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绅的荷包: 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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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虽为虚构,但这段评论反映出一个事实:金银珠宝在古代是财富的重要载体,而曾几何时,“各种投机事业和工业”的兴起已悄然改变了财富保存的基本形态。 P5

到定居农耕社会时期,财富载体发生巨大变化,房屋、土地、农具、牲畜、衣物、珠宝、古董、艺术品、金银等多种价值载体,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相继推出,只是这时期的财富载体几乎全是实物资产,金融资产除了借贷合同之外基本没有。 P6

所有这些都是传统经济中“现代性”的体现,也为研究中西经济进路的差异提供了一个比较基础。 P7

近年来台湾学者赖惠敏已利用清代宫廷档案特别是内务府档案做出一系列新研究,特别是专著《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乾隆皇帝的荷包》[8],以及《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9]等多篇论文,对清代皇族和上层社会的经济财产状况做了大量细致考察,揭示了清代宫廷与上层社会的经济收入与物质生活方面的诸多特征。 P8

[12]唯一可能“称职”的文献资料是民间广泛存在的“分家书”,它理应是研究家庭财产最合适的材料,也是我们进入研究时首先考虑到的一类文献。 P9

台湾地区近年来陆续开发和出版了大量民间文书,最具规模者为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纂的《台湾总督府档案抄录契约文书》(2005年),其中含有大量分家书。 P10

相较于分家书这种常规类型的家产资料,抄家档案有着很多“意料之外”的优点。 P11

首先,清代被抄家者并非全部是贪腐官员,除了贪污、亏空两大最常见的罪由外,凡忤逆、谋叛、大不敬、渎职、军事失守皆会问抄,其中还包括因言获罪(即文字狱)的情形;而案件中连带被抄家者——贿赂者、与首犯有重要关系者(如家仆、亲戚)、被疑隐匿罪犯财产者,包括在审案过程中查办不力的官员等,数量众多。 P12

[22]可见清代很多抄家案件的背后隐藏着政治倾轧和权力斗争,贪污往往是罪名。 P13

”[23]由此,贪腐与抄家在清代绝不能仅做表面的关系理解,其背后有着远为复杂的政治因素;抄与不抄、谁将被抄,与其说是与贪腐关联,不如说是政治决定的结果。 P14

本书第8章“闽浙总督陈辉祖侵盗王亶望入官财物案”中的案例,即起于抄家过程中发生的偷换事件。 P15

[24]并且,清代皇帝本人也很在乎查抄家产是否被地方官员认真执行,类似“如有丝毫隐匿寄顿,惟该抚是问”的语句经常在文献中出现。 P16

[29]如此一来,符合利用条件的(可以做家产结构分析的)仅剩约十分之一,目前我们总共整理出二百多个案例数据。 P17

[33]同时,又从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借助其电子检索系统又补充到一些档件。 P18

还如,在一档馆藏“内务府奏销档”(乾隆十五年册)中发现一份“陈至敬家产清单”,但陈至敬系何人、因何被抄,档案中没有记录;通过网上检索获知陈至敬是太医院御医(名“陈止敬”),还曾参与编纂乾隆时代大型综合性医学丛书《医宗全鉴》。 P19

再如,无论是抄产清单还是分家书,往往只列出各项财产的数量而不标注价值。 P20

国家图书馆分馆2001年根据馆藏清钞本影印了一部《中国古代当铺鉴定秘籍》,汇集了清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五部当铺谱录;[40]此外,还有流传于今的清末民初的《典务必要》和《当行杂记》,也属典当业书。 P21

这些信息相较于典当书籍中的价格信息更为直接,因此一旦出现则作为首选参考。 P22

但是,抄产清单上所载物品种类、名目甚多,仅凭上述参考资料仍旧无法覆盖全部,因此有时还采用“相对价格法”,即通过获得物品间大致的价格关系,已知其中之一而推及其他物品价值。 P23

但是,银两在不同流通层面上有称重和纯度的差别:官方采用“库平纹银两”,而实际流通中则广泛流通“市平银”“色银”;此外,同样是官方称重,“库平”之外还有“关平”“漕平”“盐平”等其他标准;地方上也都有各自的使用习惯,如京城地区采用“京平”,苏州地区则广泛使用“市平元丝银”,广东一带普遍流通“花银”“洋圆”(外国币种,以墨西哥鹰圆为主)。 P24

[45]再就是一些概念和范围的确定,如“家庭”“资产”“官绅”等如何在本书中定义。 P25

现代家庭资产统计一般首先将资产区分为实物资产(或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 P26

本书分上下两篇。 P27

下篇为“量化分析篇”,一方面是对上篇内容的总结和数据汇总,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探讨清代官绅阶层家产结构的总体特征(第12章)和财产合法性程度与家产结构之间的关系(第13章)。 P28

关于历史上的物价,已有很多参考书籍和研究问世,但对于解决本书的家产估价问题远远不够。 P29

从发现线索、收集信息,到拼接图像、复原结构,都蕴含着有如“探案”一般的逻辑推理和判断甄别的思维体验,以及不断收获的喜悦;特别是一旦发现重要线索和关节,种种谜团皆得以解开,不仅完成当下个案,还另使一些从前无法利用或利用不理想的案例都能“再获新生”。 P30

清代商家间资金往来、支付结算中应用很普遍。 P31

(“中研院”,即台北“国立中央研究院”。 P32

在此要特别感谢台北“中央研究院”赖惠敏研究员在档案资料上给予我们的线索和指导。 P33

魏美月指出:“这些清册以及专供皇帝阅览的‘清单’平时都随奏折以附件形式呈览,平常多不退还各原奏者。 P34

[37]盛京,即今辽宁省沈阳市。 P35

[47]例如,如果一些官员在官场晋升途中遇事被抄,则会发现其家资可能并不丰厚甚至负债累累,因为他会将相当的收入积蓄用于逢迎结纳等政治上的“投资”,甚至不惜借款和变卖家产,而如果查抄发生在其官途较晚时候,结果会很不一样,因为此时他已能利用当时的地位和资历蓄得一定规模的家资并置办一些产业。 P36

——雍正,雍正四年(1726)雍正朝的抄家清宫档案中首次大量出现官员的家产资料是在雍正帝继位最初几年,这直接源自雍正初年发生的一系列抄家案件。 P37

(十二月[3],页六二)逮礼科给事中秦道然(按:皇九子胤禟管家),追银十万两目送甘肃充饷。 P38

(九月,页一五〇)雍正三年(1725)逮年党宋师曾,追完长芦运使任内亏空,籍其资产(五月,页一八九)逮年党胡期恒、桑成鼎、金启勋、魏之耀、严大等赴京质审罪款,籍没家资。 P39

雍正四年七月,雍正皇帝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自辩上谕,对于抄家他给出的解释是,“从前贪赃犯法之官,蠹国殃民,罪大恶极,即立置重典不足以蔽其辜……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朕将奇贪极酷之员,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其意在表明抄家乃出自公义。 P40

由以上可知,赵昌长期供职于内廷,且一直侍奉在康熙皇帝身边。 P41

他是我们的老朋友,长期以来是我们坚定甚至可以说是先皇身边得力的助手。 P42

目前关于赵昌的研究还发现,他与天主教神父、葡萄牙传教士穆景远(P.Joannes Mourao)关系不错,后者长期担任康熙的翻译,且为皇九子胤禟之亲信,而胤禟乃雍正的政敌,正遭雍正忌恨。 P43

因此我们看到,赵昌的家奴仆婢(包衣奴才)数量达219口之多,并且列在家产清单之首,反映出满人对于这项“财产”的重视。 P44

另外,在清单的最后提到了内务府对赵昌家产的处置意见:拟将其中现有之银、钱交库,将房屋交营造司做价,将田交会计司办理,将奴才亦交会计司做价。 P45

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对赵昌的家产清单进行逐项估价,归类加总后以求其结构的大概。 P46

关于财物:赵昌财物的估价主要参考苏州织造李煦家产资料,他们为同时代人,财物清单所列多有贴近,且被抄年代紧邻,价格基本无差。 P47

曹、李、孙三家,以曹寅与李煦两家关系尤为密切。 P48

雍正元年他获罪的理由是“亏空”,但背后原因应该是他与雍正的政敌、皇八子胤禩走得过近。 P49

奏折之后则附上了详细的清单,这是一份很少见的登录细致,且有逐项估价的财产清单(见章后附录)。 P50

[36]不过,在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内务府总管允禄等面奏查抄李煦家产并捕其家人等解部事》中记载了李煦家产的全部查抄结果:……查过其家产,估银十万九千二百三十二两余,京城家产估银一万九千二百四十五两余,共十二万八千四百七十七两余。 P51

