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经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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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过多聚焦于他的功业道德文章,忽略了他“琐碎”的经济生活。 P5

同时,通过曾国藩这一个例,我们获得了观察晚清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断面。 P6

不仅关于曾国藩的经济生活研究极少,整个中国史领域内关于官员个人经济生活研究也不多。 P7

在经济社会及俸禄制度方面,黄惠贤、陈锋主编的《中国俸禄制度史》(7)中对清代俸禄制度进行了较高质量的研究。 P8

有关清代地方财政及陋规制度的研究领域有很多重要著作,比如曾小萍的《州县官的银两》(18)。 P9

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23)、艾尔曼的《帝制中国晚期的科举文化史》(24)等,对明清社会阶层流动中关键一环即科举的成功率进行了深入统计分析。 P10

横向上则涉及传统时代低薪制与京官生活来源,士大夫个人性格、理学修养与经济操守的关系,晚清军事军饷制度与战斗力的关系,陋规、养廉银的来源与去向,乡绅如何凭借政治资本获得经济收入等晚清经济社会生活的多个侧面。 P11

(3) 《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94年。 P12

(18) 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P13

2013年,岳麓书社出版了标点本。 P14

此次再版,为使读者阅读方便,我压缩了字数,恢复为一本。 P15

因此,在再次阅读稿件的时候,我对部分词句进行了调整,力争更为明白简易。 P16

”(1)也就是说,从元明到晚清五六百年,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 P28

平民百姓想要改换门庭,最主要的途径当然就是科举。 P29

潘光旦、费孝通分析了清朝从康熙到宣统年间的915份朱墨卷,得出的结论是,科举制看似公平,但是实际上对城镇居民、有产之家庭更为有利。 P30

但是他们却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为优越的教育环境,做孩子的启蒙老师,成为孩子们向上攀登的阶梯。 P31

好在从三十五岁起他痛改旧习,勤苦力田,“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多种经营,一年到头,无稍空闲。 P32

事实上,在五六百年的历史中,曾氏一族也数度上升到小地主阶层,比如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就生财有道,在康熙、乾隆年间积聚了数千两的产业,置买了数百亩田地。 P33

在法律上也享有一定特权:犯了罪,先要由学官免除秀才身份才能定罪。 P34

不过在那之后就峰回路转,早年扎实的基本功让他厚积薄发,转过年来就中了举人。 P35

曾国藩在墓表中引用祖父的话:“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 P36

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者几一年”(32)。 P37

曾国藩虽然中了进士,但是此时还没有被授予正式官职,用通俗的话讲,还没有工资收入。 P38

范进中举当然更为典型。 P39

在明清两代的大部分时期中,他们的地位由来只有部分是财富,而极大部分是(科举所得的)学位。 P40

三则是为将来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P41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被钦点刑部主事,因为家境贫困,无力支持当京官的花销,竟曾一度不想就任。 P42

毛泽东笔下的拜客者是民国时代官立学堂的毕业生,形式是在向乡亲四邻通报喜信后大家聚餐一顿,随个份子。 P43

他的足迹遍及湘乡、衡阳、清泉、耒阳、永兴、武冈、新化等十县州。 P44

他到的第一家是岳父欧阳家。 P45

这种拜访,目的更是赤裸裸地敛财。 P46

有时候所获钱财多于预期,他在日记里会特别提一下。 P47

四月初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道:“是日,松陂祠未具贺仪。 P48

四月十二日记载,曾国藩的雷霆之怒使得松陂管祠人十分害怕,请人说情给曾国藩赔了不是,还送了一部分钱。 P49

在此次拜客过程中,曾国藩记载过三次兑换数字(64)。 P50

第四次拜客,按《湘乡曾氏文献》流水账簿逐笔相加,共收入钱七百一十九千三百二十文,银一百一十七两六钱。 P51

至于一亩良田只要三十两银子(72)。 P52

二十二日至安化蓝田。 P53

因此我估计他的实际行程为一千五百公里左右。 P54

他在日记中叹息说:“寒士得中乙科,耗费至是!”(78)这种大笔花费普通人家很难负担,因此催生了中式后的“贺仪”。 P55

一路上他的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与各地官员相往还上,上至巡抚,下至县令,乃至学官,他都拜到。 P56

其中巡抚十六两,布政使十二两,按察使七两八钱,署粮道七两八钱,署盐道十六两(83)。 P57

加上在这一年曾家经历了曾国藩长子和幼妹去世两次丧事以及曾国藩四妹出阁的喜事。 P58

经人劝解,旧佃户仍然“强悍不服”。 P59

另一处记载“会衡阳沈明府,道及彭雅涵偷窃事”(93)。 P60

(3) 关于绅士的定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生员等低级功名获得者不应该被列入绅士阶层,比如许顺富说,生员和监生仍属平民范畴,正如他们被称为“士民”而非“缙绅”。 P61

见纪莺莺:《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社会》2006年第6期,第194页。 P62

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页。 P63

”年谱中的五岁为虚岁。 P64

(43) 1919年8月4日《湘江评论》第4号,“湘江大事述评”栏内《本会总记》。 P65

(57)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9页。 P66

八月二十二日在武冈州以五十五千二百五十八文,换得银三十四两六钱七厘,则一五九四文兑换一两。 P67

(72)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十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69~670页。 P68

各省有作就匾额致送者,银两、衣帽后则名存实亡矣。 P69

(87)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日记中说:“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大启已诺。 P70

我们可以简略描述一下他的行程,来看一看传统条件下旅途之艰难。 P71

只有经过翰林院“散馆考试”,授予正式官职,才算开始为官。 P72

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 P73

解剖曾国藩这个典型,我们对清代京官俸禄之薄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P75

虽然发给官员的禄米名义上是精品大米,但事实上京仓粮食“红朽者多”,因此中下级官员领到米券后,常“以贱价出售给米肆,每石仅合银一两有奇”(12)。 P76

曾国藩这样从七品翰林的公费标准是一两半。 P77

在这些账簿中,曾国藩所用的货币单位有银两、现钱和票钱。 P78

因此,除了个别人享有皇帝的殊恩赐予宅第之外,京官解决住房问题的方式和今天大部分人一样,一是买房,二是租房。 P79

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更不可能与平头百姓混居在一个大杂院里。 P80

三是明代宣南地广人稀,又有树有水,风景不恶,许多明代显宦在此遗有花园别业,同时又有陶然亭、窑台以及古刹名寺等吟咏集会胜地,很对文人习气严重的京官们的胃口。 P81

宅正对门则恽颜彬(广东正主考),宅斜对门则孔祥霖(云南主考),宅左(隔两三斋门)则戴北春(陕西正主考),宅后(隔一斋门)则(李)文田(江南正主考)。 P82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 P83

盖因入京以来,添了三个女儿,儿子纪泽也到了读书年纪,要立家塾,仆妇也随之增多,“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饭”(43),于是又搬到上朝更为方便的前门内碾儿胡同西头路北。 P84

清代冠服制度之细密更堪称历代之冠,官服的式样、色彩、质料、饰物等细节都有明确繁缛的要求。 P86

这种赏赐,多数时候只是“赐予其资格,花翎需要官员自行购置,其价格因眼数不同从数十两到数百两不等”(48)。 P87

很多缺乏经济实力的京官不得不长年借用官服。 P88

由此引出后世的种种渲染,比如说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缎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穿,平素便放在衣橱里,因此穿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云云。 P89

这些衣服的购置都不便宜,通常在数两至数十两银子之间。 P90

刻丝夹蟒袍一件。 P91

香色洋绉羊皮军机坎一件。 P92

过年及端午、中秋等节,都要给上级、长辈、亲友送礼。 P94

除团拜外,平日也是日日聚宴。 P95

……且除公饯、公贺诸筵宜略加丰外,其余枯吟小集以简朴为宜。 P96

二月,某友祖母去世,奠分一千文。 P97

廖师节敬二两,门包三钱,黄师门包三钱。 P98

三月,东麟堂请客十千文,便宜坊差役五百文。 P100

加上衙门离住地往往有一段距离,所以官员们多选择乘轿、骑马或者坐车出行。 P102

换下来的轿夫就跳上二套车休息。 P103

他的朋友们也大多居住在宣南。 P104

由西直门出顺城门回家。 P105

二十九日,上国史馆办志。 P106

七月,下园车钱八百二十五。 P107

需要说明的是,临时雇车的小额花费并不是每月每笔都记。 P108

常到地点:①湖广会馆(骡马市大街南);②湖南会馆(烂缦胡同);③财神馆(福建会馆,菜市口西北);④文昌馆(铁门胡同);⑤琉璃厂;⑥翰林院;⑦朝房;⑧广安门(送人出京出此门);⑨圆明园。 P109

