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许纪霖知识分子研究扛鼎之作:从个体心态到时代史诗,折射中国百年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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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知识分子纯属偶然,我是“文革”以后第一届考入大学的77级的学生,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留校(华东师范大学),留校以后系里面让我教一门“中国民主党派史”的课程,后来发现八个民主党派历史太短,资料也太少,研究的空间很有限,反而对民主党派中的人物,那些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感觉我自己与民国知识分子是心心相通的,所以就不期而然地转向了知识分子的研究。 P8

而我当下的研究则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P9

简单说来,第一代(晚清一代和“十七年”一代)的知识相对来说不那么现代,比较陈旧,而到了五四一代和“文革”一代,成为新知识的开拓者。 P10

这个六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框架,非常整齐,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式,虽然具有表面的美感,但整齐的框架,固然具有参考价值,却未必能够展现世代交替中历史的复杂面相。 P11

晚清有“保种”“保教”和“保国”之争。 P12

自此各地精英通向中央之路被拦腰切断,沉淀在地方,活跃于官场之外。 P13

当大量“过剩的劳动阶级”(游民)与“过剩的知识阶级”(游士)溢出秩序的时候,革命就不远了。 P14

这是开创现代中国新知识范型的一代人,但在文化心态、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的不少特点。 P15

五四和后五四知识分子,虽然从年龄上来说是两代人,但从文化类型上说,后五四一代处于五四一代的延长线上,可以视为文化上的同代人。 P16

“新派中的旧派”是民国以后出现的。 P17

陈永发教授和王奇生教授的研究都发现,1925—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乃是一场“学生的革命”。 P18

而根据刘昶教授的研究,师范学校毕业的基层乡村教师,更是“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播火人。 P19

第五种是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大学知识分子精英,他们多为富家和官家子弟。 P20

那么,阶级与思想是什么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当说某一个知识分子是某个阶级的代表时,意思是他的思想不能跃出这个阶级的生活所无法超越的界限。 P21

拿破仑一世是悲剧英雄,但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成为一个拙劣的模仿者,成为可笑的喜剧人物了。 P22

下面我要重点介绍的,是陈寅恪的阶级分析方法。 P23

魏就是庶族掌握政权的朝代。 P24

如果我们借鉴这些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以后的知识分子,会发现许多我们不太注意的因素。 P25

冰心从小有一个很温馨的家,家里太温暖了,所以她心里面都是爱,是没有恨的。 P26

在五四运动之后,在1925年国民大革命兴起之时,革命的话语代替了五四的话语,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权势转移”时代。 P27

” (1) 这些一个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场域。 P28

从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内部关系来考察,每一个知识共同体也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场域,他们是由一群拥有共同惯习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学历出身、知识类型、道德价值、文化趣味、生活品味使得他们“物以类聚”。 P29

北大的自由知识分子与清华的自由知识分子,就很不一样。 P30

”希望读者们从我的书中读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 P31

不仅带兵的、为官的、有政治抱负的服膺他,连一般读书人也对他敬佩不已,视之为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完美体现。 P33

我觉得,曾国藩在许多方面颇类似亭林先生。 P34

内圣外王在社会政治层面的意思是说理想的社会乃是合乎伦理原则的人际秩序,这一理想的实现有赖政治精英个人的道德素质,因此由圣人执政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有效途径。 P35

这样的人格缺乏思想的魅力和改朝换代、称帝为王的气魄,却被志为“帝王师”的士大夫所景仰。 P36

当然,曾国藩开洋务运动之先河功不可没,但论功行赏,洋务的最大功臣不是曾,而是他的弟子李鸿章。 P37

为了事情的圆妥,他不得不虚与委蛇,以术取胜。 P38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 (4) ,这实际上是说,一旦置身于官场,往往身不由己,不是以“德”只能用“术”来处理棘手问题,以调和义与利的尖锐冲突。 P39

精明的曾国藩在政治利害关系上当然从来不曾迂腐到“以义害利”,但其难能可贵之处却是只要不涉及“公”的利益(比如王朝和湘军的利害关系),而只是一己私利,便毫不含糊地“舍利取义”。 P40

富贵功名,皆由命定,唯做圣贤,全凭自己。 P41

与一般清谈义利之辨的儒家官员不同,他具有十分出色的经世致用才能和行政领导能力;与许多追名逐利的官僚政客比起来,又始终不失终极性的价值追求和清廉正直的个人私德。 P42

假如没有了他们,大清提早60年就会完蛋,变成洪秀全的江山了。 P43

正途出身,少年得志,这让张之洞一生都引以为豪,自信满满。 P44

清流、浊流,各成一个交往圈子,各有各的趣味与做派,形成同光年间的死对头。 P45

(7) 洋务派懂得天下之“势”,却忘却了圣人之道。 P46

最出名的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枪炮,其质量与数量都在上海、天津之上。 P47

他说“读书趋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 P48

在变法富强上,洋务派大吏与维新派领袖达成了高度的默契。 P49

虽然张之洞与康梁在变法维新上有共识,但他们的改革思维迥然有异。 P50

帝党、后党冲突一触即发。 P51

要明晓个中之玄妙,首先要了解晚清以降的“理”与“势”之争。 P52

果然,等到百日维新失败,凡是与康梁有瓜葛的大小官员个个被慈禧太后整肃,革职查办,永不叙用,唯独与康梁一度走得很近的张之洞平安无事。 P53

张之洞虽然开明,但压力一来,立即闪身走人,明哲保身。 P54

清廷推行新政,当然是为大清江山,小江山的存亡高于国家的安危;康有为变制,是为了捍卫儒家圣教;而梁启超鼓吹维新,最关心的是世界竞争大势下民族的生存。 P55

不过,切莫以为富强是张之洞的终极关怀,他说得很明白:“今日时局,唯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 P56

不过,在体的层面,张之洞反而有倒退之意。 P57

张之洞与两边都气质有隔,可谈论者几乎绝迹,只能常常独自一人去西山游览,与自然默然相对,口中吟出的诗流露出内心的无限悲凉:“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 P58

谈到“习气”,袁世凯与李鸿章一脉相承,都是以办实事著称。 P59

这显然是儒家书生气,要表现的是对朝廷的绝对忠诚,无一丝离心离德的念头。 P60

”载沣竟然自信满满地回答:“怕什么,有兵在!”这个年龄不到30岁的摄政王其实是一个完全没有主意的无能之人,他只记住一条:掌握兵权,那是他当年出使德国的时候德皇威廉二世密授他的统治秘诀。 P61

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 P62

然而他却绝意仕进,以新进士的资格东渡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投身新闻界,不过短短几年时间便蜚声于世,被人目为“报界之奇才” (22) 。 P63

然而倘若从真正的“他人之眼光”看来,可作观照的,并以此做价值评判的形象只能是那个外在的“非我”,而他的真实灵魂,那个内在的“本我”却是无从体察的。 P64

如果说在“堕落”中灵魂就此死去,倒也一了百了,断了病根,然而偏偏是“魂实未死”“魂为躯役”,这就强烈地感受到双重自我的分裂痛楚。 P65

“非我”对“本我”的冲动阻抗得愈厉害,后者对前者的良心审判也就愈严峻,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的物理学原理在这里也是显而易见的。 P66

” (24) 其二,灵魂“破狱而出,出魔入道,出死入生”,成为“有道之君子”。 P67

首先是社会环境的黑暗。 P68

黄远生的自责并非仅止于为袁氏称帝敷衍为文,而是由此发掘“心理堕落”的不自觉历程及其病灶。 P69

黄远生自责的勇气不谓不强,病根之发掘亦不谓不深,但将一切归咎于“理欲交战”,似乎总缺点什么背景的衬托。 P70

忍!忍!忍!一切皆忍,是可名为忍的笼统主义。 P71

他将灵魂的忏悔作为自己新生的洗礼,作为人格超升的支点。 P72

忏悔是为打破那种平庸而麻木的心理和谐,在灵魂的震撼骚乱中否定故我,以获得人格超升的精神源泉。 P73

置身于这样一种非超越性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给人留下一种光滑的平面感觉自然就不足为奇了。 P74

” (25) 那位提倡“苦茶主义”的周作人不正是如此么?他将日本的茶道视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清雅之道,以为大可移植于中国,“当于瓦屋纸窗之下”,“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 P75

在苦痛的忏悔中,他失去的仅是故我的脸面,得到的却是人格上的超升。 P76

”杜亚泉:“旧派中的新派”在五四前后的命运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有一个“双子星座”: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 P77

” (27) 然而,杜亚泉这些“旧派中的新派”所坚守的启蒙立场,乃是一种“早期启蒙”,他们像法国的早期启蒙家蒙田、帕斯卡尔一样,寓新学于传统之中,以“接续主义”的态度,将新与旧、东与西、传统与现代接续起来。 P78

他与同龄的梁启超不同,对“政治”没有兴趣,更喜欢以“艺术”(科学技术)致力于救国。 P79

同为清末最后一代新派士大夫,继承公羊学传统的康有为,其兴趣在政治,而梁启超游离于政治与社会、改制与启蒙之间。 P80

杜亚泉深知,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命运无法离开世界大势独立发展,欧洲发生的一切,将深刻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前景。 P81

1918年9月陈独秀对《东方杂志》气势汹汹的责难,乃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 P82

他们要保的是中华民族,在亡国灭种危机之下,民族的生存是最重要的。 P83

100年来,思想界普遍接受进化论观念,总是以为先行者带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紧张,“理智上接受西方,情感上依恋传统”(列文森评价梁启超语),而后来者肯定要比先行者更加成熟,更加纯粹。 P84

是早期启蒙者梁启超、杜亚泉更深刻,还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勇士们更睿智?过去的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如今的不少研究者们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P85

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乃是知识性、文化性的公共刊物,没有特定的党派和文化立场。 P86

《新青年》对《东方杂志》的胜利,不仅是新学对旧学的复仇,而且是“主义”对“公理”的征服,虽然早年的陈独秀常常将“主义”包装在“公理”的话语之中,又以“主义”的启示方式宣传“公理”。 P87

他出生于1883年,在年龄上属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 P88

晚清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得以存在的公共建制,是三大阵地:报刊、学校和社团。 P89

新中华学院勉力支撑了两年半,耗费了杜亚泉8000多元,还借了两三千元债,终究还是倒闭了。 P90

而梁漱溟,可能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身践力行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最为典型之人物。 P91

(34) 内圣外王可以说是儒家的理想类型,孔子提出了理想原型,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内圣外王”一词,但孔子的仁学已经揭示了其荦荦大端,所谓“修己以安百姓” (35) 所涉及的正是圣与王的两个方面,而且二者的关系也表达得很清楚。 P92

汉儒之风气于此可见一斑。 P93

(39) 不过,清儒以道德和事功上的缺陷,换来了空前巨大的学术贡献。 P94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梁漱溟显得分外引人注目,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实践儒的内圣外王理想——从其个人道德到社会理想,梁漱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认真、最执着、最彻底的一个。 P95

在儒家的功夫论中,他独重“慎独”二字:“理解得修身为本,犹如画龙,既具有其活泼之形势;加之以慎独功夫,则点睛矣。 P96

梁的确是这样自勉的。 P97

不过,按照狭义的用法,新儒家严格说来只是指熊门弟子。 P98

在社会改革方面,梁早年是一个狂热的西化论者,相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P99

这新芽不是别的,就是“师法古人”,借鉴宋代的“吕氏乡约” (57) 。 P100

(60) 他期望通过办乡农学校,将人际关系统一到师生关系里面,形成儒家式的道德小团体,将每一个乡民改造成为具有伦理自觉的君子。 P101

一切取决于贤者的意志,通过贤者的人格示范教化作用,以整合和管理整个社会。 P102

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 P103

翻开《孟子》,触目皆是“万物皆备于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一类“嘐嘐”之言。 P104

不过,从孟子、王阳明一直到梁漱溟,他们狂的哲理依据和心理资源究竟是什么呢?余英时先生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有句断语,叫作“良知的傲慢”。 P105

使命感,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根本所系,对于一个确信自己承受了天命的狂者来说,因此而无限放大自我,将一己之自然生命与整个民族和文化的前途接通。 P106

一个复兴民族的力量,要在这个条件下才能形成。 P107

这自然引起了与权势的冲突,爆发了那场有名的对毛泽东的当面顶撞。 P108

戴晴说他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同意也非要把剩下的百分之一争个明白,这正证明他的迂直。 P109

1975年,梁漱溟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之后,觉得自己已无所留恋,可以去矣。 P110

(3)  《曾国藩家书》,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84页。 P111

(16)  张之洞《劝学篇》,见《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第285页。 P112

(27)  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见《新潮》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 P113

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 P114

(48)  梁漱溟:《儒佛异同论》,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155页。 P115

