐衰落。 P449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共同利益可以产生合作,建立共同的规则和制度。 P450

他认为,国际伦理要求我们探究事关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还要求我们将个人道德问题(基于正义与基于同情的主张之间的冲突)转化为新层面上的不同术语,即国际领域(Mackinnon 1962a, 9)。 P451

巴特菲尔德和怀特并不同意这种观点。 P452

”怀特通过中间媒介理解国际伦理,虽然他怀疑,但并不否认国际社会存在否定道德的可能性。 P453

因此,共存条约也会被“道德重要性”所加强(Bull 1977, 81—82, 91)。 P454

这是政治学而非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研究。 P455

布尔认为世界社会是世界政治合适的发展方向,但很少有人支持。 P456

第二代英国学派变化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关系领域中规范性方法的崛起及其对英国学派无法充分地解释秩序价值优先的哲学批判(参见Frost 1996)。 P457

总而言之,英国学派提出的国际伦理概念可总结出以下这些共同特征:道德怀疑论、基于经验和实用而非道德哲学的知识主张,以及接受作为一种理念和现实或规范和实证相互交织关系的国际伦理。 P458

是否足以维持一个更加极致的道德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建立在以利益为基础的、更为松散的且权宜的道德秩序之上,还是建立在更具约束力,也可能更加绝对化的道德秩序之上?只要道德共同体在分析时从衡量而非判断的角度出发(这也是一种监测国际共识及其所能提供的支持的做法),那么英国学派的规范性定义仍将有待讨论,因为国际社会本身是不断变化的,也在不断受到各种解读。 P459

从多元主义者和社会连带主义者现在的国际实践现状无法看到共识,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我们通过观察道德共同体看到什么?也未辨别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规范性事物的走向。 P460

这种国际秩序代表的“善”需要道德——哲学的论证,但是否可以通过继承该学派的道德怀疑论传统达到这一目标呢?纵览英国学派的历史,其拥护者需要面对这样的难题:国际社会无法不面对道德伦理问题,必须以一定伦理立场进行判断或被判断,以更低程度的道德概念作为行为准则并不能完成上述两重任务。 P461

实际上,诸如布尔的理论与理查德·罗蒂(RichardRorty)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尤其是他提出的扩大“人权文化”的论点(Rorty 1993; Wheeler and Dunne 1998, 50—52)。 P462

的确,任何连带主义者或规范理论家可能支持的“善”的观念都存在这种脆弱性:强有力的且可支撑他们论点的基础所剩无几。 P463

从这句话中可以发现建构主义区别于国际关系研究其他路径的特征,包括其对物质主义的批评,强调利益的社会建构,结构与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及无政府状态的多重逻辑。 P466

这会有一些争议,因为区分这些主义的界限并不明确。 P467

这四个特征并不一定是建构主义所独有的,但每一个特征都有一种建构主义变体,使其区别于现实主义的物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对如何研究世界政治均产生特别的影响。 P468

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自1945年以来,国家对其公民的大规模人权侵犯成为国际干预的合法理由,这一思想广泛流行。 P469

它们包括主体间(即人与人共同的)和制度化的(即表现为实践和身份)的观念。 P470

虽然国际关系从物质主义观念向社会建构观念的转变在20世纪90年代初是有争议的,但现在已被广泛接受。 P471

虽然大多数学者现在承认国家利益本质上是关于需求的主观意识,但许多非建构主义者认为,这些利益的内容是为了不变的实际目的,包括生存、权力、财富和安全等整体性的需求。 P472

而且只有建构主义者认为国家利益可能会受到国际体系层面的力量的影响,这一说法也不正确。 P473

1.3 结构与施动者的相互构成建构主义对利益和身份的社会建构的关注引出了结构与施动者之间关系的更为普遍的问题。 P474

制度和行为体都能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定义。 P475

沃尔兹(1979)在界定新现实主义的过程中,从无政府状态的结构条件出发,对单元的行为进行了一系列预测,包括制衡行为、自助策略和自利特性。 P476

)这四个要素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与众不同的特征。 P477

国际关系理论中通常使用的有三个“分析层面”,仅关注其中任何一个层面的力量或行为体,就无法理解社会建构的过程(Waltz 1959;1979)。 P478

如何确定问题和给定条件,这是所有研究都面临的难题。 P479

[100]因此,学者能观察到什么社会“规律”本身就是偶然性的,而不是在世界上自然客观存在的。 P480

与实证主义传统相比,建构主义中的后实证主义立场并不缺少“经验”(尽管不是“经验主义者”)(Campbell 2007, 208—209)。 P481

大多数建构主义者已参与到阿什利(1988)称之为“无政府状态问题”的论证中,他们与新自由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持相同的立场。 P482

它存在于公共和私人机构中。 P483

战略行为与国际规范的关系,以及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关系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前景广阔的两个研究议题。 P484

换句话说,将后果逻辑研究与恰当性逻辑研究分开是一个错误(参见March and Olsen 1998)。 P485

一种认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预测国家的不同行为,这些差异应该是可测量的和可测试的。 P486

另一个版本认为这两者是对共同问题提供了不同意见。 P487

不同本体论假定的结果(包括道德和分析)是值得争论的。 P488

因此,它们也是属于建构主义的内容。 P489

在这个议题本身中,建构主义学者已经体现了道德承诺——从最为基本的层面来说,对道德进步的可能性,现实主义的怀疑主义者对这一点发起了挑战。 P493

我在别处提出的建构主义关于国际关系中道德规范所起作用的学术研究,经过审慎的实证研究,证明了世界政治中道德变迁的可能性(Price 2003),令人信服地回应了这些指责。 P494

对许多国际规范(如废除奴隶制、种族隔离、祭祀仪式等)的道德可取性做出有说服力的辩护对许多建构主义学者来说是一项挑战,尽管这项挑战并不会使他们废寝忘食,但它却提供了重要基础,让建构主义学者明确涉及伦理议题是建构主义研究中的需要。 P495

大量学术著述显示国际政治中规范和跨国倡议网络的重要性,例如它们在《渥太华禁雷公约》制定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国际刑法中包括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ICC)在内的里程碑事件所起的作用。 P496

但是,建构主义本身就能对“我们应该做什么”的伦理问题给出实质性的答案吗?还是把它看作是人们可以利用不同实质性的伦理立场的一种道德中立的分析工具更好些?与批评建构主义研究对“奏效”的“良好”规范青睐有加的观点相反,也可能提出与之相反的质疑:建构主义究竟是否有政治或伦理的立场?建构主义经常被视为一种进路、一种方法、一种本体论或社会理论,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实质性的政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见Ruggie 1998; Wendt 1999)。 P497

尽管实际情况是,在这个讲英语的国际关系学界中,“进步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建构主义学派,但本文并没有就此排除现实主义或其他非自由主义的建构主义,即使到目前为止建构主义还没有为现实主义或非自由主义的建构主义所运用(见Barkin 2003)。 P498

人道主义干预与自决规范之间的困境也正说明了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伦理之间的关系。 P499

或者,如马克·林奇(2006)所说,本·拉登是社会建构主义者。 P500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对于道德变化的范围和可能性的学术研究可对康德对自然主义谬误的否认做出严谨的反驳——他在观念上否认了“应该怎样”是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取决于“实际是什么”。 P501

作为回应,批判理论学者可能会认为建构主义(或至少这种建构主义概念)过于保守;批判理论家们对大部分建构主义学术中隐含的改良主义态度的颂扬可能会被谴责为阻碍更根本的改变。 P502

这不是一个可取的更强有力的道德立场,或许还不如此种断定:在某件事中,如果人们权衡,比起理想的失败,其人道主义收益更加显而易见的话(这一点也是批判理论家所主张的),那么这些收益就是非常良性的,更不要说进行根本变革的期许可能会使情况反而更加糟糕,特别是产生根本性变革、向前进步的前景不大明朗甚至压根就不大可能的情况下,这种道德立场就更站不住脚了。 P503

这很重要,而且这也是解释性不可知论的必然道德要求,即紧随证据事实,许多建构主义者将这一点转化为一种严格而自我反思式的工作方法,对比不同的陈述,权衡判断。 P504

正如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2008)所言,“大部分推行这些规范、对他国进行干预的西方国家的公民(历史上)实行‘自决’的时候,也有过大量的暴力冲突,但我们现在却期望别国能够和平解决”,并且很少考虑,“如果”这样的标准被运用到自己本国的内战或对原住民进行殖民的过程中时“将会怎样”。 P505

这一新词汇表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肇始于德国魏玛时期,而后在美国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构建的批判理论。 P508

对于解放的兴趣必然促使人类的研究转向对积极变化可能性的调查,这种变化可能有助于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 P509

批判理论将这一规范性目标置于其研究的中心位置。 P510

在进一步探讨之前,我们要注意批判性的理论(critical theory)与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二者通常是不同的,只有批判理论指的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方法。 P511

霍克海默尔认为,在现代条件下所有的理性都被简化成了技术性的、工具性的手段,即目的理性。 P512

哈贝马斯(1972,308)发现了三种兴趣及三种相应的理论化模式:“经验——分析科学的方法包含了一种技术性认知兴趣;历史诠释科学的方法包含了一种实践性兴趣;以批判导向性科学的方法则包含了解放认知兴趣……”例如,实证主义有选择性失明的行为,因为它包含一种对自己的知识的运用未予承认的兴趣。 P513

“解放”这一术语必然促使人们思考“解放”从何而起这一问题。 P514

2 对国际关系的批判如果说霍克海默尔的学说是受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知识和政治发展的影响,那么国际关系的批判性转向则是受到了越南战争及第二次冷战导致的紧张状态的影响。 P515

由于其“极度简约”,新现实主义必然限制其研究对象,结果只看到战争的连续性、大国敌对,以及系统的自我生成与修复,而忽视了其转型或发展的可能性。 P516

这些方法通过阐释和理解行为体对他者的自我理解,而不是独立的机械进程的“解释”,解释或重构行为体的一般意义。 P517

在构建国际社会过程中,各国能够开发一个共同的、增加道德进步范畴和可能性的意义领域。 P518

自其在国际关系中发端以来,批判理论就面对着大量常见的反对意见,例如,它只顾着议程设置和方法论的反思,但不愿也不能给国际关系带来“实质性”成果。 P519

另一方面,批判理论的意义在于构建一种宏观的“大理论”,进而发掘当前所有潜在的“解放”的可能性。 P520

它削弱了战略领域是一个独立且不受道德进程影响的领域的主张,从而对国际关系的主流提出了挑战。 P521

林克莱特与回归政治理论的议程表保持同步,他认为“应优先考虑社会学中的规范性目的。 P522

这至少会带来一种颇有争议的普世主义,它威胁要对现存的所有重大差异(Hopgood 2000; Inayatullah and Blaney 2004)予以同化并立法。 P523

然而,因批判理论以实践目标为基础,它不仅研究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也研究它是如何变成那样的,应该是怎么样的问题,以及什么可能性会让它改变。 P524

雷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回应了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尔的关切,对现代性的黑暗与进步方面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以激进的排他性为前提的国家解放可能性的问题。 P525

它证明当代的国际秩序在为全人类获得更高层面的关切而进行的制度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P526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暗示该理论必然会整合很多学派的见解。 P527

然而,现实主义者和“格劳秀斯”主义者对大国地位的重视也揭示了国家间关系稳定的根源。 P528

该哲学难题在于如何能够启迪民众,而不是把它变为工具主义或纲领。 P529

因此,批判性人类行为学的目标旨在发现各国和国际社会所能接触到的世界主义政策和实践。 P530

各国都有不向整个世界输出伤害的消极义务以及促成对这种伤害所引起问题积极解决的义务。 P531

尽管批判理论家们已经非常卖力地试图消除这一理解,哈贝马斯自己也拒绝使用它,对很多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个有问题的术语。 P532

