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读懂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各股涓涓细流,才能理解40年来激荡人心的大江大河)

good

因为这本书记载了1980年代中国三代经济学人为中国改革所做的努力与贡献。 P10

但是,属于“民族性”的历史记忆并不太多,大概有三次:第一次是抗日战争;第二次是“文化革命”;第三次是1980年代改革。 P11

被记载下来的年代,许多是精彩的和激动人心的,是与一种精神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基督教文明诞生,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工业革命。 P12

总之,那时社会各个阶层的理想,不论是深刻的,偏重精神和思想的,还是朴实、简单、平常、偏重物质的,彼此相容,求同存异。 P13

理想主义从来包含着浪漫主义的成分,浪漫主义从来和一种想象与精神联系在一起,每当一个时代被理想主义左右的时候,这个时代一定洋溢着浪漫主义和美好想象,从而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 P14

与改革浪漫主义伴随的激情,甚至一度影响了改革进程。 P15

所以,从执政党的决策者到人民大众,都知道改革要触动既得利益者并将遭遇曲折,但是,仍然选择改革,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 P16

高估,是指对目标合理性意义的高估;低估,是指对实现目标的成本和过程困难程度的低估。 P17

经济学“显学”时代悄然结束。 P18

自2010年柳红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出版,八年过去。 P19

1982—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P20

与那些书相比较,柳红的书给我留下两个深刻印象:其一,聚焦在80年代,然而又没有完全孤立地谈80年代。 P21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会羡慕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80年代的经济学界,就有百家争鸣之态。 P22

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 P24

1982年体改委成立时,我奉命调入;三年后,又被任命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还参与创办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当首任所长;后来担任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P25

对于80年代的亲历者,柳红做了大量采访和考证,这是十分可贵的。 P26

读来一是亲切,二是感慨。 P27

中国1980年代全面启动的改革,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各个领域,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涉及城市和乡村。 P28

它们基本上按以下三种“范式”来组织: 其一,“革命史范式”。 P29

这种范式力求以社会演变、文化思潮,以及相关人物为叙述对象,折射出经济改革。 P30

第二,叙述类型以人物为中心,即以参与了1980年代改革的经济学家为主要线索。 P31

但是,时至今日,人们对“改革”的内涵莫衷一是,人们很难定义中国的“改革”。 P32

改革的序幕,是被一双历史的大手拉开的,所有的演员、导演都在场。 P33

这样,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初始任务就是证明发展商品经济不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P34

其五,进行宏观经济分析、预测,提出政策建议。 P35

那时,毛泽东时期的决策体系已经打破,新的决策体制尚未形成。 P36

他们在实现改革决策过程中的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和增加改革决策透明度方面,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 P37

他们学习、兼听、吸收、融会贯通、加以创新,转化成对于中国经济的判断力;他们适时地为经济学家提供参与改革决策的窗口和平台,赏识青年人,重视他们的思想;他们具有理解复杂经济系统、判断经济走向、推动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能力;他们具有整体看待中国经济、理解世界经济趋势的素质,以及兼顾短期、中期和长期经济问题的眼光;他们懂得意识形态,回避意识形态,超越意识形态,为推进改革不断清除意识形态障碍。 P38

第三类,从共产党内被选送到苏联接受政治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像孙冶方等;第四类,从延安走出来的,土生土长靠自学的人,像马洪等。 P39

他们中有的在民国时期上大学,像刘国光在西南联大、董辅礽在武汉大学、高尚全在圣约翰大学,等等,接受了西方经济学训练;有的是1949年以后入大学,以学习《资本论》和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得以学习现代经济学,像吴敬琏、赵人伟,等等。 P40

然而,他们曾经是一个群体,一同创造历史。 P41

从19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没有停止引进和介绍西方国家和其他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包括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在内的大量经济学经典都有中文译本。 P42

他们中的一些人,对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很不以为然,却也有失浅薄和偏颇。 P43

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原本是存在着自身发展方向的。 P44

中国在21世纪的演变的各种可能性,都可以从1980年代的改革中找到原因,发现征兆。 P45

其实,历史是记忆的载体,记忆永远是一种表达。 P46

历史的登堂入室,总是要有门径的,希望这本书,可以给所有关心那个时代的人,和关心那个时代对后来影响的人一个门径。 P47

1980年代承上启下,其重要性也许还需要更长时间,甚至两三代人才会得以全面评估。 P48

30年,对于历史长河,是一瞬;对于人,至少是一代。 P50

他们既是革命者,也是学者;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固守教条;他们是共产党员,同时充满了仁慈博爱之心。 P51

对于如今的人们,那些精神似乎久远了。 P52

历史的最大无情是忘却。 P53

他们是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的一代。 P55

他们风格互补,是一个组合、一个团队、一道风景。 P56

在薛暮桥保存的文档中有自50年代起,大约“一五”时期,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资料;1959年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人到外地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P57

他是那个时代中国经济学家悲剧命运的典型和缩影。 P58

1960年5—6月,孙冶方组织全所近百人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讨论书的提纲。 P59

[7]这句亦真亦玩笑的话,后来成了孙尚清的一个“罪状”,这是后话。 P60

因为受自然经济论的影响,当时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有无流通?”一种压倒性的意见是认为:没有流通。 P61

16岁入党,17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P62

“体制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P63

同年7月,孙冶方出院转到青岛疗养院疗养,写作小组随同前往。 P64

另一方面,他在苏联接受经济学训练,经历了斯大林主义批判布哈林时代,传统的苏联式政治经济学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 P65

孙冶方力图创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一个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新经济模式,然而他没有找到出路。 P67

他其实是最早走向真理的人之一。 P68

1948年在西柏坡时,薛暮桥就已经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始筹建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了。 P69

那时,没人读书,干一天活儿,收工就歇了。 P70

直到1976年,8年中写了6稿。 P71

”而“如果没有中央负责同志出来说话,是很难打破这个‘禁区’的”。 P72

苏星、何建章、余学本、吴凯泰参加。 P73

薛暮桥不像孙冶方那样暴风骤雨般地倾泻而出,而是含蓄地、深沉地表达。 P74

第一版印刷不到两个月就一抢而空。 P75

此时,历史已经跨越了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也进入了耄耋之年,站在新的历史门口,继续兑现当年的千金一诺。 P76

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旧稿还有保存价值,给后人去考证10多年来时代的变化。 P78

此时的薛暮桥已是一位坚定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捍卫者。 P79

说到底,薛暮桥一生奋斗追求的是人民幸福、社会公正,是接近普遍价值的社会主义。 P80

[27]说起这些,于光远不是一脸“苦大仇深”,而是调侃。 P81

1956年,他在中宣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碰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而中止;1958年重新拾起来,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 P82

编写组的人反复研读马恩列斯毛的原著,也只写出了一些阶段性的篇章。 P83

1979年9月,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兼职了马列所所长,于光远编书组也跟着转移到了马列所。 P84

[35]1985年,他在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上发出倡议,用通信方式,举行为期半年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学术讨论会”。 P85

对于这样的看法,我不敢苟同。 P86

他得过癌症、肝炎,还得过“大玩学家”称号。 P87

说的是,70年代末,社科院高层讨论接替胡乔木的院长人选,不少人提于光远。 P88

于光远以“世界真奇妙,后来才知道”的“活命哲学”,以“无时不思,无日不写”的方式,快乐而勤勉地活到98岁,于2013年逝世。 P89

他们既要顶住政治摧残,更要克服历史加诸他们的思想局限性,多难呀!”“改革开放30年不应忘掉老一辈(以孙冶方为代表)的贡献。 P90

[39]然而,这是由不得他选择的生命。 P91

2005年7月,薛暮桥辞世,享年101岁。 P92

[7]2010年7月23日乌家培先生对笔者谈及。 P93

[14]李昭:《薛暮桥伯伯——一位沉稳、平和的老人》,见《百年沧桑 一代宗师:薛暮桥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 P94

许涤新(1906—1988),广东人,193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P95

1940年后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编写中国文学史,并在鲁迅艺术学院兼课。 P96

[24]薛暮桥:《给董辅礽的信》,见《薛暮桥改革论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72页,2008。 P97

[30]于光远、苏星:《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P98

[36]《于光远倡议采用通信方式讨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有关理论问题》,载《广东社会科学》,1985(3)。 P99

不过,凡是代表历史进步方向的,终究会成为人们的共识。 P100

体改组组长是张劲夫,副组长是薛暮桥、房维中、廖季立和刘明夫。 P101

同为副所长的董辅礽则单刀直入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 P102

其中具体地拟定了五项改革内容: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把单纯的行政管理,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P103

“晚上7点开始,开了一个半小时,参加的人员都不谈正题,东拉西扯。 P104

杜星垣(1914—2011)任办公室主任。 P105

从外表,人们不易发现他的感情变化。 P106

但人们毕竟对于改革十分生疏,会上并没有展开讨论,作出决定。 P107

在这块基石上,深深地刻着我们今天想起来就肃然起敬、在未来想起来也会肃然起敬的人们的印记。 P108

要把职工个人利益同企业的盈亏同职工本人劳动的好坏挂起钩来。 P109

[6]张劲夫:《为革命奋斗一生,为改革鞠躬尽瘁》,见《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纪念经济学家蒋一苇》,2页。 P110

[11]同上,358页。 P111

尽管如此,绝不意味着它的历史意义可以被忽略。 P112

还有一个直接结果是建立了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 P113

邓力群等列第一类,薛暮桥、廖季立、林子力(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兼理论组组长)等为第四类。 P114

”于是,拟议申请外国专家来华不宜再大张旗鼓,但又不好取消,只得降低接待规格。 P115

1982年9月是中共十二大召开的时间,此前,各种思想势力角逐,以期影响和主导大政方针。 P116

刘国光也因为他的主张受到有组织的批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会上作检讨。 P117

他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体制同苏东国家十分相似,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非常大。 P118

文山会海无已付,不如偷闲理经纶。 P119

此时,苏东国家的改革动向是:由中央集权向分级分权发展;由国营经济,到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经营方式;由计划控制,到重视市场机制;由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转向结合经济手段。 P120

第五,改革要有总体规划,要有明确的改革目标,然后一步一步地进行(先改那些必须改又能够改的领域,再把相关的领域联系起来,逐步扩大改革的范围)。 P121

而进入1983年,商品经济论就被当作“精神污染”欲清除之。 P122

回看浩繁的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资料,抠字眼、抠概念,后人会觉得多么乏味、无聊和不解。 P123

[3]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293页。 P124

在薛暮桥的遗物中,发现他保存了很多信件。 P126

他们大概不会想到,这些信,薛暮桥不仅收到了,而且细心地保留下来,作为他调查研究的一个来源。 P127

这不是孤立的行动。 P128

他的调查研究始于1932年,参加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负责的农村经济调查,后又加入陈翰笙创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担任《中国农村》杂志主编。 P131