但李煦这份清单,不仅巨细无遗地记录了每项资产、每种物品的数量,并且还照当时价格分别进行了“折银”,从财产登记的角度可谓清代造册的一个十足“范本”,从家产研究的角度也可以作为估算同期其他案例的参考依据。 P52

[40]再结合《红楼梦》中家口变卖等情节描述,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最终归入家产范围的,一般是那些从市场上买来的“人口”。 P53

台北“中研院”的“明清人名权威资料库”检索结果显示,他的父亲李国亮为康熙时的地方高官,曾任河南布政使和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坐衔)。 P54

……元龙送给诚亲王房一所、银一万三千三百两,据诚亲王包衣佐领舒书等将银一万三千三百两、房契一纸,一并交送臣部。 P55

果然,清代的碑刻资料中留下了一些证据:京郊云居寺地产碑中载,乾隆八年(1743)(云居寺)认买李元龙名下入官房地计水旱地二顷一十四亩[47]。 P56

”[50]但是根据尚书佛格所奏,李元龙山东任所的金、银、银器并珐琅器已解到京城并解交广储司(内务府机构);其“头面首饰、衣服器具等物”,交与“崇文门监督”,查明变价后仍要“解交广储司”;此外,因路上难带,“现贮司库(按:山东司库)”的“围屏等物”也令“变价解部,转交广储司”。 P57

随李煦前来之孤儿十五人,该男女孩童皆在苏州。 P58

说明:原件为满文,出自内务府满文奏销档,此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任世铎、张书才译,载于《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P65

关于《熙朝定案》的辑录者和成书年代,可参考王冰《关于〈熙朝定案〉的研究》,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3期。 P66

[14]旧本《清太祖实录》,1619年。 P67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上谕着李秉忠隋赫德接管孙文成曹頫织造事务》,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以下简称《曹家档案》),中华书局,1975年,第184页。 P68

”根据这段文字和一些相关辅助信息,可粗略对曹頫家产进行估价和结构复原,数据结果见本书第二篇附录。 P69

[43]山东巡抚黄炳奏折中曾提及“所有李元龙产业等项造册封固”,惜今日无存。 P70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P71

辞朝赴任。 P72

五月,镶白旗汉军都统范时捷劾年羹尧奸欺罔贪婪五款[8],继之直隶巡道宋师曾等一批年党被逮捕,年之失势已成定局。 P73

雍正以“念年羮尧青海之功,不忍加以极刑”为词赐令自尽,所有家资“俱抄没入官”,族中有现任候补文武官者“俱着革职”,年之嫡亲子孙未来长至十五岁者“皆陆续照例发遣,永不许赦回,亦不许为官”,有匿养年子孙者“以党附叛逆例治罪”。 P74

[15]这份奏折概括出年羹尧杭州任所的资财:(一)金子2748.3两,金器簪子等物462.3两,银47924.2两,银器簪子等物2250两,又银550两、银壶1把、匙子9个(从井中挖出);(二)房子,变价银1100两;(三)“细毛裘衣、古物、字画等”贵重物(已运往京城),其余财物折银8923.4两;(四)家人304口,变价3285两,骡马39头、牛6头,变价683.2两。 P75

《清实录》载雍正皇帝处置年羹尧的谕旨中,曾提到一句“其现银百十万两,着发往西安,交与岳钟琪、图理琛,以补年羹尧川陕各项侵欺案件”[18],说明曾抄出过年羹尧一笔110万两的现银,只是这一情节在目前的资料中都未涉及。 P76

请支持正版!更多资源原始出处请访问 yigefanyi.com查得雍正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原任步军统领阿奇图面奉谕旨:“年羹尧城外所有房间着交尔三营官弁取租,存尔衙门,以为赏赉番役之用。 P77

由此,年羹尧在京城里应有两处宅邸。 P78

李煦被抄后,年羹尧除被雍正赏赐其京城住宅,还以折价购买的方式继承了宅内贵重财物[29],这批财物因今日保留的“总管内务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产清单”而可知约值1631两。 P79

其二是年羹尧被抄之前由其子年福运送京城的财物。 P80

雍正三年(1725)陕西巡抚图理琛的奏折还显示出,尚有由西安运往其他目的地的资产:据访问得,将现查获年羹尧财物、家口,相继发送京城以及保定府、冀州、江南扬州、四川成都等地时,从西安雇乘骑、驮载驴、驮轿驴一千八百余条。 P81

当然可以讲,年羹尧与宋致在地位权势和财富聚积能力上不是一个级别,但至少可以认为年羹尧存贮在保定、定州的财物价值不会低于这一数目。 P82

例如雍正元年(1723)身任抚远大将军,遣兵败罗卜藏丹金之众于北川之新城,消息传来,赐年羹尧“貂一千二百张,内缎百端,库缎千匹,分奖有绩官将”。 P84

一位当时深得皇帝宠信、无须为前途担忧的重臣,在私蓄财产方面却不遗余力,其原因亦是耐人寻味。 P85

[2]《永宪录》,卷一,第54页。 P88

[13]《永宪录》,卷三,第238页。 P89

[23]参见前章赵昌地亩估价,及第11章“估产方法备注”。 P90

[37]《永宪录》,卷二下,第159页、第170页。 P91

雍正年间就有不少窖藏的案例,例如雍正元年(1723)查抄山西大同府知府栾廷芳任所家产,从“东厢房地内掘出银七万二千八百五十两”“正房内掘出银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九两四钱”“西边房内掘出银二万八千七百九两五钱”[2];再如同年查抄山西夏县知县刘玉泉任所,“搜得纯银二万余两,此皆系藏于井中等处者”[3]。 P92

[4]这处房院乃原获罪被抄人员安图之入官房。 P93

两次出现所载之被索数字虽然不一,但是安图被抄之前显然已经以富闻名。 P94

上登基,命崶回京,属照亲王府供采买,得无过。 P95

除《永宪录》外,昭梿《啸亭续录》、周凯《内自讼斋文集》、陆以湉《冷庐杂识》、刘声木《苌楚斋随笔》、邓之诚《骨董琐记》对安家旧事传闻皆有涉及;民国初年,更有伍绍棠、端方、姚大荣、叶恭绰对安氏有递进性考察。 P96

安尚仁有三子,长子安图,次子安崶,三子安岐。 P97

乾隆当时评论说,“伊之产业俱系明珠婪取所得,从前已耗去十之七八,今仍富甲巨室……”[28]。 P98

特别是安岐,一生主要在天津活动,清末徐珂《清稗类钞》与杨彦和《楹书偶录》中均称安岐“天津人”。 P99

由这里可知虽然安图于雍正年间被抄,但安氏一家似乎并未下狱;安崶在乾隆元年时仍然正常过活。 P100

我在安图家当铺内当差,于康熙六十年五六月间,安图叫我到家里,同我一家人偏头、张自印、张信四人,在住房院内六间房的南边堂屋里刨过埋藏的一窖银子,约有四五十万两。 P101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家财八百万”未写明到底是银两还是财产所值,但托交给安尚仁的一百万两却明确写着“银”。 P102

其作何晓谕、劝诫、禁止之处,着九卿会议具奏。 P103

江老格,正黄旗满洲都统公葛尔萨佐领下原护军巴三泰家人,开槟榔铺生理,曾从安图入官倒坏的房子空院内走过时在土内拾得半锭银锞,说与陈顺,二人一拍即合,议定偷刨事。 P104

第一次刨分得银820两,第二次金34锭,通共得过银3440两。 P105

乾隆四年,护军法侃、阿克敦受太医院医士齐殿玺指使,前来商议由齐家出资、赫与法家兄弟联名认买,好将院内埋藏银两刨出分用。 P106

陈顺两三年内陆续花费了1800两有零(22.8%)——平均每年大概600两,这是笔不小的数目,因为照清代标准,全年有十几两银便可以维持基本生活[43]。 P107

而同期江老格花用了1290两(36.9%),王立住花费了约1260两(30%),李五花费了1070两(31.1%),情形不在陈顺之下。 P108

[7]《总管内务府奏为安图入官房屋派领催晋六格等看守私刨银两一案定拟治罪事》,乾隆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一档馆藏,档号:05-0018-022。 P109

[17]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安岐(AN Ch’i)。 P110

[26]《总管内务府奏为查抄承安家祖茔房屋等数目事》,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十二日,一档馆藏,档号:05-0428-017。 P111

[36]《奏报郎中感升所买安图当铺等项及欠项情由请旨宽免折》,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内务府奏销档》,一档馆藏,档号:182-360。 P112

