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战争:数据在全球市场的使用与滥用

”——爱德华兹·戴明在浪漫喜剧电影《我配不上她》中,男主角问自己:“10分的人怎么会喜欢5分的人?”电影围绕着一段爱情故事展开,讲述了一个平凡的机场安检员柯克和从律师变为活动策划人的漂亮女孩莫莉之间发生的事。 P16

数学本身并不存在引申的概念,但可见的是其中的差距实在太大。 P17

我们的生活被数据包围着。 P18

比如说,绩效指标已经成了分配对外援助和投资的重要标准,于是它得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国的经济水平。 P19

棒球运动中数据的力量为2003年的畅销书《魔球:逆境中制胜的智慧》提供了叙事线索,这本书后来还被改编成了一部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好莱坞电影。 P20

但是,当其他队伍亦步亦趋,雇佣最好的统计人员,比财力不足的竞争对手出更高的价,奥克兰运动家棒球队反而因为它的成功成了受害者。 P21

该章通过详细说明信用评级如何被纳入国家与国际政策,发现将评级纳入几乎所有国家的公共治理领域会导致金融市场中某些部分的强化,损害民主的问责制度。 P22

本书并不否认数据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 P23

在其他一些领域,比方说生态治理,各种声称要保护环境的审计员将对自然界进行货币化。 P24

”——M.布拉斯兰&A.迪尔诺《数据游戏》,2009年“计数使统计者升级,而使被统计之物降级。 P25

毕达哥拉斯也启发了柏拉图哲学的一个中心思想,“数学与一般抽象思维(包括逻辑)不但可以充当近代意义中的哲学基础,而且可以充当科学与伦理学命题的基础。 P26

由此,这些统计数据才得以影响我们的决定,以及我们如何统治作为一个集体的我们自己。 P27

研究表明,诸如世界经济论坛所产生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已经加强了新自由主义的做法,这些做法逐渐将政府的角色从公共利益推动者变为了市场扩张的支持者。 P28

如果他们的代表份额是受这条规章管理的,他们就会有兴趣多报人口。 P29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计算被系统性地整合到公共决策中,从而成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P30

作为统计学的基石,它们“诞生于实用的艺术中”。 P31

对于摸到象鼻子的人来说,他认为这是一条蛇。 P32

事实上,“统计数据不仅仅用来做出许多解释,它们其实也包含着这些解释。 P33

2001年美国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CLB)由一个大的两党联盟推动,可以说真正改善了美国公立学校为贫困儿童提供教育的方式。 P34

”他总结说,“如果你选择了错误的测量方式,有时就会得到与所想相反的结果。 P35

同时,数据也是强有力的说服武器。 P36

有了统计数据,激烈争论的问题看起来似乎都会被马上解决”。 P37

在美国人对政府“经常性不信任”的政治背景下,统计分析的拥护者在各个领域都引入了这些工具,包括从社会福利项目的评估,到监狱的运作,等等。 P38

用德国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t Gigerenzer)和他的同事们——《机遇帝国:概率如何改变了科学和日常生活》一书作者的话来说,专家的权威性因为统计和计量经济计算结合到公共决策中,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事实上,数据的爆炸创造了一种新的专家,他们的主张更多依靠信息与形式技术,而不是具体的经验或个人判断。 P39

虽然审计爆炸发展是以问责的名义发生的,“给出账目看起来却像是一种避免问责的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数据扼杀了政治讨论和社会讨论,意图提供不容置疑的事实。 P40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是《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这部金融危机史上影响深远的著作的作者。 P41

两位知名学者怎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还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侥幸没被发现呢?他们怎么发表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工作论文中呢?要知道,NBER可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经济智库,因包括了22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引以为傲,但却没有人注意到论文中错误的平均值计算。 P42

我会给自己泡一壶茶,将电脑放在桌上,从包里拿出便笺,用钢笔写下我将要完成的一整套研究项目和成果……后来,我开始输入我臆想的数据,一行一行、一列一列……3、4、6、7、8、4、5、3、5、6、7、8、5、4、3、3、2。 P43

