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远人2019新版 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2版) (思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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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2]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或许就是这样一类事件。 P28

与西方学界对此事的关注相比(除通俗读物外至少已有好几本专著进行研究),中国学者对此似乎更多取存而少论的态度:文章不多,且以泛论即“评价”为主;第一本(似乎也是唯一一本)研究性专著是朱雍的《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 P29

乾隆时期中英两国的冲突不是单纯的国务纠纷,而是两种时代(资本主义时代与封建主义时代)、两类文明(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其中尽管带有民族冲突的因素,但不是主要的。 P30

即使对何著持有不同看法的评论人,也基本承认何著颇有创新之处,是相关领域里一本必读的参考书。 P31

第八章结合中英双方记录考察马嘎尔尼使团觐见后的余波。 P32

)何伟亚提出两个新的认识途径:一是他所谓的“以满清皇室为最高君主的多主制”(multitude of lords),而不是什么“朝贡体制”,才符合清朝对其帝国的想象(imagining of empire);二是其著作的核心观念,即应更多注重清代的“宾礼”。 P33

仪式上的表现(行为)囊括了广及宏观的宇宙(或天道)和具体到微观的个人观念态度。 P34

“宽严相济”的确是乾隆朝各项基本政策所追求的一个重要原则,颇足以说明“适中”的结果正是朝廷在马嘎尔尼使团事件上追求的目标[9]。 P35

但清代“礼学”的兴起(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季民初,如廖平经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即“礼”)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权势关系与权力运作的角度去考察,“宾礼”或相关钦定文献在后来19世纪清廷对外关系中的影响与作用等,还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和深入探索。 P36

后现代史学何伟亚以为,既存的中西史家所从事的不过是试图将虚设成分剔除于史事之外,即一种消极的辨伪(falsification),以此来净化历史事件及史学编撰。 P37

史料本身可能是含有偏见的,史家在史学研究中有意无意利用了这些偏见而强化与某些主流政治主张(正统)相接近或吻合的解释,排除那些与正统歧异的解释。 P38

这种超越既存界限的取向意味着更为开放的思维,“跨越界限的回报在于我们可能会把握到(无论多么短暂)其他行事的方式、其他存在于世界的方式。 P39

比如,后之治史者是否“比前人更优越”,就是双方的一个大分歧。 P40

具体到史学研究上,就是将人类个体或群体的言行置于其当时发生的直接语境之中。 P41

中国那些自诩为“后学家”的学术评论人(他们较少从事实际的研究)读了何伟亚的论述后更当知他们口中的“后学”其实充满了“现代话语”,他们根本尚未脱出“现代”思维模式。 P42

其实我原则上并不“相当赞许”这一主张,何伟亚的论述当然不能仅从这句话的文字表面理解,这里所包括的对(主要是西方的)“现代”史学的一些批评确实非常有力,但他及一些观点相近的学者似乎太过强调“现代民族国家”对史学的“制约”,至少中国的情形与曾为殖民地的印度相当不同。 P43

现代观念无疑对推动史学研究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我同意,现代性对史学(也许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小,应该引起史家的充分注意。 P44

后现代主义者特别强调的解构意识也许使他们较难跨越从破到立这一阶段,但何伟亚提倡的“允许歧异的介入”和“更为开放的思维”又提示着这一转化的可能。 P45

但他接着暗示,在乾隆帝及其臣属的心目中,蒙古各部与不列颠同类,则是一个严重的误读。 P46

不论文字上有多少想象性的上下等级区分和“包容”,天朝对其实际的“统治”,显然有着清晰而务实的认识,即对“徼外”诸国只寻求象征性的“统”而不期望实际的“治”(或可说是“inclusion without ruling”)[20]。 P47

从蒙古到西藏这一广泛区域全部成为教化所及之区,基本是清代才出现的新局面。 P48

唯这一区域在清代虽已渐成直接的教化所及之区,该区域内的“教化”实已不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华夏之教,而是掺和了甚或更多是蒙藏回等特定的“教”。 P49

前引明、清两朝对日本和英国态度的相近说明,清朝对其实际“统治”的层级内外性认识基本仍是中国传统天下观及夷夏之辨观念那具有伸缩波动性的典型表述,并不十分需要清代特殊的“多主制”来协助达成。 P50

但政教不能及的“天下(世界)秩序”确非清朝关注的重心,“外国”更可以说是清人政治观念中最不受重视的部分之一。 P51

该俱乐部成员包括我们熟悉的“保守”思想家伯克、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史学家吉本,这些“知识贵族”时常聚会,进行吉本所说的“男人式的交谈”(除了有近人注意的性别歧视外,其意谓约略近于孔子所说的“言谈及义”)。 P52

其实,于马嘎尔尼访华前,关于主权平等国家互通外交的观念本身在欧洲也不过刚刚兴起,且尚未完全成形。 P53

而在英国那种被自然化了而且正在自然化的话语中,高下之分体现了行为者的内在本质,是其本性的外在表现。 P54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因为周锡瑞仍在引用此语来证明乾隆帝对“西方科学之先进”的毫无兴趣。 P55

后者证明,天朝“不贵奇巧”实不无四川话所谓“提虚劲”的意思,热河行宫中已藏有数量和精美程度都足以使马嘎尔尼自愧不如的奇巧物件(它们碰巧都非中国所生产),本身就充分说明其实天朝还是欣赏这些礼品的。 P56

故双方对礼节的处理虽同样认真,在整个事件上,显然英方的认真程度要超过中方。 P57

的确,何伟亚提出的考察方式不仅新颖,而且眼界远更开阔,尤其他对中英双方的对称性处理,即寻求一种既非“西方中心”也非“中国中心”的取向,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P58

初稿译出后,我有幸请到四川大学外语学院的王晓路先生出任审校,后王先生事忙无暇全校,在大致审阅初稿之疑难问题后提出了翻译体例方面的系列修订意见,对初稿的修改极有裨益。 P59

的确,本书的长处和不足当然与其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相关,但都不仅仅体现在理论和方法上;在关于后现代取向的喧嚷过去之后,本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最终取决于它是否推进了我们对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和整个18世纪中外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P60

书中拙译必有不准确之处,先请见谅。 P61

[8] “a centering path”似乎意味着“中心”本身也是动态的,甚至可能是有意识的动作中轴。 P62

从1950年起的三十多年中,经济利益以及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政治、经济冲突,似乎是占主流地位的解释。 P63

[21] 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第280页。 P64

且观其政治风教,虽往日亦隔绝焉。 P65

[32] 从宗教到生活习俗,爱尔兰人与英格兰人之间都有许多程度不同的差异。 P66

而且,我很乐意借此机会就这本书向中国读者略做说明。 P67

在这方面,爱德华·萨义德的著作是最明显而适宜的例子;同时也还有许多其他人的研究,这些研究多建立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 P68

