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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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P8

1990年代,我很幸运认识到了怎样才能成为专业历史学家,当时我在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身边有着一大群这样的人。 P10

我也从同学那里学到了太多的东西,他们是Julie Broadwin,James Cook,董玥,Mark Eykholt,Susan Fernsebner,Joshua Goldstein,刘璐,Cecily McCaffery,Andrew Morris,Charls Musgrove,Elena Songster,汪利平。 P11

也是在台湾,庄吉发、陈捷先慷慨同意我加入他们的课堂,分享他们的知识与见解。 P12

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奖学金减轻了我研究生学习的外在压力。 P13

这些人包括:David Bello,Joan Bristol,马雅贞,Lisa Claypool,Robert DeCaroli,董玥,Mark Elliott,Joseph Esherick,Susan Fernsebner,Karl Gerth,Josh Goldstein,韩承贤,Mike Hearn,Laura Hostetler,胡明辉,Chris Isett,Dorothy Ko,Eugenia Lean,李卓颖,刘一苇,刘璐,Susan Mann,Cecilly McCaffrey,Tobie Meyer-Fong,Steven Miles,Sue Naquin,Anne Reinhardt,William Rowe,Bruce Rusk,Randolph Scully,Mark Swislocki,Joanna Waley-Cohen,汪利平,Erica Yao,还有日本亚洲研究会议(东京)、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的会议参加者。 P14

1751年首次南巡时,乾隆皇帝欣然承认先辈的遗产:“粤自我皇祖圣祖仁皇帝巡幸东南……历今四十余年,盛典昭垂,衢谣在耳。 P16

然而,存在着一个问题,乾隆皇帝“诚恐地方有司因虑道路拥挤,或致先期阻拦”,决意不要那些操心琐碎之事的小官僚们扫此事之兴,“若道路宽广,清跸所经,毋虞拥塞”,他在一道专门下发的上谕中,说得明白:“不得概行禁止,以阻黎庶瞻就之诚。 P17

的确,每一位清史(1644—1911)乃至中国史的研究学者,多少都知道一点1751—1784年间的乾隆六次南巡。 P18

接下来这一移动的朝廷折回镇江,过长江,继续沿大运河北上,到达与黄河的交汇处。 P21

在文化上,江南是汉族士人学术和高雅艺术无可争议的中心。 P22

这里只是指出,在清帝国意识形态的构造中,清朝统治同时所具有的民族与王朝的向度至为明显,而南巡则是绝好的例证。 P23

此时,清廷寻求——不同程度地成功了——对于汉族精英所组成的各种集团,加强其权威和影响,这些汉族精英不仅主导着科举考试和行政部门,而且支配着地方社会。 P24

除了皇帝的奴仆(太监、 包衣、旗人和士大夫)外,皇帝还倚赖哪些人来支持中央政府的利益,反对地主们的利益?地主阶级真的因为将他们中的成员吸纳进政府就被控制了吗?朝廷与商人以及其他的非官方人员间的联系,还有多少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对于中央政府的运转、权力的真正运作模式,我们缺少明晰、统一的认识。 P25

这里,我旨在打破史学家历来所赋予清廷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的“垄断认识”,提供一个对于盛清统治更为复杂且精细的历史说明。 P26