用吉仁泽和他同事的话来说,如果我们的社会已经意识到数据能够用来证明什么,“那是因为他们经常做了(错误的)证明”。 P44

但是,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这种信息是新闻的原始材料。 P45

正如历史学家内奥米·奥利斯克斯(Naomi Oreskes)和埃里克·M.康韦(Erik M.Conway)在医学和环境研究领域对反对科学的力量进行分析时所表明的那样,媒体已经成为对虚假数据心满意足的支持者,毕竟新闻记者们总是将统计数据视为一种无可争议的证据。 P46

媒体每天都会根据股票市场活动的平均值和估计值,为我们提供股票行情表和时间序列。 P47

韦伯将数据的力量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主张联系在了一起。 P48

价格已经成为价值最有力的标示。 P49

没有干净的土壤、水、空气和其他重要的天然过程,农业生产是无法进行的。 P50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先驱,他率先将价格综合理论发展成为各种指标,也就是信息带来的信号。 P51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承认,“定价模型的发现曾被授予诺贝尔奖,这个模型奠定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P52

因此,价格的普适性导致了市场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惯例上与利润相关的传统市场界限。 P53

这正表明了从社会科学发展而来的分析技术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P54

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P55

事实上,并没有其他的领域会出现这种情形。 P56

”这些组织会评估债券发行人的信誉等级和投资风险,即违约或者偿付违规的可能性。 P57

由于惠誉主要在专业市场运作,穆迪和标准普尔在全球评级部门有效地形成了双头垄断。 P58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历史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美国公司数量和规模都在增长,尤其是那些建设长途铁路的公司。 P59

20世纪初,信用评级机构开始在美国金融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P60

1975年,负责监督美国金融市场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要求证券经纪人以高评级的资产来达到资本要求,使这些机构的定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P61

这种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变化,主要是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的一系列发展。 P62

在2008年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人们对几十年来实行的评级制进行了调查,其中显示,有诸多因素都会导致评级的缺陷和可疑,包括“市场份额的驱动力、投资银行在提高评级上的压力、不准确的评级模型以及评级和监督资源的不足”。 P63

他们会采访知情者、内部人士和其他所谓的专家。 P64

信用评级机构自身则避开了关于声誉的论争。 P65

信用评级机构有权力改变资本的流向,这超越了“单一交易的个人主义认知行为”。 P66

从本质上来说,信用评级机构旨在实现两个主要的目标,这两个目标却往往是互相排斥的:获得最高的利润和客观评价客户,而对客户的评价又反过来决定了机构能获得的利润。 P67

该事件后,欧盟要求为评级机构制定更严格的规定。 P68

从那以后,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对这些证券进行评级的收费就达到了普通债券评级的三倍之多。 P70

这会帮助政府在全球面前呈现出透明且负责任的投资伙伴形象。 P71

《巴塞尔协议Ⅱ》(于2004年制定)特别规定了一项国际标准,以控制投资银行为了防范各种金融和运营风险所需要具有的资本量。 P72

同年,欧盟重新修订了《资本充足指引》的规定,重新确立了信贷机构的作用,同时阐明了投资公司在高评级产品交易中的义务。 P73

因此,政府不仅给予了评级“法律效力”,还建立了它在国家政治策略上的发言权。 P74

这表明,在评估欧洲状况时,市场可能会存在一些偏见,毕竟欧洲人会比其他人更了解欧洲。 P75

此后,在2012年7月,穆迪瞄准了欧洲强国德国,出手将其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到了负面。 P76

评级降低是对国家债务风险提高的正式承认,风险高就要通过提高回报率来弥补。 P77

当考察市场的运作方式时,相比实证分析,金融参与者显然会更容易受到他们对其他市场参与者反应期望的影响。 P79

例如,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评级机构总在拖延而非主导事件,在关键阶段的过度反应加剧了繁荣与萧条的循环趋势,从而延长了危机周期。 P80