作为一种陈述该组织的原则,对称性特别体现在我把陈述分开以便彰显其差异的决定。 P69

在讨论礼仪的社会科学诠释时,我批评了那种把礼仪与被认为更“实质”的议题如政治或商业分离开来、并用功能主义的术语方式进行诠释(即作为既存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的象征性再现或这类秩序的合法化)的倾向,并质疑那种要么把礼仪视为严格死板的规则,要么反过来把礼仪视为独裁领袖精明的操纵技巧的类型性描述。 P70

从马嘎尔尼所携物品的有用性不言自明(它们被设定为最新型的科学设备)这一假定出发,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把乾隆皇帝的回应诠释为中国孤立于真实世界的一个主要实例,有些人甚至进而认为中国由此错失了一次现代化的机会。 P71

通过区分传统与现代,现代性的诸多积极面相乃产生于将传统预设为刻板和错误的。 P72

明智的君主应该对那些处在中心统治区以外的人显示怜悯与仁慈,应该轸念那些长途跋涉来到他的宫廷的人。 P73

我考虑的问题包括两部分:①形成这种阐释的文化观是什么?②倘若抛开文化因素,冲突会是什么样的?第三种与我自己的态度有关。 P74

在芝加哥大学的不同寻常的求学经历中,这些支持对我而言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P75

在芝加哥大学,迈克尔·多尔比(Michael Dalby)、钱新祖(Edward Chi’en)、曼素恩(Susan Mann)给予我支持、鼓励,并与我进行严肃的讨论。 P76

离开芝加哥大学后,我结识了许多友善的学者,他们给了我建议和支持。 P77

在论文阶段,芝加哥大学人文系提供资助,使我得以在1983年访问伦敦。 P78

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学者,他们都指点了我的著作。 P79

最后,冯珠娣(Judith Farquhar)热心且不知疲倦地阅读、评论和指正本书的每一次未定稿。 P80

为了表示入乡随俗和对“东方习俗与思想”的尊重,这位英国大使穿着一件“花团锦簇的天鹅绒上衣”,佩戴着“带有领章、钻石徽章和钻石星的巴斯勋章”,头上是一顶饰有长长的白羽毛的礼帽。 P81

最后,本书还要追寻这一事件在过去两百年里是如何被记忆,如何被阐释的。 P82

在理论上,是盛行于英法德等国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派激起了这种重新思考。 P83

[5]在这方面最有成效的是:转移研究重点的做法使大量来自前殖民世界的批判观点(在此我特别想起“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和底层研究)得以进入帝国主义研究领域并极大地丰富了有关研究[6]。 P84

表述的逻辑已完全控制了我们自己的世界,更不必说繁复的他者的世界。 P85

萨氏适时的分析产生了许多重要结果。 P86

[11]最后,萨义德总结了那些有关亚非殖民主义的多种阐释理论,把注意力转向在东方学家及其区域研究领域继承者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试图把“客观主义者”的西方理论,尤其是把社会科学模式运用于对非西方的分析。 P87

[13]学者们通常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Fairbank和Teng,1954)这一命题下谈到这种发展模式。 P89

但是,就像在欧洲的同类研究一样,对社会史的强调,后果之一是导致了(也许是无意识的)对国家政权、中国与海上欧洲及亚洲腹地关系的忽略。 P90

外族王公以两种“象征性”方式表达他们对这一要求的接受:进贡和行三跪九叩之礼。 P91

对外国统治者来说,他们也乐于参与,因为他们渴望着帝国的巨额赏赐,并希冀有机会买卖其他中国商品,如茶叶、丝绸等。 P92

中国不愿或不能认识到欧洲强国开创的以国—国关系为内容的新的国际秩序,也不愿或不能把外交与商业分离,因此,它发现传统的防御性的朝贡体系很难提供指导或先例以创造性地回应欧洲人的要求。 P93

[22]中国需要外来的马匹、原料甚至食品,用制成品及中国特有的商品(如茶叶)来做交换。 P94

他注意到中国官员们对待特定的历史挑战的务实方式,并强调明清两代的亚洲腹地政策和海疆政策有许多差异。 P95

同时,威尔斯保留了费正清学说的重要特点。 P96

中国官员只能在表象与事实相符合时——也就是外来者乐意接受中国对形势的判断时——才能对之加以区分。 P97

在此规则下,礼仪也可理解为一个过程,社会借此过程而形成并合法化,社会亦借助礼仪改变社会成员的身份状况从而实现社会转型(Van Gennep,1909;Durkheim,1915;Turner,1969)。 P98

在这种看法中,理由和理性占据一端,而另一端则是礼仪和典礼。 P99

因此,朝贡在中国文化中必定有其他意义。 P100

诸如此类的错误即便有成因,也往往被解释为中国皇帝(被误导地)自称为宇宙统治者的原因。 P101

礼仪是指那些在它本身之外的事物,因此,礼仪本身的实际内容比不上这些所指的事物重要,礼仪是古代或前现代社会的典型特色。 P102

结果是使这些活动客体化了——也就是说,将它们置于离观察者本身有相当时空距离的地方,把它当作带有错误意识的方法,当作非西方世界在充分理解现实方面的失败与不足(Fabian,1983;de Certeall,1988:1-17,209-243)。 P104

在纪尔兹(Geertz)、卡纳丁(Cannadine)和布洛克(Bloch)[37]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贝尔不同意上述观点。 P105

思考这类关系的一个方法是设想宏观世界在微观世界里将会显得很小。 P106

③军礼,与皇帝作战有关。 P107

大祭祀是礼仪文本里首先谈到的仪式。 P108

譬如,让我们对如下宣称暂表怀疑,即英国人就像19世纪的其他欧洲人一样,不是忙于使外交礼仪化,而是热衷于通过“国际法”使国际关系理性化。 P109

要达到这一目的,方法之一就是改变对马嘎尔尼使团的解释,它不是文明或文化冲突,而是两大帝国构建之间的冲突。 P110

我认为,任何人在面对这样的权力时,如果想要避免诱惑或绝望,就必须理解它的微妙之处。 P111

(见第五章)最后,应该记住的是:尽管对1793年秋发生在中国的这一事件的理解(在相反的证据出现之前将继续如此)被众多现代主义者关于礼仪行为的含义、国际法与关系、使团等的猜想所调适,但在出使当时及以后,是否存在或应该有通行的外交模式,对这个问题欧洲一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P112

马嘎尔尼对他出使清帝国的评价是这种不可能性的好例子,并且,这一事件的多数其他研究,其出发点正是:通行的欧美模式的国际关系准则足以理解其他种种历史关系,这里所用的衡量标准是国际法,对其他国家状况的衡量就是根据它们与此“标准”相符或相偏离的程度。 P113

每一方都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另一方,但是都没有成功。 P114

有关历史与社会学理论的关系的进一步阐述请参见P.Burke(1992)。 P115

[10] 有关话语的观念我采纳了福柯的观点,尤见于福柯(1977:199),在那里他强调话语规则并不局限于一本单独的著作。 P116

[17] 有关“最初的”构建参见Fairbank和Teng(1941)。 P117

[22] 大多数论述中国与东亚、中亚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著作,都倾向于认为外国人参与朝贡体制的首要目的在于满足其经济需要。 P118