1979年,约在傅礼初与读者分享他对于未来清史研究看法的同时,研究莫卧儿帝国的史学家布莱克,尝试使用韦伯的“家产—官僚制帝国”的框架重新解释莫卧儿帝国。 P27

这一扩大涉及了权威的变化:从家产制的(这是家内的和个人的)到纯政治的(这是军事的和司法的,并必须由外部家庭的官员进行管理)。 P28

由于其规模和复杂性,“家产制皇帝的军队分成两个集团:皇帝的私人家内士兵,以及主要属下(常常是皇帝同族)的士兵……后者注定听命于他们的指挥官而不是皇帝”。 P29

[37]简言之,每一个家长制统治者的目标,是将每一个利己主义的“臣”降至卑颜屈膝的“奴才”(满文aha或boo-i aha)。 P30

韦伯在巨著《经济与社会》中对于“中国家产制官僚”的描述,建立在他对于明朝(1368—1644)的官僚与君主间持久紧张关系的理解之上。 P31

明朝皇帝持续不断地反对士人—官僚(士大夫)重申特权的斗争,导致了中央政府的全面重建,其顶点是1380年2月17日明廷有效地将官僚机构“斩首”——这是明朝缔造者朱元璋申张其家产制特权的分水岭。 P32

我们可以很容易将明朝统治家产制诸方面,追溯到上一个王朝——元朝时蒙古(成吉思汗)统治中国内地的传统。 P33

[53]因此,民族对于帝制晚期中国历史的研究很重要,但仅是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作为为了在亲和团体中建构一些信仰而生成和使用的一套特殊意义,这反过来成为建立和保持家产制统治关系的基础。 P34

[55]人口方面,清帝国人口激增。 P35

[62]总而言之,这些十八世纪的发展成了清朝成功的记述。 P36

[65]到1644年清朝进行征服之时,“八旗”实际上由发挥着社会和军事功能的二十四个旗组成(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P37

起初,在八旗制度内,蒙古首领和明朝指挥官保留着对他们自己武装(牛录)的控制。 P38

一旦清廷在1730和1740年代取得了对于这一“国中之国”意识形态和制度上更为全面的控制,那么它就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能够更有力地将其家产制统治扩展至“外圈之国”,也就是它所承袭明朝的制度。 P39

[76]而且,在乾隆朝,“统计数字……证实,满洲人被任命为督抚的比例非常高”。 P40

欧立德指出,“尽管趋势是朝着更大范围的官僚化,但清朝时整个八旗从未出现一个中枢机构,没有一个能解决所有与八旗有关事务的场所”。 P41

由于清朝国家形成中的这些发展,乾隆皇帝在南巡中申张家产制特权,常常就变成了实施民族—王朝统治的同义词,我们会在以后的章节中看到这一点。 P42

[89]第一章讨论巡幸的内在多重意义。 P43

这种多重意义产生于巡幸的不断变化的地位,这是由于经典注疏和官僚上谏的日益演进的传统,也由于帝制国家形成的历史兴衰,这在第一章有详论。 P44

第三章和第四章描述乾隆南巡军事方面内容。 P45

一些相互关联的趋势,包括商业化、人口激增、职业多样化以及社会流动性,在征服者精英各阶层加速了认同危机。 P46

清廷显而易见的成功背后,不仅是对地方精英霸权(经济和文化上的支配)的承认和再度肯定,而且也有由上述长期趋势所推动的精英身份日见加深的危机。 P47

然而,沈德潜在1760年代日益与朝廷龃龉的事例,也强有力地表明了民族差别的意识持续存在于甚至是最受宠信的汉族精英之中。 P48

事实上,南巡经由地方的帝国官员和民众的种种接待方式,积极地塑造了地方的机制以及大众对于乾隆南巡的认识,这是贯穿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八章的一条线索。 P49

——译者。 P50

[14] 1998年3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内与郭成康的私人谈话。 P51

[23] 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28;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页15;米华健等编:《新清帝国史:承德与内亚帝国的形成》,页3—4;卫周安:《新清史》。 P52

感谢贝杜维提出家产制(patrimonialism)问题并将布莱克的著作介绍给我。 P53

清代回避制度,见魏秀梅《清代之回避制度》。 P54

[53] 艾森伯格:《韦伯式的家产制与帝制中国历史》。 P55

更详尽的记述,见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页9—107;濮德培:《中国西进:清朝对欧亚大陆中部的征服》,尤其是页270—292;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 P56

