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凶猛:20世纪中国消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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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逛名牌店对我来说是件颇有压力的事。 P11

在当下的中国,所谓名牌店的“财富象征地位”较之21世纪最初的那几年已大打折扣。 P12

而我更感兴趣的却是不那么“实用”的一些地方——消费行为背后所隐藏、沉淀的种种社会与文化细节。 P13

市场鼓励市场参与者的决策在总体上实现相互协调,而其动力来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 P14

至少在今天,很少有人相信仅仅通过无止境的消费就可以彻底实现个人生活的幸福与自我价值的满足;相反,消费主义的盛行倒是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 P15

中国近百年的商业史诉说着如下的故事:那些性格固执、观念陈腐、脑后拖着一条丑陋辫子的国人,自19世纪末期开始,仿佛着了魔似的,排着长长的队列,伫立于“现代文明”的大门口前。 P16

(从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来看,这太容易理解了,榜单第一名赫然是沃尔玛。 P17

中国自晚清以来,追求“现代化”、甩掉小农经济“旧包袱”的步伐一刻未停,其中,商业领域改革的节奏尤为引人注目。 P18

公众对个体独立的身份认同,对旧的集体身份的迅速抛弃,犹如把榫从房梁上抽离一般,把消费从传统的桎梏中生生剥离出来。 P19

在文化上,恰如西托夫斯基所言,消费主义用大宗商品和更炫目的生活方式“教化”了那些未开化的“野蛮人”,让人们把欲望、刺激、快乐等等生存要素都同时置放在了消费主义的社会框架之下。 P20

正如国王、骑士和贵族是属于古代封建社会的概念。 P21

由无数散落的细节铺陈而成的,便是由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这两种元素精巧糅合、编织而成的一幅20世纪中国生活画卷。 P22

无论人们作何选择,在旧传统与新观念之间的这场较量中,中国人第一次体验到购物与消费的魅惑,并亲手推开了“现代国家”的大门。 P24

这幅图案把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组成的“十天干”和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组成的“十二地支”按照顺序两两配对纪年,以“甲子”为始、“癸亥”为终,共六十个组合,称六十甲子。 P26

高田犹及半,晚稻无可割。 P27

大北、大东两公司海底电线贯太平洋、大西洋而来,亦骈集我海上,骎骎有返客为主之势焉。 P28

过去,曾有人急着下结论说,这个固执而老朽的帝国绝不会为现实做出任何妥协改变。 P29

她经常被当时的西方记者描绘成一位眷恋权力、善于玩弄权术,并且肉体欲望强烈的女独裁者。 P30

慈禧恨洋人的理由,此其一也。 P31

京城内不少洋货店铺的主人望风而逃。 P32

接下来的几天,《纽约时报》的一篇篇后续报道让清帝国在世纪之交的国际舞台上出了大名。 P33

其一是一部分清国人不可理喻的排外情绪,其二是义和团运动所折射出的弥漫于清国朝野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愚昧与迷信思想,这二者无疑不太可能被一场短暂的战争所驱散。 P34

他们惯常的方法是用食物和钱财向神仙“行贿”。 P35

毕竟,这些跨越了半个地球来到远东的西洋人是来做生意赚钱的,不是来接受大清国文化特色熏陶的。 P36

生意中的每个人都试图占对方的便宜,缺斤少两是常事。 P37

西方的商业社会也逐渐凝结为一个密不可分的“世界系统”。 P38

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 [21] 。 P39

按照传统的“四民论”说法,商人们在这个因循守旧的国度依然排在“士”“农”“工”这三个阶层之下,被社会公认为是最无道德、最低贱的人群之一。 P40

明末的《士商要览》,乃是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商书”,里边明确地写着一条“是官当敬”的原则:“官无大小,皆受命于朝廷,权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辱慢。 P41

坚船利炮尚在其次,西方国家的商业文明第一次使得中华帝国的“文化自信”受到了动摇。 P42

[31] 不过,危机与机遇总是相伴而生,19世纪末清朝的政治乱局也成为商业阶层打破传统与权力束缚的最佳契机。 P43

再说,堂堂帝都北京的皇宫总不能老这么空着,徒让洋人笑话吧。 P45

1902年1月8日,回到北京的慈禧立即着手展开了一系列改革。 P46

他态度拘谨,和他霸道的姨妈形成鲜明对照” [36] 。 P47

“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 P48

[41] 再细看这京城的大街,穿着土布衣衫、低头行走的行人当中,夹杂着不少不穿长袍马褂、改穿一身黑色西装的黑发黄肤之人。 P49

这也不难,北京琉璃厂一带西洋照相馆林立。 P50

大家都看在眼里,心知肚明:洋人又一次在战场打胜了大清国,这说明咱清国处处不如别人,军事如此,商业也同理。 P51

[47] 中华帝国的统治者终于不得不承认,历史上对于商业和商品地位的低估造就了这个国家的积弱落后。 P52

早期流入中国的西洋货物,品类不多,数量有限,尚未形成规模,影响力远不及后来。 P53

既定的事实已由不得他们继续逃避——小到用来点灯的洋火柴,大到纵横奔驰的洋火车,生活于近代的中国人,无论贵贱贤愚,全在这特殊的年代迎面撞上了硕大的“洋”字。 P54

康有为曾为此向皇帝进言,陈说轻商的第一大弊病,便是洋货对国内市场的大举占领和金银的外流:“洋纱、洋布,岁耗凡五千三百万。 P55

现代社会的诸多生活细节,在晚清普通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中已十分常见。 P56

直到庚子事变的发生,巨额赔款的经济创痛加上洋货遍布中国市场的事实,终于让朝野不得不丢弃以往的偏见与不切实际的幻想,承认从工商业文化到体制与西方的全面差距。 P57

[58] 可见,只要能迅速激励人们投身民族工商事业,清廷甚至不惜背上“卖官鬻爵”的骂名。 P58

一个字:难。 P59

郑观应曾服务于晚清最大的国企之一轮船招商局,能有此番鼓励民间创业的言论,想必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对官企弊病的感悟。 P60

无奈、尴尬之余,求成心切的朝廷也在积极筹划制定新式商律,一方面从法律上给予素遭轻视的商业以更高的地位,更要以此规范清国商业活动中令外国人极度厌恶的“苟图私利,彼此相欺,巧者亏逃,拙者受累”之流氓无赖气息。 P61

创业者们注册公司可直接呈报商部受理,且有一部规范的《公司律》可依。 P62

钢铁、机器的引进倒是突然多了起来,而进口的棉布棉纱、染料都比十年前翻了一番,二十年间,洋纱的进口竟然增长了十多倍。 P63

可见土布面料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穿着而言,完全够用,不必求诸洋布。 P64

虽说洋布在中国的棉布市场上获得完胜,但这些由工厂里的机器大批量生产出来的新式布料要真的穿在中国人身上,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P65

例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就说过:清末民初那种又白又细又软又廉的“洋布”,彻底毁灭了我们已有三千多年的“男耕女织”的传统经济体系。 P66

若单论外观,布质柔软、色泽鲜艳的洋布的确占有很大优势。 P67

[76] 手工织就的土布,供给了下层体力劳动者;机械工厂量产的洋布,正适合城市中产阶层受用。 P68

市场需求也随之一变,洋布不光用来做传统的中式服装,也有前卫的消费者要裁缝为自己量身打造西式服饰。 P69

当时,以《点石斋画报》为代表的“时尚”报刊,总会隔三岔五地刊登大幅的插画,里面有身着奇装、金发碧眼的欧洲男女,头戴帽子,身穿斗篷、长裙,衣领、袖套、饰品、扣子各不相同。 P70

轻薄的丝织物一般用作夏衣材料,或者棉衣面料。 P71

机器厂房里批量生产的布匹在城市里原本就不仇洋的“一般中层阶级”当中,得以极为广泛地流传。 P72

[84] 商贸的繁荣,让当地的华人最早接触到了西方人做生意的手段、方式及商业规则。 P73

商店内部别出心裁,按照货品种类分为四个独立的销售部门:丝质品、衣物、配饰被精致地摆放在一起,珠宝、饰品、进口钟表等则规整地布置在另一边,归置妥当,有条不紊,这种高端优雅的配置在当时冠绝欧洲。 P74

1900年,当京津一带的义和团风潮闹得沸沸扬扬,“义民”对京城的商铺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的时候,在北京以南两千多公里之外的香港皇后大道172号一座三层楼的商业建筑里,零售店先施公司已开始营业,店门开向两面,一面朝着皇后大道,一面从二楼通出威灵顿街,门面两旁,均以玻璃饰柜镶嵌。 P75

皇天不负有心人,马应彪的勤奋换来了丰硕的果实。 P76

回到中国的马应彪开始琢磨连卡佛的经营之道。 P77

此外,先施公司规定每天早上9点至晚上9点为固定营业时间,不像一般的中国店铺那样因天气或其他原因随意更改营业时间。 P78

据记载,当时有好事者来到先施公司的营业厅内聚集围观女售货员,把厅堂走廊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们无法行走进出,生意也自然没法做下去。 P79

连马应彪自己也曾说,他创办这家公司是因为仰慕英国商人在国家中的崇高地位和英国商业之都的文化氛围。 P80

平时,他还得安慰店员说,要耐心些,只要做好服务,顾客自然会慢慢多起来。 P81

[100] 熬过了商业上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初期的经营困难逐渐随着购物者的增多而消弭。 P82

马应彪发现,与当时经营上已经初具规模的先施公司相比,才起步的永安公司的各方面都还显得稚嫩,似乎暂时无法对先施公司构成威胁。 P83

其商业上的开创之功,可以说影响着整整一个时代。 P84

在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前,谁又会想到,这座不起眼的小城竟会成为日后的商业之都。 P85

南方与北方,一阳刚,一阴柔,各自从不同的面向开始了商业上的新实践。 P86

现代的商业制度、现代商店、现代的消费者,现代消费社会的这三种要素让人猝不及防地在这个被传统习俗长期捆绑的农业帝国出现,与之相配套的现代营销手段——商业广告,也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兴起。 P87

商业报刊最早在中国重要的商港城市被外国商人带入。 P88

所谓广告(advertisement),是伴随着工业化大生产而出现的一种促销手段,具有农业社会不具备的精准用户定位和资本主义文化内涵。 P89

外货之推销,以广告为唯一方法,不胫而走,实报纸传播之力也。 P90

恰如距离《大公报》仅一城之隔的北京《京话日报》所言,办报纸的初衷在于“输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为宗旨” [114] 。 P91