正当职务交接之际,云南义都铜厂传出亏空:委管铜厂事务、宜良县知县朱一深被报亏空共计银48000余两。 P114

[3]他自述称:卑职边末寒士,办事过于认真,做人过于爱好,因而同寅相与幕友、长随多方挟诈,迫以不得不从之势,上司遇事诛求尤多,需索之苦,以致亏空数万金,那前掩后,补苴无术,若不据实揭报,逼取者谁肯吐出,勒借者俦甘速还,卑职又无恒产可以变价偿还,理合将逼取勒借实数开具清折呈揭,照折开数目追出银两以清款项等情……[4]4诺穆亲与彰宝迅将此事密报朝廷。 P115

[10]二月底,钱度在江苏的原籍家产皆被查封,江宁、常州、苏州先后查出钱度拥有田地房屋、古玩贡器、金银衣饰什物等项;在其江宁百花巷居所之书房地窖内则起出银计27000两,并发现寄顿他处金2000两。 P116

那么清代高官的家产正常范围值是多少?还是从这段奏文里,我们可以捕捉到一点点讯息——文字中两次提到“万”(“蓄积累万”“囊资逾万”),可见在当时皇帝和大臣心目中,家产几千两是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如果超过一万两,则必是营私所为。 P117

[22]朱一深在案初即被查封原籍和任所资产,以备抵亏项。 P118

钱度的家产钱度的家产在被查抄时总共有四部分。 P119

其二是在江西彭泽县地界内追获钱度家丁携运回籍之银两财物。 P120

江苏官员在查抄家产时将其中的贵重物品拣选出来,解送京城,故今清宫内务府奏销档案中留有这批金银和物品的名目清单。 P121

这一部分属于“在外估变”(即在江苏本地照估价变卖),有价值原载;当时也曾造册,但今不见。 P123

钱度家产的特点是持现金比重非常高。 P124

也因此,他的现金财产(金、银、钱)占总资产比重高达66.8%;财物部分次之,达17%;田产又次,占12%,房产居末,占7%(具体数值见篇附2)。 P125

叶士元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间从云南出发,三月初七日行至江西萍乡县时被拿获,同行者还有钱度三子钱酆。 P126

“寄回银九百两,赎回典出老屋”,可视作其房产价值;“付侄子成理作生意银三百两”,后据叶成理供“连年俱是在杭州置了绸子往芜湖去贩卖”[43],可视作商业投资数目。 P127

[1]《谕内阁各省督抚应以李侍尧等为戒振兴吏治着将此旨缮录悬挂大堂触目警心》,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九日,《选编》第1册,第987页。 P128

[12]《寄谕钦差袁守侗等着即严讯钱度及其子家人等并钱度另案办理从重定拟即速回奏》,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选编》第1册,第235页。 P129

[21]《选编》第1册,第290页。 P130

[33]《两江总督高晋等奏报查出钱度原籍财产并埋藏寄顿金银珠玉等物折》,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初九日,《选编》第1册,第250页。 P131

[46]《浙江巡抚富勒浑奏报复又查出叶士元隐匿家资并审讯其弟叶士倓等情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初四日,《选编》第1册,第268页。 P132

[3]命令是前一天从山东向京城发出的——半月前出京南巡的乾隆皇帝正驻跸于此;这道命令发出的同一天,一大队人马朝相反的方向自山东灵岩驰驿而出,奔赴云南,领首二人是钦差大臣、户部侍郎和珅与刑部右侍郎喀宁阿,所衔使命是到云南查办李侍尧案。 P133

李侍尧的干练在当时颇成“公论”。 P134

[13]关于办案的经过情形,今天留下的资料很少(似被抽去),但据三月十八日内阁奉到的一份上谕表明,乾隆此时已接闻和珅在云南讯明有据,而李侍尧倒也痛快,在审讯中大方供认他收受过前云南按察使汪圻(已调任安徽按察使)、题升迤南道庄肇奎、降调通判素尔方阿、临安府知府德起、原署东川府知府张珑银共一万六千两;讯其家人张永受,供“发出珠子二颗,一卖给昆明县知县杨奎,勒要银三千两,一卖给同知方洛银二千两”,随质李侍尧,同样痛快承认,答称“也是有的”。 P135

不仅如此,接续审出的事实表明,苏州不过是李侍尧办贡的地点之一。 P137

所办各物内灯扇洋锦金塔挂屏花瓶等项俱已运京,大呢十四板押运回滇,现在只有珐琅铜火盆二对并余剩纹银四千二两零开列收支清折呈缴等情。 P138

这一层李侍尧当然不能直接点破,否则无异于向天下昭告其主乾隆才是本案的“始作俑者”。 P139

造型源自佛教题材,后成为中国吉祥图案,寓意“太平有象”。 P140

在关于李侍尧的定罪问题(包括群臣的回复)和最终惩处结果上最能体现清代法律的本质,即“法”大还是“人”大的问题。 P141

(广东巡抚李湖):……若仅按例定拟,诚属罪浮于法,应如大学士九卿改拟即行正法拟彰国宪,为□种负恩贪纵者戒[27]。 P142

李侍尧案的整个定罪经过和最终判决结果,充分可见皇帝意志才是清代最高和最终的法律威权。 P143

李侍尧的家产李侍尧的家产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官方文书中显示并不完全。 P144

关于李侍尧财物,清宫档案里共发现三份清单。 P147

只能参照雍正元年李煦的在京家产记录(李煦情形与李侍尧类同,皆家居讲究、用度奢华),并略做增估(时隔已近六十年),粗推2000两(李煦在京家产财物当时折银合计1631两)。 P148

[43]看来,李侍尧的全部心思确实用在忠心侍主上面,对典当、借贷、商业这些私人方面的经营并不着力。 P149

房契、田单现在缴出。 P150

四月十九日,湖广总督富勒浑等奏报截获汪圻家眷船物,有金玉铜瓷器皿缎绸衣物等项。 P151

但汪圻又并非一味夤缘逢迎之人,他似乎自有主张,并因此与李侍尧发生龃龉;巡抚孙士毅曾向乾隆汇报二人不睦[53],从李侍尧对汪圻的首先供吐来看亦是旁证。 P152

[56]其中所言“以制府案牵坐得罪”,即指乾隆四十五年(1780)李侍尧一案。 P153

富有戏剧性的是,庄肇奎父庄年曾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甘肃任上因亏空被治罪,家产入官[60],时隔二十四年,庄肇奎升至同样官阶时又获罪,庄家再度上演被抄一幕。 P154

表5-1 庄肇奎家产统计(1780年) 单位:银两/查抄庄肇奎原籍资产时,据地保和邻右供称:庄肇奎向年并无房产,至四十一年上才置买冉里街住房,又买地三百余亩,这是我们知道的。 P155

云南巡抚裴宗锡的家产裴宗锡原任云南巡抚(曾署云贵总督),案发时已身故。 P156

不管怎样,由于雅德的“严办”,裴宗锡的家产留下了较具体的记录。 P157

[70]据佘国观之侄佘城、佘玥供:我们在琉璃厂开图书铺,我叔叔佘国观原任云南武定州巡检,于三十六年因病告退,常替原任巡抚裴宗锡办贡物,今于本年四月十四日,我叔叔差人带来玉器二盒共大小十五件,家信内说是代裴大人买留之物,叫我们送与他女婿中书方维甸处交收,因此我们送去的,至于我叔叔处有无另存别物,我实不知道。 P158

内扣解赔米价银一万六千六百四十四两零,又应完减半养廉银二百七十一两零外,下余银七百二十六两零,并同查存衣饰等物仍行存贮候抵滇省亏空等请具详前来。 P159

不过,因已知房共2所(计107间)和地280余亩,根据山西房地平均价格,可以推估各自价值约数(见表5-2)。 P160

李侍尧家仆张永受、民人郭全的家产张永受为李侍尧管事家人,长期跟随李侍尧在外,因“京中并无家小”[78],一切银钱事务皆托其妻弟郭全经管,财物亦存郭全家中。 P161

[82]后来又查出张永受在易州还有与人伙开铺面2座,本钱1350千文,借项钱325千500文。 P162

[1]《谕内阁通谕中外嗣后各督抚不许呈进玉如意和大玉器使奸商无利可图》,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选编》第1册,第637页。 P163

[8]《云南巡抚孙士毅奏报李侍尧在滇情形并自请从重治罪折》,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七日,《选编》第1册,第966页。 P164

见Newby,Laura.”Copper Plates for the Qianlong Emperor:from Paris to Peking via Canton.”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16.2(2012):161—199.[18]《两广总督巴延三奏报查出李侍尧在广东置办物件及现存银两委员解京折》,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九日,《选编》第1册,第1044页。 P165