因此,要么他们必须放弃其认识论偏袒现状的主张,要么就要为这种偏见辩护。 P533

本章的焦点将集中于哈贝马斯话语伦理的伦理观,而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葛兰西、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分支则不在考量之列。 P537

因而,他发现正义的普遍性原则已隐藏在理想化的以及难以避免的沟通预设中;这一点亦体现在“自由的”与“平等的”伙伴间既包容又宽松的对话之中。 P538

就“元伦理”而言,批判理论家们坚持,如果某个主张或规范得到了各个受影响方面从各种可能的视点进行的充分自由的审议,且得到了非强制性的同意,那么它就是正确的或有效的。 P539

我还将批判性地解释缘何批判理论不愿探讨“实践伦理观”。 P540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走过很多道路,其中一条就是发掘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在国际政治中的潜力。 P541

很多建构主义理论家也借鉴了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或交往行为的理论,借以证实话语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Lynch 1999; Risse and Ulbert 2005)。 P542

规范性任务力求促进人类解放,探讨如何培养更具包容和文化敏感性的“对话共同体”,让受到排斥的群体可以发声。 P543

然而,林克莱特的人类行为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相对抽象的研究,它更多地专注于正在出现的可能性这一“大局”,而不是特定的伦理或政策争议。 P544

林克莱特的基本主张是,没人喜欢从“阿基米德式”的支点出发,为他人树立道德主张或建立合适的生活方式,因此让所有的主张接受所有受影响者(强势者和边缘人)不受约束的对话的考验,就成为唯一的绕过集体规范的合法手段。 P545

正如里卡多·布劳格(Ricardo Blaug 1997,102)所言,在政治理论对哈贝马斯进行大辩论的背景下,对话语伦理实践意图的研究遭遇了“过度抽象和识别失灵”的问题。 P546

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直接面对很多实践中不得不考虑的伦理问题。 P547

正如哈钦森在该文中所说,从更一般意义上讲,作为该话语伦理根本的普世尊重和平等互利原则,在对话开展之前,就将某些同一性和伦理立场排除了。 P548

简而言之,批判理论更大的规范性目标是人类的解放,这一目标绝不会被不受约束的对话的理想所耗尽。 P549

实现话语伦理要求人们共同努力,消除财富、收入、权力和机遇等方面的不平等,从而确保被排斥群体能够享有实质性的而非仅仅形式上的参与对话的政治权利(Linklater 2001, 30)。 P550

批判理论家应声明对人类的折磨是错误的,因为它代表人类统治下的一种恶劣形式,而不是因为它妨碍了自由对话。 P551

正如哈克(1996,279)所解释的,战略行动是合理的。 P552

3 结语批判理论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有关社会学、规范性和人类行为学研究的雄心勃勃的研究议题。 P553

”我做如此比喻的用意是要将后现代主义放在国际关系中,考察其最根本和最有力的特征:以伦理美德为名,旨在社会批判,系统性地改变现实与假定事实的本性。 P555

后现代主义将自己视为一种受到众多欧陆哲学家启发的分析方向,而这些哲学家挑战了西方思想的一些基本结构和概念。 P556

有什么能够更完美地体现他这种对后现代性极端的预断(1988)呢?似乎强者有权从事物分离语汇,有权毁灭真相以捍卫真相,但世界政治学的学生既不被允许将这一过程理论化或加以批评,也不被允许将其影响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多加深思。 P557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汉斯·摩根索(1973,4)对此做出了令人信服的阐述,他试图提出一种基于以下观点的“科学”理论,即:同整个社会那样,政治遵循根植于人性中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的运作不受我们喜好的影响,人们一旦想要挑战它们,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 P558

摩根索和卡尔也志存高远,意图抵制“乌托邦”式政治变革的危险和作茧自缚,因为它妄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问题。 P559

至少强大的国家塑造新现实的常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责任——遭到了否认。 P560

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84)起,这种认识论从有关身份和存在的叙事及神话、意识形态倾向获得现代性中文化力量的观点,用以粉饰其对中立和真理观点的偏见,以及(在他著名的作品《作者之死》中提到的)分散于社会的阐释的本质,该文本的含义甚至不能为单一来源的名称或权威所固定。 P561

福柯的贡献是强调所有现实都是由(而且只能从内部由)语言构成的,在更具“结构主义”性的阶段,他专注于“话语”创造知识、客体和主体的连贯系统的方式,然后进一步推进到对权力/知识互相构成的动态分析。 P562

在这方面,乔治呼应并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批判理论,特别是在讨论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人的现代化理论时,他将其描述为“对西方现代性、其中央主宰形象、理性人(万事万物的使用者和控制者)……及功利主义学说‘实用性’和‘控制力’的公开颂扬”,称其“仍在指引着新现实主义学术研究”,并已成为“冷战政治实践的权力政治”的一种重要知识形式。 P563

在两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有关现代性的故事中可以找到其根据。 P564

雅恩对自然状态一说提出了质疑,并对此观点如何通过将“不同类别的道德原则应用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使得殖民主义、剥削压迫及差别化的人权标准合法化进行了说明。 P565

令人惊讶的是,在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此类批评非常不足。 P566

她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看其本身就是表述行为的。 P567

其主要主题是围绕现代性中的安全话语理念进行解构和系谱学分析,这是对其本体论主张和功用的挑战,是对主权暴力及其与人类建构关系的相应拷问。 P568

沃克的《一个世界,许多世界》(1988)为普及以人为本的政策方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在规范意义上,这种方法要优于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扩大化”辩论。 P569

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试图思考暴力与人类之间关系的研究就十分可贵,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脆弱不安的生命》(2004)中对“9·11”事件的回应就是一例。 P570

大量借用阿甘本的观点或许是不明智的,阿甘本对有关全球政治问题的论述近来受到了批判性的评价(Neal 2004;Puggioni 2006; Burke 2007a, 9—12)。 P571

对于文化与权力之间的符号关系的其他研究还有萨帕塔民族解放军(Higgins 2000)、柏林墙倒塌(Bleiker 2000b)、发展(Sylvester 2000; 2003)、非洲饥荒的意象(Campbell 2003)、“9·11”事件(Weber 2003)以及安全实践与安全假想(Constantinou 2000; Burke 2007a)等问题。 P572

5 后现代国际关系的未来?未来国际关系中的后现代主义应该或可能是什么?显然预测未来是件很难的事情,但我预感它的未来与以下三件事相关:批判性地看待自己过去的能力,回应新的伦理、政治及知识挑战的能力以及为此而建设性地应对其他批评性及传统理论流派的能力;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与希望自己默不作声的不同形式的政治理论和实践艰难斗争的结果。 P573

与传统的建构主义和批判的建构主义相比,后现代主义显然游离在社会科学事业之外,然而,后现代主义并不认为自己与充满自我指涉和脱离世界的研究风险的国际关系无关。 P574

在琳娜·汉森(Lene Hansen)关于如何运用语篇分析解释外交政策实践的全新重要论述(2006)中,她专注于对波斯尼亚战争时期的外交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以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语篇分析为方法论。 P575

例如,汉森(2006,5)在其以后结构主义为一种方法论的精彩辩论中,她提出一种值得怀疑的主张,即后结构主义具有一种“非因果认识论”。 P576

这一点是玛雅·泽福斯(Maja Zehfuss)对主流建构主义批判(2002,250)的核心观点,它通过在规范和再现之前假设存在物质现实,“模糊了再现现实的过程中所涉及的政治”,并使人们能够逃避其政治和伦理责任。 P577

最近,有学者发表了有关福柯的著述(2003)。 P578

在此,后现代主义将规范性话语置于审视之下的能力需要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相配合:研究并提出规范性观点、支持积极的变革模式并就其实现方法提出建言。 P579

他认为,该杂志致力于寻求“有关替代物可能性,……谁能想象出替代物,这些替代物适用于谁……什么样的权威能够应对新的结构性条件、新的危险和新的机会的争鸣,简而言之,就是寻求有关人们声称参与政治时的含义的争鸣”(Walker 2000, 1)。 P580

正如戴维·坎贝尔(David Campbell 2007,225)所说,“后结构主义分析的整体目标是伦理性和政治性的”。 P586

对于很多哲学家,尤其是约翰·罗尔斯来说,“道义——结果”二元对立,是道德争议的基础。 P587

可能在后结构主义的国际关系学术圈内,在如何处理伦理观上的主要分歧集中在它既不运用于主流国关理论,也不运行于正统道德哲学领域。 P588

2 “主体的悬而未决”珍妮·埃德金斯(Jenny Edkins 1999, xi)认为后结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的挑战来自其“主体的悬而未决”,一种“引发对根本的政治问题进行再表述的主观性重组和重新探讨”。 P589

权力的创造性不仅体现于具体的社会秩序的创建之中,而且也体现于主体的创建之中:“个人并非被权力的运用所利用的预设的实体。 P590

因而,巴特勒提出:“没有你们,我‘是’谁呢?”追随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的其他后结构主义者认为伦理观已成为“第一哲学”。 P591

然而,对坎贝尔来说,除了承认我们应对波斯尼亚战争这样的冲突做出回应的伦理义务,人们还要求我们考量如何不局限于以重新认可伦理民族主义者诉求的方式做出回应。 P592

”(Derrida 2000, 55)人们对伦理的需求不能被简化为国际政治中的特定时刻或学术研究中的孤立区域。 P593

后结构主义者“对于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阐明某些抽象原则的伦理理论的愿望是抵触的”(Campbell and Shapiro 1999, x)。 P594

坎贝尔和夏皮罗(1999)在识别伊曼努尔·康德的“成效不详”的遗产时对世界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P595

就其本身而言,它对于“不适用于意义和价值的对立性做法和主观性”是不友好而且对“以国家为导向的地理想象”(Campbell and Shapiro 1999,xvii;另见Walker 1993, 71)之中的道德空间进行了阐释。 P596

意识到以对安全的普世性原则的追求作为解决当代全球社会生活的困境的基础非常有诱惑力之后,后结构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其要价过高,即以“政治”本身的损失为代价。 P597

有关世界政治的当代伦理困境的正统论述,本身就足以引起广泛争议。 P598

特别是,后结构主义不断在对当代世界政治的伦理困境的判别与分类的政治性的探讨中力证自身。 P599

在道菲尼(2007,28)看来,“关于伦理在于对达成累计性结果或重述的拒绝这一认识中,人们关注焦点被放在了不可判定的方面。 P600

不过,尽管后结构主义的影响遍及全球,但它显然并不诉诸一种主张“我们(都是)某个伟大国家潜在的或想象中的公民”(Derrida 1994, 47—48)的普世性主观概念或团结的概念。 P601

在这些方面,他的声音中带有一种通晓进步主义的神情。 P602

尽管很多关于女性主义和国际关系的讨论都着眼于国际关系的主流阐释如何忽略了其对社会性别的影响以及/或掩盖女性主义分析对处理国际关系的作用,本章的研究方向将有所不同。 P605

1 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张力与共通之处从某些重要方面来看,女性主义思想与国际关系二者的研究领域难以贯通。 P606

女性主义学生和学者遇到国际关系主题,或者国际关系学生和学者遇到女性主义主题时,通常会反馈说存在困惑和错误表达的地方,总的来说会感觉各自处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P607

在某些情况下,女权行动主义力图显示环境损害和对核武器的依赖等现象对女性或边缘化的男性的影响。 P608

截至2006年6月,在联合国工作的女性占到了一般事务类服务人员人数的60%,在业务类官员层级任职的女性不到40%(而级别最高的担任过副秘书长的女性只占总数的15%)(来源: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特别顾问办公室,2006年)。 P609

就代表问题而言,激进派女性主义者可能与自由派女性主义者看法一致,即女性应该在公共权力的位置上有代表,但这并非是基于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所给出的平等权利的理由,而是因为女性给政治学带来一种不同的视角,这种视角更着眼于合作与和平。 P610