这是初入北京之际的情况。 P112

曾国藩虽然没有这样大的手笔,但亦“逛厂颇勤”。 P113

仆恐其嫌价贱而诡辞以求益也,乃曰:“虽无《南史》,吾亦买之。 P114

及至咸丰二年出京之时,他在家信中谈及京师寓所藏书有三十多箱。 P115

一年的文具支出,也是一笔数目相当大的花销(92)。 P116

在曾国藩的账簿中,买煤买粮买肉买苦水甜水剃头打辫子赏下人,每月都为数甚巨。 P118

曾家所雇用的数名男女仆人,一年工资花费亦不少。 P119

除了这两个人外,曾国藩到京后还雇用了多名男仆,比如张福、刘兴、周贵等,月工资均五百文。 P120

所以讨论曾国藩的家庭经济情况,我们不仅要替曾国藩在北京的小家庭算账,也不能忘了湘乡曾氏这个大家庭。 P121

因此作为一个穷京官,曾国藩是一直尽力接济家里的。 P122

(98)这两架寿屏成本不低。 P123

其银以二十二两为六弟、九弟读书省城之资,以四两为买书买笔之资,以六两为四弟、季弟衡阳从师束脩之资,以四两为买漆之费—即每岁漆一次之谓也。 P124

在道光二十一年中,曾国藩的账簿中没有慈善支出的记载。 P126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家信中曾提及他前门内有义塾,每年延师八人,教贫户子弟三百余人。 P127

第一是如前所述,像曾国藩、陈源兖那样,在入京为官之前,通过拜客、“打秋风”来筹集资金。 P128

曾国藩的另一项重要收入是外官的馈赠。 P129

”一般来讲,地方总督、巡抚送军机大臣,一般多不过三百两。 P130

当然,如果是有交情或者需要帮着办事的章京,一百或八十两。 P131

“北池”指张之万,只收到一百两却喜出望外,见了面再三表示谢意。 P132

”(107)许多京官生活的重心就在营谋馈赠,他们花大量时间用于酒食征逐,部分原因也是只有广泛交游,才有可能辗转认识许多外官。 P133

”(109)许多老辈京官,为了得一点馈赠,不得不自失身份,同样见于李慈铭日记:“上午诣王子敬小坐。 P134

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 P135

说明除以上列出各项外,还有一两五钱七分此类收入忽略未记。 P136

(115)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年关将近,手头银两全部花光,曾国藩找人现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了个年。 P137

根据《辛丑年年底汇总数》,借入、借出相抵,他净借入八十五两五钱三分。 P138

”(120)曾国藩认为因为周围都是见识庸俗鄙陋的人,所以自己的头脑也很闭塞。 P140

(122)曾国藩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因此毅然立志自新,“学作圣人”: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P141

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练习作文,学习效率大为提高。 P142

我们看史书所载明清两代清官形象,实在令人鼻酸。 P143

须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见人欲消尽。 P144

正是理学提供的“意志万能”理论,支撑着曾国藩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抵御住了种种诱惑。 P145

嗣后,大学士之不兼部务者,亦著加恩给予双俸双米,以符体制。 P146

(14) 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二十五年重修本)》卷二五〇《户部·俸饷·京官月费》,光绪二十五年八月石印本。 P147

它在发行过程中,没有发行准备制度,主要的保证就是无限责任和多户联保。 P148

(31) 夏仁虎:《旧京琐记》卷八《城厢》,民国刻本,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部藏。 P149

(36)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一日移寓南横街千佛庵。 P150

(39)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53页。 P151

一串朝珠,价值高者可值数千两。 P152

(57)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245~4246页。 P153

转引自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页。 P154

(75) 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P155

好小利者,往往趋就之,稍不经意,率为伪物。 P156

记载:“邓福,十九年十一月起,订安家钱十千文,每月工食钱五百文。 P157

(108)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270~271页。 P158

(122)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56页。 P159

(134)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20页。 P160

在出差过程中,往往会得到大量的“灰色收入”,发一笔横财。 P161

乾隆三十五年起,为保证考官素质,规定乡试主考均须考试,称为“考差”(2)。 P162

同治元年,翁同龢出任山西乡试正考官。 P163

所以曾国藩对考差非常热衷。 P164

(7)曾国藩对这次考试期望极大,为了准备这次考差,他甚至预先服起了补药:男因身子不甚壮健,恐今年得差劳苦,故现服补药,预为调养,已作丸药两单。 P165

主考出行,按例由沿途的驿站提供夫子、马匹,不必自己花钱。 P166

同时,账簿中又记载:“临行托岱云买貂褂、貂马褂、缺衿大毛江绸袍,预备复命。 P167

在《癸卯使蜀行李簿》(17)中,他列出带衣物九大箱,比罗柳生还多了两个箱子。 P168

乌木骨冷金面十把。 P169

锦边冷金七言十付(未写) 。 P170

除此之外,还要买其他一些预备赏人的东西,比如官帽上的顶子、荷包、小刀等:车渠顶四个(预备赏武巡捕),金顶四个(赏文巡捕),赏荷包五十份,小刀五十份,中等小刀五份,中等荷包八份,马鞍纱袍褂料四匹。 P171

西山在望,万尖如笋……未初过白河沟,慨然思明成祖与李景隆之战,得句云:“长兴老将废不用,赵括小儿轻用兵。 P172

道台张百两。 P173

(30)可见,公项程仪是二千四百两,十二名房官公送五百一十三两,门生贽仪五百两,国家法定路费四百两,其他官员个人所赠九百三十八两:诸项共计四千七百五十一两。 P174

在《由四川回京行李数》(33)中,他记载有“芡实三匣”“南枣一包”“莲子一匣”“桂圆二匣”“藕粉一包”“茶叶十一包”“海参五包”“藏香八匣”“普洱茶两个”“五加皮一匣”“川贝母一匣”“玻璃一块”“如意一品”“仙茅三匣”“厚朴四卷”“燕窝四匣”等多种,下面多注明是谁所送。 P175

二是他寄回家中六百两银子,用于还家中历年积欠。 P176

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此之谓也。 P177

”(38)但事实上这笔收入在当时却是公开的,是官场的惯例,连嘉庆皇帝都认为“尚属地主之谊”。 P178

前文说过,翰林升官,主要看考试成绩。 P180

今既为部堂,则事务较繁,每日须至署办事。 P181

旋至部。 P182

加上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511.5两。 P183

……每年奏销时,各省布政使向户部以及户科解送饭食银。 P184

后来皇帝命令提高标准,每人大约提高五十两。 P185

(49)由此可见,各部官员,自堂官以下,都有饭银收入,不过各部丰瘠不一。 P186

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礼部尚书一年千二百金,侍郎一年八百金而已,此其所谓贫也。 P187

如果除去“大捐”捐纳部分,则王文韶正常状态下的“额外收入”如下表(表3-1):表3-1 王文韶正常状态下的“额外收入”表/ 说明:据《王文韶日记》中《光绪四年至八年收付账》(52)统计,未计小数点后数字。 P188

至于道光年间,礼部侍郎的具体饭银水平无法确知。 P189

从《晋政辑要》中前引资料大致推测,刑部饭银水平是礼部的两倍,兵部近两倍,吏部则与礼部相当。 P190

此封家书中他还说:每年九卿及各京官俱蒙圣恩许买官参一票,吾得买二斤。 P191

曾国藩升官后生活中第一项增加的开支是车马。 P192

他在家信中提到家中拥有的车马怎么处理:车三辆一大一小一水车,牲口三个,问西顺兴可收用否?约共值二百金。 P193

不过曾国藩其他方面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P194

”(65)这更加重了他的财务负担。 P195

叔父于无意中送他,万不可说出自侄之意,使未得者有觖望,有怨言。 P196

此我之定计,望诸弟体谅之。 P197

只有曾国藩郁怀如焚。 P198

咸丰元年他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自己“本欲移疾归去,不复尸素此间,重乖高堂之望,又逋责稍多,贾竖未能贳我,以是濡滞”(72)。 P199