在乡约的基础上形成以伦理教化为中心的地方性自治组织。 P116

(67)  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9页。 P117

作为这一讨论的始作俑者和主角胡适,其“好政府主义”主张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中颇为曲折的一环,在今天很有重新检讨省思的必要。 P118

五四时期涌现的各种各样救世方案,诸如“工读互助”“新村主义”“工人储金”“改造人种”等,都是“不问政治”的,因为有了民初政治这段经历,在一般人心目中政治等同于“万恶之源”,是“供野心家的利用”,纷纷以不谈政治为清高。 P119

比如1921年10月发表的《双十节的鬼歌》中就这样说:“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6) 这些自由知识分子虽然还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在形势逼迫下已经开始跨越原先为自己设置的“不谈政治”的界限,从社会改造转向政治改造。 P120

这一讨论主要围绕着三个主题展开。 P121

(8) 这一“好政府”的主张相当新颖别致,又出自知识界名流之口,为陷于社会改造与政治变革双重困顿中的知识分子指出了一个似乎是切实可行的现实目标,因此引起了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应,这从《努力周报》收到的大量读者来稿来信中可以看出来。 P122

于是,研究系知识分子以“过来人”的身份对胡适等人的“好政府主义”提出微词。 P123

唯独胡适从实验主义立场出发,从不相信有什么根本解决的方法,他提倡“好政府主义”只是从具体问题入手,要求各家“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并不以为这种政治努力比思想文化变革具有优先性,具有化解一切的魔力”。 P124

他说:“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 P125

因而在政治取向上,往往与中国儒家的中庸哲学有相通的一面。 P126

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政治过于混乱、无序、动荡,胡适以为中国的政府不是太强大了,而是太软弱了,以至于无政府,因此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限制政府的权限的问题,乃是如何运用这个重要工具来谋最大多数的福利的问题了” (21) 。 P127

他号召“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 P128

有些读者来信表示赞同说:“好政府”应从“好民众”而来,但“好民众”不会自动产生,必须由先知先觉的优秀分子先行一步。 P129

积极的讲,是躬行克己,把责备人家的事从我们自己做起” (28) 。 P130

一些朋友上门劝说他不要办报,担心其会做“梁任公之续”。 P131

丁文江对此表示了很大的兴趣,但胡适却无此意,他感兴趣的只是办报。 P132

汉唐之后,通过察学、科举制度,大一统政治将知识分子再度整合其间,士与大夫相结合成为“士大夫政治”。 P133

第一种是“知识精英”与“社会良心”之间的角色冲突。 P134

不少人责备他过于“爱惜羽毛”,他却引用一位朋友的话回答说:“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 (36) 整个20年代,是胡适主持社会正义最为光彩的时期,尤其是在办《新月》杂志期间,其对人权的伸张维护,对国民党思想专制的抨击,连激进知识分子也有所不及。 P135

1933年,他在谢绝聘任教育部长的信中向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表白说:“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P136

总的来看,这场讨论参与者各方都匮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更多的是就事论事地争执救世的应急方案,没有兴趣也缺乏能力将讨论引向更深入的学理层次。 P137

最后,由于“好人内阁”开罪了另一个直系军阀曹锟,曹便勾结众议院院长诬陷财政总长罗文干在对奥借款中有纳贿行为,将罗非法逮捕,迫使王宠惠内阁全体辞职。 P138

在绕了一个圈子之后,胡适又重新回到了新文化与五四运动的起点上,他总结这一年半的教训说:“我们还应该向国民思想上多做一番功夫,然后可以谈政治的改革。 P139

我觉得其中有一段话十分值得注意。 P140

对于周作人这样一段从“流氓”到“绅士”的历史演变,舒芜指出:如果不仅从周作人的后期历史来看,而是从他的整个历史来看,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悲剧,是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 P141

” (45) 这种窒息着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新生的“毒气和鬼气”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传统的中国文化心理之于现代人格的形成有两层路障。 P142

其个性自由的要求从出发点到最后归宿都取决于民族的整体需求,因为共和政体的失败,因此需要个人的“伦理觉悟”,而新人格的培养最终又是为了实现共和的重建。 P143

周作人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儒生。 P144

他曾说过:“我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隐者的同情。 P145

” (52) 周作人是孤高的、愤世的,但这一切仅仅蛰伏于内心世界中,一旦置身于现实,他既然不能像鲁迅那样立志反抗,就只能走向傲世的反面——顺世。 P146

换而言之,在精神层次上保持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而在现实层次中又明哲保身,随遇而安,依违于无可无不可之间。 P147

《诗》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56) 。 P148

确切而言,此时周作人的游世还游得不那么自如、潇洒,至少他的心里是惶惶不安的。 P149

实际上,“他是自信已经洞察一切,先前相信过的这个那个主义固然已经不值再提,霭理斯等等也只是为我所用,他只相信自己,他以对自己的信仰代替了其他一切信仰”。 P150

游世的境界高则高矣,美则美矣,然而一旦在现实中遭际那种非此即彼的境遇,就会依照其自身的逻辑毫不留情地跌落,径直跌进地面上那最肮脏、最丑陋的泥坑中去。 P151

从狂人到隐士,其间总是隔着一场人生的大困顿,困顿所带来的往往是迷惘和幻灭,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求某种心理的或人生的归宿。 P152

周作人的从“狂”到“隐”不正与1927年以后的白色恐怖有着直接关联么?他判定这是一个“多磕头少说话”的时代,于是命令自己:“学个乖,真的像瓶子那样地闭起嘴来罢!” (64) 当然,他的内心深处依旧是不服的,他钦佩李贽那样的殉道精神,但他毕竟抵挡不住“生”的诱惑,自叹“此种境地吾辈凡夫何能企及”,实实惠惠地去扮演一个“外化内不化”的隐士角色。 P153

另一方面,除了墨家有着“摩顶放踵”的宗教精神之外,其余诸学都缺乏一种高扬意志的勇往直前的殉道气概,孔子讲究“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屈伸之道,庄子更是视出世为一劳永逸的求乐良途。 P154

鲁迅将悲剧演到底,演得格外认真,而周作人则将悲剧化为喜剧,演得玩世不恭,结果在喜剧中自己倒成了一个悲剧人物。 P155

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开始,人与自然就是两相对立的关系,人的理想和使命不是融合于天,而是征服天,驾驭天。 P156

对于失意的狂人来说,似乎很难抗拒得了这种魅力的诱惑。 P157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纵然超越了传统的表层“纲常伦理”,但倘若不能像鲁迅那样时时激励着自己去突破那深层的“和谐意境”的话,就依然难以像凤凰涅槃一般在人格上实现痛苦的新生,或许还会重演周作人这出未完的悲剧。 P158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短短十年间,他经历了从战士到名士、从名士到隐士的两度变化。 P159

何时为正,何时为邪,要看人生的不同阶段和历史的具体情境。 P160

1928年,寓居上海的林语堂将前几年在北京写的战斗檄文编为《翦拂集》,在序言中流露出无限的悲哀:“勇气是没有了,但是留恋还有半分。 P161

他解释说,孔子的两部大作,《春秋》可以匡正世道人心,挽狂澜于既倒,跻国家于太平,让乱臣贼子发生恐怖。 P162

林语堂后来在《自传》中略带讽刺地总结:我们所得的出版自由太多了,言论自由也太多了,而每当一个人可以开心见诚讲真话之时,说话和著作便不能成为艺术了。 P163

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差点溅到灰布长衫的血,让林语堂感到透心的恐惧。 P164

” (80) 谈到幽默,林语堂认为有庄子式的和陶渊明式的两种,庄子是阳性的幽默,愤怒的狂笑,而陶渊明是阴性的幽默,温和的微笑。 P165

动辄任何小事,必以‘救国’‘亡国’挂在头上,于是用国货牙刷也是救国,卖香水也是救国,弄得人家一举一动打一个嚏也不得安闲。 P166

林语堂对公安竟陵由衷地赞赏,而周作人是有一定保留的。 P167

在这种情形里平淡的文情那里会出来,手底下永远是没有,只在心目中尚存在耳。 P168

这种达观产生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天知命地过生活。 P169

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 P170

这样的文人是犬儒吗?林语堂在自传中讲了一个故事:古希腊的犬儒代阿今尼思(现译第欧根尼),正流浪街头,睡在木桶中晒着太阳。 P171

一个人的性格,与童年的经历最为相关,鲁迅早年祖父下大狱,家道中落,小小年纪就到比他个头还高的当铺,典卖家产,受够了旁人的白眼,体会到何为世态炎凉,因此鲁迅的心理是阴暗的,对人常有提防之心。 P172

圣约翰有5000册藏书,林语堂全部借来都读了一遍,嫌图书馆太小,不过瘾。 P173

的确,五四的时候,年轻的林语堂偏激过,他与鲁迅、钱玄同一起办《语丝》杂志,痛斥中国国民性之卑劣,说:“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 P174

林语堂更是中西合璧,中式长衫、布鞋,却口衔西式烟斗雪茄,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 P175

(97) 在民国知识分子当中,鲁迅继承了摩顶放踵的墨家血脉,胡适体现的是儒家的救世精神,而林语堂更接近道家的超然物外。 P176

儒家与道家都有退隐的一面,只是道家隐于深山,儒家隐于市井。 P177

因为民主国的总统明白自己不是上帝,并非全知全能,因而会自嘲,幽默是自信的表现。 P178

林语堂说:“有了性灵,你的文章就有生命力,就有清新的、有活力的文学。 P179

人必有痴,而后有成。 P180

它黄金的瑰丽景色所显现的不是春天的纯真,也不是夏天的威猛,而是垂老的柔顺和慈祥的智慧。 P181

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他,本来是一个热忱的教徒,他入学圣约翰大学,本来是准备为上帝献身的。 P182

叶落归根,不仅是身体的,也是心灵的,老年永远是对童年的回归。 P183

林同济的内心世界和知识疆域是丰富的,但其内在结构又充满了紧张。 P184

过去中国人只有天下的概念,而没有国家的意识,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每个人要负责卫护的,既不是国家,亦不是种族,却是一种文化。 P185

直至他出国留学,国家被瓜分的忧虑依然像死结一般缠绕在心头。 P186

但到了列国阶段,“上下之别”就变成了“内外之分”。 P187

作为科班出身的政治学博士,他明白,无论是民族还是国家,都是世俗创制的产物,它缺乏超越性,无法与神圣之物相关,因而难以成为信仰的对象。 P188

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正是沿着这一逻辑,林同济后来慢慢地从群体的民族主义走向了个人的审美之境。 P189

张灏先生曾经深刻地分析过五四思想中的复杂的两歧性: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怀疑精神与“新宗教”、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 P190

为了论证民族主义的合理性,特别是建构战国时代新人格的需要,林同济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一个从宇宙观、社会观到人生观的整合性世界观。 P191

只要天下不亡,这个世界就依然以华夏的礼为核心,按照普遍的、同一的德性原则来安排宇宙、社会和人心秩序。 P192

这样,力就代替德,成为从晚清到五四一股思想启蒙的狂飙。 P193

(125) 林同济的力本论,以机械论的宇宙观为基础,加以尼采式的唯意志论改造,为力建立了一个超越的宇宙论背景。 P194

他愤怒地说,在中国,“鸦片可抽,‘花瓶’可搂,公款可侵,国难财可发,而‘力’的一个字,期期不可提!” (127) 为什么会如此?林同济认为,儒家的德感主义要负大半的责任。 P195

这四位一体构成了大夫士的“刚道的人格型” (129) 。 P196

” (131) 在林同济看来,尼采所代表的超人气质正是他所主张的“战士式人格”的内核所在。 P197

可以说,对于现代中国这些尼采的崇拜者来说,最终都无法逃脱这样的矛盾宿命。 P198

人格是人性与超人性的综合”1942年,林同济在《大公报·战国》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很值得注意的文章《寄语中国艺术人》,以尼采式的诗的语言,酣畅淋漓地号召三种人生的境界。 P199

只有在绝对之物死亡的废墟上,尼采的超人才有自己的生存之地。 P200

这个悔,不是儒家式的道德自我反省,林同济将它看作是“小悔”。 P201

我们在社会层面尊重儒家,而在个人层面信奉道家。 P202

中国人的潜意识中都有道家的反叛和退隐意识,不管他是否真的叛逆或退隐。 P203

经过大胆的否定之否定,这位道家信徒用意志力使自己成为最积极的人。 P204

时代的变化令人晕眩,偌大的中国已经没有林同济的位置。 P205

在中国,重要的是人格,人格是中国思想的精髓,是它的终极关怀所在。 P206

世俗与神圣的错位、“天”与“地”的紧张、功利与价值的冲突,这一切都构成了林同济异常复杂的内心世界。 P207

(3)  《胡适的自传》,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00页。 P208

(17)  《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82页。 P209

(31)  胡适:《我的歧路》,见《胡适文存》(二集)。 P210

(45)  鲁迅:《致李秉中》,见《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06年,第60页。 P211