信件交请天津大公报馆代收。 P92

当时,不少爱国商人抱有一种观点,即以“商”为“战”。 P93

[120] 所谓的“夸张时代”,是指由于缺乏规范,当时的广告内容普遍虚假、语言浮夸。 P94

如严复与梁启超曾说“夫一国犹一身也,脉络贯通,官体相互……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经脉、血轮也” [122] 。 P95

例如“无双戒烟梅花参片”“天然戒烟丸”“甘露戒烟丸”“乃安戒烟药片”等均是当时华商药房销量颇佳的戒烟药。 P96

[126] 一知半解的西方医学加上传统道家养生书里宣扬的“脑为髓海,髓本精生,下通督脉,命火温养,则髓益充”,二者混同为一,就这样被写进了吹牛不打草稿的广告词里,宣称“包治百病”。 P97

幼操悬壶术于美京,长游欧亚各国,精新旧医理,生平制有得意灵药四十余种,其中以补脑汁最著……于是乎余欲借外人学力补我不足之思想,由此而起,力劝博士将补脑汁输入中国销售。 P98

他们经常利用说唱的方便,在唱词中宣传好友黄楚九的药品。 P99

中药世家出身的他,有多年西药经营的经验,对中西药的消费者心理多有体会。 P100

夏瑞芳与黄楚九素有交情,自然乐于帮这个忙。 P101

黄楚九掰着手指算算毛利,竟高达百分之四百。 P102

于是,黄楚九就经常带着这位自称是艾罗儿子的老外到中法大药房走动,名曰考察。 P103

平心而论,两者其实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但民众对于“补脑强国”的幻觉却实实在在地被精明的商家构建了出来。 P104

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时遭受的种种屈辱事实都反复挫伤着一个民族的自尊心,也激起了华人心中强烈的抵触和不满。 P105

不过,这部耗费了伍廷芳不少精力的商法还是制定得过于简单粗糙。 P106

接替伍廷芳出任驻美国公使的梁诚与他的这位前辈一样,都是早年在西洋留过学的人,对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和社会规则多有了解。 P107

[142] 正因如此,这个出于政治原因而“出卖”华工的法案极大地激怒了远在美国辛苦劳作的华人们。 P108

毕竟,在处理对美国的关系上,清政府唯唯诺诺、唯恐引火烧身的态度已经够让人窝火的了。 P109

总之,无论商业发展程度如何,人们总是不愁找不到借口来向上级提出建立商会的申请。 P110

晚清著名的官商、商务大臣盛宣怀曾总结商会的作用说,华商“虽有各帮董事”,但是“互分畛域,涣散不群,每与洋商交易往来,其势恒不相敌” [147] 。 P111

故而“合当策群力以谋抵制,深望爱国之士共起而谋所以对付之” [148] 。 P112

而国内的上海商会内部,也出现了分歧。 P113

梁使不肯签约,闻美直向大部交涉,事关国体民生,吁恳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并告以舆论不服,众商拟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 P114

抵制美货运动大爆发的1905年,从美国进口的棉纺织品总价值高达2776万美元,美国进口棉布占到中国进口粗布的九成左右。 P115

过去,上海有不少美国人出资开办的新式学校,到1905年的反美活动甚嚣尘上之时,这些中西学校里的学生也纷纷停课退学以示抗议。 P116

[156] 这一天,商会总理王贤宾在会上宣读《不售美货说帖》,提出“美国禁止华工条约一日不废除,美货一日不售卖”的口号。 P117

在天津商会宣读《不售美货说帖》前一周,《大公报》早已刊登《告白》说:“报纸为美商刊登广告,即为美商招徕生意。 P118

”第二天,《大公报》报头旁边的字句更为悲壮:“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P119

上海商务总会态度强硬的通电和举国兴起的抵制运动,让不少驻华美商惴惴不安,他们甚至匆忙中致电美国政府,恳求尽快解决修约纠纷。 P120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动运动的商人们却遭遇了运动成本的难题。 P121

幸运的是,国防部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尚无必要向清国派遣远征军。 P122

这也导致了整个运动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形成一股持续的力量。 P123

这位深受商业文化和西方民主制度熏陶的理想主义者,这位希望“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来改造国家的商业文化信徒,早已把“贸易”二字视为经国之大事。 P124

在木屋中被羁押半个月的孙中山得以获释。 P125

华侨血泪无处不流,就近以美国论,特立紧工之约,已不以人道待我矣。 P126

大事未定却出现窝里斗,孙中山当然不愿见到这样的情况发生。 P127

人们在各家门口贴桃符、年画,开始为除夕夜准备面食,和家人一起,祈祷来年的生活平安富足。 P128

果然,正月初四当天,吴敬荣率军舰在九洲洋面一带巡逻,发现日本商船“二辰丸”号不偏不倚停在海面上。 P129

日方此番强硬表态后不久,澳葡也照会两广总督,称船只停泊的地方属于澳葡,不属于清政府管辖,以“有碍葡国主权,阻害澳门商务”为由要求清政府释放扣押的日船。 P130

连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此事时都已公开表示,轮船运输的武器原本是要交送到孙文的革命党手里。 P131

然而,以上仅仅是硬币的一面。 P132

[177] 这封广布海内外、号召“一致力争”的电函发出没几日,清政府便答应了日方几乎全部的要求。 P133

“一时各商,各商店纷纷将日货弃掷,沿街遍贴不买日货等条。 P134

有店名为“东洋货庄”的,因为其招牌有不招人喜欢的“东洋”二字,索性就直接把上面的“东”字改为“西”字,成为“西洋货庄”。 P135

既失中国之宠爱,乌能得中国商务之利权?” [183] 在得知清政府对此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后,报纸失望至极,转而鼓动美国华人加入抵制运动,接连报道了数则华商抵制日货的新闻。 P136

从电文可见,起初政府采取的方法还是以说服劝导为主,未有武力强制镇压。 P137

一联想到抵制美货运动时的严峻情景,原本对日使的电请颇有些阳奉阴违的清廷,此时不得不认真对待,着力镇压。 P138

彼时,日本的纺织机织出来的布料,很多都销往中国市场,日本逐渐从贸易入超变为出超。 P139

而当物美价廉的日货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广东民间的纺织、制糖业、火柴制造业等受到的经济冲击自然也就最大,不少工厂因经营不利而倒闭,大量工人失业。 P140

1908年抵制日货运动延绵数月、甚嚣尘上之时,日本境内的华商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呈“江河日下之势”。 P141

很快,他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P142

这一纸公然的掠夺条约,令民间舆论再次哗然,势头刚有些缓和的反日情绪立刻又被点燃。 P143

除了报章广告与常见的珐琅看板之外,在大阪车站和东京的上野、浅草地区,森下仁丹株式会社不惜重金搭建了被称为“仁丹塔”的大型广告塔,高耸的广告塔内装有灯泡,夜里仍可看到清晰的“仁丹”两个大字。 P144

然赖有我仁丹在化食、消毒、排瘴、防疫,莫不有效,陆游备仁丹,病魔不足畏也。 P145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为神兽,虎为兽中之王,也是希望这款药品能在今后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P146

他的工厂制作人丹的方法不可谓不落后。 P147

我就是想试试和日本人斗一斗,用我同类的产品和它竞争市场。 P148

至于那些整天鼓吹“洋货可恶”,明里暗里为抵制运动煽风点火的,大概有两类人。 P149

自1644年满族人的军队进入山海关,这个异族政权一直以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身份自居,旗人与地位低下的汉人之间等级森严。 P150

这当中的心理动机颇为复杂,但千丝万缕的诱因却共同蕴含一个浅显的道理。 P151

” [202] 商业阶层在清末社会算是较为开化的阶层,对于西方事物自然也接受较快。 P152

不久,由商界代表起草的《公司法》和《商法总则》草案完稿。 P153

[203] 1908年夏,预备立宪“九年筹备清单”公布,政府设立宪政馆考核专科,上谕煞有介事地宣称:“责成内外臣工,遵照单开各节,依限举办。 P154

风潮表面看上去似乎都很热闹,甚至透露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这繁荣的图画细微之处却经不起细瞧。 P155

就差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这末代的封建王朝便将轰然倒下分崩离析。 P156

濒于绝境的晚清帝国就像是预感到什么似的,末路狂奔,加快了追赶“政治现代化”的脚步。 P157

但凡历史上发生政治变故、朝代更替,造反者多半不是为了缥缈的政治理想,而是被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逼得走投无路。 P158

” [209] 自从1840年在战场上败给了英国人,大清国就开始一路走背运。 P159

”同年10月7日,又记录道:“白面大钱五百六十文,小米面每斤三百,玉米面每斤二百,白米系南粮,海道不通,米庄不免居奇,每石需银八两上下耳。 P160

[215] 洞庭湖滨各县遭受水灾,湖南政府粮食储备锐减,库存空虚,而市场上的米价却是一日数涨,远远超出了普通人能承受的范围。 P161

长沙上演的抢米风潮,可谓是风雨飘摇的晚清社会最真切的一个写照。 P162

两相对照,当老百姓为了一餐饱饭不得不以命抗争时,宫廷里的达官显贵们却是极尽豪奢之能事。 P163

愈穷愈奢,愈奢愈穷。 P164

百余年后,抱定改革决心的清廷同样迎来了物价疯涨的岁月,而且在涨价之后,本来就松垮不堪的整个旧制度面临彻底的崩塌。 P165

在“历史周期率”的作用下,我们从历史的断篇残简上不断读到一个朝代推翻前一个朝代的故事,每一个朝代都声称要建立所谓的“大同社会”,但每一个朝代最后搞的莫不是老一套,直到清帝国和大不列颠帝国因为鸦片打了一仗……事实上,从商业史的角度观察,清帝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沦为西方列强俎上鱼肉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生根发芽的过程。 P166

购物,不仅意味着欲望的满足,更是一种立场的表达。 P168

尤其对于一个刚刚走下靠岸的远洋轮船、步入陌生上海的美国人来说,内心的躁动还混杂着一份莫名的期盼与不安。 P169

1911年夏天,手里拎着个小行李箱、独自跳上远洋轮船的克劳成为那个时代来到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的众多西方“淘金者”之一。 P170