估计打探之事是捐纳虚衔事宜,因为后文又说,“照到之日,兄务必为他办理……此父亲答应者,弟奉命写信也”。 P200

皇帝命他充任江西主考,曾国藩喜不自胜,第二天即在谢恩折中奏请乡试结束后顺便回家省亲,皇帝自然照准。 P201

其实,因为他宅心仁厚,朋友欠他的银子总数亦将近千金。 P202

此系无途费,不得已而为之,不可滥也;即不滥,我已愧恨极矣!京寓所欠之账……可求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内择其尤相熟者,前往为我展缓……外间若有奠金来者,我当概存寄云、午桥两处。 P203

”(81)可见直到做了多年总督之后,曾国藩才有能力彻底将京官生涯的欠账了结。 P204

(11)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289~4292页。 P205

(21)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298页。 P206

(32)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372页。 P207

(46) 〔美〕曾小萍著,董建中译:《州县官的银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2~53页。 P208

(57)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50页。 P209

(74)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92页。 P210

一般来讲,高级京官生活水平高于中低级京官,户部银库等少数特殊机关的收入高于其他部门。 P211

但大部分清代京官特别是汉族京官的生活特点,如果用一个字概括的话,非“穷”莫属。 P212

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 P213

他们权力大,管事多,贪名素著。 P214

光绪二十九年成为户部尚书。 P215

“晚约伦贝子、溥小峰……寿子年晚饭,招宝金、宝玉两歌妓。 P216

第一是那桐出身内务府,家资本丰。 P217

虽然都是临时充任,但这些皇家庆典,历来开支浩大,承办人员拉大旗,作虎皮,如果有心营私,可钻的空子极多。 P218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根据《王文韶日记》中《光绪四年至八年收付账》统计的收入情况。 P219

比如左宗棠在《米捐章程》第一条规定:“以库平实银上兑,饭银、照费,令捐生照章交纳,随时附便搭解。 P220

照例一张监照,交银一两七钱。 P221

其中户部因为具体承办,所获独丰。 P222

”(38)部中高级官员的饭食银收入很高,而六部基层吏员此项收入很低,有些低到根本不能糊口的程度。 P223

寻常宴会不轻赴席,杂宾一概不见。 P224

户部银库是收贮各地送到京师的赋税饷银之所,关于这个职务,一直以来有一种误解,以为是户部的一个下属部门。 P225

除去“盗银案”这样赤裸裸的偷窃行为不说,银库之所以水深,还因为在银两出入库的过程当中,银库官员可以制造大量的受贿机会。 P226

后来成亲王稽查时,奏请归入公款。 P227

”也就是说,各地捐项,流失率可达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六十之多。 P228

总管为孟丽堂,掌柜人为金本如(行二,海淀人) 。 P229

崇文门税关处于万方辐辏的京师,负责征收出入京师商货税款。 P230

那桐的经营活动中,获利最丰的当数当铺。 P231

《那桐日记》中记载的“持贽”者中所持最高的为一千金(66)。 P232

”(69)几乎未间断记日记的晚清到民国的三十五年里,“那桐绝少出现失望、烦躁、不安、不如意、心灰意懒等负面情绪。 P233

刘光第是四川富顺人,出生于咸丰九年(1859),光绪九年(1883)中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 P234

”(71)刘光第一家生活水平很低。 P235

”(78)二 刘光第为什么这么穷综合以上情状,刘光第的生活比北京普通市民强不了多少,自然应该被归为京官中最贫困的一类。 P236

”(81)由此可见,他每年印结银收入约一百四五十两,加上俸银,为二百两左右。 P237

后来,他的一位族叔,自贡盐场绅商刘举臣主动提出每年资助他银二百两,这样,刘光第才在母丧服阕后进京为官。 P238

原因一方面是晚清仕途过于拥挤,另一方面则是刘光第的个性并不适合混迹官场。 P239

老叔此番举动,诚不让魏公之戚矣。 P240

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君不贺。 P241

”(99)这种贫困状况贯穿了刘光第京官生涯的始终。 P242

李慈铭(1830~1894)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地主之家(101)。 P243

与上面提到的那桐和刘光第的一富一穷不同,李慈铭的京官生活状态极为矛盾:一方面,李慈铭收入低微,经常债务缠身,哭穷叫苦,日记中屡屡记载“比日穷困不堪”“比日窘甚,负债有如牛毛矣”(104);另一方面,他却一直在极力追求与自己的收入水平不相称的生活方式,居住宏阔,仆役众多。 P244

李慈铭颇好这一口,钱秋蓤、傅芷秋、时琴香等当时名伶都与他有来往。 P245

过生日这一天,李慈铭点蜡烛,拜先人,放鞭爆,并请来伎乐吹奏,以会亲友。 P246

“慈铭家居三十年,衣食百需,仰给老母,如婴儿然。 P247

所以干脆就纵情诗酒,以消块垒。 P248

除了这些人外,每年请他撰文者还有很多,所以润笔收入颇丰。 P249

因此,对比李慈铭与曾国藩的收入结构,我们会发现,李慈铭的馈赠收入远高于曾国藩。 P250

收入不高而又高消费,李慈铭自然一直债台高筑。 P251

(9)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264页。 P252

(21)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281页。 P253

(31) 《左宗棠全集·奏稿三》,岳麓书社,1989年,第465页。 P254

(41)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一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37页。 P255

(50) 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二十五年重修本)》卷二六〇《户部·俸饷·京官养廉》,光绪二十五年八月石印本。 P256

(60) 参考岑大利:《清代京城崇文门税务总局初探》,《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56页。 P257

此段直接引文以外部分也主要参考了此文。 P258

俸之外有米,六品给老米,五品给白米。 P259

”师门应酬周到,不为有所干求,而只是尽师生之情:“诚欲自奉俭约,多余点数,以为师门应酬,并非有所干求,只是情不能已。 P260

(99)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47页。 P261

而优则不然,优以唱戏为生,唱青衣花旦者,貌美如好女,人以像姑名之,谐音遂呼为相公。 P262

(118)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14页。 P263

这也可以考见当时书院山长束脩收入的情况。 P264

湘乡县是偏僻之地,出了一个翰林,是震动全县的大事。 P265

初七酉时殓殡,夜深成服。 P266

交往层级高,面积广,收礼多,支出自然也更加巨大。 P268

”(13)“柳叔于十二起佛会,八千之数早已送去。 P269

不过,这些信件并没有阻止他的家人在地方上呼风唤雨。 P270

然而,因为儿子仕途上的成功,曾麟书的社会角色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个老实本分不爱出头的人,却成了地方上的头面人物,甚至成了左右湘乡经济社会的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P271

一般民间告状、纠纷,双方都要找乡绅来出面代理。 P272

”(27)传统时代巨绅势力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力和曾家在湖南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P273

