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独异才是王牌?新中产生活图鉴】 (索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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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莱克维茨的理论很诱人。 P9

——Meredith Haaf, 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2017年10月26日《独异性社会》是本季最热门的新书之一。 P10

——Mirko Schwanitz,巴伐利亚广播电视台(Bayerischer Rundfunk),2017年11月2日读莱克维茨的新书对读者是有挑战的。 P11

这一理论可以解释未来几十年,因为它把以往互不相干的领域都综合起来进行思考。 P12

就拿旅游来说,现在早已经不能满足于像以前那样,为大众旅游团提供如出一辙的旅游产品。 P16

晚现代的经济越来越专注于独异的物品、服务和活动,它所生产的货品,也越来越不单纯强调功能,而是要兼有或独具文化内涵,并能够在情感上吸引人。 P17

相应地,在文化重建(cultural regenration)的背景下,城市和大都市也在努力生发出一套“自我逻辑”,只有它才能保证这个城市的生活质量,保证这个城市的独门特色。 P18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放上了独异化这把尺子:怎么住,吃什么,去哪玩,怎么玩,怎么保养身体,怎么维护交际圈。 P19

这是一个广泛的领域:它包括族群性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政策,也包括在全球移民潮中形成的移民社团。 P20

当然,在人的世界中,总是既有普遍性又有独异性的,这是视角的问题。 P21

独异性社会有不同寻常、令人惊异的结构,仿佛没有什么合适的定义或视角,能够把握它的复杂性。 P22

这正是本书的任务:找出社会制造独异性的模式、类型和格局。 P23

这些话语自有其推动力和不可测性,因为商品、图像、人、艺术品、宗教信仰、城市或文化活动的独异性经常是受到争议的,是赋值与去值冲突的对象。 P24

[15]而且我想要补充说,这种形式理性的所有外在形式——不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经济工业,抑或国家治理和法制建设,都是在提高和支持普适性的统治地位。 P25

知识文化经济的资本主义是后工业经济:它的货品本质上是文化货品,是“独异货品”,也就是说物品、服务、文化活动和媒体形式能否赢得消费者的欢心,取决于它们能否被当作独门产品受到肯定。 P26

重要的是要看到,赋值与独异化这两种实践是并行的。 P27

到这里为止,我都在说晚现代正在围绕着独异化和文化化发生一种史无前例的结构转型。 P28

后来,美学和艺术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反抗理性主义现代的文化革命运动,浪漫派强调独异性的传统,对这些运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是最后一次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 P29

[20]于是,原本是目的理性的技术,转而去为生产独异客体的体制服务了。 P30

全球化进程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2]的绝对界限变得通透,文化资本主义、知识文化产业的数字化、独异化的生活方式、创意城市、自由主义政治,还有文化本质主义(这些都是本书要研究的内容),这种种形态都在全球范围内流转,也出现在南美、亚洲或非洲一些地方、行业或圈子中。 P31

如果采取这种(晚)现代视角,就不会看不出,当今社会的机遇和希望、问题和困境的结构性原因是相同的,就在于主导逻辑由工业社会的普适性转向了晚现代的独异性。 P32

如今社会,产生机遇的原因和产生问题的原因不能清清楚楚地一分为二,而是一致的。 P33

[26]经济和(媒体)技术的演变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P34

同时,本书的重点又与上一本书不同:上一本《发明创造性》(Die Erfindung der Kreativit?t)的核心是对创造性进行历史谱系的追溯,而这本《独异性社会》的主旨是想在社会理论上有所建树。 P35

[1]关于文化资本主义参见Jeremy Rifkin, The Age of Access.The New Culture of Hypercapitalism(New York,2000); Pierre-Michel Menger, The Economics of Creativity.Art and Achievement under Uncertainty (Cambridge, 2014)。 P36

——译者注[5]“可置换”在原文中是austauschbar,这一点要在与独异性的对比中去理解。 P37

——译者注[9]这个概念在狭义的经济社会学中的解释参见Lucien Karpik, Valuing the Unique.The Economics of Singularities(Princeton, 2010)[德文版:Mehr Wert.Die ?konomie des Einzigartigen (Frankfurt/M.2011)]。 P38

译为“活动”(尤其指文化类活动)比译为“事件”更恰当。 P39

在汉语中,“真”在多数情况下是形容词,少数情况下是一个抽象名词。 P40

[24]“ 深渊大酒店”是卢卡奇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的话,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是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视角,仿佛一群知识精英坐在深渊边的高级酒店里,向下俯视并评论着苦难苍生。 P41

”具体参见饶静《技术、装置与意义:神话阐释的两条路径》,《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第209—216页。 P42

普适性规律与社会的形式理性化进程联结在一起,独异性规律与文化化进程联系在一起。 P43

它大规模地——不妨这么说——制造着普适性(doing generality)[1]。 P44

经常——尤其在德国的社会学研究中——现代被等同于一个功能细分的过程,其根本特征就是各种专门的功能体系(经济、法制、政治、大众媒体、教育等)各有自成一家的逻辑和机制。 P45

这里所说的观察世界(通过科学、经济、国家等)的目标明确而简单,就是为了普适性。 P46

但是要注意区别普适性逻辑的两种模式:类型化和形式理性化。 P47

“技艺”就是目的理性的,它的基础是生活实践而不是理论知识。 P48

现代是一台既“外扩”又“深挖”的普适化机器。 P49

[书籍分 享V信 iqiyi114]规范化、程式化、通用化自18世纪起,现代社会的全面形式理性化在三个领域,以三种方式进行:“技术”的理性化、“智识”的理性化和“规范”的理性化。 P50

智识的理性化发生在科学领域,以自然科学为主,但也包括行为科学。 P51

规范化、程式化和通用化是普适性逻辑制造普适性的三种形式,它们自18世纪末起就相互交织在一起,合力“制造”着现代社会。 P52

同样,这一点对于独异性社会逻辑也成立。 P53

机器这种客体类型是大规模生产普适性的基础设施。 P54

普适性社会逻辑中的“个人化”其实是既定标准下业绩差别的个人化。 P55

时间就这样成了规划未来的重要工具,未来则被看作进步之路上的不断改进或提升。 P56

[25]这导致社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基于习惯,而是基于常规,也就是说行动的基础是长期积累的各种规则,它们是明确的,被刻意遵循的,而且经过了优化或完善。 P57

如果要研究普适化逻辑的典型形式并再现其在历史上的真实表现,就必须研究组织化或曰工业化现代,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一版本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P58

[30]于是,组织化现代就是社会学所谓的“工业社会”。 P59

[35]集体作为社会组织形式,要求独立、强大地存在——不论集体形式是大众、群体、政党、全体员工还是小家庭,个人都要从属于它。 P60

社会与所谓“非理性”的“他者”进行的斗争,最激烈的是针对前面所说的那种“不正常”的或在社会心理上被当作离经叛道者的反社会主体。 P61

然而我们还会看到,一切变得更加复杂了:工业化现代也没有完全做到理性,没有彻底地去独异化;反过来,作为实现社会管理的基本条件,晚现代也自有其理性化版本。 P62

[39]如果要了解以独异化进程为中心的晚现代社会,社会学看上去不太适用于分析这个进程——这是个麻烦的弱点。 P63

普遍的特殊、独特、独异为了理解独异性,首先要精确区分三种形式的“特殊”:普遍的特殊(das Allgemein-Besondere)、独特(Idiosynkrasien),以及独异(Singularit?ten)。 P64

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形式理性化进程中,这种做法就是有代表性的。 P65

[43]它们确实是特殊的,因为本质上它们与其他实体没有可比性。 P66

[44]在独异性社会逻辑中,“独异的”不能再以普适性范式来理解,而是要显得与众不同,也要被认定为与众不同。 P67

“自复杂体”与“内在厚度”并不神秘。 P68

必须强调,独异性社会逻辑虽然也注意辨差别异,但主要还是着意于产出和施行自复杂性。 P69

而在独异性逻辑里,所有的区分无一例外都是质性的;这里没有先后上下,这里要的是一种质性的“不同”,它的特点就是不可比性。 P70

三者都是社会中现实存在的。 P71

我们下面会详谈,晚现代独异性逻辑之所以变得重要,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独特”以及“普遍-特殊”的个例向独异性的转化。 P72

“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它太宽泛、太多义。 P73

[58]建筑物、家具和服装也可以被看作独异的,或被作为独异品生产出来,或被誉为独异品。 P74

[62]在这个意义上,主体化就意味着独异化:主体不能被归类(划分类型这种活动当然还一直存在),却获得了一种能被认可的自复杂性。 P75

[67]空间理论中对“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的区分,无异于普适性社会逻辑与独异性社会逻辑对空间定义的区分。 P76

于是,独异化的时间就表现为“活动”[70]的形式,需要主动地、深入地去体验。 P77

带有集体意识的家族谱系就是一个例子,一些行会和同业公会也是,它们不仅仅是为了实用目的。 P78

是否“独异”是由前面所说的观察、评价、产出和施行四种社会实践决定的?原则上似乎并没有为独异化设的门槛,但可以认为,有一些单元比另一些更容易独异化,比如客体和主体有一种“可供性”[74]。 P79

[书籍分 享V信 iqiyi114]这四种社会实践在阐释上有所区别,因为它们可能是紧密结合或联结在一起的(甚至同一种实践既制造又接受),它们也可能是高度专门化而互相并列,共同组成集成机制。 P80

对独异品进行“观察”可以通过模拟或熟习等一套社会化做法来传授(比如对古典音乐、青少年文化、某种宗教信仰以及对客观世界的感受力),也可以在机构中专门训练(比如在建筑师、艺术研究者这样的职业里)。 P81

在独异性社会逻辑中,评价是指一种强意义上的价值赋予。 P82

所以赋值的形式有很多层次。 P83

社会以一种很直接的方式产出它们,它们是被生产和制造出来的。 P84

于是,独异化工作就经常(尤其在晚现代)意味着管理异质性。 P85

在普适性逻辑下,施行意味着为了一个既定目的去改造世界,而这里所说的体验则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模式,是一种接受。 P86

它有可能失败,对某种情境的体验可能没有发生,也无法强求其发生。 P87

[91]展现独异性会触动情感。 P88

再例如晚现代经济领域中的人事管理制度,它用一套体制来发现个人的天赋和潜能。 P89

这种独异化不是用来体验的,而是为了利用。 P90

重新研究文化概念,又可以与独异性研究联系起来,并突出它在社会学理论上的重要性。 P91

[94]19世纪,“文化”的概念起初被理解为一种精致的、“有修养”的,即一般来说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其目标是和谐圆满(一般意义上的文化)。 P92

除了价值这个特性之外,这些文化单元还有另一个突出特点:它们有情感力量,它们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制造(正面)情感。 P93

