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基 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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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乡村振兴战略变成政策,落实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进行分析。 P3

繁荣的二、三产业和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造成农业用地的非农使用,非农用地产生了远超过农业用地的价值。 P4

2.农户的分化 我们再来看一看占全国农村绝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户的分化情况。 P5

随着进城务工农民年龄增长,他们越来越难以在城市找到适合的就业与收入机会,又难以在城市体面生活,他们就开始返乡。 P6

在当前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低于9%的情况下,仍然有6亿多农村人口、2亿多农户来分享农业收益,农民就只可能获得很低的农业收益。 P7

如前已述,当前中国农民是没有“乡愁”而只有“城愁”,农民都是愿意进城生活的,只要有进城条件,农民家庭往往会毫不犹豫地进城。 P8

同时,当前中国城乡之间的开放也并不是完全的开放,尤其是乡村并未完全对城市开放,典型的就是农民由农村户籍变城市户籍很容易,由城市户籍变农村户籍则基本上不可能。 P9

这个时期,国家支农资源就应当重点向这些保障全国绝大多数一般的、贫弱的农民群体的地区倾斜,向这些弱势的农民群体倾斜,以解决这些农村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保障问题。 P10

通过增减挂钩来获得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卖钱,本质上是一种转移支付,并没有产生新的财富。 P11

讨论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中国农村地域广大,不同地区情况千差万别,不同地区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具有相当不同的逻辑。 P12

分田到户以后,村庄按人口均分土地承包经营,农户有了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自主权。 P13

他们还可以通过开小作坊、提供农机服务等增加收入。 P14

这两个群体正是当前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建设性力量。 P15

但在中国农村当前仍未实行退休制度,农民只要还能劳动,都倾向于继续劳动。 P16

苏南农民收入提高很快,村民收入相差不大,掌握乡镇企业决策、管理、销售权的村干部具有远高于一般村民的权威,不过在经济收入上仍然主要依靠工资,所以与一般农户收入并无本质差异。 P17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农村富人企业家群体已经相对稳定下来。 P18

第四,中西部地区农民进城,留下农村获利机会,使农村社会内部自发形成了一个数量不大结构位置却极为重要的“中坚农民”群体,这个“中坚农民”群体是理解当前中西部农村治理秩序的关键。 P19

造成倒丁字结构的原因是中国的户籍制度。 P20

正是农民阶层这个极为庞大的群体构成了下面长长的一横,才形成了李强所讲倒丁字型结构。 P21

当前仍然有6亿多农村人口留村,其中包括2亿多农业劳动力,就说明留村仍有收入来源,以及留村仍有大量未被统计出来的有品质的生活条件。 P22

”[19] 实际上,2005年李强提出倒丁字结构,中国户籍制度已经有了极大调整,决定农民工能否进城的主要障碍早已不是户籍而是收入,或者说是市场因素。 P23

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城市内普遍存在的倒丁字型结构,与这些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位置是相关的。 P24

既然城市无力保证所有进城农民体面安居,就要为农民返乡留下退路,返乡就是农民的基本人权和最后保障,这个基本人权和最后保障不能交易,即不允许城市资本通过市场化手段占为己有。 P25

因为进城失败农民可以选择返乡,所以中国在城市难以体面生活的城市底层就必定只有一个很小的规模,而城市体面生活的群体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成长而不断扩大。 P26

全国农产品市场的形成,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消灭了经济作物的超额利润,任何一种经济作物的超额利润都会吸引更多生产者,从而增加经济作物的市场供给,削平经济作物的超额利润。 P27

从苏南开始的乡镇企业革命迅速向全国蔓延,乡镇企业产值一度占据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 P28

如前已述,越是人地关系紧张、资源禀赋条件差的农村,农民越是更早及更彻底地进城寻找获利机会。 P29

与沿海年轻人择业意向类似,当前中国大学毕业生一般都不愿进工厂工作,也不愿从事技术性工作,而多希望选择白领工作,或自己创业,结果显示,有一些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水平远不如技术工人。 P30

具体来讲,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如下一些独特性: 第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的伸缩性,即如果国家经济景气,城市务工经商机会多,就会有更多农民进城,或更少农民返乡,如果经济不景气,年龄比较大的农民工就可能提前返乡。 P31

农户家庭中的分离,使家庭内最有流动能力的青壮年劳动力可以轻松对接到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劳动力平均工资。 P32