[27]《广东巡抚李湖题覆应将李侍尧照大学士等所拟即行正法本(残)》,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初五日,《选编》第1册,第1110页。 P166

[38]《奏为入官房间照例准人具呈认买等事折》,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九日,《内务府奏销档》,一档馆藏,档号:370-124。 P167

此批器物于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解到京城内务府(《内务府大臣英廉等奏报解到截抄汪圻家属在船金银玉器缎绸等物及办理情形》),《选编》第1册,第1181—1191页。 P168

[60]《庄肇奎亲属供词》,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选编》第1册,第1004页。 P169

[71]《大学士英廉奏报方维甸报出孙士毅借物进贡及佘国观交出裴宗锡所置玉器片》,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二十日,《选编》第1册,第1049页。 P170

[79]《湖南巡抚李湖奏报截获李侍尧折差张曜刘凤翼等及审究情形折》,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十八日。 P171

关于清代文字狱史料,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自1931年至1934年陆续排印出版了九辑《清代文字狱档》,编入雍正朝文字狱1起、乾隆朝文字狱64起;后上海书店出版社在21世纪又增补一辑,补入康熙、雍正、乾隆时期20案,汇成《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 P172

齐召南半生充任皇家学者,颇受乾隆皇帝赏识,历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乾隆十四年(1749)以伤乞归,回籍后主持浙江敷文书院。 P173

但齐召南与“江姓盐商”确有些私谊:江姓其实指江承玠(雍正六年授台州府知府,后升浙江盐驿道),曾于雍正十二年(1734)保举齐召南博学鸿词[9],乾隆六年(1741)身故,齐召南闻讣曾寄祭轴吊唁;乾隆十六年齐召南母身故,江承玠之子江昉以世谊亦寄祭轴吊唁。 P175

齐召南可谓一纯正的读书人,乾隆帝言其“平素以读书立身为事”,确是名实相副。 P176

[21]南昌这处房产,在案件发生的乾隆四十二年早已典给他人,并且后来又转典过一次。 P178

表6-1 王锡侯家庭资产及结构/(续表)/说明:(1)王锡侯家产中没有田产的记录,于是以“鱼塘”“菜地”两项代充。 P179

江宁布政使陶易家产乾隆四十三年(1778)“徐述夔《一柱楼诗》案”是清代文字狱案中较著名的,人们所熟知的故事——“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诗句被认为是寄怀前朝之语,以及人名“徐首发”“沈成濯”被认为是诋毁清朝剃发之制,皆出自此案。 P180

[27]在查办过程中,江宁布政使陶易被查出早于五月间即已接据东台县禀报,却不即时严密查办,有袒护消弭之嫌。 P181

[34]又直隶总督周元理报,九月二十五日陶易在江宁府摘印起身赴京受审,被许自带盘费银2000两和零星衣物,十月十四日行至直隶雄县时被截拿,随带银物被查抄(当时余剩1700余两)。 P182

起初会票是异地兑换的凭证,后来有的可以流通支付,成为钞票”。 P183

当时负责查抄其原籍资产的山东巡抚国泰奏折中即提到,“查陶易久任外官,何以现在资财内并无古玩、金珠等物……尤应逐加细查以昭确实”[42],可见官员历任多年后拥有古玩珠玉等物是普遍现象。 P185

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发生的乾隆四十三年是清代文字狱史上的重要年份,案件从此年开始骤然增多。 P186

生员祝廷诤家产同前述很多案件一样,乾隆四十四年(1779)“祝廷诤《续三字经》案”仍是起因于挟嫌控告。 P187

[52]如此重判之拟议是否最终通过而执行,现因文献缺乏不得而知。 P188

大理寺卿尹嘉铨家产尹嘉铨(1711—1781),字亨山,清代名宦尹会一(1691—1748)[55]之子,曾先后在山东、山西、甘肃等省任按察使和布政司道,后擢升至大理寺卿,官至正三品,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退休还乡于老家河北博野(保定府属)。 P190

[61]乾隆皇帝自见到尹嘉铨如此“狂妄”,推其平日有妄著文字,于是下令重点查抄书籍(“于查抄时其资产物件尚在其次,至伊家如果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62]。 P191

但从他被审的表现看,实际并无真见解,且一遇诘问即刻收敛声息、随附应诺。 P193

[71]复仍讯尹嘉铨:问尹嘉铨:你平日怕女人本是众所共知的,但因要讨女人的好,就敢于皇上前求赏翎子,据你奏称你女人说若不得翎子回来见不得我等语,你当时学作女人声音状貌恳切乞恩,竟敢于至尊之前奏这等亵渎的话,难道是讲道学的人应该的么?[72]尹嘉铨只得应声承认:自己从前在皇上面前求一根翎子,若不得翎子回家自觉无颜见妻,但在皇上面前敢如此陈奏,实属亵慢无礼、罪该万死。 P195

[75]四月二十日,谕各省查缴尹嘉铨书籍,“如有书籍、板片即行解京销毁”。 P196

其中,尹嘉铨博野、祁州的田房产业价值当时估有确数(合计2998.6两)。 P197

这样,尹嘉铨所有田房不动产业估计4982.6两。 P198

[3]参见明清人名权威档,网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2017/2/3检索)。 P201

得旨:齐召南曾为侍郎,乃于堂兄齐周华逆案为之隐讳不即参奏,实难辞咎,念其曾为大员,所有问拟杖流之处着加恩宽免。 P202

”《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114页。 P203

升广东惠潮嘉道,保留江安等处粮道,擢江宁布政使代理织造,管新龙江关税务。 P204

[33]《国泰奏查抄陶易原籍资财产业情形折》,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33页;《国泰奏查核陶易带回银两数不相符折》,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第652—653页。 P205

[43]《阿桂等奏审拟陶易等罪名折》,朱批,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九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34页。 P206

[54]《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274页。 P207

[64]《英廉奏查抄尹嘉铨京寓片》,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P208

[76]《严查尹嘉铨所著书籍解毁谕》,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75页。 P209

王亶望到任后他与通省属员不知怎么样就沟通起来改收折色,后来我略有风闻,委员密查几遍,怎奈委文官去,文官说是没有此事,委武官去,武官也说是没有此事。 P210

[1]甘肃省地处西北边陲,土地贫瘠,遇灾年时公仓粮储不足赈济,于是纳捐粮而授捐者监生头衔,此为清代恤荒之法[2]。 P211

但是由此便造成很多渔利的空间。 P212

甘省后来查出各属报灾“由藩司议定多寡,惟意所欲”,或“预取空白册结”听任上司填写,甚至“将被灾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 P213

/ 图7-1 户部与甘肃收捐监生人数比较(乾隆三十七年至乾隆四十六年)资料来源: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军机大臣奏呈甘肃及户部收捐监生等数目》附件:甘省及户部捐监比较清单,见《选编》第2册,第2069页。 P214

在京城,已离任来京的总督勒尔谨和布政使王廷赞分别受到提讯和质讯[19];在甘肃,钦差大学士阿桂与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奉谕查办此案[20];而在浙江,闽浙总督陈辉祖也奉谕会同钦差侍郎杨魁审讯王亶望[21]。 P215

查办大臣阿桂、李侍尧也称,王亶望“素性机警”,“巧取甚多而行踪诡秘、无迹可求”。 P216

[27]这一数字恐怕是嘉庆四年(1799)和珅被抄之前最让人惊叹的财产数目了,此前唯一可与之相较的只有雍正时代的宠臣年羹尧了(第2章)。 P217

即如皋兰县程栋我待他本好,他又肯供应我,所以每年灾赈令他多报一二万石粮是有的……[29]又供:我在甘肃时因各州县俱散处四分,无从授意与他们,所以令各州县设立坐省长随,我遇有需索即令人向坐省长随通知,以便送信给各州县,所以各州县有馈送我的东西,俱由坐省长随经手这是有的。 P218

王亶望见报捐的银子甚多,又见各州县年年俱有报灾,或多或少是没有凭据的,遂授意于我,叫我酌定各州县报灾分数,开单发给各州县,令其俱按照单内所开灾分报来,凡系王亶望意中之人,便少开灾分,到散的时即将监粮作为开销,所以报灾多者报捐亦多,报灾少者报捐亦少,原想借此便可以要属员的银子。 P219