”(30)你看,一个普通秀才,与县令谈的居然全是北京政局、外地官场甚至广东外交冲突这样的国家大事。 P274

”(32)曾在福建做过知县的姚莹也说,百姓并不知道一个官员怎么样,对他们的评价,其实完全取决于地方绅士的口碑。 P275

较原来缴纳的最高额降低了八成左右。 P276

因此过去那些抗税的人家,这次都高高兴兴地交了。 P277

又月二十三夜二更起行,带乡勇百余,刘东屏率其子霞仙,带乡勇二百余,东屏一带之人,天未晓即到熊家,大战一场。 P278

”(53)有一户贺姓人家和族人发生纠纷,这位十叔被请去调解,无奈对方不把十叔当回事,不予理会。 P279

程保证,要将曾麟书的一个重要看法,即“匪无不会,而会非必尽匪”,具奏皇上,以使今后“州邑办会匪不至顾忌处分”(59)。 P280

”只有道光二十四年初寄回家中的六百两银子,确实给家中解了燃眉之急。 P281

所以曾国藩劝他放弃入仕之念,专心管理家族事务,上侍奉老人,下照顾其他三个弟弟读书,这是曾国藩通盘考虑后所做的安排。 P282

通过曾国潢这一个例,我们对清代乡绅的收入渠道可以有更为直观具体的了解。 P283

当然,乡绅做这些工作,绝大多数时候不是无偿的。 P284

此会经弟手者,算有千八九百,下少二千五百,将来或亦可望。 P285

”他既可以“借官势以欺民”,也可以使“民靠绅势以行事”(76),主要看他从哪方面获得的好处更多。 P286

“凡地方公事,大都由绅士处理……绅士之可否,即为地方事业之兴废。 P287

除了张仲礼总结的这两种收入外,曾国潢还可能有一类特别的收入:开当铺的干股收入。 P288

……亲属的这种影响力,于士绅不在家乡时(比他在家乡时—作者注)有更大的发挥自由,因为他在家乡时可以适当控制。 P289

(88)当然,曾国潢疲于奔命的出发点也不全是为了钱。 P290

”(91)这一天,曾国潢同闹事的贫民约定,三天后在楠竹观约齐本都有谷的大户,与贫民代表们商议减粮事宜。 P291

等到主祭的曾四老爷终于到了,人群攒动,纷纷给四老爷让路。 P292

此时的曾家,一切举止做派,都已经是大族气派了。 P293

特别是后来太平军起,他办理团练,手段残酷,杀人太多,激起强烈民怨。 P294

(99)湖南形势也不稳,曾国潢和曾国荃在乡中又处处激惹民怨,所以曾国藩的夫人和孩子感觉很不安,多次写信要求离开家乡。 P295

(101)因此,曾国藩对大弟的管束有时只能适可而止,不能过度打击他为家族服务的积极性。 P296

(9) 曾麟书等:《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27页。 P297

(24) 王凤生:《牧令书》卷二《绅士》,清同治七年江苏书局刻本。 P298

(37) 曾麟书等:《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80页。 P299

……愚民不知畏官,惟畏若辈,莫不听其驱使。 P300

(61)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2009年,第199页。 P301

(74) 曾麟书等:《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34页。 P302

(87) 曾麟书等:《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73页。 P303

(102)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6408页。 P304

咸丰皇帝情急之下,诏命各地在籍官员协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也就是民兵组织,以保卫乡里。 P306

然而,从这次出山开始,曾国藩的誓言要真正受到考验了,因为晚清军队的腐败众人皆知。 P307

他们的主要时间都用来开店摆摊,或者做木匠、裁缝等,只有轮到自己值班时,才到营里去待上一天。 P308

清代绿营兵平均每月的收入不过白银一两三钱六分,米三斗(11)。 P309

而低级军官,比如正六品的营千总,正俸只有十四两,养廉一百四十两(16)。 P310

当“皇粮”填不饱肚子时,士兵们别寻生计,也就自然而然,由此才出现了晚清军营中广泛的经商潮。 P311

然而“清中叶以后,随着物价不断上涨,八旗家庭生齿日繁,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P312

”(30)改革旧制是一项异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P313

八旗素以骁勇闻名,绿营创立之初,也屡经恶仗。 P314

”观摩之后,科氏得出结论:“中国的炮兵自然无法与欧洲的相比,唯一相同的只有打出的炮声。 P315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 P316

他们也明知军官们会突破纪律界限,只不过仍寄希望于他们自我约束,适可而止;但贪腐行为的特点是,一旦开了口子,就会肆无忌惮,无所不至。 P317

其具体做法有如下几类。 P318

到鸦片战争以前,水师官兵与鸦片商相互勾结,已形成一整套从水师提督到普通士兵的贿银分配惯例,也就是所谓“土规”。 P319

所以皇帝们长时间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面上偶尔下下谕旨,重申一下禁止侵没,否则“从重治罪”,“以肃戍政”等纪律,但大多虚声恫吓,并无实际措施。 P320

他对军队的看法与林则徐不谋而合:绿营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牢不可破”,“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45)。 P321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给每营增加长夫一百二十人以减轻士兵的劳役负担,原来军队中兵、役混杂的情况由此大为改观,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明显分开,军队组织结构向近代化转变。 P322

”(52)这样算来,实际的办公经费开支每月大约在五十两。 P323

普通营官的收入,是正规军营千总的11.7倍。 P324

湘军对截旷等规定很宽松。 P325

”(60)所谓“素封”,意指无封爵而富比封爵之人。 P326

咸丰五年,曾国藩上《请拨浙引盐抵饷以充军用民食折》:伏查国家岁入之款,盐课为一大宗。 P327

其后勤机构的司官,由统帅奏派或委札”(67)。 P328

带兵之后他第一次寄钱回家,是在咸丰四年十一月,那时他已经离家将近两年,练兵有成,先后取得武昌和田家镇大捷。 P329

今年江西艰困异常,省中官员有穷窘而不能自存者,即抚藩各衙门亦不能寄银赡家,余何敢妄取丝毫!兹寄银三十两,以二十两奉父亲大人甘旨之需,以十两奉叔父大人含饴之佐。 P330

“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 P331

合营办事及供役,悉用官弁,无私从一人。 P332

呜呼,一成一败,非偶然矣!(78)正规军的大营里头,成天大吃大喝,一来客人,厨子马上能做出一席丰盛的酒菜。 P333

如此正派风气,天下之贼何患不平,饷又何患不集哉。 P334

他的幕僚方宗诚说:曾公在营十余年,廉俸所入,别立银钱所,委员司之。 P335

咸丰八年正月十四日,他居乡期间,曾指示弟弟曾国荃,在应酬及救济绅士百姓上,要放手花钱:闻我水师粮台,银两尚有赢余,弟营此时不缺银用,不必往解。 P336

”宁可把大量钱财用于施舍他人,也不寄回家里,除了不靠做官发财之誓言外,曾国藩还有更深入的考虑。 P337

我入仕二十年,官居二品,封妻荫子,带兵在外,小有名望。 P338

因此不必汲汲营营,请国潢把五马冲那块地替我卖出去。 P339

比如咸丰六年十一月五日,他在给纪泽的信中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 P340

千万千万!”(94)曾国藩积蓄已久的愤懑和不满洋溢在字里行间。 P341

自认为是“军兴以来,各省所未见”的败局。 P342

直到三月底,胡林翼派出的勇弁怀揣蜡丸书,间道抵达南昌,才与曾国藩联系上。 P343

此时曾国藩已带兵三年,积银万两,也非常正常。 P344

(9) 谭钟麟:《防营渐减谨拟练兵章程折》,《谭文勤公奏稿》卷十,1911年刊本,转引自皮明勇:《晚清军人的经济状况初探》,《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21页。 P345

(19) 《清穆宗实录》卷四八,同治元年十一月癸丑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第1297页。 P346

(26) 刘庆:《经商与走私:清代军队腐败的重要根源》,《中国军事科学》1998年第4期,第218~223页。 P347

(36) 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第103页。 P348

(49) 《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1994年,第935页。 P349

每月北洋编书局总办之夫马费,俱由淮军银钱所送来:继思淮军裁撤已久,何尚有银钱所名目?当时只将夫马费照收,不便详问。 P350

(66) 张玉田:《论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31页。 P351

(80) 复阎敬铭,咸丰十年九月十八日。 P352

(93)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21页。 P353

加上他刚正严厉的作风与地方官员卑鄙下作的品性相厌相克,在各地官场处处碰壁,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 P354

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 P355

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 P356

三日后则严戒,秋毫无犯。 P357

曾国荃字沅甫,小曾国藩十三岁,在几个弟弟中,因为资质最优而最为曾国藩器重,曾有“屈指老沅真白眉”之句。 P358

曾国藩一直对他严格要求,要求他在金钱上向自己看齐,不得滥取分毫。 P359

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信中又说:余去年在家,见家中日用甚繁。 P360

城破之后是否有大的抢劫行为,史书没有明文记载(城将破时,他自食其言,屠杀先期约降者数百人(15)),但战后不久,曾国荃就差人送工资津贴什物回家,数量多得连曾国潢都有些惊讶。 P361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曾国荃袭故技以长围之法攻破安庆,历史上首次留下了曾国荃部抢劫的详细记载。 P362

这是攻城前所有人的预期。 P363

“开造册者有七万余,穷苦人家各发洋钱二十元,米二担,俱到保堰领取。 P364

事实上,在入城之前,湘军将帅都明确知道这是湘军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发财机会,百战艰辛,都为了这一刻,军官们渴望再暴富一次,士兵们则渴望捞足一生的资本。 P365

余恐事中变,劝中丞再出镇压。 P366

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 P367

(33)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每个无名小卒都发了横财。 P368

(36)二 曾国荃在南京大劫掠中有没有暴富天京之战,曾国荃一战成名,不过所成却是贪名、恶名大于功名、美名。 P369

相当多的人对曾国荃的作风早已痛恨入骨,比如那个以刚正闻名的彭玉麟就曾建议曾国藩大义灭亲,杀掉曾国荃。 P370

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曾国藩与赵烈文“言及沅师收城时事。 P371

这与“国荃甲子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相符合。 P372

(45)也就是说,曾国荃在任湖北巡抚时曾经弹劾官文挪用公款的事。 P373

”(49)由于缺钱,他甚至想到了封爵的俸金,曾国荃在同年四月初六日的信中,有点天真地问曾国藩:“伯俸每年应有若干?可否在本籍具呈向司库领取?”(50)这些信的写作时间,距曾国荃从南京归里仅仅不过七年,这中间他还出任过近两年的湖北巡抚。 P374