出现以上问题的一个原因是,实践中农民收入很难统计,无论是低保线还是贫困线都很模糊,无法精准计算。 P33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P34

苏南工业化的起点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集体性质的社队企业,浙江工业化的起点是家庭作坊,珠三角农村工业化的起点是发展“三来一补”企业。 P35

因此,在三大生产要素中,珠三角主要获得了土地租金,包括村社集体出租土地给外来资本所获的集体土地租金收入或物业收入,也包括当地农民出租住房给外来农民工所获的租金收入。 P36

他们家庭年收入可能在百万以上甚至达千万元。 P37

一个农户一年有10万元房租收入是相当正常普遍的。 P38

我们调研的东莞S村,有村民5400人,包括村治安队的治安员和门卫在内,真正工作的只有1500人左右,进工厂的人很少。 P39

用于自住的房子,连建造带装修花费上百万是不算多的。 P40

因为当地年轻人缺乏工作技能与工作意愿,又不可能年纪轻轻就像村庄老年人一样天天聚在一起喝茶,所以这些低收入几乎无事可做的岗位,很大程度上也是专门为本村年轻人设立的。 P41

随着珠三角地区农村发展时期的结束以及各种制度管理逐渐规范,村干部寻租空间大幅度下降。 P42

浙江农村大多数村庄没有集体收入,村民不关心谁当村干部,而谁在选举中给了好处就选谁,这个好处不要白不要。 P43

浙江农村又大多是所谓的原子化地区,缺少传统的血缘组织的行动能力。 P44

即使只作最为简单和初步的区分,也可以区分出四种差异极大的乡村建设,即为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保底的乡村建设、由地方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满足城市中产阶级梦呓的乡村建设、借城市中产阶级梦呓来赚钱的乡村建设。 P45

基于这样的梦想,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艺术家们到农村进行乡村建设,以期实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诗意般的生活,就很有道理了。 P46

不具备区位或环境优势的村庄,政府更不应当想当然地以为可以通过财政投入来让农民赚城市中产阶级的钱。 P47

李昌平团队通过制度、规划、建筑等设计让地方政府打造的示范点具有了活力、品质和品位,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的极限。 P48

留在农村生活的农民,他们的生活预期不如城市中产阶级,但在农村生活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有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有熟人社会,有自己的住房,这样的农村生活又比城市贫民窟要强得多。 P49

经济危机变成社会骚乱,社会骚乱变成政治动荡,等等。 P50

第二,国家资源下乡一定要重点用于提高农民的组织能力,而不能直接补到农户了事。 P51

高速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进城,农村人财物流入城市,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 P52

而且2亿多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工的绝大多数都仍然与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子女都留守在农村,他们年老时可能还要退返农村。 P53

小结一下,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家庭收入水平持续增加,农村贫困人口快速减少,农业生产条件大幅度改善,机械化快速推进,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和基本社会保障也大幅度改善。 P54

这正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长的原因。 P55

下面分别列举若干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 P56

不过,当前有一些地区的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利用人情来敛财的现象。 P57

赌博、迷信活动、地下宗教、人情泛滥、无序竞争,以及其他以感官刺激为基础的各种低俗文化的泛滥,大都与农村的闲暇安排有关。 P58

农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活法才是对的。 P59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村庄中青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留在农村的获利机会也被部分村庄精英所捕获。 P60

到2000年前后,育龄人口不只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而几乎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接受了现代教育,具有了自我实现的价值观。 P61

一些地区农民自发组织红白事理事会,倡导仪式简办,限制酒席数量和档次,限制人情礼金数额,在实践中大受好评。 P62

这样一些文化建设活动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萧条面貌,但可以为农民提供缓解文化破产压力、改善人际关系、应对生活困难的诸多手段,从而使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仍然有品质相对好的生活。 P63

[40]在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进城,农村老龄化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P64

我们在农村调研,只要身体健康,农村老年人到了75岁甚至80岁仍然参加农业劳动。 P65

农村失能老年人处境不好与当前家庭养老功能的减弱有关,家庭养老功能的减弱又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农民流动造成的家庭分离,二是代际赡养义务的弱化。 P66

因为无法得到足够照料,失能老年人往往很快就会病情加重去世。 P67

这15~20名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大多数都得到了老伴或子女照料,生活质量还过得去。 P68

第二,在哪里照料。 P69

假定照料20名高龄失能老年人,每天需要5个低龄老年人参加义务照料,一年下来就需要365天×5人/天=1825人。 P70

甚至当五保老人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后,福利院的照料水平很低,虐待也很普遍,原因之一是福利院只有较少的护理人员,以及脱离了村庄熟人社会。 P71