[70] 同前揭书,页57—58。 P57

[78] 韦伯:《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大纲》,第2卷,页1047—1051。 P58

“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说法基本上不见于曾小萍新近对于雍正朝的概述;见曾小萍《雍正朝》,页183—229。 P59

[92] 张勉治:《洞察乾隆:帝王的实践精神、南巡和治水政治(1736—1765)》。 P60

马背上的朝廷 : 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 : 1680— 1785 历史电子书 第2张恭恳圣恩俯赐俞允,以慰臣民仰望”,接下来胪列了乾隆皇帝1751年春进行南巡的理由。 P61

在关于巡幸的卷次(卷178—180)的序言中,秦蕙田超越了普遍所认识的即“巡狩之制见之于经者多矣”,认为“自黄帝、颛顼已有巡方之典,不始于唐虞也(也就是尧、舜)”。 P62

[9]例如《尚书》第二篇《舜典》,记录了传说中的圣君舜的早期成就,其中详细描述了舜的出巡。 P63

简言之,巡幸是有多层意义因而具有高度争议性的礼仪活动,纵观历史,有关为政之道和政治权力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借巡幸得以表达并相互博弈。 P64

这种打猎处于分散的社会政治秩序的中心位置,这时中央集权国家还没有形成,文武间的功能和文化还没有分野。 P65

[21]汉代语言学家何休,将“狩”释义为“取兽于田,故曰狩”。 P66

巡狩的开化伴随着的,是此前秩序的崩溃以及士阶层的衰落。 P67

[28]鲁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73年)“王巡虢守”。 P68

[33]职是之故,现代学者高度怀疑这些早期巡守的描述,尤其是《孟子》(约公元前320年)中的那些记述。 P6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间接反对的做法产生了将上古的巡狩作为仁政象征的经典描述。 P70

[38]这次巡狩是有意仿效《尚书》和《孟子》所记载的古代圣君的典型巡狩之举。 P71

这位刻板的天子是否如上面所述补救其放荡生活,还是个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没有什么意义。 P72

[43]打猎及其军事含义,现在被视作违背了仁政的合法礼仪和原则。 P73

[45]八年后的641年,唐太宗再次准备出巡,丞相魏徵(580—643)像姚思廉那样予以反对,他引用汉朝的武帝和桓帝作为反面事例,指出自己的君主“纵欲自轻(即自己的人身安危)”。 P74

例如,丞相魏徵毫不迟疑地批评了唐太宗637年的东巡洛阳,理由是,地方官员为讨好圣驾,迎接准备铺张奢华,增加了当地百姓负担。 P75

[51] 755年,唐朝的将领安禄山(卒于757年)——他有着沙陀和突厥血统——发动政变,迫使玄宗以“巡狩”四川为名西逃。 P76

[54]官员的批评不再局限在皇帝出巡时的打猎上。 P77

正如康达维指出的:“宋代时,在应考的士子中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文选》烂,秀才半。 P78

在刘黻看来,安全和秩序有赖于统治者的勤勉,更为重要的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夷人”所带来的威胁:天下有道,人主以忧勤而忘逸乐;天下无道,人主以逸乐而忘忧勤。 P79

巡幸不再被称颂为皇帝活力和勤勉的象征,它已被南宋的许多官僚斥为皇帝挥霍和怠政的表现。 P80

狄宇宙指出,这些非汉政权“是北方、内亚的文化世界与历史经验的特有产物”,[68]学者将这一北方政治传统称为“帝制联盟”(与南宋等建立的“帝制官僚”相对),[69]并指出了它更具“封建—家产制”特色的制度[70]以及“强烈的权力私人化、行政碎化和士人地位的降低”。 P81

辽东半岛从社会生态看,是一个异质环境,因此常常出现巴菲尔德所称的“混合政权”,此中包括了部落和官僚的管理形式。 P82

[77]辽朝依据不同的民族习俗所建立的行政机构,表面上看灵活变通并是对等的,但皇帝及其扈从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保证了真正的权力总是稳稳地掌握在官僚体系中的部落人与北面官的手中。 P83