短短数月后,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就不得不下诏退位,孙中山在社会各界的请求下归国。 P171

剪掉辫子不再是激进的革命党人或崇洋的新潮人士的标志,而成了每一个人摆脱旧日的臣民身份、跨进新社会所必由的一道门槛。 P172

西方的商人们意识到了曾经被他们忽略的这片东方土地所蕴藏的商机:假如每个中国人都变得像西方人那样富有,都有和他们一样的购物习惯,那么,这片刚刚脱离封建统治不久的土地,将带来难以估量的巨大商机。 P173

[227] 商业资本因此受到很大的鼓舞,各种民间商业团体如细胞裂变一般迅速繁殖。 P174

这些广告一般是蓝底白字,简介商品的品名和效用。 P175

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并没有立即让这个国家的人们脱离愚昧、落后的面貌,目不识丁的人仍然占据社会的绝大多数。 P176

如果你读过小说家毛姆笔下的上海洋行经理,你对这些外国商人的特征断然不会陌生——城府颇深、性格贪婪、执着于财富,他们也乐于见到越来越多的乡村穷人进入现代城市,接受城市潜移默化给他们的那套价值观,加入到商业社会的消费大军之中。 P177

孰料,当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宋教仁的率领下赢得了国会的选举,准备出任国务总理时,宋教仁却被人暗杀。 P178

但是民国初年的中国,军权就是政权。 P179

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们所谓“揖美追欧,旧邦新造”的愿望,也随着民国社会由理想照进现实而在一定程度上落了空。 P180

民国体制,被辜汤生形容为法国革命时期“雅各宾主义的恐怖体制”。 P181

当时,甚至有怀念清朝者以愤懑之情疾书道:“我清之亡,并无暴行虐政,只是是非颠倒,人心竞趋于私利,廉耻荡然,遂致故国故君之思,消灭殆尽。 P182

史学家傅斯年曾批评那些表面上剪掉辫子的“新青年”,骨子里依旧“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包袱沉重,步履艰难。 P183

在革故鼎新的具体操作上,起草了三十余条章程:不狎妓;不置婢妾;提倡成年以后有财产独立权;提倡个人自立而不依赖亲朋;实行男女平等;提倡废止早婚以及病时结婚之习;提倡自主结婚;承认离婚之自由;废跪拜之礼,以鞠躬、拱手代之;废大人、老爷之称,以先生代之;等等。 P184

” [243] 不但是孙中山,多少前清时期的革命党人,现在纷纷各显神通办起了企业,改头换面成为老板和实业家。 P185

” [244] 在这一声嘹亮的政治号召之下,民国迎来了第一波“创业潮”。 P186

当然,有识之士刻意把商业生产与民族救亡联系到一起的举动并非无病呻吟。 P187

大清国落日将尽的日子里,就连力主维新的代表人物梁启超也转而著文歌颂“民族”二字,“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 [248] 。 P188

民间企业家的群像在这一时期的亮相,亦不再是以过去那种隐而不显的方式,而是高调地以一批民族商业精英的面孔出现。 P189

迫于形势,袁世凯不得不表示发展民族商业的决心,他宣称:“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 P190

[252] 据统计,北洋政府制定的《公司条例》和《商人通例》与前清的《公司律》和《商人通例》相比较,规定具体细节的条目数量要多出了大约一倍以上,详密严谨的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P191

不过,与那些左拥右抱、畅叙幽情、缠绵缱绻的狎妓者不同,这几位客官的眼神却并不死死盯住身旁婀娜多姿的姑娘,而是往厅堂内悬挂的月份牌、窗外的广告牌暗暗瞟过去。 P193

这年头可真是奇怪呢,老鸨心想:前一个月才来了个有钱的客官,使钱撤走了月份牌,这次又来了一个,又要撤下这香烟的月份牌,可真是巧了。 P194

不但是在城里的酒肆茶楼、戏园妓院此类特殊场所,但凡在略微宽敞醒目的街道,道旁房屋外墙都贴满了英美烟草公司的香烟招贴广告。 P195

简照南对于这家日本企业对抗英美跨国大公司的壮举深感佩服,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件中,他写道,这趟日本之行不仅让他了解到最先进的烟草制造技术,还让他直接获得了日本的资本与技师。 P196

这一招对于华侨来说非常奏效,中国人的身份似乎成了最有煽动性的广告宣传。 P197

即使有如此的自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还是不得不面对中国大陆香烟市场的最大竞争对手——1902年成立于伦敦的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P198

杜克及其美国烟草公司控制了新成立的英美烟草公司18个董事席位中的12个,拥有整个公司三分之二的股份,成为这家企业的实际拥有者。 P199

一言以蔽之,就是利用英美烟草公司资本集中的优势,在中国大规模并购扩张。 P200

每到一处,英美烟草公司人员与当地人闲话家常拉关系是常事。 P201

它的“本土化”程度甚至高于自我宣传为“民族企业”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P202

大会通过提倡国货、设立公民捐输处等项决议。 P203

[261] 简照南只好公开辟谣说,自己当年入日籍纯粹为了生意考量,且如今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并无日资支持。 P204

[262] 与英美烟草公司有些气急败坏的表现相反,在国货浪潮之下,南洋兄弟公司似乎一下子就找着了宣传的节奏。 P205

今日已有基础,营业亦年进一年,乃反屈降之,未免失计,人亦必笑我愚蠢。 P206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改组的关键程序如旧公司的清算、资产估价、新旧公司权利与义务的交替等环节都是依照《公司条例》的规定执行的。 P207

这些寓意深刻的标签就像烧得发红的烙铁,一旦被印上身体,就再也无法被抹去。 P208

用机器把稻谷研磨为可食用的面粉,首先要去除稻谷的外皮和内里的薄皮,然后再碾碎谷粒,用石粉漂白。 P209

[267] 于是,兄弟二人将西方的制造工厂和中国传统的经商之道合二为一,开创了自己的独特经营方式。 P210

企业逐渐转亏为盈,仅1912年就赢利12.8万元。 P211

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无锡茂新系统发展为4个厂(其中四厂在济南),上海福新系统发展为8个厂(其中福五在武汉),日产面粉76000余袋,占当时全国民资企业面粉总产量的31.4%。 P212

荣氏产业资本与钱庄、银行金融资本的联合,使荣氏企业有条件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拿到大钱”进行“扩大生产,进而获得厚利” [274] 。 P213

一年后他在苏州开办了鸿生火柴厂,招收了百余名灾民做工。 P214

到20世纪30年代,刘鸿生和他的家族已经是全中国屈指可数的大资本家。 P215

” [278] 不过,答案的另一半,却远远不是用“生产技术的改进”这条简单理由所能解释的。 P216

” [279] 在民国制造业急速膨胀的最初岁月里,这种土洋结合的“混合型”生产方法也得到迅速普及。 P217

[281] 1930年年底,南京政府针对火柴行业出台了相应的管制措施,将外国进口火柴的税率从7.5%提高到40%,此举直接导致了进口火柴的价格上升,进口火柴基本上被逐出了中国市场,国产火柴因此得益。 P218

[284] 就连在华的日本商人也说:“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像纺织业竞争这么激烈。 P219

20世纪20年代中期,3家中国公司制造的西式雨伞的伞杆、伞骨和支杆替代了日本进口货,洋伞渐渐为“国伞”所取代,西洋雨伞也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属物品,而是走进了千家万户。 P220

新式商品大量涌向市场也意味着,数量庞大的工厂和零售点在这个新的民主共和国迅速建立。 P221

广告商、促销者乃至街头小贩都挤进了沿海和东部的大城市。 P222

当年6月的《晨报》与《每周评论》刊文回忆5月4日的天气,是“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继之以打雷,闪电,下雨,一时天地如晦”。 P223

” [291] 或许眼里所见之物、所忆之景与不同人物在当下的心态和处境有关吧。 P224

”学生在广场散发油印的《北京学生界宣言》。 P225

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时,只见曹宅大门紧闭,外面的军警虽全副武装,但由于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不敢轻举妄动。 P226

这次外交上的重大屈辱加上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激怒了深怀爱国之心的青年学生。 P227

康有为把学生们的示威活动说成是自1912年民国成立以来‘民权’的第一次合法的表达;称之为一次大快人心的事件,并把学生比作12世纪宋代那些抗议政府在外来侵略面前软弱无能的爱国者。 P228

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有组织地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 P229

于是,北京高师学生会评议部在游行之后便召开会议,建议成立北京各界抵制日货联合委员会。 P230

” [301] 工商阶层公开表示接过了运动的接力棒,知识分子的宣传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之中。 P231

陈独秀公然煽动社会反政府情绪的言论,让他在这一年6月直接被当局关进了监狱。 P232

支那每好排斥日货,欲借以苦我,此适足以证明日本物品在支那市场之势力,彼等日常生活与日本有如何之关系。 P233

[308] 还有沪西小沙渡的纺织厂,也有好几家。 P234

“林小姐的一双手在那堆衣服里抓捞了一会儿,就呆呆地站在床前出神。 P235

” [311] 据统计,在五四运动抵制日货运动的第二年,日本对华出口额比1919年下降7.2%,损失近3000万美元。 P236

“爱国”至此,实在让消费者受累。 P237

这样一来,卖家卖的是国货,买主也都是“国货”“国货”地说着,睁只眼闭只眼,买走了货物。 P238

一旦他们被公开指认与“日货”沾上关系,也就意味着成了群众愤怒发泄的对象,被打、被罚,甚至蹲监狱都有可能。 P239

商会成员、企业家赵锡恩愤怒地写道:总商会之举动“不啻与虎谋皮”,“国人多数认我商会为麻木不仁之形式机关,益证以此次之态度,固已无可掩饰者”。 P240

当时的舆论大力攻击,经常“揭露”总商会“媚日卖国”的举动,尽管如此,上海总商会在运动中始终没有表现出过于积极的态度。 P241

这也是时代因素使然,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伴随着两个国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 P242