(62)  舒芜:《周作人概观》,第44、第97—98页。 P212

(78)  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岳麓书社,1988年。 P213

(90)  鲁迅致曹聚仁书,1934年4月30日,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P214

(104)  参见施建伟:《林语堂传》,第475页。 P215

(116)  林同济:《民族宗教生活的革创:议礼声中的一建议》,见氏著:《时代之波——战国策论文集》,在创出版社,1944年。 P216

(128)  参见林同济:《力!》;《大夫士与士大夫》,见《大公报》(重庆)1942年3月25日;《士的蜕变》,见《大公报》(重庆)1941年12月24日。 P217

(140)  林同济:《中国心灵:道家的潜在层》,吴晓真译。 P218

我总觉得,在这一类型的人之中,陈布雷多多少少算得上一个典型的个案,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出这些从政者内在的心理困惑以及这些心理所凭借的社会文化背景。 P219

“哲学的突破”意味着一个民族价值符号系统的初步定型,从此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分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质,这就为知识分子的产生提供了“道”的基础。 P220

在西方,“上帝的事归上帝管,凯撒的事归凯撒管”,但在中国,“道”的世俗性质却要求知识分子干预“凯撒的事”,遂埋下了“道”与“势”之间数不清的纠葛。 P221

及至近代,这一命运方才有了些微改观。 P222

陈布雷是一个爱国至深的知识分子,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有自己的救世之道。 P223

在他看来,蒋不仅“迎之致敬以有礼”,而且还“将行其言”,能够实行陈氏素所崇仰的三民主义之“道”。 P224

正如其夫人所说的:先夫子一介书生,从政本非素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 P225

显然,这两种角色规范在性质上相去甚远,“道”与“势”的关系也截然相反。 P226

像范仲淹、王安石、海瑞等皆属于前者,他们凭借着“道”的信念,力图变革现实中的不合理成分,与昏庸的君主权势做着悲壮的抗争。 P227

他老于世故,不思有进,以揣摩蒋的心理、保住禄位为能事。 P228

因为私忧可以解除,公忧是难于解除的。 P229

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 P230

乃有坚忍之毅力,而后所抱持之主义,乃卒因继续不断之活动与奋斗,克达其目的焉。 P231

”他自己亦一再向夫人表示:“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岗位,专以文章报国。 P232

陈布雷尽管性格中庸,但这样的心理定势亦不能免。 P233

陈布雷之所以在这之前一再神经疲惫而一再重新振作,乃由于有一种信念支撑着自己,这就是他认定了蒋即“道”。 P234

他的四弟也劝说过他“百事要看得‘浑’些”,但他自知“知其意而做不到”,他的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 P235

但绝望中的陈布雷却不能不死,可他又实在担忧自己的死给蒋带来的伤害。 P236

他的死震惊朝野。 P237

丁文江:出山不比在山清说起丁文江,如今一般的读者对他的印象似乎很模糊了。 P238

本来,我也企盼在传记中找到一个现代中国的罗素,不幸的是,竟让我大大失望了。 P239

在此之前,他做了五年的地质调查所所长,这是一个附属于北洋政府的半行政、半科学的机构。 P240

在中国历史上,丁文江、胡适这些留洋归来的,属于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上一代人康有为、梁启超等末代士大夫比较,虽然有了自己独立的职业,也具备了知识人的专业关怀,但对政治的兴趣,依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P241

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承认,这是自己“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 (43) ,但毕竟交了卷,这不能不归功于丁文江的魔力。 P242

” (45) 丁文江讲得更彻底。 P243

而丁文江,比胡适更看重道德。 P244

千万不要以为,乌托邦情结在20世纪的中国只是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的专利,有的时候,自由知识分子也会犯乌托邦的毛病,而且,病得也不轻。 P245

这裁决来得之快,令人始料不及。 P246

“好人内阁”的失败,仅仅使他对北京政府失望而已。 P247

胡适还有自己执着的自由主义政治信念,而丁文江的政治理念一再在民主与独裁之间摇摆不定,恐怕与那种实用主义的行政思维不无关系。 P248

他还是他,仍然像过去一样对政治怀有一厢情愿的热情。 P249

如果说他以前也认同民主政治的话,那种认同是缺乏“个人自由”之本体的。 P250

丁文江的公德、私德也众所称赞,不愧为他一生所自勉的那种“好人”。 P251

翁文灏:一个科学家的错位谈到现代中国的科学家,大概要数地质学界诸位最令人刮目相看。 P252

庙堂讲学,本是中国士大夫“为帝王师”的古老传统,翁文灏自然乐于前往。 P253

翁文灏毕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不再像传统士大夫那样,将自己的安身立命完全寄托于治国平天下的狭隘仕途。 P254

翁文灏是否受丁的影响,我们无从知晓,但这两个地质学家对政治的确都有一种幼稚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以为政治只是一个好人当政的问题。 P255

结果,蒋廷黻得罪了体制里面众多的既得利益者,被外放到苏联做大使。 P256

在这两次实验中,翁文灏都是不可缺少的要角。 P257

翁文灏与陈布雷在经历上有不少相似之处。 P258

然而,种种错位,种种短绌,竟然巧合在一起!翁文灏,究竟是你负时代呢,还是时代负你?历史已经过去,一切早已纠缠不清,我们所能记住的,只是在那个时代里,一个不乏正直、才干和德性的科学家,那些错了位的故事……蒋廷黻:瓷器店中的猛牛如今的读者,对蒋廷黻大约已不甚了了,只知道他写过《中国近代史大纲》,其他还有什么呢?当年,他与胡适一样,可是个风云人物。 P259

他问:“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杨先生面露难色:“我从未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 P260

他们不会仅仅安于治学问,还要走出书斋,匡治天下。 P261

这使他良心不安,坐立不宁,很想动动,走出去有所作为。 P262

一腔热血的青年学生当然不要读《独立评论》,不愿听蒋廷黻、胡适等人老气横秋的冷冰冰的声音。 P263

蒋廷黻因为鼓吹专制,引起了世人的颇多误解。 P264

在文章中,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固然不能说就是天堂,一个无政治自由的国家确是地狱了!” (79) 到40年代末,他对专制的反思似乎更坚定了,一再表示:假使人生的一切都由政府控制,纵使政府是最贤明的,依然不过是做牛马。 P265

但他认为,民国政治虽然还有许多不令人满意之处,但比起专制时代已经有进步,不会再像古代那样,得罪了君王就被贬谪,推出午门斩首,并夷九族。 P266

他向蒋介石汇报了情况,蒋要他拿出改革建议来。 P267

至于说错的责任,由他蒋廷黻来承担! (86) 十年京官,蒋廷黻究竟开罪了多少官僚政客?没有人能够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 P268

他们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度众生的牺牲精神。 P269

在从政的蒋廷黻身上,韦伯所描述的激情、理性和责任伦理似乎都不缺少,他本来是有可能成为一个不错的政治家的。 P270

叶公超:误入宦途侯门深当年的国民党政府,可以说是精英内阁。 P271

即便是最小的梁遇春,也只比他小两岁。 P272

他看人论物,也不以圈子为重,能够超越党派之争,持公正之论。 P273

” (95) 这话褒贬分明,不知梁实秋和苏雪林读了以后,是否会觉得叶公超吃里爬外,是新月的叛徒?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胡适看了有点不高兴。 P274

” (97)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与上海,自由主义与左翼之间,早已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一个新月派的文人,能够说出这样的公道话,且是那样地贴切、理解,除了叶公超,再无他人。 P275

所以叶公超又半开玩笑地补充说:“我要足够大的官才做。 P276

只要有才,还是可以在政府中冒尖。 P277

三年以后,因为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成为美国与蒋之间的受气夹板。 P278

这,又能怨谁呢?人是不能走错一步的,一步错,步步错,再也不可能回到起点。 P279

(7)  《孟子·滕文公下》。 P280

(21)  王泰栋:《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陈布雷外史》,第110页。 P281

(40)  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53页。 P282

(55)  胡适:《丁文江传》,第146页。 P283

(70)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第78页。 P284

(85)  蒋廷黻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04页。 P285

(97)  叶公超:《鲁迅》,见《北平晨报》文艺副刊,1937年1月25日。 P286

最终,胡也频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丁玲与沈从文歧路分离,一个成为激进的左翼作家,另一个走向了自由派阵营。 P287

从内地来到京城的三位“北漂”,住在潮湿发霉的公寓,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梦。 P288

在绅士阶层面前,沈从文有自卑感,但压抑自己的厌恶想挤进去。 P289

从笼罩着原始神魅氛围的湘西走出的沈从文,对狂热的信仰保持着一份警惕。 P290

沈从文向往一个文明的社会,他对秩序的破坏有天然的恐惧与反感。 P291

然而,比较起出操、放枪,羸弱的沈从文更喜欢读书。 P292

在京城的文人雅聚中,他衣衫褴褛,不修边幅,这位从边城来的“乡下人”为都市中的文人绅士所侧目,但无地自容的自卑感更激发其挤入上层社会的强烈欲望。 P293

丁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P294

但有一件东西,我不想要,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我好比孙悟空,干嘛要找一个紧箍咒呀。 P295

大凡虚无主义者最后总是要寻求皈依,寻找新宗教,成为有信仰之人。 P296

丁玲与沈从文不同,写作固然是她的生命,但当作家不是她的唯一,从幼年激发起的正义感始终燃烧着她的生命,而写作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已。 P297

丁玲对沈从文回到北京与上层士绅阶级纠缠不清颇为不屑,认为他“不啻与虎谋皮”。 P298

”丁玲与沈从文,志士与绅士,孰是孰非?千古奇案,一切又重新来过,让今人选择,令人纠结。 P299

晚年的巴金何来如此之担当与勇气?30年前我不曾想过,近日我阅读陈思和、徐开垒、樋口进等学者为巴金所作的传记,才注意到,他生命最后时段的人格升华,其实只是青年时代的回归。 P300

在清末民初,安那其主义是最激进的革命乌托邦,当汪精卫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烈士情怀只身赴京刺杀摄政王的时候,他的内心燃烧的是安那其主义的理想烈火。 P301

巴金的少年时代与汪精卫有点类似,他出身于成都的官宦之家,也是不到13岁母亲与父亲接连去世。 P302

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雄辩。 P303

(21) 巴金最迷恋的是那些悲剧性的英雄人格,特别是出身于尊贵之家又背叛了自己阶级的贵族革命家。 P304

” (24) 巴金看到的,是一个安那其主义的新世界,在五四时代,对于一个渴望信仰的青年来说,还有什么比安那其主义更具有魔力呢!因为对生与死的问题纠缠,巴金一度也想皈依佛教,企图在佛经里面找出一点依靠来解除自己的苦闷,但他失望了,佛教太出世了,艰深的佛理也难以走进他的心灵,他觉得佛陀的世界“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佛教的理论纵然被佛教徒夸示得多么好,但这究竟是非人间的,超现实的;人间的、现实的苦闷,还得要人间的、现实的东西来解除”。 P305

” (28) 巴金从安那其主义那里吸取的第一信念,是正义。 P306

” (30) 正义,再加上互助与自我牺牲,构成了民国时代安那其主义者的三大人生信条。 P307

然而,这两个主义在20年代之后分道扬镳,其中一个分歧就是如何看待国家的暴力,是否要有严密的组织纪律。 P308

国民党北伐的成功,使得一批老资格的安那其主义者如吴稚晖、李石曾进入了国民党高层,安那其主义自此也成为南京政府提防和镇压的对象。 P309

到了30年代,安那其主义逐渐退潮,淡出了革命青年的视野。 P310

” (39) 在他投入安那其主义运动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充实的,洋溢着光明与希望;而他写作的时候,心底却充满了失落、迷茫与痛苦。 P311

回到巴金。 P312

反右运动的时候,他更成为惊弓之鸟,连续写了好几篇“反击右派进攻”的大批判文章,还参加了对右派作家的批判会,跟在别人后面高呼口号,揭发批判。 P313

有没有一种知识分子,既坚决地拥护政府、站在政府一边,又能守护其独立立场,不失其批判意识呢?想来想去,在现代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好像非傅斯年莫属。 P314

不过,傅斯年的拥护政府,绝非没有底线,如阿谀之徒一般。 P315

不过,这些还是区区小事,“傅大炮”最为人乐道的,还是将中国两个最显赫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轰下台来。 P316

新的知识道统,到20世纪,不再是云游四方的孤魂,而是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会建制,那就是现代的大学、报馆、出版业和研究机构。 P317