1979年3月24日全国改革工资制度座谈会秘书处整理的薛暮桥讲话《谈谈劳动工资问题》[3],印在黑而薄的纸上: “理论界还有‘恐右病’,把资本主义当作瘟神,必须使它完全绝种。 P132

” “过去,各地都在‘堵资本主义的路’,结果把人民的生路都堵住了,‘社会主义的步’也就迈不开了。 P133

薛暮桥反问:“可不可以把这些漏洞向城市待业青年开放呢?” 1979年7月,薛暮桥去中央党校做了一场报告,说:“有必要坦率地讨论我国现有所有制结构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地束缚生产力发展?在目前,留一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 P134

30年后,有的人可能忘记了,有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有的人可能很难想象中国的改革是从哪里起步的,是在怎样的物质基础和思想资源下起步的。 P135

” 7月18日,《北京日报》摘要发表了这篇讲话,《北京周报》把它翻译成各国文字,《人民日报》和各地报纸也都转载。 P136

这天,他特意上前照顾他们的生意。 P138

附记 薛小和把她父亲的一些资料送给了我,其中有一批书信,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组知青的信。 P139

[3]薛暮桥:《谈谈劳动工资问题》,见《薛暮桥经济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16页,1984。 P140

我们以国营市场为主,农贸市场作为补充,提倡社队集体卖货,也保留少数商贩。 P141

传闻于光远说:“有个人才,不知你敢不敢用?”所谓人才者,蒋一苇是也。 P142

1975年,他被借调到一机部,培训企业管理人才。 P143

蒋一苇称其为“国家本位论”、“地方本位论”和“企业本位论”。 P144

”当读到《企业本位论》时,“如获至宝。 P145

(周绍朋提供) 蒋一苇是说确立企业自主权,而不是扩大企业自主权。 P146

难道说,金本位、银本位也是本位主义?”在周绍朋看来,他所谓企业本位,是讲了一个基准。 P147

企业本位在中国长期未能确立。 P148

这是蒋一苇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十几年中经历最为曲折复杂、耗费心血最多的事业。 P151

造一次让人家开走一次,你自己什么都没有啊。 P153

的确,我们这一代人(当然不是所有人),从革命到建设,很少有什么个人之计,无非想做点事以振兴华夏,但艰难曲折,难以想象。 P154

[17] 1991年,他被确诊得了肺癌。 P155

他有那么大名声,住得却那么艰苦,一谈起学术来没完没了。 P156

”[21] 1993年1月25日蒋一苇去世,时年72岁。 P157

有个念头一直跟着我——蒋一苇是改革事业的捐躯者,他没有享受改革的成果,并且他根本不在乎。 P158

⑵通过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张世贤联系,从在出版社工作的蒋一苇先生的儿子蒋方那里得到一册《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纪念经济学家蒋一苇》(《改革》杂志社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 P159

[7]根据中共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文件(82)社科党组字49号。 P160

”“全国财经院校只有22所,学生9600人,加上综合大学经济系和工科大学管理专业学生,也只有18000多人,只占在校学生总数2.6%。 P161

[15]刘其昌:《一苇同志与〈经济管理〉》,见《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纪念经济学家蒋一苇》,165页。 P162

[19]蒋一苇:《给家人的一封信》,见《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纪念经济学家蒋一苇》,379—382页。 P163

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P165

在每一家公司,他们都要待上三五天,听讲,看生产流程,交流企业管理经验,马不停蹄,连轴转。 P166

”[3] 而此时的中国正流行卡其布中山装,男女一律如此。 P167

 1982年吴家骏在日本。 P168

他们的工厂不生产自行车、摩托车的锁。 P169

路上留出半个小时,不敢耽误。 P170

司机把车停在厂外路边。 P171

对于刚刚开放的中国,日本企业非常感兴趣。 P173

二排左七田银华,三排左三吴家骏。 P174

他们说:在中国“大跃进”前,日本经济和中国差不多,而后来的差距越来越大。 P175

报告提出了6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二是要重视开发国内市场;三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四是要鼓励竞争;五是要以改革推动管理;六是要加强立法和经济调节手段。 P176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了考察报告的单行本。 P177

邓力群讲观感,讲积累和消费问题、农轻重问题、价值规律和计划性。 P180

清朝末年,大清帝国多次组织高级官员出国考察,其中对清末改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八大臣出访。 P181

[1]原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1月12日。 P182

[4]邓力群:《访日归来的思索》,见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吴家骏:《访日归来的思索》,1—19页。 P183

[9]协会主要研究国内外企业管理制度、方法和经验;协助有关部门交流、推广企业管理经验;组织有学者、教授参加的专家团,举办各种管理讲座,帮助企业运用科学方法改进管理和质量,培训企业管理干部;出席有关国际会议,进行国际交流;收集有关情报资料,出版有关杂志、书籍。 P184

1964年至197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 P185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三年内要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 P186

结构组的负责人是马洪,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和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P187

俗话说:三十而立。 P188

有人十分机巧地开玩笑,称马洪和孙尚清的合作是“牛黄上清(尚清)丸”。 P189

经济所的张泽厚担任办公室负责人。 P191

中国过去只讲农轻重,没有了服务业。 P192

”当时中国的钢产量超过3000万吨。 P193

400多人的队伍,200多人搞理论,100多人作为综合调研直属队,分别到十多个省市,包括广东、海南、江浙、东北,等等,进行经济结构调查,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经济调研活动。 P194

最后一章,是吴敬琏所写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P195

当时的苏联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后为俄罗斯总理的普里马科夫来华访问时,曾专门就经济结构问题拜访马洪,他认为当时苏联经济结构问题比中国更严重,而这种情况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必然导致的。 P197

由马洪、孙尚清任主编,周叔莲、张卓元任副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研究丛书”[16]陆续出版。 P198

见马洪:《经济结构与经济管理》,北京,人民出版社,6页,1982年3月。 P199

[8]1979年8月,马洪在中共中央党校所做的关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的报告中讲道,“经济结构是一个新的名词、新的概念,大家比较生疏。 P200

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2分册,1979年卷,87—132页,2004年11月初稿(电子版)。 P201

⑵俞恒:《中国工业部门结构研究》,1990。 P202

此套丛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P203

北京西城区月坛北小街2号院里有三座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四层红色砖楼。 P204

此时此刻,受于光远委托,马洪正率领一个考察组在大庆调研,写作《对大庆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考察》和《大庆工业企业管理》两本著作。 P205

他辅佐马洪,使工经所的研究成果得到姚依林副总理的重视。 P206

回过头看,马洪和蒋一苇领导工经所,在推进城市改革,在探索工业和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上,有着卓越的历史贡献。 P207

1979年的经济结构调查,马洪任结构组组长,经济所的孙尚清辅助;1981年作为宝钢论证组负责人,马洪带领部委和研究机构的各方面专家开展论证;之后,产业结构、产业政策、工业发展战略的研究也都做得有声有色。 P208

1978年6月,陕西财经学院刘廉生、陈维满,辽宁财经学院汪祥春,辽宁大学戴伯勋,在马洪的支持下,联合倡议有关院校协作编写工业经济教材,由工经所牵头。 P210

他们写了一份关于首钢实行利润递增包干试点的报告,通过马洪送给国务院领导。 P211

马洪和蒋一苇都有把调查研究成果变成政策建议的高超本领。 P214

在哈佛大学,他们坐进教室,听美国教授讲企业管理。 P215

社科院推荐外文局的王作民女士完成此任。 P216

后来,蒋一苇又创办了企业高层次管理人才研修中心。 P217

1985年,周叔莲成为第三任工经所所长。 P219

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在科研教育、实业金融、中央地方的各个岗位上曾经和依然发挥着骨干作用。 P220

王元,工经所1978级研究生,现为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中心主任。 P221

2005年,马洪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P224

共和国建立之后的经济学人可以大致作如下划分:共产党体制内的经济学人,像薛暮桥(1904—2005)、许涤新(1906—1988)、孙冶方(1908—1983)、骆耕漠(1908—2008)、林里夫(1909—2001)、狄超白(1910—1977)、顾准(1915—1974)、于光远(1915—2013)、杨培新(1922—2016)、马洪等;学院派经济学人,像马寅初(1882—1982)、陈瀚笙(1897—2004)、陈岱孙(1900—1997)、巫宝三(1905—1999)、陈振汉(1912—2008)、张培刚(1913—2011)等;出生于1920年代,在民国年间接受大学教育的,像刘国光(1923年生)、董辅礽(1927—2004)等;出生在1930年前后,在1949年后入大学的经济学人,像周叔莲(1929—2018)、孙尚清(1930—1996)、吴敬琏(1930年生)、乌家培(1932年生)、张卓元(1933年生)、赵人伟(1933年生)等。 P225

不一而足。 P226

第三,他上下贯穿,承前启后。 P227

如果说马洪和杜润生有哪些差别的话,可能马洪更有学术偏好,有志于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行事谨慎;而杜润生则专注于农业和农民,举重若轻,言谈幽默。 P228

1979年,中国经济决策层支持后一种意见,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P229

马洪对中国经济结构失调的原因和机制,加以历史过程地全面探讨,提出了系统的经济结构理论。 P230

1984年,马洪的长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不仅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以及这种商品经济的历史特征,更重要的是,他将商品经济与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 P231

直至1990年代,他主编《中国市场发展报告》,涉及市场化进程的方方面面。 P232

”前两年,有一场经济学家关于中国要不要产业政策的争论。 P233

关于技术革命和技术经济。 P234

关于经济预测和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制定。 P235

1983年,为了回答2000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的问题,在马洪主持下,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历时三年开展“2000年的中国”课题研究。 P236

1960年底,经济调整时期,在国务院领导下,马洪率调查组到北京第一机床厂作了半年调查。 P237

马洪先后到首钢、一汽、二汽等大型国营企业进行调查,就企业发展战略和改革提出建议。 P238

马洪在回国后作报告的题目是《日本资本家是怎样管理工业企业的?》。 P239

银行信贷对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 P240

工经所创建于1978年4月。 P241

马洪集结了林宗棠、林汉雄等国家各部委懂经济和技术的一流人才。 P242

历近三十年,综研院曾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 P243

马洪也很少谈自己,不讲自己过去的岁月,即使对子女也是如此。 P244

与同期经济学家相比,在改革的前二十年,马洪绝对是站在思想资源的制高点上,吸纳、组织、形成体系。 P245

那是1980年代改革初期阳光灿烂的日子。 P246

其中的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从1981年5月成立到1985年6月与其他两中心合并,在短短4年时间里,以崭新、年轻的面貌,以自由、奔放的风格,以四两拨千斤的灵巧,开辟了决策咨询的天地。 P247

1981年5月,马洪给国务院总理打报告,申请建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 P248

他们的发言也被忽视。 P250

1982年,丁宁宁、惠小兵、陈越、唐若霓、苗复春、曹思源等进入中心。 P251

他说:“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是国务院领导下的研究咨询机构,不是行政机构,没有什么行政权力。 P252