曾国荃如果真从南京“获资数千万”,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即使日掷千金,也不至于“负欠如山海”(56)。 P375

但咸丰八年之后,违纪现象开始增多。 P376

若军务不速完竣,正不知迁流之何极耳。 P377

公以所领盐票,犒诸将之有功者,而历年存盐银无虑六十万,咨明两湖两江各督抚,发南北两盐道生息,存为长江水师公费,且以备外患,一无所私。 P378

湘乡一县更是翻天覆地。 P379

科甲某公连岁买田不下十万,近犹出重价以购。 P380

(73)胡林翼母亲去世,他送了二百两白银,这已经是向来所无的事。 P381

除了为了使季弟安居可以资助季弟盖房之外,他将一守上次出山的旧规而不改:季弟远隔紫甸,余总不放心。 P382

我在军中决不肯多寄银回家,改向来之样子。 P383

(1)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92页。 P384

(15) 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6页。 P385

(26) 《曾国藩全集(修订版)·奏稿》,岳麓书社,2012年,第654页。 P386

(37) 陈乃乾:《阳湖赵惠甫先生年谱》,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47页。 P387

(50) 《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346页。 P388

(67) 《长沙县志》,同治十年刻本,转引自许顺富:《论近代湖南军功绅士的社会影响》,《云梦学刊》2004年第6期,第62页。 P389

(80)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444页。 P390

两江总督何桂清逃跑,江浙糜烂。 P392

”(4)确实,清代行政权力结构的特点决定了不当总督或巡抚,就没法在这个省充分调动资源。 P393

正如同皇帝是全国之君父一样,督抚就是一省或数省的大家长。 P394

两江所征收的漕粮,占全国漕粮总数的一半以上(11)。 P395

曾国藩身后,从同治十二年始,两江总督例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成为定制,简称为“南洋大臣”(17),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相对应,显示出这两位总督与众不同的重要地位。 P396

清代地方官只给俸银,不支俸米。 P397

但事实上,这个数额仍然远远满足不了一个总督的支出需要。 P398

一旦当官,父母兄弟依靠不说,就连宗族亲戚甚至同乡也要投奔,一个人的收入要照顾少则几十多则上百的“消费者”。 P399

这些人,都是直接给省级领导服务的。 P400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第一个原因是制度惯性。 P401

“即使督抚们被授予一省或数省的军政权力,由于他们没有自己的职能机构,再加上中央的严格控制,仍然不能恃权自重,缺少与朝廷对抗的能力和实力。 P402

主要原因是这套办公机构后来虽然得到朝廷默许,却不符合国家定制,上不得台面。 P403

清代幕友的待遇并无统一标准。 P404

”(45)也就是说,四川总督一年虽然有一万三千两养廉银,但是仅仅花在幕友身上的就有一万多,给幕友开完工资,只剩两千四百两了。 P405

由督抚来负担身边工作人员的开支,这在今天看来已经十分不合理了,清代的财政制度中居然还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规定,那就是总督还要负担一部分地方事务支出。 P406

比如兴修水利、赈恤灾伤、资给孤贫和病故人员等,虽然国家通常有专项拨款,但与实际支出通常相差很多。 P407

要详细了解清代督抚的收支结构,我们必须要深入探究一下“规费”的产生和发展。 P408

在没有独立财政来源的情况下,督抚们只能靠他们的权力来获得经济收入。 P409

迨后巡抚收此盐规,盐价每包增至一钱一二分。 P410

所谓“规”,是由下属部门送的,上述的“漕规”“盐规”“关规”以及“钱粮平头银”即是。 P411

“州县和其他下属机构缴送的收入到达布政使、督粮道等官员手中,但是它们并未成为后者独享的财产,这些钱粮的接收衙门是经费流向更高衙门的渠道。 P412

……一旦完成官方的正额,官员可以通过继续依照法定的税率征税就轻易地获得大笔款项。 P413

当然,这笔好处要在整个官场上分肥(这部分在下文中有详细分析),其中就包括送给总督的“漕规”。 P414

比如“香规”,是向到山东泰山和湖北太和山(武当山)进香的香客征收的,康熙、雍正年间的山东巡抚每年可以分到“香规”银两千五百两。 P415

这就叫“耗羡”或者“加征”。 P416

”(70)我们以道光年间浙江乌程县为例,看一下县级政府的收入来源。 P417

这部分收入首先要用于本级地方政府运转所需。 P418

除了用于本级衙门,这部分收入还必须分润上司和其他部门。 P419

”(74)可见乌程县要负责上级知府衙门的办公经费、幕友薪金、知府出差费用及其他琐细杂用。 P420

理合奏明。 P421

道光二十年,乌程县办漕过程中一共支出29424.85元(合22490两)。 P422

第二类是管理及工作人员的费用。 P423

七是溢米例赏。 P424

此外知府身边的大量工作人员也需要致送漕规,在“本府漕规”项下一并核算。 P425

正如御史陈肇所说:“每届收漕,上司委员到各州县察看,名为查漕,其实皆为调剂候补人员起见。 P426

与此同时,清中期后,运河河道年久失修,遇浅阻之处,需各处雇觅人夫,运输成本也大大增加。 P427

据周健分析,这些帮费只有大约百分之十是旗丁用于补贴收入的不足,其他百分之九十,则分润给沿途管理漕运事务的各级衙门及官员(85)。 P428

对于本省官员,主要致送对象有征收南米、漕粮的粮道以及其幕友,本衙的顶头上司知府及其幕友,与本衙门同城的文武官员。 P430

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顶层设计和发展规划,全靠相邻层级间的博弈和纠缠,但是它丑陋生长的结果,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财政体系的缺陷,并且几乎满足了漕运过程中所有相关利益部门的利益需要。 P431

每年呈送广西巡抚的节礼总数是12400两。 P432

为此谨具奏闻。 P433

四是“谢礼”,是为了感谢上司提拔而送的礼。 P434

乌程县每逢布政使、按察使、杭嘉湖道、盐运使、粮道、学政、本府(湖州府)以及杭州府官员节寿或到任(“新参”)之时,都需送礼。 P435

比如乌程县与湖州府打交道时,“把门门号每次洋三元,投文挂号每次钱七百文,接帖门上每次洋八元”(97)。 P436

除此之外,为了应付“预算”中未包括或未完全包括的各项开支,各省政府还会要求地方官员提供经常的或特别的捐款。 P437

我们很难想像林则徐为一己之私不顾百姓死活。 P438

由于法无明文,陋规当然是“非法的”。 P439

民国时人记载说,在北平,仆人们来买东西时,商店照规矩会自动把价格提高一成,作为仆人们的佣金,这在北平通俗叫作底子钱。 P440

保管从来督抚不曾奏你如此一个折子,实令朕不忍观也。 P441

江南地方捐纳监生、贡生,捐纳官衔者少,一年获二三千两不等。 P442

实际数量是长鼐汇报的十倍。 P443

官员心底对陋规势必念念不忘。 P444

”(117)乾隆晚年陋规制度死灰复燃,一个原因是吏治败坏;另一个也是根本的原因是雍正皇帝去世后,清代物价大幅上涨,“雍正时期和乾隆末嘉庆初的价格差异巨大,根据整个十八世纪官员的零星记录,王业键估算出这一时期物价差不多增长了三倍”。 P445

“当大员们发现自己实际的收入在减少,他们就开始将开销重担转嫁到属下身上,如同火耗归公前一样,公差官员开始责令他们路经地界的官员供应食物、炭薪、仆人、车马、宴请以及规礼……大量合法收入来源被剥夺,地方官员开始求助于不合法的加派,强制性的捐献、陋规、银钱比价上的投机以及其他办法来筹措经费,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P446

谙熟盐、漕、河、洋诸务及东南政坛内幕的金安清说,晚清的两江总督陋规收入达到了三十万两:(规费收入)以两江总督为最,一年三十万。 P447

那么,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内的收入支出情况到底如何?这是下一章要分析的内容。 P448

(9) 门岿主编:《二十六史精粹今译续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1653页。 P449

(17)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274页。 P450

(2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01页。 P451

(36) 六房主管事务大致如下:“吏房经营吏书、官属及本治候选官员等项。 P452

(45) 周保明:《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521页。 P453

(56) 〔美〕曾小萍著,董建中译:《州县官的银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4页。 P454

这一部分,国家从未正式承认过,但实际上却是默许的。 P455

(7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67页。 P456

纹银/制钱比价按1570文/两计算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第80页)。 P457