海陵王的专制做法可能令汉族士人精神上极为反感,但这些做法却与帝国的统一和家产制统治极为一致。 P84

气候殊异,中夏降霜,一日之间,寒暑交至,特与上京(位于今天的哈尔滨)、中都(位于今天的北京)不同,尤非圣躬将摄之所。 P85

梁襄反对季节性迁移,最后一点,在于金朝在地理、民族以及整个民生都与辽明显不同: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今天的热河附近)。 P86

现代专家正确地提醒说:“将由北方人所建立的政体,视作与定居的汉人所建立的稳定帝国不同的游牧帝国,是错误的。 P87

[90]整个元朝,蒙古大汗在两个都城间分配时间。 P88

他们提倡一种理想:皇帝不外出,深居保护严密的宫殿之内,精通经典(汉文)的学者给他们讲授宽仁、节俭美德以及不可变的王朝历史模式。 P89

然而,蒙古统治给明初(1368—1435)的政治和政策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P90

最早定都南京是基于其战略的重要性,以及明朝缔造者最早征服的是长江下游地区。 P91

永乐皇帝作为成就非凡的军人享有盛誉,但他在许多方面开创了文官体系的逐步复苏,当然总是极其谨慎的。 P92

即便是在文官重新崛起以及十五、十六世纪明朝针对蒙古的威胁采取了更具防御性的姿态之后,[101]永乐皇帝作为“马上皇帝”在武功上的神秘色彩,继续激发后来的明朝皇帝的政治想象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坚持出巡。 P93

正德皇帝以亲征这次叛乱为借口,决定出巡江南,而当时著名将领及哲学家王守仁(即王阳明,1472—1528)已快要将这次叛乱平定,[109]正德皇帝不想丢掉树立自己军事威信的机会。 P94