但在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有大量AAA评级证券遭受了重大损失;一些证券公司甚至彻底破产了。 P81

正如彭博社指出的那样,公共机构已经采取了许多方法试图摆脱近年来最严重的衰退现象。 P82

尽管奈特和凯恩斯在政治经济学上持相反的观点,但他们都认同不确定性是经济活动中恒定的东西,它提供了人们获取利润的机会,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让市场面临着亏损的可能性。 P83

最后,可能有人会认为信用评级机构仅仅是社会用来处理难以忍受的不确定性的产品。 P84

在这些领域,数据为气候科学家和所谓的怀疑论者之间的激烈争论提供了武器,最终,通过采用基于狭义的成本和收益概念的政策来回报市场力量。 P85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虽然统计在政治上的运用和数据在全球治理中的力量是信用评级机构作用最有力的例证,但还有许多其他关键领域的衡量标准已经成为公共政策的中心话题。 P86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核查大量数据来说明地球究竟有没有变暖。 P87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个行业的策略就是在达成科学共识的领域(著名的例子是对癌症和吸烟之间关系的研究)引发争议并制造疑虑。 P88

弗雷德·辛格曾为埃克森美孚和壳牌石油公司以及洛克希德马丁等军工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P89

虽然怀疑论者的观点已经被科学界无数次地反驳过,但他们最重要的(也是最持久的)成功就是对功利主义推理的普及,这是处理环境治理决策的最好方式。 P90

成本效益分析存在许多概念性的和方法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常常会导致在运用分析时,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和无尽的争议。 P91

他承认他之前的评论文章可能有些错误,但从谨慎的想法考虑:“我们低估了风险……低估了气温上升带来的破坏……以及温度升高的可能性”。 P92

辛格建议采取基于市场的可转让排放额度制度,政府只需要设置最高限额(如今我们称之为“上限”),然后将这些权利出售给公司,公司就会通过使用或交易这项权利来取得经济收益。 P93

2007年,IPCC与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当时是积极改善全球变暖危机的行动者之一。 P94

几乎是一夜之间,琼斯本来平静的生活被一场全球性的丑闻压垮了。 P95

当皇家气象学会要求所有期刊作者公布数据时,他们对其展开了投诉。 P96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雷蒙德·布拉德利(Raymond Bradley)和马尔科姆·休斯(Malcolm Hughes)三人于1998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分析全球温度模式的论文。 P97

麦金太尔和麦基特里克写了大量论文质疑曲棍球杆曲线和“20世纪地球历经了惊人高温”结论的正确性,因为“气候门”事件的发生,他们更觉得自己的质疑是有据可循的。 P98

例如,IPCC被指责在第四次报告中隐去了关键章节。 P99

在看似对主流科学研究结果的协同攻击中,SPPI发起了一系列诽谤运动,包括公开呼吁打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和逮捕阿尔·戈尔。 P100

哥本哈根共识中心(CCC)是从“气候门”争议中获利最大的智库之一。 P101

哥本哈根共识中心的创始人认为,该组织通过倡导“对环境处理的经济手段”来加强对气候变化的循证思考。 P102

恰恰相反,气候变化可能会为所有人带来经济福祉。 P103

其盈利活动的基础是虚无的、欺诈性的,他们将被控告、起诉,因欺骗而入狱,他们赚的钱将以洗钱之名被没收。 P104

最普遍的区别在“限额与交易”和“基线与信用”之间。 P105

尽管排放交易计划有一定的优点,但它已经演变成了不稳定且具有潜在危险的机制,这些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已超过了其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假定的优势。 P106

“绿色和平”环境保护组织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称为“污染者的印钞许可证”,认为依靠对未来的排放量估测(这可以轻而易举地被行业夸大)会导致免费发放排放权,而企业之后会将权力转让以获得利益。 P107