独异的社会单元变成了文化单元,它们独异化的过程就是它们的文化化过程。 P94

放弃文化与非文化的概念区分,会给现代性理论研究带来问题。 P95

相反,功能性单元——功能性客体、主体、空间、时间和集体,则只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它们因而具有一种外在的、工具的性质。 P96

如果大体上将文化实践理解为赋值和去值,就会明白人们怎么去破除原有文化概念的保守含义,并从价值理论的角度,从丰富的阐释学角度去审视文化所拥有的权力机制和统治机制:在社会赋值过程中,价值被给予或去除。 P97

关键的一点是,被人们排除的“他者”,确实看上去是独异的,具有自复杂性,却明显带有负面性。 P98

现在将文化与文明对立的看法无疑已经过时了,但文化与非理性、与感情的想象关联,以及它不可预估的潜质仍可被用于研究工作中。 P99

[108]这个视角下的文化不再被看作人类生活形式的总和或整个表意的世界,而是理性主义的对抗者,而且从古代到现在一直都是。 P100

这种量的激增,对社会架构产生了质的影响。 P101

理性化在这方面保证了效率和稳定。 P102

文化化所要回答的意义和动机的问题,总的来说与效率和秩序的问题是一样现实存在的,只要效率和秩序的问题一和缓,意义和动机的问题就会走上前台。 P103

如果我们认为,文化实践中始终存在两种维度——意义与感官,那么这五种质量是有内在结构可言的。 P104

文化实践在叙事-阐释的质量上,也在审美-想象的质量上彻底地重塑着生活世界的架构,重塑着目的理性实践的根本机制。 P105

简单地说,道德属于(标准)理性化范畴,伦理却属于文化逻辑。 P106

也可以表现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行为,还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独具匠心地改造某件事物。 P107

可如果我们调转目光,将社会的转型理解为独异性和文化化进程的发展,会怎么样呢?从现代到晚现代,独异性逻辑及其文化范畴是怎样发展的?我认为,社会理论须从社会化的双重结构出发。 P108

[121]相对来说,古代社会的社会结构高度稳定,它们本质上与生活世界是一致的,这个生活世界由习惯和复杂的分型决定,这正是普适性逻辑的基础。 P109

新石器革命引起了古代社会即狭义传统社会的转型。 P110

可实际上三者并存看上去更能代表传统文化领域的特点。 P111

技术、智识和标准的形式理性化进程此时开始得以迅速发展,这个在前面我已经谈到了。 P112

[130]现代艺术与前现代艺术的区别也正在于此。 P113

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世界的文化化进程,其后果就是,所有的平庸都可能一变而成为神圣的。 P114

民族主义常常会自带一种文化主义,这种文化主义认为,各国社会实质上就是彼此之间没有可比性的、内部均一文化体。 P115

自20世纪20年代起,消费就发展成了一个新的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消费革命[136]:那之前,货品还只是为工具性目的服务,到那时却越来被文化化,获得了某种叙事、审美、表达或乐趣的自我目的。 P116

相比市民化艺术的其他领域,美学创新原则对电影艺术的控制更为明显,于是就不断地要求电影独树一帜、带来惊喜。 P117

要展现独异化的爆发式增长,可以借助一幅图,想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那张名为“地球之光”的卫星照片,照片上是各个大陆的夜晚,大都市的夜间照明使它们明显突出。 P118

是哪些原因导致了独异化逻辑的强盛?组织化现代向晚现代的转型要归功于三个因素的历史性的聚合,这三个因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是不断互相促进的。 P119

全面文化化与独异化的事业在以前的浪漫主义时代终究只是一种次要现象,此时第一次上升成了社会主导阶层生活方式的核心力量。 P120

后工业经济和后福特时代独异性经济的发展一开始也是遵循着经济自有的逻辑,可以认为它是对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标准化产品市场饱和的反映,也是在福特主义的经济积累和商业逻辑都面临危机时的一种反应。 P121

在这个过程中,后物质主义的形式也在变化。 P122

与之不同,新共同体作为整个集体是一个独异品,就是说形成了一个相对均质又与众不同的组织。 P123

不论是高雅文化还是通俗文化,地区的还是全球的,现在的还是过去的——文化所有的潜在元素原则上都是同等的,都可能成为进一步丰富生活方式的源泉。 P124

相应地,也存在劳动关系层面上的两极分化,它包括两个方面。 P125

创意经济产业和新中产向前者聚拢,而后者则面临贬值的危险。 P126

又见Wolfgang Schluchter, Die Entwicklung des okzidentalen Rationalismus.Eine Analyse von Max Webers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Tübingen,1979)。 P127

[9]参见John Law, Organising Modernity.Social Orderung and Social Theory(Oxford,1993)。 P128

关于组织化现代参见Peter N.Stearns, American Cool.Constructing a Twentieth Century Emotional Style (New York,1994)。 P129

[20]这是福柯在关于纪律社会的论述中提示的个人化效应,参见Foucault, überwachen und Strafen;齐美尔明确称之为自由和平等个人主义,参见Georg Simmel, Soziologie,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Formen der Vergesellschaftung(Frankfurt/M.,1993), p.811。 P130

[27]德国现代意识形态哲学是普适性逻辑在哲学阐释上的顶峰,在它的框架下,特殊只能是普遍的特殊。 P131

[32]参见Cecella Tichi, Shifting Gears.Technology, Literature, Culture in Modernist America (Chapel Hill,1987);Thomas P.Hughes, Die Erfindung Amerikas.Der technologische Aufstieg in den USA seit 1987(München,1991)。 P132

Bauman的观点令人印象深刻,亦可参见Bauman, Moderne und Ambivalenz。 P133

还有一种更标准的用法(我也没有用),见于后文化主义学者的著作中,比如Jacques Derrida, Gilles Deleuze, Jean-Luc Nancy und Antonio Negri。 P134

因为这里说的是独异品的内在特性,它有自己的复杂理路,有自己的叙事和伦理等质量,作者的意思是它有自己的深厚而曲折的内涵。 P135

[49]参见本书第111—113页,第二章第二节。 P136

[55]不过齐美尔的个人概念不仅指主体,还指社会阶层本身。 P137

[60]参见Bruno Baur, Biodiversit?t(München,2010)。 P138

[65]本书将在分析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部分详解主体的独异化(第五章),此外会结合职业领域的主体(第三章)和数字化问题(第四章)来谈。 P139

——译者注[71]关于“当下”的概念参见Hans Ulrich Gumbrecht, Diesseits der Hermeneutik.Die Produktion von Pr?senz(Frankfurt/M., 2004)。 P140

——原注 原文中的Affordanz(作者在后面紧接着写了一个近义的德文词Angebotsstruktur),即英文的affordance,这是美国学者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erome Gibson)自创的一个词,其含义相当复杂,学界也有一定的争论。 P141

[79]这里与普适性导向下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也是体制性地制造或废止。 P142

[85]参见Maurizio Lazzarato, “ Immaterial Labor,” in Paolo Virno, Michael Hardt (出版人.),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A Potential Politics(Minneapolis,1996),pp.133-148。 P143

[90]体验这种实践有些时候可以具有特别强烈的“经历”(Erfahrung)的形式。 P144

[96]参见Reckwitz, Transformation der Kulturtheorien; Doris Bachmann-Medick, Cultural Turns.Neuorientierungen in den Kulturwissenschaften(Hamburg,2006)。 P145

对此话题有兴趣者还可见Isabelle Graw, “Der Wert der Ware Kunst.Zw?lf Thesen zu menschlicher Arbeit, mimetischem Begehren und Lebendigkeit,”in Texte zur Kunst 88 (2012):31-60;Groys, über das Neue, und Karpik, Valuing the Unique。 P146

[106]可以参见Alfred Weber, “Prinzipielles zur Kultursoziologie.Gesellschaftsproze?, Zivilisationsproze? und Kulturbewegung,”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47/1 (1920/21):pp.1-49。 P147

Notwendigkeit所指的必要性,有一种不追问深层原因、必须如此、生活就是这么过的意味,即形式理性时代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态度。 P148

[117]不是非要这样不可。 P149

[123]参见Durkheim, Die elementaren Formen des religi?sen Lebens; Michel Leiris, Die eigeneund die fremde Kultur.Ethnologische Schriften I (Frankfurt/M.,1985);Turner, Das Ritual。 P150

因为而原文的die Moderne(常被译为浪漫派)并没有“主义”这样严重的意思。 P151

[133]参见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 Myth, Reality(Cambridge,1992);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1991);专门关于亚洲的论著参见Pankaj Mishra, Aus den Ruinen des Empires.Die Revolte gegen denWesten und derWiederaufstieg Asiens(Frankfurt/M., 2013)。 P152

[138]参见Michael Makropoulos, “Massenkultur als Kontingenzkultur,” in Harm Lux (出版人), ……Lautloses Irren-Ways of Worldmaking, too……(Berlin, 2003),pp.151-173。 P153

最近,德国又一次实证体验了价值转向,参见Jutta Allmendinger等人的研究, Das Verm?chtnis.Die Welt, die wir erleben wollen(WZB Berlin, 2016)。 P154

创意产业因而变成了推动力。 P156

[3]第一,它以生产功能性大众产品为目的,是一种“数量经济”(皮奥里/塞伯语),其核心是物性的商品。 P157

这些货品可能具有物或客体的特点,但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活动、文化形质或量身打造的服务产品。 P158

第四,独异品市场取代了功能性大众商品的标准化市场。 P159

[9]文化产业中这样地区性的、长期发挥重要影响的孕育地可以举出好几例:意大利中北部以设计为导向的手工业企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其文化企业的地区性网络一度以“第三意大利”的称号经历了惊人的复兴;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伦敦的时尚界,是青年文化资本主义的诞生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创业潮,自1980年起,这里的IT业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发展。 P160

它们也超越了具体的文化类产业,整体上变成了一种文化性和独异性经济。 P161

[15]毫无疑问,工业社会的后继者,其特征是要求多数成员必须具备较高的学历,专业教育、专业技能因此更加重要,同时还要求知识,尤其知识创新以及与之相应的“人力资本”成了核心生产力。 P162

晚现代就这样完全变成了独异品经济吗?当然不是。 P163

相应地,经济领域的重心在于,将这种形态的货品以尽可能多的样式提供出来,并对内不断刺激对这种商品的需求。 P164

援引乔治·沙克尔(George Shackle)的定义,“货品”是指“一个物体,它能提供某种表现”[20]。 P165

[23]消费者通过使用货品而体验其文化性(还有功能性),社会名望则是发生在第三人那里的效应。 P166

如果文化性货品除了本身的外观之外,还能为受众提供发挥空间,让他能创造性地安置自己生活中的各种物质和意义,那它就带有设计维度。 P167

不能认为经济已经全面非物质化,而是必须强调,物性货品的生产和消费在晚现代仍居于中心地位。 P168

媒体形式在晚现代经济中呈爆发式增长,也是因为数字技术革命使媒体形式的生产和传播都变得更加简便。 P169

活动是典型的文化性货品。 P170

现代艺术品(小说、画作、戏剧、音乐等)总是要求独异于其他作品。 P171

而且我也认为,它们的重要程度不同。 P172

独特与稀有在这四种类型的货品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P173

尽管物品的美学设计对独异性非常重要,但外观之美还要被置入一种原则上可以无限延展的叙事情境中——关于生成史和起源地,关于精益求精的工艺、著名的用户,再加上与其他物件和风格的关联,这样,感官上并不惊人的货品,比如钟表、葡萄酒或休闲电器才能变成独异品。 P174