在经典的记述中,巡幸是有德统治的规定性标志可以上溯至理想化的上古圣君的黄金时代。 P95

[2] 《南巡盛典》,卷106,页1a—3b。 P96

[15] 下面的讨论主要依据陈炜湛《甲骨文田猎刻辞研究》、寒峰《古代巡守制度的史迹及其图案化》,转引自刘渝龙、金身佳《古代帝王巡游记实》,页1—2。 P97

感谢阮思德(Bruce Rusk)对此的解释和翻译。 P98

[41] 萧统编,康达维英译:《文选》,第2册,页109第435行以及页111,第446—447行。 P99

[54] 同前揭书,页9b。 P100

宋朝事实上作为“小帝国”的地位,见王赓武《小帝国的辞令:宋初与其邻国关系》。 P101

”见贺凯《中国古代官制辞典》,页338,第4078条。 P102

[85] 傅海波:《金朝》,页218—219、294。 P103

[98] 戴德:《明初政治史(1355—1435)》,页173—174。 P104

)[104] 正德皇帝长时间外出,见前揭书,页418—436。 P105

——乾隆皇帝,1750年6月21日[1]在“长十八世纪”,皇帝的游历并不限于江南也不止发生在乾隆一朝。 P106

[9]康熙皇帝之孙乾隆皇帝,也以喜好出巡闻名,当时的观察者以及现代学者都对他的不停游历和长时间不在京城有过评论。 P107

为了调和由于相似(文化的同化)所带来的合法性与由于不同(民族的区分)所产生的支配之间的紧张关系,康熙和乾隆的朝廷运用了王朝孝道的意识形态话语。 P108

他许诺很快返回京城,但这并不能令官员们安心,“今岁灾变甚多,不宜出边,以致兵民困苦”,这是众多反对声音中的一条。 P109

[19]康熙皇帝面对官僚强烈反对他1688年巡幸的立场,未能占得上风,但这一经历在随后的意识形态对抗中却对他很有用。 P110

[25]孝道的话语,既是安抚官僚的姿态,也是民族—王朝必胜信念的意识形态表达。 P111

总之,无论怎样,围绕1668年和1671年巡幸事件的意识形态意义都表露无遗。 P112

这些经典描述了,圣君舜最为典型的在四个基准方向上的盛大出巡,始于祭献泰山的“东巡”。 P113

当然,康熙皇帝对于巡幸的恢复确实是从“东巡”开始的。 P114

惟恐其阅历浅薄,不能详记地理山川也。 P115

尽管意识到俄国从1670年开始沿北部边疆吞食土地,但康熙皇帝在1671年首次出巡中未贸然向盛京以北进发。 P116

如或逗遛,则众人停待,围场必致错乱,尔等须严加 管辖。 P117

[54]康熙皇帝赏赐的兔子,无疑是此次猎获的一部分,赏给文职官员,它是朝廷全神贯注于军事的提醒物。 P118

[60]“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语言,与京内外官员所使用、请求皇帝南巡的语言一样。 P120

只在强调了巡幸在乃祖时是平常之举后,他才敷衍地提到“不特稽古省方,用彰盛典”。 P121

“无逸”是《尚书》中的篇名。 P122

这里乾隆皇帝将女真人所建立金朝的第五位皇帝——完颜雍(金世宗,即乌禄、大定汗,1161—1189年在位)作为清朝政治上的祖先。 P123

他将金朝未能保持旧有部落习俗与它后来的消亡联系起来,这并非偶然。 P124

乾隆皇帝反应迅速而强烈:我朝武备,超越前代。 P125

[80]在昭乌达盟和哲里木盟地界,乾隆皇帝狩猎并召见各部(喀喇沁、翁牛特、敖汉、奈曼、阿鲁科尔沁、扎鲁特)的扎萨克。 P126

1746年冬天,乾隆皇帝享受五台山清爽天气,赋诗纪念。 P127

”[89] 1749年秋,以乾隆皇帝内弟、大学士、公傅恒为首的一群朝臣,称颂作为祖先美德表现的巡幸:臣等稽史册之成宪,亘古为昭;诵祖德之鸿休,于今为烈。 P128

然而,若不纠缠于这种声明是否准确,我们也可以将它们解读为《元和县志》编纂者的一次有节制的抗争,甚至是破坏乾隆朝廷所积极推进的民族—王朝例外主义的宗旨。 P129

[94]乾隆皇帝援引康熙皇帝作为先例是有选择性的。 P130

同时,完全鄙夷江南景色的吸引,会冒犯汉族精英的文化敏感和自尊。 P131

她以这样的地位出现,是对江南美景以及这一地区精英们自豪感的承认。 P132

[108]乾隆皇帝坚持在他大范围出巡中“恭奉”皇太后而行,可能不只是孝道的表示,它也是民族—王朝差异的一种主张。 P133

[111]最初乾隆以为孙灏“无知,罔识事体”,但是当他“继思孙灏此奏”,越发感到这关乎“本朝家法及我满洲风俗”。 P134

亦由 躬亲整率,习之有素,是以临事赴机,人思自效,即此亦其明验矣。 P135

乾隆皇帝最后说,孙灏所患的是一种危险的政治短视症:今孙灏折内,以为索约尔济地在京师直北,远与俄/斯接界,一似轻率前往,不无意外之虑者。 P136

孙灏担心“随从侍卫官员人等长途费重,生计艰难”,对此,乾隆皇帝的回答肯定了物质匮绌的美德:从前皇祖时,狝狩之典岁率二三举行,彼时大臣中或有外来之助,至于侍卫、兵丁何尝不以为苦?然正所以教之节用知艰也。 P137

[121]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乾隆皇帝对于元朝最后一位统治中国内地的大汗顺帝(妥懽帖睦尔,1333—1370年在位)的一些表面看来无关紧要的评论。 P139