车上坐的是一位面容饱满、蓄胡须的中年男子,从他考究的穿着和自若的神情可断定此人必非富即贵。 P244

他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屡遭失败,在商业竞争中绝不能再遭失利。 P245

在这场大浪潮中,他的激情和毅力让他成为了一个与“民族商业”无法分开的公众人物。 P246

”异议之声随之消匿。 P247

他除了努力经营已有的天津制胰公司等企业外,还先后独资或合资创办了一些规模不大的新企业,例如牙刷、肥皂等小型工场和卷烟厂、板纸厂、织染公司,专织“爱国布”,以及仿洋漂白布、染色布等,还生产长毛巾、绒衣、毛巾和袜子,货品保持了较多的种类。 P248

1926年之后,售品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则的制定更加详细严密。 P249

正如当时售品所的宣传歌词所唱:“既是中国人,当用中国货。 P250

跟不上国内风起云涌的流行趋势,意味着可能被市场抛弃。 P251

一时间,各种非议、各种流言传进了简氏兄弟的耳朵,人们都在问:简照南不是已经放弃了日籍吗?为何文件里显示他仍是日本国籍?一个日本籍的商人在中国打着“爱国”旗号兜售香烟,这岂非天大的笑话?重重舆论压力之下,简照南不得不再次出面应对,这不仅是为了公司利益,也关乎个人名誉。 P252

[335] 舆论与金融资本的双重保护,让原本与日本有所瓜葛的简氏兄弟没有在五四运动的风暴中受到强烈冲击。 P253

商人们在苦口婆心地规劝人们:购买国货吧,购买国货吧,只有这样,你才是真正“知行合一”的爱国者。 P254

在推销商品的同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不忘在唱词中宣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观念。 P255

所谓爱国,也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成了一个非常具体,甚至是具体得有些琐碎的日常行为:打开你的钱包,为国产商品慷慨地掏出钞票吧。 P256

从擦在身上的花露水,到烹饪调味用的味精;从照明的电灯泡到一截小小的蚊香,无论相干或不相干,商家们总能想办法找到适当的说辞,扯上几句爱国的情怀与救国的紧迫性。 P257

凭此广告宣传手段,数年之间,天厨味精产量猛增十几倍。 P258

在产品的宣传中,商家对消费者也打出了爱国的旗号:“国人,汝其忘九一八之耻乎?请用中国唯一伟大毛织厂特制章华九一八薄哔机,纪念国难,发愤图强。 P259

实业家方液仙集资组建的“中国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击败日本的蚊香为目标,特地派人到日本学习蚊香制作的经验,然后在国内大规模复制赶造。 P260

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让人人都知道了国产的龙虎人丹正与日本竞争对手一较高下,反而没有人愿意再去深究龙虎人丹涉嫌商标盗版侵权的事情。 P261

国货的销路不畅,也逼迫中国的商业阶层时时刻刻在寻找向本国民众推广“中国制造”的捷径。 P262

1927年成立的“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便是由振兴纱带厂、济生工业社、三星棉铁厂等30余家国货生产工厂组成的利益团体。 P263

在这些商业团体的簇拥下,时人的爱国情绪被商业的手段表达得淋漓尽致,甚至可以说,“以购买国货商品来爱国”的观点,已经不仅仅是消费者的个人、私密行为,而渐渐成为一种扩展至一地、一国的集体行为。 P264

不过,等浓烈的硝烟渐渐弥散,战胜的蒋介石顺利收编了地方军队,初步达成了国家体系的巩固。 P265

[356] 贸易入超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挽救中国财富外流的境况,就应采取吸引外资,减少贸易进口、增加出口的方法。 P266

这份“国货专刊”主要栏目有国货论坛、国货消息、访问记、调查、演讲、国货谈话等,是一个专门为国货的生产、销售摇旗呐喊的媒介。 P267

[360] 该会经办的诸项工作中,便有推行国货一项,并且认定,推行国货应与经济建设相辅而行,国货运动应随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扩大而扩大。 P268

其深厚的政治后台是宋则久之类的民间商人远远无法企及的。 P269

因此,他一方面要在思想上重拾“礼义廉耻”,另一方面也要从生活习惯上彻底改造国民。 P270

国家兴亡,匹夫匹妇均有责任。 P271

她们被蔑称为妖艳的妇女,极尽浮荡之能事,只知道用昂贵的进口商品来显示自己的阔气和奢华,因此浅薄而不可靠。 P272

此外,关于国货的征文比赛、演讲比赛、全国性的旅行宣传屡见不鲜。 P273

在“妇女国货年”当年,上海的进口香水、胭脂粉等化妆品销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上升趋势。 P274

有一句俗话说“女人是天生的消费者”,这句话要是追根溯源,可以回溯到18世纪晚期的欧洲。 P276

剩余的产品所带来的大额挥霍以及不断增多的日常花销,使得对于财富的消耗成为资本主义文明最终阶段的显著标志。 P277

之所以提倡物质享乐主义,其实是要为商业文化的普及寻求一种道德基础。 P278

满眼数不清的广告,它们被张贴在城市街道旁、电车车身上、电线杆上、店铺门面上,一会儿是“大减价”,一会儿是“最新西式产品”,令人目不暇接。 P279

那些在国家政策宣导下肩负着“艰巨使命”、必须以身作则“爱用国货”的家庭主妇,在商店面对的事实却正好与政治宣传相反,那里有无穷无尽的令人心动的洋化妆品。 P280

进口货广告遍地,使得卡尔·克劳早就不再是一位寂寂无名的小记者,他已经成为当时著名的中国通、社会活动人士、畅销书作家,以及一位成功的广告商。 P281

[380] 可见民国时代的报纸广告涵盖广泛、内容丰富,兼具可读性,对于了解当时的世道人心和社会风潮确实是一面不可忽视的鉴观之镜。 P282

在当时大上海的电影院售票处门口,人头攒动的影迷当中,必然能看到几个手拿一叠叠印刷品的报馆学徒在兜售新出炉的杂志画报。 P283

彼时的时尚流行之风潮,自然是中国现代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但也与“西风东渐”的现实有着直接的关联。 P284

因此,只要“攻陷”了上海的消费市场,对于国外商家来说,获得整个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就大为提升。 P285

广告上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产品,人们可以在街边的百货公司和商店里直接买到,只要你的荷包里有足够的金钱,那么用金钱就可以买到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 P286

政治上的首都无论在何处,贯穿整个民国时代,中国商品经济的首都都肯定是上海无疑。 P287

根据国民党工商部的统计,上海有工厂工人262894人,而上海市工人养活一个五口之家,每月所需的最低生活费是27.2元。 P288

在工人阶级之外,占城市人口较大多数的另一部分人可以被归为前文提到的“中产阶级”,入能敷出、衣食无忧的他们成为城市商品市场中的主力军。 P289

” [390] 不难看出,这其实是一群打乱了中国原有的阶级划分、凭借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重置社会关系的人。 P290

这为消费主义在上海的蓬勃发展,做了极佳的铺垫。 P291

人们在商场上的主要筹码——金钱,成为人们行使消费权的唯一手段。 P292

道路两侧商厦鳞次栉比,繁华异常。 P293

当他与随行人员步行至街头考察时,但见上海外滩达官贵人、富绅巨贾云集,拥有广州不可比拟的巨大消费潜力,于是,他立即将考察的讯息报告给总公司,阐明在上海开设先施分公司的必要性。 P294

然后着手修建五层百货公司大楼,工程浩大,需要向社会招股。 P295

不过,郭氏瞧出了马应彪的打算,但又不好当众撕破脸,于是就拿了一份假的图纸给马应彪。 P296

每隔几年,都会有新建成的大型百货公司坐落于此,盛大的商场开幕仪式不再令当地居民感到陌生。 P297

民国小城镇里杂货铺和一般商店的兜售方法在光鲜亮丽的南京路面前显得太过时、太老土,完全不适应新一代都市人的生活节奏和休闲方式。 P298

当顾客们怀着好奇心踏进这些宏伟壮丽的建筑物时会发现,从布局构造到销售方法,百货公司与那些平庸无奇的商店相比,绝对有本质上的不同。 P299

自然,中美两国历史有别,国情有异。 P300

就如四大百货取经的美国百货公司那样,橱窗被放在了极为醒目的位置。 P301

人们不一定非要掏钱购买,仅仅漫步于其间,在当时也不啻为一种难得的享受。 P302

” [406] 这种“世界大同”的美好幻象,被精美的广告和商品推销层层包裹起来,飘扬在城市的上空,张贴在街头巷尾,成为民国时代上海的一个文化图腾。 P303

和上海过去壁垒森严、专门为外国人和富人服务的百货公司不同,本土百货公司从创始之初就瞄准了中国的城市中产阶层,因此其展现出的“亲和力”也是最大限度地贴近了普通民众。 P304

[408] 百货公司的柜台里展示、售卖的又是什么货物?爱国青年和商人们鼓吹、推销的“国货”,虽然在国货运动时期不得不被百货公司推广,但其实长期以来并不是主流。 P305

在其兴建之初,为了拿下租界的黄金地段,公司不惜以每月五万元的巨额资金与犹太大地产商签订了三十年的合同。 P306

在浴池上面的四、五层,则是先施公司的餐厅和旅馆,旅馆配有140余间高级客房,内设时下最新式的西式家具、电话、电扇、暖气设备等,在当时是上海最高档的旅馆之一。 P307

傅小波之滑稽,驰誉春申。 P308

在某种意义上,百货公司通过杂志、广告、商品、休闲娱乐等方法讲述给人们的生活才是更加真实的城市生活。 P309

那就是:国家获得发展、社会获得进步之后,我该如何享受?在建设一个所谓的新社会成为从官方到民间的共同口号之时,这个新社会将怎样反哺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百货公司的柜台中,也隐藏在人们每天的消费账单中。 P310

时髦、摩登的新商品和消费方式时时刻刻在激发人们花钱的欲望。 P311

实际上,当初马应彪等人选择将百货公司的经营中心从广东转移到上海,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更多的是为了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 P312

在苏州河以南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没有进入战场,免受炮火蹂躏,亦成为难民争相涌入避险的地方。 P313

[423] 在日军的淫威之下,百货公司勉力维持着经营,从1943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几家百货公司经营的纯利率只有4.5%,远低于以往。 P314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繁华耀眼的城市并不能掩盖大部分中国内陆地区落后的经济。 P315

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法币发行额比1939年增长了238倍以上,这导致了货币的迅速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 P316