2004年,英国贸易和工业大臣帕特里夏·休伊特(Patricia Hewitt)已经写信给当时的欧盟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对欧盟成员国建立和管理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式进行申诉。 P108

所有分析师都认为,在这种价位下,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实际上阻碍了对替代能源的投资,使投资者对于“高污染”行业的支持更加有利可图。 P109

从那时起,政府才开始要求进行彻底调查。 P110

清理我们的生态足迹从未如此简单而便宜。 P111

虽然广泛的共识是种植树木有助于减排,但从中长期来看,森林衰退和火灾发生将导致更多的排放物重新进入大气,从而抵消了设想的补偿效益。 P112

它们也需要在整个管理结构中提倡公正性“文化”,并在网站上宣传其政策。 P113

2010年,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评估人员对发展中国家900多个补偿项目的评估工作并没有改进。 P114

强大的公司利益影响游戏规则的能力是社会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无论是公共利益团体还是非政府组织。 P116

对于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来说,在资金和声望方面他们已经获得了回报。 P117

成本效益分析和基于市场的方法手段现在是环境政策制定的奠基支柱;贴现是公认的边际效用货币化方法;碳交易被广泛认为是对气候变化最具成本效益的回应。 P118

尽管经济推理倾向于对所有成本做平等分配,但在现实生活中,这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P119

这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一种危险的干扰,它会导致世界陷入市场霸权和生态崩溃的恶性循环。 P120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一本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著作》,1973年“事物唯一的共同衡量标准是金钱。 P121

对它的一种描述是,自然资本核算旨在衡量常规经济过程(以GDP衡量)中环境“资本”的消耗,而生态系统核算试图衡量一般自然服务的经济价值。 P122

一个由威廉·诺德豪斯担任主席的高级小组对此作出总结,认为衡量自然资源和环境是“一项重要的目标”,该小组由国民收入核算领域一些最著名的专家组成,其中还包括了罗伯特·艾斯纳(Robert Eisner),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总收入”账户制。 P123

自然资本能体现在人类福祉的很多种方面,而官方GDP统计数据却经常忽略这一点。 P124

他们希望通过无可争辩的数据,对环境治理目标进行清晰、合理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反映出准确的价格。 P125

这些研究中使用的关键指标之一就是所谓的调整后净储蓄,更被广泛称为真实储蓄,它通过考察国家提供的未来资源,来测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P126

同时,他们也坚持认为,由于自然资源并不是从大自然“购买”的,无论其估价如何,都难免是武断的,且具有争议性。 P127

它为评估的标准化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用以处理经济和环境之间物质和能源的直接物理流动、环境资产的存量,以及与环境有关的经济交易。 P128

它的目的不是衡量自然资产或是超出传统国民账户体系的相关存量和流量。 P129

未来回报的折现价值通常被称为净现值(NPV),“使用资产将来的预计开采速度和它的预计价格,生成一个预计回报的时间序列”。 P130

另外,它关注的是特定的财产边界和对经济的直接投入,而忽略了自然资本对社会更广泛的影响。 P131

当时,全球GDP约为每年18万亿美元,而研究得出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几乎达到了它的两倍。 P132

他们的方法难免过于简单了。 P133

就是这样。 P134

许多真正的环保主义者并不赞成“支付意愿”原则,它是在市场研究中开发的,并最终被大公司普及,作为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估量决定价格的主流方法。 P135

还有一项类似的实验是让参与者同时提交报价,其中销售价格从零到一般商定的最高价格之间随机抽取。 P136

那些显然不重要的方法工具,例如封闭式问题(受访者在调查者列出的价格中进行选择)或开放式问题(受访者必须提出自己的估计值),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P137