我们已经看到:绝对罕有的物品是孤品,是严格意义上的绝无仅有,比如艺术品尤其绘画或雕塑就是这样的典型范例。 P175

物性货品的稀有化还有一个通俗(但总是奏效)的手段:价格。 P176

第一个方面是服务者的个人风格,包括个人的专业形象在内。 P177

[58]这样说来,媒体形式这种货品与艺术领域有特殊的关系,就不足为奇了。 P178

[60]《刺客信条》的玩家将这个游戏看作高度复杂的叙事-审美世界,每次沉入其中,都能获得不一样的、出乎意料的体验。 P179

不过,只有一次性,还不能成为独异的。 P180

独异性货品的特征一:表演“真”对于功能性货品,消费者希望它们能具有某种用途;而对于文化性独异货品,他们想要的是“真”。 P181

“真”指一种可以无限阐释的真实性表象,在晚现代文化中它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65],即其间起作用的,是一个基本为空的符号形式,它对整个晚现代有决定性作用。 P182

一位心理导师如果显得不可信任,或不善解人意,只是照本宣科,那他就不“真”。 P183

这并不是说它们是负面的独异品——它们确实会获得(积极)认可——而是说,它们是矛盾的独异品。 P184

从结构上说,这种长短期的结合主要是由于体验与赋值两种活动的区别,这就是文化性独异客体制造过程的特点。 P185

一些著名的、感人的公共活动——比如1968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2006年德国在世界杯足球赛上夺冠——可能进入集体记忆,一些人对此津津乐道,而他们当时却根本不在现场。 P186

具有叙事、审美、伦理、设计和乐趣质量的独异货品,创意经济是从哪里把它们采购来的呢?对此有两个答案,都与独异品的社会流通有关。 P187

无价值的、不起眼的独特性被转化成宝贵的独异性。 P188

晚现代经济中的许多货品是这样。 P189

这意味着,文化性客体所经历的全球性的去环境化,使得人们容易对“比较”产生敏感,这才能把客体变成独异品,因为人们对不一样的东西敏感,这些客体本来具有的自复杂性——比如食品的味道和来历——才能为人所知并获得推崇。 P190

在这个独异品市场上,进行着一种别开生面的吸引力竞争。 P191

这种市场结构形式的元素直到晚现代才全面显示出其特色,这个特色我想称之为文化产业化。 P192

[86]货品在观众面前表演,力图吸引他们。 P193

事实上,有两个进程在平行推进、互相交织:一个发生在经济领域,一个发生在整个社会。 P194

这一点在货品市场的去杠杆过程中表现得很清楚,比如大众媒体或住宅的市场化(二者成为全球文化产业化的推手,并非偶然)。 P195

这种市场之所以形成,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团体与其起源地之间紧密的联系被打破了。 P196

[97]虽然新古典自由主义确实在1979至2008年通过市场的去杠杆化(媒体、金融)和模拟竞争(教育、文化),为破除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各种标准,为经济和社会的市场化做出了贡献,但仅靠它则既不足以描述也不足以解释这场席卷晚现代的深刻的市场化进程。 P197

它重新以艺术为范式——首先对于创意产业,其次对于广义的创意经济,最后对于吸引力市场,它都是范式,正如它对于整个晚现代社会都是范式一样。 P198

[102]不论是哪种货品——小说也好,手机应用也好,或是电影、旅游目的地、科学理论、服装时尚、精神活动——过度生产是指很多的新型文化货品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并被放到市场上,远远多过最终能被观众注意到,并被认可为独异的。 P199

但人们不知道,独异性货品本质上是没把握的货品,文化性市场是“无人知晓”的市场。 P200

单纯的数量差别对关注度系统有明显的影响。 P201

也可以说这里有一种明星经济。 P202

毫无疑问,就是文化性市场及其特殊商品,就是与可预测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后工业独异性资本主义,造成了极其明显的、不可消除的不确定性结构。 P203

根本的不确定性既存在于制造者方面(着眼点:能不能成功),也存在于消费者方面(着眼点:哪件货品值得注意),这就促使了一种特有模式的形成:消费者让自己的关注度被引导,制造者则努力减少风险。 P204

谁引起了注意,谁就有人给关注,如果一段YouTube视频有50万次访问量,再得到50万次只是小菜一碟。 P205

昨天“出线”的货品,一般没有第二次机会产生蜂鸣效应。 P206

它们有各自关心的文化货品种类,也有各自的观众群体(地方性的、国别范围的,还是全球的;专业观众、普罗大众还是二者兼有)。 P207

不过,如果某些事物的评价极为负面,被认为是倒退或可耻的,也能引起极大关注。 P208

名望,意味着某件文化性货品长期被看作宝贵的,而且它自己必须在长时间内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 P209

外行与内行的区别更明显地在于他们评价货品独异性时的方式,而这又牵涉独异性的特点:它们要被体验并赋值。 P210

所谓长效独异化就是指这个过程:一件被赋值的货品积累着独异性资本,这种资本(尽可能)长期起效。 P211

而一些本属于流行文化的东西变得专业了,也就是说有了知识含量。 P212

颁奖不仅能让获得认可的独异品再次提高声望,还能给新品一个无可比拟的露脸机会。 P213

像任何资本一样,关注度资本也可以让人不劳而获,理想情况下它任何时候都能变现,就是说随时变成收益:独异性货品不必做任何事,只要它著名的独异性已经确立。 P214

活的经典是对质量的保证,因此它们常能预支关注度和赋值。 P215

恰恰相反,关注度市场上的货品号称是“不可比较”的,然而正是这个市场催生了复杂的量化技术。 P216

在质性的、非竞争的基础上对不可比的文化性货品进行比较,这种做法自独异品市场存在以来就有。 P217

通过竞赛得出的质量排序,可以随后将之量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做法以排行榜的形式得以广泛应用。 P218

不均衡分配的关注度从此变得可见了——不论是通过清单还是可视化手段——消费者更容易将关注度投给那些已经拥有观众的货品,从而开启马太效应:人们读畅销榜单上排名最高的书,听金曲榜榜首歌曲,在网上只看点击量多的(尤其是“朋友圈”里点击量多的)帖子和视频。 P219

这是因为,最显眼的货品与不可见的货品之间、少数明星或经典与平淡无奇的货品(它们很快就会被遗忘)之间被“坐实”的绝对差异,才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 P220

在美国,1952~2014年,工农业从业人数从47%降到14%,服务业相应人数从53%升至70%,参见Richard Henderson, “Industry employment and output projections to 2024,” Monthly Labour Review, U.S.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Accessed June 14 2017.https://www.bls.gov.opub/ mlr/2015/article/in Standarddustry-employment-and-output-projections-to-2024.htm。 P221

[5]本章(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主要分析货品和市场的演变,第三章中分析劳动形式和组织方式的演变。 P222

[12]例如农业,可参见Klaus-Werner Brand (出版人), Die neue Dynamik des Bio-Markts(München, 2006);汽车业参见Mimi Sheller, “Automotive Emotions,”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1/4-5 (2004);关于作为设计品的钟表参见Del Coates, Watches Tell More Than Time.Product Design, Information, and the Quest for Elegance(New York, London, 2003);关于运动鞋参见Elizabeth Semmelhack, Out of the Box.The Rise of Sneaker Culture(New York, 2015)。 P223

[17]参见Pierre-Michel Menger, Kunst und Brot.Die Metamorphosen des Arbeitnehmers(Konstanz, 2006)。 P224

[22]见上文,第一章第三节,第38—44页。 P225

——译者注[28]这一观点已经被作为审美化问题讨论过,参见Gilles Lipovetsky, L’esthétisation du monde.Vivre à l’age du capitalisme artiste(Paris, 2013);还有Joseph B.Pine, James Gilmore, The Experience Economy.Work is Theatre and Every Business is a Stage(Boston, 1999)。 P226

[33]关于这一点也可参见Konrad Paul Liessmann, Das Universum der Dinge.Zur ?sthetik des Allt?glichen(Wien, 2010)。 P227

在这方面,创客文化(Maker-Kultur)功不可没,参见Chris Anderson, Makers.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New York, 2012)。 P228

[47]参见Bonnie English, A Cultural History of Fash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From the Catwalk to the Sidewalk(Oxford, 2007);Peter Dormer, Design since 1945(London, 1993)。 P229

[52]使用3D打印技术制造单件物品也属此类(即使缺少手工艺和个人性方面的要素)。 P230

[57]Max Horkheimer, Theodor W.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rung.Philosophische Fragmente(Frankfurt/M., 1988), pp.144-198.[58]不过这里有一条出路:当媒体形式成为现场活动,并在某种程度上转入事件这个货品领域时,它可以具有一次性。 P231

[65]关于这个概念参见Ernesto Laclau, “Was haben leere Signifikanten mit Politik zu tun? Die soziale Produktion leerer Signifikanten,”Emanzipation und Differenz(Wien, 2010),pp.65-78。 P232

但并不排除,文化资本主义的其他货品也会引起困扰(比如某些建筑甚至时装)。 P233

[77]详见Davide Ravasi et al.,“Valuing Products as Cultural Symbols.A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Illustration,”Beckert/Aspers (出版人), Worth of Goods, pp.297-318。 P234

[83]关于市场及竞争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参见Klaus Kraemer, Der Markt der Gesellschaft.Zu einer soziologischen Theorie der Marktvergesellschaftung(Opladen, 1997);Dietmar Wetzel, Soziologie des Wettbewerbs.Eine kultur- und wirtschaftssoziologische Analyse(Wiesbaden, 2013); Frank Nullmeier, “Wettbewerbskulturen,”Michael Müller, Thilo Raufer, Darius Zifonun (出版人), Der Sinn der Politik.Kulturwissenschaftliche Politikanalysen(Konstanz,2002),pp.157-176。 P235

[87]在一种非常普遍的意义上,所有的货品都有表演性,带来某种表现,或本身就是一种表现(比如服务业)。 P236

[94]参见第五章和第三章。 P237

——原注 原文为Neoliberalismus,在本书中译为“新古典自由主义”,以区别于新自由主义Neuliberalismus (New Liberalism)。 P238