(96)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七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页。 P458

(106) 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一,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342页。 P459

(114)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年影印本,第743页。 P460

从1850年至1851年,曾国藩先后上呈的几道著名奏折(2),矛头都直指吏治。 P461

这次出行,对于两江地区的官场来说,就是新任总督的“亮相”之举。 P462

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 P463

”同僚之间,也需要经常以宴会来联络感情:“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 P464

所以出发之前,他特别致信杨载福、彭玉麟,要求他们不要搞迎送仪式:国藩赴水营,请阁下告诫各营,无迎接,无办席,无放大炮。 P465

(10)下属们这才确认,曾国藩的上封信不是官样文章,因此这次要求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 P466

我对这种风气十分痛恨并且要大力戒除,所以从来不要求州县官员对我进行接待。 P467

倘有隐瞒收受者,重则枷号棍责,轻则递解回籍。 P468

新经战乱,“英王府”中缺少生活起居用品。 P469

曾国藩览之而笑,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还鲍超。 P470

当然,对于至亲至近之人,在特殊情况下,曾国藩也可能网开一面。 P471

(20)一开始有人送他不收,后来就成了风气,没人送了。 P472

这篇文章就是《曾国藩全集》中《劝诫规则》十六条。 P473

所谓“上房”,是指官员及其家人的住所,这里指的是官员的家属。 P474

但凡傲慢自大之人,谁都不愿相处。 P475

《文物春秋》一篇介绍直隶总督的文章说:“按清代中期开始形成的定制,直隶总督署内……设武巡捕一员,维持本衙内的秩序,并承当高级武员谒见总督的礼宾员;设文巡捕一员,承当高级文员谒见总督的礼宾员……”(24)号称“民国掌故专家”的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中则这样说:“清制,凡总督、巡抚二衙,例有文武巡捕二班,如后来之副官,文巡捕司接进谒下属之名帖,武巡捕司督、抚出衙时之警卫队者,二职官至低微,但与督、抚最接近,非工于谄谀者不能胜任也。 P476

为了了解清代官场生态,我们必须再花一点笔墨对这一角色进行深入解读。 P477

所以“门上长随”就是指在“宅门”管理传达通报等事务的长随。 P478

我们先来看狭义的“门房”,即专门看管宅门的长随。 P479

”(31)从这份告示我们看到,以前出现过门房偷偷放人进入后堂窃听政府工作进展的情况。 P480

因为如前所述,衙门内除了总督一人,没有国家正式公务人员,今天本来应该交由各机构办理的大事小情,都要由门上长随等仆人们去办。 P481

”(35)他们还代表官员们与办理钱粮、税收等事务的部门打交道。 P482

签押的权力则更为巨大。 P483

”(42)《偏途论》记载:“到任请酒、三节两寿、巡检、典史送礼,另有门包”(43)。 P484

(45)可见“礼”并非仅送给主官。 P485

比如地方上孔圣、关圣、城隍等祠庙的官费祭祀,据《各行事件》记载:“发各庙春秋二季祭祀银两,问明每两折钱若干,门房每串或扣一百、二百不等。 P486

”(52)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地方官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其地位和作用是何等重要和关键。 P487

陋规最大的害处还不是败坏了官风,而是把老百姓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P488

其名则天家吃亏,其实则州县无可籍口,钱漕扫数清解,为天家添出数十倍之利云云。 P489

”(61)“胡林翼在1857年秋季着手搞减税……对三十三个应照常征缴漕粮的县,他争取清帝的批准进行一次大改革—大量削减极重的浮收和取消名义上有数十种他称之为‘浮费’的收入。 P490

江西和其他省一样,“至于馈赠陋规,到任者则有上司各衙门之供应、门包,年例则有本管知府之节寿、月礼。 P491

’1863年期间湘军军费增加,此事使曾国藩越加后悔不该把江西省田赋税率定得偏低。 P492

安徽的改革进行得稍晚,虽然1861年秋清军就已经攻占安庆。 P493

’”(74)不过在整顿盐务陋规方面,曾国藩的成就还是十分显著的。 P494

而团练、坝工、缉费、号工等不急之款,则一概删除。 P495

同时,官员们的贪婪榨取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对澄清两江地区吏治也起了重要作用。 P496

曾国藩亦坚信“人存而后政举”(82)。 P497

”从出任总督的第一天起,他就不厌其烦地一再告诫属下地方官保持清廉。 P498

此二语者,是做好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 P499

因此,曾国藩只能降格以求,以能找到“中材”为满足。 P500

他发现,有的直隶地方官到任一年多,竟然没有升堂问过一次案。 P501

与此同时,又保举十名“贤员”。 P502

曾国藩指出,办事拖延之病,虽各省都有,但“直隶则似更甚”。 P503

不能断的案件,交幕僚拟批。 P504

如有不报者,或报而不实者,“立予记过”惩处。 P505

在他的严厉督促下,整个直隶官场迅速行动起来。 P506

(1) 如前所述,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六月二十四日实授),直至同治四年五月初三日他接奉上谕北上“剿”捻,首任两江总督几乎整五年。 P507

(9)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1413页。 P508

(26) 王景贤:《牧民赘语》,转引自周保明:《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年,第131页。 P509

(37) 《各行事件·执帖》,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7页。 P510

(48) 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4页。 P511

(58) 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卷四,岳麓书社,1988年,第22页。 P512

(68) 〔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87页。 P513

(78)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48页。 P514

(92) 《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1994年,第6187页。 P515

他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同僚和下属,所以穿衣越来越简单。 P516

为之太息不已。 P517

(4)至于住,曾国藩也可以说是天下总督中最不讲究的一个。 P518

分家以前,吃大锅饭,借曾国荃、曾国潢的光,曾家生活水平还算得上不错。 P519

这点儿钱对于一位总督夫人来说,实在是太少了。 P520

整个总督府中,只有两位女仆。 P521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 P522

曾国藩以自己的“圣人”标准,去约束他们的日常生活,势必让他们在社会上显得寒酸落伍,造成他们在社交及生活中的种种尴尬不便。 P523

由于过于脱离现实,曾国藩刚刚去世,他的这套苦行僧式的家规就被儿子曾纪泽打破了。 P524

曾国藩一生到底积蓄了多少钱呢?同治七年十一月,他在家信中说,他所积养廉,一万八千两。 P525

惟署中所用弁仆妪婢等太多,食口众,则用度浩繁。 P526

为私家固宜少,即公事义举亦宜少。 P527

同治十年八月十四日,曾国藩告诉纪泽,江表弟回家,要多送些钱:“江表弟归,于六十金之外或加二十千更妥。 P528

曾国藩的总督衙门正处于传统衙门向近代行政机构转变的初始阶段,而在这种转型中,他为了适应军务和地方事务的需要,依托在战时大大膨胀了的督抚权力,突破旧有规章习惯,对督抚衙门的结构及职能进行了改革。 P529

七月十八日日记又详细罗列了所带以及计划聘用的幕府人员及身边工作人员名单:随身各员。 P530

从这些资料判断,曾国藩在就任总督前,身边已经有文巡捕、武巡捕、戈什哈等仿照地方督抚所设的侍从人员,以及数量不少的家人跟班。 P531

曾国藩的幕府与传统幕府有很大区别。 P532

《剑桥中国晚清史》第九章这样解释这种混杂的开支方式:“曾国藩依靠他的一批私人幕友来为营务处、粮台和各种特设的局办事,这些人名义上是他的‘食客’,并从他私人俸禄中支领酬金。 P533

薪水则朱六十金,李、梅各四十金,略为位置三人。 P534

此外还有即行房协调统管洋务及新政事务,管辖范围包括了“洋务及新政一切事件,或洋务路矿学堂一切新政及紧要事件”。 P535

方宗诚说:曾公既克复金陵,立书院以养寒士,立难民局以招流亡,立忠义局以居德行文学之士,立书局校刊四书十三经五史,以聘博雅之士。 P536

所以对各地大儒名士,生活穷困者,必想方设法加以周济。 P537

而所费则分廉俸为之,绝不用军需公款也。 P538

初一日在恽次山家题主,后接见候补百六十余人,司道府县公请戏酒。 P539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 P540