解构包括探究、阐释以及拒斥特定认识和关系之虚构的自然性,考察那些“理所当然”的假说和理解对我们的行为能力及我们对世界政治活动看法的影响。 P611

后殖民派女性主义理论尝试将其细化,进一步揭示早期女性主义(特别是自由派女性主义和激进派女性主义)所赖于立身的主张,即认为女性之间经历是具有普遍性的。 P612

不过,霍夫曼所指出的现象有益于解释,本科生及硕士生项目以及研究所、智库对国际关系的全力研究是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激增。 P613

为此,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 1996, 302)曾做如下描述:“学术理论家和实际政策制定者的区别只是一个程度问题。 P614

尽管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不同时间点,现实主义者间产生了很多争论,有关采用定量分析还是更多地采用定性分析和历史分析的争论尤为尖锐,然而现实主义的核心理论认同(国家/权力、无政府状态)大致没变。 P615

正如辛西娅·恩洛(Cynthia Enloe)指出的,对国内或国家间政治活动的分析若忽视了女性主义视角的社会性别分析,就不仅会低估权力,从政治角度来看更显“幼稚”(Enloe 2007a, 000)。 P616

然而,与此同时,“和平会谈”确定后,通常受邀赴会的都是男性,另外裁军、复员、安置计划以及其他冲突后活动的主要受益者也是男性(联合国2002)。 P617

艾克勒(2006, 498, 501)指出,第二次车臣战争是将俄罗斯与充满爱国精神、秩序化的军事化男性特质相联系的一种方式,这既是为了洗刷苏联解体及第一次车臣战争失利带给俄罗斯经济、金融方面的耻辱,又是为了让俄罗斯男性特质与“充满犯罪、不稳定、挑衅的车臣男性特质”形成强烈对比。 P618

尽管许多人认为这个词很难使用,但“主流化”意在呼吁将对性别的关注纳入国家或组织工作的方方面面,不要单单统计出席的女性人数。 P619

决议也要求维和行动中提高女性维和人员比例,也号召冲突各方在冲突中设法保护妇女和女孩免受性侵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联合国 2000)。 P620

因此,尽管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领域只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有时还会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抵制,但女性主义似乎对国际关系中的正式的国际行为体——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甚至是美国总统——在思考、使用“社会性别”概念的方式产生了影响。 P621

安妮·奥福德(Anne Orford)(2002,281;2003)写道:当“社会性别视角”以这种方式被使用时,它就是在现行做法上加以发挥,而不会质疑其事业最初立足的基础是否正当。 P622

3 若非国际组织,还有何人?一直以来有这样一种说法:像联合国或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经常使用“性别”这一术语,但实际并没有按照女性主义者期望的方式来理解。 P623

齐拉·爱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 2004)曾写过关于阿布格莱布监狱中“性别混淆”的文章。 P624

女性主义者可能会感到失望,因为唯一理解性别的竟然是军队,且他们的领悟竟用于实现暴力、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目的。 P625

将诸如性别等非批判性观念表述为去政治化的是必要的,因为对自由主义机构来说,这是唯一不会自相矛盾的方法。 P626

女性主义者应该让我们感到不安,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我们批判性地探究那些非常棘手的当代政治问题,甚至动员和激励我们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P627

在国际关系中,女性主义学者借鉴了包括妇女在内的被边缘化和被压迫群体的教训,目的是为了挑战和修正该领域的传统基础。 P631

1 定义女性主义与近期的一些主张相反,女性主义的规范研究并未使其有别于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 P632

例如,女性主义者对全球化的研究不仅考察了国际机构、国家机关和精英们促进资本流动的视角,而且还考察了女性移民家政工、微型企业主和被拐卖进行卖淫的妇女的视角,他们跨越边境并促进了全球生产及再生产(Marchand and Runyan 2000)。 P633

”(Cohn and Ruddick 2004, 424)2 女性主义系谱随着当代国际关系中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权力更替,女性主义视角也得到了很大发展。 P634

当时占据支配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仅着眼于国家间的权力政治而根本没料到会有这一巨变,更不用说要他们对这个转变做出解释了。 P635

同时,欧盟正式采用性别主流化作为关注性别不平等及所有政治领域和能力领域间差异的方法论。 P636

3 女性主义的内部差异尽管女性主义与非女性主义国际关系之间出现了一些强烈的对峙,但女性主义在过去十年中一直蓬勃发展,其间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领域的众多贡献就是明证。 P637

女性主义立场紧随马克思主义,认为从历史上被边缘化的政治主体(即女性)的立场出发,能够获得对社会现实更有力、更客观的见解,而女性的受支配地位使她们在意识形态上不太希望维持现状。 P638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采用包括对于妇女或女性这两个词汇的战略性运用在内的解构策略,旨在打破国际关系和女性主义哲学和认识论方面的基础(Zalewski 2006)。 P639

在这个术语的双重意义上,人们认为性别渗透于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因此是一个相关度很高的分析范畴。 P640

女性主义经验论有可能变得十分激进,因为它可能会强调性别与最常规的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存在相关性,再配以统计方法,该研究能反映性别不平等和女性主义行为体在全球政治活动中显而易见的影响。 P641

这种方法对女性主义者和非女性主义者理解国际关系中复杂的身份和差异都有规范性的影响。 P642

有些女性主义者推崇国际关系中关怀伦理的政治价值,而其他女性主义者则提出一种后现代形式的女性主义伦理,它承认自我的多重性,并且对建构出这个自我的他者做出反应(Jabri 1999)。 P643

此外,关怀伦理是一种价值论的方法,它从人道主义干预、多边维和、发展援助、外交安全政策及其他实践性全球问题和处于困境中的人权保护出发,衍生出伦理准则(Hutchings 2000, 122—123)。 P644

事实上,玛丽·卡普里奥里(Mary Caprioli 2004)认为,在实现社会正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目标方面,关于性别和国家行为的经验分析可能优于批判性的、解释性的女性主义途径。 P645

海伦·金塞拉(Helen Kinsella 2005,253)采用这种女性主义的建构主义方法,探讨了使性征和性别差异自然化如何造就了战争法中平民与战斗人员之间表面上性别中立的区别。 P646

他们考察某种观点的规范性假说的方法是:评估这些假说对各种社会环境中,无数权力关系交织中的男女的抗争所产生的现实意义。 P647

蒂克纳(2006)表明,女性主义者努力跨越差异,开启对话,呈现出一种朝国际关系研究的尽责实践前进的可能途径。 P648

因此,女性主义的贡献不仅在于深化了我们的规范性理论;而且提升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强客观性”以及方法上的严谨性,使其处于无时不在的批判性审察之下(Harding1991; Ackerly, Stern, and True 2006)。 P649

其二,科学,即人们通过仔细观察和数学模型来理解世界的尝试,时间上可追溯至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及之前古文明时期数学和天文学的发展。 P652

1 该方法的定义笔者谨在本章对MIRC采用首字母缩略体,因为国关领域中有一种相当统一的方法也完全可以采用这一缩略方式。 P653

第五,该行为体对于善恶、对该行为体的身份和情势而言其行为是否恰当具有一系列规范性观念。 P654

尽管人们声称该观点是价值中立的,但看起来个人优先于其他群体这一事实似乎明显是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结下的果,因为二者都强调个人的权利。 P655

对单一行为体主张最有力的理论批评源自肯尼斯·阿罗(KennethArrow)有关偏好聚合的论述。 P656

各国都具有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而每个机构都有特定权力,这使它们能够在具体问题上采取或阻碍行动。 P657

然后,他们对哪种战略或行动方针最有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或使行为体的“功用”或幸福程度最大化进行选择。 P658

保罗·麦克唐纳德(Paul MacDonald)(2003)曾说有两种认识论被用于为理性选择辩护。 P659

MIRC制造了很多智能行为体模型,从它们所能获得的选项中自由选择。 P660

在理想社会中,只要个人遵守对彼此都有利的法律,个人的行为都是自由的。 P661

事实上,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革命及其在政治科学中的应用大多强调使所有人情况更糟的、不太理想的均势的存在。 P662

修昔底德关于先发制人战争的概念已经成为现实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对有关战争起源的现代分析很有影响并被写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Gilpin 1981; Copeland 2000; Bush 2002)。 P663

第三个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做出贡献的一般区域在于讨价还价与战争之间的关系。 P664

在另一篇文章中,费伦认为(1995)只有在下述情况下理性行为体之间才会发生战争:(1)双方谈判的问题不可分割,(2)它们具有有关其偏好或相对权力的隐私信息,或者(3)它们面临某个承诺问题,比如相对权力的改变,该问题使它们不可能遵守某个交易以至于双方当前都宁愿一战。 P665

3 相关方法及替代方法如表25.1所示,与MIRC有关的方法和替代方法数量众多,它们与MIRC的差异各个不同。 P666

更具剥削性的战略对彼此十分糟糕,因此具有降低彼此得分的倾向。 P667

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利用进化论为通过征服和殖民所进行的扩张张目,视其为自然秩序。 P668

而且,人们会对新的信息进行阐释以适应旧的观念:敌人做出的恶意行动将会被阐释成对其邪恶企图的进一步确认而朋友做出的同一行动则会被阐释成一个错误。 P669

它对心理学理论主要的背离在于它强调规范性信念和主张,以及它源于欧洲社会理论而不是实验心理学。 P670

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和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 1998)提供了一个有关国际规范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模型,认为规范性观念影响行为,各国和非政府组织通过辩论和说服影响彼此的规范性观念。 P671

然而,绝大多数建构主义者对于整体主义的追求并不会到否定能动性的程度,而且往往对于规范或身份倡导者来说还扮演了中心的角色。 P672

由于苏联在冷战末期的退却看似与其之前的统治意识形态相反,建构主义者试图将其解释为观念变革的产物。 P673

尽管以前人们已经研究过这种类型的不确定性(Iida 1993b; Morrow 1994),如今其重要性越来越大,因为各国领导人和广大民众所面临的问题正变得更加复杂。 P674

MIRC从自己与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两个信仰结构,即规范领域的自由主义和实证领域的科学。 P675

当然,其一就是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有问题但基本上仍停留在现实主义研究范畴之外。 P680

那么,这些遗漏最多指向相当有限的一系列有趣问题,而且,与再加上“简约”这一理想,最多造就一个价值极小的国际政治“理论”。 P681

当然,有些对创建结构理论兴趣不大的现实主义者指出了国际体系的动力大多依赖于其成员的本质,也就是说,依赖于他们是修正主义者(领土或意识形态方面的)还是现状导向者(Kissinger 1964; Schweller andPriess 1997)。 P682

后果就是,在我们对国家或共同利益问题进行辩论时我们既不得不将不同的、多维利益考虑在内,也不得不记住这些利益的表述发生于“市民社会”之中(Locke 1980)而不是只发生于国家机器内部。 P683

最后(第三部分),笔者将集中探讨一些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专注于内部或外部舞台上的社会活动的方法来说至关重要。 P684

这里韦伯举了一个两辆自行车相向过窄桥的例子,双方都希望避免碰撞。 P685

毕竟,只有先前对行路规则的集体理解才能使个人采取理性的行动(靠右边)。 P686

反过来,这一比较使他们能够更清晰地对欧洲体系进行描绘,后者的基础在于主权、外交、联盟、某些准则(均势)、代表大会以及“平等”主权间的关系基于惯例法和契约法这一共识。 P687

某些学者,比如考克斯(Cox 1981),提出了一个有关“国家国际化”的观点,试图捕捉这一新出现的复杂性,但跨国法的发展预示了这种治理的复杂形式中公私行为体将接管管制和分配功能(Hall and Biersteker 2002),对于源于国家和国家建设工程的传统分类是否仍然充分提出了重大质疑。 P688