参见Martha Woodmansee, Author, Art, and Market.Rereading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s(New York, 1994);Oskar B?tschmann, Ausstellungskünstler.Kult und Karriere im modernen Kunstsystem(K?ln, 1997)。 P239

[108]测自售出件数、科研引用率、访问数等。 P240

[114]参见Emanuel Rosen, The Anatomy of Buzz.How to CreateWord-of-Mouth Marketing(New York, 2002)。 P241

[121]关于文化性市场上的赋值进程,总体论述参见Beckert/Aspers (出版人), Worth of Goods, 以及 Jens Beckert, Christine Musselin (出版人), Constructing Quality.The Classification of Goods in Markets (Oxford, 2013)。 P242

关于它与科学的关系, 经典的著述见Robert K.Mert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Chicago, 1998);与艺术的关系见Becker, Art Worlds。 P243

[131]参见Markus Tauschek (出版人), Kulturen des Wettbewerbs, Formationen kompetitiver Logiken(Münster, 2012);James F.English, The Economy of Prestige.Prizes, Award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Value(Cambridge, 2005)。 P244

[137]关于明星,参见Chris Rojek, Celebrity(London, 2001)。 P245

它结合了关注度测量和质量排行。 P246

在所有这些层面上,都发生了劳动形式的文化产业化和独异化,脱离了工业化现代标准化的劳动结构。 P247

这一独异化进程与文化化进程遇到了一起,更准确地说,是劳动形式的文化产业化。 P248

莫拉利奥·拉扎托拉(Lazzarato)正确地称之为“智识大众”[2],他们因20世纪70年代的教育普及而产生,正在成长为创意经济的核心生产力。 P249

生产文化性独异货品要求有一种不同的劳动类型,即创造性的劳动,以追求新异和文化元素为导向,经常表现为项目形式,有很强的内动力,要求参与者全情投入。 P250

卡尔·马克思认为,产业工人阶级是社会生产力和(经济)价值的根本源泉,这种观点在工业社会中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独异性经济中,它反了过来:现在,独异性货品成了(文化)价值的产地,而高端人才组成的“创意阶级”——一个略带自夸意味的概念,这并非偶然——是独异性货品的生产力。 P251

即使在高端人群内部,晚现代劳动领域也是有层级的。 P252

这样继续存在的普适性逻辑,构成了创造文化性独异货品的背景。 P253

创意劳动是指创造文化性及独异性新品的劳动,包括新的物品、媒体形式、服务关系以及文化事件。 P254

[17]创意劳动的核心是,它必须有多种多样的通向各个文化世界的通道,从这些通道中要能找到想法和灵感,去创造出独异的东西,因为独异性不能凭空产生。 P255

团队成员要有多样性[20],要为团队带来尽可能多样的文化资源(从不同专业、发源群体等)和人格特色,使他们能够在生产力上互补,并提供足够的摩擦面。 P256

求索并研制新的独异品及文化事件只是独异性工作的一面;另一面是瞄准受众和消费者(即观众),并与之打交道。 P257

卢克·波尔坦斯基(Boltanski)和伊芙·齐亚佩罗(Chiapello)勾勒了以项目为导向的社会性,它被解读为资本主义晚现代精神的典型特征。 P258

理查德·古德曼(Richard A.Goodman)和劳伦斯·古德曼(Lawrence P.Goodman)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将项目理解为一种临时的体系,认为“可以将之定义为一群能力各异的人,在有限的时间内为一项复合性任务工作”[27]。 P259

独异性的项目式架构也延伸到了主体和集体层面上。 P260

项目之所以具有独异特色,是因为它作为集体性单元本身就是独异体。 P261

我们已经看到,关注度市场和观众赋值市场是怎样成为一种特殊的独异品社会平台的。 P262

[34]除了文化性独异品市场和项目,晚现代社会还有两种独异性社会形式在发展:一个是机构的文化化,不仅涉及狭义的机构文化,还涉及它与所在地的关联;另一个是除了项目之外的第二种异质协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网络。 P263

“创意产业集群”是由不同机构组成的地方性劳动联合体,地点的不可替代性就是它的特色,它们与所在城市或地区的关系、所在地的氛围和环境、公办设施(教育设施、文化设施)及地理位置都是不可替代的。 P264

[40]项目不仅从所有机构组成的网络中受益,而且也从单个员工组成的网络中受益。 P265

因而晚现代的(高端)劳动在主体看来能给人很强的认同感:人们希望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是一种有特殊质量的劳动。 P267

一个人在工业性机构中的定位,取决于他的正规技能。 P268

在“扁平的中产社会”中,它是每个阶层职业成就感的基础,也是确定社会不公程度的基础。 P269

然而它们已经变成了必要的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一轮筛选。 P270

只有当主体不仅具备正式技能,而且具备多种非正式能力的时候,才能有这种多面性。 P271

然而仅有多面性是不够的。 P272

于是,个人形象和潜能开发都具有自独异化和被独异化的双重结构。 P273

表现这个词,在晚现代经济中到处都有:市场,比如说金融市场要谈表现,企业也要谈表现,项目,最终到劳动主体也一样要谈表现。 P274

观众作为赋值机关,在劳动表现这件事上的态度,与市场之于(其他)独异性货品一样是难以预估的。 P275

虽然每种表现都是有意为之,却不能让人看出来刻意。 P276

所要求的不再是履行一个定位清楚的岗位的职责,而是要求有令人信服的、尽可能与众不同的工作成果。 P277

在机构内部,个人完成任务时,一般彼此也不发生竞争。 P278

在这个问题上,前面提到过的社会网络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同时它也起着一种独异化技术的作用。 P279

[66]对于那些可能与众不同的个性来说——比如情感能力、独特性、广泛的兴趣、开放性和商业敏感——这样一些由出身决定的、不容易具备的特征明显有更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才能正是知识文化产业中的高端人才的特色。 P280

人们有可能看重某个同事的独异性,但那必须是一种可接受的,并能被看出价值的独异性,这种独异性在博物馆、广告商、大学、电脑公司、顶级餐馆等环境中总会有用武之地的。 P281

以个人特性为导向的辅导及其全面应用,总是处于一个张力场中(这个概念受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一边是帮助个人成长,另一边是对个人成功之路的战略规划。 P282

只有随着独异性经济,后物质主义的劳动价值观,即劳动是为了实现自我才能够成立,大规模的创意劳动才成为可能。 P283

创意经济的职业文化,将这个艺术家难题提升到了普遍的层面上。 P284

晚现代劳动会给人带来内心满足感,却也暗藏风险,使劳动意识不到边界,而且,因为与职业上的自我成就感、与个人认同没有了距离,自我有可能会陷入身不由己的境地。 P285

因此会产生生活状况的不均衡,比如有的人收入很少。 P286

在独异性的关注度逻辑和赋值逻辑下,任何以前提论公平和以投入论公平的想法都被粉碎了。 P287

鉴于这些,晚现代劳动文化中,对未来机遇的精巧谋算——个人形象有哪些机遇,一件货品、一个行业的机遇——成了一种根本的能力。 P288

[2]参见Lazzarato, “Immaterial Labour,”p.133;关于教育普及参见Paul Windolf, Expans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Higher Education in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870-1900(Boulder u.a., 1997)。 P289

与全球社会理论的关联参见Allen Scott, AWorld in Emergence.Cities and Regions in the 21st Century(Cheltenham, 2012),pp.95-121;透彻的论著见G?sta Esping-Anderson, Changing Classes.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London, 1993)。 P290

[9]参见Stephan Voswinkel, “Anerkennung der Arbeit imWandel,”Ursula Holtgrewe, Stephan Voswinkel, GabrieleWagner (出版人), Anerkennung und Arbeit(Konstanz, 2000),pp.39-61。 P291

[14]参见第一章第三节,第47—50页。 P292

[20]参见Monika Salzbrunn, Vielfalt/Diversit?t(Bielefeld, 2014);另见下文,本章第127页及后。 P293

[26]参见Boltanski/Chiapello, Geist des Kapitalismus, pp.152-176;Ricarda Wildf?rster, Sascha Wingen, Projektmanagement und Probleme(Heidelberg, 2001);Kalkowski/Mickler, Antinomien des Projektmanagements; Christiane Funken et al.,Vertrackte Karrieren.Zum Wandel der Arbeitswelten in Wirtschaft und Wissenschaft(Frankfurt/M.,2015);概论性著作见Markus Krajewski (出版人), Projektemacher.Zur Produktion von Wissen in der Vorform des Scheiterns(Berlin,2004)。 P294

合作在目标性上虽然更确指一些,但又缺少文化上的自我价值。 P295

[36]参见Paul du Gay, Consumption and Identity at Work(London, 1996); Nigel Thrift, Knowing Capitalism (London u.a., 2005)。 P296

[41]参见Mark S.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973):1360-1380。 P297

参见Cornelia Koppetsch, Das Ethos der Kreativen.Eine Studie zum Wandel von Arbeit und Identit?t am Beispiel der Werbeberufe(Konstanz, 2006)。 P298

但译者研究上下文后,认为“人才”是指一个人,而这里的talent是指一个人的品质,故“人才”不合适。 P299

[57]参见第二章第二节,第94页及后。 P300

[62]参见Neckel, Die Flucht nach vorn; ?hnlich Pierre Rosanvallon, Die Gesellschaft der Gleichen(Hamburg,2013)。 P301

“出身”在高级管理术中以另一种方式起决定作用,参见Michael Hartmann, Der Mythos von den Leistungseliten(Frankfurt/M., New York,2002)。 P302

[74]原文为anonymes Publikum,这里的“无名”与姓名无关,是指不能确定观众的身份,观众是由未知的人组成的。 P303

[78]关于这一结构的详细论述见Menger, Kunst und Brot; Jean-Paul Fitoussi, Pierre Rosanvallon, Le nouvelage des inégalités(Paris,1996),第二章。 P304

关于嫉妒的历史,也是被严重忽视的,不过可以参见Frank Nullmeier, Politische Theorie des Sozialstaats(Frankfurt/M.u.a.,2000)。 P305

应该说技术环境总是与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社会实践以特有的方式内化技术。 P306

[3]工业化现代向独异性社会的转型不仅在于(见上一章的详细分析)向独异性经济的转型,还在于科技体系向数字化、电脑化和网络化的结构转型。 P307

技术引起了社会的独异化,这是与科技的文化化连在一起的,同时,它对数字条件下“文化”的意义也提出了挑战。 P308

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所有的技术范式都是这样的:从狭义的工业革命角度来说,有蒸汽机车和铁路时代,钢铁、电器和重工业时代,还有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等范式。 P309