相反,他撤回到了他的宫殿,屈从于士大夫们心胸狭隘的观点以及妄自尊大的抱负:顺帝初元以来,端处深宫,委柄臣下,不闻台垣抗疏一言,而狃于书生庸琐之见,摭拾旧闻,借名谏猎,以弋取直声,何其陋也!乾隆皇帝似乎从内心感到惊讶、失望:妥懽帖睦尔这样的蒙古大汗如此不负责任:“不知顺帝耽于宴乐,其心本好逸而恶劳。 P140

[127]无论如何,乾隆皇帝在1758年对孙灏的尖刻回应,以及他对于妥懽帖木尔的评论,两相呼应,反映出乾隆皇帝将巡幸视为生死攸关的民族—王朝事业。 P141

本章关注这些有着交叉的话语,以阐释我称之为巡幸的民族—王朝原则(ethnodynastic imperative)。 P142

在作为民族—王朝典型表现的帝王巡幸中,季节性迁移与狩猎作为满洲人纪律、勤勉、坚毅、习劳的一个源头,地位突出。 P143

[7] 王戎笙等:《清代全史》,第3卷,页40—47。 P144

[14] 儒家经典内在开放性及其相关的话语,见伍安祖、周启荣《儒家经典的易变与话语策略》,页 1—5。 P145

[26] 司徒安(《身体与笔:18世纪中国作为文本/表演的大祀》,页60—62)、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页201、207—208)都注意到了清朝皇帝强调孝道作为调和“美德统治”与“遗传统治”之间内在意识形态紧张关系的手段。 P146

[37] 《康熙起居注》,第1册,页365。 P147

[45]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页7,文件第14号。 P148

[57] 结果,汉族士大夫婉言所有的巡幸——甚至是康熙皇帝季节性塞外狩猎——是皇帝的宽仁活动。 P149

[66] 《清朝文献通考》,卷136,考6033第1栏。 P150

康熙皇帝亲自指挥这些战役,见濮德培《中国西进:清朝对欧亚大陆中部的征服》,页52—61、174—208。 P151

乾隆皇帝东巡泰山,见王晓亭《乾隆帝六登泰山》;达白安《身份映像:帝制晚期中国的泰山进香客》,页181—193。 P152

[96] 在所有康熙南巡中,最早提到有皇太后的材料是《康熙起居注》(台北),康熙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P153

然则非独满、蒙二族有之,汉族亦有行此礼者,而尤盛于北方。 P154

[113] 同前揭书,页273,文件第818号。 P155

乾隆皇帝对修订这部著作兴趣浓厚,令官员扩充包括了明朝的历史,并增添他自己的朱笔评论(清高宗:《御批通鉴辑览》,第1册,页7“凡例”)。 P156

乾隆皇帝钦定两个版本的《元史》,一个是在1739年,另一个是在1781年,是更为全面地对于非汉王朝历史的修订(辽史、金史、元史)的一部分;见宋濂等《元史》的“出版说明”,页3。 P157

当我们想到出巡中的皇帝时,首先肯定不是图2所描述的渡河情景。 P158

乾隆第二次(1757)、第三次(1762)以及第四次(1765)南巡的随行队伍规模较小,由3 000—3 500人组成(表3.2)。 P159

表3.1 康熙和乾隆皇帝南巡日程比较本书绪论已指出,皇帝南巡行经四个东部省份:直隶、山东、江苏、浙江(见图1)。 P160

[5]鉴于皇帝扈从的规模,要考虑如此长距离的各种地形、地貌,加上可能最重要的是,需要随时保证绝对安全,因此备办南巡,就要求朝廷与各省间有极为周密的计划与高度的协调。 P162