这里的“建构主义”回到了康德时代并见证了现代生物学更急剧的复兴,对科学仅仅通过“发现”业已存在的世界就能创造有凭有据的知识这一实证概念发起了挑战。 P689

他按照与其无数先辈一样的做法前行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有关托勒密追随者、哥白尼追随者、牛顿追随者以及爱因斯坦拥护者的理论之争已经没有意义了,而是表明并非提出来的所有问题都必须满足一切目的。 P690

例如,当我们对行动进行解释时,我们常常将“目的”因当作一个解释项,正如动力因解释所要求的那样,当作行为体未来的目标而不是互相依赖的具体的先行条件。 P691

这种研究为对“学习”和认知演化(Adler 1991)以及跨国性的积极主动的科学界(R. B.Haas 1992; Risse 1995)的角色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P692

相比通常有关“霸权”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的观点[“自由贸易”和“保护”(安全)在国际层面上都不是单纯的非他性的公共产品,不过没关系!],它们提出了一种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丰富得多的论述。 P693

从前“作弊”似乎是合作的主要障碍,当前我们面临的困境与以往不同,除了作弊行为、宗教激进主义领导人以及掠夺性权力持有者对于整个国家主义工程的绝对排斥外,颇令人费解地是,我们还遭受着富裕的困窘。 P694

关于这一点,海地、阿富汗、东帝汶或科索沃的经历提供了令人瞩目的证据。 P695

此时,我们会想到跨国社会运动。 P696

这一术语的作用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标签”,而是一个评估的标杆,这涉及与简单地看一下经验性事实非常不同的操作。 P697

非常明显,这一问题要比有关“方法”甚至“科学”的讨论范畴宽广得多。 P698

奇怪的是,科学的成功(即引发工业和技术革命)的基础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例如,以以太为基础的电磁理论)。 P699

韦伯(1954)反对“共鸣”而倾向于“理解”就说明了这一点。 P700

在这里,某些理性选择的支持者和建构主义者都提出过结构无法决定选择这一观点,不过建构主义者还坚持认为只加上偏好是不够的。 P701

当我说“这是钱”的时候,我指的不能算是这一物体或这一象征,因为正如镇纸一样,它并非因为自己被赋予了某个功能的固有属性(比如“重量”)而“有用”。 P702

可能奥努弗(Onuf 1989)最执着于对语言的强调并试图将奥斯丁(Austin 1962)和希尔勒(Searle 1979)的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政治学,克拉托奇维尔(1989)则专注于“规则”的功能以及它们的赋能和约束效果。 P703

首先,显然“真相”不能成为事物的某种属性,因为“真实”只能是事物的有关论断。 P704

当然,与国际关系关联最为密切的心理学领域,认知、社会、人格心理学等都是有争议的。 P710

通常情况下,这些研究对自己利用心理学的行为秘而不宣,它们依赖于一种对于“知觉”语焉不详的概念来填补现实主义思维的缺口。 P711

行为主义经济学家们(例如,Rabin 1998; Thaler 2000; Camerer 2003)大力支持以前景理论的发现来重塑其领域。 P712

它们的主要目标在于确保其存续,这需要通过建设军事力量或结盟而使其力量得以增长,但各国如果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自己足够强大它们可能会对现状心满意足。 P713

心理学认为现实主义内部的宿怨并不一定能够通过一分高下的方式予以解决,心理学有助于我们对边界条件进行勘查:青睐防御性现实主义可能更适用于决策者将问题表述为潜在收益的情况;青睐进攻性现实主义可能更适用于各国面临潜在损失的情况。 P714

考虑到前景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影响,该理论在政治科学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中尚未产生类似影响这一点有些奇怪。 P715

关于各国什么时候以及为何试图在起初创立各种制度、各国什么时候以及为何会遵守制度性规范和原则以及制度是否以及什么时候能够渐渐地转化决策者看待自己国家利益的方式方面,心理学具有一定发言权。 P716

但是这种尊重在那些认知社群或分裂严重或相对欠发达的政策领域却站不住脚,正如有关时至近日以来的全球变暖的源头、范围、速度和影响等。 P717

这种形式的社会影响有时也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为认同,与单纯的服从相比,它的情景特定性应该较小。 P718

绝大多数心理学家都会同意各政治行为体(精神变态者除外)有可能将国际制度中内含的公平竞争规范加以内化,而且这些规范可能会独立于最初基于利益的行为。 P719

然而,暂且将合法性的确立和维护的复杂性放在一边,规范越轨行为越糟糕,人们越乐于对越轨者以及未能对越轨者进行惩罚的人加以惩罚(Axelrod 1984; Coleman 1990;Crawford 2000)。 P720

当然,这些有关身份的说法也只是最初的一些举措:为了对事件以及对方的举动进行回应,每一方都会竭尽全力提升自己的可信性同时瓦解另一方的可信性。 P721

在对待权衡论证(Katzenstein, Keohane, and Krasner 1998; Ruggie 1998)的方式方面,建构主义与国关理论更具理性主义色彩的分支(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之间存在一道鸿沟。 P722

作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学观点,一旦其反对者能够令人信服地将自己反对的政策描述为与禁忌权衡有关,称其将神圣价值与金钱、安逸和便利等世俗价值相混淆而使神圣价值贬值,那么他们就能够阻止妥协。 P723

但是对某个伦理家来说令人讨厌的反常举动可能对另一个理论家而言却可能是高效的执念。 P724

泰特洛克(2005)强调说有关认知风格和偏差的心理学研究非常适用于职业观察家对世界政治过去和未来可能发生情况的判断。 P725

例如,同情结构现实主义以及核威慑理论的专家更有可能排斥暗示冷战本来很容易变成一场热战这种不和谐的反事实设想。 P726

我们认为,面对暗示欧盟本就不会出现或走向消亡等反事实时,制度主义刺猬和狐狸的情况差别不大。 P727

在这一点上,为了力证自身的能力,刺猬将比狐狸更厌恶模糊性(为此,考虑到政治内在的不可预测性,刺猬或不太在意理由的正当性)。 P728

在此情况下,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求助于简化的策略。 P729

冷战期间,各国领导人常常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出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以474及自己国家的存续都充满风险的决策。 P730

“9·11”事件后,有关问题变成了自杀式袭击者能否被威慑,有人认为他们是极端的非理性行为体而其他学者则暗示对恐怖分子进行威慑也是可能的,因而冷战期间发展起来的许多老派威慑理论仍有价值(Lebovic 2006)。 P731

竞争激烈的市场压力也可以减少错误和偏见。 P732

在其战后余波中,即便悲惨的伤亡情况不断累积而且总统有效地将其批评者说成对恐怖主义软弱,当时的错误也没有受到快速或公开的惩罚。 P733

虽然国际关系中的早期统计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安全,尤其是战争的起因和后果,近来的研究探讨了范围相当广泛的一系列议题并很好地阐明了(也制造了)该领域争论最为激烈的议题。 P738

结果是,国际关系中的经验研究需要对大的数据集进行分析。 P739

其他人则坚称某些国关理论中的重要变量,如规范或理念等,是根本无法测量的,因而也不可能对这些理论进行定量测试。 P740

其次,很多最初的定量研究成果在其导向上都是系统性的:它们将国家作为单一行为体而对国内政治很少重视。 P741

在《致命争吵的统计学》一书中,刘易斯·理查森(Lewis Richardson 1960),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气象学家,试图对各国开展失控的军备竞赛的环境以及各国因厌倦这种竞争而促成和平解决方案的条件进行建模。 P742

专注于集权而不是极具有很多优点(Mansfield 1994),人们为了对集权与战争爆发之间关系进行评估做出了各种努力。 P743

防务公约倾向于约束冲突而进攻性或中立条约倾向于穷兵黩武。 P744

相似的是,蒂莫西·麦基翁(Timothy McKeown1991)对与霸权有关的变量与1880年至1989年期间一系列先进工业国家进口与国民收入的比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 P745

联盟对贸易的影响当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是来自海外商务的效率增益,它增加了每个贸易伙伴的国民收入并能够被用于提升每个国家的军事力量。 P746

3 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关系的定量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定量国际关系研究中发生了大量的急剧变化。 P747

人们对于在博士项目中开展定量方法培训越来越重视、其他政治科学子学科(比如美国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定量研究的总数不断攀升、计算成本下降的同时对更加复杂的模型进行评估的计算能力的提升以及更加便捷可用的数据集(尤其是通过互联网可获取的)等,这些方面都有助于定量研究在该领域的扩散。 P748

[130]在其他方法中,有关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成果的快速增长一直是这一时代的标志(Milner 1997)。 P749

数据的编制依据的是成对的国家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的情况,通常这一时期指二战后这一时代,不过(取决于可获得的数据)有时指整个19世纪和整个20世纪。 P750

还有人对用于验证自由和平论的统计学技巧发起了挑战。 P751

从部分意义上,由于这些发现模棱两可,有些学者对日益增强的互相依赖阻止敌对的特定条件进行了研究。 P752

有关方法论的辩论也接踵而来,其中有人暗示现有模型苦于对因变量的挑选(Meernik 1994)而且对于时间序列动态不够重视(Mitchell and Moore 2002)。 P753

此外,近来的统计学研究也对国内政治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P754

在其中一项研究中,T. 克里弗顿·摩根(T. Clifton Morgan)和瓦莱丽·施韦巴赫(Valerie Schwebach 1997)对发起制裁国未采用武力而促使目标国改变其政策的条件进行了审视。 P755

选择效应绝不限于经济制裁。 P756

例如,雷德(2000,88)发现,在一方控制其对冲突爆发的影响之前,政权类型对敌对的升级具有重大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影响。 P757

事实上,它们对于该领域的理论之争至关重要,反映出人们关心理论到底能做出什么预测以及如何对那些预测进行充分的验证。 P758

没有大样本研究所带来的知识,当前有关自由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或人类安全的理论化是很难想象的。 P759

然而,在国际关系各子学科,无可否认的是,定性方法即便不是声名显赫也算是令人瞩目。 P764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早期第二代学者们为定性研究开发了更系统性的程序,这些学者包括亚当·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亨利·托伊内(Henry Teune 1970)、阿伦德·里帕特(Arend Lijphart1971)、哈里·艾克斯坦(Harry Eckstein 1975)、尼尔·斯梅尔塞(Neil Smelser 1976)、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 1979)、蒂莫西·麦基翁(Timothy McKeown)(George and McKeown 1985)、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in 1987)以及戴维·科利尔(David Collier 1993)等。 P765

到2008年1月之前,它已经与人合办了7所“定性及研究方法多样化学院”,培训了600多名从事最先进定性方法的研究生和教师(Collier andElman 2008)。 P766

诠释论涉及一系列特别的分析模式[136]以及诸多哲学和语言学传统中出现的难题,而诠释性方法根源于这些传统。 P767

将比较和直觉性回归视为其潜在合理性的组成部分后,第三代案例研究方法非常适合于大样本研究,也能够接受定量方法所提供的很多比较优势方面的主张。 P768

表29.1 根据案例和分析模型数量而分类的定性方法/1.1 过程追踪案例内分析方法具有悠久的传统,不过近来学者们已经厘清了它们的程序并对它们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基础予以了说明。 P769

过程追踪可能既涉及对某个案例做出假设的归纳分析,又涉及对某个案例的潜在解释的演绎验证。 P770

虽然案例研究(实际上所有方法均是如此)容易受到证据所带来的更为普遍性的理论的不确定性问题,任何特定案例研究设计中该问题的存在以及严重程度并不取决于变量或案例的数量而是取决于这些案例中的证据是否适于对其他解释加以区分。 P771

只有人们对某个反常案例已经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某种解释并对新的假定的潜在机制可能的适用条件进行了考量之后,人们才可能对针对该案例所做出的解释有多大的概推性进行预测。 P772