[3] 其实,在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之前,有人向国务院总理建议国务院应该成立技术顾问委员会。 P253

[6]其研究领域之宽广,研究程度之深入,研究方法之创新,每一桩每一件之兴师动众,上达总理下至基层,令人难以想象。 P254

90项啊!这是如何可能呢? 马洪选了几位了不起的人,作为技术经济中心的临时召集人。 P255

这就是马洪说的,“中心不仅靠自身研究,更重要的是组织研究”。 P256

在中心内部,则组成农业、能源、交通、机械、消费品、化工、冶金、建材可行性研究等专题组。 P258

他希望找出一个或几个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的方案来。 P259

[8] 以前中国的投资项目不做可行性研究。 P260

任务是描绘出比较清晰具体的图像:2000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以及实现这个目标可供选择的途径和相应的决策。 P261

负责落实“2000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的鲁志强曾经回忆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十二大决议提出翻两番的同时,还提了一个约束性指标:“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 P262

这真是那个年代的特色。 P263

从简报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印记。 P265

1984年3月24日,对策小组完成《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提出如下意见:一,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采取特殊优惠办法。 P266

他们有所不知,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在马洪这一代老派共产党员身上,所体现的其实是理想主义、爱国主义情怀,是一种勇敢的开拓精神。 P267

她觉得,洋洋万言,也不知道说什么,数学推导只用一两页就全明白了。 P268

马老睿智过人,但绝不盛气凌人。 P269

机构不在规模大小,不在办公条件,在于活力。 P271

⑵王慧炯:《怀念马洪同志》,载《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11月7日。 P272

[8]同上。 P273

这项研究演化成一场对国民的启蒙教育,空前绝后。 P274

他们要做什么呢?其宗旨有三:第一,促进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第二,促进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和提高;第三,促进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研究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前景。 P275

京津地区八十余位未来研究学者和专家参加托夫勒的学术报告会。 P276

1983年3月,三联书店正式出版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限国内发行。 P277

”[3] 很快,马洪就把对策研究小组组织起来了,从11月1日起,开始编辑《“新的世界产业革命”研究资料》。 P278

会议集中讨论四个问题: 第一,对于新的世界工业革命的看法。 P279

第四,从哪几个重要方面提出对策,并对下阶段研究提出意见。 P280

7.人民大学管理系统工程室教授李国纲:要抓信息管理,包括人工信息管理和计算机信息管理。 P281

14.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王慧炯:介绍世界产业新发展和西方经济学派,比如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 P282

……1956年那一次主要是在科技工作领域研究这些问题。 P283

马洪汇报了六点有关对策的说明:一是对策的基本思想和目标的认识;二是新兴技术产业同传统产业的关系;三是关于跳跃阶段和缩短差距;四是改革问题;五是怎样起步的问题;六是对策研究的后续行动。 P284

原本叫“新技术革命”好还是叫“新产业革命”准确,属于学术讨论范畴,但是,它受到了有些党内理论家的指责,理由是,称“新产业革命”是美化西方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观点。 P285

第五,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P286

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去世。 P288

有人有其一二,没有其三四。 P289

他建议,应该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缩短折旧年限。 P290

和他们一起工作的还有浙江人徐雪寒等。 P291

我注意到当年为基金筹款的清单上有这样几笔——马宾:2988.67元;徐雪寒:2008.32元。 P292

1983年6月13日报纸上公布了《设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缘起》,说明基金永久性地存入国家银行,以存款利息作为奖励金发给获奖者。 P294

获选论文整体,构成了一种冲击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声势。 P295

于是,相关主题选择了赵人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机制》一文。 P296

(李昭提供) 在80年代,孙冶方奖是唯一的。 P298

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至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P300

[5]1964年,康生、陈伯达根据孙冶方一些内部讲话和未发表的研究报告,把他打成“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P301

来源同上。 P302

1928年后,曾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领导工作。 P303

1957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委。 P304

现在的人,走在长安街上看到中国人民银行大楼,便知那是央行。 P305

随着改革开放,1980年,国务院领导指示要设立中央银行,可是两年过去了,也没有进展。 P306

薛深知徐的价值。 P308

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重新有了中央银行的建制。 P309

周恩来曾表扬过一位为革命干了许多不同行当的同志,说他干一行,钻研一行,并在那一行做出优异成绩。 P310

几年工夫,新知书店就拥有二三十家分店。 P311

三联书店老人口中的“慧眼识朱”,说的就是徐雪寒对这位朱枫从观察、信任到使用的故事。 P312

”在纪念改革30年时,有一篇《交通银行迁沪记》[9]中,终于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一位叫徐雪寒的老先生在当年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提出,应当有一个专门属于上海、支持上海发展的银行。 P313

’”我问鲁志强,“徐老是幽默的人吗?”“他一点儿都不幽默。 P314

顾准的胞弟说,徐雪寒的“晚年是在孤独、病痛与忧虑中度过的,凡是和雪寒同志有过交往的同志和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不感觉到雪寒同志是在爱国爱民这种忧患中度过了他的残年”。 P315

⑶三联书店老同志联谊会:《怀念徐雪寒同志》。 P316

1949年,潘汉年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等职。 P317

[9]詹文君:《交通银行迁沪记》,载《上海金融报》,2008年12月19日。 P318

如果了解了中心的这个特征,就不难理解它为什么会有了不起的工作量和影响力。 P320

在三个中心中德高望重、最有影响力的人有几个共同特点:他们是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忠诚于自己的理想;是计划制度的缔造者,同时又是最早觉悟的人,对旧体制有深刻的批判。 P321

他们的咨询意见一定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 P322

1980年中央财经小组和国务院决定,建立一个由经济专家和学者参加的非行政性的经济决策咨询机构。 P323

在经济中心短短的五年历史中,他们对经济体制改革所做的探索和贡献,是后人难以估量,文献也难以充分记载的。 P324

1984年,在经济中心的整治中,青年人提了一些意见,认为领导集体不够强有力,对决策部门的影响似乎在减弱。 P326

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 P327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在那么复杂的改革环境中,在那样关键的历史时刻,没有人能够替代他们,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国宝。 P328

我们中心是要长期工作下去的,将来新老交替,一代代中年变老年、青年变中年。 P329

[4]毛泽东就马宾主持编写的《鞍山市委鞍钢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经验的报告》(1960年3月11日)作了600字的批示,提到“宪法”的高度,“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P330

[7]《薛暮桥同志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油印稿,1985年10月31日。 P331

那是摧枯拉朽的力量! 到了1983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是追随世界潮流,还是守旧,困在愚昧山中。 P332

所有这些也进入了中国领导人的视野。 P333

国务院小组,由国务院副秘书长、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寿,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负责。 P334

11月5日,北京月坛北街红塔礼堂,马洪主持召开动员大会。 P335

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经济研究中心、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国务院各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协、各高等院校、各科研部门、各研究会、驻外使馆、新闻单位、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北京市等部门与单位,共120多位,其中有10多位副部长,有各学科的专家、教授、学者,也有年轻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 P336

研究哪些技术可以不经过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路,而直接采用新的世界工业革命的成果,以便抓紧时机,迎接挑战。 P337

”他还充满激情地说:“人生难得有几次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P338

进入3月,中组部、劳动人事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协、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党工委联合举办中央党政机关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培训数万人次。 P339

6月25日《人民日报》有一条新闻:总书记、总理“要求广大干部重视未来动向,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对策,把握时机迎头赶上,振兴经济、繁荣社会”。 P340

一位有心人,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吴健(1922年生)将他们的论文收藏,寄给钱学森(1911—2009)。 P344

靠输入、靠翻版都不行。 P345

“对策小组”的使命完成了,它被改为高技术发展咨询机构,对世界新技术革命动向和趋势进行经常性研究。 P346

那是摧枯拉朽的力量!常识战胜愚昧。 P347

[8]《吴明瑜在“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的对策讨论会结束时的发言》,铅印稿,1983年11月27日。 P348

[13]《世界经济导报》作了摘要报道,《世界经济》1984年第4期以《论世界性的科学技术革命》为题发表。 P349

他虽然有过权力,但不是位高权重的人;虽是农村问题专家,但非学院式学者,更无著作等身;虽无教授头衔,但是不少人甚至名牌教授以自称他的门生、跻身徒子徒孙之列为荣。 P350

原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孙方明谈到这首歌与杜老时用了“美感和沧桑”几个字,说:“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体会。 P351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后,格外重视“土改”。 P352

[7]杜润生觉得对不起农民,反复说,我们欠农民的太多了。 P353

……富裕中农要在‘土改后歇一歇’,反对国家干涉他们的‘自由’。 P354

其中毛泽东特别加写了一段话:我们现在就是要建立“农业产业军”。 P355

[17]悲剧不可避免。 P356

只是因为他们的“终身身份”,没有迁徙自由,离开土地,没钱、没粮票就没活路。 P357

两个机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合署办公。 P358

比如,在突破包产到户的岁月里,他以退求进,走不了一步走半步。 P359

其中观察点于1986年运行。 P360

他说:“我挨毛主席批评不少,但我为真理为人民献身,迄今无悔。 P361

“我只是想哭!”他哽咽着对走进来的小刘说,两只大手不停地在脸上擦。 P362

单位撤销,人员待分配。 P363

在一个经济发达村听罢关于资产、经济结构、收入的介绍,杜老说:“大树下面无杂草,生态不平衡。 P364

1993年,民工潮刚一兴起,杜老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继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又一次自发地顺应历史潮流的举动。 P365

这在世界范围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论。 P366

2005年,杜老再度跟布朗谈环境问题:耕地在减少,沙漠化严重,地下水超量提取,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发展的环境容量越来越小,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再也不能走下去了。 P367

新城市备用地,尽可能选择山地、滩地、低质土壤地等等。 P368

1980年,有一群年轻人组织在一起开始搞农村调研,成立起一个小组,叫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发展组。 P369

年轻人见部长,推门就进;到中南海去汇报工作也无顾忌。 P370

他为青年搭台,敲边鼓,“怂恿”他们,教导他们,锻炼他们。 P371

杜老带领从农委到中科院、社科院,从发展组到农发所的研究人员,从老革命到小年轻,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从干部到农民的精兵强将,创造了一个与中央配合,相得益彰的推进改革局面,上下联手,官民联手,老少联手。 P372

直到90多岁,杜老还不断地向团队中人提出新课题。 P373

那么,他究竟是大儒,还是自由主义者?是体制的叛逆者还是维护者?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看杜老始终如一的诉求和关怀是什么?归根结底,他在意的是农民的自由与权利的实现,是社会正义的实现。 P374