[27] 有关欧美天主教研究中的这种倾向的讨论,参见Asad(1993),亦见Zito(1993)。 P119

[33] 在他的1979b中,威尔斯解释说,他谈论宫廷觐见时,更愿意用“典礼”(ceremony)一词,因为“礼仪”(ritual)一词有宇宙论的含义。 P120

见第二章第六节。 P121

譬如,在东亚历史上,除了蒙古元朝(它本身是一个征服王朝)之外,是满族人缔造了最大和最具有文化多元性的帝国——到乾隆时代,又成为人口最多的帝国。 P122

实际上,“最高君主”或“王中之王”比通常的“皇帝”称谓更能透露出隐藏的信息。 P124

为了维护其在这一多元化的政体中的最高君主之地位,清统治者制定了一整套政策以确保不出现任何联合力量来挑战爱新觉罗家族的最高权威以及它在东亚及亚洲腹地所拥有的最高权力。 P125

宾礼所形成的关系是等级森严的,其中,清帝是最高君主(皇帝),四边领主则是藩王(详见第五章的论述)。 P126

在千方百计构建与其他权力中心的等级关系过程中,清帝制定了以防不测的总策略,宫廷建筑可以理解为这一总策略的一部分,它一度被视为清统治者辉煌的一面。 P127

对满族少数族地位的认识,很好地调适着上述种种关注与策略。 P128

军机处是由顾问和官员构成的内廷。 P129

由此,军机处就成为一个巨大的、秘密的、与官方行政体制并行的信息中心。 P130

绿洲也是商业中心,通过商队与科尔罕(Khokand)、布哈拉(Bukhara)、撒马尔罕(Samarkand)等地的市场联系起来。 P131

在这一点上,前此历代均无法在程度或规模上与清相提并论。 P132

当一些蒙古可汗拒绝臣服于清时,这种忧虑就更深了。 P133

乾隆帝还批准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翻译并编修佛教经典工程。 P134

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关系密切的萨迦派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格鲁派。 P135

二 皇帝与喇嘛的会面皇帝与喇嘛会面时,彼此都怀有同一种心理,即把对方纳入自己的宇宙秩序之中。 P136

这些叙述表明,整个18世纪,虽然清廷有时确实也遵从藏传佛教统治集团,但清帝却越来越多地声称他们与西藏喇嘛和蒙古呼图克图之间是最高君主—藩王而不是喇嘛—恩主的关系。 P137

另外,也进行了明清两代礼仪手册所规定的帝国觐见仪式中要进行的一些特定的活动,如皇帝赐座、赐宴,喇嘛则像其他顺服的下属一样,进献地方特产(方物)。 P138

这一次朝廷似乎乐意给予呼图克图相当程度的礼敬,同时亦努力与之建立最高君主—藩王的关系。 P139

[41]关于1780年班禅喇嘛访问热河和北京,也有相互矛盾的叙述。 P140

即使礼遇喇嘛,并为之更改觐见常规时,清廷仍然宣称这只是一种恩赐。 P141

喇嘛集团体现了一种竞争性的,同样强有力的宇宙秩序观,这种观点将他们置于世俗君主之上——即便后者成为喇嘛的资助人。 P142

就像对待亚洲腹地一样,清帝国也把太平洋沿岸视为机遇与威胁并存的地方。 P143

朝鲜是这一普遍规则中的一个例外。 P144

然而,似乎琉球同时也是日本九州岛萨摩领主的藩国(Sakai,1968)。 P145

后来,缅甸国王又开始遣使入清。 P146

[53]这两类人清廷都可以接待,但一定要有差别。 P147

上述过程适用于任何藩国,关键在于正确判断来访者的身份。 P148

然而,在西洋诸国中,荷兰人似乎保持了特殊地位。 P149

这些对话包括某些藩王具有实质意义的称号,和清帝为了取得最高君主地位而必须做出的声明。 P150

不同之处在于她明显地运用了组织—功能隐喻法来描述清的统治权。 P151

亦见Naquin和Rawski对18世纪中国的概括,及有关这一主题和我简要讨论的其他主题相关的文献目录。 P152

弘历努力澄清满族的起源,其效果是使爱新觉罗氏成为满族的第一家族,而他自己则是这一家族的领袖,并由此从根本上破坏其他满族家族的权威。 P153

有关清与突厥藩王的关系见Millward(1993),亦见D.Farquhar(1968)。 P154

见拙著(1993:249-251)。 P155

下文将探讨皇帝这样做的意义。 P156

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便是紫禁城主殿西边的紫光阁,但觐见和宴会也常常在圆明园举行。 P157

据1818年《大清会典图》(21:7a)的一幅显示,在万树园举行的宴会上,呼图克图和喇嘛的位次比蒙古贵族更接近皇帝。 P158

有关清—缅(缅甸)战争,见Luce(1925)。 P159

[1]这一解释不但看起来合乎情理,而且获得到使团有关文献的支撑。 P160

但同时,公司的董事们也感到,在收集中国的茶、丝绸和棉花的生产情况,以及判断中国人对随使团而来的各种制成品的反应方面,使团可能会有一些实际用处。 P161

[电子书分 享微 信getvip365]我考虑上述论题的目的,不在于以一种原因取代另一种,而在于设想把使团理解为一种18世纪晚期大英帝国独特的文化产生模式。 P162

这封信的发出者号称是西北欧的统治者,广阔海疆的霸主。 P163

对于中国,乔治非常想了解“中国的备受称赞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中国极度繁荣,赢得周边国家的仰慕”。 P164

内容如上的这封信被装在饰以珠宝的盒子里,由马嘎尔尼勋爵带到中国,呈给乾隆皇帝。 P165

通过谈判而达成的理性交换会产生“互利”(参见Staunton,1797,1:18)。 P166

不过,公共领域对于18世纪的英国人是不是个现实,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关紧要的。 P167

吉本认为这种谈话极富吸引力。 P168

[13]在英国人关于“知识贵族”的著述中,现实与理想一分为二,加上马嘎尔尼自身行为的矛盾,这就揭示了如下可能性:对大不列颠状况的表述和态度被转移到其他国家和社会里——在此是指中国和中国人。 P169

据此分类,民族因其特性而可以被定义。 P170

因为,有趣的是,他们所谈到的正是中国和英国——截然相反的两极。 P171

那就是英国人对世界的好奇心、了解其他民族的道德习俗的热情、国王发起的旨在收集知识的航行、乔治三世庇护下的传播这类知识的组织机构、与像中国这样的伟大帝国建立友好联系的兴趣——所有这些都是英国绅士们道德习俗和行为方式的一部分。 P172

在马嘎尔尼使团前20年,风行一时的中国式装饰风格达到高峰,其影响直到19世纪早期仍可感受到。 P173

17世纪晚期,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爵士写了许多称赞儒学的著作,其他英国著者则将中国视为莫尔的乌托邦的部分实现。 P174