有了外力的推动,希望提高闲暇生活质量的“老有所乐”的老年人与希望通过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而“老有所为”的负担不重的老年人如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延续下来多年;老年人协会成为四个村老年人的组织,老年人从老年人协会组织的活动中提高了生活质量。 P72

中国反贫困的成功得益于三管齐下的反贫困战略。 P74

2017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达到450元,相对2002年的人均10元,短短十几年提高了数十倍;2003年,民政部开始部署农村低保建设工作;2007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央财政每年支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资金超千亿元。 P75

而且,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农村贫困原因更加多样化,贫困分布也更加弥散。 P76

也是因此,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收入线的低保户也自然被评为贫困户。 P77

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扶贫开发中出现了精英俘获以及贫困原因的多样化,为了提高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率,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将扶贫重点由区域下降到农户,国家扶贫的重点不只是区域开发,而更重视对精准识别出来的贫困户进行一对一帮扶。 P78

这样,贫困户脱贫的主要责任不在贫困户而是在帮扶责任人和地方政府;而贫困线又是高于低保线的,这就必然造成大批贫困户“等靠要”。 P79

比如,精准扶贫强调“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等五种途径来脱贫,但通过为所有贫困户建档立卡后却发现,最为根本的问题仍然是发展生产和社会保障,这又回到社会保障与低保政策的交叉上了。 P80

当前中国反贫困实践中出现了普遍的政策错位,如精准扶贫与农村低保的重叠与错位,也包括与医疗教育政策等方面的重叠和错位,严重影响扶贫目标的最终实现。 P81

2018年暑假笔者在湖北T县和X县农村调研了农村的精准扶贫情况。 P82

最为困难的就是识别一般贫困户了。 P83

2016年前,A村所在乡镇共有1300多户低保户,2016年进行大数据比对后,绝大多数“关系保”“人情保”被清理出去,目前全镇只剩下300多户低保户,其中包括最近两年新增的10多户低保户。 P84

正因为难以准确统计农户收入,农村低保户识别就需要靠社区瞄准,村干部在主导社区瞄准时往往具有很强的主导权。 P85

不过,国家进行精准扶贫的考虑与低保制度是完全不同的。 P86

国家越是强调让每一户农户脱贫致富,就有越多贫困户依赖国家来帮扶他,希望国家给他特殊政策与好处,当然最好是直接发钱;也就会养越多懒汉。 P87

尤其是2015—2017年这几年,中央与地方在精准扶贫工作上经过了多轮博弈。 P88

若农户收入水平落入到最低收入标准以下,国家就应当无条件地将其纳入到低保范围中来。 P89

当前最为人诟病及最令人不解的是,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民进城了,他们在农村的宅基地却没有退出来。 P91

只要是集体组织成员,农户都享有免费获得、无偿使用宅基地的权利。 P92

甚至陈锡文讲,与社会主流舆论认为农村住宅空心化程度很高的判断相反,“据国家电网公司对其经营区域内居民房屋空置率(年用电量低于20千瓦时)的统计,城镇居民房屋空置率为12.2%,而乡村居民住房空置率为14.9%”[54],农村住宅空置率仅仅比城市住房空置率略高。 P93

一旦中国实现了高度现代化以及完成了城市化,进城农民已在城市体面安居,不再需要农村这条退路,他们保留的作为进城失败退路的农村宅基地保险就不再需要,农村宅基地的资源冗余就无必要,农民宅基地就可以复垦出来种粮食了。 P94

正是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稀缺使建设用地指标产生了价值,增减挂钩政策将减少农村建设用地与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相挂钩,则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就可以产生出新增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价值,比如15万元/亩。 P95

为了支付农民退出宅基地的费用,地方政府支付了巨额成本,城市建设用地成本被人为推高了(城市建设用地必须额外支付数十万元/亩的增减挂钩指标费),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农民在城市安居下来的成本。 P96

[58] 现在增减挂钩政策通过给退出宅基地农户补偿而让农户永远退出宅基地,农民即使进城失败也不能再回来。 P97

实际上,第二种方式相较于第一种方式也仅仅是将本来就是土地资源的部分农村宅基地提前复垦。 P98

正是有了这个资源冗余,农民进城失败就可以返乡,社会结构就有了弹性,经济周期的风险才容易化解。 P99

本文简单讨论增减挂钩制度的缘起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增减挂钩制度所引发的认识混乱。 P100