”转引自《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19页。 P375

[14]《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75页。 P376

[21]《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63页。 P377

[27]高文斌:《和杜老在一起的日子》,载《我认识的杜润生》,238页。 P378

[33]顾宁一:《回忆杜老三事》,载《我认识的杜润生》,339页。 P379

[39]杜润生:《给农民国民待遇》,《中国农村制度变迁》,300页。 P380

[45]陈锡文:《杜老给予我的宝贵精神财富》,载《我认识的杜润生》,193页。 P381

他们参与了体制改革,也觉悟到经过改革的制度有各种弊端。 P382

1982年5月4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的成立,使这一天意义非凡。 P383

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绝佳设计,就是创建国家体改委,由国务院总理亲自兼任主任。 P384

这是知人善用,也是历史选择。 P385

随着“文革”后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陆陆续续又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像石小敏(1950年生)、金立佐(1957年生)、宫著铭(1946年生)、郑洪庆(1947年生)、楼继伟(1950年生)、周小川(1948年生)、郭树清(1956年生)等。 P386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成立了以总书记、总理以及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 P387

显然,总书记、总理都已心中有数,需要“秀才”们做出与原有意识形态既接轨,又有突破的文章来,让各方接受,使改革迈出决定性一步。 P388

他和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商量,召集一次经济学者研讨会。 P389

[9] 9月9日,国务院总理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10],其中写道:计划经济不等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 P390

里程碑二:“七五”建议改变了计划传统 归根结底,怎么把文件变为实践?1985年,中央组织讨论“七五”计划建议。 P391

《建议》中没有列很多数字,只讲了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与方向的一些重要指标。 P393

说到底,怎么转轨,还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P394

计划管理是‘笼子’‘牧场’,而不是‘绳子’‘锁链’,它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济活动场所,调节和控制经济活动的运行;企业是生动活泼的动物而不是被绳索捆绑的猎物。 P395

1987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二阶堂进一行时说:“十三大实际上应该叫作改革、开放的大会,要加快改革步伐,深化改革。 P396

邓小平看得最明白,在经过了1989年后,他依然斩钉截铁地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 P398

1986年,世界银行驻北京首任代表林重庚向国务院总理提出可以借鉴韩国经验的建议。 P400

泰国财政部长,韩国刚卸任的副总理金满堤,韩国发展研究院(KDI)领导,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辛格(2004—2014年任印度总理),以及世界银行副行长都参加了研讨。 P401

四国五方会谈的成果受到中央的重视。 P402

1990年,体改所被合并到经济管理研究所,改造为经济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所。 P403

”[19]高尚全是体改委老人中至今保持旺盛工作力、最为活跃的人,持续为改革鼓与呼。 P404

因为,中国是从这样的体制走过来的。 P405

[4]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鲁利玲女士提供资料。 P406

[10]赵紫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1984年9月9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5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P407

[14]高尚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见高尚全等:《改革历程——献给改革开放30年》,12页。 P408

过去30年,开放推动改革,改革促进开放。 P410

另外要有窗口机构和企业,与国外资本和企业进行对接。 P411

谷牧又选择了一批助手来帮助他完成开放大任。 P412

“文革”去干校,1976年回京。 P413

谷牧找季崇威谈话时,提醒他要有心理准备:“做这个工作要有胆有识,‘文革’时期,不要说向国外借钱,即使向国外买设备、买几条船,都是卖国主义、爬行主义。 P415

很多人对引进外资有顾虑,甚至敌视。 P416

优秀干部就是跟外国人对着干的,否则就有立场问题。 P418

季崇威负责联系中信公司。 P419

整个世界对于开放的中国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P420

日本经济学家小林实1985年曾预言:“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成功地取得资金和有效地利用资金。 P421

他坚持开放中的问题在开放中解决。 P422

季崇威敏锐地意识到“复关”的意义。 P423

在季崇威等人的推动下,中国第一家“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后更名为“WTO上海研究中心”)不久就成立了。 P424

家人担心他刚做完手术,身体不许可,而季崇威本人执意要去。 P425

晚年患肝癌时,虽然可以享受体制内的特殊医疗待遇,为了少花国家钱,他不愿用进口药。 P426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75/4493753.html [5]据季红回忆。 P427

然而,这种辉煌十分短暂。 P429

1948年,当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如日中天时,敢于挑战斯大林的,唯有铁托。 P430

人们从有限的资讯中,调整对南斯拉夫的看法。 P431

他们受命实地考察、接触,说明南斯拉夫的基本状况,提出中共是否要与南共联盟恢复关系的意见。 P433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出席,往后他又去过三次,成为国内对世界上各种马克思主义接触最早的学者。 P434

从报纸上,人们看到匈牙利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费伦茨·豪沃希对西德《明镜》记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多数匈牙利家庭会像现在这样拥有从电动剃须器到自备小轿车共30到35种家用电器和设备,还有私人住宅和用来度周末的乡间别墅。 P435

报纸上,连续刊出涅尔什《介绍1968年以来的匈牙利经济改革》[8]的文章。 P436

高梁对日程和工作的紧张记忆很深。 P437

中方宣读学术论文的是:王小强、郑洪庆、马凯、张少杰。 P438

他们把过去的改革方案没有发挥作用的责任推到我们头上,从来不考虑你设计的改革方案是脱离现实的。 P439

高尚全:假如您重新执政,您是否继续搞社会主义? 涅尔什:社会、民主、政策,像瑞典一样走第三条道路,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中间的一种平衡。 P441

1980年代中期的南斯拉夫人均国民收入2800美元,人均住房17.9平方米;匈牙利是人均3200美元,20多平方米。 P443

第二,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是:注重微观基础改革;工资过高和消费超前是改革中不容忽视的问题;警惕物价、工资轮番上涨的通货膨胀。 P444

匈南考察,对于接下来的中国改革方案制订和高层决策起了何种直接作用尚难评价,有不同看法。 P445

政治体制改革是匈、南考察的重要话题。 P446

写作本文采访了高尚全、高梁先生。 P447

[7]载《世界经济导报》,1983年6月6日。 P448

[13]高尚全:《匈牙利、南斯拉夫经济体制改革给我们的启示》,见《艰难的探索》,1页。 P449

标兵文章 有一份内部刊物,叫《未定稿》,是1978年12月创刊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写作组编辑。 P451

后来改征订,最高发行到三万份左右。 P452

自然经济中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只存在实物分配关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条件下的计划经济。 P453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个词汇。 P456

讲这段历史时,刘国光提醒我,不要写那些批评者的名字,“大家的认识有个先后,有时我前进一步,有时他前进一步,当初批判我的同志后来也都有了共识。 P457

10年后,“双重模式转换”的思想,演变成“两个根本性转变”,在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中,提出: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P458

” 采访刘国光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双重模式转换的思想是怎么产生的?”他停了停说,“这个问题以前还真没有想过。 P459

[8]在这里,刘国光接受了完整的西方经济学教育;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跟随徐毓枬读研究生。 P460

1957年,孙冶方调入经济所担任代所长,刘国光成为他最钟爱、器重的青年之一。 P461

但是,那毕竟是1980年代早期,还有一批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在世,像孙冶方等等,他们是看重德才兼备的。 P464

而上述五类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都有代表人物。 P465

但是,在“政治”上,他并非那个时代的宠儿,1961年入党,时年已38岁。 P466

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政府有效的调控干预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就是说要有‘看得见的手’的补充。 P467

[4]载《经济研究》,1979(5)。 P468

很难再见到这样完美的、亲切的、有效率的、对历史有深刻影响的互动了。 P470

要彻底清除四人帮这帮骗子、流氓、恶棍这些年来散布的大量毒素,提高人们(包括我们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还要我们作极大的努力。 P471

当“文革”一结束,开始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流毒时,他便写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文章。 P472

而结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历史,也是要通过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才能实现。 P474

“文革”后期,经济所的周叔莲、吴家骏、林森木等研究人员被借调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研究组研究工业化、经济效果、基本建设等问题,研究组由建委主任谷牧(1914—2009)领导。 P475

连装水泥的袋子,可以回收5分钱,都被人专门用刀砍坏,不让它作为回收品。 P476

使你们的文章说服力更强。 P477

于光远领导的计委经济所组织了一批人去大庆作调查,写出一本《对大庆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主编是于光远,副主编是马洪、孙尚清、周叔莲。 P478

10月25日,社科院经济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P479

有一天,马洪布置周叔莲写一篇关于生产目的的文章。 P480

得到稿费后,周叔莲去马洪在三里河的家,将稿费一分为二,给马洪一半,自己留下一半准备三个人再分。 P481

胡耀邦曾跟秘书说:“将来我们要写一本书,名字就叫《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 P482

写作本文时采访了周叔莲先生。 P483

100号人在这里参加为期七周的经济计量学讲习班。 P484

在这位经济计量模型创建人、诺贝尔奖得主的视野里,早就有了中国,这大概不只是想把中国纳入LINK模型,也和他在1940年代参加美国共产党的经历有关。 P486

中国人讲面子,要向外国人展示我们的友好。 P487

完后,大家被送进颐和园。 P488

他辛勤地为大家当翻译。 P489

社科院外事局只好跟甘肃社科院打招呼,请他们帮忙照顾。 P490

但是到了通关口,就显出了他们的效率。 P491

得到批准后,张守一“挑选了一些铁杆党员,专门听他谈台湾经验”。 P492

好多学员协助将它运到颐和园。 P493

张守一说,“这是经济计量学讲习班,是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研究经济问题。 P494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洪和宦乡等人在仿膳设宴。 P495

王宏昌等人将七位教授在讲习班上的讲稿整理为《经济计量学讲义》[8]。 P496

[9] 1982年2月中国数量经济学第一届年会在西安召开[10];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成立。 P497

“要看克莱因能不能来。 P498

参考文献:⑴粟庆雄:《颐和园讲学回忆》,载《经济学家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3)。 P499

(见彭战等:《中国数量经济学会30年大事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07页,2010年1月) [3]“讲学的地点也由克莱因决定。 P500

[9]彭战等:《中国数量经济学会30年大事记(1979—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09页,2010。 P501

[12]粟庆雄:《颐和园讲学回忆》。 P502

缘起 《国外经济学讲座》四册,印得简朴,注明“限国内发行”。 P503

其中,负责经济理论与方法组的是于光远。 P505

于光远领导的理论方法组委托研究会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 P506

从此以后,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语系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宏观、微观、供给、需求、市场、创新、均衡、投入产出、经济预测、货币主义,等等,成为人们交流的新概念和语言元素。 P507

其中一些人在1949年以前回到烽火连天的祖国。 P509

早在1935年前后,一批经典经济学著作被翻译出版。 P511

”[3]高鸿业的学生听他用标准的美语背诵《国富论》、《通论》,或萨缪尔森《经济学》里的句子,说:“真是好听极了。 P512

(黄范章提供) “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早已被“现代经济学”取代了。 P513