永安公司衣帽部面目皆非,取而代之者,除草帽外,尽是大礼帽、常礼帽,和各式各样的大礼服等……” [430] 物价在野草般疯涨,人心惶惶。 P317

最终,郭琳爽还是接受劝说,选择留在上海,连预先买好的飞机票也退了。 P318

似乎没有花费太大的工夫,这些原本西洋气息浓重的大型建筑物就完成了角色转变:从资本主义商业的代言人变成了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象征。 P319

时代的转型与变革,悄然发生在人们的消费清单里。 P320

机器要转起来,棉布、面粉、煤炭、码头这些代表衣食用行的部件都要运转起来。 P322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资本主义在中国残留的社会架构并不会如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一般在一夕之间倏然倒塌、消亡殆尽。 P323

这一有利于加强国家在困难时期对全国棉纺织品的供需关系调节力度的意见,被政府采纳并在全国推广。 P324

解放军进驻上海后的第七天,荣毅仁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邀请,参加了一个不到百人规模的座谈会。 P325

一场席卷社会的暴风骤雨处在与政府短暂“蜜月期”的民族资产阶级似乎没有注意到,社会主义改造的铁犁,正朝着他们身后的企业步步逼近。 P326

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P327

”随后他问,公私合营后生产怎么样?荣毅仁回答说:“比以前要好。 P328

在很短的时间内,原来属于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切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邮政、银行、商店和其他企业,被转到了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机器手中。 P329

这一年里,企业和商家失去了他们最后的独立社会身份,彻底成为整齐划一的集体中的一员。 P330

过去女性身上色彩款式各异的时装此时已不见踪影。 P331

羊庙大队张阁寨44户有51个茶瓶,社员赵现礼家有3个茶瓶,来客用“长城”牌的,平时用竹壳的,小孩上学提个小的。 P332

上海、北京、天津的大型广告公司,已经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被国家接管。 P333

然而,普通老百姓依然需要购买基本的生活用品,社会的商业活动也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完全被抹去。 P334

这是为了方便军管会的接管工作。 P335

在政府进行商业改造的过程中,外资企业被一同接收。 P336

在烟草行业之外,当时的大企业如中国纺织机器厂、大中华橡胶厂、裕华纱厂、东亚企业公司、永利化学公司、久大精盐公司、启新洋灰厂、民丰造纸厂、华丰造纸厂、信谊化学制药厂等,都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 P337

民国时代那种感情色彩过于强烈的营销套路,不见了踪影。 P338

先施、永安等公司的命运各异。 P339

两年后,先施公司撤离上海,回到其发迹之地香港。 P340

人群之中,包含了一个由法国学者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和作家索莱尔斯等人组成的五人代表团。 P341

”的确,除了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关于当代中国这部深奥神秘的大书,巴特一行人无缘进一步深入阅读。 P342

新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布《元旦献词》,公开提出“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 P343

[457] 此举向外界透露着一个关键信息:中国与国际世界的交流今后将变得愈加频繁。 P344

这次大规模的设备引进共计26个大型项目,为日后的商品经济起飞打下了基础。 P345

“教条”、“封闭”和“斗争”是这种经济体制的关键词。 P346

例如,在“二战”后几十年的和平时期里,中国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却采用着通常只有战争时才会实行的计划配给制。 P347

虽然在60年代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街道上的商店、裁缝店和服装店数量并不少,但是除了最低等的棉布,稍好一点的服装材料都价格不菲。 P348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以“平均分配”为目的的粮票,其实并不“平等”。 P349

此外,在中国居民的食物结构中,粮食占绝对比重,肉类、蛋类很少,奶类几乎是空白,而其他国家居民粮食消费量只占整个食物消费量的1/3或1/2。 P350

1970年的报纸刊载文章说,这一年春节期间“粮、油、肉、蛋、水果、茶叶供应充足,市场上还出现了如黄瓜、西红柿、豆角等一些夏令蔬菜” [469] 。 P351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城镇居民中每百人缝纫机消费量只有0.2台、手表1.27只、自行车0.5辆、收音机0.14部。 P352

不过,在“文革”时期红卫兵“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处揪斗“走资派”的混乱政治形势下,全国的商业机构很快全面陷入瘫痪,这使得原本就建立在重工业优先、低消费、高积累经济体系基础上的商业,处境更为艰难。 P354

上海市一商局所属公司的零售商店三千多家,有至少八成都被迫改换了招牌。 P355

当时,中高档的化妆品、工艺美术品、金银饰品、高跟鞋、绣花枕头、扑克牌等商品均在“清洗”之列。 P356

这一逻辑也造就了那个年代极为独特的商业景观与消费文化。 P357

”售货员:“反对自由主义——不让挑,买哪支拿哪支。 P358

在当时的革命群众看来,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虽然不可缺少,但过于丰富的商品选择却体现着一种错误的小资产阶级性,是需要割掉的“尾巴”和“毒草”。 P359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目标的确实现了,但人与人之间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较小的代价却是大众消费水平的普遍低下。 P360

它们无一例外地向观众灌输着一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认同感以及对崇高革命理想的讴歌,“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并且“推动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 P361

[480] 所以,即便纯粹从观众的立场出发,样板戏的故事情节其实也并不枯燥,甚至颇有吸引力。 P362

他的日记便是在这期间写成的。 P363

电影“沙家浜”0.15元。 P364

11月27日在家休息,晚观“海港”电影。 P365

例如,一件军装在“文革”时的中国有“革命”的符号意义,但这件军装在其他社会中却没有这样的意义。 P366

偏偏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穷乡僻壤,以石狮、温州和义乌为代表的一批名不见经传的草根城市开始浮现于世人眼前。 P367

陈永贵勃然大怒,他随即以一贯铿锵有力、极富戏剧性的声音给石狮定了性:“石狮是什么?石狮就是资本主义身上的一块臭肉,只差插一面国民党旗了!”陈永贵原本就是大寨村的支部书记。 P368

政府允许农村家庭自由发展副业的事实让自由农贸市场并没有因为计划经济体制而消失。 P369

但借助于纪录片中昏暗模糊的黑白画面和解说音,我们依然能在想象中还原当年东南沿海普通乡镇里一座破旧、拥挤、肮脏却又不乏生机的民间农贸市场。 P370

因此,尽管社队企业的作为属于“挖计划经济的墙脚”,计划经济体制不得不先是默认、后来干脆公开承认了社队企业的存在。 P371

实质上,它也可以被归纳为“一种隐蔽的国家意志,一种在意识层面上体现为个人的自由意志,但在实际层面却是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隐蔽地操纵的服从性”。 P372

中国的“文革”小将走上大街“闹革命”的岁月,实际上也是整个世界普遍染上“革命流感”的年代。 P373

革命毕竟不是请客吃饭,而一旦人们关注的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与吃饭相关的问题上时,继续革命的意愿自然就会骤减。 P374

[488] 贫富差距的增大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的不满随之进一步发酵、升级。 P375

撒切尔夫人反对在国家干预之下靠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和提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发展的做法,她的政府以控制货币发行量的方法来遏制通货膨胀,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办法来重新激活英国经济的生机。 P376

英美两国的自由经济改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可谓开风气之先,颇具代表性。 P377

” [492] 就世界范围而言,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东西方两大阵营都不约而同启动了经济改革,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采取的是由凯恩斯主义向自由经济过渡的改革方案,而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更多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进行一些小修小补,并没有动摇计划经济的稳固地位。 P378

但如果参照同时期世界主要经济体(西方和苏联)泾渭分明的改革路径,中国颇为复杂的“改革”问题实际上又可以简化为一种所谓两条道路的选择:中国的经济改革这时应该选择哪条道路?西方的自由主义道路,还是继续苏联模式?在当时,还没有哪个人敢说自己能够明晰地给出此问题的标准答案。 P379

其中对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的考察和对日本以及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察显得尤为重要,前者让中国的政治高层达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多种模式”的共识,而后者则标志着中国“在封闭半封闭几十年以后,再一次打开国门看世界,再一次向西方学习”。 P380

客观来看,这次会议带来了中国几方面的实际变革。 P381

1978年以后,中央决策层的“风向”虽然变了,但商品价值和市场规律在多大的范围内是可行的,被允许提到一个什么样的政治高度,改革者们对此种种问题尚处于一种谨慎的“磨合”状态。 P382

[497] 不过,与政策上的“转向”相比,最深刻的变化,恐怕是发生在人们的心理、精神层面。 P383

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形态的改革呢?有一种观点认为,自1978年起,中国开启了一种“小碎步”式的改革模式。 P384

” [500] 樊纲是典型的体制内经济学者,他说话时的思维方式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体制自身的思维逻辑。 P385

一切没有用的要素都被排除在社会的同质部分之外……依照同质社会的标准,每一个人的价值就是他所生产的东西;换句话说,他已经不是一个自为的存在了:他只不过是集体生产活动的一种功能而已,被安置在可以测量的限度之内,集体生产把他变成了一个为其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的存在” [501] 。 P386

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国家的GDP将会在十年之内增加两倍,但人们的确有理由为这个国家即将发生的一切怀有崭新的憧憬。 P387

[503] “分离”的结果,便是人们对个人生活的自主性变得比以往更高了,闲暇时间的增多让人有更自由的消费选择与需求。 P388

这一年,国际品牌范思哲进入了中国,这算得上几十年以来第一个进入中国的顶尖时尚品牌。 P389

这是当年颇具代表性的一个画面:在中国大城市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年轻人穿着这种紧绷臀部、裤脚异常宽敞的裤子——那是人们心中最时髦、最醒目的装束。 P390

不少人在回忆这部电影时印象最深刻的也是那“走起路来,飘飘欲仙”的喇叭裤。 P391

而在电影屏幕上频频出现的红裙子也出现在了实际生活中,改变着中国女性单一的穿衣风格。 P392

可口可乐早在1937年就在中国上海设厂,民国时代的人们已经能在上海等城市的大街小巷买到可口可乐。 P393

[507] 经过多次谈判,1978年12月13日,中粮与可口可乐达成协议,允许其进入中国。 P394

[508] 一开始,可口可乐“仅限售给外国人”的命令是严格执行的。 P395

1919年,可口可乐公司成立,从此可口可乐随着全球化的脚步风靡世界。 P396

人们喝饮料通常是用来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用来缓解口渴(例如白水),或者用来解饿(含有营养价值的汤饮),或者是带来某种轻微的麻醉感(例如饮用酒精饮料)。 P397