该法案规定,当作为自然资源托管人的公司对自然资源(包括湖泊、溪流、森林、海湾、沼泽、陆块等)造成破坏时,美国政府机构有权起诉它们。 P138

通过“总经济价值”概念,经济学家得以理解使用价值、非使用(或存在)价值和选择权价值的结合。 P139

例如,埃克森公司委托的一项研究对于法院应用条件价值评估法的可接受性提出了质疑,研究发现,在关于保护2000只、20000只或200000只鸟类的调查中,受访者给出了相同的估价答案,这种情况驳斥了受访者能将生态保护准确货币化的能力。 P140

即使那些接受货币估值有效性的人也需要认识到,“这些价值存在太多的经验不确定性”,它们“反映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有限理解。 P141

长久以来,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运作“就好像他们是整个系统的代表一样”。 P142

[书籍分 享V信 iqiyi114]200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委托进行了一项研究:估算加勒比海和印度洋的珊瑚礁价值。 P143

正如树冠资本宣称的那样,那些通过将自然资产货币化来保护森林的国家很可能会将这些资产转化为每年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全球资产:“投资界开始意识到这个机会”。 P144

正如专业性杂志《生态系统市场》(Ecosystem Marketplace)认为的那样,认证的农业和森林产品、私人土地信托、流域和其他环境服务的付费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补偿可能很快就会比肩清洁发展机制下补偿计划产生的数十亿美元。 P145

首先,由于高盛银行参与到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事件中,更具体地说,由于它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中扮演了可疑角色,帮助该国领导层向欧洲当局掩盖了其实际财务状况,高盛在森林债券新业务中的参与引起了高度关注。 P146

除了在南美因为打击工会备受谴责,这家软饮料巨头还在印度等国建立了寡头垄断的水资源分配控制体系,当地农民指责其设备消耗了他们的可用水资源,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已经对其大规模杀虫剂的使用展开了调查。 P147

这项于2007年设想的成本效益分析概述了逐步减少排放的不同选择,曲线高度代表成本,每部分的宽度表示碳减排的相对量。 P148

在这样的背景下,绿色发展机制的发起受到全球环境运动的批评并不令人惊讶。 P149

这种环境保护的全球热潮由一群新行为者和特别的联盟牵头,其中包括“养老金和风险资本家、商品交易者和顾问、地理信息服务提供商和商业企业家、生态旅游公司和军队、环保人士和焦虑的消费者”。 P150

没有其他的标题能够更好地总结过去十年来发生的自然资本市场化进程,它被置于公众监督和民间社会辩论的“雷达”之上。 P152

所以这种工具可以说是有利也有弊。 P153

如果某些资源或服务没有市场,那么就可以通过实验和问卷调查“模拟一个伪市场”。 P154

这就意味着,金融市场中的预期和预测会成为指导自然金融化的参数。 P155

这种逻辑反复想表达的意思是人类可以征服自然并最终实现自然的自我拯救。 P156

但在报告中,科学家也发现,尽管生态系统服务出现了这种崩溃的状况,但人类福祉确实有所增加。 P157

将自然的复杂性转化为数据的简单性,为狭义的经济方法铺平了道路,它将自然视为必须产生经济回报的投资。 P158

”——吉尔伯特·里斯特《发展的历史:从西方世界起源到全球信仰》,1997年测量方法帮助我们度量是否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实现了预设成果。 P160

在社会变革领域,对影响的评估很大程度上是由计量经济模型决定的,而在这些模型当中,数学算法的变换导致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被忽略。 P161

经验的确显示,当没有方法论可以用于测量影响时,各种各样天花乱坠的观点便会应运而生。 P162

而且,我表示,经过整合的影响评估参与过程不应被视为原本紧张的预算与超负荷发展事业的负担,相反,整合的评估系统应该被视为发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P163

尽管这些援助金额的总量只占全球经济产量的2.5%(2012年全球生产总值约为69万亿美元),但无论如何计量,这都是一个庞大的产业。 P164

对于他们,发展是经济技术的成果,这也是为什么杜鲁门在其演讲中平铺直叙地表示,此类为援助不发达地区做出的努力不仅会转化为资金,也会主要转化为科技援助。 P165

毫不意外,第一批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与地区包括韩国(以对抗朝鲜)、中国台湾(以对抗中国大陆)、伊朗(以控制欧洲)以及巴基斯坦(以对抗印度与中国)。 P166