1947年,蒋介石改组政府,考虑拉胡适入阁,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 P318

改革政治的第一步,就是请孔宋走开,肃清既得利益。 P319

他对孔宋这样的误国势力恨到了咬牙切齿,欲除之而后快。 P320

纵然“皇恩浩荡”,依然一身豪气,大施压力。 P321

它象征着在一个浑浑昏世中,人心不死,正义未泯。 P322

然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读书人不啻为石破天惊的大事件,从此天下精英从体制内部被抛离出来,成为帕森斯所说的“自由流动资源”,一部分被新的社会体制吸纳,成为军人、商人、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和出版商,另外一部分始终漂浮在外,无法在体制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成为所谓的“游士”——在体制边缘和外部游荡的、漂泊不定的读书人。 P323

所以章太炎要说:“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 P324

父母的宠爱与长兄的严厉,给他以寄人篱下的心理刺激,表面对兄恭顺,内心极为忌恨,又无可奈何。 P325

” (68) 晚清的中国墨学复兴,在边缘游士当中弥漫着一种久违的义侠气息,在戊戌变法当中慷慨就义的谭嗣同开其先河,在随后崛起的革命党人当中,侠客文化更是蔚然成风。 P326

他给孙中山写信:“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 P327

在这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真生命的开始。 P328

” (72) 这一看法与汪精卫后来的念头何其相似。 P329

晚清的暗杀党人所代表的革命乌托邦,是一种意志主义、创造主义的乌托邦,坚信自由意志的创造能量,只要一两个人的小宇宙大爆发,便可引爆专制制度崩盘,创造出一个光明灿烂的新国家与新世界。 P330

在这个重“义”之文明国度,再伟大的英雄宏业、再隽永的圣人之言,也比不上义侠们以极端的死亡所展示的千古绝唱。 P331

” (76) 童年时代家乡的英雄树与留日期间上野的樱花,交相辉映,一直在汪精卫心中挥之不去,他希望自己的生命像早樱一般提前怒放,短暂而热烈;又像英雄树那样,一片血红的世界,漫山遍野。 P332

在权力为中枢的政治领域,与文人革命不同,有政治家自身的职业伦理。 P333

而汪精卫这些南社出身的革命者,骨子里是柔弱的文人,文才诗情加豪情,缺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本领。 P334

在大局的判断上,诗人出身的汪精卫显然不如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与了解世界大势的蒋介石。 P335

他是革命的圣人,曾经以一己之身血书历史,以壮烈的牺牲召唤革命,他爱惜自己的声誉,就像爱惜自己的羽毛。 P336

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 P337

他们不满上流阶级的飞扬跋扈,也恐惧来自社会底层的民粹运动。 P338

更要命的是,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他缺乏必要的现实感和政治担当。 P339

(10)  《丁玲全集》(第八卷),第306页。 P340

(24)  [日]樋口进:《巴金与安那其主义》,[日]近藤光雄译,第16页。 P341

(40)  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第149页。 P342

(53)  傅斯年致胡适书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2页。 P343

(66)  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见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第183—184页。 P344

(77)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第63页。 P345

让人不可理解的是,1949年以后金岳霖对自己的哲学做了全面的否定,而且是那样的彻底,即使到80年代,至死都不曾后悔过。 P347

在清华园里,他是一个近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整天沉浸在他自己抽象的逻辑世界中,为心中的挚爱林徽因女士终身不娶,家中除了书,就是一只与他同食一桌饭的大斗鸡。 P348

共产党不是李闯王,所率领的军队也不是一批乌合之众。 P349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金岳霖,发生了一连串令人惊讶的变化:20年前,由于他厌恶行政,曾经辞去清华哲学系主任一职,让给了冯友兰;如今不仅二度出山,重返旧栈,而且还以无党无派之身,出任清华文学院院长。 P350

即使以后在清华学堂念书、到美国留学,他一直为祖国的屈辱而痛心疾首。 P351

而对于金岳霖而言,“解放”不是指个人地位的上升,而是所属民族在国际上的翻身。 P352

1951年秋季之前,主要还是和风细雨的学习阶段。 P353

内心的痛苦还在其次,更难堪的是要当众检讨,自我作贱。 P354

然而,思想改造运动却对金岳霖们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 P355

在王府井一时兴起,花几百元钱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然诚惶诚恐了好一阵,虽然没有人指责,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余毒未尽! (21) 金岳霖变了,所变的不仅是他的心态,还有他那个纯粹的哲学世界。 P356

在西南联大时期,有学生问:“老师,逻辑这门学问这么枯燥,您为什么要研究呢?”金岳霖的回答是那样的孩子气:“我觉得它很好玩。 P357

如果说在1949年前,他只是“解释世界”,而不曾“改造世界”的话,那仅仅是“非不欲也,乃不能也”。 P358

不过,金岳霖毕竟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是一个十分严肃、固执和自信的哲学家,要他放弃原来的哲学,接受新的信仰,除了一些非理性的因素之外,总还有一些学理自身的知识因素。 P359

到80年代初,金岳霖在宇宙观上似乎有回头的表示,说这方面自己“仍然是实在主义者”,但在社会历史观上坚持“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并特意强调“现在仍然如此”。 P360

金岳霖变得害怕孤独,害怕无所依傍。 P361

我总是想寻找两者之间的某种关联,不想以习以为常的“转变”二字简单地搪塞过去。 P362

五四时期的民粹洗礼在现代中国知识群体之中,有两类影响比较大的知识分子:一类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另一类是民粹主义知识分子。 P363

民粹主义者们寻求通过社会改造,以建设一个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新秩序。 P364

因为对新文学、新文化的兴趣,朱自清参加了新潮社,但他与国民社的成员尤其是邓中夏的关系也不错。 P365

即使以后新文化运动分裂了,知识分子分化成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两大阵营,朱自清依然与各家各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不仅仅是因为性格的中庸,更重要的是他思想底处的杂色——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兼而有之。 P366

虽然身在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北京,但朱自清的心似乎还是与南方近一些。 P367

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朱自清与叶圣陶等是同一类人。 P368

然而,上海的五卅和北京的“三一八”两场大屠杀却打破了人生的平静。 P369

朱自清悲愤地继续写道: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间执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 (49) 悲愤之余,朱自清感到的是一片虚无,文化启蒙、教育救国的梦想在血的恐怖面前无情地幻灭,他感到无路可走,但又不想回避,只能严肃地问自己: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 (50) 朱自清暂时找不到答案。 P370

作为民粹主义者,朱自清在道义上觉得邓中夏这些革命者是对的,但作为自由主义者,他在理智上还有一些想不明白的地方。 P371

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 (52) 这不是一般青年人怀春的惆怅,而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信仰上的虚空。 P372

就像叶圣陶小说《倪焕之》中的那个主人公那样,朱自清依然希冀着启蒙的前景,希冀着文化能改变一切。 P373

(56) 朱自清在这里发现了五四以来的“时代”变化,从新文化运动(自我的解放)一变为爱国主义运动(国家的解放),再变为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 P374

他们是,在企图着打倒这阶级的全部,倘何有于区区评价的标准?……他们有他们评价的标准,他们的阶级意识反映在里边,也自有其理论上的完成。 P375

我也知道有些年岁比我大的人,本来也在Petty Bourgeoisie里的,竟一变到Proletariat(无产阶级——引者注)去了。 P376

但1925年以后政治斗争的狂热逼迫知识分子必须在不同的阶级或利益集团之间进行选择,这种“知识分子有机化”的过程,使得五四时期原来一大批传统的、自由的知识分子,成为有机的、党派的知识分子。 P377

至于究竟能够走到何处,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没有把握的。 P378

对于一个以文字为生的知识者,一旦落入失语,又是如何的痛苦!像朱自清这样的中年人心态与失语症,在30年代几乎成为清华、北大教授的通病,学术的象牙塔成为他们冬眠的最好山洞,即使是“一二·九”学生的呐喊、七七事变的炮声也没有将他们惊醒。 P379

”朱自清对《中国之命运》的反应如何,虽然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但从他对按照《中国之命运》精神召开的国民党“六大”的态度可以见其一斑。 P380

这应是中文系的主要道路。 P381

1939年,朱自清写过一篇《中年人与青年人》的杂论,指出中年人最不满意青年人的,是后者的“恃众要挟”;认为大学“若只有集团组织和救亡运动两种作用,学校便失去它们存在的理由,至少是变了质了” (71) 。 P382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自我剖析,深感应对自己进行一场革命,以丢掉自私与懦弱。 P383

1940年以后,由于恶性的通货膨胀再加上薪水又打了折扣,大学教授们从昔日的贵族沦落为平民。 P384

这股再次涌起的民粹主义思潮深深地影响了朱自清。 P385

如前所述,在20年代中期朱自清已经以一种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发现了知识阶级正在“向着灭亡走”,尽管他并不看好这一阶级的前途,但还是承认它是独立的、自为的,他不愿背叛自己的阶级,宁愿与其一起灭亡。 P386

这种选择,观点的改变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所谓立场的变化,不再是所谓的“知识阶级的立场”,而是“人民的立场” (77) ,是“站到平民的立场上来说话” (78) 。 P387

他为劳苦大众鸣不平,为他们的吃饭权伸张,指出吃饭是天赋人权,人民应该有免于没饭吃的自由。 P388

即使在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清华,来自延安的各种文献,比如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风文献》等也在私下流传。 P389

对于骤然来临的“平民世纪”,朱自清没有像郭沫若那样充满了乌托邦的浪漫想象,而是持一种谨慎的期待之情。 P390

这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我们年纪稍大的,也许走得没有年轻人那么快,就是走得慢,也得走。 P391

他所留下的,只是从五四到40年代末那一段心路历程。 P392

以下,我试图展现的,将是“闻一多道路”的另一种解读。 P393

(91) 张灏的这段话,是探索闻一多转变之谜的钥匙。 P394

他开始作诗了。 P395

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我们的诗人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呢! (97) 就这样,早在五四时代,闻一多本能地疏远启蒙阵营中胡适领军的理性主义,而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引为知己,自身也成为浪漫主义诗潮中的一员大将。 P396

不过,在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狂飙突进、自我放大还是主要受到欧洲浪漫主义、特别是尼采哲学的影响。 P397

然而,一旦他们真的出国,置身于西方的文明世界,就会发现那个世界对东方民族是多么地歧视,多么地不讲平等,于是刺激起中国留学生强烈的民族情绪。 P398

(101) 在大江会的同志中,闻一多与梁实秋、罗隆基比较接近,但他比他们更富于浪漫的气质。 P399

这个国家意念是抽象的,作者将它形象化了……可是理想上虽然完美,事实上不免破烂;所以作者彷徨自问,怎样爱它呢?” (103) 的确,抽象的理想与具体的现实反差实在太大了,仅仅凭借浪漫的想象和美丽的幻想是无法填补其中的鸿沟的。 P400

(105) 1927年的中国政治风云诡谲,令无数热血知识分子无所适从,惆怅不已。 P401

《新月》一政治化,闻一多就与罗隆基这批老朋友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P402

在清华中文系,还有一位比闻一多更早躲进象牙塔的朱自清。 P403

(109) 其实,“不能适应环境”还在其次,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外部世界失去了方向。 P404

按照欧美现代国家的观念,他以为政府会安排教授们上前线,在后方从事战时生产或宣传。 P405

在古代诸子百家之中,他最喜欢的是道家,最心心相通的人物就是那位大隐士庄子。 P406

但有多少人明白他内心的压抑和苦闷!做名士,过隐居生活,绝非这个浪漫主义者的个性和本愿,他是不得不如此。 P407

这一年,大后方发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不已。 P408

政治不清明,如今不仅体现在社会上,而且也渗透到校园里来了。 P409

闻一多读了之后更是吓了一跳。 P410

不久,闻一多写了一篇文章,显然是针对“最高领袖”的著作,这样说道:民族主义我们是要的,而且深信是我们复兴的根本。 P411

不过,起初他是出现在文化批判的战场,至于政治批判,那还要过一段时间。 P412

在纪念会上,在学校保持了十多年沉默的闻一多第一次站起来,公开忏悔说:对于象我这样长期钻在故纸堆里的人,是没有发言权的。 P413

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要打倒的孔家店,又死灰复燃了。 P414

但闻一多总是与他们有点格格不入。 P415

而缺乏魅力,就无法让他皈依,更无法激起皈依带来的献身狂热。 P416

正欲结交新朋友、寻求新信仰的闻一多爽快地答应了。 P417

如今,他却在民族的目标下发现了阶级的分裂,发现了权力的压迫。 P418

如今,在新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闻一多惊喜地发现了一个新偶像,这就是“人民”。 P419

闻一多正是这样做的。 P420

在这段时间里,闻一多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及手稿,对过去道家式的超然立场进行反省。 P421