听过这样一个传说:当初人大、北大和清华几位教授在一块“取名字”时,怕取不好影响学科发展,想来想去琢磨出来这么一个折中的名字,避免了“资产阶级”的标签。 P514

1955年毕业于北大经济系的厉以宁也在经济系资料室工作,得缘和陈振汉交流,系统阅读了西方经济学著作和国外经济学期刊,翻译经济史著作。 P515

35岁的梁小民就是从东北林区考来的研究生。 P516

最初脱颖而出的人物就是厉以宁。 P519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21—2006)受邀来华,在北京做了三场讲演,“货币和通货膨胀”、“80年代的西方世界”和“市场机制在计划经济中的运用”,社科院副院长宦乡、许涤新和陈岱孙都参加了。 P520

像薛暮桥、马洪这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开放的态度,面对扑面而来的潮流,加入支持的行列。 P521

中国或苏联那种意义上的‘负责物资分配’的人或政治团体在美国是没有的。 P522

该书第一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 P523

即便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其实市场经济对于中国人还并不是一个十分久远的事情。 P525

1955年担任政府经济改革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 P526

苏联和东欧有三种模式。 P529

此前,人们把改革理解为一种政策调整。 P530

他主张由计划机关模拟市场,在国有制下,引用竞争力量改善经济运行效率。 P531

身为经济学家,布鲁斯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担当。 P533

林重庚说:“尽管布鲁斯被公认为波兰重要的理论经济学家,但他对波兰本国经济改革的实际影响却有限。 P535

在同马克西莫维奇院士等座谈时,主人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有很多地方是从你们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那里学来的,是他的一些思路给了我们启发。 P536

[11] 对于改革的必然性,布鲁斯说:“许多国家的经济改革都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失败,那些支持经济改革的人一再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分子,改革的要求仍然不断地冒出头来,就像一个讨厌的人从前门被撵了出去,又从窗口爬了进来一样。 P537

[4]此资料为吴敬琏先生所保存。 P539

[10]邓加荣:《孙冶方传》,299页。 P540

发生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冷战时代最震撼人心的一个篇章。 P541

[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负责接待,吴敬琏全程陪同。 P542

[6]捷克人民为此欢欣鼓舞,举行各种集会讨论国家事务,呈现出一派“布拉格之春”的景象。 P543

锡克认为苏联和东欧“都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党的官僚”和“国家垄断”体制。 P544

总理非常重视,曾做过三点指示:第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聘奥塔·锡克为顾问;第二,请奥塔·锡克以后每年到中国来一次,给中国的改革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第三,组织一次他与中国经济改革领导干部的座谈,经济领导部门要参加。 P545

再根据计算出来的价格做一次全面调整就可以保证第二年放开时震动比较小。 P546

锡克离开中国后,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写了一封信,附寄了他的新作《社会主义的计划及其发展》,其中总结了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并表示希望这篇文章能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所帮助。 P548

”[9]1982年6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一书,因为收集的是布鲁斯和奥塔·锡克来华所作的学术报告,而被在扉页上盖上红色的印章“作废”,使得这本书虽然印出来了,却不能发行。 P549

 盖有“作废”印章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书影。 P550

在锡克走后的10余年,他的书继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经济—利益—政治》(1984)、《一种未来的经济体制》(1989)、《争取人道的经济民主》(1989)、《经济体制比较、理论、批评》(1993)。 P551

书店里有大量控诉斯大林专制时代的图书。 P552

1985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文版出版,在中国影响巨大。 P554

[7][匈]玛丽亚·乔纳蒂:《转型:透视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Party-States And Their Legacies in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by Maria Csanadi,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P555

人们渴求新的思想资源、理论资源,厌倦了陈旧的话语系统。 P557

早在他写学位论文时,就有一章讨论短缺问题,往后20年,短缺问题始终萦绕在心,直到1976至1977年,科尔奈应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在瑞典以“短缺经济学”为题做了一系列演讲,之后集结成书,英文版于1980年出版。 P558

[4]但是,从1984年,媒体就开始介绍科尔奈和他的著作。 P559

1985年8月,科尔奈和夫人第一次受邀来到北京,去机场接他的是社科院经济所的赵人伟。 P560

在经济所做报告时,会议室爆满,之后,年轻人簇拥着他问个不休。 P561

科尔奈说:“这里出现的许多现象,以及它的烦恼和灾难,对我来说都非常熟悉。 P562

科尔奈为中译本写序说:“理解现实总是准备变革的第一步。 P563

”当科尔奈再次访问中国时,有市长、大学老师和经理不断告诉他,“我是您的小学生”,令科尔奈受宠若惊。 P564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说法:马克思对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了深入的解剖,科尔奈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作了深入的解剖。 P566

人们会问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尔奈?这就好像中国没有发生过1956年匈牙利事件,没有产生过纳吉一样。 P567

科尔奈平静地说,“我并没有赶回匈牙利的‘瓦茨拉夫广场’。 P568

写作本文时,采访了赵人伟先生。 P569

[5]刘吉瑞、邱树芳:《〈短缺经济学〉简介》,载《世界经济》,1984年第12期;潘英丽:《科尔奈〈短缺经济学〉述评》,载《经济学动态》,1985年第1期。 P570

[8]雅诺什·科尔奈:《思想的力量——学术探索之旅的另类自传》421—425页。 P571

自从28年前,1981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设在那里,五道口就成了它的俗称,从这里走出来一批又一批在中国金融界有影响且举足轻重的人物。 P572

1979年3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党要十分重视提高银行的作用》第一次发出强信号;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银行要办成真正的银行。 P573

此前,他奉命组建农业银行并担任副行长。 P574

1978—1981年的所长是孙及民,副所长有崔启仪、甘培根(1925—2006)等;1982年,赵海宽担任所长。 P576

人行行长李葆华、副行长李飞、刘鸿儒、尚明参加了开学典礼;另外还邀请了受聘为顾问和教师的北京大学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和中国人民大学黄达、周升业等。 P577

虽说不到20平方米,只有5个简易书架,却装载着最新最好的图书。 P578

直到1990年,研究生部才第一次获得修建权,修了图书馆小白楼。 P579

这位“拍桌子瞪眼睛”的黄永鉴,毕业于北大,是学越南语的,早年翻译过多部越南文学作品:《西北的故事》(1957)、《阳光与土壤》(1963)、《英雄的天空和海洋》(1965),等等。 P580

他的心血主要放在了五道口,以学生为荣,喜欢同学们叫他“甘老师”。 P581

而事实是,小小的学校,把全国的优秀老师都集中进来了,以小搏大,获得了最大收益。 P582

金融所是保留海归和接纳旧银行职员最多的地方。 P583

(3)周林,早年留学威斯康星大学,是国际金融专业导师。 P584

后排左一唐旭,左三秦池江,左五刘鸿儒,左六吴念鲁,左七黄永鉴,左八张德宝。 P585

他于1985年创办《国际金融研究》并任主编后,将以往的五道口入学试题和毕业生学位论文简述,以及作者和指导老师的姓名刊登出来,给予五道口宣传和支持。 P586

而刘鸿儒自己,则主要讲金融体制改革专题。 P587

北京大学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和中国人民大学黄达从一开始就被聘为研究生部学术顾问。 P588

亮相 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金融学会年会上,以蔡重直为首的五道口25名研究生发表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提出以建立金融市场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成为他们的首次亮相。 P589

蔡重直等人提出了另一种意见: “农业改革的突破口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业改革的突破口是扩大企业自主权。 P590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只提了一句金融改革:“在改革价格体系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体制,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 P591

1985年初,兼任河南省体改委副主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朱嘉明,提议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模式,成立一家省一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原信托投资总公司。 P592

本文得到刘鸿儒、魏本华、陈坚定诸位的帮助。 P593

[8]同上,39页。 P594

在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上,“五道口”已经成了专有名词,专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P596

然而,像五道口这样体积小、能量大、历史短、膨胀快、转动资源大者独一无二。 P597

其次,没有足够的思想理论资源。 P598

培养“子弟兵”。 P599

此外,连临时出差来中国的外国专家也不放过。 P600

第三,试验探索精神。 P601

这提高了五道口学生的思维能力。 P602

1980年代初是崇尚理工、追求文学、流行朦胧诗的时代;多数人参与农村和工业改革,普遍对银行知之甚少,更不懂股票、债券,想象不出不久的将来,保险会成为大产业。 P603

因为工作一天很辛苦,为了不犯困,用浓茶提神。 P604

理性和野性,成熟和顽皮,既在大事上较真,又不拘小节,他们身上都有。 P605

他们恰巧经历了中国金融界三十年的天翻地覆,成为弄潮儿。 P606

最早接受现代金融教育、进入金融领域的人,自然随着这个球体的膨胀而发达。 P607

问题是,五道口现象不可持续。 P608

最为理性的声音来自厉以宁。 P609

虽然有遗憾,但是不能不看到,大环境、小环境其实都过去了。 P610

历史选择了他们,他们也抓住了历史的机会。 P611

以至于他们后来到了美国被人问道:你们都是离了婚来美国找对象的吧。 P612

而当时的所长狄超白认为年轻人应该听从党安排,把他派去搞手工业改造。 P613

连黄范章对于老师陈岱孙的哈佛经历都知之甚少。 P614

他写了《美国经济学与美国政党》(1981)、《供给学派与里根经济政策》(1982)、《美国宏观经济学在70年代的一些发展》(1982)。 P616

听说托马斯在社区大学教书,还在一个监狱给犯人讲课,黄范章十分好奇。 P617

“那为什么你要带自己在外面大学里的学生入狱一同听你的课呢?” “消除犯人心理障碍,让他们感到这是在课堂上课而不是在监狱。 P618

IMF需要各国报统计资料,比如财政预算、赤字、货币发行量、国际储备,等等。 P619

在此次金融危机时,得以证明。 P620

其实,有人不仅想到要开展定量研究,而且也有部署有行动。 P621

据说,这个叫法,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也曾用过。 P624

五门英语课中,阅读、写作、语法是他们的强项,听、说是弱项。 P625

按理,应该有“中国之夜”。 P626

”黄范章说:“我们凭着自己的党性去做。 P627

”会后,他和克氏及其夫人一起回费城。 P628

此时,国务院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经济计划需要经济预测,经济管理需要现代化有强烈意识。 P629

终于在1986年12月,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正式联结到世界经济模型系统中。 P630

由此可见,收入分配问题,是关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问题。 P631

到了英国,他们发现,原定一年的访问太短。 P632

还有一次,赵人伟读英文版的《茵梦湖》,向顾准请教。 P633

牛津是自由的教育,特别提倡思想碰撞,不仅同学科碰撞,还有不同学科的碰撞。 P634

通过研究左中右三派,莫里斯·道布、兰格、哈耶克、米塞斯等人,从而有了国际眼光。 P635

”赵人伟由此引申:“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产阶级的壮大,市民社会的形成,是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 P636