国家采取的土地用途管制政策越严格,下达的建设用地指标越少,地方政府建设用地指标的缺口就越大,就越是愿意付出更大代价来获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P101

大国之基 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 社会科学电子书 第2张

现在的问题有二:一是国家为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到底应当采用偏紧到什么程度的新增地方建设用地计划?保护耕地与地方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或限度在哪里?二是不同地区对建设用地指标的需求是不同的。 P102

在城乡统筹试点的数年内,成都市通过增减挂钩为近千个自然村提供了重建资金,资金总量接近1000亿元。 P103

真有这等好事吗? 三、增减挂钩理论与实践中的谬误 也就是说,本来只是为了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而推出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被地方政府片面理解为可以通过减少农村建设用地来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再进一步可以通过指标交易来生产出巨额土地财富,从而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建设了新农村,乃至于扶了贫。 P104

这样一个2万元/亩的成本仅仅略高于部分农民腾退出宅基地的代价,农民从中所获利益极为有限,显然就不存在所谓财产性收益,更不存在所谓“农民抱着金饭碗”的情况。 P105

因为全国市场必然意味着供过于求,最高指标购入价会无限趋近最低指标生产价,两者相减接近于零。 P106

农民退出宅基地所产生的唯一真实价值是复垦而来的耕地,耕地是用于种粮食的,农地当前的平均地租不超过500元/亩,当前很多地方增减挂钩让农民退出宅基地的成本达30万元,即使只按5%的年息计算,地租高达1.5万元,是500元平均地租的30倍。 P107

学界对征地冲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范式:一种是农民维权的模式,即地方政府征地时违反了法律,侵害了农民的权利,农民奋起反抗维护自己权利,这就是当前学界流行的维权话语。 P108

城市建设推进面上的农户则期望借千年等一回的征地拆迁机会,争取更多更大的利益。 P109

地方若不给钉子户好处,钉子户就死缠烂打,征地拆迁速度就会受到影响;给了钉子户好处,尤其是暗中给予好处,其他农户就会不满。 P110

有冲突和矛盾是正常的,没有冲突和矛盾则是奇怪的。 P111

而之所以要缩小征地范围,主要是为了减少征地冲突。 P112

问题是,缩小征地范围所留下来的城市建设用地缺口,如果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由农民集体土地入市来弥补,实际上因为土地不可移动,这样一种弥补,就只可能在特定的区位实现。 P113

如果保持现行法的第四十三条,则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以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就变得没有必要了。 P114

当前中国经济奇迹中的重要一环就是中国先进的土地制度。 P115

与全国一样,珠三角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其中主要是属于由生产队转化而来的村民组,原因是人民公社时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 P116

进入21世纪,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和附着在农业税上向农民收取的各种杂费。 P117

无论哪一种租金支付方式都是由外资与村民组集体共同商定。 P118

大量外来农民工的到来为珠三角农民提供了巨大的获利机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将之前宅基地上的住房拆掉盖高层住房出租获利。 P119

这样一种股权固化消除了集体收益分红的争议,却进一步将之前集体性质的土地变成了共有制,变成了南海所说的“股份合作制”,变成了排他性的权利。 P120

无论是村党组织还是上级政府都丧失权力和能力来指挥村股份合作社了。 P121

案例五:G镇大桥。 P122

股民选出来的理事长按照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进行治理,上级和村支书都无法驾驭,基层治理乱了套,政经分离试行不下去。 P123

影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两个重要变量分别是乡村社会本身和乡村管理体制或制度。 P124

虽然全国不同地区农村的种植结构、气候条件、村庄结构不同,甚至农民的经济条件也不同,但全国农民都主要在生产队内集体从事农业生产,主要收入来自农村的集体生产与集体分配。 P125

当前中国城市化了的农村所占比重其实很小,但具有很高的生产能力,影响力也很大,且十分活跃。 P126

虽然这些地区仍被习惯性地看作农村,仍然有村庄和村干部,但实际上无论是产业形态,还是社会形态都与城市差异不大,也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农村正改为居委会(村改居),并实行城市化的管理体制。 P127

浙江不仅村干部不脱产,而且乡镇规模也普遍比较小,很少有临时聘用人员。 P128

当前中西部传统村庄大多是与传统乡村管理体制匹配的,不过,中西部地区也有很多探索。 P129

也就是说,中国当前以及未来的城市化道路不再是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是乡村人口进入到城市的城市化。 P130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农村出现了巨大的区域发展差异,另一方面,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形成,这两个方面对村级组织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村干部的稳定性产生了巨大影响。 P131