攻击来自各个方面——愤怒的古典主义者捍卫希腊和罗马的“纯洁”,牧师和坚定忠诚的英国人赞美英国的价值和品位。 P175

失败的绘画,不真实的作品,所有这些都指向同一件事——中国人不能准确再现自然界或社会生活的现实。 P176

尽管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的一致使人们彬彬有礼,但它同时也造成了知识的停滞(1898,1:183)。 P177

1750年以后,英国涌现的关于中国的特别的表述,典型者如休谟、约翰逊、琼斯及其他人的评论,与一个自我标榜理性交流思想和明智审慎地评判人类事物的知识界是不相称的。 P178

中国官员既“傲慢又武断”(Staunton,1797,1:14),对陌生人既带偏见又怀嫉妒,同时以孤芳自赏和自欺欺人的态度维护着优越感。 P179

一方面,它使中国变得女性化,像个女子(与男子相对)一样,敏感、妒忌、误入歧途、注重外表、非理性、武断、反复无常;另一方面,这个想象中的中国促使资产阶级产生男性化的自我认同,它等同于善良、真理、真实、理性和正直。 P180

在理智人的眼里,典礼是缺乏内容的形式,旨在掩饰权力机制,并威吓未曾开智的人。 P181

威胁君主或其代表的崇高地位,就等于威胁国家本身。 P182

[21]想法之二与英国人对皇帝本人的认知有关。 P183

对中国官员说停靠天津的理由是所携带的礼物既大型又精致,恐怕在长途陆路跋涉中被损坏。 P184

正如斯当东说的,“任何弘扬科学、促进艺术的方法和手段都将给皇帝留下更为牢固而永久的愉悦,他的生命阅历很自然地引导他在每一件事物上去寻求那种易于感受的效用”(1797,1:49,重点为引者所加)。 P185

正是这些而不是别的什么考虑促使使团到热河参加觐见[24],并且重要的礼物采用帝王之色——黄色(Pritchard,1936:281),这些考虑也足可解释天象仪上的特别装饰,它以镀金和珐琅做装饰,并有凤梨及其他图案的垂花饰,由著名的蓓尔美尔钟表商伏里亚米(Vulliamy)制成(Levere,1981:512)。 P186

看来,他做了充分的准备,要在这个问题上与清廷官员据理力争,要用使团“精彩”体面的展览、国王的信函、宣言和礼物的质量来影响中国人的观念。 P187

如果所有这些地区如大自然所愿的那样相互进行贸易,那么就没有一个国家会缺乏必需品和一切有用的东西,由此大自然——人类母亲——的愿望也能得以实现。 P188

为了确保商品流通和经济增长,君主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去保证商品和货币毫无阻碍地流动。 P189

第二天他被任命为“大不列颠国王向中国皇帝派出的特命全权大使”,并宣誓成为枢密院顾问。 P190

在那里,马嘎尔尼获悉皇帝已准许使团前往天津(《马嘎尔尼日记》,23,63)。 P191

第二,英国政府确实在寻求更大程度地进入中国市场,这样做是代表东印度公司,那时它正垄断了对华贸易。 P192

马嘎尔尼的图书表明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广博的绅士,见下文。 P193

最近学术界的争论常常迷失在对这个观念的热衷之中,这反映了公众空间借以形成的排他性过程。 P194

亦见Allen(1937),Bald(1950),Chen(1936)和Steegmann(1936)。 P195

对18世纪欧洲各国关系的先例研究很少,因为欧洲外交史学家们认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了欧洲各国的平等关系。 P196

Waley-Cohen(1993:1534)提到了船名。 P197

双方的资料清楚地表明,东印度公司坚持派遣委员会而不是让政府派皇家特使去宣告使团访华,这种做法产生了极大的扰乱。 P198

[1]我所关注的是马嘎尔尼勋爵在自己的记载中对这些事件的表述,包括他的个人日记和写给亨利·邓达斯及东印度公司的报告。 P199

总之,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各地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生活产生了自然史和人种学的分类。 P200

[3]同样重要的是,商人和军官如果不必为种种筹划而分心,不必急急忙忙完成工作,那么,闲暇将有助于他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那些最细微的事物。 P201

“进一步深究”,闲下来时细细观察,又会发现那声音是由两块覆盖腹部的鼓膜的运动产生的。 P202

[5]诸如此类的描述还有很多。 P203

这种认知之所以分量加重,是因为它收集了第一手的而且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资料;是因为在它的产生过程中,清楚地证明了它比别的更强。 P204

他从有关中国的书中学到,大多数情况下,第一次与官员会面,一开始就是用这种方式确定对方的官衔。 P207

一周之后,8月6日,马嘎尔尼第一次见到了一位高级官员,直隶总督梁肯堂。 P208

梁表现出来的慷慨和友善使马嘎尔尼确认了东方人的普遍特征,使团受到“殷勤款待,照顾和尊重”,“只有在世界的东方才可能如此对待陌生人”(《马嘎尔尼日记》,71;亦见《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08b-109a)。 P209

这个建议“吓坏”了徵瑞,当梁也明确支持大使的意见时,他终于默认了。 P210

我尽了最大努力去博取他的好感,但我怀疑他不具有对人产生好感的天性(《马嘎尔尼日记》,85;重点为引者所加)。 P211

在初抵中国的日子里,马嘎尔尼不止一次提到专制。 P212

同时,预设的中立的信息收集过程被另一种变动打断了。 P213

另外两类是为皇帝服务的外国传教士和广东的外国商人。 P214

在这次会面中,阿米奥举出许多理由以说明为什么使团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有限的(参见下文第八节)。 P215

但也有佩戴着象征官位的顶戴花翎的局内人。 P216

他观察入微,却不再仅仅是个被动的接受者——他提出许多建议,并据理力争。 P217

我告诉他们,我们的礼仪有所不同,尽管我愿意以最大的热忱去取悦中国皇帝,但我的首要职责是取悦于我的君主,如果他们确实非常反对我奉行英国礼仪的话,我一到北京,就会给他们送去我的书面答复。 P218

此事就此搁浅,直至使团到达北京。 P219

9月8日,使团到达热河。 P220

清廷官员问起在英王面前的礼仪,马嘎尔尼解释说,他总是单膝下跪,行吻手礼。 P221

从这次讨论中,马嘎尔尼了解到,“一种涉及帝国权势与独立的公开宣称的且有倾向性的观念是:帝国与外国的任何一项贸易都不是为了互惠互利,而是源自前者对后者的仁慈与恩赐”[16]。 P222

为了进一步确保成功,他还添加了一些额外的特殊的礼物,打算以私人名义赠送给皇帝。 P223

马嘎尔尼由此建议英国公司增加这类产品的出口(《马嘎尔尼日记》,105)。 P224

斯当东陪同英国艺术家(包括约翰·巴罗和詹姆斯·丁威迪)去指定的大殿,并汇报了下列情况。 P225

斯当东也穿着天鹅绒衣服,披着牛津法学博士的红丝绸。 P227

马嘎尔尼显然违背了约翰逊博士的名言,情不自禁有了商人的想法,情不自禁地从市场交换的角度来比较手表和绿如意,而不管绅士式的理想和博物学家的道德如何强烈地抵制这种低级评价形式的点点滴滴。 P228