如果某个研究者发现某个因果主张令人信服,但并未发现其逻辑意义上相称的反事实主张也同样令人信服,该研究者就需要考虑其有关某个案例的理论化中是否存在不对称或谬误(Lebow2000; George and Bennett 2005;有关在国际关系案例中的应用情况,见Goertz and Levy 2007)。 P773

例如,在最相似案例设计中,过程追踪能够对比较分析予以补充,后者利用案例内分析对两个案例中不同的自变量是否与假设过程的结果有关进行验证。 P774

这种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天然地将案例当作变量的配置(Ragin 1987; George and Bennett 2005),从而使每一种配置内部的不同多元互动效应成为可能。 P775

相似地,如果具有相同自变量组合的案例产生了不同的后果,这也是一种值得人们注意的潜在异常情况。 P776

例如,在某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上有所差异的相邻单元格中的案例可用于最相似比较,而结果与同一单元格内其他案例的结果不同的案例构成变异案例,对其加以审视后可识别出遗失变量。 P777

研究者为某个研究中的案例分配了模糊集值508后,他或她就能够使用统计学测试对某个特定类型案例的结果是否足够一致以维持某个有关(接近)必要性或充分性的主张进行评估(与定性比较分析相比,模糊集方法可以使用概率性表述)。 P778

罗伯特·艾德考克(Robert Adcock)以及戴维·科利尔将这些关系概况为背景概念、系统化概念、关键绩效指标并对个案进行了评分,他们指出在研究过程中往往存在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的重复性变化。 P779

再次,多个方法学家对案例研究设计中的案例选择和选择偏差问题进行了阐述。 P780

此外,统计学选择偏差批评假定有一个预先构成的总体,但如果研究者心中没有该总体并试图在找到有关的潜在总体之前更多地了解正面案例之间的相似性,对因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 P781

这些作者注意到,这些规则在部分意义上是理论依赖型的,不应该机械地加以应用,事实上,根据先前有关对所讨论现象的了解,这些规则可能有很多变体。 P782

学者们还只是刚刚开始就如何从更大范围上对不同方法进511行组合这一问题加以探讨(Lieberman 2005; Seawright and Gerring 2006;Bennett and Elman 2007b),有关该议题仍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P783

定性方法论学家,从更广泛意义上说,方法论学家需要对数量巨大而且正在不断增加的有关认知偏差的有关文献进行挖掘并开发出系统性的程序以解决这些偏差。 P784

有关异常案例的研究以及在最不适合案例中对某个理论进行证实或在最适合案例中对某个理论加以动摇的研究的有关发现可能具有广泛的推广度,抑或被证明仅适于所研究的案例。 P785

它不仅在有关来自各个学派的学者采取什么研究方法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有助于确保各历史学研究项目按照现代理论论据按部就班地进行组织。 P791

第一部分对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历史的变幻莫测进行了简单描述。 P792

其他一些关键问题包括选择哪些事件使其成为“历史”而不是半途而废的,以及被赋予任何潜在有关因素之上的重要性的程度。 P793

这一对第二手资料的广泛依赖向人们提出了很多棘手的方法论问题,人们极少对这些问题进行公开的探讨。 P794

国关学者们对很多重大问题都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但理论家有时候会对历史这一有特色、有自己方法论和诠释性挑战的研究领域视而不见(见Pierson 2004; Trachtenberg 2006)。 P795

理性行为往往伴随着各种形式的物质主义,其得以立足的背后理念在于:物质能力的组织与分配最终决定各政治行为体追求其战略利益的结构性背景。 P796

第一条轴线来自有关这些相互重叠的战略的应用的众多争端,因为秉持各种主张的理论家们私下对于理性行为、物质主义和功能主义都有所研究(虽然会进行某些改动或增减),但对于它们大量存在的分流却看法不一。 P797

摒弃了“归纳主义者路线”后,沃尔兹认为“阐释力的获得靠的是远离‘现实’而不是紧随‘现实’”。 P798

此后,对于普世性本体的理论诉求式微而人们更有底气专注于偶然属性,因为学者们已经转向(或回归)此前因方法论被边缘化的一系列问题。 P799

在上述人们业已采用的众多策略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三股主要的推动力:(1)人们协力推动对理性行为、物质主义和功能主义历史缺陷的分类;(2)人们协力推动对塑造了特定历史氛围的复杂性和特异性的审视;(3)人们协力对原本看似自然而然或一成不变的当代生活的某些方面发起挑战。 P800

做出此论断之时,鲁杰(1993,141)毫不掩饰其设计的内在局限性,因为他注意到自己的很多研究都局限于寻求“一类词汇以及……人们可以据以对当下根本性的国际转型可能性提出一些系统性问题的研究议程”。 P801

菲尔波特的观点非常适合于去殖民化(另见Jackson 1990; Crawford 2002),但事实证明,一旦涉及威斯特伐利亚,有关其观点的争议就会增多。 P802

由此而论,“向现代国际关系的决定性转变的标志不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是第一个现代国家即革命后的英国的崛起”(Teschke 2003, 249)。 P803

通过一系列的案例研究,她将该象征性关系中的断裂之处与一系列干涉性行为相关联,表明有关(真正)主权权威性的主张并不必然与干涉相悖,人们提出这些主张是为了对那些违反了传统领土划界观念的入侵事件进行验证。 P804

很多现代学者都从中受益,涉及国际社会有关理论和行为时,这一情形无比明显。 P805

为回应当前这一挑战,近来分属各学派的理性主义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模型和历史学阐述,与此同时也竭力坚持该社会科学项目的整体基调。 P806

他的主要实证论据来自1955年至1979年之间的中东外交史,其中涉及86个国家决策。 P807

关于这一点,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 2000,3)可能是最典型的例子,其动态差异理论将“力量差异、极性和力量衰退趋势融合于某个内聚性的逻辑之中”,试图对引发大战的各种原因进行解释。 P808

为了顺应大势,这些成果主要围绕理性主义圈子内部的论争进行组织。 P809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上文所列各种著述仍然认为国家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对其加以解释,因而规避了鲁杰对时代变化的忧虑。 P810

与国际史研究十分相像,近期以来思想史研究非常活跃。 P811

它充当了一个人们对很多现实主义的现代概念进行再评估的平台,对勒博(2003,58)“现代学院在政治和道德行为以及政治和道德理论化之间引入了一个错误的二分法”的观点提供了支持。 P812

这一点同样见诸最近有关“古典”理论(Clark and Neumann 1996; Jahn 2006)的研究成果中,它们都是围绕以往的思想模型和当前的思想模型(另见Jackson 2000)间的张力而组织的。 P813

前文所简要论述的这些五花八门的成果可以围绕两大动因进行大致的归类。 P814

通过对循环性历史模式进行探究,他们小心探求能够对持久的机构性力量进行调节的方式。 P815

如果学者们在力求实现这一困难重重的理论任务时力有不逮,他们很容易会变得过于挑剔。 P816

国际政治经济学远不是国际关系的分支学科,相反,国际关系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P820

他们认为,它的谱系可以(而且应当——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对该研究领域未来走向的建议)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戴维·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等),19世纪社会变革理论家(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等),以及20世纪晚期和20世纪上半叶的制度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托斯丹·凡勃伦、卡尔·波兰尼等)(有关此观点,可参见Gamble et al. 1996; Underhill 2000; Watson 2005)。 P821

1973年中东战争爆发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大幅提高石油价格上取得的成功,加剧了接踵而至的全球经济新“动荡”,随之而来的是工业化经济体的“滞胀”,对未来原材料供给安全的恐惧,和欠发达经济体对“新国际经济秩序”(NIEO)的渴求。 P822

如果当时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路径不能很好地解决国际经济互动的新意义,那么经济学学科本身也做不到这一点(尽管激发人们对日益增长的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影响的新思考的重要著述之一是由经济学家理查德·N. 库珀在1968年所著)。 P823

一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先驱是来自经济专业的受排斥者,包括斯特兰奇(Strange)自己以及本杰明·J. 科恩(Benjamin J. Cohen),这并不是巧合。 P824

与此同时,区域外行为体的经济独立性越来越重要,这似乎令人不仅对成功的区域主义生疑,而且对试图解释这些过程的理论的效用也产生疑问,这让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ss)做出了关于区域一体化理论“过时”的著名结论。 P825

尽管吉尔平本人由于未抓住非政府行为体在这个领域里的重要性在其后来的著作中放弃了这一表述,但它仍然很受欢迎(例如,Grieco and Ikenberry 2003)。 P826

美国的学者通常将国际关系视为政治科学学科的一部分,而英国许多大学传统上一直把它看作是一个跨学科的复合体,本章后面将对这一分歧的影响进行阐述。 P827

至少与1944年以来相对较短的时期相比,当时获胜的战时同盟通过谈判达成了战后全球经济制度框架。 P828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这些手段又重新得到重视(Doxey 1971; Hufbauer, Schott, and Elliott 1983)。 P829

实证主义方法在美国政治科学中占主导地位;此外,罗伯特·考克斯和斯特兰奇这两位主流的“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家都对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表示不屑,斯特兰奇以其特有的直率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采用的方法一道描述为“糊涂的”。 P830

正如科恩(即将出版,第4章)所指出的:“鲜有一个新概念,一引入就如此迅速地引起学术圈的注意。 P831

沃尔兹的著作出版后,许多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者围绕“新新”综合的观点大幅度趋同(W?ver 1996),这是对新现实主义和新制度主义观点的一种调和。 P832

评论家将不同贬抑程度的多样化标签应用于这种二分法。 P833

然而,除这一相当浅显的层面之外,美——英二分法倾向于模糊而非阐明这种区分。 P834

国家在他们关于国际关系的本体论中可能仍然居首要地位,但他们的大部分工作的重点是打开国家的“黑匣子”,即确定国家所追求的、决定政策的利益。 P835

然而,尽管理性选择方法在美国大学的政治科学系越来越受欢迎,但它们在美国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绝不是唯一的方法。 P836

“英国”学派这种标签分类同样是无益的:考虑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理性主义方法的一些主流批评家并非以英国而是以加拿大(Cox, StephenGill)或美国本土(Craig Murphy)为大本营,其地理指向就具有误导性。 P837

他们对美国同行的批评通常是关于新功利主义和理性选择方法本体论的狭隘性,与之相伴随的常常是表达对当前经济秩序分配结果的规范方面的关切。 P838

如果这个领域变得更科学化,这方面的作为可能无法构成弗雷登(Frieden)和莱克(Lake)所称的前进方向,但是它仍然坚定地植根于可能遭到篡改的实证分析中。 P839

直到最近,该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还没有产生什么反响。 P840

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起源拒绝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本体论,但国家仍旧是大多数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中心。 P841

这些关注点的差异影响了分析者寻求参与的文献/学科的选择。 P842

例如,在各国考虑是否合作时,有关相对收益的考虑何时更有可能出现。 P843

而且,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在国际关系成为成熟的学科之前,便占据了中心地位。 P849

二者都是我们称之为政治科学这一大家庭的成员。 P850

这种对军事过于乐观的思想对1914年爆发大战的欧洲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 P851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最令人震惊的暴力使用武力——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达到政治目的结束的,前述特征由此变得极为重要。 P852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加利福尼亚的兰德公司待过,那里是研究核时代战略问题给予人启发性的地方,那儿的研究通常会从不同寻常的跨学科角度切入。 P853

这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一个被称为核战略黄金时代的产生(Gray 1982, 15)。 P854

”理论上这一定义已延伸至防止先期使用核武器后事态升级和对任何核用途形成威慑。 P855

此类考虑同样折射出对于战略行动相互依存性的强烈关注,这是对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另一重新发现。 P856