闻一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炼狱,他希望通过痛苦的思想改造,成为一个为新时代所接纳的道德新人。 P422

闻一多本来是京派中的一员,如今在京派云集的昆明向鲁迅公开认错,其意义当然非同寻常。 P423

因为他自信找到了真正的信仰。 P424

吴晗:可怜一觉开封梦讲到“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提到《海瑞罢官》,而《海瑞罢官》,又是与吴晗的名字分不开的。 P425

清华求学三年,吴晗在学界风头甚健,又是发表《胡惟庸党案考》等学术力作,又是担任《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又是筹办史学研究会,又是出任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编委,吴晗的学术才华和组织能力众所公认。 P426

在吴晗的性格中,有沉得下心的内向一面,但也有骚动不安的外向一面。 P427

不仅要有“隔离的智慧”,而且还要有点“学者的自私”。 P428

吴晗从学者到斗士的转变,自然是后来40年代的事,但在30年代初他的安身立命之中,已经可以找到若干潜因了。 P429

1940年以后,30岁出头的年轻教授吴晗终于走出了象牙塔,开始过问政治。 P430

他们不会这样卑劣,他们总是以血肉之躯直面最黑暗的势力,最腐朽的体制。 P431

1943年以后,吴晗的学术论文骤然减少,代之而起的是大量充满批判性的时文。 P432

一个知识分子,既可以扮演社会批评者的角色,也可以扮演学者的角色,这两种角色有各自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也有各自不同的角色逻辑和操作道德。 P433

时在苏联访问的吴晗连忙向周总理辞职,表示实在不愿从政当官,还是愿意留在清华,“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 P434

1959年初,毛泽东突然对海瑞发生了兴趣,胡乔木向吴晗透露了这一信息,并要求他写文章宣传海瑞。 P435

然而那“忠诚”二字,却全然消解了一个学者的清明理性。 P436

(4)  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99页。 P437

(16)  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47页。 P438

(28)  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59页。 P439

(42)  参见顾昕:《民粹主义与五四激进思潮(1918—1921)》,见《东方》1996年第三期。 P440

(53)  参见陈孝全:《朱自清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58页。 P441

(63)  朱自清:《那里走》,见《朱自清散文》(上集),第129页。 P442

(77)  关于朱自清的“知识阶级的立场”与“人民的立场”的说法,参见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第301页。 P443

(89)  陈福康:《郑振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27页。 P444

(100)  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第246页。 P445

(114)  冯友兰:《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见《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五期,1948年10月。 P446

(126)  参见王康:《闻一多传》,第287页。 P447

(139)  闻一多:《关于儒·道·土匪》,见《闻一多文集·最后一次的讲演》,第312—313页。 P448

(152)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八册,“1929年4月27日”条,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 P449

我想起(1989年)初春,也是王先生向我郑重推荐顾准的遗稿,当时书稿刚刚打出清样,王先生正在为它作那篇脍炙人口的、后来被人反复引用的序。 P451

然而,这还不是最恐惧的。 P452

正如与张中晓同时蒙冤的王先生在序言中所说:“人的尊严越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是变得坚强起来。 P453

同样作为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先知,张中晓的理论风格与顾准是迥然异趣的。 P454

不少作家、学者在大环境的作用下,自觉进行思想改造,以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规律、必然性和绝对真理等概念重新编织自己的学术和思想,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 P455

” (4) 对绝对真理的怀疑,使张中晓对那个时代中司空见惯的狂热的盲从十分不屑。 P456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当代中国思想史,可以说是从崇拜黑格尔到告别黑格尔的历史,李泽厚的告别黑格尔是在70年代后半期,顾准的告别要早一些,而张中晓的告别则更早,早得令人称奇,正所谓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前头更有早行人啊。 P457

张中晓厌烦了这一非人化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他深深地感到,离开了个人,侈谈任何美好的理想,通通不过是乌托邦的虚妄。 P458

作为一个与鲁迅同乡的绍兴人,张中晓在这方面的眼光是相当老辣的,老辣到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 P459

(15) 很可惜,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张中晓不可能知道韦伯的责任伦理学说,否则的话,他一定会欣喜若狂,因为他的天才猜测距离现代民主政治的道德规则——责任伦理,已经是相当接近了。 P460

他的战斗对象不是异己,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道德的堕落者,而是周围的黑暗,是不正义的权力,是思辨领域的愚昧和人性中的昏暗。 P461

该失踪的,无论如何凭吊、挽留、哀叹,终是一堆泡沫、昙花一现、过眼烟云。 P462

抽象的诗人世界关于顾城,王安忆有那么一段在我看来是极为精当的评论,她说:“顾城的世界是抽筋剥皮的,非常非常抽象,抽象到只有思维……生活在如此抽象的世界里,是要绝望的。 P463

日日、月月、年年,不管你看到没有,那个你,那个人类的你都在运行,都在和那些伟大的星宿一起烧灼着宇宙的暗夜。 P464

如果仅仅到这里为止,诗人的确意义非凡。 P465

当自己的伊甸园成为一片屠宰场时,我们不知道诗人的心里有何作想。 P466

而教主的逻辑用韦伯的说法是只有信念伦理,而绝无责任伦理的;他只对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负责,至于别的什么不过是奔向那个宏伟目标途中可以随便践踏的小草而已。 P467

书中的顾城决定自绝。 P468

她与顾城一样,心里充溢着各种各样美丽的幻想。 P469

但正因为她的尘根未尽,引起了诗人的不满,构成了两人的尖锐冲突。 P470

爱情可以破灭,但命运却是永恒的,一旦将痛苦归结为命运,也就一切坦然了。 P471

悲剧的语境不一、角色不同,但性质却总那么似曾相识。 P472

从年龄来说,1951年出生的史铁生属于红卫兵一代。 P473

虚无主义对理想主义的挑战,逼得我们在重建个人信仰的时候,必须回应这样的问题:如何避免理想的乌托邦在实践的过程中再次破灭,再次陷入虚无的循环?张承志、张炜在重构自己的理想主义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对抗虚无,却绕开了虚无所提出的问题,仍然将理想实有化,将信仰同一种历史的或形而上的具体目标相联系。 P474

在深刻的绝望之中,史铁生发现生命的偶然和苦难的无常。 P475

人的生存是荒谬的,没有任何理由的,但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看来,必须赋予它以意义,必须有东西证明它的意义。 P476

“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你才能够进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 P477

每个人的信仰对象可以不同,但是信仰的方式却值得反思。 P478

史铁生考虑的核心问题也是灵魂的拯救,但这仅仅是一种自我拯救,并没有赋予任何社会/道德的神圣使命。 P479

立场说穿了就是派同伐异,顺我派者善,逆我派者恶,不需再问青红皂白。 P480

正如史铁生所说,上帝安排了俗世,是为了考验人类,把他们放进龌龊里面,看看谁回来的时候还干净。 P481

在他们两人身上,不仅有虚无的、悲观的阴霾,也有爱的、乐观的阳光;不仅有对荒谬命运的否定,也有对人类情感的赞美。 P482

从年龄来说,王小波属于红卫兵一代人,但偏偏最缺乏红卫兵的狂热激情,反过来倒多了一份英国式的清明理性;从思想脉络来说,他似乎是半个世纪以前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传人,但又不似胡适、陈源那样带有自命清高的绅士气。 P483

“与说话相比,思想更加辽阔饱满”王小波给人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理性,那种清晰的、冷静的英国式的经验理性。 P484

有些人思考,是因为落入了“失语”的困境,或者被剥夺了话语的权力。 P485

王小波明白,知识实在是太重要了,它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最终凭借。 P486

维特根斯坦临终时心满意足地说:“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P487

王小波不是一般地反对信仰、反对至善,他所厌恶的仅仅是理性缺席的信仰和没有是非的善良。 P488

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喜欢中国的墨子,墨子思路缜密,具有实证精神,而且也赤裸裸地谈“交相利”。 P489

他一再嘲笑中国知识分子虚妄可笑的知识观,从孔夫子到当代的所谓知识精英,为了争夺话语霸权,都要显得一副全知全能、真理在握的模样,好像自己肚皮里的那些货色,可以包治百病。 P490

(56) “消极自由”尽管目标卑微,不及“积极自由”那般崇高、奋发进取,却是个人自由最真实、最可靠的保障。 P491

(59) 中国的许多事情的确让人看不懂。 P492

史铁生是一种反思的类型,他以一种欧陆非理性主义的立场,扬弃了传统理想主义中目的论的唯理主义成分,代之以注重过程的、以虚无和荒谬为底色的新理想主义 (61) 。 P493

对此,王小波明确地认为,“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 (64) 。 P494

然而,一些道德理想主义者们,在道德伦理问题上,放弃了知识分子本来应负的理性责任,热衷于代表人类、民族以至个人做价值选择。 P495

然而,这一切仅仅属于他个人,属于他自己那个小世界,他绝对不会说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是公共的、最好的,是值得所有人仿效的。 P496

王小波承继了顾准的精神转向,在经验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深、更彻底。 P497

不由悲从心头涌出,无法自已。 P498

知识分子入党,在党的历史上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建党之初,那些创党领袖,个个是知识中人,乃至名流精英;第二次是30年代的“一二?·?九”运动,为救国激情所裹挟的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身革命。 P499

他少年得志,恃才而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同事、夏衍的秘书李子云这样形容他:有一股凌人的盛气,很飙。 P500

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当中,先生作为思想界的领袖,都走在时代的前列,不过,80年代的他,思想反思还不算彻底,还残存不少习以为常的流行观念。 P501

(74) 诚如林同奇先生所言,反思对于他而言,不仅是一种思考方式,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P502

(75) 作为五四的儿子,又受到黑格尔思想的深刻影响,先生原来坚信人的理性可以达到全知全能。 P503

我也知这些文字没什么大价值,但我从不存文章名世之心,我也不想用文章为自己换取什么(甚至别人的尊重)。 P504

先生目睹90年代以后中国发生的巨变,一则欣喜,二则心忧。 P505

季羡林与李慎之,这两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大儒,可谓“道问学”与“尊德性”两歧路向的精神象征。 P506

相比之下,先生可以说是当代学界的戴震。 P507

他的“中道”和反思,常常引来一些议论,被外人误解为“转向”,被划入国学派、保守主义,等等,不一而足。 P508

先生有容纳的胸怀,有凝聚人气的魅力。 P509

(82) 先生时时牵念于怀的,是古老文明的衰落,特别是人文精神的式微。 P510

” (86) 此后几年,先生的忧虑愈来愈深,紧紧地纠缠着他,每次我去看望,他几乎都要谈到这个话题。 P511

想的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P512

” (93) 人的尊严来自人之精神,源自人是有思想的动物。 P513

当最后一次住进医院,意识到生命无多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唯精神主义者,现在由一个精神人变成一个生物人,这个世界已别无所恋。 P514

(12)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第9页。 P515

(27)  杜小真:《微笑着的悲哀》,见周国平主编:《诗人哲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P516

(41)  王小波在接受王锋采访时的谈话,见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追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212页。 P517

(51)  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见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杂文自选集》,第17页。 P518

(61)  关于史铁生的理想主义,参见本书之《史铁生:另一种理想主义》。 P519

(72)  王元化:《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见王元化:《清园近作集》,文汇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P520

(86)  王元化:《关于“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的几句话》,见王元化:《清园近作集》,第138—141页。 P521

分析这一现象不啻为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条路径。 P523

士阶层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在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中,它充当了沟通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并加以耦合的超级组织力量,从而实现了“一体化”。 P524

孔子曾责骂请求“学稼”“学为圃”的学生樊迟为没有出息的“小人”,孟子更直言不讳:“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 P525

与儒家精神相表里的,是隋唐以来逐渐完备的科举取士制度。 P526

目光是如此的短浅,知识是如此的孤陋,又怎么能够指望他们有开放的心灵、敏锐的思考,步入官场后勇于进取、有所开拓呢?在科举制度下,全国公私学校皆以教人科举入仕为宗旨。 P527

在家要孝敬父母,求学要服从先生,做官要尽心忠君,以至告老还乡还得对家族和地方履行一个绅士的义务。 P528

在“刀与火”的历史中,在血腥的淫威中,所造成的大半是被泯灭了个性的奴隶或被扭曲了人性的奴才。 P529

他们最终还是未曾摆脱人格的依附性。 P530

封建专制王朝崩溃了,儒家正统地位动摇了,大一统削弱了。 P531

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蔡元培曾仿效法国一度主持设立了大学院这种教育行政制度,期望教育能独立于政治,充分学术化,结果招来国民党内各方面的非议和责难,有人在中央全会上提案要求改设教育部,并诘问蔡:“难道教育独立,必须独立在国民政府之外?” (14) 仅一年,蔡元培苦心孤诣设置的大学院便夭折流产。 P532