”[34]又颁谕:“此案大小各员勾通侵蚀,自应按律问拟以彰国宪而警贪婪,但人数较多,若概予骈诛,朕心有所不忍,自当其赃私之多寡以别情罪之重轻。 P220

[37]这样,因此案受到惩处的官员总计达194名。 P221

以道府为例,道府一级的官员在清代地方权力体系中并不居核心地位,对藩抚不构成节制,但另一方面又因邻近藩抚而附带成为馈送对象。 P222

皇权时代的政治必以皇帝意志为单一和最终的指向。 P223

况李侍尧尚系一己婪索,非监粮之累及通省百姓者可比,此而不严行查办,将何事不可为?[46]试想,同是敛财,一是千方百计去充实皇帝私库,一是变相“截留公款”以肥己(无异于从皇帝身上拔毛),乾隆又会维护何人呢?冒赈案“一号犯人”王亶望的家产王亶望(?—1781),山西临汾人,其父王师,曾官至浙江巡抚。 P224

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王亶望升巡抚,七月初从甘肃省赴浙江任时,有“数百骡驮满载而去”[49],浩浩荡荡,据说有人向乾隆奏报,乾隆未置一词。 P225

又在本处生息银九千三百两,现存银一万七百五十三两,俱系王亶望表弟张筑管理,均有文契账簿。 P226

八月初十日,山西巡抚雅德奏报续经讯出王亶望外借资本银两情形,包括京城聚华银楼入股银、本地郭氏弟兄等借去银及董岱宗领去生息银等,“各姓借领共银四万二千七百两”:据张筑(按:管理王亶望家务之人)供称:王亶望于本年二月内同本县人郭蔚青、王希皋等在京中伙开聚华银楼,入本银三千两;又临汾县人郭信斋于四十年正月借去银三千两;又郭执政在河南太康县行盐,于三十八九年间因盐店缺用,借去银二千八百两,又四十年上两次借去银一千三百两;又四十五年七月郭执政、郭执躬、郭信斋弟兄共借银一千两;又四十五年十一月内天津盐号郭晋、六吉、刘矩武借去银四千两;又本县人董岱宗于本年五月两次领去生息银二万三千两。 P227

[56]九月二十五日,图明阿奏王亶望扬州资财,包括交张和衷营运银两本利共计“银二十九万九千六百二十两一分一厘”;又查出令各商代买根窝一万九千五百引、“原价十二万五百八十五两,内扣除已卖朱单银三万九千五两俟山西追解外,其余价银八万一千五百八十两”。 P228

据山西所后来报估变结果,“各项银两、地亩、房屋、铺面并一切器具、奴婢、牲畜逐一查照估计,共估银七万三千一百三十四两六钱零”(《选编》第2册,第1850页),从中减去地亩(估10950两)、继承房屋(估4000两)、典当(8000两)、生息银(9300两)、现银(10753两)、奴婢(猜六十名,估600两),余29531.6两,包括自置房屋三十七所(记B项)、器具牲畜(记C项),估B项29200两,C项331.6两;又载“抄存王亶望家衣物并郭德章等呈首银两分析据实确估共估银二万五千四百一十三两九钱”(《选编》第2册,第1850页),从中减去银两(11780两),余13633.9两,包括A项、各姓呈首衣物(包括“绸缎等件七百三十余匹”“皮棉等衣一千九十余件”“零星小事及被褥椅披等项共三百一十一余件”,各照每匹3两、每件5两、每件1两共估7951两),推估A项5682.9两。 P231

乾隆命两淮盐政图明阿查抄其扬州资产,看来是早就清楚他的家产底细的。 P232

蒋全迪原籍安徽徽州歙县,案内资料提到他“二十七年收拾资本赴京捐官选往甘肃”[62],因此很有可能出身商贾之家。 P233

[66]蒋全迪名下应得四分之一,大概族中因系长房,又多得一股,故名下分得二分之一。 P234

……四十五六两年三月内曾见有蒋全迪妾兄江宁人顾姓带族人蒋瑞如作伙约携银二千余两到徽州购买茶叶赴京贩卖,此项银两不知现归何处。 P235

具体为:4147.228(三县原载变价银)-30(“家伙什物”价值估计)-450(楼房三所估值银),等于3667.228两。 P236

[72]程栋任职皋兰县期间,多有逢迎和靡费供应王亶望之事,如王亶望要在署内盖造房屋,让程栋办理,程栋为赶工,“上冻时候令工人用热水和泥”[73]。 P237

其中,在京城的借贷银两占据了主要部分,达总资产70%。 P238

故总计19324.8两。 P239

[78]然而他的资产却仅有不到4万两。 P240

今日果然败露,此等滥花冒销公项,实在罪该万死,还有何辩呢?甘肃按察使刘光昱的家产刘光昱,原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生于雍正六年(1728),乾隆二十四年(1759)由河工捐知府(派任陕西西安府知府),乾隆三十四年(1769)再捐道员(先后任甘肃平庆兵备道、甘肃西宁兵备道),乾隆四十三年(1778)署任甘肃按察使。 P241

案内各供词也未见任何人有关于他受贿或渔利的指供,唯其自供中提到“我在任时滥行出结”[84]。 P242

一切细数俱存原籍,一时记忆不清,此外再无存寄财物。 P243

[89]十二月七日,山西巡抚雅德奏报刘光昱原籍家产的查抄结果:住房2所共140间,基地11处,水地、坡地等共312亩零,现银1150余两、钱8500文,金器首饰共重12.5两零,银器首饰共重937两零,皮棉□缎男女衣服共880余件,□缎纱罗零片等共1910余件,家具什物器皿另容造入细册。 P244

综合以上资料,刘光昱的资产估计总数236549.823两(见表7-4),其中有负债39129两,净资产197420.823两。 P245

”(4)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十六日《山东巡抚明兴奏报估变甘案官犯刘光昱在东省房产银数折》提及,“兹查原任甘肃西宁道刘光昱前于甘省监粮案内查封家产,准山西原籍咨会该员在东省有开设盐当各店资本货物,经前抚臣国泰饬司委员查抄,将抄出资财引盐货物开单奏明并将玉器字画数珠等项委员解京在案……”。 P249

其期限、银数、官阶、铨法,亦时有变通”。 P250

[10]《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报审拟监粮冒赈案内离任官犯陈常等七员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选编》第2册,第1703页。 P251

[19]《寄谕英廉等着就近提讯勒尔谨于甘省折色包捐监粮案内有无通同分肥》,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初五日,《选编》第2册,第1197页。 P252

[29]王亶望供词,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选编》第2册,第1342—1343页。 P253

[40]《闽浙总督陈辉祖奏覆审拟前甘肃道府陈之铨潘时选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选编》第2册,第1467页。 P254

[51]《闽浙总督陈辉祖奏报查讯王亶望折收监粮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三日,《选编》第2册,第1202页。 P255

[62]《署两江总督萨载等奏报遵旨查抄前任兰州知府蒋全迪家产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七日,《选编》第2册,第1379页。 P256

[72]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军机大臣诘问勒尔谨王廷赞程栋捏报开销添建仓廒银事供词》,《选编》第2册,第1285页。 P257

[84]《选编》第3册,第1621页。 P258

[93]《山东巡抚明兴奏报估变甘案官犯刘光昱在东省房产银数折》,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十六日,《选编》第2册,第2083页。 P259

”[2]——乾隆四十七年(1782)谕阿桂陈辉祖侵盗王亶望入官财物案情乾隆四十七年(1782)九月二十二日这一天,杭州闽浙总督府宽阔的门庭前气氛异常。 P260

而再十五个月后,却是自己被革职拿问。 P261

王站住是首先参与查抄和造册的人,因此直接成为乾隆怀疑的对象。 P262

[9]从王站住所描述的查抄经过来看,清代的抄家制度至18世纪晚期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 P263

[10]九月十七日,乾隆颁布谕旨,陈辉祖以置若罔闻、类同勒尔谨之罪着革职拿问。 P264

[20]官员获罪被抄,所抄之物自应原封不动上缴京城,这早已是不言自明的规矩,如今竟然有人擅动“皇帝之物”。 P265

[22](九月二十二日)……李封所奏陈辉祖曾与司道言及王亶望朝珠竟无一串好的,将来我想给他换上一串以便易于交收等语,殊不成话,可鄙可恨,显系欲将查抄佳物私行抽换,故设此词为授意迎合之端,若果如所言,何不将一切不堪入目之物尽易佳者乎?况承办经手之人亦岂能预备佳者以为犯人代赔补之地乎?天下事断无此理。 P266