总之,这一幅幅社会图景在赵人伟的脑海中远远近近地叠映,他渴望获得一个清晰的以世界为背景的中国图景。 P637

1984年一回国,赵人伟便着手对工资和价格双冻结时代,不同代人之间分配不公问题进行开拓性研究。 P639

这是令赵人伟最痛心的。 P640

他说,“创造性的年龄已经过去了,只是在最后二三十年,补了一点,补了二点,历史就是这样。 P641

夫人周南有个朴素的想法,国家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终究是需要知识分子,需要学问的。 P642

追根寻源,是因为他们跟西方经济学界有更多接触,了解现代经济学。 P643

研究所里有来自各国的学者,有东欧的、韩国的、日本的。 P644

大约20年后,当时耶鲁的一位研究生,已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事务首席教授的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跟吴敬琏女儿聊天时,被问到,当时知不知道吴敬琏教授从来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他说,没人往那方面想。 P645

中国作家代表团访美来到耶鲁,吴祖光悄悄告诉吴敬琏,邓小平已经“叫停”了。 P647

吴敬琏认为,在保持命令经济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分权,损害了计划经济的政令统一,结果是政出多门,整个经济陷于混乱。 P648

在耶鲁度过了紧张而充实的一年半,他称之为“丰满”。 P649

可惜,直到他调离经济所去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时,也没见着所里将其开封。 P650

置身其中自然联想这座房子里的人和事。 P651

[3]1959年我在苏联考察,刚遇上列昂节夫在那里宣传投入产出法。 P652

写作本文,对赵人伟先生作了多次采访。 P653

[10]参见邹恒甫:《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东方出版社,2013,216页。 P654

在经济改革和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都是崭新的问题。 P655

总理重申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与目标是坚定不移的,而对于改革步骤则要慎重和稳妥。 P657

现在我们还不善于加强宏观管理,所以微观放活以后,就出现许多漏洞。 P658

他把一切经济体制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行政协调(1),二类是市场协调(2)。 P659

刘国光和赵人伟提交的论文《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几个问题》,讨论体制改革的经济环境,所有制变革中的股份制以及模式转换中的双重制问题。 P661

(刘国光提供) 有这样一个比喻:改革相当于要造就一辆性能良好的汽车,经济政策相当于汽车驾驶员。 P662

7日上午会议在武汉闭幕。 P663

必须时刻记住改革的总目标。 P664

而武汉班机误点,令他非常着急。 P665

就巴山轮会议主题,采访过吴敬琏、杨启先、赵人伟先生。 P666

[6]张卓元:《我们当时缺少国际经验》,载《时代人物周报》,2005年8月16日。 P667

在刚刚经历了几十年政治运动,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的老大单位里,一本杂志的地位有些尴尬:不是一线研究室,却是风向标;权力不大,责任很大;既被“轻视”,又是众矢之的。 P668

刚接手《经济研究》,他就听说,如果不把某位领导的文章放在头条,那位领导就会说:“下期再发吧!”此时的唐宗焜尚不知水的深浅,打的主意是,既然让我干,就要按我的来,换个样子。 P669

这是经济理论战线上刻不容缓的任务……本刊愿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提供更多的篇幅,围绕这个主题开展讨论,广泛反映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改革建议。 P670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和实践,唐宗焜向所里提交了一份汇报提纲——《关于〈经济研究〉编辑工作的几个方针性问题》。 P671

同时,现有15名编辑人员所受的专业教育,除了一名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和两名自学的以外,几乎都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的。 P672

前排左起:旷建伟、董辅礽、唐宗焜、张鹤龄,后排左起:朱铁臻、赵人伟、乔桐封、张问敏、钟华。 P673

比如王小强等《把西藏经济的“输血”机制转变为“造血”机制》、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等等。 P674

唐宗焜说:“别的都忘记了,只记得他反复讲自己是革命的阿Q主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能找到可干的事。 P675

[7]摘抄如下: (1)主张价格改革可以冒更大的风险,主张建立劳动力市场,让农民进城,压低工资水平。 P676

1985年春,有几位同志写了一份关于“政策体系”的报告,在报告中首先提出我国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应当仿照西方国家的办法,实行“股份化”,“让职工购买股票……”“其实这种观点是羞羞答答地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合股公司来代替社会主义公有制。 P677

”……在此文作者看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陈旧的概念,只有搬用西方经济学说,以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来阐述经济理论,开药方,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不致失误。 P678

胡乔木将材料呈送给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 P679

……任何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经济理论工作者都不能不关注这样的同志究竟想把我们控制到哪里去。 P680

”一位社科院研究生院同学来信:“接连而至的马丁事件和秦××小报告,在我们青年学生中引起了一阵惶恐……难道经济学界刚从徘徊中走出,又要再一次被禁锢?!真是万幸,顶住了!……我和我的同学们谢谢您,谢谢《经济研究》。 P681

为了保护刊物和作者发言权,唐宗焜征求意见,是照发还是缓发。 P682

不探索能不能改革?不能。 P683

这是个追求完美、严谨到极致的人。 P684

⑹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农民、市场和制度创新——包产到户八年后农村发展面临的深层改革》,载《经济研究》,1987(1)。 P685

12月11日,日本时事通讯社播发关于该文消息,被同日的《朝日新闻》与次日的《读卖新闻》采用。 P686

[6]秦柳方(1906—2007),江苏无锡人。 P687

[8]唐宗焜:《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载《经济研究》,1985(5)。 P688

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珍惜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2月25日和29日发表两篇评论员文章《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讲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 P689

写完之后三个月,2004年7月30日,董辅礽在美国杜克大学医疗中心去世。 P690

于光远带着董辅礽去上海取样书,在返京的火车上就筹划出来经济学界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经济理论的部署。 P691

1978年9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快结束时,轮到董辅礽发言:“长时间以来,我国经济理论一直认为全民所有制必须,而且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这种看法需要重新评价,因为多年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带来了许多问题。 P692

有人逼他检讨,他拒绝,说自己没错;“没有错误,片面性总有吧”,“片面性也没有”。 P693

学校用电化教室、主报告厅和其他教室联结,主席台、过道、教室到处挤满了人,“全校师生为之振奋,感受到这是一个极具爆炸性的课题。 P695

1985年温州市有家庭工厂10.7万个,联户工厂2.5万个,40多万人从业;在417个商品市场中,年成交额在亿元左右的有10个;民间信贷十分活跃。 P696

董辅礽给他们打气,希望把温州模式坚持下去,为市场经济理论在实践上找到一个好的依据。 P697

否则整个国家的经济“活”不起来。 P698

这种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想,直到15年后,才进入中共中央《决定》。 P699

董辅礽一直不肯招博士和硕士生,说:“怕误人子弟,也不愿因我之故,牵连他人。 P700

但是近距离的接触只有一次,是2000年陪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玛利亚·乔纳蒂向他请教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P701

在狄超白时代,我就同这个所经常联系。 P702

[6]薛永应:《董辅礽评传》,182页。 P703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同仁参加了调查和一部分讨论,温州市、金华市党政部门许多人士提供了大力帮助。 P704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以下简称“青少所”)就是这样一颗流星。 P706

” 建所 1980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关于成立青少年研究所的通知》: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青少年研究所。 P707

钟沛璋是浙江人,1948年担任《青年知识》半月刊主编;1949年后,创办上海《青年报》,任总编辑;再后来担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副社长。 P708

“反右”后,从《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位置上下放至陕北米脂,后去四川,在“文革”初被打成西南“三家村”,遭七年关押、劳改。 P709

[3] “青年学”是一门学科和学问吗?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中,青少年占据重要地位,从而也形成了一个青少年研究为政治服务的传统。 P710

在研究方法上,要定性、定量相结合。 P711

一夜之间,干部平反后官复原职,知识分子迎来“科学的春天”,而青年成了“文革”最大的受害者。 P712

调查研究 当时,也有人担心青少所失掉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传统而走向纯学术的道路。 P713

[8]如今回看这篇文章,还是比较单薄,缺乏数据,分析方法也比较简单,并且是以传统意识形态为评价基准。 P714

怎样认识当代大学生成为青少所首要研究的现实问题?张黎群,作为所长的首次亮相似乎预示着这个所的命运。 P715

鉴于青年中普遍存在着在集体和个体经济就业不如在国营和全民企业“光彩”的想法,青少所向有关部门建议,以表扬先进典型来扭转观念。 P716

1983年4—5月,青少所在河北栾城县柳河公社三个大队,对150名农村青年进行试验调查。 P717

“就业组”的全称叫“劳动就业特约研究组”,组员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二十余人。 P718

国情组组长由青少所副所长李景先兼任。 P719

这一说就合了钟意。 P720

”他还写道:“1984年青少年所莫名其妙地被撤销了。 P721

在清理的过程中,又传达了邓力群的两次讲话,并要以研究室为单位,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P722

此后,他听说胡耀邦在一个讲话中提到对人体艺术的肯定。 P723

[2]刘鉴农:《开创对我国青少年的科学研究——忆中国社科院和团中央合办的青少年研究所》,原载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改革开放30年共青团工作回顾与研究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 P724

[7]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4)。 P725

[12]张黎群:《一本未写完的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313页、314页。 P726

旧秩序在瓦解,新秩序待建立。 P728

知识界、新闻界和老百姓对改革始终寄予厚望,热情满怀。 P729

因此,对两种倾向的实际作用和危害,作出总体上的估计是必要的,以便在突出反对某种倾向时,掌握必要的度,保证我国改革的顺利前进。 P730

人民强烈要求改革,殷切希望改革能获得更大成功,把自己对明天幸福美好的憧憬,寄托在改革上。 P731

”[5]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参加了咨询,还有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市委常委汪家缪、团市委副书记蒋效愚。 P732

《人民日报》4—5日连载《首都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同大学生对话录》,好评如潮。 P733

但群众确有不满情绪。 P734

尤其是价格改革,风险最大,但是只要处理得当,就能化险为夷。 P735

人说“理论界吹来一股清新的风”。 P737

发生在1987年的对话,只是几个闪光点。 P738

有人说这是票子“毛”了,货币贬值了,这种看法对吗? 近几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出现了私人钱庄,存款利息高,放贷条件松。 P751

人民日报出版社的蒋菊平女士为我查找了历史资料。 P760

[5]据198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 P761

从1979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到1980年的体改办,再到1982年5月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务院总理兼任体改委主任,三年三级跳。 P762

随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西山为他们安排一处,由许美征、楼继伟、郭树清、王芹、刘吉瑞、李弘、邱树芳、宫著铭、贾和亭等组成的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小组在那里集中工作。 P763

于是,他们在几天之内,以1月25日的汇报内容为基础,写出了一份综合改革方案。 P764

另有价格组、财税组、投资组、金融组、工资组及外贸组。 P765

他们希望在第二天的会上领导能够接受方案办上报的改革方案。 P766

早在1983年,厉以宁就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主持下的改革方案起草。 P767