他会如何评价博物学家眼中的东方或马嘎尔尼感受到的宁静。 P229

松筠对他曾出使俄国极有兴趣。 P230

然而当马嘎尔尼提出,他认为这个园林是康熙皇帝的成就之后,他注意到和珅对他态度冷淡。 P231

在信里,他有如下请求:允许麦金托什去珠山,允许“印度斯坦”号在那里进行贸易活动,允许船上的两个欧洲传教士上岸并在帝国履行圣职,允许他与广东的英国公司自由联络(《马嘎尔尼日记》,141;《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55)。 P232

同时,使团起程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徵瑞拜访马嘎尔尼并通知说,他将陪同使团返回北京。 P233

当官员们被告知需要更多的时间方能完工时,他们十分诧异。 P234

在场的有和珅、福康安、福长安。 P235

马嘎尔尼认为这是使团起程的一个信号。 P236

神父提到,法国大革命时欧洲的混乱曾引起清廷的关注,欧洲发生的事情使中国人在这段时间里对所有欧洲人抱有偏见。 P237

这里再次出现了熟悉的分类:政府首脑,难对付的官员和心理上易于接近的较低阶层。 P238

有鉴于此,他的结论可谓给他所借以理解中国的分析工具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评判。 P239

时髦用品或商品缺乏科学权威,只能用于交易并从中获利。 P240

[9] 有关这两位官员的传记,见《马嘎尔尼日记》(325-331)、《马嘎尔尼日记》(86-87),和《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09B-110a)。 P241

同样令人惊奇的还有,尽管政府有一个“有无上权威的”领袖,但“却没有理性的、确定的国教”。 P242

[19] 马嘎尔尼立即草拟了这样一份请求,并派人送到和珅那里。 P243

不同的文献材料(包括下文叙述所依靠的主要资料来源《大清通礼》)[2]提供了组织这些场面的丰富翔实的资料。 P244

如果不是,就会在“宾客”前冠以“嘉”或“特别”等字样以表明(不管这种表明是多么含糊)彼此的差异。 P245

第45章开篇就谈到周代的礼仪。 P246

[7]接下来,序言又更详尽地描述藩王及其贡品。 P247

尤其,这些阐释看来体现了“面南之君”的特征,体现了朝觐中皇帝占据的地位[11]。 P248

同一术语“方物”亦用来表示帝国境内各方的“贡品”。 P249

礼仪文献和关于外国使团的满—汉记载在帝国礼仪行为这一更大的语境中各自占有自己的地位。 P250

帝国文献里对模式的认知被译为分类(属)。 P251

这样形成的关系有如下特点:上级的权力在于他有能力制造那些包容下级的必需条件,下级的权力在于他能将上级的意图付诸实践。 P252

仔细观察大祭祀,我们也许能发现礼仪活动构建宇宙—道德秩序的一种方式。 P253

这样做的理由有几个:藩王有其属地,亦即他们统治着一定区域内的人民,控制了该区域内的资源;藩王们与皇帝一样具有统治他人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就像帝国的权威一样,是其建立军事实力的基础;另外,无论是最高君主还是藩王,其军事力量一旦集中,就可以(事实上也是如此)经常用以对付其他藩王。 P254

也就是说,这毕竟是天命,如果不能包容其他藩王的权力,那么,他的统治将是虚弱的,他的政权将是不稳固的,这样的实例并非没有。 P255

他以进贡、归顺、诚恳、忠诚等形式来表现他的诚意,并来到皇帝的宫廷呈上贡品[21]。 P256

(天的)儿子变成父亲,臣下变成藩王。 P257

这样做之所以可能,关键在于藩王方面要认可(无论起初多么勉强)他所参与的过程的性质。 P258

在朝廷里,这些物品就成为适时组织活动、管理领地的具体表现。 P259

并且,如同藩王所贡礼物一样,赏赐过程的关键因素在于赏赐之物品。 P260

如果礼仪在某方面失效,帝国理论的实践者就会被迫反省自己的行为,以找出不妥之处。 P261

差异秩序融合了复杂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源自各个代理人彼此不同的知识和经历。 P262

选择是在礼仪过程的特定时刻里,由各类的事物构成的。 P263

[25]接下来是使团到达帝国边境时的致意,呈递国书、礼单、使团成员及其官衔的名单,驻边官员检查并翻译有关文件,向朝廷汇报使团的行进情况以便朝廷做出相应的安排,沿途官员均要检查、安排和照料使团及礼物,一个接一个把使团送往朝廷。 P264

[1] 在许多觐见场合,君主被称为皇帝。 P265

[5] 该段汉文原文为:《周礼》大行人掌宾客之礼仪,九州以外,谓之藩国,各以其贵宝为贽。 P266

[12] 皇帝的这些特点可以与他在另外一些时候的特点相互对照,比如当他以天子的身份祭天时或当他以继孝子的身份祭祖时(见《大清通礼·吉礼》)。 P267

欧洲发展的这些特点显然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异。 P268

东印度公司(EIC)的负责人与广东官员正常联系方式是通过公行的商人传递请求(禀)。 P270

这就使人怀疑信使、巴林与英王的关系,广东官员不能把他们归入英王信使之列,只好称他们为“野蛮人”或“外国人”(夷人)。 P271

广东官员对请求书的评价是,它反映了英王的忠诚和感激。 P272

皇帝指示沿海各省官员通知下属,随时报告情况。 P273

皇帝的决定以上谕的形式发给军机大臣阿桂与和珅,他们再把它传递给有关的下属。 P274

在途中,省级官员负责为使团供应食宿,提供娱乐。 P275

除了人事安排以外,沿海各省官员来回奔忙,筹集各类水路交通工具,准备食宿,并敦促有关下属密切关注使团船队的靠岸[6]。 P276

二 关于从事调查之船只(1793年6~7月)1793年7月9日,皇帝下发一道上谕,要军机大臣和珅传给沿海各省总督。 P277

这有可能使外来者错误地怀疑自己遭到逮捕和讯问,从而产生疑惧。 P278

很显然,对于这样一件好事,长麟的不当行为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猜忌心理是非常不恰当的。 P279

后者注重帝国官员对待宾客的方式,因为正是这些方式将会影响宾客对我们的认识:如果我们显得吝啬,他们将轻视我们,这在此显示了弘历从前的担心:谨守帝国章程将吓坏英国人。 P280

另外,鉴于时间有限,朝廷决定将礼物分作两批,比较大和比较复杂的留在北京装配,不那么麻烦的则运往热河。 P281

这样做,他就能在礼仪方面为英国人做出榜样,显示朝廷怀柔之意。 P282

对朝廷而言,这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因为所有礼物都装在箱子里,在到达展厅之前不能拆看。 P283