[28]这一结果令乾隆大失所望。 P267

十月十六日,阿桂、福长安的第二份复奏寄到,但是结果仍然不如人意。 P268

实际上,在王亶望众多的抄物之中,有一件乾隆期待已久的物件——米芾的字帖石刻。 P269

又玉太平有象一件,玉暖手五件,铜宣炉三件,也都不是原物。 P270

[41]至此,案情全部水落石出。 P271

上谕陈辉祖以“在总督任内惟务营私牟利”“闽浙两省各州县仓谷亏缺及武备废弛”仍令执行正法,因念办理海塘工程尚无贻误着加恩赐令自尽。 P272

同时也如大部分官员所经历的,因一些事情办理不善而受到皇帝“申饬”[51]。 P273

[55]此时是在十一月,对照陈辉祖案的事发经过,正是他若干次提验王亶望玉器古玩字画进署“阅看”的期间。 P274

但经此一劫深受重创,陈家故宅在入官多年之后废为寺。 P275

陈辉祖的资产主要分布于六处:(一)浙江杭州任所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陈辉祖任所金银被单独开列在一份清单上先行呈进(大概是为便于核查易金这一情节)。 P276

这些御赐物品总共25件,包括藏佛、御赐匾额、乾隆诗文、宫廷绸缎等,还包括弘扬武功的“战胜图一分(内字画三十四副)”“萨尔浒记战胜功碑一卷”。 P278

[64]据其在籍长随刘升供称,“主人将来不愿在原籍居住,从前闻得在苏州府城内申衙前买了一座房屋……”,是以“家中并未添置产业器皿”。 P279

[72]其中借贷营运项下,有商人王文德经手营运银3万两(元丝市平)和代卖绵绸足钱140千文;有族戚申兆仑(河南泌阳县知县)经手开张“东和”典铺(元丝市平银3万两)并寄交杂金1003两(作市平色银2万两)“嘱为易银营运”[73];有黄学虔经手在吴江县黎里镇开张典铺(后收歇)尚欠银元丝市平银18000两[74];在苏州府昭文县有商人王懋修领银2万两开张“三茂”字号当铺[75]。 P280

这批器物在交付谭光谱之时已“写立清册”,将所有物品精心分组编号登记。 P281

据申大年供:自己原在福建邵武为官,后因病勒休,顺道来湖北就医,陈辉祖念其“贫乏难归”,就近为其置办产业,救济其生活。 P282

有如许之累积,恐怕也是乾隆最后要判他死罪的原因之一。 P285

[95]四子陈严祖(1743—1782)曾任甘肃署环县知县,在1781年“甘肃捐监冒赈案”中涉罪被抄。 P286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国栋调任安徽布政使照例进京陛见时,面对皇上面询并不敢据实陈奏。 P288

看来国栋算是内务府中的“清官”了,不过比起同级别的其他官员(如第6章之陶易),家产已“丰厚”很多了。 P289

[113]乾隆称“陈淮久任盐道,所得养廉较优”[114],显然对他并不陌生。 P290

如果照同在安徽任职且品级仿佛的国栋任所资财规模估计,粗略复原为24191两[119]。 P291

嘉庆二年(1797),身为江西巡抚的他再度在任上被革职查抄。 P292

[7]“但福长安等办理此等事件究不能如阿桂之历练,前曾降旨令阿桂前往山东查看河湖水势情形,此时如尚未起程,即于工次等候,如已起程行走,谅亦不远,可速回河南工次”。 P293

[18]《谕军机大臣着伊龄阿驰赴苏州会同查抄陈辉祖房产》,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选编》第3册,第2532页。 P294

[29]《寄谕阿桂等着逐一严讯陈辉祖务得确情迅速覆奏》,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十二日,《选编》第3册,第2613—2614页。 P295

《陈辉祖供单》,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选编》第3册,第2734页。 P296

[47]陈辉祖案的最终结果,据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之“陈大受”专条,乃由和珅在背后推动。 P297

[55]《寄谕陈辉祖闵鹗元着呈缴认罚并运交浙江并留备海塘之用》,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选编》第3册,第1773页。 P298

[64]《查抄陈辉祖原籍家产清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七日,《选编》第3册,第2593页。 P299

[74]《署闽浙总督王进泰等奏报查抄陈辉祖任所资财折》,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选编》第3册,第2564页。 P300

又见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湖北巡抚姚成烈奏报查办孙廷华收存陈辉祖银两缘由折》,第2712—2713页。 P301

[95]Hummel,Arthur W.,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p.100.[96]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署直隶总督英廉奏报飞饬天津道府确查陈及祖任所资财折》中提及,“查署理临榆县知县□保定府通判陈及祖系陈辉祖亲弟”,见《选编》第3册,第2783、2839页。 P302

[106]《署两江总督萨载等奏覆查抄国栋任所资财数目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选编》第3册,第2645—2651页。 P303

[115]《署两江总督萨载等奏报查封陈淮任所资财折》,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选编》第3册,第2715页。 P304

始如蚕食,渐至鲸吞。 P306

不过,八亿两之说一直甚为流行,如20世纪初《清朝野史大观》:其家产先后抄出,值八百兆两有奇,甲午、庚子两次偿款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 P307

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对八亿两这一数字提出质疑,如冯佐哲认为和珅所有家产加起来总和不会超过二千万两白银,“除难以估价的稀世珍宝、文物古玩外,其他财产是不会达到上亿两白银的”。 P308

[8]观诸版本之记载,内容和形制极为相近,很像是原来同一份清单的不同抄本。 P309

既然是传抄,且并非源出自权威档案,其过程中很可能存在任意更改和夸大其词(如“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计平均每座本银四十万两,在当时实在是不可能的);民国时期学者邓之诚即认为“世传《查抄和珅家产清单》,出于当时民间小抄,实不足据”。 P310

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 P311

座落皮袄街北头胡同内,房一所计三十间。 P312

(二)田地绵恩、淳颖、缊布等奏折载:安肃县等处地七十二项。 P313

以上地亩九十四项,共地一千二百六十六顷三十五亩四分四厘,共价银十五万三千八百三十七两五钱二厘,价钱三千八百吊,每年共取租银三千四百九十八两四钱,取租钱三万四百三十五吊七百二十八文。 P314

嘉庆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具奏。 P315

除扣过银二十二两,尚欠一千九百七十八两,又欠房租五百五十八两。 P316

又《清实录》载其第十九罪,“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在十余万”[25],此为嘉庆四年正月初查之数。 P317

又,青县尚有查处无名色杂粮五百一十余石,不在奏,请赏借文安、大城被水村庄。 P318

实际上,在和珅各项类资产中,唯其“玉珠铜瓷器物”这部分因无任何数量线索而价值最难估计。 P319

未经收到蓟州家人朱慧、热河家人喜尔(儿),并在逃亡连元等十八户家奴,俟收到之日,再行办理”[32]。 P320

另外,在和珅没入内府的字画中,几乎未见钤有他的鉴藏印,这与同入于内府并成为《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著录主要来源的毕沅兄弟、陈淮之收藏形成鲜明对比[34],似乎说明和珅并不以这些书画的终极收藏和所有者自居。 P322

次年,遂授户部侍郎,命为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骎骎向用。 P323

寻兼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 P324

庆成每至一省辄掣肘,待挪移既足,然后启榷,迄无亏绌,壮图以妄言坐黜。 P325

入直治事,不与同止直庐。 P326

大学士苏凌阿重听衰迈,因与其弟和琳姻亲,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在其家教读,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大罪十一。 P327

步军统领巡捕营在和珅私宅供役者千余人,又令各部以年老平庸之员保送御史。 P328

[2]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三,《轶闻·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 P330

《明武宗外纪》“四版序言”中提到,“本丛书初版刊行在十五年前”,据此推断出版于1936年。 P331

[17]转引自冯佐哲:《和珅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案档〉为中心》,《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318页。 P332

[27]《嘉庆诛和珅案》,转引自冯佐哲:《和珅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案档〉为中心》,《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321页。 P333

[3]21世纪初发现和公布的一份1920年盛宣怀遗产分析的材料,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最直接和可靠的依据。 P335

根据当时的“估价清册”,盛宣怀家产共计13493868.855规元两[8];估价清册篇首列出了“财产总表”,按上海道契地产[9]、内地地产、各项股票、各典股本存款、现款分为五大项(见表10-1),随后又依序分别列出五项各自清表,清表中列明了具体产业(包括名称、数量、公估时值等)。 P336

[12]对这一笔资产,盛氏亲族议定须首先提去盛宣怀遗孀及偏室的赡养费,计“老太太(盛庄夫人)颐养费元七十万两”和“萧姨太太赡养费元三十万两”,以上海租界及无锡、北京等若干房产以及典当股份抵价。 P337

根据1920年的估价清册,盛宣怀地产共171处,分布在上海、汉口、杭州、苏州、北京等地方,总价值达640万余两[21],其中131处坐落于上海租界(即上海道契地产),这里集中了盛宣怀84.6%的地产。 P338