相较于裁军理论更激进的目的,军备控制理论旨在限制军备竞赛中更为危险的因素,而非彻底消除军备竞赛,以便使威慑战略臻于稳定,而不是将其非法化。 P857

克劳塞维茨的阻力概念即为一个理由,即在战争中可能出现问题的任何事物通常确实会出现问题(Luttwak 1987, 11)。 P858

20世纪60年代初期,平民战略家们在约翰·F.肯尼迪任内首次进入政府任职,他们的众多理论在随后的越南战争中一败涂地。 P859

但是这一学术成就是否有助于回答列宁提出的著名的战略问题“怎么办?”,仍有待商榷。 P860

一些人认为此类挑战不应包含在内,因为它们并非产生于另一行为体有意识的决策,因此不涉及战略互动。 P861

尽管一些研究强调恐怖主义可能的灾难性影响范围(Allison 2004),然而,包括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 2005)有关自杀性恐怖主义的研究在内的另一些研究表明,将战略视为与特定的(有时是非常有限的)政治抱负相联系的暴力,一直具有意义。 P862

在此类冲突中,弱势一方似乎通常比强势一方占优,但这一结果更多地强调了不同行为体群组间的硬实力关系,对革新战略所起的作用甚少。 P863

战略研究的受众也应予以考虑。 P864

研究特定民族偏好对战略决策影响的战略文化文献(Johnston 1995),与建构主义著述惊人的相似后者主要关注国际关系领域中理念和文化在塑造国家安全政治中的作用。 P865

巴里·布赞(Barry Buzan 1991, 10)指出,“战略研究……受到经验的约束和束缚,它不能肆意超越国家政策层面的要务”。 P866

后来提到的这些考量可能是需要认清的(有时需要探寻的)局限性,但其本身并不一定被视为最终目的。 P867

因此,部分学术界人士不愿在学术机构内设立战略研究,若相关学者从事军事问题(或者他们的工作由国防组织出资),则情形尤甚。 P868

较近的学术研究强调,此类价值的主体可以是某个特定的国家,或国家集合体,或某种非国家实体。 P869

在布尔(Bull 1968, 596)这位少有的横跨两大领域的学者看来,“将战略研究从国际关系的广泛研究中分离出来是不可取的”。 P870

安全研究成为包含所有有害挑战的较宽泛的学科,这些有害挑战包括,但远远不止是国家军事活动。 P871

安全研究有时是硬币中比较被动的一面,它是对国际安全体系条件及有关该体系本质的理论的研究。 P872

对战略决策所处的压倒性政治语境的强调,仍然是战略研究的核心。 P873

外交决策研究也是最热门的国际关系分支,具体而言有以下五点原因。 P877

在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看来,中程理论具有植根于经验现实中可控部分的优势。 P878

我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中会讨论这一关系的演进与影响。 P879

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之下时所面临的挑战:要对缩小差距和越界之间的差异保持清醒的认识。 P880

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华盛顿政策界在努力让美国摆脱看似棘手的经济萧条并使美国保持对不断增多的极权主义政权的竞争力,美国政府对“管理科学”的兴趣开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P881

随着冷战的发展,有关核战略家在道德和智识上远离核对抗现实的描述(Rapoport 1964, xviii)和对核威慑基本假定的抨击,成为流行文化中人们熟悉的主题[《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核战爆发令》(Failsafe)]。 P882

在面对“五角大楼文件案”(The Pentagon Papers)所反映的政府文件泄密的情形下,研究人员开始关注官僚政治、组织文化和角色社会化等概念,大体上视它们为外交决策,尤其是次优外交决策的决定因素。 P883

其中,非常重要的假定有:●需要把重点放在“决策单元”上,这样做是在追求特定的目标;●决策是一个受到内部与外部环境影响的过程(“有计划的行为”),因为这些决策会被决策者“选择性地感知与评估”;●多方面因素对决策施加了限制;这些因素包括不确定性、时间限制和竞争性目标与动机。 P884

他认为这取决于“问题区域”(决策情境的类型)和所研究国家受外部影响“渗透的”程度。 P885

有几位学者已发展了决策情境类型学。 P886

事件数据一直被包括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内的各级政府机构用于帮助决策者应对国际危机做准备。 P887

这一逻辑导致杜勒斯在面对显然不具威胁性的苏联行动时,建议美国做出了向克里姆林宫加大施压力度的回应。 P888

罗斯称赞这些新古典现实主义作家为我们理解外交政策做出了贡献,说他们占据着“纯粹的结构理论家和建构主义者之间的一片中间地带”。 P889

”卡莱尔有关领导者不可或缺性的假定已由当代研究外交决策的学者进行了完善。 P890

另一些学者根据人格特质的相关概念对领导者进行了分类与比较,戴维·温特(David Winter 2003,31)将这些特质定义为“人格特征中公共的、可见的、风格方面(或修饰方面)的东西”。 P891

操作码方法论也正被学者们用于检验与国际冲突行为及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能更好预测国家行为的情况(Schafer, Robison, and Robison 2006)。 P892

总统管理类型研究的指导前提是:领导者要调整他们的咨询和管理机制,以使它们与其对外交事务的兴趣水平及其在外交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相匹配。 P893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过程的概念,此处视其为外交决策研究中的中介变量。 P894

得益于为系统分析小集团决策过程提供指导和程序的学者,研究设计和因果推论方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易于管理。 P895

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也以有效区分三种类型的危机(敌对状态危机、继起性危机、战争边缘政策引起的危机)对这一领域的文献做出了贡献。 P896

布雷彻(1975)通过运用一种系统方法阐释了特定的以色列外交决策如何触发反应,而这些行为反过来又成为需要理解和决策的新问题。 P897

而另一方面,不遵守这些程序性指南很可能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P898

理解外交决策形成的方式及原因,对于发展一种综合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性。 P899

尽管罗西瑙等人为发展比较外交政策分析这一分支尝试地做了些批评,下一代学者不能忽视系统分析、累积和理论建构的必要性(Neack, Hey, and Haney 1995)。 P900

该定位致使从个人道德领域到政治领域的转换太过随意,诸如“全球”或“世界”伦理学等其他标签并不能轻易实现这一转换(第一部分)。 P904

第一本有影响力的以国际伦理学为题的著作是一本以《哲学和公共事务》(Beitz et al. 1985)为来源刊的文集;其后一系列以类似表述为题的著作接踵而至(Nardin and Mapel 1992; Frost 1996; Graham 1997; Amstutz 1999)。 P905

首先,应用伦理学认为应该采用与驾驭个人行为的那些原则相同的原则对公共政策加以引导和判断。 P906

将该学科本身而不仅是其论题作为“规范性的”,使某个探究的主题与探究本身被混为一谈,从而使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 P907

首先,“普世性的”和“国际性的”并非是彼此排斥的两个词语:某些国际义务可能具有普世性而其他的并非如此,反之亦然。 P908

因此,“世界主义”这一形容词并未甄选出某套特定的解决方案,如果其范畴是普世性的,任何此类方案都称得上是世界主义的。 P909

以此而为,那些旨在理解而非提出解决方案的人就近乎无从着手了。 P910

对于那些希望以利益为根本的人来说,可以用功利主义来代替现实主义。 P911

然而,自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和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以降的天主教哲学家们为国际关系尤其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带来了一个微妙而又充满活力的道德原则体系(Anscombe 1901; Finnis 1996; Boyle 2006)。 P912

道德真理这一理念暗示出传统道德观与批判性道德观之间是有区别的。 P913

这意味着不仅各个政府必须尽力避免违反人权的行为而且它们也负有保护人权的义务。 P914

如今,人权语言中提出的道德关怀也见于自然法以及其他提供了一个理性的、普世性观念体系(一个约束一切的“共同道德观”)的道德传统的语言之中(Donagan 1977, 1—9)。 P915

它必须是一种正义理论。 P916

笔者将在以下三个部分对此加以简述。 P917

各国必须尊重彼此的独立、履行条约义务、仅在自卫时使用武力、遵守战争约束并尊重人权。 P918

自由国家可能出于现实原因不得不容忍准自由国家,但正如罗尔斯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它们不应该在原则上也容忍准自由国家。 P919

它们背离了自己的前提,因为多元性是个人主义造成的后果,世界主义者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声称个人是人们关注的基本单位。 P920

国家不类似于个体的人,不是道德关切的基本单位。 P921

当代顶尖的正义理论家与其批评人士之间的这一分歧体现了我们对分配正义理解方面的无序。 P922

如果应该意味着可行,不确定性会削弱职责。 P923

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为那些改善最小受惠者福祉的不平等做出了解释,为功利主义的平等添加了一个合理的限定。 P924

13世纪中叶,阿奎那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综合论断,将一系列正义战争标准提炼为三个:正义的理由、合法的权威以及正当的意图。 P925

用本章所采用的词汇来说,它们忽视了政治。 P926

罗丹发现正义战争理论缺乏一致性,因为它将传统与各不相同的原理结合在了一起:开战正义系律师和空谈理论家针对思谋战争的统治者而提出,而交战正义则产生自军事荣誉准则。 P927

根据以下观点,它并非其核心问题:重要的是人们应当免受暴力侵害而且施暴者应当受到抵抗。 P928

从一个方面来讲,这意味着,尽管全球化、跨国意识形态和忠诚危机以及其他挑战使传承而来的国际关系模式发生了很多变化,国际法在世界事务中仍占据一席之地。 P929

重新挖掘那些被人遗忘的论争,能够为不断变化的道德观念和恒久的道德原则之间的关系带来新的启示。 P930

与应用研究一样,基础研究也有其正当要求而这些要求并不局限于其长期效用。 P931

国际规则及其所代表的对承诺的尊重,使人们能够发送电子邮件,乘坐航班飞越国境,品尝异国他乡的美食以及分享科技创新等。 P934

1 现实主义VS实证主义国际关系发端于20世纪30、40年代英美国际法法律人两大阵营的分裂。 P935

2 功能主义与纽黑文学派并非所有的国际执业律师都聚焦诉讼。 P936

国际规则仅为决策的成果,而决策者指的是那些其决策具有“授权性和控制力”的个人。 P937

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机制理论一派繁荣景象,随后嬗变为“制度主义”。 P938

丹尼尔·华纳(Daniel Warner 1998,322)对此解释说:基欧汉关注的是各国在联合国或世界银行如何进行互动。 P939

制度改变信念,有时对我们所思所想或所做的事情产生影响以及具有如此影响的制度对他人的行为始终施加影响的方式尤其重要。 P940

她认为包括国内法院在内的国内制度是(而且应该是)人们制定和应用国际规则的主要手段。 P941

该社会学中至为核心的一面在于其略带规范性色彩这一事实。 P942

如果其他国家同意签署某个包含“迅速、充分、有效”标准的条约,任何一个拒绝签署该条约的发展中国家都将面临处于不利境地的风险,绝大多数双边谈判的含糊性使该风险更加严重,这使该617国家难以判定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否谨守此前的团结立场。 P943

戈德史密斯和波斯纳(2005,10)断言,人们“相比其对国际法服从的关注而言,他们更为紧密地关注上述公益”。 P944

最后,那些将理性选择理论应用于国际法的学者认为理性的决策者都是一些自私的决策者。 P945

虽然理性设计理论提供了很多重要见解,到目前为止该理论的倡导者在设计各种制度时很少关注各国彼此之间为了在战略意义上智胜对方、操纵对方或开展合作所采取的方式。 P946

各国以及其他行为体通过政治构成其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不仅对“各人的所得及其时间和方式”进行判定,也对人们会以谁为合法的行为体以及什么行为能够被称为正当行为进行判定。 P947

这些游说“固化了公众对化武的重视,他们认为是一种对平民的特殊威胁因而必须加以应对”(Price 1997, 12)。 P948

再者,正如华纳(Warner)(1998,323)解释的:今天我们正在目睹国际关系理论中走向社会建构主义的一场运动,其原因就在于理性主义立场使国际关系脱离了所有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基础。 P949

肯尼斯·阿伯特(Kenneth Abbott)和斯尼达尔(2002,S142)认为“国际法和法律制度依赖于‘价值’与‘利益’的深度互动”,“因此人们必须将规范性叙述和理性主义叙述结合起来以了解合法安排的设立和影响”。 P950