译文最有趣的特点在于它与英译本形成差异的方式。 P284

皇帝在批示梁8月9日的奏折时指出,一个月的时间也许是夸张,是为了夸耀英国艺术家的精巧手艺。 P285

另外皇帝也想知道,徵瑞的报告是否也受到了他的畏难情绪的影响,于是皇帝命令钦差向贡使询问更多的情况,并一项一项地列出礼物的有关情况(《掌故丛编》,27b-29a)。 P286

皇帝就此提供了许多建议,主要是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使团将被安置在圆明园里(《掌故丛编》,30a-31a)。 P287

要弄清楚他们中有多少人要去热河,有多少人留在北京。 P288

评价礼物仅仅是朝廷面临的问题之一。 P289

在这之前,徵瑞从未在广东海关任职,对欧洲人及其天文仪器知之甚少。 P290

清廷官员与使团的会面备受关注,朝廷通过官员的报告来了解事情的发展,避免过与不及。 P292

除了再次把官员的行为与外国使者的普遍态度联系起来之外,它也允许差异存在。 P293

在一份奏折里,钦差报告说,英国贡使和副使自视甚高,希望在同一等级上与徵瑞见面。 P294

另外,朝廷注意到欧洲人服饰的裹腿。 P295

同一天(8月14日)的另一份上谕里,弘历清楚地说明这些考虑不是没有价值的。 P296

另外,上谕还谈道,在另一份奏折里,徵瑞解释说,英国贡使及其随从为不谙朝廷礼仪而深感惭愧,英国人每天都在练习磕头(!)。 P297

8月29日,弘历抱怨说,在过去一周里,有关使团在北京的情况连一道奏折也没有。 P298

考虑到英国水手的健康问题,考虑到高尔的建议——他建议在马嘎尔尼到达宁波之前,先让船队起航,朝廷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国人愿意,可以让船队起航。 P299

第二天,又有一道上谕重申上述内容。 P300

现在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整个事情偏离的程度有多大。 P301

该备忘录简述了马嘎尔尼即将参加的觐见的礼仪,完全遵照《大清通礼》的有关规定,其中就有三跪九叩之礼[36](《宫中上谕》,QL58.8.4,67:31-35)。 P302

使乾隆尤为愤懑的是,当军机大臣传召时,贡使竟然宣称他生病,只派了副使斯当东去。 P303

马嘎尔尼关于觐见的建议,加上他到达热河后拒绝与高级官员会面,这些直接导致了9月9日和10日上谕中的决定。 P304

[3] 秘密与监督委员会对广东事件的记载见于《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93:25-36)。 P305

[9] 这件事中皇帝对长麟的训斥所采用的形式,与记载的其他场合的训斥有许多相似之处。 P306

这次英吉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 P307

在这件事情上使用了最快捷的传递方式,显然是因为不能确定英国使团的登陆地点。 P308

皇帝的朱批表明,他可以接受这种形式。 P309

[27] 继山东巡抚吉庆提到葡萄牙使团之后,7月开始,它又出现在朝廷记载里,见《宫中上谕》(QL58.6.30,67:187-190;58.7.3,67:9)。 P310

[33] 如果皇帝在此指的是徵瑞8月3日的奏折(《朱批奏折》,25.6),文本表明马嘎尔尼脱帽致意,站在稍远之处(遥向),以示尊敬。 P311

他被告知,钦差被贬是因为他未能注意到“狮子”号船上的皇帝画像(《马嘎尔尼日记》,118),有关画像的问题见《掌故丛编》(26)。 P312

对使团进行评估的目的在于使礼仪过程丰俭适中。 P313

他单膝下跪,把装有乔治三世信函的镶有珠宝的盒子呈到皇帝面前,然后站起来,退回到皇帝左边(御幄的东侧),他和随从们就坐在那里参加宴会[2]。 P314

尽管我承认可能获得的证据是不完全的,但我依然相信,在朝廷的记载里还有许多线索,这些材料不但可以支持马嘎尔尼有关觐见的叙述,也可以表明清廷的坚定信念,即礼仪活动是皇帝与世界上众多藩王之间建立上下级关系的恰当方式。 P315

使团获准留在北京等皇帝回来。 P316

觐见形式的某些改动可归因于1753年葡萄牙使团的先例,而其他的改动则树立了新的先例。 P317

然后他转向大殿左边或东边——这一边通常是为皇帝的文职官员准备的——以便把他的国王的表文直接交到皇帝手中。 P318

究其原因,第一,除非有人告诉他,否则马嘎尔尼不可能知道帝国觐见中特有的惯例,也不知道除了放弃磕头要求之外还有其他礼仪上的改动。 P319

觐见——一个将此前步调各异,形形色色的事物汇聚于一体的时刻。 P320

觐见中人和事的安排,或由负责此事的官员商量而定,或依循礼仪手册所记录的先例和原则。 P321

后者据觐见季节的不同而有变化。 P322

[13]这种种友善和殊荣表明,至少到觐见之时,乾隆帝认为,尽管礼仪过程中马嘎尔尼显得无知粗野、没有教养,但他确实是真心诚意的。 P323

关系的模糊性不但贯穿于礼仪过程,也表现在皇帝介入这种不寻常的行为之中。 P324

仿佛是为了彰显这种区别,更为了强调帝国的慷慨,在觐见中以及觐见后不久,弘历赠给英国人许多礼物。 P325

它们反映了皇帝本人对贡使及其随从言谈举止的评价。 P326

这些人全是弘历身边核心圈子里的文武重臣。 P327

这其中除了游览热河园林之外,还包括翻译乔治三世的信函(下文详述),军机大臣向皇上奏陈与贡使的会面情况,马嘎尔尼努力想要使他的“商务”使命引起注意,等等。 P329

接下来的几天里,马嘎尔尼似乎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向朝廷提出这一请求。 P330

接着10月4日,在北京,马嘎尔尼又提出了六条建议,扼要讲述了英国政府发展两国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愿望。 P331

关于传教士那一条,军机大臣认为,马嘎尔尼一到天津就应该提出来以便朝廷做出安排。 P332

弘历尖锐地问道,如果轮船必须由麦金托什指挥,那么没有他,轮船又是如何从天津驶往浙江的呢?显然,马嘎尔尼并不诚实。 P333

看来马嘎尔尼是想从皇帝那里得到官方声明,以作为一种契约,使浙江的对英贸易“合法化”,并为以后的类似要求提供先例。 P334

它把英王的请求概括为允准一位大臣常驻北京,并说明了皇帝拒绝该项请求的原因,推测英国人对此可能做出的反应,回顾了迄今为止的礼仪过程,并指示省级官员该如何去做。 P335