在世纪之交,浙江农村出现了富人村干部对之前老式村干部的替代。 P132

地方政府为了保持一个稳定的村干部队伍,就不得不提高村干部报酬,比如前述湖北省将主职村干部报酬提高到乡镇副职干部水平的尝试。 P133

三、沿海发达地区村干部职业化的差异 一般来讲,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民消费水平比较高,仅仅依靠从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上获取的务工收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普通农户就很难获得体面生活的收入条件。 P134

虽然低于公务员收入,却远高于当地农民务工收入,村干部职位就对当地农民有着巨大吸引力。 P135

这些半正式就业,收入不高,也不一定稳定,因为只要有了其他就业机会,他们就会转移。 P136

从地方政府的可选择性来看,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持村干部的稳定性。 P137

四套班子换届都有激烈竞选。 P138

在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村一级民主选举不断地深入推进,另一方面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也被强调,中纪委牵头,中央各部委在全国农村推动村务公开,村一级设立村民理财小组,以监督约束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干部。 P139

这就是2017年L县村两委换届变成四委同时换届的原因。 P140

不仅村委会选举竞争白热化,而且村支部选举也高度竞争。 P141

L县官员总结说,村级四套班子换届,最怕两派势均力敌,相互反对牵制,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P142

新设村股份合作社董事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虽然可以减少村干部寻租行为,却可能极大地降低村级组织的运作效率,且给了村庄所有群体通过复杂制度来表达诉求的机会,从而可能导致某些村庄村级治理的困境。 P143

因此就必须有对复杂制度的化简,就会有各种变通的办法出来。 P144

过于复杂的制度就必须化简,过于简约从而可能造成普遍权力滥用的制度就可能要再复杂一点。 P145

尤其值得讨论的是,最近几年国家提出建设服务型基层组织,变基层的管理为服务,但在基层实践中却出现了服务主体性和积极性丧失的问题。 P146

维稳、网格管理、农业生产、纠纷调解,都要求有规范的留痕资料存档。 P147

资料包括:会议方案、时间、会议通知、会议内容记录、参会人员、前一天碰头会的记录、资料整理,以及第二天开会时的签到表、会议记录、拍照、手机定位、第三天会议处理结果。 P148

乡村干部对农户更多是汲取资源的管理为主。 P149

这样来看,村级组织就不再要像取消农业税前一样从农民那里提取资源,其主要功能也就是为农民提供服务。 P150

具体需要讨论以下若干方面:第一,当前中国农村仍然是乡土性很强的礼俗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几乎不存在对事不对人的事情,人和事总是纠缠在一起,解决事务总是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只有具有地方性知识的村组干部才有能力有效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P151

贫困户没有得到好处,又天天被折腾,他们就十分不满。 P152

熟人社会的事情都是人格化的,也都是具体的,一事一议,一人一策,加之农业社会本身的季节性、农村事务的低利益密度和重复性较低的特点,就使得乡村治理必须有很强的策略性,村干部必须有很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P153

想要使基层治理有效,就必须在防火措施与救火办法之间保持平衡,就必须在上级规定与基层活力之间保持平衡,就必须既让村干部使用国家下乡资源的权力进笼子,同时又让笼子有一定自由空间。 P154

振兴乡村必须立足当前中国农村的现实基础,充分利用当前农村的制度条件。 P155

分田到户以后,农户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户个体的生产积极性被激发出来,并在很短时间实现了农业大丰收和农村大发展。 P156

从农户家庭来讲,大多数农户家庭都实行性别分工,男耕女织,既有农业收入,又有家庭副业收入。 P157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的村庄已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村庄,因为村民已极大地分化了,村庄利益也多元化了,甚至大量农户家庭全家进城且退出农村人情圈,多年不回村过年了。 P158

如何建立畅通的土地流转制度,既保护承包农户的权利,又保护经营者的权利,同时提高农业效率,形成适度规模的有效率的农业?当前中央政策是推动农地“三权分置”,即将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 P159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村干部一般也会有能力(因为有资源)及有意愿(因为是村民的资源)来回应农民的公共品诉求。 P160