” (17) 一方面是取得了一定的职业自由和经济自立,另一方面却享受不到独立于政治的实际保障;一方面是精神和心灵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却承受外界环境的残酷压抑,这种种极不和谐的命运遭际,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挑起了紧张的心理冲突。 P533

这些特立独行之士都有这样一些性格特征。 P534

其三,在死神面前的无畏勇气。 P535

2.“外圆内方”与“特立独行”者相比,他们也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但有层次高下之别。 P536

它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保全了人才的精华,也多少损伤了自由和尊严,使人格主体为把握正义和生存的平衡艰难地度量着。 P537

曾几何时,当王氏荣任南京政府法制局局长后,充满东方专制精神的《战时反革命治罪法》便出自他的手笔,将工人民主权利剥夺殆尽的《劳资争议处理法》又是他的杰作。 P538

4.“帮闲文人”鲁迅曾这样区分“帮忙”和“帮闲”者:“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 P539

(30) 在近代中国的文坛和小党派中,这样自命清客的帮闲者为数不寡。 P540

他们目睹民国以来官僚的腐败、议员的堕落和政治的恐怖,遂远远地避开政治,厕身学术以命清高。 P541

(34) 大革命失败后,林为血腥吓破了胆,哀叹:“头颅一人只有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以不必招的”,“还是做年轻的顺民为是”。 P542

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终于崛起于地球的东方。 P543

‘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 P544

一方面,他是民族文化的主要社会载体。 P545

孟子因此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 P546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以“入世”的儒家与“出世”的道家作为互补的进退之道中,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比儒家更藐视学术的价值,它依恋的是与山水天地拥抱的“自然人”生活,是“悠然见南山”的超然物外,是人的身心与大自然的融化合一。 P547

” (45) 现在一个知识分子建功立业之基点,自我价值之实现,不必向外投射于政治,而恰恰在于学术本身。 P548

在西方近现代知识分子那里,学术与政治这双重角色就能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P549

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南下至庐山,在佛教圣地大林寺附近撰写《大林书评》,在序言中感慨万千地说:“时当丧乱,犹孜孜于自学,结庐仙境,缅怀往哲,真自愧无地也。 P550

”对学术与政治有着双重兴趣的胡适也遗憾地感到“一犬不能同时逐两兔”,在骨子里自己还是爱学术胜于爱政治,“只有夜深人静伏案治学之时,始感觉人生最愉快的境界”,“即使我勉强入政府,也不过添一个身在魏阙而心存江湖的废物,于政事无补,而于学问大有损失”。 P551

“超我”是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决定的,并通过近代严峻的外部环境得以强化;它要求向政治的角色认同,以参与各个层次的社会决策,在国家事务中发挥最大的社会功能;“超我”在理智层中外化为一种“忧患意识”。 P552

不过他的“超我”并不曾得到片刻的安宁,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府不断拉他出来“帮闲”“帮忙”。 P553

”倘若将句中所忧的“民”与“君”改成“学”与“国”,又何尝不是近代知识分子进退维谷的形象写照?他们在“本我”与“超我”的双重折磨下痛楚地辗转反侧,无法释放因不平衡状态而引起的心理紧张。 P554

这种罕见的救世精神在抗战胜利之后由于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内战、独裁政策而更加高涨,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积极地干预国事,主持正义。 P555

因而左右近代知识分子这一选择的与其说是一种“平和感”,不如说是一种“挫折感”。 P556

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 P557

犹如黑白之间总是存在着无限丰富的灰色层带,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也可以找到即此即彼的“中和”地盘,尤其在选择者的心理上更容易产生这种灰色感觉。 P558

不过,也许正因为他们对双重角色有取有舍,才使得他们的学术生涯大放异彩,因而从另一重意义上说又无愧于国家和民众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第二重层带是“学术救国”。 P559

舍弃了政治功能的他们,在国将不国的年代里,一方面承受着舆论和良心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又不愿尝试可怕的政治风险。 P560

学术救国仅仅是将学术上升到政治的功用,实际上依然有负于知识分子的政治职能。 P561

这种选择接近于西方知识分子对政治的那种“不感兴趣的兴趣”。 P562

然而北伐军到来之际,却也效忠蒋氏,甘当幕僚。 P563

倘若将“超然治学”与“学术救国”,“舆论干预”与“直接参政”作为分别对待学术与政治态度的两组模式,那么西方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迥然相异;他们一方面是为学术而学术,另一方面又以舆论参与国家政治,因而他们可以实现对双重角色的整合认同。 P564

他们不乏抗争的义举,但这抗争总是带有力度上的缓冲和节制;他们珍惜个体的生存,但这珍惜似乎又是为了赢得持久抗争的权利。 P565

在这人生的十字街头,一些人决然扯断对生命的执着,去追求灵魂的永恒价值,那是正气浩然的特立独行之士;另一些人则在滴血的屠刀下佝偻着身体,匆匆交出一个惹是生非的灵魂,那是屈从于专制的依附人格。 P566

(66) “本我”是一个人的理想人格,反映了他的初始设计、内在信念、真实思想和价值观。 P567

热情奔放的“本我”,具有一泄为快的本能,常常表现为不顾一切的能量发泄冲动,而老于世故的“自我”深谙在东方的原野上并不容这匹独立不羁的野马尽兴驰骋,因而自觉地扮演了悬崖勒马的缰绳角色。 P568

在国民党的新闻统制下,报纸的读者读政论似乎都领会个中的奥妙,擅长从套语中品出新意,从平淡中悟出激奋。 P569

所谓多变性,意即“自我”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相应调整自己的形象,像梁启超就是近代中国有名的“流质易变”人物。 P570

对于黄炎培,历史上曾有“圆得高明”之论,是褒是贬,亦看其是否圆中见方,是否在主义与生存之间把握住微妙的平衡。 P571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纵然选择了外圆内方,而生存的恐惧和良心的危机犹如两团紧紧相随的黑影始终陪伴着他们,使这些不幸的人们永无片刻的安宁。 P572

在充满血腥味的专制主义环境里,纵然你圆得再高明,那不甘堕落的正直灵魂都有可能招来防不胜防的杀身之祸。 P573

相反地,被幽禁在前意识层的那个“本我”受屈既久,便再也忍耐不住,使劲地拍着那扇通往意识大厅的摇摇欲坠的房门,大声申诉。 P574

不窥则已,一窥则动见吾身种种所为,皆不可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 P575

其一,幻想作用。 P576

尽管有不少人在征文中严肃地指出“不能够拿梦来欺骗自己”,但杂志的编者依然重申不无善意的初衷:“甜蜜的舒适的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呵。 P577

不过他自信“我的心却未曾冷。 P578

其四,理性作用。 P579

上述这些心理防卫机制,对于由人格分裂所引起的焦虑确实具有某种局部的镇痛麻醉功效,使现实中冲突的“本我”与“自我”通过一定的调适在心理层次上实现了暂时的弥合。 P580

第一个层面:对理想与环境冲突的反应。 P581

反观熔铸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儒道两大文化传统,都缺乏近代人文意义上的自由意识以及对自由的热忱和追求,也没有西方宗教中那种超越世俗的精神需求。 P582

在西方人的思维二分模式中,自然与人类,社会与个人都是对立的,而在这种对立中,人对自然界的征服超越、对自身社会的批判改造恰恰体现了人的真正价值,西方知识分子通过个人与社会的适度对抗,不断地更新现存社会关系,以实现人类的进步。 P583

尽管前者带有英武阳刚的气概,后者不免显得阴柔荏弱,然而刚者易脆,柔者见韧,不也符合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古训?于此文化氛围下大批近代知识分子在特立独行与外圆内方之间选择后者,便是十分顺理成章之事了。 P584

这一切都与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有着直接的联系。 P585

西方独立人格在近代中国之所以变形,除了那可诅咒的“准大一统”社会环境之外,也许更多地不能不归咎于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性格以及塑造这性格的内在文化氛围。 P586

超然与介入 ——东西方知识分子比较与其他 久慕余英时先生的大名,其文章平日零零散散地也拜读过几篇,深佩余先生学贯中西,研究知识分子功力之深。 P587

实际上,余先生在此揭示了现代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双重属性:超然性与介入性。 P588

传统的西方知识分子较多体现的是“超然”的一面,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皆是如此,尽管“超越”的方式有所变异。 P589

因之,无论是古希腊的哲人求自然本体之道,抑或中世纪的教士匍匐于上帝之下,他们都与世俗化生活保持着一段颇具尊严的距离。 P590

到了近代,中西方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上发生了有趣的互逆,前者开始“超然”,后者转向“介入”。 P591

从“道”与从“势”:古代士大夫的两难困境余先生在书中谈到,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崛起从社会学背景来看乃是与贵族阶层的分离,成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中的一员;而从思想史的背景考察则凭借于“哲学的突破”,构建了自己的文化之“道”。 P592

这是何等的浩然之气!几千年来,一代代儒家理想主义者:孟子、范仲淹、海瑞……皆是凭借“道”的信念,与昏庸之“势”做着近乎悲壮的抗争的。 P593

这与西方迥然有别。 P594

孟子反复强调臣事君必须以道义为基础,一味顺从是“妾妇之道”。 P595

不唯如此,他们“道”的最高理想就在于帮助君主建立“一统”,确定“一尊”。 P596

因为众论纷纭不免破坏人民对统一的政治权威在精神上的向心力。 P597

俱往矣,但又似乎俱在矣。 P598

本章将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为核心,重点考察传统的士大夫意识到晚清以后,如何受到新崛起的近代国民观念的强劲挑战,而国民观念的内在多元取向又如何导致了知识分子自我理解的两歧性;士大夫意识的合法性基础又是如何被重新论证的;最后,平民意识和精英意识这一看来彼此冲突的思想观念,又如何吊诡地互相渗透、内在结合。 P599

皇帝身为天子,代表天命统治天下,但其只拥有政治秩序的权威,即所谓的“政统”,却不具备文化秩序的权威。 P600

这一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二是观念。 P601

然而,国民概念虽然解构了传统的四民观念,但士大夫的精英意识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在新的国民观念中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强化。 P602

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研究专家松本三之介在分析明治时期的精神结构时指出:国家主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上而下”的、以国家为本位的极权主义,另一种是国民主义的国家主义,“主张以国民为中心,形成以国民的自发的国家=集团意识为基础的国民国家。 P603

从士大夫精英到平民百姓,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缺乏国家观念。 P604

“故今日法国之民,得以食国民之果者,皆数人之功也。 P605

那么,什么是“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杨笃生在《新湖南》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解释:诸君占中等社会之位置,惟自居于士类者成一大部分,而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附属焉;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附属焉。 P606

在杨笃生看来,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中等社会,“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 P607

这也是儒家精英主义传统在近代的延续。 P608

不过所谓成人者,非生理上之成人,乃人格上之成人耳” (124) 。 P609

” (127) 不过,具有平民主义倾向的章太炎将道德的复兴寄托于农工贩贾,而继承了儒家精英主义传统的梁启超所说的“从事于铸国民者”,显然是“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他们要担当起提升国民政治能力之重任,首先要“自培养起个人私德”。 P610

(129) 在梁任公看来,天下芸芸众生,追随的不过是数十人之英雄豪杰而已。 P611

1913年,梁启超发表了《多数政治之试验》,承接晚清的“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理念,提出了“中坚阶级”的主张,试图解决民主社会出现的问题。 P612

因此,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不是制度,而是人,要看是否形成了一个中坚阶级。 P613

民初的中国,实行的是“有限的庸众主义”,即代议民主制,由选民选出政治精英实行统治。 P614

当“庸众”民智未开之时,便只能由新式的士大夫阶层,成为社会理性的代表,发挥中坚分子的作用。 P615

1909年的各省谘议局选举,多是上层绅士参选,风气尚正。 P616

”愤怒之情,溢以言表。 P617

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浪漫主义,他们所阐释的“新人”,其精英意识,比较传统的士大夫观念,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P618

从陈独秀、鲁迅、李大钊到胡适、傅斯年,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无不受到尼采的狂飙精神感染,相信只有具有无限向上发展意志的超人,才有资格估定一切价值,创造一个新世界。 P619

“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 P620

胡适说: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都是大多数人所极力反对的。 P621

谁是“少数人”?丁文江以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观点论证说,那就是大自然抚育的“超人”,这样的“超人”,在社会中永远是主宰一切。 P622

圣王精神相信“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的领导,而政治领导的准绳是道德精神。 P623

(161) 胡适等人所期待的,正是受到现代知识教育的知识分子,能够站出来,光大古代士大夫的担当精神,成为国家的中坚和栋梁。 P624

那么,谁有资格充当“文明之托命者”?张东荪逐一分析了现代农工商以及新崛起的军人各阶层,认为他们都不足以承担“国家之中坚”的使命,而唯有“士阶级”方可担此重任。 P625