在学术界,更深的争论还有改革可不可以设计,要不要进行总体规划,是走激进还是渐进路线。 P768

所谓中期规划是指三年、五年、八年,所以又称“358规划”。 P769

有三种代表性意见:一是北京大学课题组和中共中央党校课题组,主张以企业改革为主线,积极推行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吴敬琏课题组,主张以价格改革为主线,着力实现经济运行机制转换,为企业改革和其他改革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三是以刘国光为首的中国社科学院课题组,主张两条主线论,即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双线推进,认为这两方面改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P770

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调研碰撞,八个方案愈发地趋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P775

第三,指导思想:稳定、发展与改革的有机结合。 P776

”[7] [1]原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11月23日。 P777

[4]同上。 P778

风云际会,机缘巧合,以30岁左右的年纪,切入改革核心问题,参与和影响了既理想又务实的中国改革,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P780

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以家庭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为纽带而组成的有机整体。 P781

” 随着颁奖结果呈现给公众的,是理论提出者及其主要贡献: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杜润生[3]、郭崇毅[4]、张广友[5]、吴象[6]、陆子修[7]、陆学艺[8]、吴庭美[9]、王郁昭[10]、周诚[11]、余国耀[12],等等。 P782

这些论文和研究报告对于探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宣传介绍包产到户的成功经验,推动包产到户在农村的发展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P783

而由此展开的历史画卷实在是波澜壮阔。 P784

据说,最早一次较多人的聚会是在翁永曦所在的《中国农民报》办公室,东单西总布胡同。 P785

四面八方的人拥在板房教室里。 P786

此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研究生。 P787

又过了一年,1980年6—7月,国家农委组织了十几个省的调查。 P788

这几个重大问题不弄清楚,今后我们难免还会犯‘左’的错误。 P789

杨勋对此反响热烈,愿意全力以赴。 P790

并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有不谋私利的献身精神;第二,有优良的政治和学术品质;第三,有独立研究和工作的能力。 P791

这个上面可能是书记处研究室,也可能是农委等。 P792

为了筹集研究经费,还去了邓力群家。 P793

参加设计的有陈一谘、何维凌、孟繁华、杜鹰、赵晓冬、谢扬、王文仲、白南生、秦其明、杨冠三、陈锡文、马苏元、周其仁、吴奇等。 P794

你们当过农民,现在还想把自己的学识、能力用于农村的发展,拿你们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这项事业要有一种献身精神。 P795

…… 我这个支持绝不是客气话,而是出于对事业利益的考虑。 P796

他们用理想、使命、责任,点燃青年心中的火。 P797

当时,邓力群任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杜润生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P798

他们把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选在了最早开始包产到户试点的安徽滁县。 P799

白南风的贫富问题调查报告里有很多图表。 P800

这是一个改变历史的文件,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P801

[28]最后,虽因形势变化而作罢,但它是一段多么富有创意和激动人心的试验啊! 1984年,一些人把目光投向了贫困地区。 P802

”[30]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哪是写出来的,根本就是倾泻而出。 P803

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是:“在求实精神的火焰中完成理论经济学的变革”。 P805

”他们对工作单位的选择是:第一,不定时坐班;第二,大门口无岗哨;第三,经费独立。 P806

他们与上至党中央书记、省委书记,下至农民打交道,一律平等。 P807

何维凌说:“这是一个成功的自发的自组织过程。 P808

[2]《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简介》,见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08》,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03页,2009。 P809

[6]吴象1980年11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阳光道与独木桥》。 P810

[9]吴庭美1979年写了《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报告,被送到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手中,引起万里的重视并亲自到小岗村调查。 P811

[14]杨勋:《心路:良知的命运》,241页。 P812

[18]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集刊——农村·经济·社会(1981年卷)》,16页。 P813

从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设立中央文革小组,到中共九大后逐步消亡,在三年时间里,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权力。 P814

[27]周其仁:《学者是如何参政的》,载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经济学论坛,2006年2月22日。 P815

这是莫干山会的贡献。 P817

“上山”开会者甚至成了一种荣耀。 P818

1984年,他们多大年纪?在做什么? 朱嘉明和黄江南分别33岁、34岁,同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助理研究员。 P819

比如,天津的就特别想参加北京的活动。 P821

“在莫干山,住329楼。 P822

人们走得小心翼翼,怕踩雷,怕前功尽弃。 P823

比如《经济日报》总编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总编辑王瑞荪,《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崔维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长白若冰,等等。 P824

中年?不甘心。 P825

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 P826

根据论文,最终选中了124人,其他26人是原来的经济圈儿固有的人。 P827

郭凡生因为反梯度理论,脱颖而出。 P828

张钢说:“实际上这次会,不单是地方政府和中央级媒体单位作为全国中青年经济学者建言的合法活动平台,同时,中央最高机构也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密切关注。 P829

罗东后来说,如果没有参加莫干山会,他不会批准电视剧《新闻启示录》[5]播映。 P830

第三是新闻组,由发起新闻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中青报经济部主任陆薇薇任组长。 P831

由于我们有在国务院咨询部门工作的背景,以及一直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重大策略的策划工作,因而有基础拿出一套很有挑战性的各分组讨论课题。 P832

” 会议开得热火朝天,有时火药味儿十足。 P834

” 莫干山会议结束,一些人继续赶写报告,9月15日就完成并上报了七份专题报告: 之一:《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 之二:《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 之三:《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 之四:《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 之五:《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之六:《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 之七:《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 这些报告,以一种崭新的文风示人,一改动辄引用马列经典的陈词滥调,从问题出发,提出政策建议。 P835

这一次,青年人拿出了比较务实的解决方案。 P836

第二是解放思想。 P837

比如,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的都是经济学界有名气的“权威”,青年基本不可能在刊物上露面。 P838

莫干山会效应像发射波,一波一波向外扩展。 P839

会后,与会者照了一张合影,一共183人,女性代表17人(见拉页图)。 P840

朱嘉明说:“莫干山会,农历八月十五,母亲之死,对于我是三个分不开的历史符号。 P841

这些故事在我脑海里,构成对那一代人,对那个时代了解的背景。 P842

1985年度全国优秀电视剧(第5届)“飞天奖”单本剧一等奖,在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中国。 P843

他们无法预见,往后三十年中国社会转型的潮起潮落那么惊心动魄。 P845

值此三十周年纪念再记,力求将所知的个人记忆融入整体,将零碎记录拼成图像。 P846

然而,朱嘉明、黄江南他们更希望出现这样一种局面,那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偏远地区的有为青年也能参与到改革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中来,他们把召开全国性的会议当作一个途径。 P847

既然不能使用自己所在单位的名义,只能寻求外援,找发起单位,名正言顺地撑起这个架子来。 P848

与此同时,刘佑成争取到浙江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 P849

[13]参加阅稿的还有张少杰(1953—2011)、蒋跃(1958年)、夏小林、高善罡等。 P850

…… 经济科学工作者队伍急需一大批新生力量来补充。 P851

9月下旬,朱嘉明、黄江南等几位经秦皇岛去北戴河做了最后的修订工作,同行的还有《经济学周报》的马力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周平等。 P852

中央书记处农研室资助10000元,各发起单位资助1000—2000元不等,其支出项目主要是印制材料、会场、交通和伙食补贴等。 P853

站着也不能自主。 P854

而以为它是“精英”集会,是对历史的误读。 P855

青年又以上世纪50年代出生,30岁左右,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恢复高考之后考取大学和研究生的为主。 P856

从北京来的有中组部、中宣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商业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西城区等机构工作人员。 P857

众多党政机关人士的出席,无疑给他们增添了底气、合法性和保护色。 P858

这是会议的“骨架”。 P859

老一辈经济科学工作者在丰富的现实生活中获得新的动力,也涌现出一批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这次会议是建国三十五年以来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讨论会。 P860

”[24] 并没有例行的大会发言,就进入三天分组讨论,之后才是大会,然后再回到小组,归纳整理课题报告。 P861

9月9日,小组讨论:1)讨论并通过小组的讨论《课题汇报》——a.关于工业企业自负盈亏问题的探讨,b.关于实行工业行业管理的设想和建议;2)当前妨碍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有哪些?3)在体制改革中我们能采取哪些措施加快工业技术进步。 P862

同时,对所有放的价格以分次逐步扩大幅度的浮动价格形式过渡,从长远看,实行计划指导下的自由价格。 P863

讨论涉及面相当广泛:(1)扩大开放战略,包括建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环境,通过市场机制为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保证,打破条条与块块束缚,允许各种类型的经济实体对外进行经济活动,颁布各种经济法规、法令,在条件不成熟时颁布临时措置法或试行方案。 P864

第四组,流通组。 P865

重点讨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生产对金融提出了哪些最为迫切的要求”、“我国应建立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当前金融改革主要抓哪些环节”等问题,以及“区域性金融中心”和“开放金融市场”问题,由开放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引发的“股份经济”问题。 P866

[33] 近年来,“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争论,和相关人员获得经济理论创新奖,引发了媒体关注。 P867

我把茶杯几乎敲碎,无法阻止激辩。 P868

因此,难度比较高,要求熟练运用理论,判断分析问题,因而会议有深度,交锋激烈。 P869

三是有学术精神。 P870

曾经发出天籁之音响彻山谷的合唱队,已经零落,缺音少人。 P871

南风作为少杰儿子的义父,去年代亡友赴美参加儿子毕业典礼。 P872

道理很简单,莫干山会所讨论的议题,无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多么重要,随着时间推移,要么不复存在,要么过于陈旧,要么无法跨越。 P873

莫干山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没有思想禁锢。 P874

[1]原载2014年9月8日《经济观察报》。 P875

该组运行到1985年一分为三,一部分人转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研究城市改革。 P876

因此,他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提出了筹备召开全国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会议的最初构想。 P877

[14]据常修泽《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共识网2013年6月8日。 P878

[18]根据对马力的采访和相应图片资料。 P879

[24]同上。 P880

[32]根据《会议情况二》,油印件。 P881

“《腾飞的构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名字!”《经济日报》社长安岗先生写下这句话时67岁。 P883

天津有开放传统,此时正在起飞,他们和团市委书记,后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张炜是同龄人和朋友,参加了开发区建设规划论证,1984年,参与写作了《对天津滨海经济开放区建设的一些设想和建议》(蓝皮书)和《深圳经济特区调查和经济开发区研究》。 P884

这是南开传统。 P885

有人说,“他的创业故事的主人公都是青年人,而他永远是青年人最大的后台老板。 P886

”保守派有“计划经济”,改革者有“商品经济”,各有所依。 P887

负责会务的贾增玉保留的工作笔记,记录了杜厦的讲话:“莫干山会是全国中青年第一次精英荟萃,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就使这次会议的难度加大。 P888

收到了2615篇论文,先组织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看,初选出1000份左右,装在几个麻袋里运往北京。 P889

白纸黑字,杜厦上台朗读,“全场热烈鼓掌,气氛造得很好。 P890

李瑞环市长和30多位中青年开了个见面会。 P893

” 搭台的几位南开兄弟,在80年代后期各走各的路去了:常修泽治学,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现已退休;李罗力做官,曾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后主掌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马洪基金会;杜厦经商,是天津家世界集团创始人,曾在福布斯排行榜上有名,刚完成一部人生回忆录;金岩石留洋,曾任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还在经商一线。 P894