此外,数字化电脑网络确实在最初的层面上强化了普适性范式,即可计算性、同一性和通用性的范式,是的,它加剧了这种范式。 P311

[9]我们先来看看电脑计算,即全球通用的计算机技术。 P312

布尔于19世纪中期发明的这种二进位制理论,可以由图灵计算机应用于所有媒体形式中。 P313

因而网络的普适化是以通信的全球化为形式的,在物联网中,通信的全球化也将非生命的参与者包括在内。 P314

晚现代社会实践的很大一部分——作为对数字化的逆反有时候很强势——还是非数字化的。 P315

数据可以理解为各种差别的体系(Systeme von Unterscheidungen),它出现在机械程序内部(二进制、算法),因而是独立于主体的知识之外的。 P316

[20]这一点,不仅体现在YouTube和Instagram上,其他社交媒体比如脸书和推特也越来越多地转向图像内容。 P317

它本来就不是信息,而是审美客体,带有情感力量。 P318

老的媒体技术各有自己的专门形式,其生产和储存也是各不相同的。 P319

[30]第一,文化机器普遍地造成了文化形式(以及信息)的严重过度生产和受众关注度短缺之间的结构性不均。 P320

在争夺受众关注度的时候,富有感性力量的(消遣、气人、吸引人的)文字、图像和游戏更有可能胜过情感力量薄弱的一方。 P321

全部文化元素都能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以同样的方式服从关注度市场和赋值市场上的竞争机制。 P322

一方面,不断地有新的文字、图像等被发布出来,极大地排斥了原有的。 P323

典型现代社会认可的文化——至少在市民阶层内部——受到所有人的认可。 P324

[41]在此要区分文化性和机械性两种独异化进程。 P325

大量的数据,即大数据(big data)可以借助通用算法得知单个用户独有的特征,甚而有可能得知每个人独有的特征。 P326

下文我们会仔细分析,在数字技术中,晚现代主体在根本上如何成了一种形象主体。 P327

晚现代主体本身与他在观众面前所表现的那个“他”越来越成为一体了,互联网就是他的舞台。 P328

这就是晚现代主体想要的。 P329

个人形象在某些情况中有其格式,用户须填写规定的标准板块栏目。 P330

整体造型是指:人们利用二维空间,来展示自己这个人——一幅媒体元素(文字、图像)构成的拼贴画。 P331

形象主体必须不断地证明自己的独特和多面性,不断地进行新的表演。 P332

只有主体不仅在展示,而且能在一个情景中感到“实现了”自我,他才显得“真”。 P333

视觉化体验过程一般就是为了留住一闪而过的正面情感——各种场合的正面情感,比如家庭聚会、开幕式、旅行或外出用餐。 P334

当然,形象主体面向的受众圈子是很多变的,包括可能最大范围的、无限的观众群,比如博客或YouTube创作者面对的观众就是这样;也包括如今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半开放的好友群体。 P335

观察并不是指什么监视,而是普通意义上的:系统观察它周围的环境,区分并标识里面的各种现象。 P336

Profil[61](英文中为profile)这种格式在晚现代成了独异化的主要格式,而在19世纪末,体制要对付负面的独异性时才会用到它,这个词也是在这种用途中才变得广为人知:它是指刑事领域的罪犯画像。 P337

与面向公众的个人形象不同,这种机器操作的主体形象不必具备统一性以提高个人辨识度;只要得知每个人的偏好就行了,全部的、杂乱的偏好,比如他喜欢的音乐,他的政治态度和衣着。 P338

工业化现代社会也对消费者和选民进行研究,但采用的手段是抽样调查,即小数据,这样是不能将主体作为各不相同的独异体加以了解的。 P339

对主体的观察转向自省,将机器操作的他者观察与主体的自我独异化连接在一起:数据追踪出来的结果,主体是得不到的,而个人感知的移动式记录技术却能够让主体对生活方式和人生历程以叙事的方式进行反省。 P340

这一独异化进程有两种最著名的体现形式:脸书的信息流,以及谷歌的搜索结果。 P341

数字世界的这种独异化方式,可以理解为对关注度短缺问题的一种回应。 P342

独异性其实是在将这些单个选择拼插组合起来的过程中产生的,这就为混搭(mash up)和再创造提供了空间。 P343

[76]例如有的团体是某一电视剧的粉丝,有的因共同的旅行目的地或某种休闲活动而聚在一起,有的则是政治性团体,有某种共同的意识形态,还有的是为维护受歧视者的权益而组成的群体,但也有一些“暗网”团体。 P344

[79]回顾一下:社会网络是各个单元之间(比如主体)的关系总和,没有固定的边界,是动态而不可闭合的。 P345

结构上它既不同于独异品市场,也不同于开放网络。 P346

它们组成了伊莱·帕里泽(Eli Pariser)所说的“过滤泡沫”(filter bubbles)[82],这样,各个团体有不同的世界观,甚至可以说形成了许多平行存在的媒介社会。 P347

网络看似有无限可能,看似已完全摆脱了大众文化的强制,但这背后潜藏着新的强制和难题。 P348

首先遇到问题的是无法做出独异性表现的主体,因为显得太平淡无奇。 P349

晚现代的主体性是多元的,但完全能清楚区分正常与不正常。 P350

线上、线下的个人认同是彼此交织的——数字化主体不再是匿名的,而是有名有姓、有模有样的,这个事实也阻止了上面所说的先锋性倾向。 P351

网络是绝对要求“新”的,要求感人的当下主义,刚刚过去的通常立刻被遗忘。 P352

网络的另一极端是网络欺凌、幸灾乐祸的“狗屎风暴”(shitstorm)[93]、“钉在耻辱柱上”的“囧星”……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情况中,个人成了交际世界中被侵犯、羞辱和蔑视的对象。 P353

关于实物体系,有一种行为学上的理解,参见Andreas Reckwitz, “Der Ort des Materiellen in den Kulturtheorien.Von sozialen Strukturen zu Artefakten,”Unscharfe Grenzen.Perspektiven der Kultursoziologie(Bielefeld, 2008),pp.131-156。 P354

[6]参见Carlota Perez,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Techno-Economic Paradigm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4/1 (2010):185-202。 P355

[12]关于这个主题参见Martin Warnke, Theorien des Internet(Hamburg, 2011)。 P356

我保留使用信息的概念,用来指代Floridi专门称为“语义信息”的东西。 P357

[26]参见Mathias Fuchs u.a.(出版人), Rethinking Gamification(Lüneburg, 2014)。 P358

[34]屏幕作为门槛,这一点参见Manovich, Language of New Media,第94页及后。 P359

[40]见第二章第一节,第90页及后。 P360

[46]参见第二章第一节,第85—87页。 P361

[52]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可以设想:照片/影片不仅物化了体验,而且取代了它。 P362

[59]参见Viktor Mayer-Sch?nberger, Kenneth Cukier, Big Data.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Work, and Think(London,2013)[德文版: Big Data.Die Revolution, die unser Leben ver?ndern wird(München, 2013)]。 P363

不过在政治竞选过程中,人分析也可以用到,比如贝拉克·奥巴马2008年和2012年的竞选。 P364

关于数据库作为社会形式的重要性参见Manovich, Language of New Media,第218页及后;Marcus Burkhard, Digitale Datenbanken.Eine Medientheorie im Zeitalter von Big Data(Bielefeld,2015)。 P365

[77]后者被Anderson在另一种背景下改写成了长尾效应,参见Chris Anderson, The Long Tail.Nischenprodukte statt Massenmarkt(München,2011)。 P366

[81]指“布赖特巴特”新闻网创始人安德鲁·布赖特巴特。 P367

[87]德语国家会对一些个人肇事者进行深度剖析,比如2008年奥地利阿姆施泰滕(Amstetten)案件,或2011年奥登瓦尔德中学性丑闻,以及2015年的航班撞山案。 P368

——译者注[94]不过网络上有可选的形式,用以处理矛盾的情感。 P369

本章中,我将探讨这一进程对生活方式的影响,即晚现代主体塑造生活的方式和主体被塑造的方式,以及这一点对整个社会景象的影响,就是说它如何在结构上影响社会环境和社会阶层。 P370

与常有观点不同,我认为将晚现代生活方式的问题与这种生活方式主要的社会承载者群体分开来看是没有意义的。 P371

知识分子、拥有大学学历者和高端人才群体自20世纪80年代起,渐渐地不再是一小撮精英,而是占据了西方社会——以继续增强的趋势——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这就是新中产阶级。 P372

[7]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辉煌三十年”是它最典型的阶段,美国、联邦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最为清楚地体现了中产阶级一统天下的局面。 P373

以前的中层削弱了,越来越显示出两极分化的格局:一个高端文化阶层,拥有雄厚的文化资本(以及中等至雄厚的经济资本);一个低端文化阶层,占有微薄的文化资本及经济资本。 P374

新知识阶层崛起的反向,是新底层的形成。 P375

新底层的财富紧缩前所未有,这是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 P376

[17]除了严重两极分化的新知识中产与新底层之外,晚现代还有两个重要阶层,在这里至少要先简短提及(本章结尾会再次论述):社会顶层以及“旧”中产即非知识中产。 P377

[20]审视整个社会结构,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工业化现代典型的“扶梯效应”保证所有阶层都能增加财富[21];晚现代的社会与此相反,其结构的典型特征,我想以“料斗电梯效应”来描述。 P378

[22]第二个层面是自我文化化的生活方式。 P379

底层这个称号就说明,它在外人眼里和自己眼里,都是处于社会等级下层的——被看作“失败者”和“脱离社会者”的文化。 P380

在本章的第三节中,我将详述生活方式的这些“砖石”,不过我们还要花些笔墨,先回答一个问题:新中产生活方式的抽象逻辑是什么?浪漫主义与市民性:新共生体要理解独异化生活方式的原则,必须将之置入西方现代社会生活形式和主体形式两百年的历史之中,用长远的眼光来审视。 P381

有一种现代文化传统极大地影响了独异化生活方式,这一点强调多少次都不过分。 P382

[29]1968年后发生了后浪漫主义“本真革命”,这个自然也会要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出现相应的机制和体制——第二、第三章已详细分析过——即独异性经济的兴起,及其劳动和消费方式。 P383

独立自主的自我是市民性追求的理想,这种自我表现为一种客观的主见,以及在面对世界和文化时,一种深谙其道的姿态。 P384

这些能力中的大部分,是新中产从市民阶层的理念和知识中学来的,学习了他们处理市场情况的能力,以及他们对工作、教育和文化产品的独到认识。 P385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这个概念在心理学中被科学化了,成了“实现自我”(self realization, self-actualization)和“自我成长”(self growth)。 P386

其中一条,20世纪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已经走过了,另一条则是新中产在走的。 P387

是什么让晚现代生活方式具有了独异性呢?回答是:文化化与独异化不仅是文化资本主义和数字媒体的宏观体制进程,还包括新中产主体在微观层面上不断进行的文化化和独异化活动,他们认为这样能够实现自我。 P388