吉尔伯特·李斯特在他的书中详尽地阐述了发展如何从一项“西方的创举成为全球信仰”,经济改革主义理论深刻影响了这一阶段的发展政策,尤其是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的《经济成长的阶段》,该书成为解放“落后”国家的经典蓝图,因为书中的观点与美国强调的市场至上原则以及社会科技的发展方法相契合。 P167

虽然援助国的议程重点仍停留在发展上,但与良好的国家治理有关的因素也变得重要起来。 P168

“千年发展目标”也再次号召国际捐赠者给予对象国更多援助,而且重申0.7%的GDP目标(然而在2013年,只有五个国家——挪威、瑞典、丹麦、卢森堡与荷兰实现了这一目标)。 P169

伊斯特利认为,援助行业是建立在糟糕的经济考量之上的,并且人们没有认识到,只有释放真正的市场动力、奖励良好表现以及鼓励竞争,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发展成果。 P170

”萨克斯陷入了一场与伊斯特利和戴妙玉的私人口角,他谴责他们“兜售简单的自由市场与自救主义的混合配方”、都是援助行业的既得利益者(伊斯特利曾供职于世界银行,而戴妙玉也得益于为非裔年轻人提供的奖学金才能够在哈佛学习——该奖学金由援助行业提供),并且,他强调:“现实生活中,我们总会在某些时刻、不计其数的方面需要帮助,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考虑到,对于穷困的人来说,他们一旦失去了帮助,面临的则是生与死的后果。 P171

现代科学的奠基者,意大利人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支持了实验方法的使用,并且将调查的科学方法重新定义为归纳探究,而非推理证明。 P172

该书概括了15年来从全球实施的随机控制实验中产生的证据,强调了发展理论的必要性,这些理论必须“使我们理解穷人有能力实现什么,以及他们在哪些方面需要我们的支持”。 P173

他们基于实证,科学地审视非传统型方案,以确认这些方案是否证实我们预想的概念与期望。 P174

”影响证明倡议同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一起,使用硬数据与科学推理来矫正这些错误。 P175

有趣的是,这些说法却与另一位硬数据支持者——咨询顾问布里奇斯潘的研究结果背道而驰,该研究显示的最优实践来自非营利性组织“直接捐赠”(Give Directly)。 P176

毫不意外地,他们的结论与食品行业的关键企业利益相符合:通过广泛育种提高产量,增强作物对干旱、高温与盐的耐受力,辨别并传播最优良的作物品种以及确保化肥的最佳使用。 P177

这也意味着食品生产只停留在满足生存需求上,农民也不为自己致富,因为他们是规定的“穷人”,但是除非有大型自然灾害降临,一般情况下村庄里都有足够的粮食来维持生计。 P178

于是,农民的处境便更糟糕了,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收入无法偿还债务、养活家人,同时也不够买下一年耕种的新种。 P179

而在所谓的发达国家,市场导向下的食品浪费非常普遍,大型超市惯例上不接受任何“不符合具体市场标准的——如体积与外形不达标的食用果蔬”。 P180

慈善资本主义的概念很简单:为了抗击贫困,我们必须让市场经济的佼佼者及其规律替代援助行业。 P181

慈善资本主义发展观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解决问题:他们认为贫穷是一个独立的问题——也就是说,与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无关——因此他们寻找创新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P182

在2013年1月,比尔·盖茨在《华尔街日报》一篇名为《我解决世界上最大问题的计划》的专栏文章中强调,测量方法对于改善人类生活十分重要:“如果你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还有一项能够驱动你向目标前进的测量方法,那么你就能够取得出色的进步。 P183