一种专注于联合国法庭立法缺陷的另外一种建构主义解释能够对第二种观点进行补充。 P951

彼得·卡赞斯坦和大河原伸夫(Nobuo Okawara)倡导一种“折中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对于借鉴任何不同的理论持开放立场。 P952

例如,一种折中的方法可能有助于校正以下事实,即某些将运用建构主义方法进行国际法研究的学者并未考虑观念因素是否出于国家行为体的蓄意使用和操纵。 P953

在一篇单独撰写的文章中,图普(2003)认为建构主义因素非常重要,可能能够阻止任何国家“持续地反对”新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从而也避免了强加于它们的义务)。 P954

说句公道话,建构主义者非常谨慎,避免做出大而全的解释,斯特恩的分析行得通是因为它在如今人们所说的建构主义背景下对权力的作用进行了探究。 P955

”罗伊——斯米特(2003,591)对于国际法如何深深地扎根于其社会背景之中进行了考量。 P956

这使国际律师们已经坚持了几个世纪的观点得以增强,即规则具有一种有别于国际事务中其他的、非法律因素的特异性。 P957

”此后不久:“反腐败这一案例尤其能够说明价值观和利益并非仅仅是单个行为体的动机,而且对法制化过程中它们所选择的策略以及法律机制的设计也具有重要影响。 P958

有时候,立法者会诉诸某些有关合法性和公平的概念,并推进那些为了与这些概念相关联的推定规则——因为他们知道国际法制体系至少在某些程度上是以那些根深蒂固的有关正义的共识为基础的(Anghie 2004, 232—233)。 P959

马丁·霍利斯(Martin Hollis)和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 1990,179)曾经指出对国际关系进行解释时常常会遇到“个人主义”与“整体论”之间的一种张力。 P960

不过,话说回来,对这一复杂的游戏事实上如何运作进行解释需要借助于一系列理论方法。 P961

太多的学者囿于这样一种思考,认为学术研究是对政策决定的最终检测或批判。 P966

在今天,我们很少见到或者很难想象,主流学术孕育于政府服务中,正如许多战后学者那样,或者高层的政府官员领导了学术界,正如伍德罗·威尔逊在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时所做的那样。 P967

学者致力于理解事件为何发生,从政策过程中获得一般性解释。 P968

一种是以固定的时间和空间的物体为基础,而另一种是以概率与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为基础。 P969

这种寻求客观真理的承诺令人敬仰,但是也过于雄心勃勃和自利,轻视了政策的制定,也掩盖了真理固有的不确定性。 P970

只有从可观察数据上获取的推断或解释与真实世界一致时,我们才知道这一点。 P971

”社会背景决定了学术研究的任意程度(按照库恩的观点,即个人与历史的偶然事件)不比政策制定的随意程度低。 P972

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发展方向是共产主义,而西方自由主义人士认为是多元主义或民主制度。 P973

如果利用知识解决悲惨的世界问题没有涉及政治参与,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涉及?社会科学并不仅仅是发现,也是社会变革。 P974

学术研究从政策世界脱离出来。 P975

无论我们是否做了预测和准备,风暴都会发生。 P976

3 学术和政策知识受到的政治约束如果社会知识是进化的,那么就不存在受到社会因素制约的知识了。 P977

学者可以以公民的身份履行义务,但与此同时可以在他所处的社会里独立于政治组织。 P978

在学术群体中,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确实相信我们的同事,因为我们了解他们,也仔细研究他们的工作。 P979

4 结语学术与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知识或真理的本质、不同知识类型之间的关系以及同时影响学术和政策制定的政治约束。 P980

人们最希望做到的事情就是意识到自己的道德和政治的前提、明确地表达出来(如果一个人采纳由这些前提推导出的观点),加以批判并将研究这些道德和政治前提作为学科的一部分……我也不愿意认为承诺(从坚信某些道德和政治目标的角度)和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奋斗的意愿与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是一致的。 P981

正如布尔(1972,263)进一步指出的那样:“一个不太容易被察觉的危险(相比学术的价值观屈从于政治价值观这一危险)正是人们应该如何遵守学术价值观,如何展现智识上的严谨;然而,在道德和政治的框架内,这些尚未受到人们的质疑。 P982

如果我要求你描述过去一个小时发生的事情,你必须加以简化,否则你就得重述过去一个小时每一分钟的细节。 P984

意识到我们的这种偏见是很重要的。 P985

或者,就像布鲁斯·詹特森(Bruce Jentleson 2002, 169)指出的那样,“问题不仅是理论和政策间存在着鸿沟,而且近几年在不断扩大”(另请参见Kruzel 1994; Newsom 1995—1996)。 P986

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认为,如果学者寻求“理论与政策的相关性,即使只是为了向社会证明我们存在的正当性,那么维护知识一体性就会变得更加困难”(1994,16)。 P987

过去,学术界对政策的制定做出了直接或间接的有益贡献。 P988

历史类比法是决策者们常用的一种阐发思想的形式,但他们采用的方式却常常是粗陋和误导的。 P989

我们可以改写前述凯恩斯的那句名言,自以为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免受任何实践影响的学院派理论家,通常都是那些隐而不见的更大的世界事件的奴隶。 P990

实际上,在摩根索主张“国家依据由权力定义的利益而行动”是一种近乎自然法的理论以后,他不得不因为美国人未能遵循其理论的各种假定而对他们进行指责。 P991

人们对爆发核战的恐惧逐步升级,世界各地的民众抗议活动都要求“核冻结”。 P992

一些观察家质疑道,这些业已发生的事件是否证明了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无关。 P993

外部世界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作如是观。 P994

我常常被那些给我送来他们认为对我有帮助的三四十页论文的同事们弄得不知所措。 P995

在大学里,剽窃是一种重罪;在政府决策工作中,思想或点子是一种公共物品,而且不分你我也常常是最有效的。 P996

培养今后主要为了从事学术事业的博士是一回事,而在实际上把这当作绝大多数国际关系/政治科学博士项目的唯一目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P997

”或者,正如詹特森(2002,181)所指出的:“三四十年前,学者是政府和国际机构以外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国际事务专家群,但当下的世界却是一个思想理念和专门知识竞争更加激烈的市场。 P998

将思想从学术界传送到政府最有效的传动带之一,也许可以被称作往返学界和政界的精英们心智中的“嵌入式资本”(embedded capital)(亦即沃尔特在很大程度上所忽略的那种机制)。 P999

那时有很多人都担忧中国力量的崛起,因此一些人主张在中国变得太强大之前就先对它采取遏制政策。 P1000

这种方式较少来自外界文章和咨询意见(尽管它们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更多是以根深蒂固的知识资本的形式存在的。 P1001

我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富有成效的互动经验可能是主观的,但它也具有典型的意义。 P1002

如由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助的外事奖学金这样的实习和交换项目,在把年轻的美国学者介绍到政策部门工作的方面也起到了帮助作用,尽管在十多个年度奖学金中来自大学的比例已逐年下降。 P1003

学术界与实务界之间的联系乃是一条单行道,所以你必须切实地完成你的学术资历。 P1004

相反,“自下的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below)既要将其置于“自上的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bove)之中,也有必要跳出这一范畴。 P1007

依存理论为国际体系的运作提供了一种反向分析:国际体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帝国周边小国作为帝国附庸的经历(Slater 2004 118—120)或追溯到不结盟运动的“新殖民主义”政治语言(Young 2001 44—45,51)。 P1008

尽管如此,这些依存和主导(domination)的结构将大范围区域排斥在外。 P1009

其他人更加审慎,但仍然将依存理论置于学科讨论之外。 P1010

一方面,有人认为,政治和经济发展与现代西方文明扩张到包含全球的文化空间是同构的。 P1011

但是,这些研究“成为重新建立一种经济框架和主导(domination)框架的分析传统所付出的努力中的一部分”(Cardoso 1977,10)。 P1012

第三世界的联合最终被强制演变为屈服(submission),而现实主义和自由派国际关系也分别退回为大国的阴谋(并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问题边缘化)和建立自由的全球秩序(认为这些国家是激进现代化的对象)。 P1013

一项近期对“不同伪装之下的政治”的探索是南北关系从世界政治议程中消失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依存理论家提出的政治经济话题已经通过构建一项关于自由贸易和良好治理的自由主义“共识”而得以解决(Darby 2004, 2, 5—6)。 P1014

例如,戴维·坎贝尔(1996,164—165)认为国际关系由一种“解决”身份问题的国家话语构成;国家的“中心性”(centrality)被视为“简单反映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可以被客观理解),而不是作为一种忽略其他可能性的权威宣示。 P1015

因此,后殖民主义的学术研究代表了一种对抗性的“殖民遭遇(colonial encounter)之中、之间和之外勾画身份的参考框架(frame of reference)”,鼓吹“特殊性和边缘性”,希望看到“第三世界各民族在一个去欧洲化的复苏和差异的空间里勾勒出独立的身份”(Paolini 1999,6)。 P1016

后殖民国际关系(以及其他批判理论,如挑战现代主义的某些女性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理论)很少在描述该学科状况时被提到(Walt 1998;Snyder 2004)。 P1017

与依存理论不同,后殖民主义的转向借鉴了后结构主义的论证方式(Young 2001, 418),不仅仅将非西方和非现代视为外在的,而且看作西方和现代定义之外的他者。 P1018

“现代性/无政府主义”的二元性在这种压制中起着关键作用:无政府主义失调成为现代化这个“解决方案”的迫切“问题”,在文明的话语逻辑下,似乎成为唯一的解药。 P1019

保利尼(1999,204)指出后殖民主义思想出现了一种抛开“物质条件辩论”的普遍倾向。 P1020

与米切尔一样,德里克(1994,350)也认为欧洲中心主义“正是建构于资本主义文化之中”,因此,我们很难想象出任何无须直面政治经济学挑战的严肃的西方去中心化或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P1021

与此同时,“自下的国际关系”利用其作为“被建构的他者”的优势,凸显了国际关系作为社会理论成员之一的潜力,并致力于研究自身和他者之间的关系。 P1022

但是,另一方面,这同样是因为人们普遍相信美国的学术界在学科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削弱了国际关系理论在美国之外自主发展的潜力。 P1025

在第二部分,作者将重新评价这些反常现象,并提出观点,认为不仅承认在美国之外理论发展的重要性是必要的,而且一旦这些理论的发展被凸显,那么这些反常现象均可得到解决,但前提是重构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发展的传统论述。 P1026

尽管英国和其他前欧洲大国可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但至多也不过被看作亦步亦趋,遵循着霸权国家设定的策略。 P1027

但是,尽管欧洲人最初非常乐意接受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以此复制美国的地位,但是维夫的预测认为,随着理性选择理论在美国的影响力提高,这些欧洲人越来越敌视美国的理论,开始开辟自己独特的理论。 P1028

威廉和安妮特·福克斯(William and Annette Fox 1961, 339)将美国国际关系学科中的“暗流涌动、活力和多样性”归功于那些“在很多情况下来自欧洲并且学术训练同样在欧洲完成”的学者。 P1029

在古奇尼看来,这只不过是为了保护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而做的无谓挣扎。 P1030

随着英国衰落,理论家现在“几乎”发出了英国国际关系话语的“主流声音”。 P1031

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 1956, x)也是一位欧洲移民,他观察到盎格鲁美国和欧洲大陆学者之间的鸿沟,认为这种鸿沟并非偶然,其“根植于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经验之中,而这种经验为知识界所吸收”。 P1032