日常生活的这一文化化同时也是独异化行为:人们寻求独特的东西,或自己将某种事物架构成独异的,这就是说给它高度的自复杂性。 P389

独异的主体就是以这种独异的方式体验世界的“结果”。 P390

策展人并不是凭空发明什么,他只是巧妙地组合。 P391

策展人姿态,是晚现代生活方式的标记。 P392

在消费的概念范围内还不能完全理解新中产的创意生活方式,因为还缺少重要的一点。 P393

这背后,就是简单的消费选择与复杂的策展倾向之间的差异,是被动消费与主动实践的差异。 P394

这确实是一种新情况,因为工业化现代的文化明显偏好当代,偏好面向未来的东西,认为它们表达了现代性对“落后”的旧时代的优势。 P395

理查德·彼得森(Richard A.Peterson)和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学家得出结论说,后现代文化消费者变成了“杂食者”(ominivore)。 P396

以异文化为背景,还可能部分地引起人们对本地或本国文化的反思。 P397

[60]文化世界主义是一种全球主义,因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价值而存在。 P398

[62]地位投资与独异品的名望我已指出,新中产主体所关注的是成功地实现自我,即在一种获得认可的社会地位上,为自己感到满足。 P399

新中产不能安于扁平的中产社会那种一般的工作关系,他们要活跃在机会与风险并存的市场上。 P400

这是指主体有必要维护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智,使二者为职业成功和幸福生活打下坚实基础。 P401

[67]就算在最初的层面上,可以将独异化的生活方式看作主体实现自我的愿望,但策展式的生活只有(故意地或看似无意地)在场景中表现出来,才能带来名望,而且这名望还要高到让别人都看得见的程度。 P402

获得认可的独异性对主体来说本身就成了资本——独异性资本。 P403

尽管这些领域林林总总,但它们都是文化化和策展式独异化过程中人们爱用的:在“生活即文化”中,它们被改造成文化活动,除了单纯的功能用途之外,它们还被要求有一种自我价值,而且人们也希望它们有这样的价值。 P404

就是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在独异化生活方式中也能成为高度智识化的对象,成为一种微妙的审美观念与伦理观念的对象。 P405

[72]不过还是可以认定,工业社会曾发生过食物的功能化,在很大程度上剥除了食物的强文化意义。 P406

工业标准化风格的饮食缺少美感和伦理维度(典型例子是麦当劳之类的全球快餐链、食品制成品或传统的食堂餐,还有社会下层的饮食),与此相反,美食的独异化发生在多个维度上。 P407

它追求独特的、从未有过的味觉体验。 P408

健康生活的理念贯穿了新中产的整个生活方式,首先体现在饮食方面。 P409

在居所问题上,人们架构自己的空间,为自己的日常生活创造环境氛围。 P410

居住地变成了一个特别具有文化价值的问题,并且因此关系到社会地位;而居室的日常布置成了一种日常的创意策展活动。 P411

在热爱城市生活的新中产那里,扁平中产社会无可争议的理想居所——一家一户的小楼失去了往日的地位,而城内的居所显得更有魅力。 P412

[92]从温哥华、阿姆斯特丹到墨尔本,观察一下这些城市知识阶层的居所,就能发现一种共同的文化世界主义审美模式:一方面,它们通透、宁静、素雅,另一方面,它们又很有趣而且有文化上的多样性。 P413

不过这并不是随意组合的:“软现代主义”是指,人们对于柜子、桌子、厨柜或沙发,偏爱包豪斯风格或北欧风格的明朗线条,但这还需要自然材质而且来源不同的各种单品(古董、旧货、工业设计品、富于个性的青年设计师作品)做补充。 P414

总之,新中产的居室里满是精心挑选的看似平常的物件,它们就像艺术品,同时又与非常个性的人生思索联系在一起。 P415

这就是所谓非特殊化的旅行,即出行不限于休假期间特定的时间段。 P416

浪漫主义的旅行观念就是一个旅行者的视角,他要在大自然中、建筑艺术或日常生活中探索陌生之地(经典:“意大利之旅”),获得日常生活所没有的美的享受。 P417

巴黎或托斯卡纳之所以成了经典的旅游胜地,是因为它们的空间特性有令人震撼的独特性。 P418

体验是否能够与众不同,虽然无法事先确定,却可以通过一些做法提高它的可能性,比如不订酒店,而去住民宿(Airbnb等),或者长期(最好几周)互换住所,好让自己“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真正”了解一下某个国家或城市。 P419

人们寻找“真”体验,但又很难绕开标准化的旅游产品;人们行走在高度旅游产业化的世界,不管愿不愿意都是旅行者集体中的一员。 P420

20世纪也是大众体育的世纪:一方面,擅长竞技的身体在公开赛事中互相较量;另一方面,(曾)存在为一般市民而设的休闲运动协会。 P421

[109]身体的吸引力像是主观上个人价值感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名望的一个元素,成了“主体资本”。 P422

晚现代的运动有一部分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比如提升体能,但更重要的是,它们类似自我训练技术,对于主体来说,这本身就是目的:让身体尝试各种可能,直到生理和心理的极限,不论是在对自我的关系上,在与大自然的关系上还是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上,这样做都具有审美和乐趣的价值。 P423

[113]第四,许多传统的大众体育项目是在室内或运动场上进行的,而晚现代的运动者走向了户外。 P424

在教育和学校这两个领域,知识中产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动机——实现自我和社会名望——结合得最为紧密。 P425

说教育和学校经历了曲折的转型,没有太大的意义,要说晚现代有什么总体教育风格也同样没多大意义。 P426

因此,在很多层面上,晚现代的教育风格与以前扁平中产“适应社会的孩子”那种理念是相反的。 P427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校教育的发展似乎与儿童独异化的趋势是相反的,但这只是第一印象。 P428

学校教育本身就成了一种文化性货品,它要求具备独异性,它面对非常苛刻和挑剔的消费者,即新中产家庭。 P429

这样做的前提,就是学生要具备相应的自我管理能力,要有主动性,还要有其他非正规的文化资源——知识中产在孜孜不倦地为这些前提下功夫。 P430

晚现代的新中产阶层,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这些方面是什么样的呢?工作与生活 工业化现代的生活方式是二元的,即工作和家庭生活,这两个领域各自的逻辑是相反的。 P431

独异化的生活方式确实“城市”得多。 P432

于是老年人群体的理想也成了“积极老去”,至少中产阶层是这样想的,他们也有相应的文化、健康和经济资源。 P433

被独异化的不再是整个集体,而是独自承担性别角色的主体。 P434

对成就的执念一直是现代中产的标志,只是它现在表现为“专业”,牢牢地与教育这个前提绑定在了一起。 P435

[145]生活方式中的矛盾:永不满足的自我实现晚现代的独异化生活方式,给了主体尤其是新中产获得幸福生活的巨大机遇,这一点几乎是无可辩驳的。 P436

如果把名望投资当作头等大事——比如求学、求职、择偶时特别在意是否能带来成功,在职业上过于拼命,或来去不定——就有可能为了积累资本而荒废实现自我的种种目标。 P437

理想情况下,应该是所有想得到的都能同时实现:事业和家庭,眼前和远方,历险和散淡,等等。 P438

从这方面来看,典型的现代社会坚信进步,是一种预防失望的机制。 P439

[152]对于新中产来说(对其他阶层更是如此),社会的文化产业化提供丰富多样的货品,能增强个人认同,虽然给了人们很多机会,但根本上也暗藏着一系列的失望,这在工业化现代社会是没有的。 P440

微观层面上已经是这样了:功能性货品或标志身份的货品,它是否成功是可以提前看出的——在扁平的中产社会,新房子或新汽车能“自动”带来社会名望;但一件文化性货品是否能带来成功体验是无法预言的,比如一次旅行到底是新体验还是灾难,这个“度”就很小了。 P441

现代社会的典型阶段,人们已经尝试通过相应的控制机制——从医疗到保险业——应对无能为力的事,然而在独异化的生活方式中,这种想法完全成了另一回事。 P442

失望并不纯粹是智识上的事,还有负面情感比如自责、(有针对性或没针对性的)愤怒或悲伤(因为失去了机会)。 P443

如果说,在旧中产社会的基础上兴起的知识中产阶层,在社会和文化上都是“向上走”的,那么新底层就是“向下走”的。 P444

[162]如果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理解为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带来了知识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并导致制造业和产业工人数量双双缩水,那么这一论点无疑是正确的。 P445

在外人看来,这些困难仿佛都不大,但其实它们转眼就可能变成生存威胁,比如使人无法工作的疾病、事故、失业、公司倒闭、房租、孩子上学等。 P446

[164]正如弗丽德里珂·巴尔所说,当代的服务业无产阶级主要以一种蔑视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 P447

家庭生活也是这样:传统中产也包括当时的工人阶层,家庭生活对他们来说具有很高的价值,甚至是核心价值。 P448

文化去值在晚现代文化中,新底层的方方面面都成了负面文化化和去值的对象:它被认定为无价值的,而且这是针对所有那些我们在新中产生活方式里逐一分析过的组成部分。 P449

身体也是一样。 P450

“不要学坏”是新底层坚定的教育目标。 P451

城乡分化成了主流与边缘的分化,也就成了主流生活方式和边缘生活方式的分化。 P452

[181]自由主义-大同主义新中产和承担这些理念的机构们,将新底层的政治态度也作为负面文化化的对象,它成了伦理上“坏的”表现。 P453

这可能让人感觉受辱或羞耻,或转化为愤怒。 P454

[184]值得注意的是,底层另有三种策略是依靠独异性和“真”的,但实现方式与知识阶层相反。 P455

有些人能将这些手段运用得出神入化,获得非同凡响的成功,在社会上成为一种不正当的独异品,却有望在自己圈子里获得很高的声誉。 P456

在这种政治倾向中,“下层对上层”“当权派对‘人民’”这样划清界限式的斗争已经露出了苗头,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批判新中产这个精英阶层所主导的文化缺少“真实性”,说它是“造作”而“虚假”的。 P457

要窥得这两大群体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的动向和关联,还得把另外两个阶级——前文已短暂涉及——包括进来:上层阶级,以及非知识中产,即一些“旧”中产。 P458

不过,新上层收入和财富更多,能够进一步深化独异性的生活方式。 P459

[193]在晚现代社会,这个人群处于一种新的特殊处境: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们失去了社会中流砥柱的地位,正在缩小减弱,夹在不断扩大、不断上升的新中产和不断下降、同时也在扩大的新底层之间。 P460

21世纪初,旧中产处于分裂之中:仍有一部分人相对稳定地继续“居中”生活,特别是发达的小城市;[195]另一部分在文化上是向上走的,想通过提高专业技能走入知识中产,他们向往独异化的生活方式。 P461