他们只强调效率与部门科技能力,但是“在这个测量驱动、追求效率以及强调科技的社会变革方法中,与人、人类和社会复杂性、文化和传统现实息息相关的发展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 P184

拿随机控制实验举例,并不是所有发展干预措施都能够被随机化,涉及经济改革、制度发展、社区营造等方面的宏观项目几乎不可能用标准化模型来评估。 P185

要求承担责任——这一公共辩论中非常受欢迎的原则,却由于带来成果驱动的短期主义而吊诡地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P186

对成果与数据的重视已经改变了全球慈善业运作的方式。 P187

他偏好使用随机化技术,但是作为一个现实的人,他很清楚,由于资源与现实情况的限制,类实验需要满足绝大多数情况下的需求。 P188

1980年,社会影响评估开始成为世界银行发展工作的一部分,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成立了“社会影响评估指导方针和原则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专为联邦机构的评估方法开发标准与要求。 P189

杠杆收购的批评者们包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约翰·沙德(John Shad),他们保守地认为这种债务支撑的收购会为公司股东、债券持有人、员工、顾客、供应商、当地社区以及纳税人带来风险,因此增加金融危机、资产损害与失业的可能性。 P190

如今,学者、评估者、顾问以及社会工作者正在进行无数种“社会投资回报”分析,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具有明显的“评估”天分——也就是说,他们负责对过去的干预措施进行评估,相比之下,另一些人更加有前瞻性,即他们负责预测新干预措施可能的社会价值,并且主要负责那些期待通过投资获得惊人社会改善的慈善家与投资者们。 P191

在欧洲,英国的“新慈善资本”(NPC)已经成为“社会投资回报”领域公认的龙头组织,他们认为,思考“社会投资回报”的一种方式“就是了解利益相关者是愿意直接获得资金还是获得慈善组织提供的服务”:比如,给一位领抚恤金的人100英镑,在短期内就能够让他的生活有显著的改善,他可以用这笔钱购买服务或食物,或享受这笔钱带给他的额外的经济安全感。 P192

调查者会确定目标社区(也就是利益相关者)并且明确投入与产出。 P193

在英国,内阁办公厅与苏格兰政府始终致力于发展用于标准化“社会投资回报”分析估值过程以及提升该过程信度的指标与金融变量数据库。 P194

“社会投资回报”要求一个组织具有系统的、不受资源(比如人力、时间与资金)限制的数据采集机制。 P195

回想他们成立“新慈善资本”的决定,戴维斯说:在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市场,所有人都致力于在可能获得最高收益的领域进行投资,既然如此,为什么同样的事情不能出现在慈善业呢?我们发现,我们缺乏足够的通过脚踏实地、独立与高质量的方式产生的信息。 P196

社会投资领域的意见领袖,如曼哈顿研究所的霍华德·赫克(Howard Husock),始终致力于建立非营利“股市”。 P197

而透明性与责任是两个无论怎么看都具有价值的原则,但是无论在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上,用于提高透明性与责任的工具方法都沦为了市场化慈善业策略中的“特洛伊木马”。 P198

在我们看见根深蒂固的不公正的地方,他们看见的只是这里缺乏有效率的方法而已;在我们看见权利失衡使人们遭遇贫困的地方,他们看见的只是这个地方需要创业机会而已;我们强调社会、政治赋权的重要性,他们只相信科技治国论下基于“硬”数据与经济模型的解决办法:“他们想要ROI(投资回报),SROI(社会投资回报),FROI(经济投资回报),以及EROI(情感投资回报)。 P199

而且,大量的冒险也是必要的,因为这可以杜绝那些影响社会公共卫生体系的各种利益(尤其是私人的卫生服务供应者的利益)。 P200

恰恰相反,将我们不公平、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输出到这些国家只会使气候变化恶化,因为我们最后很有可能只是培养了数十亿的过度消费者。 P201