[27]这些企业资产价值在原册中皆计入“地产”项下。 P339

盛氏父子以经营典当起家,公典为盛家早年经营主项。 P340

[34]然而遍览盛宣怀的财产清表,并未发现任何田产,这是颇令人费解之处。 P341

[39]表10-2 盛宣怀家产的地区分布/资料来源:根据《遗产史料》计算编制。 P342

负债率可以反映出一定的经济行为特征,就工商从业个体而言,也可大体反映出资产的经营状况。 P343

这样,关于盛宣怀家产的现代统计可以采用如下的结构形式,计算结果如图10-1所示。 P344

综观盛宣怀的家庭资产格局,房地和股票两项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而所有的资产项目在种类上又并不单一,这样的组合与分配,无疑体现出盛宣怀本人在资产安排上的合理和精明。 P345

据说这一主张是盛氏受到日本三井家族的启发,日本三井家族“不分家产已历经数百年,家有议会,会有宪法,子孙继承弗替”[47]。 P346

因此,五房财产的月入所得颇为平均,皆在4000两以上。 P347

(2)证券、债券因数量不多,归于“股票”项下,原始资料亦将此列在“股票清表”中,包括浙路证券、苏路证券、三年六厘公债。 P348

客观而言,在租界内拥有地产确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P349

[1]原载《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P351

又参见丁士华《大买办盛宣怀遗产抓阄分割》,《世纪》,2004年第6期,第18页。 P352

[10]详见《遗产史料》,第160—180页。 P353

再如,资产清理时有“无市”的股票(如“新闻报馆”“内河招商”等,见“各项股款清表”,《遗产史料》,第176—178页),当时公估不计价值,本文计算财产总数时亦沿循当时处理方式,未予计入。 P354

《遗产史料》,第175、176、185页。 P355

但在这次调查中,负债内容不涉及。 P356

[51]“各半分配清单”“五房分配清单”,《遗产史料》,第184-196页。 P357

这时只要知道亩数,就可以以一定的单价估算价值。 P358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价格资料[3],从平均水平看,大致京城及直隶地区在每亩一二两上下[4],山东、河南、江西在二至四两之间不等,四川在二两左右,安徽在五两左右,山西和江苏、浙江在十两左右。 P359

但“一分三厘”也并不绝对。 P360

房产估价相较于田地产业,房产价格的规律性稍强。 P361

另外,房价不仅取决于地点、类型,也取决于规格。 P362

第二种估算方法是已知租银推算房产价值。 P364

在我们已寓目的资料中,仅有雍正元年(1723)苏州织造李煦,乾隆三十四年(1769)九江关监督舒善、内务府佐领富刚,嘉庆二年(1797)江西巡抚陈淮的家产变价信息对于清代一般奢侈品反映较为集中,其余案例的资料则偶或涉及。 P365

当然金银器饰有可能涉及复杂工艺,并不全照当时金银比价折兑。 P366

关于玉器珠石,我们收集了一些价格资料作为参考。 P367

从案例特征上,李侍尧一向精求于奢侈品,价值不宜低估。 P368

但皮衣估价也并非无规律可循。 P369

一般家庭可以通估为十两。 P370

表11-2汇集了二十几例这类案例(包括若干有简单分类和原估、可以加总的案例),价值从几十两到几千两、上万两不等,大体上依官阶递增。 P371

因此,在本书的人口估算中,除非案内资料有原价标注,否则皆以每口10两估价。 P372

一档馆藏,档号:02-01-07-13820-002。 P373

[13]《内务府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查李英贵侵盗钱粮折》,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665页。 P374

[26]《内务府奏销档》,一档馆藏,档号:05-0117-033。 P375

[39]《乾隆初陈顺等合伙偷刨安图入官房院内窖银案史料》,《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第31页。 P376

作为对比,我们先注意到2013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这是西南财经大学对两万八千多城乡家庭的详尽田野调查;就其中最富的20家情况看,房产与土地投资平均占家庭总资产的33%,商业资产占42%,而金融资产平均占比18%(其中,16%为股票和债券);一般城市家庭中,房地产占家庭总资产的65.2%,金融资产占比7%[2]。 P377

研究资料与样本特征目前能够获知家产信息的案例资料,各自详细程度有别。 P378

例如,1757年查抄原山西布政使蒋洲家产,根据文献记载,刑部曾“行文山西、江南将蒋洲任所原籍所有资财一并查封”[6],但目前的资料只发现了其山东任所的资财清单,原籍部分始终未见。 P379

从这种案例资料中一方面能够产生出可靠的一手数据,另一方面还提示出价值信息(比如可推知当地田亩价格),从而能为其他家产案例的估价提供参考。 P381

[9]即使我们竭尽所能,所收集到的案例数量相对于清代整个官绅群体,仍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P382

说明:(1)“子样本”为本文所采用的185个官绅家产案例;“全样本”为总共发现的2573个清代抄产案例。 P383

由此一来,满洲旗籍文武官员、汉人武将官员皆落户置产于京城和畿辅,所以京城与直隶地区出现频次很高。 P384

如果对样本的身份特征再做进一步的观察,则发现在官员(158例)中从一品至九品皆有分布,而以二品官、四品官、七品官居多(图12-2)。 P385

但从共享和支配经济资源的角度,子女长大成人后分家析产、各立门户、财产各归单独管理的做法在清代也很普遍,因此与“大家庭”相对应、强调血亲居次要地位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概念,也同样适用。 P386

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近世商业金融关系的扩张,资产逐渐体现为可以一定货币单位计量的财富,并且出现了股票、债券、证券等一系列“虚拟化”的资产形式。 P387

“族产”(包括祭祀田、学田、祠堂等)为家族所公有,查抄时并不在范围之内。 P388

[22]张仲礼将士绅划分为上下两个集团,上层绅士(upper gentry)包括官吏、进士、举人和各类贡生,下层绅士(lower gentry)包括各类生员、监生、例贡生;政府的行政官员全部来自绅士阶层(Chang,1955)。 P389

此外,自明代就已开始的士商之间的互相渗透在清代已发展成为高度的身份混杂,实际上也扩大了士绅的范围。 P390

关于资产类别,跟之前一样,我们区分实物资产(或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 P391

/ 图12-3 家庭资产分类结构与统计框架示意图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作为家庭资产之一的“人口”未在上图中列项——这一部分价值相对较低(在总资产中占比平均不超过1%,参见本章表12-4),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没有在上图中反映。 P392

只有先将家产的不同内容以统一的价值单位——银两[29]估算出来,然后再做分项统计,才能形成结构研究所需要的数据。 P393

赴贵州按察使任后,将在苏产业交予徽州人戴绍文父子经理。 P394

高积家产中唯有财物部分记载不够详尽,资料中提到三山会馆收贮有高积“家存什物”,据看守会馆人供“统计铜锡瓷木各器并零星什物共四千二百三十七件”[35],如照每件0.3两粗估[36],价值约1271两;另外还提到曾托人看买玉器古董,“玉铜瓷器十六件,用过价银五千两零三分”,“姐夫魏懋家寄存书二十余部、画二十余轴”(估为36两,见表12-2备注及说明)。 P395

高积典入此房时得价未知,近似以翁肇显房契契价银为高积置房成本(《选编》,第164页)。 P396

接下来再观察样本的家庭资产结构。 P397

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研究盛宣怀私人资本,开篇即提出,“他的资本和一般地主、官僚、商人的资本一样,在土地、高利贷和商业方面的活动是很显著的。 P398

表12-5 不动产(田产和房屋)占总资产的百分比(单位:%)实际上,即便在清代人自己看来,仅拥有土地和房屋也并不是富有的象征。 P399

乾隆五十七年(1792),出身贫寒的两淮盐运使柴桢的案例资料反映出一定顺序的置产过程:家本寒素,并无祖遗房产,迨柴桢出仕后,始买老屋一所,弟兄同居,续买对门新屋一所,给伊父居住,又买隔壁地基造屋一所,给柴彬(按:柴桢胞弟)居住。 P400

由此可见,虽然每个案例所体现出的资产组合和偏好各不相同,但在投资的先后顺序上的确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特征,这便是我们的第二个发现:随着财富的增加,家庭投资的内容会发生转向,从而资产的组合模式会发生变化,早期以不动产(田房产业)为主,积累至一定水平后则为非实物性质的金融资产所超越。 P401

根据现代商业金融体系的发轫地之一、15世纪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地区的普查数据,“最富的2%~3%的人(集中于佛罗伦斯)置1/3的财富于土地,另1/3投资于工商,余下的部分则用于公债”(Herlihy and Christiane,1985),如果以此作参照,那么清代中国的“富豪”在商业金融领域中的投资力度实在令人咋舌。 P402