一听跑了气的可乐,甜依旧是那么甜,却不再具有被消费的价值。 P398

此时,他们发现了能最大限度满足这一愿望的品牌——肯德基。 P399

原因显而易见,因为等待的人实在太多,警察必须到现场维持秩序。 P400

[518] 如果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愤青”语言来对此进行描述,或许更能道出事情的本质:政府在和外国商人合伙做生意,赚中国老百姓的钱。 P401

今天的上班族早上在肯德基门店里享用一份价格并不算昂贵的早餐,已经是非常习以为常的事情,而肯德基今天为消费者提供的食物选择,也早已经超出北京前门店最初出售的四种食物。 P402

一道菜的制作被分解为多个流程,交由不同的专业人员进行操作,每个人虽只负责其中某一道工序,但经过高度工业化的生产流水线整合出来的“成品”,味道却能精准而统一,仿佛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肯德基鸡块都是由最初的同一个鸡块复制而来。 P403

在一片和乐的晚会节目中虽看不到什么“大场面”,但真实而贴近观众的表演依然获得了人们的好评。 P404

当时,市场上的黑白电视机需要凭票供应,电视票相当紧俏,人们需要在供职的单位登记排队等上好长一段时间才能等来组织上配给的电视票。 P405

[523] 电视消费在20世纪80年代疯狂的增长势头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但放到当时的时代语境中似乎就比较容易解读了。 P406

1978年邓小平访日期间,特意在大阪参观了松下电器的工厂,并在那里会见了“管理之神”松下幸之助。 P407

北京电视机厂的这个新产品就是当时家喻户晓的牡丹牌电视机。 P408

由是,当国产电视机迎来一个生产的高潮时,也等于是帮日本的电视和家电品牌在中国打响了知名度。 P409

我国的出口商品想要在资本主义市场扩大销路,也必须研究广告宣传问题” [529] 。 P410

[532] 其他不少国外厂商和广告机构也都把中国大陆视为未来最大的潜在市场,中国广告市场的总支出在短短一年之内就翻了一倍。 P411

当时的广告商还必须遵守一些不成文的规则,以便使正式发行的商业广告符合社会主义的特性,不会被老百姓误认为是资本主义广告的复辟。 P412

以此为起点,美国商品的广告一发不可收拾,纷纷登陆中国大陆。 P413

据统计,1986年中国的广告从业人员大约有七万人。 P414

美国经济学者黄亚生对中国制造业包含的“农村基因”是这样描述的:“许多大型私有制造厂都来自贫穷落后的农村。 P415

[542] 一拍脑门就大搞建设的政治热情,曾让这个国家的人民吃了不少苦头。 P416

实际上,如今回顾珠江冰箱厂所谓成功的奥秘,似乎并无奇特之处值得一述,他们不过是把一个现代企业应该做的都做到罢了。 P417

好的开始意味着成功的一半。 P418

与“血统纯正”的大型国有企业相比,乡镇企业就如同是杂牌企业,政策上多受歧视。 P419

[546] 潘宁和珠江冰箱厂,以及后来的科龙集团,是这个制造业时代弄潮儿中的代表。 P420

年轻人热衷的迪斯科舞厅、商场里唱个不停的流行音乐,诉说着人们变得越来越世俗的生活追求,或者说,人们的追求变得越来越“人性化”了。 P421

和观众们一起陷入迷狂的这位摇滚青年,名叫崔健。 P422

结果成了一个里程碑”。 P423

这种反弹的巨大威力,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亲身感受到。 P424

但颇为吊诡的事实是,这声“消费吧”的号召,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 P425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都逐渐注意到一个事实,当时中国社会低下的商品生产力依然无法满足庞大的消费需求。 P426

政府虽然也从道德层面批判过度消费,并且将其与欲望泛滥、享乐主义和奢侈浪费等表示道德败坏的词语联系起来,但他们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鼓励消费乃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最有效手段。 P427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走出了经济滞胀期的人们将大把的金钱用来购买商品。 P428

不知末日何时将至的预期反过来刺激了人们,让人们对现实的生活与享乐更为珍视,对物质的欲望更为强烈。 P429

这种情况在不到十年前,对于中国人来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P430

让威利百感交集的社会变迁,这里的人们是否一样熟悉?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美国的二十年代是否等同于中国的八十年代?” [555] 米勒的疑问,直接触碰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社会心理。 P431

她们不管脚下的烂泥臭街,不在乎哪种香型对国人的黄皮肤适合。 P432

[558] 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前者是计划的垄断性定价,后者是市场定价。 P433

由于许多倒爷与官方有或明或暗的关系,“打击官倒”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廉政口号。 P434

[560] 这是历史上相当高的指数,很快,不断飙升的物价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消费者的恐慌。 P435

同年4月,政府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中焦虑地说:“国家每年强调稳定物价,怕乱涨价,不敢主动涨价,结果自发乱涨价,越乱越不敢涨价。 P436

稍有经济学常识即知,在通胀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的情况下,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显然不会达到遏制通胀的效果,而是会适得其反。 P437

消息宣布数天之后,上海等地的抢购达到高潮,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和火柴,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和户口本申请购买。 P438

卸下车后,打开外包装检验产品质量,如果没有问题,再到商店里交钱,然后装到自己的车上拉走。 P439

“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成为1988年秋天的国家核心政策,“治理整顿”成为最时兴的经济名词。 P440

显然,消费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着微妙的角色。 P441

此一政策大方向的调整,巧妙地剔除了政治经济改革中可能让政府感到不快的因素,却又让这之后的改革进程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保持了政治上的一致性,没有形成前后明显的断裂。 P442

超级市场、大型购物中心、商业步行街等在中国拔地而起,改变着城市的地貌景观与人们的消费观念。 P443

这时的北京,回响着机器轰鸣声的新建筑工地随处可见,但灰蒙蒙的天际线上还看不到太多的摩天大楼,马路上飞驰的机动车变得比以往更多,但其数量还不能与街道上穿行不绝的自行车相比。 P445

居民的食品消费,至此已彻底地“去国家化”。 P446

[572] 废除粮票的另一个背景或许能更准确地说明这个时代的特征,那就是农副食品供应的丰富——不单纯是量的累积,而且是选择种类的增多。 P447

由此,不断多样化的食物成为普通人的关系、地位、身份和社会礼仪的一个载体。 P448

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著名歌手张楚唱的:“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P449

麦当劳餐厅所引领的“潮流趋势”也因此在中国一发而不可收,第一家分店在短短一年之后就开张了,到1994年,麦当劳转眼间已有了四家分店,1995年发展到十多家,1998年,麦当劳分店数量更是增长到57家。 P450

此外,影响更加深远的一种“中国特色”是,这时的消费者并非完全被动地在接受美式快餐,而是在消费美式快餐的同时也在对美式快餐进行着本土化的改造。 P451

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快餐馆刚刚兴起的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 P452

为了抑制经济过热,中央对经济实行整顿治理,紧缩银根,减少基建投资,其后三年的经济发展速度都大为减缓。 P453

他在讲话中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 P454

如果停止市场的开放,其结果就只能是倒退回过去一穷二白的处境;相反,如果像过去那样对市场规范不加限制,苏联的历史就是前车之鉴。 P455

人们的金钱,几乎被生活必需品消耗殆尽。 P456

消费主义以一种既被官方政治话语所肯定和接纳,也受普通民众所欢迎的姿态迅速扎根到中国社会,成为中国的主流现实。 P457

而她自己的衣着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像过去那样单调质朴,而是更讲求时髦和风尚,出门也宁愿打车而不是挤公交。 P458

曼德维尔以蜜蜂的行为来比拟人类的逐利行为。 P459

众所周知,一个社会如能以商品消费为民众的生活主流,那么其前提必然是物质的“丰裕”甚至是“过剩”,这个中国人长期可望而不可即的经济前提在20世纪90年代被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所确立。 P460

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4年,中国全国的商业广告总额每年增长60%,大大超过GDP的增幅,1995年以后的十年时间内,广告业的年增长幅度保持在20%左右。 P461

例如,1998年7月30日《北京经济报》周末版刊登了题为“谁害怕‘超级名牌’的天价”的封面特写,栩栩如生地描写了王府饭店专卖店和它的常客:90年代初,鉴于中国内地市场的吸引力,诸多欧洲的名牌涌向中国,并很快找到了最热心的消费者。 P462

例如《一个女大款的自我毁灭之路》《女大款20万元不能买来激情与爱》《三亿六千万元铺就疯狂女大款的死亡之路》等新闻,以耸人听闻的大标题最大程度地吸引了读者的眼球。 P463

人们在消费的盛宴中失去并淡忘了“革命群众”这个昔日的集体身份,“消费者”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自我认同。 P464

在历史上,这儿可是连公卿贵族都会流连忘返的有名集市,所谓“卿大夫连车骑至寺中,手自拣择市买。 P465

王海之前在北京参加法律函授学习,一次闲逛书店,翻到了刚出台的一份新出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P466

而王海自己的打假故事当然很快就吸引了媒体的眼球。 P467

同时,王海与隆福大厦拖延了大半年的索赔纠纷也终于得到了解决。 P468

群情激奋之余,人们也猛然发现,假货现象远远不仅是晋江一例,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遍及全国:河北清苑、安新等地的假铝锭,河北平乡的冒牌“飞鸽”“永久”“凤凰”牌自行车,广东潮州市洋东食品厂的劣质奶粉,浙江温州等地用残次配件组装出来的冒牌手表,等等,假冒伪劣产品可以说充斥于市场的各个角落。 P469

全国共建立了3万多人的物价监督监察队和2万多个群众物价监督站,十年来查处各类价格违法案件664万起,处罚、没收各种违法所得83.6亿元。 P470

公民权利,似乎获得了官方的某种默许。 P471

换言之,中国的“消费者公民”并不是针对国家施行政治权利,而是在针对市场伸张自己的经济权利。 P472

当然,打假之举只是“治标”,消费者主体意识的“培养”势必要通过某种有组织的教育来循序渐进地完成。 P473

1987年9月,中国消费者协会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并越过通讯会员资格直接成为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的正式会员。 P474

消费者的权利事实上似乎也在一天天增强。 P475

可以说,对此时的中国人而言,商品社会中的个人权利与政治权利并无多少关系,而是普遍地被理解为一种自由消费的权利和消费优质商品的权利,这种权利帮助人们建立了“大国公民”的自信。 P476