如前所述,在古代中国,能够承受和代表天命、以德受命的,有双重权威:从政治系统来说,是有德之君主,从文化系统而言,乃是士君子。 P626

民国之始,知识分子们对民主政治充满了期望,各种杂志所讨论的问题,也多是与宪政、法律有关的制度性框架的设计和实践,他们相信,只要有一个好的宪政制度,中国的民主就指日可待。 P627

“今后要改造中国政治经济,其下手处应从人生态度着手,或曰人生观应彻底改造。 P628

补救的办法只有将西方普遍的公民意识与中国儒家的君子人格理想结合起来:立宪国民之修养维何?即依吾儒忠恕之道,西哲自由、博爱、平等之理,以自重而重人之人格,各人均以此惕慎自持,以克己之精神,养守法循礼之习惯,而成立宪国绅士之风度。 P629

史华慈将这两种启蒙路线分别称为“技术的统治”与“德性的统治”。 P630

这两种知识,费孝通分别称为规范知识和自然知识,规范知识处理的是事物应当如何的价值选择,而自然知识处理的是事物是什么样的客观事实。 P631

虽然五四知识分子没有放弃道德上的修身,但比德性更重要的,是知识上的格物致知。 P632

(179) 不仅社会做如此期望,而且留学生们也颇多自负。 P633

主张“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的胡适,骨子里也是一个精英主义者,在他看来,民主国家的选民就像蜀国的阿斗,不需要他们天天干政,只要逢到选举的时候,在选票上画一个“YES”或“NO”就可以了。 P634

当知识精英们主宰了公共领域的时候,公共舆论也就成为士大夫舆论。 P635

而且,多数国民由于心智不成熟,容易受到少数人的操控。 P636

而英雄豪杰贵在能发现常人所不及者,善于领导舆论。 P637

(194) 由于中国的公共领域缺乏欧洲这样广泛的市民阶层的支持和铺垫,所以,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并非是公众的,而只是狭隘得多的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 P638

在传统中国,儒家学说之中有民本意识,宋以后中国社会也从门第社会向平民社会转移,士大夫中很多出自底层寒门,并形成了以耕读为本、体恤民生的士林风气,士大夫的中心位置和道德优越性从未动摇过。 P639

何也,民之愚不学而已,士子愚则学,非所学而益愚。 P640

清初的颜李学派只是士林中影响有限的偏门,而到晚清,反智主义裹挟着平民主义的狂潮席卷而来,蔚成大观。 P641

(203) 晚清的革命派对读书人与士绅阶级的激烈抨击,乃是为了成就一个诉诸平民的革命。 P642

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无知可怜的皇帝于水火中,就是要行伊尹之志,以“阿衡”自任,保卫而训育之。 P643

” (209) 一边是“士大夫救国论”的持续高涨,另一边是“士大夫亡国论”的不绝于耳,有趣的是,这两种论调不是出自对立的两边,而是出自同一批精英分子口中。 P644

” (212) 平民意识的崛起,在颠覆的意义上从道德层面重新建立了一个知识阶级与平民阶级的二元社会:平民阶级具有道德上的优先性,而知识分子则具有某种道德上的原罪。 P645

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P646

(216) 从五四平民主义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种隐蔽的精英意识和深刻的唯意志论。 P647

因为要解决这个思想困境,一些知识分子很自然有这样的想法:既然全体人民的总体意志与精神难以捉摸,只有以少数先知先觉的精英的理想作为他们的总体意志,认为他们的理想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即使人民一时不能了解与认同这些理想也没有关系,甚至在必要时可以强迫他们接受这些理想。 P648

“干”即入仕之意,“七十余君”乃夸张之词,孔子实际上周游六国。 P649

(15)  黄远生:《忏悔录》,见氏著:《远生遗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29页。 P650

(28)  胡适1947年2月8日致傅斯年函,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3页。 P651

(36)  林语堂:《我的话》序,时代书局,1934年。 P652

(50)  《胡适的日记》(上册),第263页。 P653

(62)  范朴斋致鲜英、张澜、梁漱溟函,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六辑,第66页。 P654

(72)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一,第8页。 P655

(86)  《论语·子路篇》。 P656

(103)  参见费孝通:《中国绅士》,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8—19页。 P657

(110)  关于梁启超如何通过日本学者了解伯伦知理,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34—268页。 P658

(119)  杨笃生:《新湖南》,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15页。 P659

(130)  梁启超:《自由书》,见《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354、341页。 P660

(141)  有关研究系知识分子的中坚意识,韩国留学生吴柄守做了详细研究,参见吴柄守:《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建设构想及其实践(1911—1932)》第二章,复旦大学历史系2001级博士论文,未发表稿,现藏复旦大学档案馆。 P661

(149)  陈铨:《从叔本华到尼采》,见郜元宝编:《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50页。 P662

(159)  张灏:《超越意识与幽暗意识》,见《张灏自选集》,第26页。 P663

(171)  参见[美]史华慈:《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谈火生译,见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94—110页。 P664

(181)  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见《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 P665

(192)  梁启超:《多数政治之实验》,见《梁启超全集》(第五册),第2599页。 P666

(202)  林懈:《国民意见书》,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909—912页。 P667

(213)  朱执信:《中等社会的结合》,见《朱执信集》(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766—767页。 P668

那么,到了现代以后,当传统士大夫逐渐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其社会政治影响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是继续成为社会的重心,还是被社会边缘化了?关于这些问题,近年来学界有不少讨论。 P669

” (3) 事实上,这两种趋势在历史上乃是同时发生的: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力的提高。 P670

明代以后,这一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虽然还是在士之下,但已经在农工之上。 P671

即使没有功名,通过这些职业,一个读书人也同样有可能通往权力的高层。 P672

虽然,国民者其所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 P673

这些士绅虽然具有科举考试所正式赋予的国家功名,但他们的权威更多地来自民间,来自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 (11) 。 P674

其三,“士绅社会”虽然具有自主性格,在管理城乡基层社会之中也具有自治的性质,但并不意味着与国家权力完全分离,相反地,中国的“士绅社会”与欧洲的“市民社会”不同,士绅们与国家权力有着经常性的密切互动,不仅他们的士绅身份来自国家赋予的功名,而且作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性精英,在一些情况下是国家权力向基层展开的非正式的延伸,在另一些情况下,又是作为乡土利益的代表,与国家进行利益博弈的讨价还价者。 P675

“士绅社会”与“知识分子社会”的最大区别首先是其主角的不同:从传统的士绅易为现代的知识分子。 P676

他们不再像士绅阶层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 P677

在整个知识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之中,学校和传媒是两个最重要的核心环节。 P678

明季士大夫的书院林立,讲学成风,士大夫们的结社也蔚成规模。 P679

首先来看学校。 P680

科举废除之后,虽然不再有类似科举那样规范的精英选拔制度,但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些非制度性的共识,将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名牌大学出身的,视为上流精英。 P681

读书人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再一次疏离仕途,获得了相对于王权的自由。 P682

传统的精英网络是以宗法血缘和地域关系为核心的。 P683

其中,上一个层次的毕业生通常在下一次层次的学校任教,逐渐形成了一个层次鲜明的师生网络。 P684

不要说政治势力,连杜月笙这样的地方青洪帮,都注意私养门客,善待文人。 P685

新式教育的门第化趋势,到民国年间已经十分严重。 P686

大学不仅生产知识,而且通过等级化的文凭,参与了社会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 P687

为晚清和民国的知识分子所再三致意的黄宗羲的“学校”论,就为现代的大学提供了历史的自我理解。 P688

大学为现代知识分子所提供的是知识生产的基本生存空间,但知识分子的组织化和社会文化实践,却是通过各种社团而实现的。 P689

当士大夫所共同拥有的思想框架解体,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首先发生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分裂。 P690

之所以不愿正式结社,而以同人刊物为中心,乃是因为胡适等人对政治的态度是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不是具体的政治参与,而是通过公共的舆论影响社会和政治。 P691

(46) 到西汉年间,清议传统表现为乡议,乃是察举制度下考察选拔地方精英进入政治系统的基本依据。 P692

如果士大夫不主持清议,那么清议就必出于匹夫匹妇之心,游谈处世之口。 P693

而跨区域的公共空间,则是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和电子传媒在内的公共传媒,它们是一个无形的、想象性的舆论共同体,以共同的话题将分散在各地乃至全世界的陌生人,结合为现代的公众。 P694

而这些公众即报纸的读者,通常是底层的士绅和新式知识分子。 P695

传统中国政治的“二重权威”之中知识分子所拥有的道统权威,如今因为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这三大“基础建构”,而变得空前的强大,令掌握枪杆子的军阀、把持政权的政客官僚、拥有金钱的财团和握有底层势力的秘密社会,都对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所借重,奉为上宾。 P696

民国的头20年,北洋政府和继之而起刚上台的国民政府忙于军阀内战,缺乏权力中心,顾及不了社会的自主发展。 P697

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 P698

知识精英的城居化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 P699

”李大钊号召青年“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 P700

在江南地区,承继江南士大夫文化的历史惯性,科举废除以后的江南地方士绅虽然不一定都有功名,但社会要求他们要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诗书琴画、文物鉴赏等,才是获得体面的重要标志; (64) 在云南地区,传统的乡绅还是存在,但大地主和地方政客替代了旧式学者; (65) 而在河南地区,民国时期的地方精英主要是一些有能力领导地方民团抗击土匪的人,而不再是受过教育、有财富的人。 P701

” (68) 当无论是城市精英,还是地方精英,都纷纷放弃基层农村的时候,那里便成为革命的温床。 P702

老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一元是全国性的“知识分子社会”,另一元是本土的地方社会,这两个社会之间基本没有什么联系,学院精英与地方精英也相互脱节。 P703

最有名的是以张謇、黄炎培为领袖的江苏省教育会,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中,联合上海的资产阶级,在晚清和民初的政治中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P704

士大夫自命为“中等社会”的中坚,但也意识到要与其他“中等社会”的力量,特别是商人阶级结合,才能真正有力量。 P705

中国的“中等社会”,无论是知识分子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一毁在战争之中,二毁在内战手里,到40年代后期,虽然借助国共之间暂时的力量平衡,回光返照,但比较起抗日战争之前,内瓤全然空了。 P706

历史上每个时代虽然也有不同的流派,比如宋学和汉学、古文经派和今文经派等,但基本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是相通的,拥有一个共同的知识框架。 P707

向达教授讽刺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功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73) 为饥饿和内战所激化的知识分子无心学术,逐渐政治化,并深刻地卷入到党争之中。 P708

他们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 P709

因为思想文化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承担着向大众启蒙的使命,而作为启蒙者,知识分子自身又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P710

可以这样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研究开始呈现出一种学科化、多元化的趋势。 P711

(76) 而另一种研究知识分子的新的途径是外在理路,即从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开始的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重点考察在思想和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知识分子。 P712

我们这里所说的空间概念不同于哲学时空观中的空间范畴,它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客观范畴,而且是一种文化社会关系。 P713

在城市里面,发展起书院、会馆和青楼等一些新的知识人活动的空间,这为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脉络和前提。 P714

都市的公共空间不是自然的、历史的,它们是人为营造的产物,是一种建构性的存在。 P715

后者要比前者宽泛得多,主要是指在社会与国家之间人们实现社会交往和文化互动的场所,而前者则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带有理想类型(ideal type)性质的概念,指的是从市民社会中产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这一公共空间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功能,所生产的是社会公共舆论,并以此成为政治系统合法性的渊源。 P716

到中世纪中期,随着自治城市的产生,出现了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并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出现了麦克弗森所分析过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 (85) 。 P717

正如费孝通所说,在中国人伦关系中的“差异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取决于个人所代表的相对利益。 P718

它更多强调的是地方士绅的公益精神,而非捍卫私人权益。 P719

在风格上带有政论式的急峻,缺乏文学式的优雅。 P720

第二阶段,到了晚清,随着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的崛起和租界的出现,在大都市里面出现了像王韬、郑观应这样的买办型知识分子,他们以租界为活动背景,以洋务为职业,又带有传统江南文人的文化习性和气质。 P721

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是自然的、草根的、本土的,与土地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他们是地方的、封闭的或半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的时间脉络为其历史的根源。 P722

第二层是抽象的书写符号所构成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 P723

最后,经过一番复杂的争斗,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联合起来,组成了左翼知识分子同盟,留在了上海,胡适、张君劢这两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离沪北上,重返北京。 P724