鉴于军机处的起源是作为一个军需和战略机构,因此它尤其适合这一工作。 P163

总理行营王大臣广义上的职责是“掌行营之政令”,[10]包括为皇帝巡幸所做的两种准备工作:(1)详细审定皇帝巡幸路线和驻跸地点,(2)决定需要保护皇帝行进和宿营安全的亲军数目。 P164

[15]图3 向导统领兆惠像。 P165

[18]两人都来自满洲正黄旗,都得到赏赐,担任过战地指挥官,也是军事后勤方面的专家,都在1750年代乾隆著名的西师中亲临前线。 P166

[21]约三个半月后,努三、兆惠在另一奏折中,开列了一份最终的巡幸路线并提供了经过的总里程数,驻跸地点的数目。 P167

[31]来自京营的人数众多的八旗兵丁始终构成了一个围绕皇帝、密不透风的安全保卫圈。 P168

臣等复查勘运河,两岸支河汊港四通八达,御舟经临时,无知愚民撑驾小舟,从支河阑入御道,殊失敬慎之意。 P169

它们由数以百计的巨幅布料组成,用以搭建大城、蒙古包(满文Monggoi boo,汉文又称穹庐)和各种其他的帐篷和临时性的设施。 P171

[44]诸王以下的人员只有在这些装载车队离开前一宿营地之后才能出发,禁止扈从人员超前或滞后。 P172

这一核心划分为四个嵌套区域:中心是正方形的“黄城”,其外环绕着内城、外城,再向外是四座警跸营帐(图4)。 P173

[46]八旗左右两翼的办事机构占据了黄城东西各一百步远的较小区域。 P174

这四十名参领和600名护军的唯一职责是在营地周边全天候警戒。 P175

[57]来自江南的汉族精英也认识到了乾隆皇帝使用营帐固有的军事含义。 P176

它们也是一组共十六幅所组成的名为《平定伊犁回部战图》的画作(约1766年,又名《得胜图》)所着意突出的。 P177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P178

[67]换言之,尽管乾隆朝沿南巡路线出现了大量的行宫(表B7),但野外营帐的使用并没有衰退。 P179

在皇帝巡幸期间,除了提供侦察、踏勘以及安全保障,这些听命于兆惠、努三等人指挥的皇帝护卫人员,在皇帝狩猎过中也起着关键作用。 P180

所有这些意味着,至少在这个例子中,汉文“随围”一词可以更准确翻译为“to accompany the imperial phalanx”(跟随皇帝的方阵队伍)。 P181

马匹的获取提供了具体的事例。 P182

[77]这些专门机构负责动员通省资源,不仅为了皇帝的巡幸,而且也为战争以及灾赈等其他突发事件。 P183

而南河通工之官弁、军民更切欢忻踊跃,尤觉十倍舆情。 P184

黄廷桂于1750年初春,在江苏各处视察备办南巡情况,无意中听到制钱和稻米将要短缺的传言。 P185

[86]黄廷桂认为江苏地方人心大有问题,这样的说法言过其实,带有偏见,但这种言论在省级大员之间也是常有之事。 P186

1748年,苏州地区旱灾,米价几近翻番,达每升二十文。 P187

官方应对上述种种问题的措施有三种。 P188

最终,乾隆皇帝下令省里官员彻查,因为他相信“刁健之民,胆敢哓哓滋事,其中或系衙门蠹役播弄怂恿,或别有主使之人”。 P189

[108]遗憾的是,文献资料并未记载百姓遭受这些困难是否与南巡,以及多大程度上与南巡有关。 P190

获是差者,皆为美选,沿途苞苴,肆意征索,稍不满意,则以修治道途为名,坟墓陇亩,任其蹂践。 P191

当新柱经由江苏北部的大运河前往杭州时,奏报说,江苏和浙江的地方士绅商民“感戴皇上教养深仁”,“鼓舞欢忻,祝颂圣明,远近如出一口,实在出于至诚”。 P192

王进泰所认为的所有胡作非为最终都可归结为“胥役少给些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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