他们还是那些我在三十多年前认识的人,有过血色浪漫,有过沉浮成败;争强好胜,谈笑风生,友谊长在。 P895

1985年4月在天津创刊的《中青年经济论坛》(双月刊,以下简称《论坛》),虽然不足5年历史,29期,300多万字,数百位作者,却留在历史上了。 P896

年轻人有雄心壮志,却师出无名。 P897

当然,他知道,自己是出借名义,年轻人需要支持,《论坛》需要合法化。 P899

《论坛》创刊号于1985年4月15日出刊。 P900

丁望承诺第一期包销一万册。 P901

因为没钱,不退稿;编辑费也很少。 P902

第一篇争鸣文章是发表在1985年第3期、社科院研究生院郭树清等所写《国民经济不能强行起飞》,针对第2期朱嘉明的《论我国正经历的经济发展阶段——一个非典型国家的典型化发展道路》一文。 P904

在高官厚禄和言论自由之间,他选择后者,一个自命不凡的在野批评家”;写大来佐武郎,“学校对他的性格鉴定:温厚沉稳,富于思考力,爱哭”。 P905

1986年2月杜厦去美访问期间,和在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朱嘉明讨论《论坛》未来。 P906

会上有人指出,是不是要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都要去搞对策?现在有一种倾向,不搞对策就不能出名成家。 P907

如何构造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行为规范,成了大家的中心议题。 P908

问题好像不少,但踏上历史舞台仅短短的两年,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短处,中国新一代学者的希望就在这里升起。 P909

为此,这个刊物将会勇敢地维护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的尊严。 P910

1987年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论坛》签约,资助《论坛》每年派两位学者去英国访问交流。 P912

在《论坛》发表文章的青年中,很多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发文,他们的学术生涯由此受到激励而起步。 P913

《论坛》是一个里程碑,它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初期,有一批这样的青年经济学人,用他们独特的方式、智慧、胆识、奉献把自己生命青春最宝贵的一段时光和一腔热血溶入了中国当时的那个时代,留下了中青年经济论坛这样一段令人回味的故事,成为中国那段历史的见证之一。 P914

这一经济学思想史上的失踪事件,绝不仅是数据时代进行文献史研究的缺失。 P915

研究组成员有:王战,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朱嘉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杜厦,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李罗力,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申申,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郝一生,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P916

大家的目标、激情、感情融合起来了。 P918

然而这一伙有西部情结的30岁左右的青年,出于热爱、理想和梦想,把西部研究做得风生水起。 P919

1984年5月,以郭凡生(29岁)领头的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战略组,在《新技术革命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提出新技术革命给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超越发展的机会。 P920

他的“输血”、“造血”理论,不仅深刻、超前,而且今天看来都还具有现实意义。 P921

他们组织双周讨论会、中青年经济论坛,涉及经济、政治、教育、社会,等等。 P922

省领导们都很积极,希望为西部发展造声势,争取有利的开发政策。 P923

很多真知灼见得以表达,比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世界地理专家陆卓明先生的地理障区论。 P924

开幕当晚,在兰州市黄河剧场上演了专门为大会排演的《西部之声》音乐舞蹈晚会,东道主盛情迎宾。 P925

但是,西部领导还是有些坐不住了,因为大会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影响中央决策的效果。 P926

而在北京的一些人看来,兰州大会,似乎旨在集合西部省区为向上面施加压力要政策。 P927

西部不是西部人的西部,是中国人的西部。 P928

”西部和死亡连在一起,增添了悲壮感,也把西部组弟兄间的情谊重重地砸实。 P929

靠我们自己从实践上和学术探索中找出一条更贴切的更符合我国实际的自己的路。 P930

西部中心的成立,把散落在各地的研究西部力量聚集起来,形成一支全国性队伍。 P931

民国时期担任过吐鲁番县县长的曾问吾先生在《中国经营西域史》记载,面对沿海被日寇封锁,他提议开通甘肃、新疆交通,沟通中苏经济发展。 P932

他们历史性地成为停火前的最后一个外国代表团,停火后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 P933

邹蓝曾经记录过这样的场景[14]: 1988年7月末的一个繁星密布的夜晚,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南昌路,妖魔山北麓自治区农科院交流中心刚收割过的实验田里,燃着一堆熊熊篝火,一群青年人的脸被火烤得通红,几瓶酒,几只西瓜,喧腾的笑语,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获得自治区党政领导宋汉良、铁木尔·达瓦买提的高度评价。 P935

他们第一次在中国呼吁,从印度洋出口,比太平洋近。 P937

他比较中国和美国的西部开发,我们“必须面对三个问题:传统问题、民族问题、邻国问题”。 P938

郭凡生代表西部中心提出一系列设想:把西部开放加到全国战略中去;实行“贸易为主、产业联动、分步实施、促进开发”;在南疆和云南德宏建立试验性自由贸易区,试验成功,逐步推广。 P939

[15] 曹远征这样评价1980年代的西部研究:“它廓清了问题的边界,以后的研究再也没有超出去那个范围。 P940

⑵郭凡生、潘照东、曹征海等:《摆脱贫困的思考》,北京,技术经济导报社,1986。 P941

”载《经济日报》,1985年4月22日。 P942

[8]周天豹(1944—1987),重庆市社会科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 P943

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在顾准去世近20年后,编辑出版了顾准遗作、撰写与顾准相关的著作,包括: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香港三联书店,1992;陈敏之:《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陈敏之、丁东:《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陈敏之、顾南九:《顾准文稿》、《顾准笔记》、《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陈敏之:《我与顾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P944

1965年,顾准第二次被划为右派,在中国这是绝无仅有的。 P945

[13]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研室:《中国西部:发展、改革、开放的新抉择——新疆发展、改革、开放综合研究试验区方案设计》,北京,时事出版社,1988。 P946

然后,再进一步研究振兴南、北丝绸之路,扩大对外交流的新途径和政策措施。 P947

在中国急剧变化的时代,很多严格假定的条件不存在,所以简单照搬不行。 P949

宏观组里讨论价格改革热火朝天,有“调”、“放”两派。 P950

会后,组织者挑选一些学者向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的张劲夫汇报山上讨论的结果,华生作为代表汇报价格改革问题。 P951

落笔的时候,华生把“放调结合”变为“改调结合”,是因为张劲夫听汇报时非常关心放开后的市场问题,因此他用“改”来概括放开价格和组织市场两个含义。 P952

[7]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在《经济研究》上联名发表《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8]。 P953

它包括资产评估、收益分享和经营责任,通过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保证资产完整、增值和收益;竞聘企业经理人,不搞行政任命,等等。 P954

经济所组织了一个企业体制课题组,有华生、何家成、张学军、罗小朋、边勇壮、杜海燕、郭季平、袁刚明、张小明、王红领、刘小玄、魏辉等。 P956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公有制和商品经济实现兼容。 P957

”华生坦承它的历史局限,特别是在没有资本市场的情况下。 P958

提携与成长 1984,1986,1988,循着这个轨迹看去,华生团队最突出的特点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开拓。 P959

他们毕业的1985年,恰逢已经当了七年副所长的、社科院最能干的副所长董辅礽升任所长,实行所内重组,破格提拔。 P960

青年们还特别感谢《经济研究》的常务主编唐宗焜,“我们发文章,他从不置疑,无论是篇幅上还是内容上。 P961

2008年,华生、罗小朋、张学军、边勇壮以一字之差写同名文章:《中国改革30年:回顾、反思与前景》。 P962

[2]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黄江南、朱嘉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岐山,国家农委政研室翁永曦:《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若干看法》,载红旗杂志社总编室编《内部文稿》第1期,1981年1月10日。 P963

[6]华生:《价格改革破冰:三十年的关键起点——中国价格改革:真实历程和现实意义》。 P964

《经济参考》编辑部:《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与对策》,内部发行。 P966

本书编辑组:《把一生献给亲爱的祖国——缅怀季崇威同志》,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3。 P967

董辅礽经济科学奖励基金:《追求彻底的理论创新——董辅礽经济思想评述》,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P968

高尚全:《希望之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和展望》,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 P969

季崇威:《论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和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P970

刘鸿儒:《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P971

北京三联书店编辑部:《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经济学界1977年三次讨论会发言汇编》,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5月内部发行。 P972

王维澄、高尚全、刘国光:《经济改革新思考》,北京,改革出版社,1988。 P973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P974

于光远、苏星主编:《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P975

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快报》编辑部、科技文献出版社第二编辑室:《世界新产业革命动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4。 P976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孙冶方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P977

朱嘉明、金岩石、常修泽编:《中青年经济论坛》,见《当代中国:发展、改革、开放》(1985—1986),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 P978

然而,这个心愿太宏大,非我所及。 P1019

一面是对历史的遗忘,一面是对历史的在意。 P1020

然而,莫干山会是怎么开起来的,却鲜为人知,也从未被记载。 P1021

试写了两篇之后,就开始了这趟辛苦而激动人心的旅程,从2008年12月到2010年7月,一共写了40多个题目。 P1022

采访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他的办公室进行的。 P1023

还有一些人给我提供了资料、线索、背景、联络等方面的帮助,比如王小强、陈乐波、蒋菊平、张维迎、潘慕平、李树桥、崔鹤鸣、赵明、杨凯生、杨海平,等等。 P1024

老者,多数斯人已逝;中青年,多数退隐历史。 P1025

“巴山轮会议”,是大众非常熟悉的。 P1026

走在布拉格街上,偶然发现墙壁上一组雕像:一只只手,手指V字张开,下面刻着:1989.11.17.。 P1027

首先,这么大的历史,只写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即使穷我毕生之力,也不能写完。 P1028

所以今天的事情就要立刻去做,尽可能做好。 P1029

采访和文献准备进行了大半年,却迟迟没有动笔,总觉得火候不够,直到一年之后才写出《脚踏实地的发展组》。 P1030

而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批评,很大程度是从1980年代研究中得到的启示。 P1031

七 这个历史之旅,也是我的学习和成长之旅。 P1032

既然写历史,就应该一码是一码,既不能将某人今日之光环放到昨天,也不能因某人今日之被边缘化而忽视其历史上的主导作用,尤其不能埋没那些如今被遗忘了的人的历史贡献。 P1033

从他保存的历史资料、日记,到他的高度和总体感,以及人脉关系,使我的选题有了通盘考虑,使我得以接近更多亲历者,使文章有了立得起来的筋骨和精神,使历史有迹可寻。 P1034

那一天,是我50岁生日。 P1035

在过去八年里,我自己对于1980年代的研究在日益深入,从史料上,从认知上,从理论上,从方法上,它甚至影响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P1036

那是一个经济学家群体作业、团队作业、发挥组合影响的时代。 P1038

good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