这也符合清代雍正时期开始设置养廉银的初意,因为尚在康熙晚年,在“经费银”与养廉之间已有连结,故两淮盐政李煦奏折中称,“盐臣衙门另有经解费一万六千两,求恩赏奴才与曹頫两处为养廉之资”“奴才今年盐差有应得经费银,约一万二千两……请将经费项内分给曹頫,以为当差使用”[44]。 P403

各类器物、古董字画的收藏也是文人雅趣品位的体现。 P404

当然,还不能因此完全将财物与田房产业和借贷及商业投资等同起来,因为在大部分的家产案例中,馈送与自用之间往往并不分明,很难找到界线加以确定。 P405

清代家庭投资理财的这一特征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P406

前面谈到,1916年盛宣怀去世时,其财富的41%投放在金融资产之中,尤其是其中的38.4%是配置在不同上市公司的股票,都是一些实打实的现代金融资产,其资产组合的金融化程度是现今中国精英家庭都难以达到的。 P407

内容及格式根据本书需要有所调整。 P408

如以出现次数计,则比重分别是23%(京城)、14%(江苏)、10%(直隶)、9%(浙江)、6%(山西)。 P409

[23]清代在官员任用上有满汉各半的内在规定。 P410

[33]《选编》第1册,第166页。 P411

[46]《选编》第1册,第956、1044页。 P412

我们还发现,随着官绅家庭总资产的增加,土地等不动产的比重逐渐下降,而金融和商业的比重却随之上升。 P413

在陈志武等所建立的“中国吏治数据库”中,仅《清实录》记载的清代官员惩治次数就达到2.7万多次[5],而清代官员的总数约在40多万[6],这意味着一个官员一生中被惩治一次的概率为6.7%左右。 P414

[7]在这里,主要被解释的变量有两个,分别是官员家庭持有土地和金融商业资产的比例。 P415

另外,也考虑了官员是否是旗人、是否是进士、价格趋势、官员曾经的任职地、在任的时间、年龄等因素。 P416

除了继承之外,其家产基本由收入减去支出所留存的部分构成。 P417

这些增加的部分一般为地方官所使用。 P418

[14]对于官员而言,在当官收入之外,最为重要的两个收入来源就是土地和经商的收入。 P419

另外,在受灾的年份,朝廷常常会蠲免掉赋税,但官绅阶层对于佃户的地租却并不一定会减少。 P420

由于这些行业由特定的熟人打理,因而也有较高的隐匿性。 P421

(二)官员家产配置案例前面第4章谈到的乾隆时期查抄的云南布政使钱度案件,较好地反映了本章关心的假说。 P422

这一空间上的多元化,既是逐利的需要,也更增加了隐匿性。 P423

基于本章的目的,相对于上一章使用的185个官绅样本,这里只使用官员品级明确的145个样本。 P424

其他变量的信息参见下表的描述统计。 P425

人口密度数据来自曹树基[28]的专著。 P426

方程2加入了官员的品级,回归分析表明,官员的品级越低,其持有土地资产的比重就会越高。 P427

另外,由于清朝法律规定,在任官员不得在任所地置产,因此,官员所购买的土地主要在原籍。 P428

方程1分析资产收入倍数对金融商业占比的影响,发现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官员家庭总资产与收入的倍数越高,金融商业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就越高,这一结果在不同的方程设定中变化不大,既显著,又稳定。 P429

结论稳健性讨论上述基准回归分析较好地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 P430

六是讨论官员当官的年限和年龄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P431

虽然系数和显著性都比基准回归要低,但基本上能够在10%的水平上显著。 P432

加入上述两个变量,对我们关心的资产收入倍数的影响不大。 P433

表13-6 资产收入倍数对不同资产占比的回归分析(加入物价变量)/(五)官员任职地的影响第二部分的案例介绍中,提到官员在空间上分散配置资产,不同的省份,其经济发展程度很不一样,因此,官员金融商业占比较高,可能是来自其成功的经营行为。 P434

表13-7 资产收入倍数对土地占比的回归分析(加入官员任职地虚拟变量)/注:括号中为稳健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P435

为了考虑这一因素,在表13-9的第一列和第二列,我们将官员的资产收入倍数除以在位时长,尽管这时候样本数量减少为45个,但土地资产占比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而金融商业资产占比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P436

我们的研究发现,官员家庭财产的合法性程度越低,其持有土地这种容易引起注目的物理资产比例就会越低,而相对较为隐匿的金融和商业资产则会显著增加。 P437

可以说,清末的三次公债发行,基本上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官员群体没有积极性购买。 P438

这算是现代资产证券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公众基金的前身。 P439

删减了部分重复内容,对格式进行了调整。 P440

(英文版1962年出版。 P441

根据我们掌握的案例,至少在高官级别,查抄基本上还是彻底的,由于隐匿而导致资产数据失真的案例并不多——卢见曾这个案例也说明虽然他存在隐匿资产的行为,但终究还是被发现。 P442

如果一个人从20世纪90年代就一直这样做了,其结果一定不错,带来的财富增值非常可观。 P444

艺术作为投资品或说“艺术品金融化”的历史已经数百年。 P445

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完整的18、19世纪中国艺术品与古董的价格数据,这些历史数据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继续努力,但近几十年的回报数据也帮助验证了清代家庭将部分财富配置于艺术与古董投资的合理性,比如王亶望、陈辉祖喜好收藏(第7、8章)。 P446

根据陈志武等所建立的“中国吏治数据库”,仅《清实录》记载的清代官员惩治次数就达2.7万多次[4],占清代40多万官员总数中极高的比例[5],官员被惩治风险不低,所以,是官都该试图规避被查被罚风险。 P447

尤其是当人们的财富空前提高之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些富有但面对高职业风险的家庭:房地产不是很可取的,不仅容易“露富”,而且在被调查之时,房子是搬不动的,即使要卖,那也需要漫长的销售时间;如果把大量财富用于买股票、基金,或者放在银行,在关键时候,也不一定能快速变现,甚至变现后也未必能提现,因为现在银行提现超过2万元都要预约,而且现金的体积大、重量高;相比之下,艺术品尤其是明代、清代早期的画与瓷,体积小、重量轻但价值极高,几亿、几十亿的价值只需要小小的盒子就能携带,并且是别人不容易看到的。 P448

前文谈到,早在游牧原始社会,人类没有剩余,所以不存在如何理财投资的问题;但,也因为原始人还没定居下来,跨期投资过于奢侈,私有产权的保护体系也不会建立,所以,除了人本身之外基本没有称得上投资载体的资产,投资品的需求和供给都没有。 P449

到清末盛宣怀的时候,根据他1916年去世时清理的家产报告,房产和土地占46.4%,经营性商业资产占9.8%,而金融资产占比43%(其中股票占38.4%)。 P450

到了19世纪后半期,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化,土地资本不再最赚钱,土地分配也不再被看成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而工业资本才是最赚钱、最能致富之路,工业资本分配结构是收入分配的新决定性因素,拥有较多厂房与机器设备等工业资本的人必然占有越来越高的国民收入份额,而劳动所得的占比只会越来越低。 P451

这当然意味着,如果中国人家庭的金融投资比不能系统提高,这会约束家庭财富的未来增长前景。 P452

按照陈志武所说[8],一国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是其方方面面制度建设的综合反映,其经济的金融化程度、财富载体的非实物化与非人格化程度越高,说明其制度架构总体现代化水平就越高。 P453

[8]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二十一章。 P454

内务府奏销档。 P471

4.档案出版物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P472

北京:中华书局,199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全四十册)(影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P473

厦门大学学报,1962(3).陈新宇。 P474

历史档案.1985,4.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郭松义.流行于民间的田土计量法。 P476

牛津金融社会学手册。 P477

徐愚斋自叙年谱。 P478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2006.牟润孙.海遗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牟润孙.注史斋丛稿(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奈特.帕斯顿信札——一个望族的兴衰.田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造的研究。 P479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任世铎,张书才.新发现的查抄李煦家产折单,历史档案.任世铎,张书才,译.1981,2.任玉雪,武洋.论清代奉天地区的市钱。 P480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3.王钟翰.清史十六讲.北京:中华书局,2009.威廉·N.戈兹曼,K.哥特·罗文霍斯特.价值起源.王宇,译。 P481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云妍。 P482

历史研究.1993,6.郑天挺。 P483

我们就带着这样一个“悬念”做着,不想一做下去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时间计划。 P487

同样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为鹏研究员,他推荐的《中国古代当铺鉴定秘籍》为我们了解清代奢侈物品打开了第一扇门。 P488

按照原先的构想,这本共分为三个篇章,一是“案例篇”,一是“分析篇”,一是“价格资料篇”。 P489

尽管有十年的辛勤耕耘,这本书仍难免存在肤浅和疏漏之处,乞望学界和读者谅解。 P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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