再则,他们对礼仪关系缺乏恰当的理解,他们的要求可能是永不满足的(无餍)。 P336

我们曾几次就此发出上谕。 P337

在敕谕里,皇帝对事态发展方向的关注依然清晰可见,尤其是当他的口气由温和开导式变得更为严厉时,这种关注就更为明显。 P338

弘历然后谈到英王的礼物。 P339

我认为,遭到清廷拒绝的,不是对英贸易,不是英国制成品,不是手中的礼物;而是马嘎尔尼有关礼物的声称,这些声称在礼仪过程中表现出来并被视为过分狂妄。 P340

这种观念即任何事情(在此例中是“好事”)都有开端与结束。 P341

另外,上谕回顾了皇帝给英王的回信中的每一要目,并对徵瑞如何回答马嘎尔尼可能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指示(《掌故丛编》,66a-67b)。 P342

弘历认为朝廷拒绝英国人驻使北京,可能会激起他们的敌对反应,弘历命令长麟保持戒备,因为现在已经弄清楚了,英国是西洋诸国中最强大的国家(若以轻蔑的口吻讲,也就是最野蛮的力量)。 P343

[1] 这种顺序与使团分处三处有关。 P344

[5] 1727年由亚历山大·马特罗·德·苏萨·伊·马勒塞司(Alexandre Metello de Sousa e Menezes)率领的葡萄牙使团。 P345

记住这点很重要,尤其是阅读欧美关于觐见或典礼的叙述时,因为观察者可能以自己的面向来定左右。 P346

引自故宫博物院行印《乾隆御制诗》(五集,卷84)。 P347

9月22日徵瑞奉命安排使团迅速离京的准备工作。 P348

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P349

在这方面,特别令人关注的事实是:朝廷仍未停止考察马嘎尔尼的真实来意,而马嘎尔尼本人也认为这段时期使团收获最多。 P350

和珅说,他愿意看一看就此写成的书面材料。 P351

皇帝得知西洋人包括英国人长途跋涉来华贸易,便以仁慈和恩德,轸念远人,在澳门建立公行(即公行商人)。 P352

[书籍分 享V信 iqiyi114]然而,这仅仅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与之同样重要的还在于马嘎尔尼要求在浙江进行贸易时的用语和皇帝传发旨意的方式。 P353

如果不按照构成礼仪过程的那些原则来组织社会关系,那么潜在的人性弱点就会逐步发展壮大乃至不可收拾。 P354

澳门已设有译者和“行”,那里是西洋人最方便、最合适的贸易地点。 P355

弘历在给英王的信和给有关官员的上谕中表现出来的对英国使团的诸多考虑,也应该从这一角度予以理解,即弘历关注恰当地结束礼仪过程。 P356

松筠受命于朝廷,要严格控制使团,使其处于密切监督之下。 P358

松筠向他保证,使团的举止行为无可厚非。 P359

马嘎尔尼又惊讶又愤懑地会见了松筠。 P360

另外,他告诉马嘎尔尼,皇帝对使团一天比一天满意(《马嘎尔尼日记》,《宫中上谕》,166-169)。 P361

11月初他写道:“这些军队马马虎虎,战备松弛,棉靴和长袍显得笨重、不灵活、柔弱”。 P362

其中有被马嘎尔尼称为“快乐之纸”的皇帝手书墨宝。 P364

在11月17日的会面中,长麟询问贡使对广东存在的主要问题的看法,询问那里的官员有无不当行为。 P365

第五条请求划出一处地方,使生病的英国水手可以在那里修养直至恢复健康。 P366

尽管中国人又“嫉妒”又“迷信”,可是马嘎尔尼不但收集了许多茶和丝的生产情况,还得到了一些茶树的活标本。 P367

这段话可能有几分夸张。 P368

马嘎尔尼写道:一个人能把火装在口袋里而不招致任何伤害,这使他非常诧异。 P369

即如马嘎尔尼所写的,“我们当中更优秀的那一部分人拥有的更好的知识将平息他们的忧虑,削弱他们的成见,改变他们的坏印象”。 P370

他建议英国政府抓住机遇另派大使去北京,两者都要在他的成功基础之上再做工作,并纠正有关对英国人在孟加拉的情况的诽谤(《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91-194)。 P371

在准备行程时,马嘎尔尼决定依靠他所感觉到的和长麟之间业已存在的友谊。 P372

[1] 这种拒绝似乎不是单单针对英国人。 P373

它也可能与康熙时代的礼仪之争有关,或者与雍正时代的传教士问题有关,见Pritchard(1929:105),Fairbank,Reichauer和Craig(1978:249-251),和Fu(1966:1:138-168)。 P374

尚不清楚是否还有别的东西用于实验。 P375

并且,清廷和英国使团成员均对如下事实感到某种程度上的满意,即他们的产生权力关系的模式已揭开或探知了对方的力量与弱点。 P376

英国大使表述了普遍的商业结构和国际关系,作为这种声称的一部分,他试图把英国皇室与东印度公司,把他们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与东印度公司想在中国进行贸易的商品区分开来。 P377

英国人将“礼仪性”的活动和以理性为中心的谈判区分开来,这使会面更趋复杂。 P378

清廷坚持在这样的原则下来包容并定位差异,这可以被看作清廷对现实世界社会政治状况的独一无二的应对之策,这种应对之策承认各领土之间的关系的模糊性,对待亚洲腹地诸国尤其如此。 P379

通过编纂文书(调查并编纂统治者和当今皇帝的行为,并重修礼仪),依据对当前世界状况的适合程度审视原有的程序,从而把帝国列祖列宗的做法融进当今皇帝的统治中(类似于对藩王统治权的融合)。 P380

[4]与第一次接待英国使团时相比,除了对第一次使团的印象之外,还有一个影响因素是广东的英商正与地方官发生冲突,这使朝廷决定不再遵循马嘎尔尼使团曾经历过的觐见程序。 P381

打发走阿美士德使团之后,皇帝意识到有关官员对待英国人的不当行为。 P382

这些都是附属于他的位置的任务,这个位置的诸多方面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其中,突出的一点是皇帝驾驭帝国的精湛技巧。 P383

阿美士德使团受到的待遇突出地表现了宾礼在构建各领土之间的关系中的重要意义。 P384

最初他们打算派乔治·斯当东爵士以国王公使的名义去清帝国朝廷,但后来因为他生病而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 P386

指示认为,译本必须有英王的印鉴,以便显得“更权威”,接着又写道:英文原版和拉丁及汉语译本应装在一个黄色的丝质小袋子里呈给皇上,袋子的大小刚好能装下信函,为避免被弄脏,外面用黄色的纸或亚麻布包一层,把这个只装了用三种语言写成的信函的丝质袋正式地送到总督那里,当着他的面由公司驻广东的负责人拆开外面的包装。 P387

然而,当更多的信于1804年和1811年送往中国时,国王的特使却并未派出,马嘎尔尼眼中的使团的成功并未成为追逐的目标。 P388

看来,英国人不同于葡萄牙人或荷兰人;第二年荷兰人来访时,完全遵循朝廷礼仪,这使清廷尤为深切地感受到英国人的不同,然而,即使朝廷对英国人的技术和商业感兴趣,也很难说清帝国就完全预计到了英国人当时造成的威胁。 P389