结果,两国长久以来建立的思维传统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 P1033

基于相同的原因,卡尔(2001,97)指出,当利益没有受到挑战时,乌托邦主义者自身也没有认识到“政治权力在持续而静默地运作”。 P1034

我采用两种方式来解读这些反常现象。 P1035

但是,这种转变了的叙述也导致了新的反常。 P1036

但是,尽管这些欧洲移民提倡的解释性和整体性的方法在美国被边缘化了,相比之下,英国学派却奉行着类似的议程。 P1037

但是,正如布朗(2006,683—684)清晰指出的那样,这些理论家也认识到为了理解这个社会,他们需要一个“外交文化的民族方法研究”,必须进入解释性理论的圈子才能搞明白实践家们如何理解这一世界。 P1038

卡尔(2001,87)在二战前曾承认,纯粹的现实主义“无法为我们提供任何东西,除了赤裸裸的权力争夺,而权力争夺是不可能构建国际社会的”。 P1039

尤其是有一种批评将目光投向了帝国主义和国际关系之间的关联,发现“英国学派著名的历史方法竟然忽略了这一历史事实,这一点十分令人感兴趣”(Callahan 2004,310)。 P1040

伊恩·克拉克(Ian Clark 2007)曾证实,如果我们不去探究世界社会和国际社会这两种思想传统之间的相互作用,那我们不可能理解奴隶制如何在19世纪初就在国际舞台上被取缔。 P1041

权力,或者更为确切地说,任何时期人们所设想的以特定形式存在的权力,一直是一股对国际关系学科进行定义的重要构成力量。 P1044

这种框架既不需要强迫学者个人采用一种内涵更加广泛的权力概念也不需要这些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纳入更多的实证性、方法论和规范性视角。 P1045

随着社会科学的潮流,国际关系学者们逐渐开始认可对潜在权力与实际权力的区分,其中实际权力是根源于甲行为体促使乙行为体做本不愿为之事能力的“一种因果关系”(Baldwin 2000, 178)。 P1046

“权力的第二张面孔”通过凸显各行为体利用其建制地位来压制异议(Bachrach and Baratz 1962),将权力与公开冲突脱钩。 P1047

最后,这一概念要求人们使用一个具有明确规范的、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去应对压迫问题和从结构性力量中实现解放的问题(Linklater 1998)。 P1048

在该学科中,检验未被承认的假定不具备可能性,这一元理论焦点迫使国际关系(不论人们有多么不情愿)在理论上变得更加多元化,因而也会容纳种类更加多样化的实证研究焦点、方法论要求以及规范性安排。 P1049

国际关系各研究领域的碎片化和沉默反过来也塑造了国关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处理权力的方式。 P1050

为了纠正这一问题,虽然该领域目前境况不佳,它还是能够寻求一个共同基础,以便这些各个不同的研究领域能够在此基础之上确立有关各种权力概念之间关系的集体理解。 P1051

这样它就避开了前社会能动者或利益存在的可能性,继而避开了行为与构成以及直接关系与分散关系之间任何有意义的区分。 P1052

我们提出回归元理论将非常有利于开展有关贯穿整个国际关系(非)学科的权力的对话,并不代表我们倡导回归到第三次大辩论。 P1053

不过,尽管后者私下里给予元逻辑优先地位而且自诩不偏不倚,前者既不假装中性也不把自己所采用的社会关系主义自称为“真理”。 P1054

我们(作为政治家、决策者、公民或学者)努力明确及分配,但有时也会拒绝或转移对饥荒、环境恶化、种族灭绝以及全球资源与财富分配带来的差距等危机做出应对的义务。 P1057

这个举措虽然从本质上讲并无不妥,但未让我们得以深入探析。 P1058

保守落后的言论则与怪罪和追责密不可分。 P1059

[174]根据此种解释,壳牌石油、美国陆军、中国、微软、罗马天主教会、欧盟、联合国、哈马斯及大赦国际都能以整体而非成员个体的形式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指责。 P1060

因此,通过假定某一类集体的能动性,国际关系不假思索地对人们传统上理解的“个人主义”加以嘲弄。 P1061

对跨国关系的审视把很多非国家机构,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倡议网络和认知共同体等,都作为值得关注的能动者(Keohane and Nye 1972; Haas 1992; Risse-Kappen 1995; Keck and Sikkink 1998)。 P1062

这对该明显分野两边的那些立场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P1063

所以,我们将何去何从呢?3 前方之路我们至少可以采取四个步骤来改善国际关系在处理道德责任问题方面的不足。 P1064

然而,对于某些组织,如美军,是否具有统一且周密的决策功能来体现这一能力仍有争议——仍需要详细的经验研究。 P1065

第四,在世界政治活动中,具有不同内部能力、经历过不平等外部环境的不同行为体的伦理影响值得关注。 P1066

相反,我们总是受规范性问题的驱动,因为从修昔底德记录的西西里远征(公元前416)到英美军队入侵伊拉克(2003),每每发生灾难后,这些规范性问题总会逼问我们。 P1069

对世界政治的研究始于对战争的研究。 P1070

这些问题背后都隐藏着权力概念。 P1071

近几十年来世界政治的研究者们在战争、合作、多边制度的角色等问题上取得了不少理论层面的进展,在主权问题上也取得了概念层面的进展。 P1072

(1)技术变革带来的武力扩张和扩散对政治有何影响?学者们深入探讨了几个世纪以来武力技术变革对西方国际关系的影响。 P1073

(3)国际关系中出现的进展是否具有合理意义?若有,该进展是源于人类思想的智力进步,抑或道德进步?自启蒙运动以来,许多西方思想家都注意到人类实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得出结论或者说至少敢于期望人类的道德和科技都在进步。 P1074

西方社会中传统的性别角色一直在发生变化,这一点对决策和领导行为都有潜在的影响。 P1075

2 制度设计问题在本章开篇,笔者提出,尽管在实证研究中我们有义务遵循科学推论这一原则,如今的世界政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范性问题驱动的。 P1076

我是一个世界主义的自由民主人士: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因为我认为基本人权是普遍性的,不依赖于某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资格;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我把自由优先列为美好社会的一个核心价值;我是一个民主人士,因为我认为,精英们不仅应该服务于公共事业,而对通过公众权力高于领导权力的制度所形成的协商公众意见,精英们也应对此负责。 P1077

所以对第二个问题可做如下描述:在没有一个全球政府的前提下,如何设计多边制度,才能让更有资格和恪尽职守的领导人更有可能当选而那些当选者对受他们行为影响的人民负责?问责制是一项民主的基本原则。 P1078

几乎没有任何理论命题既是可证伪的又是正确的。 P1080

例如,假设国家面对侵并未加以制衡——他们过早投降——或者他们把主权让渡给了超国家机构。 P1081

若国家能(通过妥协)保住其人口,即使短期内丧失自主权,它们或能保持长期的社会和民族认同。 P1082

据说,在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主义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各国将会限制各自的利益。 P1083

还有一些可证伪的权力理论,但一经推敲即错误百出。 P1084

举一个有类似结果的例子。 P1085

关于静态的研究方法,以上对我们有何启示?它暗示我们,预测结果需要至少三个变量:(1)国际体系所允许的制裁或许可;(2)领导层政策/意识形态;和(3)国内政治的制约和要求。 P1086

领导层有时会在缺乏国内支持的情况下冒险。 P1087

上述情况使国家(如欧盟的例子)能够从各体制之间的合作中获取好处,而这种好处离开了某种制度是不会产生的。 P1088

伴随着欧洲的一体化和扩张,欧洲试图创造新的规范,不仅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而且还能指导他人(Katzenstein 1997)。 P1089

公共产品问题并未阻碍合作。 P1090

有关该话题笔者已有论述,在此不愿赘述(见Smith 2000; 2002; 2004; 2007)。 P1093

这并不意味着学科内不存在强烈对立的立场。 P1094

因此,该领域并未专注于元理论的辩论,相反,它试图建立理论与经验范畴的联系。 P1095

或者可能是因为人们在分析过程中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其前提是假设如此的区分确实是可能的,但我认为,按照福柯的观点,学科和理论构成了有助于我们获取社会世界中“事实”的标准。 P1096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该学科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不加批评(实际上,许多重要期刊是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阵地),这意味着国际关系一直无法解决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忧心忡忡的政策问题。 P1097

另一方面,一直以来,极少有人正视实证主义的不足和局限性。 P1098

因此,我们研究和教学的内容是我们作为学者所做出的选择;这些选择可以被解释为对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的简单研究,但这只是掩盖了其政治和伦理选择的本质。 P1099

当国际关系研究只关注美国的政策利益而又遵循了该学科的运行所依托的国际关系的定义的时候,这一点上最为明显。 P1100

这四个问题也是本书主编要求撰写总结部分名章节学者们思考的问题。 P1101

它需要了解强国的世界也需要了解弱国的世界,对我们的学术、我们所称的道德标准以及我们作为学者的自身定位之间的关系进行自我反思。 P1102

在今后的二十年中,该学科应该做出一些更为合理的选择,从而让“国际关系”变得名副其实。 P1103

在我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之前,对国际关系学的认知可能仅限于国际社会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及基于此对大国格局的一些宏观认识。 P1104

我们同年进入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工作,共事十余年,交流算不得频繁,但他总能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予我指点。 P1105

本书的翻译是团队成员通力合作的成果。 P1106

对此,作为参与翻译及负责校阅的我,当负主要责任,并盼学界同仁及各位读者不吝指正!我们希望本书的整个翻译团队所付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不会白费!它对更多人士了解国际关系学科的概貌和深入该学科领域从事研究等不无裨益,而我们仅希望能为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P1107

见Goodin, Rein, and Moran(2006)。 P1108

部分英国学派比结构化主义者更讲究结构,而制度主义有时候既研究制度性权力又研究强制性权力。 P1109

大国在国际层面设立规范,往往这些规范也是其国内治理规范的反映,不过接下来大国发现自己受到了这些规范的束缚。 P1110

[29]我们承认这与实用主义有潜在关联,尤其是参与实际问题和将批评理论的不同形式与社会学方法结合时存在实用主义利益,但我们愿意将这一点留给那些更熟悉实用主义的人去提炼这些联系。 P1111

例如,米尔斯海默、格拉泽和施韦勒分别代表了现在通常所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 P1112

道德现实主义认为道德判断意指或基于世界的自然或客观属性。 P1113

[53]如见www.st-andrews.ac.uk/intrel/pgcourses/students/ks.html上目前尚未发表的文章。 P1114

[63]关于没有做出类似妥协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完整的规范性批评,参见Long(1995)。 P1115

[72]例如,新功能主义的融合理论中存在一个重要的缺陷,即它缺乏任何自由主义理论的强烈偏好,导致厄恩斯特·哈斯一直将政策看作是“反馈”或“溢出”(spillover)。 P1116

参见Legro and Moravcsik(1999)。 P1117

[90]对于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对本章初稿提出的极有帮助的反馈意见,我表示感谢。 P1118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构成国际世界的能力,见Ashley(1986);Campbell(1998);Williams(2005)。 P1119

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在该领域的少量学者相对来说更注重应用伦理观的研究。 P1120

此外还要感谢各位编辑对本文观点所做出的极其有益的反馈和指正。 P1121

不过,如果在某个关系中共有观念还不如暴力胁迫和直来直去的自我利益重要,那这种关系也是难以想象的。 P1122

[137]这里所列举的学者与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2002,495)所说的“方法论上的约定主义者”有大量重合。 P1123

[142]感谢本杰明·科恩、安东尼·佩恩、尼古拉·菲利普斯和伦恩·西布鲁克几位编辑,他们为2006年7月完成的那一稿提出了宝贵意见。 P1124

而在200年后,这些才普遍起来。 P1125

他在肯尼迪政府担任政策顾问,在重返学术界之后写了大量赞扬肯尼迪政府的文章,而他的学界同事也广泛认可。 P1126

[166]卡多佐和法莱图(1979,x—xiv,xxiii)坚持强调分析具体情形。 P1127

[178]感谢朱迪·安斯蒂(Jodie Anstee)为本章的研究予以的帮助。 P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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