土地回归生产资料的性质。 P161

再进一步,以土地确权为基础的“三权分置”可能造成不可移动土地上附着高强度利益,造成地权整合和地块连片的高成本。 P162

同时,以土地权力配置为核心,村庄中承包土地且自己耕种的农户,承包土地但因外出务工不耕种土地将土地经营权退还村社集体同时获得地租补偿的进城农户,以及优先满足村社集体成员规模经营需求后流入土地的经营权也可以通过村社集体流转给外来大户,这些农户就都在村社集体中享有不同程度、不同份额土地权利,这些土地权利又都是可以计量的,从而是可以“算平衡账”[99]的,这样就可能通过土地制度的重新设置与赋权来形成一个具有利益计算能力或可以算平衡账能力的真正的村社集体。 P163

一、分田到户以来的土地制度 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 P164

转移支付的主要方式是“项目制”。 P165

当前国家应对之策是对农村土地进行“三权分置”,主要是将“承包经营权”分置为“承包权”和“经营权”。 P166

到目前为止,真正以正规合同流转的土地十分有限。 P167

无论如何,由承包权派生出来的经营权很难与承包权同等重要。 P168

这两个层面分别是:为所有农户提供集体层面的农业公共服务,比如:土地集中连片、抗旱排涝、病虫害防治、机耕道修建以及统一机耕机收等;第二个层面则重在重新将农民组织起来,真正让农民成为建设其美好生活的主体。 P169

这样就建立了一个基于土地经营权流转而来的村社集体制度。 P170

按全村6000分配分计算,每分的赋值就是100元=(60万元÷6000分)。 P171

第二个例子是将农村老年人组织起来。 P172

如何再造村社集体?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起利益关联机制,让农民自己来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 P173

新中国建立以后,农村进行了十分彻底的土地改革,消灭了土地的地主所有制,并很快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等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形成了集体经济。 P174

同时,大量非生产性工作记工分并纳入到生产队总工分中,就使生产队总工分持续扩大。 P175

分田到户最大的好处是调动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问题是,在农民收入较少的情况下,国家从分散农民那里收钱搞建设几乎不可能。 P176

刚开始时,因为公服资金的投入与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关系十分密切,村民议事会就会热烈地讨论,并真正形成民主使用公服资金的制度,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与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偏好表达在村民议事会中对接,国家资源输入提升了农民组织能力。 P177

更重要的是,借土地调整,村社集体可以对所有农户进行责权利的清算与平衡,从而形成村级治理的基本条件。 P178

这也是取消农业税以后全国农村“一事一议”基本上没能进行的原因。 P179

广东清远农村综合改革比较有趣,因为清远市通过土地整合与资金整合重建了村社集体的筹资能力与调整农民利益的能力,也就是算平衡账的能力,从而具备了一定的集体理性来解决一家一户不好办的事情。 P180

种自家承包地农户:10亩×2分/亩(承包权、经营权各一分)=20分, 120户种自家承包地农户=120×20=2400分。 P181

再造村社集体是乡村振兴战略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 P182

因为当前农村经营体制存在的诸种弊病,国有农场大都很好地克服了。 P183

分田到户之初,家庭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发展了农业生产。 P184

身份田以外的农场耕地也要让职工来耕种,这些身份田以外的国有农场耕地就以招标形式租赁给职工家庭,一般都是按职工人数平均分配租赁田,而不完全是市场招标。 P185

一旦从事农业生产有利可图,进城务工变得艰难的职工及家庭就可能返回农场种地。 P186

他们也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经营权流转出去,但他们一定要求收取高额的租金,以及不允许流入土地经营权的种植户在自己土地上搞便利生产的建设。 P187

在某种意义上,当前中国大陆以赋予农民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将农户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政策,很可能是在重蹈日、韩等东亚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农业困境的覆辙。 P188

不过,皖河农场是国有农场,实行土地租赁制,就与农村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经营体制有了极大差异。 P189

相应地,仍然留村种地的农户可以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并在扩大生产规模的过程中通过地块调整解决土地细碎化的问题,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P190

[3]张世勇:《返乡农民工研究——一个生命历程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P192

[27]谭林丽:《派性政治》,博士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16年。 P193

[49]参见贺雪峰:《农民收入分层结构的断裂性》,载《决策》2018年第6期。 P194

[67]参见郑子敬:《深度贫困地区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交易的路径研究》,载《中国土地》2017年第12期。 P195

[89]参见欧阳静:《基层治理中的策略主义》,载《地方治理研究》2016年第3期。 P196

[109]形容打麻将的人数之多。 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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