另一层面是生活方式的文化化和独异化,在这里,新中产的世界主义与旧中产的固守乡土明显对立。 P462

在那部分“可敬的”底层人眼里,旧中产象征着他们所向往的有序生活。 P463

它其实是指一个社会群体,有共同的生活方式模式,拥有可确定的共同的社会地位,其形式是相应的社会资源(资本)以及特有的劳动形式。 P464

批判的观点来自Michael Young, The Rise of Meritocracy(London,1958)。 P465

[8]料斗电梯(Paternoster)是一种老式电梯,18世纪出现于英国。 P466

于是教育普及就有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仅有高等学历还不能算雄厚的文化资本,还要是少数精英大学的学历。 P467

[19]关于“三分社会”这个概念首见于Friedrich-Ebert-Stiftung (出版人), Arbeitspapier, Gesellschaft im Reformprozess(Berlin,2006)。 P468

“过一天算一天”也有消极意味,但也有“撑一天算一天”的意思,译者认为更合适一点。 P469

——译者注[29]参见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Countries(Princeton,1997)。 P470

参见http://www.sinus-institut.de/fileadmin/user_data/sinus-institut/Bilder/sinus-mileus-2015/2015-09-23_Sinus-Beitrag_b4p2015_slide.pdf,Accessed June 12 2017。 P471

[41]Walt Whitman, “Song of Myself,”Leaves of Grass.The “Deathbed” Edition (eBook)(New York,2005), pp.74-250, 此句见于第247页。 P472

[46]关于这些概念见上文,第三章第一节,第124页及后、第126页及后。 P473

参见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1991), 第16页及后。 P474

[60]这是指杂糅混血情况。 P475

[67]Gerhard Schulze和Pierre Bourdieu各自提出了互补的观点,应该将二者放在一起来考虑:Schulze认为晚现代只在乎个人经历,社会名望似乎无关紧要,而Bourdieu则认为个人的出色和名望就是一切,内在价值不过是意识形态表象的遗留。 P476

[71]概论性著作参见Carol Counihan (出版人), Food and Culture.A Reader(New York,2008); Anne Murcott (出版人), The Handbook of Food Research(London,2013)。 P477

[78]参见Parkins, Craig, Slow Living; Michaela DeSoucey, Isabelle Techoueyres, “Virtue and Valorization.‘Local Foo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David Inglis, Debra Gimlin (出版人), The Globalization of Food(London,2013), pp.81-96。 P478

[84]关于这一点,当代的文献记载参见Herlinde Koelbl, Das Deutsche Wohnzimmer(München,1980)。 P479

——译者注[90]盖尔森基兴是德国北威州一个工业城市,巴洛克指一种经典的风格。 P480

旧家具——跳蚤市场上的单品,已经有点破损——在两方面都占优势,因为它们既显得独特,又保留了现代主义风格。 P481

[99]参见Urry, Tourist Gaze。 P482

[106]关于这一主题领域的总体论述参见Chris Shilling, The Body in Technology, Culture and Society(London, 2005)。 P483

比如关于探戈运动可参见Gabriele Klein (出版人), Tango in Translation.Tanz zwischen Medien, Kulturen, Kunst und Politik(Bielefeld,2009); 关于瑜伽参见Suzanne Newcomb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Yoga.A Survey of the Field,”Religion Compass 3/6 (2009):986-1002。 P484

[117]以美国为例的论著参见Wayne J.Urban, Jennings L.Wagoner, American Education.A History(London, 2008), 第六至第八章。 P485

[123]关于这一关联参见Heinz Bude, Bildungspanik.Was unsere Gesellschaft spaltet(Bonn,2011)。 P486

教师于是也成了创意经济中的人物。 P487

[134]参见Lutz Roth, Die Erfindung des Jugendlichen(München,1983); Benno Hafeneger, Jugendbilder.Zwischen Hoffnung, Kontrolle, Erziehung und Dialog(Opladen,1995)。 P488

如果将性别问题与阶级问题分开看,是不对的。 P489

关于全球化和分裂倾向之前新的政治分野参见Hanspeter Kriesi 等,“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Political Space.Six European Countries Compared,”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5/6 (2006):921-956。 P490

比如消极、不加控制、无纪律、混乱、社会恐惧症等性格表现,这些无疑都是特殊的,但在独异性生活方式中不会赋予独异性价值。 P491

[156]这一视角是从心理治疗经验中提取的,参见Rainer Funk, Der entgrenzte Mensch.Warum ein Leben ohne Grenzen nicht frei, sondern abh?ngig macht(Gütersloh,2011)。 P492

参见第六章第二节,第300—304页。 P493

[165]参见Bahl, Lebensmodelle。 P494

[171]在德国,是“底层文化”这个标题;英国用的词则是chaws,参见Ege, Proll mit Klasse;以及 Owen Jones, Chavs.The Demoniz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London,2011)。 P495

关于移民底层的教育参见Didier Lapeyronnie, Ghetto urbain.Ségrégation, violence, pauvreté en France aujourd’hui(Paris,2008), 第439页及后。 P496

[182]以前就有论著,关注了19世纪的关于底层的负面话语以及底层对阶级危机的恐惧,参见Louis Chevalier, Classes laborieuses et classes dangereuses à Paris, pendant la première moitiè du XIXe siècle (Paris,1978)。 P497

[187]参见Ege, Proll mit Klasse; Wellgraf, Hauptschüler;Marc Dietrich, Martin Seeliger (出版人), Deutscher Gangsta-Rap.Sozial-und kulturwissenschaftliche Beitr?ge zu einem Pop-Ph?nomen(Bielefeld,2012)。 P498

[192]在某些领域,比如都市的房地产市场,上层是直接的甚至更强的竞争者,这会让另一些人感到自己的弱势。 P499

总体上,一再被提到的西方“中产危机”涉及的就是旧中产,参见Steffen Mau, Lebenschancen.Wohin driftet die Mittelschicht?(Berlin,2012)。 P500

晚现代政治与组织化现代的政治根本不同。 P501

开放式是说,它总是力求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打开缺口,实现跨界;分殊式是说,它强调并支持社会区别和文化差异。 P502

这些事件本身也可能引起结构变化,成为历史上的标志。 P503

最后,2001年纽约世贸大楼遭到了恐怖袭击。 P504

为了调节全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的全面包容,人们主张由国家来调控社会,调控(资本主义)经济,[4]准确地说,即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由民族国家来调控经济进程,建立福利国家标准,以降低个人的风险,减少社会不公。 P505

站远一点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两种要素结合在一起,成了一种综合的自由化政治范式。 P506

新自由主义的竞争导向与富于企业精神的政策,适应了市场的去边界化,适应了后工业时代的劳动形式和不断创新的要求,并将这些不断地推向前进。 P507

它的核心目标上文已经说过,就是在去边界化的市场格局中增强竞争力,这似乎是达到富裕的条件。 P508

在这一背景下,竞争力国家的政治却在促进一种独异性的政治逻辑,普适性在这里终究也只是一种“基础设施”,作用就是推进独异性。 P509

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以来,席卷西方社会的自由化进程,也包括“左翼自由主义”的一面在内。 P510

[15]在文化多样性理念下,文化、文化活动、客体、个人和共同体的独异性都是受到尊重的,是应该被扶持的;这里的多样性是指丰富、多元的独异性。 P511

[19]作为自有价值和目的理性的共生体,文化多样性也出现在行政机构和经济机构实施的“多样性管理”(diversity management)体系中,[20]其渊源仍是1968年以后的民权运动。 P512

这一点值得做一番详述,因为城市同时也是政策扶持下典型的文化独异品市场。 P513

[23]大城市和热点地区不仅是地方自由化治理的中心,而且与一种城市亚政治紧密相关,也就是由国家层面以下其他社会机关进行的类政治架构实验,这些机关以创意经济的企业和机构为代表,还包括一些主要由知识中产构成的社会群体。 P514

[27]晚现代的大城市和大都市不断将自己塑造成特别的地方,主观、客观上都想通过自己的特色焕发吸引力。 P515

新中产阶层仍是这一发展进程的核心,这一进程的转折点同样也是20世纪70年代。 P516

[34]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上,城市应当把“自己的逻辑”作为与众不同的特色来发展:物质环境,即建筑和空间架构;城市的社会活动(工作、街区生活、狭义文化等);以及城市在叙事、想象和图像中的体现。 P517

当然,选择生活在哪个城市总要考虑到功能性(比如是否有合适的工作)。 P518

晚现代城市政策是创新导向型国家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同时,文化作为多样性资源在这一层面上也成了国家调控的对象。 P519

城市独异化政策的艺术,在于发现独异之处,对之进行耕耘或继续发展,必要的时候,还要使之令人信服地发生转变,比如在文化上重新解读或加入新元素(就像格拉斯哥、巴塞罗那或马赛的做法)。 P520

第一个就是关于城市政策的焦点:城市政策应该关注访客、投资人和未来居民面前的可见度市场,还是关注现在居民的生活质量?文化导向的治理理念力求熊鱼兼得,但两种赋值很容易各走各路:外来观察者的评价标准与城市的可见度和形象紧密相关,而内部评价标准则以日常体验到的生活质量和城市功能为主导。 P521

[42]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同质化。 P522

有一些小地方和乡村出现了再赋值现象。 P523

它有四种形态:族群共同体,其政治化过程含有身份认同政治的形式;文化本质主义倾向;各种版本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特别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最后还有右翼民粹主义。 P525

[51]那之后,新共同体真正的崛起却发生在政治和亚政治领域,有各自的族群、宗教或民族身份认同。 P526

文化性共同体不是目的理性组织,它被自己的成员赋予一种自有价值。 P527

它们与外界的关系有各种情况:有些共同体只满足于耕耘自己的世界,与外界的界限较弱(比如某些地区性运动,或一些少数语言),另有一些,带着对外界强烈的鄙视建设“自己的”文化,有时会带着一种有攻击性的敌我意识。 P528

于是,文化本质主义的时间观念也与超文化不同。 P529

这正是关键的区别所在:传统的共同体是作为隐性背景存在的,是无关选择的,现代、后浪漫时代和后传统时代的新共同体却必须重新建制和产生,主体自己选择决定加入,因为这些共同体在散发着文化上和情感上的吸引力。 P530

如前所述,晚现代文化本质主义和文化社群主义及其相关的新共同体,在各种不同的视角下,各有其独特的(晚)现代形式,与传统的共同体有别。 P531

第六,晚现代社会的文化共同体处于自文化化和异文化化的辩证过程中,共同体不仅在自说自话,还要经常受到媒体、国家等机关的关注,就等于说这些机关自己表现、制造出了文化性集体(“那些穆斯林”“那些黑人”“那些民粹”)。 P532