接惯例,办完事后,地方上要送给钦差一笔很重的程仪。 P541

历来考试结束后,地方官场都会致送主考和副主考一笔厚重的程仪。 P542

这一次,仍然需要送“别敬”。 P543

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多少而定。 P544

怎么办呢?只有继续活动。 P545

顺治十年“定岁给世爵俸银有差”,成为有清一代定制,其中一等侯年俸610两,禄米305石(56)。 P546

这笔巨款的来源,曾国藩说得很清楚:“已写信寄应敏斋,由作梅于余所存缉私经费项下提出归款。 P547

曾国藩同治七年年底进京,一路路费和生活费,在京中送礼所用,再加上带到直隶总督府的两千两零花钱,全系“小金库”中的钱,并没有动用自己的“养廉银”。 P548

(63)“小金库”加“养廉银”,这就是曾国藩在两江的个人财政来源。 P549

”(66)不过他却不想这样做。 P550

他还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P551

这笔钱一部分他要带进京中作为“别敬”及其他应酬费用,除此还有剩余。 P552

(3)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75页。 P553

(10) 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曾宝荪回忆录》附录,岳麓书社,1986年,第12页。 P554

(24)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246页。 P555

(38)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58页。 P556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345页。 P557

(71)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389页。 P558

第一是财政制度演变。 P559

乾隆中期之后,官场风气大变。 P560

浙江巡抚王亶望“署内盖造屋,于上冻时用热水和泥,以致格外多费银二万余两”(4)。 P561

官场中人对“居官牟利”原则已经恬不为怪,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官缺之肥瘦公开谈论:“州县莅任之时,不问地方之利病,先问缺分之肥瘠,凡前人所不敢存诸寤寐者,今则直言诸大庭广众之中而无怍容。 P562

一名官员私下向他诉苦说:“如卑职之候补苦员,亦敬送五百金,否则此官不能做矣。 P563

而颜伯焘亲至之日,随从扛夫等近三千人。 P564

”(23)可称豪富。 P565

”(24)至于与曾国藩关系颇近的另一位巡抚沈葆桢,据郭嵩焘所说,回乡之时也带了四万两白银:沈幼丹江西归装四万金,而以卖字为生。 P566

”按曾国藩的说法,大致以二千文兑换一两计算(29),则林则徐的遗产总数为一万九千两。 P567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小曾国藩十二岁。 P568

关于李鸿章的家产数量,有多种说法。 P569

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在李经迈的儿子李国超处见到过这份“合同”,并征得主人的同意,将其收入自己的专著中。 P570

六、自合同签订起十年后,若李鸿章祭祀田及恒产岁入逾两万石,除上述开销有赢余,则三子平分。 P571

关于李鸿章兄弟拥有的土地,有很多夸张的说法,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李家田产在鼎盛时期达二百五十多万亩。 P572

如果以一块银元值银七钱三分计,值银三百二十四点一二万两。 P573

(41)除了合肥一地之外,李鸿章在外地也拥有多处房产。 P574

”(42)通过这种方式,李氏家族在芜湖拥有了大量房产。 P575

光绪二十三年,可能是因为儿媳要来北京,李鸿章想买一处宅院。 P576

四 李家的有价证券除了不动产,李鸿章家族的动产也为数不菲。 P577

因为发行不力,草草收场,所以李鸿章这五千两很可能血本无归。 P578

五 李鸿章的生活水平拥有如此巨额财富,李鸿章的生活水平当然也远远高于曾国藩。 P579

兹因李楼小宅倾圮,不得已勉筹修费六千余金。 P580

李鸿章孝亲之物的档次也较此为高。 P581

初二留面,初三设烧烤全席,共二百余桌。 P582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渠道。 P583

在苏南“剽掠无虚日,杀人夺财,视为应然”。 P584

李鸿章更多的财富积累完成于息兵之后漫长的督抚生涯之中。 P585

所以有御史抨击说:‘似此不惮远行,极力迎合,置公事于不问,疲驿马而不恤,长奔竞之风,启夤缘之渐,官方吏治,安望有起色乎!’但李鸿章从不拒绝,坦然受之。 P586

(72)同治元年李鸿章四十岁时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出任江苏巡抚,其后历任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两广总督,居要津近四十年。 P587

此后又陆续创办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P588

”然而李鸿章的一贯作风是勇于袒护下属。 P589

1861年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 P591

而左宗棠入幕之始,也“立誓不以钱自污”。 P592

曾国藩认为当时天下一切问题根源都在吏治,因此挽救危局必须从吏治入手。 P593

曾国藩曾作《训诫浅语》等颁属下,左宗棠则将清初名臣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陈宏谋的《在官法戒录》分发给官吏,“俾其知所儆畏”。 P594

这正是曾国藩一贯的思想,所以他评价此语为“见道之语”。 P595

署中大厨房只准改两灶,一煮饭,一熬菜。 P596

无论旧屋改作非宜,且当此西事未宁、廉项将竭之时,兴此可已不已之工,但求观美,不顾事理,殊非我意料所及。 P597

左宗棠也一直要求子女在“崇俭”的同时,对族人“广惠”:“其自奉也至薄,其待人也必厚。 P598

出生时家境也相当,都是所谓“耕读之家”的小地主家庭。 P599

同样,曾国藩督两江时,如果想发财,也是易如反掌。 P600

人们只能做他们能做的事。 P601

他资助很多慈善事业,都是只做不说,深恐为人所知。 P602

比如曾国荃经常举荐亲友到两江总督衙门谋差事,曾国藩多数都给予了妥善安排。 P603

书告尔等,应知取与皆当准之于义,而又不可不近人情也。 P604

因为众人不遗余力地营救,左氏转危为安,咸丰皇帝亦因此对左宗棠这个人极为注意,不久被授以四品京堂候补,成为曾国藩的助手。 P605

第二年,潘祖荫经过细考,确定这是举世之珍宝,致信左宗棠,请他从速送到都中。 P606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法律·贪污 48包》,转引自卢经:《乾隆朝贪婪督抚家资一瞥》,《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26页。 P607

(12) 《清宣宗实录》卷一一六,道光七年四月庚戌条,中华书局,1987年,第947页。 P608

(25) 郭嵩焘:《清代四星使书牍》,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第89页。 P609

(37) 宋路霞:《李鸿章家族》,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P610

(50) 《李鸿章全集·信函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 P611

(61) 《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42页。 P612

(72) 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104~105页。 P613

(8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岳麓书社,2013年,第344页。 P614

据左景伊的说法是因一人在外,无人照顾也。 P615

(107) 《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6年,第449页。 P616

不过他的弟弟曾国荃不光带兵期间多次返乡间小住,开府之后也多次归山,乡居时间加在一起长达十年有余。 P617

这是他成为封疆大吏后第一次乡居,在老家待了一年半。 P618

这种增长最直观地体现在曾国荃营建的宅第上。 P619

窗户、梁枋、柱枋、横枋上面均有精美雕刻(9)。 P620

祠产因此也成为家族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 P621

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又花五百八十八千文买入田产一处。 P622

二 曾国荃的公益事业曾国荃这样的高级乡绅居家期间,不可能只埋头于“料理山中种竹、塘内蓄鱼”(14)。 P623

……与曾国潢鸠修桥梁庙宇主要是为了获取报酬不同,作为返乡的封疆大吏,曾国荃在乡间的举动“路份”无疑更高。 P624

因此同治七年十一月,他慨然应湖南巡抚刘崑之请,赴长沙商议重修《湖南通志》。 P625

手笔之阔绰,他人难及。 P626

胡林翼说:“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无绅士而有为。 P627

相反,王文韶有事,还要经常上门求助于曾国荃。 P628

”(37)说是这样说,其实从最后两年兄弟的通信来看,曾国荃此类干求并不少。 P629

长久以来,曾国藩对家族怀有深深的愧疚心理。 P630

兹以国朝名人法书名画扇三十柄奉赠,酬庸之物颇丰。 P631

(46)后来曾国藩还这样对儿子们说: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 P632

比如为了造屋,他强买百姓家的大树,花钱不少,结怨也多。 P633

(52)无奈曾国荃对这位提携了他一辈子的老兄的话,常常是当作耳旁风。 P634

……睡后,细思余德薄能鲜,忝窃高位,又窃虚名,已干造物之忌,而家中老少习于“骄、奢、佚”三字,实深悚惧。 P635

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 P636

曾国荃对这类絮絮念一直非常讨厌。 P637

另一些人,认识到众口铄金的力量,小心谨慎,就会平安无事。 P638

(60)莫买田产,莫管公事。 P639

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长其骄惰之气。 P640

虽然一生都在家乡做绅士,仍因办理团练等事,积功获得“盐运使衔候选郎中”身份,并且获得“诰授通议大夫、/封建威将军”(66)的荣誉性官爵(67)。 P641

曾国荃历任湖北巡抚、陕西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巡抚、陕甘总督、两广总督、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加太子少保。 P642