然而,18世纪晚期的会面,在某些方面也预示了乾隆时代与19世纪中期的某些连续性。 P390

只有完成了这个任务,使团才能进行“商业”活动。 P391

正是这种对幻觉的依赖导致清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能创造性地应对西方的挑战。 P392

要求清廷官员对着英王画像磕头,而且是在正在进行的礼仪过程之外,这种行为很自然会被视为荒谬。 P393

下面就是有关这一关系的诸多方面的一个例子。 P394

斯当东年少时就随同父亲参加马嘎尔尼使团,后来又在澳门居住多年,精通汉语。 P395

三年后,乔治·斯当东出版了有关使团的著作,《年鉴》杂志(Annual Register)发表了一篇同样充满同情的评论(1797:473-479)。 P396

然而,尽管这一看法似乎有点一厢情愿,不切实际,尤其是与清对使团的评价相比,但这一事件后来在欧洲、北美和中国引起的反响是相当大的,围绕使团的意义,产生了许多阐释和评价。 P397

在这个意义上,重建过去并不仅仅是发掘新证据,运用新方法或者揭示从前的偏见。 P398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使团到达清廷构成了清廷接待西洋大使的先例。 P399

然而,后来当他在给乔治三世的信中解释不让阿美士德觐见的理由时,他说马嘎尔尼觐见乾隆帝时曾行跪叩之礼(《文献丛编》,37b)。 P400

梅多思回答说,荷兰人此举使他们成为笑柄。 P401

在19世纪下半期的条约港口史(Bickers,1993a,b,c)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产生的大量通俗中国史中,使团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P402

有时候,中国人与欧洲之间的绝对差异被以一种耸人听闻的口吻说出来。 P403

[7]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武力的运用增加了强硬和理性的分量,许多人认为这是维持以战争赢来的条约权利所必需的。 P404

在上述最后一种对立中,同样是中国大众,如果他们袭击欧美传教士或贸易商,就会被视为“仇外”。 P405

首领太监以三记响鞭为号,开始奏乐,准备侍候皇上的官员便走进来,拜倒九次,下跪五次[《文学文摘》20(H11,1990年3月):344]。 P406

亚当斯认为,这种义务根植于“自然法则”和“天意”(Nature’s God),亚当斯用形而上学的术语指出了磕头引起的真正的愤怒:“我们只对”自然法则和上帝“下跪”(1909~1910:305)。 P407

下跪与直立之间的对立,就如同高与低、洁净与肮脏之间的对立一样,它们所反映出的差异,不仅表明19世纪社会阶层的高低,城市布局中环境的优劣,而且如斯托利·伯纳斯和怀特(1986)指出的那样,它亦借助跪地清扫的清洁女仆的形象表明劳役的女性化意味。 P408

统计数字的表述如同装点着新的或旧的国家象征的令人目眩的商品一样,推动了公众对帝国的海外探险的支持。 P409

大使们和顾问们在外交活动中都想方设法地为商人和商品的跨国交易创造便利。 P410

他说,应把磕头视为一种行为方式,一种礼貌的举止,如果当时服饰适当,并受过相关训练,在前皇帝生日的时候他一定会磕头的(1934:205)。 P411

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样的阐释被引入冷战地区性研究的话语,用于解释中国何以未能按欧洲模式实现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12]。 P412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时常引用,但据目前所知的材料,在19世纪英国外交官考虑对华关系时,无论这封信还是其中的这一小段都不曾引起重视。 P413

许多文章认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长久以来中国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影响[15]。 P414

在文中,他认为马嘎尔尼使团是失败的。 P415

第二,中国与西方的区别是基于传统世界的一系列缺失:中国没有国际社会或国际法的观念。 P416

但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解释,它们并不直接挑战反帝阐释模式,却有了多种解释角度,其中许多都同意一个基本前提:马嘎尔尼使团对双方而言都是失败的。 P417

他认为,清帝国闭关锁国,对现代国际关系懵懂无知(430),注重朝廷礼仪和磕头问题引起的争执,这表现了资本主义西方世界和科学,与中国封建政治秩序和文化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 P418

没有找出任何特别的理由。 P419

譬如,1991年郭云静曾撰文指出,把马嘎尔尼使团失败的原因转而归为清廷的闭关政策,这样做存在一系列问题。 P420

德·瑟托(de Certeau)认为,历史学家首要任务便是把各种各样的波普尔式的反证法研究中出现的“事实”与“虚构”区分开(1986:199-202)。 P421

著作里列入了有关民族—国家的形成的叙述、古代文明和当代文明的故事、旧中国与新西方的差异、有关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的猜想、民族—国家对知识分子的特殊需求等。 P422

在不论是国家、民族,还是真理的某种抽象概念的影响下,学者们都倾向于把所有这些类型作为实用性学术探索的必须因素。 P423

同一时期欧美的史学研究者也同样受到此等混合的污染。 P424

那么,是不是资产阶级歇斯底里的主要症状就涉及污染呢?我在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政治家或历史学家们谈到的国家的独一无二性、国家的本质或者国民的特性。 P425

[1] 1816年8月15日,军机处指示这些官员提醒乔治·T.斯当东,早些时候使团访华时,乾隆帝并未允许英国人行英国礼;只有马嘎尔尼在这一点上收敛之后,才准予觐见(《文献丛编》)。 P426

[6] Davis(1836,1:29),他亦认为贸易管制是相当晚近才有的现象,大约始于清朝统治开始时(20-21)。 P427

[11] 从1902年新年首次采用这种礼仪到清政府垮台,在乾清宫或新的夏宫一共进行了33次全体外交使团觐见活动。 P428

Stearns、Adas和Schwartz复述了信的大部分内容之后,问学生们“从这些摘录你能看出那时中国人对他们自己、对英国人、对更为广阔的世界有什么看法?他们的看法和态度与实际情况相符吗?为什么这些看法和态度似乎给中国人带来严重的问题?”我认为确切的答案是中国人沉湎于幻想之中,最终招致麻烦。 P429

签发了三道上谕(《高宗纯皇帝实录》,1434:3b-7a)。 P430

1793年9月11日一位王公受命祭孔。 P431

1793年9月14日皇帝坐在万树园御幄里的御座上接见了英使马嘎尔尼勋爵和副使斯当东。 P432

1793年9月17日庆祝皇帝的生日。 P433

1793年9月20日签发了四道上谕,其中一道是处理英国使臣的请求的(《高宗纯皇帝实录》,1435:1a-6b)。 P434

《宫中上谕》(引文标明朝代日期,缩微胶片编号及页码),《朱批奏折》。 P435

《董事会特别委员会关于对东方的出口贸易的第一份、第二份和第三份报告》,《早期议会关于印度的文件,1793》。 P436

《大清会典事例》,1899,北京:故宫版。 P503

郭成康,1993,《乾隆皇帝的西洋观》,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SMFBM)提交的论文。 P504

刘凤云,1993,《论十八世纪中英通使的礼节冲突》,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P505

《世祖章皇帝实录》,1964,台北:华文书局。 P506

《掌故丛编》,1928~1930,北京:故宫博物院。 P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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