第一个是20世纪70年代的民权运动,主要发生在美国。 P533

[63]20世纪70年代以来族群集体复兴的第二个推动力,是发展中国家向西方社会移民运动的深化(比如墨西哥人移民美国,北非人移民法国和荷兰,土耳其人移民德国,南亚人移民英国)。 P534

[67]所以,如果将移居进程等同于均一的移民团体,是一种错误。 P535

文化多元主义所做的是正面的异文化化,与之相对立的,是政治和媒体领域另一种话语,一种针对族群性共同体的“负面”异文化化,其形式是新种族主义。 P536

作为社会文化范畴,族群性和民族性的界限通常是流动的,民族的集体身份认同却会在两个方面超越族群性:一方面,它们一般与固定、有限的领土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它们总是与国家政治有关联,要么关联着一个民族国家,要么就是在一国内部提出的自治要求。 P537

地区性的民族运动,加拿大的魁北克可以作为一个范式。 P538

[77]与国家民族主义挂钩的文化本质主义,区别幅度也很大,从维护“自己”文化——有的甚至很有攻击性——到拒斥“外来物”都有。 P539

如果是那种与外界严格划清界限的民族主义[80],那么他们眼中的西方形象要么是没有文化的理性主义,没有价值,要么就是大同主义的超现代,过度强调个人的自我实现。 P540

宗教有了吸引力,可以理解为晚现代社会文化化的一部分,晚现代社会的文化化就是为了应对现代社会的过度理性化形式——组织化现代,应对它在叙事、伦理和情感上的缺陷。 P541

[84]美国的福音派、拉美的灵恩派、西欧移民以及一些伊斯兰国家中的原教旨主义分支都是典型例子。 P542

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在进行社会了独异化吗?它们在将自己塑造成独异性新共同体吗?奥利维埃·罗伊分析指出,晚现代,全世界的原教旨主义都采用标准化的形式。 P543

[90]它们可被理解为文化本质主义的另一个版本,与文化民族主义有部分交叉。 P544

这一新的巨大分野根植于一对矛盾,一边是某些民间社会文化团体所持的“社群主义”的、反对多元化的政策,另一边是自由派主张开放市场、开放身份认同的世界主义政策:这是封闭政策和开放政策之间的分野。 P545

社会的均一性模式是指,“真正的”人民在生活境况和关切上都是有社会一致性的——就是“小老百姓”、普通职员和工薪族,那些“辛勤劳动建设国家的人”等。 P546

这些人包括活跃在全球的实力精英(“全球主义者”)、持世界主义价值观的新中产、典型的大都市居民、反对传统家庭观念的进步运动(女性主义、性少数群体运动)或一些国际化运动的支持者。 P547

这就产生了文化冲突,其形式是围绕着文化展开的冲突。 P548

同时,个体通过文化的组合和杂糅来实现自我,这种以新中产的生活方式为代表为创意产业量身打造的文化模式,与本质主义者所要求的文化模式正好相反,他们所要求的是均一的共同体,个体只作为其中的一分子。 P549

这个外围对抗着中心,即对抗其经济、科技、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这些结构即本书的重点内容)。 P550

自由主义与文化社群主义这样并存的情况,肯定没有消失,但自世纪之交以来,却大部分转化成了对立。 P551

左翼自由主义以文化多样性为目标,用批判的目光仔细审视之后,人们清楚地发现,文化本质主义、族群共同体和宗教团体并不是乖乖地等着被安放进文化多样性的少数派共同体,他们中有一些,对基本的自由主义社会体制是不信任的。 P552

自由主义的无壁垒市场进一步强化了后工业经济,也加剧了在这种经济下的两极分化趋势:职业的高端与低端、社会文化地位的升与降、热点地区与没落地区。 P553

一开始人们不明白,这些行径与政治有什么关系。 P554

[113]如此看来,晚现代文化仿佛是社会和平化的顶点。 P555

在一种排除了暴力(只有体制内暴力)的文化中,可见的、刻意的行为暴力千真万确是不寻常的。 P556

他们庆贺自己的离经叛道,是“大笑的凶徒”。 P557

以往被忽视的人,强迫别人把目光投向自己。 P558

其词源应来自意大利语apertura,意为?ffnung,即“开放”,与本书意义相合。 P559

新自由主义的这一双重架构更多的是一种外部认知,就是说从激进左翼或激进右翼的眼光来看(并经常招致批评),也许并非偶然。 P560

[11]参见第二章第二节,第95—97页。 P561

[18]参见Helmut K.Anheier, Yudhishthir Raj Isar (出版人), Heritage, Memory and Identity(London, Thousand Oaks,2011)。 P562

[24]关于对此政治理念的这种理解参见Michel Foucault, Sicherheit, Territorium, Bev?lkerung.Geschichte der Gouvernementalit?t I.Vorlesungen am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Frankfurt/M.,2004)。 P563

[30]因此不足为怪,晚现代城市的复兴经常凭借工业化现代(市民城市)或以前反工业标准化运动时期(大都市、景观社区)的建筑、利用模式和审美。 P564

[35]这种独异化可走的途径,可以是独特的整体建筑风格和街道,异质、丰富的空间用途,或与历史有关的缤纷的图像语言。 P565

[42]参见第二章第二节第107—111页。 P566

[48]关于城市经济中的乡村问题参见Scott,World in Emergence, 第145页及后。 P567

[54]关于共同体的经典模式参见Ferdinand T?nnies,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Grundbegriffe der reinen Soziologie (Berlin,1979); 新共同体理论更多样一些,参见Roberto Esposito, Communitas.Ursprung und Wege der Gemeinschaft(Berlin,2004)。 P568

见第三章第一节,第128页及后。 P569

参见Matthew Frye Jacobson, Roots Too.White Ethnic Revival in Post-Civil Rights America(Cambridge, London,2008)。 P570

[70]参见étienne Balibar, Immanuel Wallerstein, Rasse, Klasse, Nation.Ambivalente Identit?ten(Hamburg,1992); Mark Terkessidis, Die Banalit?t des Rassismus.Migranten zweiter Generation entwickeln eine neue Perspektive(Bielefeld,2014)。 P571

[76]这两种情况也可以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理解:一方是不流动的旧中产/底层,另一方是流动性强的新中产。 P572

[81]参见Hans Joas, Klaus Wiegandt (出版人), S?kularisierung und die Weltreligionen(Frankfurt/M.,2007); 还有Roland Robertson, “Humanity, Globalization and Worldwide Religious Resurgence.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Sociological Analysis 46/3 (1985):219-242。 P573

[86]参见Max Weber, “Zwischenbetrachtung: Theorie der Stufen und Richtungen religi?serWeltablehnung ?,”Gesammelte Aufs?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1920), Bd.I(Tübingen,1983), pp.536-573。 P574

——原注 “身份认同运动”德文原文为identit?e Bewegungen,英文为Identitarian Movement,目前似乎还没有权威的统一译法,散见的译法有“身份运动”“认同主义运动”“认同政治派”“认同主义者”等,总之是与身份认同相关的、以青年运动为发端的一股风潮,1990年前后先是发生在社会、文化领域,继而扩展至政治领域。 P575

”见Carl Schmitt, Die geistesgeschichtliche Lage des heutigen Parlamentarismus (Berlin,2010), p.14。 P576

[102]然而还有第二种可能:少数派群体认同可能不排外,而是有了结合力。 P577

这一文章引起了许多讨论。 P578

[112]参见Norbert Elias, über den Prozeβ der Zivilisation.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 (Frankfurt/M.,1990); 另参见Zygmunt Bauman, Moderne und Ambivalenz.Das Ende der Eindeutigkeit(Hamburg, 1992)。 P579

此处在第197页。 P580

这必然会激起社会学的兴趣,社会学作为工业化现代社会产生的一门科学,长期以来它的基本概念都是在现代社会框架中找到的。 P581

在文化产业化进程中,文化性独异品的关注度市场和赋值市场是晚现代社会的主流社会形式:各种物品和服务也成了独异性货品,争夺着关注度和赋值,主体在寻找工作、寻找伴侣或寻找一般认可时也是这样,城市和地区、学校、宗教团体、恐怖组织也都一样。 P582

于是工业化现代与独异性社会的断裂,产生了一个根本的影响:18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典型现代时期那些固有的东西,现在被动摇了,即关于社会进步的标准理想——“现代事业”。 P583

迄今为止,晚现代的主流文化秩序框架是由“成功地实现自我”、超文化、知识文化产业以及开放-分殊自由主义组成的,在这个框架中虽然一直在强调某种进步,声称在社会自洽与和平方面胜过了工业化现代,但通过本书的分析,但愿能让人清楚地发现,21世纪初,晚现代一些根本的危机元素也在显现。 P584

与职业领域的两极分化相呼应的,不单是生活方式在物质上的两极分化,还有文化上的两极分化。 P585

市民化现代和工业化现代,“实现自我”就像一种反文化理想,能让人从种种社会束缚中挣脱出来,如今,它一旦处于主导地位,就变成了社会期望的生活模式,就成了失败感的源泉。 P586

[10]社会层面有认同危机,文化层面有 “自我实现”的危机,政治层面有公众空间和国家的危机,这些都可以总括为普适性的危机,当社会激进地以独异性为导向时,它陷入了这种危机。 P587

[12]在晚现代的“自我实现”文化中,这种文化体系转化成了文化资源的总和,个体为了自己能够独异于人而灵活取用这些资源。 P588

独异性社会中的普适性危机,其重要性几何?对此可以首先回答说,在现代历史上,危机并非特别之事,[13]确实,持续的危机就是现代社会的模式。 P589

[15]社会性的认同危机,对社会、人的心理和政治都有巨大隐患。 P590

独异性经济和吸引力文化显然不会遵循工业化现代和市民化现代的公平准则。 P591

它鼓励主体,即使不完全放弃实现自我的精神,也要相对地看待它,要想到有些人生愿望是不能实现的。 P592

认清了文化本质主义倾向和“平行文化”的危害之后,如何超越族群、宗教和阶层种种壁垒,建立共同的文化准则,就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焦点议题。 P593

如果不出意外,独异性社会的释放作用将来还会持续前行,而且是在全球范围。 P594

关于“认同”这个概念的综述参见Axel Honneth, Kampf um Anerkennung.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 sozialer Konflikte(Frankfurt/M.,1994)。 P595

[10]这也是国家有高额债务的原因(还有部分消费者的债务),关于较新的债务史参见Wolfgang Streeck, Gekaufte Zeit.Die vertagte Krise des demokratischen Kapitalismus(Berlin,2015)。 P596

参见Amartya Sen, Die Idee der Gerechtigkeit(München,2010)。 P597

总的来说,在这层关系上关键是我们称为“异质协作”的社会形式要继续发展下去,在这种形式中,共同的东西自然会产生于独异性之中。 P598

不论是否与我熟识,人们都无一例外地与我进行了热烈的辩论,从他们的启发和反驳中,我收获颇丰。 P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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