萧邦奇在对20世纪20年代浙江的左派知识分子沈定一的个案研究中,通过分析其在大都会的上海、省会城市杭州和作为乡村的衙前镇三个不同空间的活动,揭示了“沈在这三个地方的活动不仅展示了三者间的相对结构和价值维度,也展示了三者的历史角色扮演者、社会网络和时代精神之间的互动维度” (92) 。 P725

其工作中的行为完全暴露给大众而在工作时间之外才隐退入私密性之中。 P726

曼海姆指出:“在简单文化中,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常常汇聚为一种。 P727

书本向研究者展现了他无法直接接触的环境,因此书本就创造了一种错误的参与感,这是一种分享了他人生活却无需知晓其甘苦的幻觉。 P728

作为各种力量活动的场所,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各种位置的占有者们争夺和重新分配物质和符号资本。 P729

(98) 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研究都市知识分子共同体,我们可以获得若干新的视野和角度。 P730

以旧上海为例,按照文化权力的等级排列,从西南部的法租界,到中心区的英美公共租界,再到西北方向的虹口日侨居住区,呈现出一个降调式的文化空间排列。 P731

凡此种种,都证明了大都会的文化地图所呈现的,是一个都市知识分子交错复杂的关系网络。 P732

因而本文关注的问题将转向研究相对比较单薄的另一面:在一个以资产阶级为英雄的城市社会之中,为什么还需要文化精英?近代上海的知识分子与同时期的北京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是如何镶嵌到城市“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中的?一 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与资产阶级所谓“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是杜赞奇在研究华北农村的基层社会时提出的一个分析性概念。 P733

他们构成了领导和控制乡村社会的精英群。 P734

(100) 城乡一体化的网络结构表明,原来主要生活在乡村的儒家的士大夫和商人精英,到了明清之后开始向城市流动,出现了“城居化”趋势。 P735

乡缘、业缘、信缘、社团和帮会,这些城市内部的社会文化网络,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的地方社会,史学界对这些社会网络已经有一些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P736

” (102) 控制近代中国城市的,最初是具有士大夫和商人双重身份的绅商阶层,他们构成了近代中国早期的城市精英。 P737

握有现代社会最重要经济与金融资源的资产阶级商人,在原来“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结构之中,从最末的位置上升到首位,成为主掌地方公共事务的实权阶层。 P738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学生运动,上海资产阶级会同其他社会阶层,在上海举行“三罢”(罢工、罢市、罢课),最后逼迫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不敢在巴黎和会签字。 P739

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开放的沿海和沿江大城市中,出现了一个过渡形态的绅商阶层。 P740

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中心,从晚清到1927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拥有文化权威的关系网络,活动涉及教育、实业、地方事务和国家政治方方面面。 P741

1914年之后,中国的城市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无论是实业家还是金融家,都拥有较之前绅商阶层更可观的经济实力,常常借代发公债、贷款之机会,与中央政府与各路军阀讨价还价,提出政治条件。 P742

上海商界实力派人物中,金城银行行长吴蕴斋、震巽木商公会主席朱吟江、上海总商会会董赵晋卿、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上海银行公会会长钱新之皆为光华大学董事,在董事会中占半壁江山。 P743

资产阶级富于物质的力量,却缺乏精神的权威,甚至社会一般人往往对他们存有某种偏见。 P744

张灏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就其人数而论,当然不能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但他们对文化思想的影响力绝不下于士绅阶层……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他们是游离无根,在政治上,他们是边缘人物(余英时的话),在文化上,他们却是影响极大的精英阶层。 P745

知识精英的城居化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 P746

唯上海之所以得成为社会中心点,其始也,因天然之地理,为外人涎羡。 P747

晚清之后的北京也形成了地方社会,由士绅与商人组成,并形成了地方精英管理公共事务的有限格局,但北京并没有像上海那样有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 P748

更重要的是,从晚清开始,上海作为一个有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通商口岸,控制城市的政治权力一直处于竞争性的多元状态。 P749

1900—1937年的上海地方自治,经历了两上两下的波折。 P750

京城从历史上看一直是官僚士大夫的栖身之地,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国立大学以及教会大学云集北京,形成了全国公认的学术中心。 P751

(118) 由于京城的报业和出版业远远比不上上海发达,故这些京城知识分子皆以非商业化的同人刊物为中心,京派文学的代表《文学杂志》竟然还是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 P752

而在近代市民阶层面前,他们依然保持着传统士大夫的矜持、清高和傲慢。 P753

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都在20世纪20年代末在上海生活过,但他们不习惯上海的商业气和美轮美奂,无法融入这座东方的巴黎,始终有疏离感,是城市的边缘人和漫游者,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纷纷回到北平。 P754

前者是出版商、报业老板、媒体从业者、大学教师和职业教育家,更宽泛一点还可以包括律师、会计、医生等专业人士。 P755

近代上海不愧为人们心目之中又爱又憎的魔都,她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魔力,无论这种魔力被称为近代文明还是资本主义,总之像一口大熔炉,迅速将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新移民们融入其间,让他们对这座城市产生或深或浅的认同感。 P756

由于北京的知识精英与城市社会的二元隔离,使得近代北京的地方精英只是一些知名度有限的地方绅商,而缺乏有文化号召力的知识分子加盟,因而无法像上海那样展开有声有色的地方自治运动,形成不了与现代都市规模相匹配的市民社会。 P757

但在近代上海,大学、媒体与职场没有严格的界限,职业的流动与交叉是经常性的现象,不少名律师、会计师、医生和记者受聘于私立大学兼职教授,既赚取一点课时费,也通过学校的师生关系扩展自己的人脉资源。 P758

事实上,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也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启蒙思想,在沙龙和同人刊物之中传播,启蒙领袖们以精英自居,对待一般大众取居高临下态势,卑视大众的无知和愚昧;而百科全书派走的是另一条大众启蒙的路线,面向一般读者,于是启蒙不仅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而且也是一门世俗的生意,一门可以赢利赚钱的生意。 P759

不唯出版业,连上海的教育,也面向平民。 P760

(121) 这给年轻的韬奋很大的刺激,后来他主编《生活周刊》,定位在为平民阶层服务,代表平民阶层说话,取得了巨大成功,发行量直逼《申报》,以至于为南京的国民政府所忌恨,最后被禁邮、查封。 P761

上海的文化精英是多元的,在近代中国城市当中,组织化的程度也最高。 P762

江苏教育会在上海西门有宏伟的会所,还有中华职业教育社。 P763

江苏省教育会不仅掌控江苏省中小学的人事任免权、南京的东南大学和上海的暨南大学,而且与北京政府、地方当局、各路军阀、政界、金融界、实业界、报界和出版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身的势力也渗透到这些领域。 P764

(123) 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十分重视上海这个最重要的国际大都市,将其置于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地方自治机构上海市公所遂告解散,地方自治运动遭到重大挫折。 P765

而以史量才为代表的上海知识精英,扮演了核心的作用。 P766

由此可见,北京作为学术中心和政治中心,往往得风气之先、感觉最敏锐、走在时代最前线的是大学生,而学生的背后是学院精英的支持。 P767

最早成立的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然后跟进的是妇女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新闻记者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工人救国会等社会各界。 P768

他们周旋于中央权力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借助多元权力的孔隙,控制了上海的城市社会。 P769

而城市的知识精英,在战后虽然因为拥有舆论的主导权而一度如日中天,但国共内战一爆发,他们便失去了仲裁和制衡的力量,而且因为失去了资产阶级以及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而变得力量空虚,徒有声势。 P770

我个人之所以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发生研究的兴趣(而非人人都有的谈论兴趣),起因纯属偶然。 P771

同时,通过跨学科的广泛阅读,调整和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以期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知识背景下来理解和解读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 P772

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 P773

1915年以后,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崛起了。 P774

五四一代开创了新知识范型之后,后五四一代做出了一系列成功的范例,30—40年代中国文学和学术的高峰主要是这代人的贡献。 P775

这代人的知识是开放、多元和博杂的,目前已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中坚。 P776

然而,因为社会环境、时代风气和士人心态的不同,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往往会侧重于某个层面。 P777

所以,作为一个史学中人,我的下一步工作,仍然将围绕着前三代知识分子展开。 P778

(4)  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5、8章,见《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P779

(10)  [加拿大]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P780

(21)  早在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就详细讨论了学校、学会和报纸的重要性,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下》中明确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觉醒士民之道有三:一是创学堂,改书院,二是学会,三是报纸。 P781

(27)  曾琦:《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见《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1919年,第54页。 P782

(34)  邱巍曾经研究过浙江吴兴的钱氏家族,从第一代的钱振伦、钱振常兄弟中式进士,到第二代的钱玄同、第三代的钱三强,构成了一个从传统士大夫家族向现代知识分子家族的完整脉络。 P783

(43)  张玉法:《清末的立宪团体》,“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第199—206页。 P784

(53)  参见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785

(61)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见《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181—183页。 P786

(72)  参见[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5页。 P787

(82)  参见[美]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美]玛丽·兰金:《中国公共领域观察》,见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杨念群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P788

(90)  参见[法]P.布尔迪约、[法]J.-C.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P789

(99)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14页。 P790

第105页。 P791

(115)  David Strand, “Medi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Repression: Local Elites in 1920s Beijing”, in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该文中文译本见[美]史大卫:《调停、代言、压制:1920年代北京的地方精英》,王瑶译,见《知识分子论丛》(第六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9—128页。 P792

(122)  曹聚仁:《悼念黄任之(炎培)先生》,见氏著:《天一阁人物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6页。 P793

乡下的生活虽然枯燥,却给我一个很好的读书机会。 P794

我选择了政治专业。 P795

我一开始做这些研究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只是出自内心的问题关怀和热情驱使。 P796

这一段的研究可以说是激情式的,提出了一些敏锐的时代问题,但没有把理念流于空洞的口号,而是把它放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史里面加以展开,用历史的经验来论证。 P797

虽然各种各样的约稿不断,但我有很强的危机感,觉得自己在重复自己,没有突破。 P798

现代化理论从80年代末开始慢慢影响到中国知识界。 P799

在90年代初很沉默的环境下,本来大家都有一种彷徨的感觉,而现在突然有了一个共同的事业,找到了一个兴奋点。 P800

当时我们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通过导论表达出来,对现代化理论既有吸取,又有反思。 P801

这是因为我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已经注意到其中的“精神危机”问题。 P802

90年代的知识分子研究与80年代有什么区别呢?虽然说在关怀上一脉相承,但在对问题的理解上更深了一步。 P803

对于闻一多,我是从浪漫主义的角度研究的。 P804

现在已走了两步,80年代后期是第一步,90年代后期是第二步,接下来还有第三、四步。 P805

这样,从2000—2002年,我花了近三年的时间,进入了第二期的背景性研究,重点转向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阅读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著作。 P806

自由主义里面的传统是很丰富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现代中国就是受到自由主义的影响,我们要问的是究竟是哪种自由主义,胡适接受的是哪种自由主义,张东荪、张君劢接受的是什么主义?过去由于我们对西方的学理不甚了了,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都是语焉不详。 P807

我们要研究主义背后真正的问题,这要通过对西方思潮的研究,以及中国不同的文化传统研究,一一梳理。 P808

所谓的“超人”是紧贴着现实生活的,但是林同济就不一样了,他有一个“天”的超越观念。 P809

我希望自己在今后还有机会做第三次“背景性研究”,像我这两三年苦读西方政治哲学一样,也有两三年的时间把与现代中国思想有关的中国传统经典特别是政治思想精读一遍。 P810

他引用了古希腊一位诗人的话:“狐狸有多知,刺猬有一知。 P811

从我个人的气质来说,应该更接近狐狸,对很多问题都感兴趣,过去也安于当狐狸,知识分子、思想史、中西文化比较、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评论,等等,都涉猎过,也小有成就。 P812

是否激情与理性本来就是内在冲突的?我不知道。 P813

但到了90年代,出版了那么多的翻译书,热爱思想的知识大众读的书,未必比自命为启蒙者的学者少多少,你从网络中的讨论中就可以看出来。 P814

在这样一个学科高度分工化的时代,作为一只狐狸是很不幸的。 P815

太多的一流学者都有思想史的研究经历。 P816

这些超出期待的荣誉,除了对我的研究肯定之外,更重要的是证实了我的一个判断:从19世纪末的晚清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一直处在“不是生就是死”的历史转型的大时代之中。 P818

当年鉴学派将历史研究的重心从上层移到了下层,从少数精英移到了普通民众以后,就不再满足于研究上层知识精英的思想观念,而转而感兴趣于底层老百姓的集体意识,即所谓的心态(mentality)。 P819

一个是群体性的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刊登在《走向未来》杂志第一期。 P820

希望在我退休之年,或者退休以后,最后能够完成这样一部史诗,通过一幅简洁、独特的画面,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个心灵和精神勾勒出来,像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那样的经典。 P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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