人们对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却又无法根除问题的打假行动似乎感到了厌倦。 P477

在车辆并不多的高速公路路旁,你会看到一排排低矮的仓库与厂房。 P478

由于对城市环境污染过于严重,因此在市政府的干涉下,不少生产人造皮革的工厂都从温州搬迁到了丽水。 P479

[605] 在改革开放初期,粤港一带就有了“山寨工厂”这个称呼,当地人用它来称呼各类非正规、小作坊式的工厂。 P480

只要投资方有钱,这个商业链条的每个环节皆可打通。 P481

当五花八门的仿冒品牌随着沿海地区小型制造业的兴起而在全国的商品市场上四散开来,人们也发现,与20世纪90年代消费者协会和民间打假人士对于伪劣产品的严厉整治不同,消费者接触到仿冒的山寨产品时,似乎并没有产生过去那种强烈的谴责、怨恨情绪,反而是怀着积极的心态接纳它们。 P482

如此,山寨货和仿冒品受到消费者的“礼遇”也就不足为奇了。 P483

正因如此,当外界近年以“打击造假和侵权行为”为由在秀水街封摊时,公众和媒体都开始声援这个全国最具代表性的山寨商品零售点。 P484

此举也被国外媒体普遍视为中国政府一次典型的国家营销行为,也就是说,在西方人认可的游戏规则下,以商业消费的方式做国家形象宣传。 P485

因此,这位记者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彻底摆脱中国制造,即使商标上没有注明中国制造,但产品的内部成分也很难彻底与中国脱离关系。 P486

忧心忡忡的家庭妇女为此组织起来,召开了消费者联络会议,这成为日本消费维权的开端。 P487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个人品牌意识。 P488

在不少精明的中国商人眼里,抢先注册品牌,主要的作用是在相同名称的知名品牌也打算注册时,可以通过转卖商标大捞一笔钱财。 P489

在生产工具和技术普遍廉价的中国,企业主们天然拥有极低的劳动生产成本和庞大的劳动力资源。 P490

相比之下,做山寨手机等产品的成本倒是要低廉得多,且产品不乏销路。 P491

这让超级市场在中国具有一种特殊的“气场”:一种由集体购物引发的亢奋与无序所构成的商业繁荣之景,这似乎也是今天人们最为熟悉的大众消费场景。 P492

这家自选商场的创意源于一次政府改革的实验。 P493

京华自选商场的购物袋也成了时髦物件,在公交车上经常可以看到手提写有“京华自选商场”字样购物袋的乘客。 P494

另外,自选商场由于不是市场竞争之下的产物,因此其营运的水平和效率,实在是无法令人满意。 P495

一年后,国家废除了粮票配给制度,商品的生产愈加规格化。 P496

连锁超市,外来的商业巨兽政府的扶持政策,在激励本土超市发展的同时,也让国外大型连锁超市看到了进入中国市场的可能。 P497

国务院原则上只同意在上海、北京等6个城市及深圳、珠海等几个经济特区“各试办一至两个中外合资或合作经营的商业零售企业”,在具体审批当中,还严格规定了“从事批发业务的合资企业中,中方出资比例应在51%以上”。 P498

事后证明,外国超市采取这样的策略相当明智。 P499

每到一个地方,沃尔玛都是如法炮制,直到该区域的市场趋于饱和,沃尔玛才会开始开设下一个地区分店的计划。 P500

这才是每个人内心真正期待的“消费之梦”,一种廉价的、人人都唾手可得的丰盛。 P501

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型超市,在美国拥有超过60个配送中心,两万多辆集装箱卡车,如此强大的硬件配置造就了宏伟的零售帝国。 P502

超级市场,这个诞生于美国的商业巨兽,在经历了最初的“镀金时代”以及“二战”后60年代以来在欧美市场的勃兴之后,终于在90年代随着全球发展中国家“超市热”的潮流而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人的消费生活,并且让中国成为全球近十年内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 P503

如果没有生产模式从低效率的手工工厂向自动化制造业的升级,形成巨型的产业资本,就根本不可能有足够多的商品被生产出来,来填满超市的货架。 P504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有不少连锁超市进行了大幅度的商品打折促销。 P505

据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大型连锁零售公司有29万家,占据零售企业总数的17%,但销售额却占零售总额的44%。 P506

众所周知,过于贫穷的地区不可能发展超市,那里的人们没有多余的钱购置冰箱、大型储藏室以存放食物,并且缺少足够的闲暇时间去超市购物,而对于那些坐落在郊区的大型连锁超市来说,拥有私家车也成为前往超市购物的一项“必要条件”。 P507

由于这个梦不仅涉及消费与经济的增长,还事关市场经济是否为人民带来了普遍的幸福生活,因此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P508

开街揭匾仪式后,一台露天音乐会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好友百货商厦门前的广场上举行。 P510

随着金鱼胡同到东单三条路段被翻修为全新的步行街,世纪末的王府井大街与那条建于元代、繁荣于清代的王府井大街可谓已“判若两街”,除了名字,两者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P511

[635] 其强大的社会功能属性让其实至名归地成为城市的焦点地带。 P512

在战前的维也纳,商品消费和文娱活动之繁荣,可谓冠绝欧洲大陆。 P513

有时候,两种对立意识形态的距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 P514

[639] 北美的购物中心来到亚洲,特别是到了中国,所要面对的情况与美国大为不同。 P515

[641] 在格伦看来,这是一种把人从封闭的斗室和局促的私家车中解放出来、重获生机的办法,同时这也能够让美国的城市更加整洁清爽,变得更像过去洁净典雅的欧洲城市那样怡人。 P516

香港的地产巨头如长江实业、恒基地产、新鸿基集团、九龙仓等大型集团开始在内陆,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型城市与当地政府合作兴建购物中心。 P517

随着中国的GDP进入“两位数”的高增长时代,潮水般涌入的资本也在大肆改变着城市的外貌。 P518

从字面上看,所谓中产阶级即英文middle class,是指那个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处在社会结构中间层的阶级。 P519

但中产阶层的迷梦果真已在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的现实了吗?其实不然。 P520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壮大和日式资本主义的崛起,“全民中产”成为存在于日本民众心中数十年的“情结”。 P521

在生计的重压之下,要他们产生中产阶级的认同感,何其难矣。 P522

“贫穷”二字,被不少人视为前改革开放时代的关键词,在消费与市场经济占据主流话语的今天,再提“贫穷”不是很落伍吗?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中国的贫困人口(每日收入1.25美元以下的人)在1991年约占总人口的40.7%,到2002年,已经下降为12%,五年后的2007年,进一步降为2%。 P523

他认为,穷人作为一个阶层,在“神权至上”的古代社会是一个必要的社会存在,用以证明上帝安排的“神圣秩序”。 P524

[653] 反过来说,不消费就成了一种不道德的,甚至非主流的行为。 P525

我十分赞同鲍曼的观点,其实穷人和中产阶级并不仇富。 P526

人们花钱购买的还是实实在在的“物”吗?抑或金钱交易的背后,不过是一些空无所指的词语和符号?带着这个问题走进任何一家商店,我们都会发现在同样的一个商品种类之下,消费者所能选购的品牌可以说是成千上万。 P527

广告的目的在于降低消费者对于商品物理属性的注意力,增加商品的符号属性。 P528

换言之,购买索尼的消费者不仅购买了电视的物理属性,更是为自己购买了一种“年轻时髦”的虚拟标签。 P529

凭借“虚无”的力量,商品消费在今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商品的物质属性,而恰恰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商品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非物质属性。 P530

因此,即使中国的中产阶级普遍呈现出“下流化”的趋势,并且贫困阶层的消费依旧乏力,但总体而言,中国消费者的总体购物意愿和能力每年都以惊人的速度增强着。 P531

这固然是因为消费是满足欲望的最快捷手段,可以带给人一种莫名的快感和兴奋,成为人们“物质幸福”的重要来源,但其深层的原因恐怕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入这个社会的肌理。 P532

这与欧洲国家不同,在资本主义萌芽后的欧洲,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往往是作为基层商业中心而出现的。 P533

巴黎高等商学院的奢侈品专家谢瓦利埃(Michael Chevalier)在一本研究中国人奢侈消费的书里曾说:中国人比西方人更重视财富所彰显的个人成就。 P534

在集体心理暗示下,住宅、汽车、珠宝、奢侈名牌、国外教育等高消费品都别无选择地被人们视为自己踏进某个阶层的凭证,以此获得归属感与安全感,而他们用消费塑造出的这个新阶层,既不受传统的束缚,当然也不会对欲望进行自我限制。 P535

似乎只有这样做,人们才能获得安全感,才能有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 P536

1995年,可以被称为“财富新贵”的中国人大约有100万,五年后这一数字迅速增加到300万。 P537

于是乎,富商巨贾们购买国际机票,来到国外奢侈品店,购买私人定制的顶级奢侈品,以示社会阶级区别。 P538

逛香街LV店的大多数顾客只买一到两件商品,试用和考虑的时间也相对较长。 P539

用耗费性活动来标识不同阶级的人群,这本身不存在什么问题。 P540

然而,首都的车市此时却异常冷清。 P541

“我急着买车,却一直摇不上号,有什么办法能拿到指标吗?”购车者问。 P542

一般每次交钱提车后,4S店都会立刻安排专业的工作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完成验车、过户等手续,因为这样可以尽快转出指标,给下一个需要购车的人。 P543

从最早实行汽车限购的上海、北京、贵阳再到广州,汽车限购似乎扩展成众多中国城市效仿的必然归宿。 P544

以首都北京为例。 P545

中国人不惜花费家庭年收入一倍到数倍不等的高价购车,并且视之为一种必要的“面子工程”乃至高尚生活的象征。 P546

如此看来,汽车消费与公路“大跃进”式建设,两者的比翼齐飞似乎是件令多方受益的事情。 P547

限购的消费哲学当然,限购消费的领域远远不只是购车,对中国人而言比购车更为重要的一项消费——购房也被国家的一纸限购令笼罩着。 P548

我国目前的食盐全部是加碘盐,其中含有碘酸钾的成分,碘酸钾据说可以防辐射。 P549

2000年左右,北京主城区的平均房价每平方米大约为四五千元,这个均价维持了好几年。 P550

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打压房价,好让“居者有其屋”。 P551

我们所缺乏的这种透明的信息渠道,不恰恰应该是一种人人有权获得的公共服务吗?以此观之,中国消费者的大部分非理性的行为(不是全部),是社会缺乏良好的公共产品造成的。 P552