文吉堂则只是曾氏家族的管庄,并非曾家人自住。 P643

四周是一丈多高的石砌围墙,前后左右各开一门(70)。 P644

咸丰九年(1859)冬,曾国潢移居修善堂,曾国藩写信祝贺,并送贺礼,内容是“御赐福字一个,红缎对一付,挂屏二付,桌椅全堂(内椆木桌二十张,太师椅三十张,平头椅三十张,凳六十条)”(72)。 P645

曾氏十堂中,现存规模最大的,是曾国藩一家的富厚堂。 P646

”(76)曾国藩最属意的富圫,是一群小山环抱的小盆地,背靠鳌鱼山,前有涓水河,风景颇为优美。 P647

封侯之家,取“富厚如之”之意名其堂,应是名副其实。 P648

曾国潢深知,曾国藩在个人生活上诸项俭省,只有一项比较舍得花钱,那就是买书和藏书。 P649

只不过曾国藩告老还乡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因此到死也没能亲眼见到这座藏书楼。 P650

比如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荃在吉安与太平军决战之际,曾国藩仍致信曾国荃,说吉安是人杰地灵之处,一定有好书,要他注意求购:“吉安在宋明两朝名贤接踵,如欧阳永叔、文信国、罗一峰、整庵诸公。 P651

他经常和身边的幕僚赵烈文谈起清朝的前途,他说:“京城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 P652

两江总督位高权重,但接任之初,曾国藩可谈不上风光。 P653

……余在督署虽仅髫龄,而随诸姊之后不出署门一步,惟从望楼上得见迎会之高跷,稍知市井间情状耳。 P654

(94)李秀成的府第面积太大了,临时盖了几座官署之后,还有三分之二的空地,因此曾国藩计划在空地上栽竹子种蔬菜。 P655

进门不远处,便是东西花厅的两个门。 P656

署东起一高楼,因与同登。 P657

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 P658

”(102)然而,一品大员、中兴元老的丧事,毕竟要办得体面风光一些。 P659

欠账之人一时手中无钱,愿以盐票抵偿,而店主回信不愿。 P660

”对于曾国藩的清俭之节,虽然他自己不事张扬,但身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被人提及。 P661

(5) 赵世荣:《曾国藩的故园》,岳麓书社,2001年,第85页。 P662

(19) 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9页。 P663

(29) 王闿运撰,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第一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783页。 P664

(40) 曾麟书等:《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370页。 P665

(54) 《曾国藩日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9页。 P666

存者称封,死者称赠。 P667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049页。 P668

(84) 何桂兰:《乡间侯府富厚堂的建筑艺术》,《福建建筑》2009年第1期,第31页。 P669

(100)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370页。 P670

低薪制并不是清代独有的现象。 P671

明代知县收入折合成米是2996斤,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水平。 P672

分析曾国藩等人的生活支出,我们发现有家眷的京官,即使再节省,一年支出亦需五百两左右。 P673

以上两个特点,如果参照对比一下清末的薪俸调整和官制改革方案,可以看得更清楚。 P674

即以一品15000两而论,也是旧有水平的25.25倍。 P675

如果我们把饭食银计入公费,假定改革前晚清侍郎每年可得饭食银500两至1000两,那么这次改革,公费也是原先的8~16倍。 P676

按时人记载,这些巨大的贿赂多由经手的书吏贪占。 P677

书吏之所以如此贪婪,是因为他们工资低微,朝廷默许他们通过创收实现“自给自足”。 P678

”(17)刘光第的书信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没能熬出头的京官例子。 P679

低薪制的源头,在于统治者制度设计上的偷懒,为求“省费”“省事”,所定俸禄水平脱离实际太远。 P680

比如嘉庆时的两江总督孙庭玉就大义凛然地说,俸禄水平与廉政毫无关系:“人之贪廉,有天性。 P681

及至晚清国家财政困难之际,皇帝首先想到的“节源”之方,居然是给京官“减薪”。 P682

”(30)同时,每个月高低也悬殊。 P683

比较典型的要算唐朝的“公廨本”制度。 P684

比如军机处、总理衙门,都是打补丁打出来的新机构。 P685

但是,没有合理的俸禄水平,肯定会导致官纪败坏,贪污成风。 P687

康熙年间尚书齐世武、布政使伍实等多名大员集体贪污案是由两位官员之妻到京城控告,“原任陕西宁州知州,大计参革姚弘烈妻孙氏,叩阍控告原任甘肃布政使觉罗伍实、庆阳府知府陈弘道等勒索银两”“又原任庆阳府知府陈弘道妻王氏,叩阍控告四川陕西总督殷泰等徇庇知州姚弘烈,将氏夫严刑拷讯”(40),引发社会轰动和皇帝关注,才得以查办。 P688

原来,乾隆三十九年,王廷赞的前任山西人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 P689

乾隆皇帝也不禁叹息:“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P690

换句话说,从现代眼光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从现实财政需要出发,细化财政支出,以此为基础,制定现实合理、动态透明的财政收入制度,硬化预算约束,从根本上规范财政运行机制。 P691

《史记》说湖南“民风剽悍”,《隋书》称湖湘“劲悍决烈”(45)。 P692

祖父曾玉屏治家极严,要求家人必须早起,“男子耕读,女必纺织”。 P693

当然,如果只有以上几个侧面,曾国藩也许会以海瑞那样单纯的“刚直”形象留名于史册。 P694

否则于×××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 P695

虽然朱元璋当初定下诸种规矩就已经有很多不合理之处,虽然过了二百年这些规矩中的大部分更无法实际操作,海瑞却从不改变自己的执政方针: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 P696

海瑞总是以祖宗之法和圣人之道去衡量别人,在他眼里,举国上下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正人君子。 P697

在海瑞晚年,有人建议朝廷付他以重任,吏部给皇帝的建议是:瑞在世庙时,直言敢谏,有披鳞折槛之风;清约自持,有茹蘖饮冰之节。 P698

不过,曾国藩的含浑包融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世俗的油滑机智境界不可与之相提并论。 P699

在太平天国以前,各地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 P700

因为低薪制的制度设计,清代官员的收入和支出结构极度不平衡,也就是说,实际收入数额及管道与法定大相径庭。 P701

(7) 谢俊美:《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 P702

(19)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41页。 P703

(31)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07页。 P704

(44) 景其浚:《请重廉俸疏》,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 P705

(57)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1538页。 P706

这篇文章不长,两千多字,但是史料扎实,角度新颖。 P707

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都曾专门撰文,称赞其文章之美。 P708

他写过许多清代人物,已经出版十部著作,可称下笔千言,略无迟滞,实为不可多得之青年才俊。 P709

这本书除了按时间顺序,详细分析了曾国藩京官时期、湘军时期和总督时期的经济收支特点之外,还分析了同时代或者稍晚时代的一些官员,比如李鸿章、左宗棠、那桐、刘光第、李慈铭的经济生活,比较立体地呈现了晚清时代官员群体的经济生活特点。 P710

曾国藩是通过一家一家“长途拜客”来获得“贺礼”的方式来筹资。 P711

后来他在复旦大学读了博士,直到今年在他博士后即将出站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P712

他原来学的是财经专业,毕业后在银行工作,因为个人兴趣,不惜从银行辞职,近年来已出版多部普及性历史著作,很受读者欢迎,当地一所大学为他成立一个研究所,聘他为所长。 P713

本来我希望他能写一篇历史地理专题的论文,我相信他能够写好。 P714

宏杰取得的成绩令我庆幸自己没有滥用宝贵的“特招”权,更为宏杰具备了更扎实的基础,能够更自如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而欣慰。 P715

还得感谢改革开放后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和学校的特殊规定,才使他能被破格录取。 P716

完全具备学术基础的中国学者,为什么不能在普及性上做出更大努力,多写一些更易普及但绝非戏说的历史著作?愿与史学界同仁共勉,也寄更大希望于宏杰。 P717

读着读着,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帮曾国藩算算账,看看他这样一个传统时代的官员,收入都是从哪儿来的,又花到哪儿去了。 P718

然后,一是为了能有一个更靠谱的图书馆可以利用,二是有一些师友可以讨论交流,我又跑到复旦,读了一个历史学博士,接着来到清华,读了两年博士后。 P719

在此要郑重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葛剑雄教授、博士后导师秦晖教授,是他们的宽容和理解,促成了这本学术论文的诞生。 P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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