他将慈善资本家的方法与民间组织、社会运动的方法进行比较,后者的特点在于宽松的目标与长远的视野,他还坚持认为“商业指标与对成功的衡量使得人们更重视规模、增长与市场份额,而不是社会中人们的合作的质量以及培养起来的能力与组织”。 P202

根据2013年《慈善纪事报》杂志的报道,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金融界的混乱,美国最富有的个人的捐款数量在持续下降,并且进一步造成了社会领域的动荡与周期性趋势。 P203

尽管数据倾向于强调商业的重要性及其寻找“解决方法”的能力,现实却复杂得多,我们今天面临的绝大多数不公正都是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的产物。 P204

”——D.鲍伊尔,《数据的暴政》,2001我们要如何与数据争论?正如这本书所说的,数据的天性即揭露事实的本质,不必介意它是否真的这样做。 P205

通常我们会通过脚注、尾注、星号以及附录来处理这个问题,或许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些内容只有极少数人才会读。 P206

这一趋势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北美与英国,随后蔓延至欧洲和亚洲、南美洲、非洲的大多数新兴国家。 P207

科学革命正是由于对宇宙的宗教解释提出了疑问,才削弱了教堂在世俗事务上的力量并在现代一往无前。 P208

但同时,我们也拒绝测量许多东西,并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P209

我们不仅面临着被误导如何定义优先事务的风险,还面临着失去欣赏无形事物价值的能力。 P210

在许多非洲国家,收入数据往往不完整,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统计员的估算,这导致了数据上各种各样的不一致。 P211

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一过程看上去都是基于证据进行的。 P212

并且,由于国民生产总值是基于市场价格计算的,因此未标价的东西便失去了价值。 P213

在20世纪80年代,卡普兰与约翰逊共同撰写了畅销书《相关损失:管理会计的崛起与衰败》,该书认为尽管成本核算是19世纪驱动新企业扩张的关键动力,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这些测量工具却对商业造成了根本性的荼毒,因为它们将经理从公司的生产性部分中剥离出来,使他们更加依赖于抽象计算来预估成本、价格与投资收益。 P214

确实如此,尽管数据不完美且存在片面性,但它们倾向于获得自己的生命,它们将自己从现实世界中提取出来,又生产出一种虚构的“超铀”,它们体现出实证,却不代表某种现象:因为它们变成了现象本身。 P215

通过研究治理,我们可以发现三个截然不同却又彼此联系的部门: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 P216

在古希腊经典政治思想中,“公民社会”描绘的是一个“良好社会”,即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治理,塑造了城邦的礼仪、法规与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形式。 P217

他比马克思看到了公民社会更大的潜力,他提醒道,公民社会还能够为人民提供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结构所需的空间。 P218

根据第一章,数据是被设计用于抹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裁量权与避免政治争论的,它们是控制的工具,尽管并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它们是统治的工具,但却不施加压迫。 P219

无论是地方的还是国家的治理机构,都是围绕强大数据建立起来的,而且,国民生产总值为央行行长、经济顾问、发展顾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世界银行的人等提供了巨大的权力,因为这些人最了解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管理商业周期。 P220

根据这本书的内容,不论市场失灵多少次(比如在信用评级与碳排放交易问题上),数据的力量都能够毫无疑问地让所有看似应该破产的想法与方法起死回生,“慈善资本家”逐渐强大的力量就是该领域的清晰例证。 P221

由于我们的概念工具受数据推理影响太大,因此我们的思考也被禁锢于市场的“匣子”内。 P223

但神奇的是,当我们讨论市场治理模型的时候,这些不信任统统蒸发了。 P224

治理是一项公共福利:最重要的公共福利。 P225

数据无法拯救我们,我们只能依靠自己。 P226

他们致力于深刻的、可持续的和激进的变革,他们提出问题,热衷于挑战传统智慧并寻找新想法来提升工作。 P227

我在Zed Books的编辑肯·巴洛(Ken Barlow)说服了我,让我以创纪录的时间完成了本书,他相信这将是对全球数据应用问题的完美研讨。 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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