改革后,民众可以免费获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大为减少,而人们必须支付比以往高得多的费用去看病、上学、居住。 P553

一方面是市场上的消费商品极大丰富;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公共产品严重不足,资源分配极度不均。 P554

”这弥漫于社会每个角落的不安全感迫使人们纵身一跃,投入到一轮又一轮的消费狂澜之中。 P555

[682] 与美国居民平均70%左右的消费率相比,中国似乎还不够像一个典型的消费型社会。 P556

平心而论,我实无资格去批评今天的消费主义,因为至少在某些情况或场合下,我自己就会化身为一个无可救药的购物狂,沉浸于购物的快感之中。 P557

看看那些推着满载商品的购物车、神情激动的购物狂人,你能直观地感受到,购物所带来的人体内部的化学反应有多么剧烈。 P558

现代人需要做的,只不过是打开钱包,去购买那些能让自己获得“救赎”的商品。 P559

”我们生活的世界,仿佛就是用一件件不同的商品堆砌而成的牢狱,将心满意足的消费者困于其中。 P560

我试图说明我们现在大致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之下,这种社会形态是由什么演变而来,支撑它的基础又是什么,它可能会对人施加何种影响,又将把我们带往何处去……今天,中国消费的增长已经逐渐取代了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P561

个人水平所限,无论多少次订正修改,书稿中语焉不详以及疏漏错舛之处依然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 P562

见文安立:《躁动的帝国》,林添贵译,八旗文化,2013年,第34页。 P563

[10] 仲芳氏:《庚子记事》,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6-22页。 P564

[18] 杰瑞·穆勒:《市场与大师——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佘晓成、芦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3页。 P565

明清的传统士大夫阶层基本上保持着一种“重视商业作用的农业经济”。 P566

[33] 徐彻:《正说慈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 P567

[40] 夏仁虎:《旧京琐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P568

[47] 也有一种看法认为,洋务运动和变法运动的失败已经宣告了晚清改良运动的彻底失败。 P569

[55] 详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43卷,第43页,以及《张文襄公全集》,第131卷,转引自孙文范:《试论洋务派经济活动中的“抵洋”思想》,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第154-155页。 P570

[63] J. K. Fairbank edit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1,Late Ch’ing 1800-1911,Part 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420-421.[64] 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 P571

[70] 《北平市工商业概况》,北平市社会局印行,1932年,第193-194页。 P572

[77] 阿英编:《晚清小说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9页。 P573

[86] Rudolph Ackermann,The Repository of Arts,Literature,Commerce,Manufactures,Fashions and Politics,1764-1834.[87] Cathedrals of Consumption: How Di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Department Store in London Alter Gender Relations?[88] 谭元亨:《香港商父马应彪》,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4页。 P574

[94] 蓝潮:《香港商战风云录》,名流出版社,1997年,第208页。 P575

[103] 冯邦彦:《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第59页。 P576

[112] 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稻乡出版社,2005年,第182页。 P577

[118] 君豪:《广告谈》,《上海总商会月报》,1924。 P578

[126] 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p.8.[127] 张宁:《脑为一身之主:从“艾罗补脑汁”看近代中国身体观的变化》,原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4期,2012年,第19-22页。 P579

[133] 同上书,第102页。 P580

[140] 章开沅编:《清通鉴》,岳麓书社,2000年,第984页。 P581

[148] 见1905年5月10日《申报》,转引自北京大学校长基金论文集:《晚清公众舆论的兴起与1905年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运动》,2003年,第6页。 P582

[154] 王冠华:《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刘甜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8-99页。 P583

[161] 王冠华:《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刘甜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8页。 P584

详见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6页。 P585

[176] 黄鸿剑编:《中葡澳门交涉史料》,第一辑,第346-347、350页。 P586

[185]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大公报社出版部,1933年,第193-196页。 P587

[192] 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 P588

[200]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中华书局,1958年,第405页。 P589

[207] 陈捷先:《宣统事典:清史事典》,第12卷,远流出版公司,2008年,第123-124页。 P590

[216] 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0页。 P591

[225] 转引自王冬芳:《清代社会文化丛书:风俗卷》,第5卷,辽海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P592

[233]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401-402页。 P593

[241] 陶英惠:《雪泥鸿爪——近代史工作者的回忆》,秀威出版公司,2006年,第123页。 P594

[248] 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绪论》,转引自周锡瑞:《大清如何变成中国》,原载《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2年第121期,第25页。 P595

[257] 同上书,第16页。 P596

[265] 李玉、熊秋良:《论民国初年公司法规对公司经济发展的影响》,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6期,第106-107页。 P597

[273]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97页。 P598

[282] 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P599

[289] 转引自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P600

[298] 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尹庆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12页。 P601

[305] 郭沫若等:《郭沫若佚文集,1906—1949》,第1卷,四川大学出版社,第17页。 P602

[312] 转引自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3页。 P603

[320] 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张培德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P604

[32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6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8页。 P605

[335] 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樊书华、程麟荪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80页。 P606

[343] 《吴蕴初:中国的滋味》,载《中国青年报》,2009年9月2日,http://www.cyol.net/zqb/content/2009-09/02/content_2833151.htm。 P607

[351] 该组织由1925年成立的“上海国货团”改名而来,详见马伯煌、丁文辉编:《上海近代经济开发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8页。 P608

[359] Arif Dirlik,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The Journal of Asia Studies,Vol. 34,No.,4,1975,p.949.[360] 何虎生:《蒋介石传》,第1卷,华文出版社,2006年,第308页。 P609

[368] 同上书,第141页。 P610

[376] 高力克:《新青年经济伦理变革及其限度》,原载刘小枫、林立伟编:《经济伦理与近现代中国社会》,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0-61页。 P611

[383] Geoffrey Jones,Beauty Imagined: A History of the Global Beauty Indust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98.[384] Wellington K.K.Chan,Selling Goods and Promoting a New Commercial Culture: The Four Premier Department Stores on Nanjing Road, See Sherman Cochran edit,Inventing Nanjing Road: Commerical Culture in Shanghai,1900-1945,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34.[385] Xin Zhao and Russell W. Belk,Advertising Consumer Culture in 1930s Shanghai: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Yuefenpai,Journal of Advertising,Vol. 37,No. 2,Summer,2008,p.53.[386] 见《老上海的七种生活》,《文汇报》,2012年3月9日,http://culture.ifeng.com/zhuanlan/detail_2012_03/09/13084192_0.shtml。 P612

[390] 叶文心:《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时报文化,2010年,第49页。 P613

因此它们彼此既有激烈的商业竞争,但也互相遵守规矩,不会让竞争形成恶性循环,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P614

[405] 连玲玲:《从零售革命到消费革命:以近代上海百货公司为中心》,《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第80页。 P615

详见上海百货公司、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45页。 P616

[420]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76页。 P617

[428]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P618

[436] 《1949—1956:曾经“消亡”的资本》,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8月20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33280。 P619

[444] 资中筠:《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形态分析》,摘自资中筠:《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3091792167.html。 P620

[452] 菊池敏夫:《近代上海的百货公司与都市文化》,陈祖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5-226页。 P621

[459] 1964年2、3月,国务院召开了工交和农业长期规划会议,讨论了“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 P622

[465] 顾琳:《中国的经济革命》,王玉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4-185页。 P623

[473] 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第331页。 P624

[481] 钱振文:《从私人记录看“文革”的文化消费》,原载《粤海风》,2012年第3期。 P625

[490] Andrew Marr,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Pan Books,2008,p.381.[491] Eduardo Porter,The Price of Everything,Portfolio Penguin,2012,p.28.[492] 彼得·罗澜:《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衰落》,隋福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4页。 P626

[497] 江春泽:《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一份内部报告》,原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http://www.yhcqw.com/html/qlj/2013/31/0HI9.html。 P627

[505] 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58页。 P628

[514] 卞君君:《肯德基中国式进化》,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xiv页。 P629

[521] 关玲:《中囯电视文艺20年:知行轨迹》,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40-141页。 P630

[527] 见《抓好引进、消化、开发、创新工作,努力加快国产化的进程》,原载《经济工作通讯》,1986年第21期,第3页。 P631

[544] 宋在明、邹锡兰:《从乡镇企业到制冷巨龙——二十年科龙演绎的经典传奇》,原载《中国经济周刊》,2004年第43期,第35-36页。 P633

[549] 査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52页。 P634

[557] 唐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6-167页。 P635

[56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前后》,原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 P636

[571] Lowell Dittmer,China in 1988: The Continuing Dilemma of Socialist Reform, Asian Survey,Vol. 29,No. 1,1989,p.12.[572] 见《农业经济》(1-6),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1996年,第36页。 P637

[579] Richard McGregor,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Penguin Books,2010,p.35.[580] 白德华:《从“善治”论中国渐进式改革》,致知学术出版社,2014年,第216页。 P638

[589] Ruoyun Bai,Anticorruption Television Dramas: Between Propaganda and Popular Culture in Globalizing China,ProQuest,2007,p.20.[590] 罗兰·巴特:《符号学历险》,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8年,第166页。 P639

[596] 《中国消费者运动十年》编写组:《中国消费者运动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第9-10页。 P640

[605] 彭思舟、许扬帆、林琦翔:《山寨经济大革命:模仿为创新之母》,秀威出版公司,2009年,第11页。 P641

[612] 葛凯:《中国消费的崛起》,曹槟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10页。 P642

[618] 褚福灵:《超级市场:现代化零售方式》,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84页。 P643

[633]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9页。 P645

[643] 同上书,第43-44页。 P646

[649]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234-235页。 P647

详见王方华主编:《中国城市消费者行为研究(2009—2010)》,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7页。 P648

[666] 克里斯托弗·贝里:《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7页。 P649

详见《新京报》《雅虎汽车》等媒体报道:http://auto.sohu.com/ 20110526/n308563207.shtml,http://roll.sohu.com/20120711/n347882264.shtml,http://autos.cn.yahoo. com/ypen/20130426/1721782.html。 P650

[677] 见《北京晨报》2013年2月23日,http://news.qq.com/a/20130223/000079.htm。 P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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